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得知，国宾和总理对演出是满意的，总理对陈慧尔尤为关注。《梁祝》多次为来访的国宾和外宾演出，反应良好，有“听了这首协奏曲，好像在污浊的空气中闻到一阵芬芳！”这样的评语。总理要求我们写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交响音乐作品来。《梁祝》就是实践民族化、群众化思想取得的可喜成果。
（三）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周总理来沪观赏了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上海之春”是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倡议的，主要是为了鼓励音乐舞蹈的创作表演、理论活动，自一九六○年起每年举行一次，为期十天左右，由上海市文化局牵头，与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联合主办，一般于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日开幕，展示贯彻《讲话》的成果。第五届“上海之春”欣逢上海解放十五周年，为了庆祝上海人民的节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开幕式上献演了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以下简称大歌舞）。这是一部表现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剧，由上海的专业乐团、合唱团、歌剧院、音乐、舞蹈、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二千余人参加演出。此剧以不同形式的歌、舞表演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佐以在舞台两侧的大合唱队和舞台前的管弦民乐混合大乐队演唱演奏。演出由司徒汉、我和另外三位指挥担任执行指挥，分别指挥全剧的一部分，文化局副局长许平是大歌舞的艺术指导。全剧不间断演出，一气呵成。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如此大型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在上海还是第一次，这主要是借鉴了朝鲜的经验。大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间演出了二场，深受观众欢迎。闭幕后，又重演了七场。
六月十八日晚，陈毅副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观赏了大歌舞重演。事后得知，国宾看了大歌舞受到感动，陈副总理也觉得大歌舞是好的，并指示：“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
七月十三日晚，周总理在陈副总理、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下观赏了大歌舞。演出结束后，我们在台上谢幕，等候总理上台接见。总理和陈总退场时，场内一万观众欢声雷动。总理和陈总走过舞台一侧时，被童声合唱队的小朋友们围住了，小朋友们高兴得又叫又跳，原定的接见被小朋友们代替了！
事后获悉，总理觉得大歌舞的基础是好的，可以和北京合作，作为首都一项国庆活动。
（四）
八月六日，司徒汉、董本一、我和另外十二位参加上海大歌舞的同志奉调进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工作。（以下简称《东方红》）上海大歌舞艺术指导许平已先期抵京。
作为首都庆祝建国十五周年一项隆重纪念活动，周恩来总理倡议并亲自主持了《东方红》的创作和排演工作。这是一部反映深受苦难的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诗篇。它的总体构思、体现构思的“六部曲”的具体实施方案，歌、舞、乐的有机结合，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经总理审定。分场排练也经总理亲自审看，提出加工要求。预演八场，总理全看五场，每场结束后总理都主持座谈，征求意见。周总理就是这样的对《东方红》倾注了难以估量的心力。我们以自豪的心情称颂：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
由总政文工团和各大军、兵种文工团，各大军区文工团以及地方系统的专业、业余文艺团体的共三千余人参加演出的《东方红》，于十月二日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公演，连演十四场，轰动了北京城，盛况空前，赢得了中外观众的盛赞。我恭逢其盛，深感幸运。作为《东方红》六名执行音乐指挥（部队二名、北京二名、上海二名）之一，我不仅有机会和庞大的、优秀的合唱队和管弦民乐混合乐队以及我国著名的音乐家、舞蹈家在一起进行二度创作，而且还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形象的党史教育。这是一次终生受益的实践，我曾撰文谈了体会，发表在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汇报》上。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十月十日夜晚，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接见参加《东方红》工作的北京和上海的几位同志——周巍峙、黎同奎、许平、董本一，还有三位首都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我有幸和几位同志一起受到接见，分享了殊荣。周巍峙同志向总理介绍我时，总理握着我的手说：“喔！我看过你指挥！”我讷于言，一句活也说不出来。这是我第二次和总理握手，也是第一次、仅有的一次在这样的场合见总理。面对一代伟人，我激动万分，再次深感总理是那样的亲切、平易近人。
