四月中，大会结束，我回到了哈尔滨。省市领导似已知道了我的这个“提案”。围绕着它，找我谈了好几次话。七月，哈尔滨歌剧院就在友谊路九十四号那幢淡黄色房子里成立了，而且在大门口挂上了一块由朱德同志亲笔书写的白地黑字“哈尔滨歌剧院”大牌子。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创办了一个堂堂正正的歌剧院，这在全世界也未曾有过。想想，如果没有周总理，如果没有周总理周围那么多的好领导，又怎么可能呢？就在最近，哈尔滨歌剧院还带了一台自己创作排演的音乐歌剧《焦裕录》来到北京参加了党的七十年大庆的演出。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我应中国唱片社之约，来北京录制唱片，同时，哈尔滨歌剧院建议我在录唱片期间开几场独唱音乐会。我就和钢琴伴奏、院长及一位负责演出的同志先后到了北京。经过三方面商量，决定先开音乐会，然后再录音。这样，从十一月十八日到十二月九日这二十天中，我们在北京音乐厅、北大、清华和八大学院以及外贸部等演出了十三场独唱音乐会，其间还与一些文艺单位的同行们进行了业务交流和座谈，并得到了许多的关怀和鼓励。整个演出结束后，我和伴奏立即转入录音工作，两周内完成了歌曲部分，伴奏同志就返回了哈尔滨，我留在北京与中央歌剧院乐队合作录制歌剧选段。这时，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参加十二月底由全国政协组织的一场音乐会。我临时找到了中央乐团的巫漪丽同志，请她帮我找钢琴伴奏，二十九号晚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这次的音乐会共请了十一位女高音，这种同声部演出的独唱音乐会在那个时候还是创举。我们十一个人都尽心尽力，非常愉快地完成了这个工作。尤其使我永生难忘的是，我演唱刚开始，周总理走进了会场，场内十分安静，总理很快地在台前左面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我虽没有停止演唱，却还是为这非同寻常的气氛所感而更加投入到《乌苏里江》这个作品的内涵之中。我想我从未唱得如此人情，音乐结束在掌声之中，我深深地鞠躬致谢。当我起身抬头时，见到总理手拿一杯热茶从他自己的座位向舞台走来，他把手中的茶杯递给了我，我激动地接过这杯热茶，并握了总理的手，他脸上充满着慈祥，眼光里饱含着关切，他连声说：“唱得很好，你把赫哲人的历史又给我们讲了一遍，休息一下再唱吧！……”我再次俯首鞠躬，然后转身把这杯热茶放置在乐队空位子上。我不断地深呼吸，极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回到琴边再开始唱下一个作品。整个演出结束，我都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语的心情之中，最后，统战部的两位领导徐冰和张执一同志安排我们大家在周总理和另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身边合影留念。它留下了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信任、关怀和鼓励。
一九九一年七月北京
是总理，更是朋友
李默然
一九五六年初，全国首届话剧会演结束。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留在首都作近三个月的公演，地点在首都剧场。
剧院先后演出三台话剧。即参加会演的，反映建国初期军工生产的《前进、再前进！》、苏联话剧《在那一边》及曹禺同志的名著《日出》。
五月的北京，正是春去夏临空气清新的季节。特别是每当夜色降临，一丝凉意，真是令人心旷神恰。在当时，人们在这美好时刻，走进剧场欣赏一出好戏，是极大的乐事。所以，我们演出虽长达一个季度，但观众始终不减。特别是《日出》上演后，观众更为踊跃，我们这一代演员，当时正值青壮年，连续演出，亦不知什么叫疲倦、劳累。
一天晚上，演出照常进行。但我们的院长洛汀同志却显得与往常不同，只见他一会儿前台，一会儿后台，神情也有点紧张，对我们只说一句相同的话：“不要松懈呵！”后台的演、职员，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摸不透、猜不着有什么事儿发生。
戏结束了，大家照常谢幕，不知是谁眼快，一眼发现了周总理在台下鼓掌。他小声传送给周围的人：“周总理，周总理来了！”这时，大家的眼睛一下子集中到一个目标，都发现了总理在鼓掌。台上控制不住了，有的站了起来，有的嚷出了声：“周总理，周总理。”大幕比往常至少晚闭上一分钟。因为司幕的同志也跑到了舞台上。
大幕闭上，谁也不愿立即去卸妆，议论、喜悦、兴奋，每个人的面孔，都与往常不同。一会儿，洛汀同志来告诉大家：“都到左侧休息室，总理要见大家。”霎时间，舞台上竟然寂静得令人窒息。我只觉得心律跳动在加快，大家被这无准备的喜讯，弄得一下子呆住了。
我们三十余人，自动地排成了队，像去参加一个什么庄严的会议，脚步轻轻，呼吸紧张地走进了休息室。
