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马上回答。但每个人心里都在盘算着一笔帐。终于还是周总理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全体二百四十多人，八十个演员，七十多个舞台工作人员，剩下的大概就是所谓行政人员了吧，是不是行政人员的比例太大了呢？剧院不要机关化。希望你们把编制名单送一份给我看一看。”
周总理走进了剧院新盖的排练所，它像个可容四五百人的小型剧场一样，空阔的舞台，油漆的地板，暖气的装备……周总理连连赞叹他说：“太好了，太好了！”
有位剧场经理，站在旁边得意他说，“在剧院后面，我们还在盖着两个更大的排演场呢。”
“是啊，怪不得魏喜奎她们有意见了！她们很艰苦，连排戏的地方也没有，你们的排演场比她们演出的剧场还要讲究些。”总理继续说：“你们是否很好地利用了呢？你们空闲的时候，应该借给她们用，帮助她们，她们会感激的，你们要做一些团结的工作。”
有人也提到了国家剧团和民营剧团的演员收入不平衡的问题，在戏曲界里，差别更大，这是不公平的。周总理表示应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还很穷，都往上提，没有那个力量，是不是高的应该向低的看齐一些呢？演员的生活，也不要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太悬殊了。当周总理知道一九五三年从师大戏剧系毕业的青年演员王洪韬，每月工资七十多块钱的时候，就笑了笑，说：“是不是太多一些了？”
“你们年轻人，今天的条件太好了，什么都给你们准备下了，比起你们的前一代人来，你们很幸福，他们吃了很多苦。你大学毕业，可我还只是中学毕业呢。你们也应该多吃些苦，受一些艰苦的锻炼。”周总理说着，顺手指指室内的一盆花：“温室里的花草是经不起风雨的！你们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为着你们的下一代，你们要经受一些艰苦的锻炼！……”
这些话，他讲时是十分亲切而严肃的。大家都静了下来，深深体味着。在这些话里包涵着多大的期望与多大的鞭策呀！
深夜两点了，周总理悄悄地离开了剧院，但他的声音和笑容却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里。
是的，有的人久久地凝视着地上放的那一盆花，那是一盆秋海棠，花开得挺鲜艳，但显得多么娇嫩柔弱呀。
有的人推开了窗子，窗外吹来的是温煦的春风，但也带有一些沁人的凉意，使人更清醒地思考着一些问题。
许多人经历了一个并不宁静的春夜。
附诗一首
幸福的回忆——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梅阡
一曲悲壮的《国际歌》震荡着太空，
去年今天，一个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敬爱的周总理啊，
您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
那时，还是阵阵妖风、乌云压顶，
哀悼和愤懑捶击着我们的心胸。
看今天，乌云尽扫，万里晴空，
举国上下都在悼念您的伟绩丰功。
在这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
在我们心里，每一刻都浮现着您的笑貌音容。
想起您对我们广大文艺战士的关怀培育，
想起您对我们年青一代的阶级深情，
想起您对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关心爱护，
想起您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
我们怀念您啊，敬爱的周总理，
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您也曾多次到我们中间，
带来毛泽东思想的春风。
那些幸福的时刻历历在目：
在排演场您曾仔细地看我们的大字报，
在舞台上指示我们要深入火热的斗争，
在休息室，娓娓不倦指示剧本的修改，
在大厅里，领着我们一齐高唱《东方红》。
这些幸福的回忆，
在我们悲痛的心里，增添了——
战斗的力量无穷。
记起周总理在那暮春的深夜，
跟我们一起漫步在静静的大街上，
走向演员宿舍——史家胡同。
那正是深夜一点多钟了，
边走边谈啊，多么亲切慈祥。
记起那动人的情景，
一股暖流在我的心头回旋激荡。
十九年前的往事——
就象是昨天一样。
那是难忘的一九五七年啊——
那天晚上，就在剧场三楼的宴会厅，
当总理送走泰国艺术团的客人，
您把我们留在身旁。
您关心我们的成长。
您问我们排过什么戏？
演过多少场？
了解我们学习的情况，
了解我们对未来的理想。
那时，毛主席的光辉文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题》刚刚传达，
这是对马列主义卓越的发展、贡献，
伟大的意义无可估量……