总理在作总结报告时说过，《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主要是：“朝鲜的影响，上海的基础，全国的力量。”敬爱的周总理是多么的谦逊呀！上海的大歌舞只是做了一次探索，六月二十七日陈毅副总理在上海接见参加大歌舞的部分工作人员时指出，大歌舞还需要把各部分的内容再作一些充实和调整，而《东方红》则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传世之作。
周恩来同志生前总揽百揆，日理万机，宵旰辛劳。总理对文艺创作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发展，文艺队伍的成长，如同对《东方红》一样，始终给予满腔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我深切感受到的。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在那年月，难以表达对总理逝世的哀思和缅怀之情。“文革”结束后，当我重新有了工作室，我在朝南墙正中挂了周总理的肖像——总理坐在沙发上凝视；在朝东墙上首挂了总理署名写的条幅——“努力学习精益求精”八个笔力遒劲的大字。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和谆谆教诲激励着我方为党的文艺事业敬献余力。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要多培养几个小六龄童呀！”
章宗义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中旬，我们浙江省绍剧团正在萧山演出，那天突然接到通知，不日赴上海作招待演出。
按预定日期，我们赶到上海，下榻于北京旅馆。上面通知所有演职员不要随意外出。看样子这次演出十有八九是招待中央领导了。我高兴之余不免有些担心，首先是二儿子章金星（小六龄童），当时只有八岁，似懂非懂，要紧关头不知他听不听使唤。尽管他跟我演出五个年头，在《闹天宫》中扮演罗猴也挺机灵，然而毕竟年幼无知，倘出了洋相，岂不误事！谁知我把这担忧告诉他时，这小家伙竟然闪眨着小眼睛对我说：“爸爸，我一定听你的话，做只乖小猴。”
孩子算是说定了，却又遇到了别的小意外。那是次日一早，我们乘车去当时的中苏友好大厦小礼堂“踏台”。开始排演一段开打，不知道什么原因，许是情绪太兴奋或者是紧张，扮演神将的韩一虎，手持单刀，与我交架，一失手，就劈了我鼻于上一刀，疼得我猛地跳将起来。韩一虎一见这情景，紧张得脸色发白，连连问我：“还能演出吗？”我宽慰他说：“不要紧，只是一点皮伤。”他这才放心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演出准备定当，但我依然紧张，不知来看演出的是哪一位中央首长，后台已经化妆穿戴完毕，而我还是按照自己平时的习惯，在登台前五分钟开始描金粉。因为这金粉是用麻油调的，调得过厚，不起光亮，只能调得薄一些。但描得过早，便会流掉。所以，不到时候不描。而这时候，有人兴冲冲地跑到我的身边说：“门口到了许多小车，有一个穿深蓝色中山装的像是周总理。”我一听，有些不信：“你看清楚了？”他说：“不会有错！”这下，我更显得紧张了，那只描金的手再不能控制，总是微微地颤，几次勾眼眶，都勾不准了，只能比往日勾得粗一点。然而这也好，无意中更增添了猴王的一种威美之感。
这一夜演的是两出戏。先是俞振飞和言慧珠合演昆曲《长生殿》，接下来是我们的川司天宫》。一文一武，也很有特色。演出中，我们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到戏上去了，适才那种紧张感似乎被平抑下去。在众小猴的簇拥下，我身穿盘龙大蟒袍，头戴紫金冠还插上两根滞洒的雉鸡挑毛，肩垂两条雪白的蝴蝶围，以袖遮面，从上场口疾步走至台前……。美猴王的壳虎雄姿顷刻赢得了台下又一阵热烈的掌声，此时，我已完全进入了角色，心中无半点杂念，全神贯注对付“十万天兵天将”的到来……
戏演得十分顺畅，下了幕，俞振飞先生就跑过来向我表贺，连声称赞：“演得很好！”帷幕重新开启，台上台下掌声一片。不多时，早有两人抬着一只大花篮送到我们面前，随后是周总理陪着外宾健步走上舞台。我终于看清楚总理的身影了，顿时心猛烈地跳动起来。总理伸过手来，一下子将我握住，我赶忙又用左手将总理的手抚住，总理也立即用左手覆上我的手背，于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使我的眼睛变得模糊了。我听总理说：“我是绍兴人，看绍剧可还是第一次。你们演得很好，外宾看了很满意。”他还问我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岁数，我部一一作了回答。总理又夸奖说：“你的武功不错。”我说：“这是总理对我的鼓励。”接着，他又问到绍剧的曲调，我告诉他主要是「二凡］和［三五七］两种。他点了点头，回身就抱起我的儿子小六龄童，将他擎起，悬空举着。看总理十分高兴的样子，我猜想他一定是感到这小孩在戏中扮演天真无邪的罗猴时大逗人喜爱了。这时，台下掌声雷动，记者连连拍照，许多观众在座位的过道上欢腾雀跃。这当儿，总理又用手拍着孩子并问他：“你几岁了？”小六龄童答道：“八岁了！”总理十分满意地对我说：“文艺事业需要接班人，你要把后一代带出来，多培养几个小六龄童呀！”说着，他放下孩子，走到俞振飞先生那里，握手、谈笑。待到与所有演员握过手后，总理又招呼我和小六龄童过去，他古手抱起孩子，左手紧搭我的腰部，再次让记者拍照留影。临走时，总理又对我说：“这次来观看你们的演出。是陈毅副总理推荐的。欢迎你们到北京来，向毛主席作汇报演出……”