周总理早已坐在休息室等待我们。大概是一眼就看到了我们的紧张情绪，他站起来主动伸出手，先和演陈白露的白玲同志握手，然后一边和每个人握手，一边让大家坐下。他看出进来的人多，沙发和座椅坐不下，就说：“坐不下就坐在沙发扶手上，这样，一个沙发可以坐三个人。”一句话，大家放声大笑，刚才那种紧张气氛顿然消失。每个人都抢着往总理身边挤，想和总理坐得靠近一点。每个人亦好象忘了面前坐着的是总理，而是个许久未见的朋友、长者。这一刹那的人际关系变化，时过近四十年，但就是这一刹那的变化，我四十年记忆犹新，我四十年常常思念，因为正是这一生活细节，把一个大国总理待人的亲切、慈祥，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开始谈话，大家还是有些不自然，总理就自问自答地说：“陈白露头上插一朵粉色的花儿，不适合这个人物吧？应该戴一朵白颜色的嘛！你们说呢？”当时，老实讲，我们并未完全理解总理这个建议的深层次内涵，就异口同声地答：“对！”总理接着问：“为什么？”大家又都剩下了傻笑，而回答不出。总理笑着对大家讲了陈白露的出身、性格、旧社会对她的逼迫等一系列简明精辟的意见，说基于此，戴白花能反映她的性格。我们瞪着眼睛听。我边听边想，这样一个大国总理，日理万机，对一出戏，对一个人物讲出这么多好意见，而且一朵小花儿都注意到了。我们这些演员真是大幸福了。正想着，总理突然问我：“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都干过什么？”我很紧张地答，“读书不多，学过小工，当过邮差、卖过烟卷……”总理又问：“你见过李石青这样人吗？”我答，“没有！”总理说：“那你怎么演的？”我答：“除了导演启发以外，我回忆了卖烟卷时，看见过的一些人，觉得那些人的穿戴，行为有点象李石青。”总理点了点头，又问：“你还演什么戏？”洛汀同志替我答道，“我们演的三出戏，他都是主要角色，有工厂党委书记，还有一个苏联话剧，是写有关日寇侵略东北，发生在哈尔滨一带的事儿。”总理立刻问：“这出戏怎么写的中国人？”导演答：“没着重表现中国人，中国人在戏里是群众。”总理露出了不悦：“写在中国的事儿，不写中国人，算什么？你们谁看过一本小说叫《旅顺口》的吗？”我们一个同志勇敢地举起手说：“我看过。”总理说：“你说说写得怎么样？有什么看法？”这个同志一下子怔住了，脸涨得通红，不知怎么回答好。总理说：“看完了书，说不出个道理来，不是等于没看吗？！我看这本小说写得不好，光写中国人的愚昧，什么留长辫子，吸大烟，怎么能这样表现中国人？你们的戏是不是也是这样写的？”导演答：“没有，这出戏没反映这些。”总理说：“那还好！”话不多，道理深。总理对文艺作品中怎样反映中国人民的指示，四十年来我一直不忘。是我审视、阅读任何文学艺术作品的指南。
接着总理又叮嘱大家：“演《日出》要注意历史背景，要请曹禺同志来看看戏，要多听各方面意见，把戏越演越好。”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但秘书正在催促总理。等我们反应过来，总理已经走出了休息室，并回身向大家打招呼。这时，我们才一拥而上，抢着和总理握手告别。总理尽可能地满足了每个人的要求，然后，急促地登上了车。
直到今天，我们深为遗憾的是：这一生难忘的珍贵时刻，竟没留下一张照片。当时，剧院没有专职摄影，每个人也没有相机。一些老同志，每谈及这次与总理的会面，都为没有留下照片而叹息。因为，短暂的会晤，不多的谈话，指导着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如今，我们这一批人，皆已年过花甲，有的已经作古。但是总理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却将继续下去，直到很久、很久……
“汉剧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陈伯华
汉剧是具有三百年左右悠久历史的古老剧种，在辛亥革命前后曾出现过一个蔚为壮观的繁荣局面，但到解放前却奄奄一息，濒于衰亡的危境了。解放后，党的“双百”方针使调残的汉剧获得了复苏和新生，发展和兴旺。其间周总理对汉剧无微不至的关怀及指导，如春风春雨般及时地赋予汉剧以盎然的生机、蓬勃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
一九五二年的深秋，国庆前夕，崔鬼同志率领中南地区戏曲代表团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汉剧代表队演出了《宇宙锋》、《打花鼓》、《战樊城》等戏。其中《宇宙锋》获演出二等奖。《战樊城》获荣誉奖，《打花鼓》获观摩演出奖。我因主演《宇宙锋》而荣获演员一等奖。一天，周总理到代表队驻地看望大家。他平易近人地坐在大家中间，询问了汉剧的源流、曲调、行当以及剧团的筹建工作后，亲切地对我说：“陈伯华同志，你一个《宇宙锋》的演出就反映了汉剧艺术的丰富。你是有功劳的，汉剧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自此以后，周总理常看汉剧的演出，并且非常喜爱。只要是汉剧进京，或者周总理到武汉，或者在外地遇上汉剧的演出，他总是兴致勃勃地赶到剧场观看。他常常是带一个警卫员悄悄进场，坐下就看，从不惊动大家。有一次，周总理路过武汉，我们武汉市汉剧团正在省府礼堂演出《张羽煮海》，快演完时，我们发现周总理静悄悄地不引人注目地坐在剧场角落里，大家顿时欢腾起来。他连忙走到后台，亲切地问候大家，并对我和其他同志说：“我作为一个观众，给你们提一个意见。戏曲乐队在正台口伴奏，声响太大，压住了演员的演唱，也影响了观众听戏看戏的效果。我看是不是可以把乐队搬到侧幕里面去。”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做了，果然效果很好。
周总理常常因为政务繁忙，一出戏要分几个晚上才能看完。一九五二年，国庆十周年的晚上，我们在北京“长安剧场”演出献礼剧目《二度梅》。周总理在接见外宾和观看焰火后，兴冲冲地赶来观看。看完后，他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照相。然后走到后台，象老熟人一样向大家问长问短。周总理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我的琴师刘志雄、化妆师徐福林和一些老演员他都认得，并能叫出名字。他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的戏演得很好，我分几个晚上看完了，非常喜欢。但我要提一个意见，你们演的是少数民族的戏，少数民族的帽子上不要安尾巴。这样对民族团结不利。”