您要我们好好地学习学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您心里充满对毛主席无比的崇敬、热爱，
在我们心上也照耀着红太阳的万丈光芒。
您不愧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您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
十九年啦，时间的长流啊——可以水滴石穿，
可永远也不能磨灭我
那深刻的印象。
谈着，谈着，周总理忽然问起——
你们都住在哪里？
我们回答：就住在新建的宿舍里。
您问——离这儿有多远的距离……
不太远，二十分钟的路……
您听了突然站起：
走吧，到你们的宿舍看看去！
当时，大家都愣住了……
是啊，是激动！
是激动啊！是惊喜！
敬爱的周总理啊，
您的足迹曾踏遍祖国的万水千山，
您的足迹曾踏遍大河上下，五岭东西。
南昌城头，您把“八一”的战号吹起；
遵义会议，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长征路上，您踏遍雪山草地；
从瑞金到延安，二万五千里。
重庆的红岩，南京的梅园，——
您深入虎穴，和敌人战斗到底，寸步不移。
……亚非拉美，
您送去对被压迫人民的深情厚谊。
今天，今天，您也要到我们演员的宿舍去，
怎不令人意外地惊喜。
我们怎么回答啊？
怎么回答啊？
我的嘴唇在抖啊，说不出话半句。
可是内心激动啊，
象八月的江潮，奔腾冲激，
内心激动啊，
象地下的熔岩，要冲开岩层，腾空万里。
我在想怎么接待您啊，
怎么表示我们欢迎的心意？
我在想啊：时间很晚了，
您不累吗？怕影响您的休息，
那时我们大家正在踟蹰，犹豫，
可是您，您已健步领先，走下了楼梯。
在剧场门口，汽车开过来了，
您却摆了摆手，又把车门关闭。
——你们怎么走啊——
我们走着回去。
请您上车吧，总理——
我们让一个同志上车陪着您。
——不，我陪着你们一起走着去。——
总理，我们每天走惯了，
好象是锻炼身体，可您……
总理笑了：——
——那我也锻炼锻炼，散散步嘛……
就这样，我们只好紧紧跟上去。
我们簇拥着您啊，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五月的夜空啊，是如此清澈、宁静，
五月的春风啊，是如此温柔、和煦，
路边的槐花啊，散发着醉人的清芬，
盏盏路灯啊，也象向我们激情致意。
夜风啊，轻拂着行人的面颊、发鬓，
花香啊，沁透着路人的胸襟、心脾。
就在这春夜寂静的北京街道上，
我们心情激荡地走着，走着，
倾听着您亲切的询问、话语。
我们一群青年簇拥着一位心地更加年轻的人啊，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半路，您看见一个清洁工人在扫地，
打扫着路边飘散的纸屑、垃圾。
您就朝他健步走去，
紧紧握住他的双手——
“同志，感谢你呀，人民都感谢你！——”
工人睁大激动的眼睛，
半天，半天，才说出：“是您啊……
怎么想得到是您啊……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那时，我的热泪夺眶而出啊，
那时，我的热血在心头冲激！
象是一曲雄美的赞歌，
点头赞叹，你们今天的条件太好了！
您曾语重心长地告诫：
——你们的前辈吃过很多苦啊，
有多少烈士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我们的生活要往下看，
今天，在建设中的国家还很穷。
要我们警惕，不要变成精神贵族，
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您曾指着我们那个新建的排练大厅，
要我们别关在高楼深院，
要无条件投身到火热的斗争。
您曾意味深长的指着窗边的一盆鲜花，
叮嘱不要做温室的花草，
不要觉得已经是天下太平。
要经得起骤风疾雨，
要知道为了下一代，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您讲时是那样严峻、亲切，
听得大家都肃静无声——
这是多么诚挚的鞭策呵！
是多么深切的叮咛，
是及时的春雷呵。
是长鸣的警钟。
我们永远不能忘呵，
您对我们文艺工作者关怀的深情。
这是革命前辈的深情，是党的深情，
多么幸福呵，永远铭刻在——
我们的心中。
深夜两点多了，您才离开了宿舍，
我们久久地向您注目远送。
有人回来，再去看看窗前的鲜花，
那是一盆娇艳的秋海棠——
是啊，根叶多么嫩弱啊，
经不起冬霜秋风。
有人用力把窗子推开，
吹进来一股温暖的春风，
但也带有沁人的凉意，
使我们头脑顿时清醒。
我们经历了一个不平常的春夜，
我们的心绪啊，象春潮起伏不平。
敬爱的周总理啊，
想起十九年前那一晚幸福的情景，
我们怎么能不泪如泉涌。
您在我们青年身上花了心血啊！
您在我们身上寄托着无限深情。
这是您对广大文艺战士的关怀啊，
震荡着夜空，弥漫天地，
象是一首壮丽的诗篇啊，
您用巨笔挥写，不着半点墨迹。
您赞颂着伟大而平凡的劳动啊，
您赞颂着劳动创造世界这个不朽的真理！
当我们继续向前走着，
回头望，那位清洁工人啊，
还在远远地凝思、伫立，
望着您的背影，泪飞如雨。