我们最亲近知心的老师
于蓝
一、“她是第一代……你们是第二代……”
在旧中国我只是一个中学生，从十岁起就尝受了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国主义、使我的家乡沦亡、过着灾难深重的黑暗生活的耻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疮痍满目的旧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诞生了！党和政府依靠人民群众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涤荡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短短的三年内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使人民过上了安宁和平的生活；接着，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伟大的变革使人民群众迸发出空前的热情，热爱党、热爱新中国。
一九五三年春节，在举国欢腾安乐的气氛中，文艺界在北京饭店的大厅里举办了盛大的联欢舞会。多么荣幸，敬爱的周总理也来参加联欢！有那么多的老艺术家，我不好意思靠近总理，就远远地坐在一边。当时有远道从香港来京的著名影星夏梦，也有三十年代的老演员白杨等，舞会开始了，大家起舞了。我以为总理自然要先邀请香港来宾，谁知总理走向白杨，首先邀请了老演员白杨，我深受感动，这是总理对老艺术家的尊重。接着，总理才去邀请夏梦，对这样年轻的香港来宾，也是够重视了，总理处理得十分得体，我深深敬佩总理的政治风度和素养。
我也有幸能受到邀请和总理一起起舞。周总理亲切地对我说：“《翠岗红旗》很好，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很称赞，并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者苏区的人民！”我被毛主席和周总理思念老根据地人民的感情激动着，心中默默地想，我们文艺工作者也不要忘记者根据地的人民，要多多地反映他们！
敬爱的周总理有一阵没有跳舞，他坐在桌边休憩观赏。我感到他的思绪似乎已经离开会场，我动也不敢动地望着他，不愿打扰他。此时，总理却面向我，轻轻他说：“你看，伯钊同志（李伯钊，当时中央戏剧学院的副院长）是红军时代的演员，她是第一代……”我随着他的话语也注视着李伯刽同志那矫健的舞姿，跳得多么熟练、欢快！总理停顿了一会儿，语重心长他说：“你们是第二代！”我体会此时他那短暂的停顿，似乎是回到了刀光火影，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和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现在歌舞升平，人民当家做主了！他多么寄希望于第二代呀！当然，还有更年轻的第三代！他相信第二代、第三代的文艺工作者会继承他们第一代人开创的革命道路走向前去！
二、“于蓝……不要怕！”
一九五四年，我被通知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的委员，并要我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我以一名普通的东北流亡青年，历经新旧社会的不同感受做了发言准备。大会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里过去曾是明、清两代王朝议政的殿堂，现在这里是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址。在这里曾庄严地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国旗、国歌也在这里议决而飘扬激荡到全世界的！在这崇高庄严的会场上，当我坐在第一排等待发言的时刻，我的心跳得几乎要迸出心房，双手拿着稿纸竟在颤抖，因为不是演出，而是在这种神圣的殿堂里议政，我真怕自己要晕台了！这时，我的背后传来了轻轻的声音：“于蓝，心跳了吧？不要怕！”那样亲切，那样安详！这是谁呀？我多么感激他！我微微地转回头……多么惊讶！怎么？原来是敬爱的周总理！他老人洞察与了解每个人的心态！面对他那平和与鼓励的眼光，一下子缩短了我和与会的政治家及各界代表的距离！我终于屏弃了过分紧张的心境而走上讲台，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又激励着我动情地宣讲了党领导人民怎样走向胜利，又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业绩！会场是那样的安静，好象我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时时又赢得热烈的掌声！这一切都是敬爱的周总理，以他平易近人的风范缩短了我和伟大的政治家们的距离，给我以勇气和信心，使我在讲台上成长了！使我适应了党和政府所给予我的庄严使命，成为国家政治协商会议中的普通一员。