记得这次赴京演出的一天上午，我们和首都文艺界同行举行了座谈。不知谁拿来一份《人民日报》，上面刊载了一篇署名石千山的文章：《传奇的艺术——评陈伯华同志主演的＜二度梅＞》。文章见解独到精辟，是建国以来该报第一次发表有如此分量的评介汉剧的大块头文章。这位石千山同志是谁呢？后来我总算了解到，原来是敬爱的周总理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后，他亲自召见了文化部领导以及首都各报的负责同志，并对他们说，“要宣传汉剧的演出。”当时《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同志汇报说：“我报已予以报道了。”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日报》对赴京演出的剧团只报道一次。总理马上又说，“像陈伯华这样的演员，可以破格宣传。”于是，邓拓同志当晚便挥笔疾书，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了署名石千山的那篇文章。
周总理不仅喜欢汉剧，不时给予指示，而且非常关心和重视汉剧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记得还是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巡回演出到北京。一天我们在文联大楼小礼堂汇报演出。周总理穿一件旧汗衫，手拿一把芭蕉扇赶来观看。他老人家从来不让别人给他留座位的，哪里有空座便坐哪里。看完后，他很高兴。我还没卸妆，周总理便语重心长他说：“陈伯华同志，你演得好，我希望你能培养出三个陈伯华出来。”
除了具体的及时的指示外，周总理还亲自对汉剧的发展作长远的战略规划。一九六○年秋，我在北京参加全国旦角名演员讲习班。一天，我接到通知：周总理和邓大姐邀请我和袁雪芬、常香玉、红线女去中南海他们的家中赴宴。傍晚，周总理准时派车来接我们。因为周总理临时有一个外事活动，接外宾去了，邓大姐亲自在家门口欢迎。她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说：“总理早就想单独请你们，一直没空，这次正好你们都在北京，机会难得。总理是非常关心文艺和你们这些艺术家的。”这时，周总理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大家立即站起来。周总理连连摆手，说：“坐下坐下，别客气。”他在空座上坐下，不时招呼大家吃菜，并亲自为大家夹菜，和大家谈笑风生。他询问了各人的情况和剧种的发展现状，对我说，“汉剧源远流长，对京剧和许多剧种都有过很大的影响，这是有资料有根据的嘛。全国十三个省有汉剧，这个古老的剧种是有发展前途的。主席也说了嘛。”接着他笑着说：“你是中南地区的四大名旦嘛”。（另三位指，常香玉、红线女、尹羲）最后，他又认真地对大家说：“全国主要剧种都应该各自建立剧院，形成艺术中心，以便更好地发展地方剧种，全国要建立八大剧院，你们都当院长，由中央直接批准。你们回去后要积极筹备，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直接找中央。”就是在周总理亲自规划和指导下，我们湖北省于一九六二年元月建立了以我为院长，吴天保、胡桂林为副院长的武汉汉剧院，名称便是周总理亲自定的。
武汉汉剧院的建立，使全国汉剧有了一个艺术中心，对促进和推动全国汉剧艺术的发展起了深远影响，汉剧又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
如今，周总理逝世已经整整十五年了，但他那伟大领袖的远见和气魄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尤其是当今，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汉剧艺术的发展，碰到了不少新矛盾和新问题，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但是一想到周总理那和蔼慈祥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对汉剧的亲切指示和深切关怀，我顿时就勃发出了力量和信心。去年，在省、市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我亲自指导成立了武汉市汉剧艺术研究院，我想借这块振兴汉剧的新艺苑，奉献我晚年的全部精力，以促使汉剧雄风再弘扬！
你是怎么想的
荒煤
我犹如在梦游之中，独自一人在丛林中漫步徜徉。在异常寂静、阴凉、潮湿的夜空里，仿佛有一阵浓雾笼罩在我的心头，许许多多的回忆不断闪现在眼前，简直象一股无法阻止的寒流渗透我的身心。
我并不愿意去搜寻记忆，然而我无法阻止记忆搜寻我。
我在潘家坪招待所开阔的庭园徘徊。这是一九九一年元月十三日的夜间，我回到重庆的第二天的晚上。
我不禁想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初从重庆迁居北京后，整整十一年了，我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是为什么？是怕回忆起一九七五年五月到一九七八年四月这短短三年难熬的岁月？