您跟劳动人民心连心啊，
人民怎能不热爱您！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不能忘，这是对我们一次最深刻的教育。
那时，宿舍里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
有的正在灯下用功，深入地
揣摸着角色的动作心情。
有的刚刚把脸上的油彩洗净，
在创作日记上写下新的收获内容。
有的工人端详着舞台设计草图，
商量着怎样更好地修改服装、布景。
当发现您突然进来，
同样都露出惊喜的神情，
没想到是您啊，是您……
都感到意外的幸福如梦！
有的突然从床上跳起，
一再揉擦着朦胧的眼睛，
“我是不是在做梦？”
您含笑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才真的相信了自己的眼睛。
是……真的是您啊，
敬爱的周总理。
宿舍里立刻沸腾了。
沸腾了。
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
周总理来啦……
周总理到我们演员宿舍里来啦……
到我们工人宿舍来啦，
也到我们家属宿舍来啦，
欢声、笑声，冲激着五月的夜空，
欢声、笑声象海洋波涛翻腾。
您是送暖的春风，
您是碧空的明星。
人民热爱您啊，
您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
您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今天，我们要把革命文艺的红旗高举，
把您的遗志——坚决继承。
今天，祖国的山河一片春光，万紫千红。
我们要继续向一切旧世界的残余勇敢冲锋，
让文艺的百花开得更美更红！
这是一个难忘的幸福的回忆
一九五七年那个春夜，一直闪现在我的心中。
他教我们事事想到将来
张骏祥
（一）
一九四九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近结束时，周总理召集戏剧界、电影界的各地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要大家谈谈工作中的问题和设想。我记得电影界的代表们当时提的基本上都是电影厂场房破烂、设备陈旧的问题。当时接收下来的国民党政府所属的电影厂，虽然由于工作人员护厂有力，基本上没有破坏，但这些厂本来就是些寒酸的烂摊子，至于民营厂，更因资金所限，设备极不像样。因此代表们不免偏于诉苦，言下之意就是希望政府能马上拨款来修建厂棚、更新设备。作为一个刚开始做电影导演的人，我当然也是抱的这种心理。我记得很清楚：周总理听完了大家的意见，首先肯定大家所说的都是事实，大家的要求也都是合理的，他相信这些要求不久一定会得到安排和解决。但是他又说（大意）：目前我还不能考虑这些问题，因为我现在急于要考虑的，是几十万解放军南下了，南方的蚊子多，战士们没有蚊帐，怎么办？几句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但是周总理却又提出一个问题，问大家（大意）：拍电影要用胶片，胶片的来源怎么解决，你们考虑了没有？代表们谁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最后，是袁牧之同志老老实实回答：“胶片吗，看来还得进口一些。”总理说（大意）：一个时期内进口一些，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将来一年要拍好多部影片，一部影片在全国发行，要印很多部拷贝，这就需用多少胶片？不仅我们自己用，还要考虑到将来朝鲜、越南、缅甸等许多国家，都可能要求我们提供胶片。你们想想这个问题要不要考虑？要不要解决？
是这次座谈会后，司徒慧敏等同志才大力筹划建立我们自己的胶片厂。而我却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领会到周总理的领导艺术，接受了他的教诲；在工作中既要分出轻重缓急，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又要能高瞻远瞩，对于事业的将来，要从一开始就有所规划，心中有数。
（二）
一九五四年苏联举行中国电影周，中国派了代表团去参加，在苏联各大城市轮流放映了《智取华山》、《鸡毛信》等影片。在与观众见面时，少不得要陪着看影片。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时很多苏联观众，一看到银幕上有战争场面就低下头不看。后来我和另两位团员去了波兰参加那里的中国电影周，又发现情况与苏联一样。当时，我国还派了一批导演在苏联学习，见面时他们也向我们谈起这个问题。我们还接到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的信，要我们转给文化部，提醒以后要少拍战争影片。回国之后，代表团进行总结，就把这一条认真地写了进去，建议以后少拍战争片。有位导演因为自己的影片人家低头不看，还开玩笑说：“以后再不敢做战争贩子了。”