三、“表演要掌握分寸感”
一九五六年中央实验话剧院诞生了，建院演出的剧目是岳野同志编写的话剧《同甘共苦》，受到各界的重视。一天，听说周总理也来观看演出，大家十分兴奋。导演孙维世同志嘱我演完自己的角色到观众席中和她一起陪伴总理观看演出，以便及时听取意见。这一天，后台的气氛十分活跃，大家心气十足，都铆足了劲要好好地演出。我自然也不例外，感到格外幸运，总理能亲自来看演出，我一定更要好好地演出自己的角色。当我卸完妆，坐到总理身边陪他看下边的戏时，他却轻声他说：“于蓝，你戏演得不错，但是就是太用劲了？表演要掌握分寸感！”总理一语点中了我的要害，恰恰因为要为总理更好地演出，就使足了劲，所以也就过了火头。“表演要掌握分寸感”，以后经常在我的耳边索绕，总理懂得艺术创作的规律，更深知表演艺术层次的高低，“分寸感”恰恰是艺术成熟与过火或不足的分界线，正是总理教导我省悟了这一点，使我逐渐走向成熟。周总理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各个方面经常以精辟的见地诲人不倦，使我惊奇的是，在表演专业上，他又能以平等切磋的态度来指点你，这个指点又是那样准确，正像画龙点睛一样，使你的创作获得了走向成熟的境界。
四、“我受小超大姐的委托”
一九五七年春，也是一次电影工作者会议之后，周总理和邓大姐把参加会议的女演员都请到他们家中，会见后在紫光阁前合影留念。当时邓大姐问起我的病情，我曾告给她，医院己嘱我易地治疗，我将去杭州疗养。这是不经意的谈话，谁知不久，周总理陪同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赴杭参观时，他竟向各疗养院问询我的情况。当时，我尚未住进疗养院，他找不到我，又让邓大姐问我的爱人田方同志，方知我住在孤山杭州美院莫朴、孙挣夫妇家中。一天下午，他竟然和秘书步行到孤山看望我，而我又外出散步未归。此时左邻右舍的老百姓迎上前来，周总理就像普通人一样，和老百姓并肩而立地攀谈起来。从菜篮子直到生儿育女的情况都在总理关怀之内。他平易得不象个总理，群众就更无比亲切地靠近他，和他谈个不休，后因秘书催促还有任务在身，他才离去。群众举目凝望着他远去的方向，迟迟不走，深深地品味着这幸福的邂逅。我回来时，还有一些人停在门前不走，他们以亲切敬慕的眼光望着我，为我未见到总理而遗憾。总理总是与人民平等地心心相通着，并作为人民中的一员和人民交往着。他的心永远系念着千家万户。
当天下午，总理又叫警卫员送来一封亲笔信，开篇第一句话是：“我受小超大姐的委托……”我眼睛潮湿了，一下子使我想起了紫光阁前邓大姐与我的对话，她和总理对一个普通的演员竟如此关怀！两位杰出的领袖人物当然不只是对我，而是对人民群众一向有着深情厚意！所以他们身上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他们能领导与团结亿万群众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前仆后继。这封信我珍藏了多年，现已送到党史资料室，它将永远启迪我们应该怎样地关心他人，帮助他人。
五、“今天你们是主角，我只是
你们中间的一个”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间，电影界由于“左”的思想干扰，电影历经“拔白旗”、“打擂台”、“反右倾”等政治性的批判，电影工作者无论在创作上或生产上都处在困惑和紧张的阶段，为了电影创作得到发展，一九六一年得到周总理的批准，于六月间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了创作会议。会上他不仅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有关艺术创作规律的讲话，还为电影工作者安排了一天游香山的日程。电影工作者在空气清新的大自然怀抱中，心旷神治地散步谈心……几年来紧张不安的气氛一下子松弛下来。记得我和田华、赵丹等一起散步。田华说：“我们几个演员在一起拍张照片吧！”一下子，许多演员都跑拢来，笑语喧天，周总理在一旁也笑意正浓，为大家的气氛所感染，轻声慢语他说：“我也参加一个！”大家高兴极了，又跳又叫，因为周总理读书的时候也演过戏，当然和我们是同行了！大家把他拥到前排中心的位置上，他却说：“今天你们是主角，我只是你们中间的一个！”温馨暖人的话语，使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和他靠得那么近！大家没有理由不听他的话了，并且谁都愿意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镜头，谁也都愿意留下永生难忘的这幸福的一瞬！不只是演员，来了那么多的电影工作者，遵照他的愿望，让他站在人群之中，大家紧紧地靠在一起，摄影师及时地摄下了电影史上这一珍贵的镜头。
敬爱的周总理是文艺界、也是全国各行各界人士的最亲近最知心的好老师！他的精神和风采将万古流芳！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九日完稿
这一次会见使我永生难忘
陈沂
周总理生前，我曾多次见过，但一九六二年夏天在哈尔滨的一次会见，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并鼓舞我度过二十一年艰难的岁月。