那三年的日子，我的确觉得比一九六八年冬天到一九七五年五月近七年的“监护”的时间还要漫长、艰难。住了七年的监狱，我已经习惯于孤独一人，脱离人间的生活。我的名字在人间消逝了，我没有名字，我的代号叫二○三。在那间小小的空旷的屋子里，我整天、整月、整年没有说话的机会，也不想说话；日间沉思，夜间多梦，幸亏我的脑海里还能自由地波澜起伏，终究还有一块不受干扰的辽阔的自由天地——除非死亡，没有人可以消灭的一个自由天地。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我被宣布“即日起恢复自由”。当天就被重庆来的两位同志押送回重庆。我回到了人间，恢复了姓名（当然，我也永远不能忘却我的代号二○三），恢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书库里清理旧书刊，写卡片。可是，我十分苦恼。我觉得非常不自由。
因为，我毕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到头来却变成了一个“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干将。我不能不怀着无限内疚愧对一切人——包括我的亲人。我怕见一切人，却又在人间，不能不接触人。不能不说话、不学习、不反省、不检查……也不能不警惕、思考、怀念、回忆……总之，这三年，在人间，接触人，太累了。
只有到晚间，把自己关在图书馆宿舍里的一间小屋子里，我才有了自由，独自一人生活的不受干扰的一个小天地：我可以在窗前眺望那日夜奔流的长江，看到航船上的灯光恍如流星一闪而过，使我不免回想到我青少年时代在武汉长江身边的一些往事。我也可以在窗前眺望不远处的火车站上灯光，听那汽笛声嘹亮地飞向远方，因而使我怀念在祖国四方远处的亲友和同志们，虽然久已失去联系，但肯定或多或少会受我的牵连而增加了他们的痛苦……
更值得庆幸的，我不时利同一点点“私权”，悄悄从库房里拾来一两本“封资修”的中外古典名著重新温习一下。尽管也自我嘲笑一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却也“死不悔改”。因为我太寂寞了，太孤独了，太缺少温暖了。这可是在七年“监护”绝对无法享受到的幸福和自由！
我继续在庭园里徘徊。
我觉得那三年在图书馆生活的日子，似乎已经很遥远了。可是这天上午我重返图书馆的故居，又一次踏迸我离开整整十一年的小房间——正好现在还没有人住——仍然显得那么狭小而孤独，我感到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好像突然坠入一个噩梦中难以自拔。这些从酷热的夏夜到阴冷的冬夜互相交替的上千个夜晚，我做了些什么？我想了些什么？我怎样活着？我渴望什么？我期待什么？谁知道！
我在庭园里转了一个大圈，不知不觉漫步来到一号楼门前。
一号楼现在没有人住。整个楼的门窗都紧紧关闭着，没有一丝灯光，黑漆漆的。
据说，这栋楼本来是准备在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来的时候接待他老人家的，可是他没有来过。
我茫然走进一号楼的小院，不禁凝视着这座漆黑的楼房。
刹那问，我清晰地看到——我绝不相信这是幻觉——我很清晰地看到了我很久没见到的那非常亲切熟悉的笑容，那双在浓眉之下显得格外炯炯有神的眼睛，听到一声高兴的呼唤，“荒煤！”我顿时泪水盈眶，眼前一切都模糊了。
我的确听见了这一声亲切的呼唤，使我兴奋和激动，恍如一声惊雷震撼在我的心头，响彻在高空，盖过了我整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吱叫的耳鸣。我不禁把身子偎依在门柱前，觉得两腿有些发软而且已经微微颤抖了。原来我全身紧张地仁立在一号楼前，沉湎在回忆之中，不知道有多少时间了。
时间的确很长，很长，二十六个年头过去了。那时候，我还只有五十二岁，现在已经年近八旬的老人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周恩来同志呼唤。
那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总理从北京飞到重庆，并在当天下午就要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乘船去武汉访问。这天中午就在一号楼举行宴会。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接到参加宴会的通知，心情十分惶惑不安而且非常矛盾。我很想惜此难得的机会再见一下周总理，又伯万一周总理谈起我在文化部整风中揭发出来的“错误”——在“文革”期间就被称谓“滔天罪行”了——没有时间详谈。说真话，还真怕周总理看到我会不高兴。因为，我在整风最后检查中，承认厂电影界“已经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六四年国庆十五周年前夕，周总理接见法国一位电影导演时。我还参加了。不料到十一月我就被停职检查，到一九六五年五月就调到重庆市人委工作，离开了北京。快离开北京时，我想写封信给总理，还想找总理谈谈……结果，我悄悄离开了北京……
犹豫了许久，我终于还是去参加了这次宴会。甚至决定不和总理正面接触，远远看一眼总理就可以了，不然，以后见面的机会更少了。
我一去，就站在宴会厅一个角落里。没有想到，周总理提前来到宴会厅，当时还只有重庆市一些领导同志在场。当周总理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同志陪同来到大厅时，场内的人不多，周总理高兴地用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大厅里巡视了一周，远远地就看见我，立即伸出手来指着我，微笑地亲切地叫了一声“荒煤！”我顿时觉得全身涌起一股热流，赶忙上前紧紧握住总理的手。
总理问我爱人张听来重庆没有，还笑道：