总结交上去没有两三天，周总理就通知全体代表团到中南海开会。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总结中的这一错误。他说（大意）：苏联人民经过残酷的卫国战争，几乎家家有惨痛的损失，他们怕看战争场面。情有可原。但是我们却千万不能因此就不拍战争影片。帝国主义还在封锁我们，蒋介石还在梦想反攻大陆。我们不能放松战争的准备，尤其不能在思想上丢弃战争的警惕性。我们不是要停止拍战争片，而是要大力拍好战争片。
我们这些原来看了到处画着的和平鸽，就把呼吁和平与和平主义的区别也分不清的人，听了周总理的话，真如醒酬灌顶，清醒了过来。
只有永久的思念，没有永久的分离
秦怡
只有永久的思念，没有永久的分离。生活告诉我，对于一个影响自己一生的人，无论他离开自己多久多久，但他的精神，他的话语却永远伴随着我，鼓舞着我。
几十年过去了，我记忆中的重庆却始终占据着我心灵的重要地位。使我难以忘怀的当然不是那潮湿阴冷的寒冬，也不是闷热难熬的炎夏，而是在我年幼无知时所接触和认识的好人、伟人，我所崇拜的人，尊敬的人，热爱的人，影响我一生的人。
想起来似乎就在昨天。一九三九年春节期间，我的同事请我去他家中吃饭。我年方十七，长得胖乎乎，愣头愣脑，活脱脱一个傻丫头模样。可就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傻丫头的一切都起了质的变化。它成了我一生历史长河中的源头，这虽然是一次偶然相遇，然而它影响着我整个人生观，世界观。
我的同事是位摄影师，他的太太是个湖南人，他们也许以为我认识同桌吃饭的人，因此没有给我介绍桌上任何一位陌生的人。可虽然没有介绍，我也确实好像毫无陌生感，特别是那位有着一对使人记忆深刻的浓眉和一双黑白分明透着锐气和慧气的大眼的英俊男子引起我注目，他谈吐爽朗、潇洒。他极其亲切自然地向我问长问短，他间我在什么地方工作？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工作了？我告诉他我在山城合唱团工作，现在又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合唱团唱歌，还兼跑龙套的演员工作。他笑着说，“好啊。”我对他的评语有点不以为然，我说：“这好什么，没意思，整天在里边混，我本想去前线去不成，我想去深造，可没条件，这纯是为了吃饭。”他又间：“那你在唱什么歌？”我脱口而出：“当然是抗战歌曲”，他朗朗大笑道：“这怎么能说没意思，这可太有意思了，你们的歌声将会激起千万人的热血沸腾，有数不清的人在这歌声的鼓舞下参加了浴血奋战，可你还觉得没意思！”接着他又补充说：“当然深造也是很好的理想，也不要放弃。”我看着他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那么真诚、坦然，完全象一位老师对一个不懂事的小学生那样耐心爱护、我也就无拘无束地与他象老朋友一样地聊天了。
他的话语象磁力一样牢牢吸引着我去思索，去感受。那次见面后，我想了许久许久，感到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力量，一种信念。我很想知道这位朋友的姓名，于是我又去找请我吃饭的同事，打听这位朋友是谁，我的同事哈哈大笑：“他就是周恩来，你真的不认识？”我这才恍然大悟，想起我曾在一本书中或是一张报上见过他的照片。我确实不认识，然而又认识。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责怪自己那样愚蠢，说那些无聊的话，但是周恩来同志却不嫌我无知，几十年如一日地教育我，关心我，他的每一句话都深深铭刻我心中。
在重庆既艰难困苦又充满活力的岁月中，我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工作，但早婚和早产使我的生活失去了平衡，我没有精力，能力和财力带领自己的孩子，我生下的小可怜虫一直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可我这个连自己还是个孩子而根本不会做母亲的母亲，总还有着天生的母爱，为了让孩子生存下来，我用自己所有的生活所得，请了一个奶妈，把孩子放在她家中寄养，自己整日整夜在舞台上、剧场里度过。
有位朋友忽然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很关心我的生活与孩子，他告诉我，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到一位姓孙的朋友家中去，在弄门口看到一个妇人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告诉他这就是秦怡的孩子，她自己无法带领，只能全部交给奶妈。周恩来同志久久地看着孩子，深表同情他说：“一个有名的有才华的演员的孩子搞得这样可怜。”他询问孩子是否有病，我的朋友告诉他，孩子在轰炸中生下，没有营养，没有母奶，东西吃乱，得了胃病，经常呕吐。那天周恩来同志虽有要事，但他对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倾注了爱心，他还打听了孩子的名字叫斐斐，还关照朋友们要多关心我，好让我安心地为话剧艺术献身。我当时听到朋友对我转告这段话时，泪水象泉水般涌出。对于我这个孤苦伶仃，身处异乡的人来说，这几句话给予我的慰藉是难以形容的。因此，我也就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对事业的执著的追求。