一九六二年夏天的哈尔滨，正是美好的游览季节，男女游人成群结队，携儿带女，乘轮渡到松花江对岸的太阳岛去旅游、去享受在松花江水中沐浴的乐趣和在树丛下聚餐的快活。
当时，我被错划右派还未得到改正，为了看望爱人和孩子，从齐齐哈尔来到哈尔滨。一天傍晚，我同爱人正沿着一块块方石铺成的道里的中央大街，向松花江边走去。忽然，一队车队迎面驶来，向南岗方向驶去。从车队的阵容看，我马上就联想到近日报上报道的周总理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到大庆参观，路过哈尔滨的消息。我当时对我爱人说：“怕是周总理的车队吧！”我爱人还没来得及回答，车队就如飞地驶过去了。
尽管我在北京时同周总理多次见面，但我现在还是未改正的“右派分子”，总理能否见我，我能否去请见总理，当时我连想都没有敢想。在江边漫步了一会儿，就到地处松花江畔的黑龙江省委党校去看一位我在齐齐哈尔下放时的直接上级，就是电影《老兵新传》的模特儿周光亚同志。在那里一直坐到九点多钟，才回到经纬二道街我爱人的住地。
不料刚一进门，我们的孩子便惊呼：“爸、妈，你们到哪里去了？刚才省委交际处来电话，说中央有位客人要见你们。不久他们便开车来了，一看你们都不在，马上决定要我们陪着到你们常去的地方寻找，找遍了你们常去的地方，问了那些地方的阿姨和叔叔，都没有找着，交际处的同志只好回去了。临走时留下电话，让你们一回来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来接你们。”
听孩子们这么一说，我肯定那位中央的客人就是总理。我当即给交际处打电话，不一会儿，交际处的车就来了，把我和爱人一起接到“一○七”——省委招待处的和平宾馆。
我们到时，总理正在参加舞会，让他的卫士长在门口等我。一见面，卫士长就对我说：“陈部长（五十年代我任解放军的文化部长时，曾不只一次同卫士长见过面），你到哪里去了？总理派人找了你好久呵！”说完，他便把我和爱人引进舞厅。总理见我们来了，马上停止跳舞，把我和爱人一起拉到一个长沙发上坐下。总理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陈沂同志，这些年受苦了。”
总理说罢，紧紧握着我们二人的手，我们感到那双手是那么的温暖和热情，感动得我们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总理接着就告诉我们：“刚才在街上我没见到你们，是小超（邓大姐）见到你们后跟我说，‘那不是陈沂同志吗？’所以我一回宾馆，就要他们去找你们，要他们在十一点钟以前一定要找到。”
总理让服务员给我们端上茶水，还问我们抽不抽烟，我当时就想起，总理一向对人关怀备至，不管是准，总是那么周到。
我向总理简单地谈了这些年我在乡下的情况，总理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对我说：“在上面工作一段，又到下面去工作一段，将来再回到上面来工作，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了。”
我边听，边琢磨，我的问题迟早一定会解决，要不然，总理怎么会说，将来再回到上面来工作呢，这样一想，我心里就很踏实了。
接着，总理问我：“最近毛主席讲了司马迁的故事（这是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你知道吗？”
我回答说：“我听到了一点。”
总理继续对我说，声音也提得很高：“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写《史记》，你陈沂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还没有司马迁那几根骨头吗？”
这话深深打动了我，大大鼓舞和提高了我继续在下面劳动锻炼的勇气。我对总理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应该有比司马迁还硬的骨头。”
总理当时对我的这个教导，我一直是铭记在心的，我之所以能够在黑龙江坚持劳动锻炼二十一年，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总理的这个教导。
总理还问我：“你这些年去过北京吗？”
我摇摇头。总理接着就说：“应该回北京去看看这些年首都的变化，看看老首长、老战友。”
我只是点头，没有回答，因为我当时还没有结束监督劳动，还没有行动自由。停了好久我才跟总理说，等我回到我乡下所在的单位，给那里的领导说说看。
这时，又有人来请总理跳舞，总理便拉起在一旁听总理和我谈话的我的爱人一起去跳了一场。我爱人不大会跳舞，可以说是总理拖着她跳的。我深知，这是总理对我们夫妇的爱护和关怀。
一曲终了之后，总理又回到我坐的沙发边来，一边用毛巾擦手，一边问我：“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说：“听说军委要解决我的问题（当时正是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方针），希望总理给我催一下，如果我的问题解决了，我还是希望回到军队去。”
总理说：“我回去跟肖华说一声。”
总理去大庆的火车开车的时间快到了，陪同总理去大庆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同志也来催总理快到火车站去。总理在门口当即把我介绍给李剑白同志，并给他说，今后省委要多多关心我。
我和爱人本想到火车站去送总理的，顺便看看邓大姐，总理说：“她怕早已睡了，她本来说要见你们的，你们来晚了，她只好先上车，她要我见到你们时代她问好。”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在心中默念：“我们尊敬的邓大姐呵！”