“三姐妹，就她没有到重庆来过。也来过一段重庆生活嘛。”
他还记得我爱人张听的大姐张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更不会忘掉她二姐张瑞芳在重庆的活动了。
周总理然后满脸笑容地和其他同志一一握手相识。
周总理当然没有时间和我谈我在文化部的“错误”。我也就高高兴兴参加了宴会，心情激荡地听了周总理讲话，尤其是听到他对重庆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在抗战时期，他是重庆的一个“公民”，曾经在这里战斗过多年，我也想到我一定在重庆好好工作下去。
最后，我也随着周总理和贵宾的车队之后，在几十万群众热情澎湃欢送的呼声中，来到了灿烂阳光照耀下的浩荡的长江岸边，一直看到那首航轮在无尽的波涛中逐渐消逝。
我怎么能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和周总理的会晤！
我不能不感到一阵深深的悲痛……
就在周总理回到北京不久，我接到了延安鲁艺的战友张颖同志给我的来信。她告诉我，她陪同总理从武汉回到北京的途中，总理告诉她，在重庆的时间太紧促了，他觉得遗憾，没有时间找我谈谈，还说他看过我在文化部最后检查的发言，然后说了一句：
“不知道荒煤怎么想的？”
我当时翻来覆去地看这封信，也翻来覆去地琢磨这句话。我想了一夜，我失眠了。我那泪光闪闪的眼前，不断展现出总理浓眉下沉思的神情，最后亲切地凝视着我，似乎在问我：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不能不感到一种痛苦和内疚。我既没有想到，总理在百忙中居然觉得没有机会找我谈而感到遗憾，而且他还在思考，我作了那样的检查，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手头并没有保留这份检查。但我记得很清楚，我的检查，最后承认了：我领导的电影事业已经形成了一条系统的、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文化部经过半年多的整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又被停止工作，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我在文化部全体党员和直属单位负责干部会上的检查。
我并没有觉得我作了违心之言。经过多少次会议的批评、诱导、启发，领导同志的谈话、帮助，特别是让我站得更高一点，从国际反修斗争的大形势下、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出发来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我终于承认了我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承认这一点当然是一个极其艰难、复杂、痛苦的认识过程。但一旦觉得自己的确认识到这一点，也真是一种解脱，如释重负，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惟愿还有机会彻底改造自己。
我记得，我在检查中就讲过：拍了那么多的毒草影片，“坐几辈子的监狱，也还不清我欠人民的债！”……
我当时不止一次想给总理写信，请他放心，我是真心认罪的，我一定要在实际工作中好好改造自己。但我又极力克制自己，总在想，等我工作真的有些成绩的时候再写吧。却没有想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就被调回北京进了文化部集训班，然后在“文革”中被批斗，被群众专政，被“监护”，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才恢复自由回到重庆，分配到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书库清理旧书、写卡片。
更没有想到，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我正因病在重庆联合医院住院期间，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我在一篇怀念周总理的散文《永恒的纪念》中写道：
“那是前年一月九日的深夜。我住在简陋的联合医院里。同房的几个病友都睡熟了，我悄悄爬下床来走出病房，走到走廊尽头，在那面临长江的黑暗的空房内徘徊、眺望。
我站在窗前，任寒风冷雨浸湿我炽热的前额，许多回忆涌上心头……
我听到风雨中的长江，波澜滚滚，发出阵阵悲痛的呜咽，心头突然紧缩，我不禁伏身窗前，失声痛哭。
就这样，在那走廊尽头的黑屋里，度过了好些不眠之夜。
多少次，我想拿起笔来写点悼念、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但是我被剥夺了这个权利。悲痛都有罪，悼念更有罪。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我只得在痛苦的熬煎中发誓：一旦能拿起笔来时，就首先要写回忆周总理的文章。自然也觉得，这可能只是幻想……”
不料一九七八年春节前，中央专案组宣布我的问题平反了，当时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张光年同志立即来信约稿，希望我写一篇怀念周总理的文章，我也就在整整搁笔十四年之后，终于重新提起笔来，实现了我的誓言，第一篇首先写的怀念总理的文章，《永恒的纪念》。
这时候，我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