一九五七年亚洲电影周在北京举行，我参加了这次盛会。在一次晚宴中，我有幸坐在周总理的身边，他忽然问我：“斐斐怎么样？现在还吐吗？胃病是否已经治好？……”时隔十六年，连我自己都快要忘记的事，周总理却记得如此清楚，这更使我对他的敬意倍增。他岂止关心了我的女儿和我，他的心胸装着整个人类。
一九四二年由于我的幼稚无知，又没有分析剧本的能力，又不理解政治上的复杂性，中华剧艺社把我借给施超组织的话剧《野玫瑰》中去担任一个角色。开始由路曦同志担任女主角，我演一个女大学生，以后导演苏怡同志在排戏过程中感到路曦个子矮小，不适合女主角的角色，让我与她对换角色。没想到这一下可大祸临头了，该戏的编剧得到了国民党颁发的剧本奖，《新华日报》的社论批判了这部戏为国民党涂脂抹粉。虽然我们剧组得知情况后，演职员立刻商议罢演停戏。但我这个主角己臭名远扬。于是这个历史上的污点，成为我沉重的精神包袱，一想到此事就有说不出的心烦。一九六一年在中南海紫光阁，有一次周总理和我边跳舞时边说：“你《野玫瑰》还是演得很好的。”我吓了一跳，全身汗毛直竖，不敢相信，只是轻声他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个污点是洗不掉了。”可总理却轻松地笑着说：“这跟你没关系，那个戏的政治思想是不好，但你的演技是好的，戏的内容是编剧写下的，好的演技是你的。而且在那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你怎么可能知道！好的演技不要丢掉。”周总理的这几句话我牢牢记着，在这里提及此事，决非为己开脱。因为这是已经过去几十年的事了，并且在当时的戏剧界已无人不知，无需开脱。但如果没有象周总理这样的领导人真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宽大胸怀，如果我真象“文革”中被人批判的那样是属于“敌系”，那么如今我也许连骨头也不存在了。
我忘不了，又怎能忘，那一年我得了甲状腺瘤，经医生诊断需住院动手术。我住进了重庆歌乐山的医院，我的病房是在后院，忽然邓颖超大姐到病房来探望我，我喜出望外，因当时无人知我住院，也无人会来探望我。邓大姐穿着合身的旗袍，领口别了一枚漂亮的别针。她的亲切、诚恳、爽朗的音容笑貌与周总理一样可敬可亲。她告诉我：“恩来知道你也住在这医院，一直想过来看你。目前他也动了手术，暂时不能过来看你，希望你勇敢地向疾病作斗争。如果要动手术，也不要害怕，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们。”我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周恩来同志的心意和邓大姐的探望，使我的病已好了大半。这种精神强心针不是药物所能替代的。当时我早已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对于我这种无足轻重的人也关心入微，我一辈子深感于心。
在歌乐山医院里，我常常在傍晚的时候，在医院后院的夕阳下，看见周总理和邓大姐在青石板路上漫步谈心，我默默地凝视着他们的背影，陷入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中。我竟然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未动手术就出院了。
抗战八年，我在重庆住了六年半，成都一年，无论住在哪里，周恩来同志始终是直接或间接地关心着我们的工作、生活，以上只是几个小小的例子。有时在某些集会上见面，有时我知道许多事情都是他亲自领导着我们的事业。在阳翰笙同志编剧的《塞上风云》摄制组从内蒙回来经过延安回到重庆后，许多人都想去延安，其中也包括我，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们说：“周恩来同志认为我们如能留在重庆多做些抗日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就这样我们一直留到抗战胜利。胜利及解放后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与周总理见面，听他的报告，向他汇报电影事业的情况了，“文革”前我们的每部电影周总理几乎都看过，或是表扬，或是提出中肯的意见，使我们感到不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愧对周总理，今天重又回忆我青年时代在重庆的一切时，周恩来同志的形象依然那么清晰。他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没有永久的分离，只有永久的思念。