我们送总理上了汽车。总理上车后，还伸出手来频频向我们招手，这时，我们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在膝陇的泪花中，我们目送总理乘坐的汽车远远驶去。
第二天，哈尔滨就传开了总理接见我的消息，有人情不自禁他说：“看来陈沂的右派是打错了，要不然，总理怎么会接见他呢？”
在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
周而复
一、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
三将军到了北平
马歇尔将军、张治中将军与周恩来将军不久要到北平来了。这消息无翼而飞，传遍九城，古城人民日日夜夜盼望三方和平使者尽快来到北平，扑灭各地发生冲突的战火。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三位将军什么时候来北平呢？准也不确切地知道，唯一的办法是：耐心等待。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我正在翠明庄那间日本式建筑设备略为改变的卧房里看采访张家口的记录，准备写点什么，收到执行部新闻发布组送来一张西郊机场欢迎证和一份请柬，由罗伯森、郑介民、叶剑英具名，让我参加欢迎军事三人小组的鸡尾酒会。不用间，三位将军今天肯定要到北平了，准备停当，带上照相机——我不只是文字记者，还任摄影记者，如果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新闻记者，那么，做为摄影记者更不合格。世界上有些事大半从不合格开始，朝合格的方向发展，经过努力，慢慢接近甚至达到合格。本着这样的愿望，按着规定的时间，乘上汽车，向西郊开去，过了西直门城楼大门，汽车速度加快了，下午二时到了机场。过了不到十分钟，叶剑英、郑介民、罗泊森先后到达，接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到了，负责接管东北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也赶到机场来欢迎了。
晴空万里，远望西山残雪未消，近看他塘薄冰犹存。随着嗡嗡的巨响，蓝湛湛的天宇出现一架银色C54号巨型飞机，平静的停机坪，顿时戒备森严，刚才还在练习的美国一排仪仗队、立即排队肃立；前来欢迎的三方要员陆续走了出来；人称无冕之王的记者向来自由单独活动，这时也奉命排队，招待人员对散处各方的记者说：“对不起，请记者们上一次军训，排队，站好。”摄影记者受到优待，免受“军训”，可以跑到飞机附近。我这位南郭处士也和其他摄影记者一同前往，滥竿充数，抢拍历史性的镜头。
机门开处，放下舷梯，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一位瘦高个儿，身披皮领浅棕色呢大衣，没有雄纠纠气昂昂的军人气概，温文尔雅，不苟言笑，曾被人描写为“冷静犀利犹如一把外科大夫的解剖刀，他就是六十六岁高龄的五星上将（Get leral of the armg）马歇尔。马歇尔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通”，不是偶然的。早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他是美国驻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副团长。根据耻辱的辛丑条约（一九○一年）规定，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等八国得驻兵天津，以保护平津侨民以及天津至山海关段京奉路，以备撤侨之需。这次是他第二次来华，做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任务是协助中国解决团结问题，调处国共两党武装力量冲突，以便统编整编全国军队，促成国共组织联合政府。
马歇尔到重庆以后，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Alhcrt Coady Wedemeyer），曾告诉他：国民党兵力强大，决不再让步；而共产党要求增加部队编制，定将继续争权，魏德迈认为调解合作，恐非易事，内战烽火，实难避免，马歇尔充满信心地对他说：“我必完成使命，你务必助我。”他是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北平的。
接着张治中与周恩来将军走下舷梯，和李宗仁、熊式辉等欢迎人群一一握手。
机场通往城里的路线，岗哨林立，哨兵背向马路，马路空荡荡，如同给水冲刷过一样。车队进入西直门，马路行人见了车队，都仁立观看，见三方和平使者来到了古都，生活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下的人民，脸上闪着微笑，心里充满了对和平的渴望。
记者群的车子，在车队的最后面，我们紧紧跟着大队。我知道美国的工作作风，十分讲究效率，而周恩来将军思维敏捷，办事迅速果断是有名的，即使张治中将军安排他们休息，他们也不会到住处休息的。我和少数记者一直尾随车队到了协和医院南门，这个建筑群一律红柱灰墙飞檐，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大门口挂了一块白底黑字的长牌，上书“军事调处执行部”七个楷书大字。进了大门，找到美方代表办公室，准备采访马歇尔将军，接待我的是杨上尉。他指着左边的会议室说，马歇尔将军和美方人员锁门开会，没法进去，片子都没法递进去，更别说接见记者了。我不好打扰美方会议，便到楼上去访问张治中将军。