回忆起这些往事，我无法在庭园里继续徘徊了。我不知道，是细雨还是眼泪在我脸面上蔓延。我不能不感到忧伤地走出了一号院。我回到房间，关了灯闭上眼睛和衣而卧。我毫无睡意。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命运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捉弄我、折磨我？
为什么在二十六年前，让我在重庆潘家坪和周总理有这样一次会晤，给我留下一句无法忘却的遗言：
“荒煤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又正好是总理逝世的十五周年，我又回到重庆潘家坪想起了这句话？
我突然想起来，一九六五年一月我在文化部最后检查的发言中，我一开始就声明，我在电影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多次提出的“改革”方案，尽管得到中央、中宣部的批准，但这是我们向领导反映了错误的情况，干扰了领导，甚至可以说利用了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蒙蔽了领导，不能把责任往上推；也还承认了整风开始，自己有委屈情绪，态度不端正等等。
可是，我当时想过没有：周总理记忆力特好，他会忘记他亲自过问和处理过的问题么？
是他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并且批准试行“文艺八条”，随后我们才根据“文艺八条”精神提出了“电影三十二条”。整风中批评的有些“坏电影”是周总理亲自看过并且肯定的。整风中尖锐、严厉批判电影界有“一股三十年代的阴魂”，在搞“资本主义复辟”，而这些被总理称之为“老朋友”的同志却大都是在抗战时间，在周总理亲自关怀、直接领导下，为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曾经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辛的斗争，取得巨大的成果；后来投身到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中来，又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总理曾经在建国十周年庆祝新片展览月的讲话上指出：
“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十年来，电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新片展览月的优异成绩，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一个异峰突起的空前记录。”
为什么这些同志到了六十年代突然要去推行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周总理能够不思考这些问题么？……
我似乎猛然清醒过来，我的灵魂颤抖了，我怀着无限内疚痛苦的心情睁大了眼睛，我又一次清晰地看到周总理那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我，深沉而坦率地问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该怎么回答呢？
我今天是否已经能够很清楚、很透彻地回答周总理呢？我到哪里去向总理面答？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日初稿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四日定稿
他让我们多为孩子们演出
方掬芬
记得那还是建国初期，我刚由华东团工委介绍到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参加工作不久。一天晚上小组长高兴地跑来说“今天晚上北京饭店顶楼上有个露天舞会，有好音乐还有冰淇凌……”在当时能有冰淇凌吃那可是不简单，于是我们一大帮人都去玩了。
第一次到北京饭店，真是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尤其是上了顶楼空气清新，凉风习习，登高远望，北京城灯火辉煌……乐队奏出动人的舞曲，人们在起舞，在谈天说笑……真是妙极了！的的确确是消除了一天的疲劳。不一会儿就听说有中央领导同志要来参加舞会……“谁来？谁来？”好家伙，中央领导同志可不是一般的领导要来参加我们的舞会，这对于我这个刚参加革命队伍不久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来说既意外又兴奋又好奇。“来了！来了！”啊，周恩来总理！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穿着深色的中山眼，乌黑的头发，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风度翩翩，仪表堂堂，舞姿也好极了……好多同志都去请总理跳舞，一个接一个，不停地跳，我真担心总理会累着，我们也很想请总理跳舞，但又不太好意思，有点胆怯。可我们中间有一位同志非常坚决，她一直在一边等着，别人捷足先登了，她就等下一次，一次复一次，她也不灰心，后来总理注意到这情况了，主动去请她跳舞，她高兴极了。总理很风趣他说：“唉呀，小同志，你真有解放台湾的精神啊！”说得大伙儿哈哈大笑。这一切对我这个头一次接触总理的人真是大意外了，他可不是一般的人啊！总理是中央领导人，可这么平易近人。