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追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
桑弧
一九五二年，夏衍同志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他建议上海电影制片厂给我一个任务：把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优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银幕，以满足全国广大城乡电影观众的需要。
这一年冬天，在首都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以展示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改革工作的成就。这也提供了条件，使全国各戏曲剧种创作人员有一个互相观摩交流的机会。黄佐临同志和我相偕赴京观摩，这对正在筹拍《梁祝》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正是在第一届戏曲会演中，我们得以饱览了全国著名剧种的代表剧目和演员。例如川剧的陈书舫、周企何，汉剧的陈伯华，桂剧的尹轰，豫剧的常香玉等。这一次全国大会演充分展示了中国民族戏曲的丰富蕴藏和宝贵传统。会演结束后，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闭幕仪式，主持会演组织工作的周扬、田汉等同志都讲了话，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表演艺术大师也都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也亲临会场，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使与会者受到极大鼓舞。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周总理的言论丰采。
在赴京前，我和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的徐进同志已经根据《梁祝》的舞台演出本改编成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的初稿。会演期间，我们观摩了各地如此丰富多彩的优秀剧目，拓宽了视野，也为把越剧《梁祝》搬上银幕增强了信心。
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摄制组进行了排戏，分镜头、美术设计、彩色片摄影、洗印的各项技术试验。影片于七月初开拍，对这部新中国第一次拍摄的彩色戏曲艺术片，周总理和陈毅市长都倾注了很大的关心。一九五三年冬，影片摄制完成，夏衍同志邀请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和陈毅市长来审看样片。他们看后十分高兴，对袁雪芬、范瑞娟的优秀表演以及摄制组全体的创作劳动给予很多鼓励。周总理还详细询问厂拍摄情况。他知道舞台上的《梁祝》要演三个多小时，这对电影来说，无疑是一个过量的负荷。因此，如何把影片的长度控制在电影通常所允许的二小时放映时间之内，而又要尽可能地保留甚至突出舞台上的精华，这确是一个难题。摄制组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仍不能尽如人意。周总理沉思片刻，用商量的口吻问我们，为了剧情的贯串，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能否加上一个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再衔接下面马家花轿进门，祝公还硬逼女儿上轿的场景。我们觉得总理的建议非常好，于是又补拍了“思兄”一场，增加了短短四句唱词，却把梁山伯和祝英台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烘托得更浓烈了。
一九五四年，周总理出席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他把影片《梁祝》也带了去，招待各国代表，还邀请电影大师卓别林来观看。卓别林十分欣赏《梁祝》，他由衷称赞中国民族戏曲的优秀传统。他说：“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串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我希望你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而我知道你们是已经有了。”影片《梁祝》于一九五五年获捷克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并获中央文化部优秀影片金质奖章。