张治中将军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同共产党有长期的历史关系，是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蒋介石对红军五次“围剿”，他都巧妙地设法避开，没有参与。毛泽东主席应蒋介石邀请曾飞重庆，他把自己的公馆——桂园让给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住，自己到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小院暂住；他把国民党的以发表“剿共”消息和文章而臭名远扬的《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他是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主张和平，人称“和平将军”。国民党借口“军队国家化”，想把八路军新四军整个吃掉。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识破蒋介石的阴谋，也做了让步，从提出整编为四十八个师降为二十四个师、以至到二十个师也可以。张治中认为中共原来有一百多万正规军和二百多万兵力，已经降低了整编要求，是可以考虑接受的。他向蒋介石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蒋介石不以为件，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将领之一，人称是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蒋介石这次听了他的意见十分恼火，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他原来面孔非常红润，一争论就更红了，恰巧这时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走了进来，一见蒋介石板着长马脸，神色异常，不禁愕然。问道：“委员长，发生什么事了吗？”蒋介石忿忿他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张治中听蒋介石语义双关地把他当做“共产党代表”，立即以眼光暗示随从参谋，皮宗敢会意，没有翻译，信口译了其他的话，把“家丑”遮掩过去。
我到张治中将军办公室，秘书说，张将军晕机，在飞机上没有吃午饭，中途从南河沿便道走了，吃点心去了。我怅惘地辞出，走到楼梯口那儿，全副武装的二级上将回来了。因为在重庆的时候，我们就相识了，上去和他握手，说明来意，他请我们进了会客室，抱歉他说，待一会儿要开会，很对不起，只能谈十分钟。我问他到达北平的印象。他说一九三二年左右来过北平，十多年没有来了，对北平的印象是甚为萧条，不如重庆，也不如从前，但市民对军事调处三方代表寄予和平的希望，从沿途行人对我们的欢迎可以看出。
除东北国共部队不断冲突外，广东国民党部队也对东江纵队开火，我问“和平将军”，这次三方代表是否去广东巡视？他说，这次三人小组到北平来，十分匆忙，因为国民党二中全会十号闭幕，必须在闭幕以前赶回，所以这次行程很短，广州不可能去了。张发奎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准备去重庆，和周恩来将军面商广东停战问题……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国民党代表、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郑介民走了进来，请他去开会。他站了起来，看了看手表，笑着对我们说：“对不起，只谈七分钟，还有三分钟没谈，下次再补吧。”
我们到了周恩来将军的办公室。周将军是一九二○年在天津学生运动中被捕，释放后曾到北平，不久去了欧洲勤工俭学，并创建共产党组织，离开北平已有二十六年了。他对我们说：年轻时候在北平，只是在陆地上做浅薄的观察，记忆中的北平，相当美好；但这一次在飞机上俯视北平，并不像记忆中那么美好壮丽。记忆中的往事常常美好，但再到旧地去看，和记忆中的往事一比，就显得逊色了。他意味深长他说，一切在前进，若想回到过去，实在没有可能了。有记者问，最近公布的整编军队方案，为什么要迟到十八个月才能完毕？他笑嘻嘻地回答：这个问题本来很大，国军这么庞大，数百万部队，怎么能够在短期内整编和复员完毕呢？只要大家根据《双十协定》办事，具有和平的诚意，整编和复员的时间长一点或短一点，是次要的。中共希望尽快实现和平，这是首要的。
周将军匆匆谈完以后，到J楼大讲堂去了，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三将军听取执行部罗伯森、郑介民和叶剑英三位委员工作报告，然后到协和医院向执行部全体工作人员训话。
六点半钟，北京饭店（即现在北京饭店的老楼）宾客盈门，车水马龙，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次的盛大鸡尾酒会。酒会会场设在弹簧地板的跳舞厅里。我提前一刻钟到了北京饭店，走进会场一看，穿着白大褂的服务员站立两旁，手里捧托盘，盘子里满是装了大半杯鸡尾酒的高脚玻璃酒杯。李宗仁、熊式辉他们已经到了。郑介民、叶剑英、罗伯森他们准备欢迎客人。出席酒会的有北平军政要员和各界著名人士。当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三将军准时到达时，立即成为全场宾主视线的中心。因为在执行部没有见到五星上将，我当然不能放过良好的机会，找到在场的杨上尉翻译，请他向马歇尔转达我们的愿望，他陪我们走到马歇尔身边，我们就谈开了。