一九五四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夏，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学习，主课教师（苏联专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毕业剧目中安排一个中国剧目，他选中了周立波同志的《暴风骤雨》。这是一本小说，如何形成舞台剧呢？我们从小说中选取片断，用小品的形式进行排练，使它逐步完整起来。那时我们表训班设在交道口香饵胡同里。一个院子里有我们排戏用的大教室，还有一个很像样子的小舞台。有一次我们正在连徘小品的时候，忽然发现周总理来了，他端坐在小舞台前的木椅上，很仔细地观看我们的表演……。演完以后热情地上台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在谈笑中把意见和看法告诉了我们。还愉快他说：“唉呀！看了你们的表演，我也想上台来演戏。”我们的总理日理万机却能抽出时间来深入到这样一个简陋的教室里来看我们排练，使我意外、惊讶、感叹不己。
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列宁九十周年诞生日。我们剧院排练演出了米·沙特罗夫写的《以革命的名义》，由留苏回来的朱漪同志任导演。舞台戏演出以后，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五月份《以革命的名义》到中南海去演出，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看了戏。
邓颖超同志看了戏以后非常高兴他说：“这个戏很好，我一定让恩来同志来看……”几天以后周恩来同志从外地回到北京，就和邓大姐一起来到东华门中国儿童剧场来看我们的演出。他和往常一样，看完戏以后上台来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灯光和装置组的有些同志习惯地站在侧幕里不往前来，周总理主动地走进去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寒间暖，有一位师傅这次与总理见过一面，四年后在另一次演出中总理还记得他，认出了他，他除了惊讶总理的超群记忆之外更感激他对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关注，总理几乎走到每一个角落关心每一个人。
当周总理和我们合影的时候，大家请他坐在扮演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的演员中间，他笑着说：“不！列宁和捷尔任斯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我是小学生。我在十月革命时还是普通青年，那时我十九岁，你们邓大姐十三岁。瓦夏（剧中人，由罩小昆扮演）你也十三岁，我们是兄弟，我们坐在一起吧，小别佳（由我扮演）你最小，坐到列宁同志身边吧！”周总理的风趣中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谦虚品德，体现了对革命前辈的尊重和对少年儿童的关怀。也就在这一天，周总理说：“这个戏很好，加些群众场面，可以拍成电影。”三天后北影成立的摄制组就到剧场来看戏，给演员试镜，一部两个钟头的舞台纪录片，四十几天的时间就拍完了，而且保证了质量。那是在困难时期，但在工作上不仅要求速度快，还要求质量高。剧组的同志们为了突击这部片子，真是不怕累、不怕苦。有一回连续拍摄了四十八个小时没有任何补贴，大家毫无怨言，团结互助，互相友爱……今天回想起那个创作集体的一切，心中还是热呼呼的，十分怀念，还感受到一种鼓舞的力量。
一九六二年在全国青联会的联欢会上，我们文艺界的几位委员轮流坐在周总理旁边和他聊天，当我坐在总理身边的时候，舞池里传来了王玉珍同志演唱的“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呀……”总理非常高兴地一边轻轻地打着节拍一边低声跟着唱，一字一句一点不错，偶尔还问我：“你会唱吗？”我说：“会唱！这是我家乡的歌，只是不如王玉珍同志唱得好。”总理一直很有兴趣地跟着把歌唱完。我当时非常惊讶，那么长的歌词，他怎么能记得那么全，那么准确，他一天到晚多忙啊，哪还有时间学歌呢？我真是难以想象。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一次优秀辅导员的集会上，我们剧院《小雁青云》剧组的同志们见到了周总理，他问这个戏在少年儿童中的反应，同志们汇报了，周总理很高兴，发出了他特有的爽朗的笑声，他满怀深情他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你们应该多为他们做贡献。”周总理又问：“儿童热爱你们的剧院吗广同志们回答：“我们每次演出孩子们都非常欢迎，但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还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周总理真切而深情他说：“你们应该多为他们演出，要让孩子们热爱你们，把你们当作他们的老师和朋友。”这成了我几十年来甚至于一生的行动指南和动力。
我们剧院最早演出的《马兰花》，剧中人大兰好吃懒做，忌妒妹妹小兰得到的幸福，在老猫的教唆下于了坏事，最后得到惩罚掉到河里淹死了。
总理看完戏后，谈观感，其中谈到“大兰有缺点有错误，可以帮助她改正，不要让她死嘛！最坏的是老猫，应该惩罚他。”其实这就是总理在教我们如何掌握政策哩！这以后我们演出的《马兰花》大兰没有死，而是很羞惭地承认错误。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成立以前，周总理就看过我们剧院的同志演的《爸爸参军》、《进军舞》、《小白兔》。