马歇尔说，一九二七年离开北平，已经有十九年没有来了。这次是他第四次到北平，旧地重游，十分高兴。这次选择巡视各地执行小组有两个因素，一是当地有较好的飞机场，二是执行小组问题比较复杂急需解决的。
全国整编统编军队，当然包括东北部队在内，可是东北战事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而且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到了北平，这不是偶然的。全国人民遥望东北，希望和平使者降临，我间马歇尔最近是否准备在东北设立执行小组？他严肃地点了一下头，说：“这个问题已经在考虑中……”
国内一些通讯社和报纸记者，见马歇尔在回答我的问题，纷纷拥上前来，把他团团围住，真个是水泄不通。一家报纸记者问，关于东北整军是在苏联军队撤退以前，还是撤退以后？马歇尔幽默地回答：“这是否要我撰写一篇论文？”那家报纸记者哑口无言。其他通讯社和报纸记者，连珠炮似的接二连三提出国内国外大问题，他见形势不妙，连忙采取回避战术，说：“这是鸡尾酒会，不是记者招待会。”他站记者群中，几乎比任何人都高。环视了一下，不苟言笑的五星上将，微笑道：“你们这些记者，也和美国记者一样，没完没了提问题。对不起，我要敬酒去。”他突出记者群的重围，从服务员托盘中取了一杯鸡尾酒，向李宗仁、熊式辉那边走去。
记者群转移目标，包围周恩来将军。周将军老练地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边谈边走，不断发出爽朗的笑声。张治中将军别有妙法，一见记者上来，回答两句，转脸就走了，使你没法包围他。
鸡尾酒会上，人们拿着酒杯，信步往来，互相寒暄，低声细语，不断发出欢快的笑声，只是马歇尔和李宗仁、熊式辉他们谈得十分严肃，不知在议论什么。
一小时鸡尾酒会结束，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先行告辞，准备出席三方委员在东华门荤华楼举行的晚宴。记者们也随着离开，我回到翠明庄房间收拾行装，准备明天和军事三人小组出发到华北某些执行小组去。
二、古今两战场
太阳还没有从北平东郊升起，我起床了，看了昨天下午收到的重庆寄来的《新华日报》和北平出版的报纸，到前面楼下餐厅吃了早饭，便乘车到六国饭店去了。
七时三刻，三方记者到齐，大家乘上美军卡车，经过东西长安街并不宽敞的大道，前往西郊机场。今天第一站是张家口，当地机场不大，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乘DC—3运输机，郑介民、叶剑英、罗伯森也上了这架飞机，上有五星标志，表明是五星上将马歇尔的座机。其余工作人员另乘一架。昨天下午刚从承德乘飞机到北平的萧克将军也来了。一九四一年我曾在平西拜访过这位名闻逻迹的将军。他当时是冀热辽挺进军司令员，现在是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我们亲热握手，寒暄几句，他上了工作人员那架飞机，我上了新闻记者专机，这里有三方新闻发布组十多人，记者十人，由美方罗素上尉领队。记者专机最后起飞，上了天空，发生故障，旋又降落，排除操作杆故障，再次飞上蓝天，马、张、周的专机已飞向远方，看不到踪影了。
飞越北平附近婉蜒雄伟长城不久，机舱玻璃窗忽结了一层薄冰，我用纸将薄冰擦去，向窗下俯视，只见一片滚动着的云海，好比千千万万雪白的绵羊在飞机下面走动。有时露出空隙处，我看到白云下面的荒芜的土地，陡峭的奇峰，原来已进入察哈尔上空，快到张家口，怪不得气候转冷哩。
九天前，我曾访问过张家口，可以说今天是旧地重游，有一种亲切之感。我们下飞机，才知道马、张、周三位将军早十分钟就到了，受到聂荣臻、贺龙等将军欢迎，已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去了。机场上整齐英武的仪仗队仍然肃立，欢迎后到的客人还有丁玲、萧三，邓拓、沙可夫等文化界著名人士。三方记者和文化界朋友上了车头插着美国旗的大汽车，一路谈谈说说，指指点点，到了军区司令部，这原来是日本侵略军队的根本博司令部旧址。
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他们一到军区司令部，就听取张家口执行小组报告，三将军听完以后，勉励小组三方代表，称赞小组工作成绩很好，今后整编军队工作更加繁重艰巨，希望三方共同继续努力。接着，三位将军与聂荣臻、贺龙、萧克他们进一步会谈。
我们给招待在宽敞的西式会客厅里，让记者无拘无束地找对象做闪电式采访。《大公报》记者徐盈坐在晋察冀边区政府主任宋劲文身边，拿着笔记本边问边记，畅谈边区情况。中共边区党委负责同志刘澜涛回答合众社、美联社男女记者提的问题。边区参议会成仿吾和于力正副议长身旁也坐着记者，问长问短。我因为已经访问过张家口，没有参加那些记者采访，便和丁玲、萧三与邓拓他们畅叙文化界，特别是文学界与新闻界近况。邓拓是《晋察冀日报》总编辑，几乎是与晋察冀边区一道成长。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到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工作，就和他相识。他和丁玲对我谈了文化界朋友热切希望早日实现和平，重建家园，团结合作，建设祖国。这是边区人民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