不管周总理有多忙、多累，但我们感到他经常在我们身边，时刻在关心我们的进步和成长。
十年浩劫中，周总理千方百计在保护我们这些人，而我们这些人在困难的时候也非常想念他。
我没有想到我最后见到总理时，他却是躺在北京医院一个最偏最小的太平问的灵床上。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
天空阴沉得可怕，长长的长长的络绎不绝的悼念队伍，党、政、军、文教、体育、科技等等各界人士，年轻的、年老的、男的、女的，都在哭泣，当我们走进那个狭小的灵堂，看见周总理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样子躺在堆满马蹄莲和松柏树枝的灵床上，大家的心碎了，尤其看到在总理脚旁放着邓大姐献上的一个用鲜花做的小花圈，人们的哭声更大了，有的同志哭晕倒了。“总理没了，我们成了孤儿了。”这是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我们剧院一些同志之间的悄悄话，也是我们当时真情的流露。在那悲痛的日子里“上边”要我们照常演出《草原儿女》，我们笑不出来，也跳不起来，推说演员病了改期演出。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一年了，我们排除一切困难，排演《报童的怀念》，到天安门纪念碑前去悼念，当时我们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想法，我们就是要去悼念周总理。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儿艺恢复建制，全院同志上上下下全力以赴地编排演出《报童》、《喜歌》来寄托我们对周总理的哀思。
《报童》是反映周总理在重庆领导《新华日报》的斗争史迹的多幕话剧。在排练过程中，一些当年在总理身边的报童到剧院来给我们作报告，他们满怀深情地流着眼泪讲述周总理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对他们的辛勤培育，指导他们走在革命的道路上。《喜歌》是反映一部总理和孩子剧团的事情。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讲述了抗日战争初期周总理在武汉成立孩子剧团的感人故事，为了使这支儿童文艺新军免遭迫害，周总理亲自布置孩子剧团的转移。
从武汉到长沙大火，到后方重庆，周总理和邓大姐关心每一个小演员的冷暖、成长。
他一贯重视对革命后代的教育培养，一贯重视儿童戏剧事业，热情关怀儿童戏剧工作者。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他。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日北京
《东方红》的总导演
黄贻钧
我是建国后在党培养下成为音乐指挥的。在我的几十年指挥生涯中，参加过几百次不同对象、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演出，其中有几次演出是我永志不忘的，那就是：周恩来总理观赏过的演出。
（一）
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总理陪同一位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访问上海期间，上海为总理和国宾安排了一场音乐会。上半场是独奏独唱节目，下半场是上海交响乐团（以下简称上交）演奏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由我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陪同总理和国宾观赏了演出。这是上交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外事演出，也是上交第一次以全部中国演奏员的阵容接受总理的检阅。当时上交仍有三分之一外国演奏员留甲。我门请了歌剧院乐队部分同志来协助演出。我们是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去演奏的。这次演出，预示着上交这个原来全部由外国演奏员组成的乐队，即将发展成为全部由中国演奏员组成的乐队，“自立”于黄浦江畔。我们也感受到，党和政府是重视交响乐事业的。
（二）
一九六一年八月，周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访问上海期间，观赏了一场演出，节目有音乐、舞蹈、沪剧等。上交副首席陈慧尔（女）独奏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由上交协奏，我指挥。演出结束后，参加这场演出的主要演员在台上谢幕，总理上台来和我们一一握手。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总理，和总理握手，情绪非常激动。总理十分高兴，带着微笑和独奏者陈慧尔握手并问她，“你是哪里人？”陈答：“浙江人。”又问：“你几岁开始学琴？”这时陈慧尔又激动又紧张，和我一样也是第一次面对总理和总理握手，心里想该对总理表示些什么，没有立即回话，我在一旁急忙插嘴：“慧尔，回总理话呀！”她还是没有反应过来，总理接着又鼓励她说：“多努力吧！”又和她握了一次手，带着微笑和别的演员握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