周恩来总理生前经常和文艺界人士接触，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一九五八年，他曾倡导电影界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拍摄一些“艺术性纪录片”，以纪实文学的形式，使创作人员多接触工厂、农村的实际，来弥补生活底子不厚实的缺陷。可是当时正处于“大跃进”的热潮，电影界的领导和创作人员都不免头脑发热，跟着工农业“放星”，强调产量和速度。摄影棚内用闹钟来限制每个镜头的拍摄时间，甚至一天要拍一百多个镜头，根本顾不上艺术质量。因此出现了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这股风虽然不久就被刹住了，周总理却深自负疚，在很多场合作了自我检讨。我们都明白这个现象是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形成的，我们都为周总理的勇于自己承担责任的襟度所感动。
一九六○年十二月中旬，上影厂派张瑞芳，秦怡、王丹凤和我四人随同周总理所率领的庞大代表团去缅甸作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由政府代表团以及军事、边界、佛教、新闻、文化艺术、体育、电影等分代表团组成，人数多达数百人。电影代表团由八一厂厂长陈播任团长，团员除上影四人外，还有田华、崔鬼、李恩杰、王心刚、秦文、庞学勤、王苏娅、杨丽坤等。我们到达北京迟了几天，总理已经接见过全体团员了。十二月十五日上午，总理专门派车来接我们到中南海他家里去吃午饭，邓颖超同志也亲切地会见了我们，总理显然是因为我们报到迟了，特地接见我们一次，以示关怀。他向我们讲了这次出访的意义和应注意的事项。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总理家的饭菜十分简朴。午饭后他还和我们在林荫道上散步，并且和我们一起打乒乓。总理谈锋很健，庄谐并作，他的音容笑貌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就在总理接见的当天晚上，我们电影代表团就和其他代表团一起搭专车离开北京，转道昆明去缅甸了。
周总理的座机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中午飞抵缅甸首都仰光的，和他同来的有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以及政府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先期到达缅甸的中国友好代表团的全体团员都到机场欢迎。中国驻缅甸大使李一氓在总理座机着陆后，走上飞机，迎接周总理到机舱门口，总理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这时机场上出现了无比热烈欢腾的景象，充满了中缅两国人民友好的“胞波”情谊。当天晚上，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在总统府的大草坪设宴欢迎由周总理率领的全体中国友好代表团。中缅两国总理在宴会上作了热情诚挚的讲话。缅甸是佛教国家，当晚的宴席全部是素食，并且按照中国口味烹调，这也是一个特色。
我们电影代表团于一月六日在总统电影院举行“中国电影周”的揭幕仪式。两国总理都莅临参加。缅甸影剧协会主席吴丁内和陈播团长先后讲话，接着介绍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我们合唱了“缅中友好之歌”和“中缅两国是胞波”，并由王苏娅独唱“美丽的祖国”，王心刚独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开幕仪式结束后，放映了新影厂摄制的纪录片《欢迎你，缅甸胞波》。这部影片是纪录一九六○年十月吴努总理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的盛况。影片放映时，观众反应强烈，不断爆发热烈的掌声。陈播团长还代表周总理将该纪录片的拷贝两部赠送给缅甸政府。在这次“中国电影周”的开幕式上，有一件小事使我印象深刻。原来在电影周准备放映的影片中，有一部是崔鬼和陈怀皑同志导演的戏曲艺术片《杨门女将》，因此在开幕式登台的电影代表团中，就有穆桂英的扮演者杨秋玲在内。周总理隔天晚上审看了登台者的名单，他认为饰演穆桂英的杨秋玲和饰演余太君的王晶华都是光彩照人的京剧优秀青年演员，所以也应该把王晶华列入开幕式登台的电影代表团之内。好在王晶华这次也来了缅甸，她和杨秋玲都是文化艺术家分团的团员，要到缅甸各地去参加歌舞戏剧演出的，因此在开幕式上，王晶华就和杨秋玲一起登台，接受缅甸电影演员的献花。从这一件小事，我深深体会周总理考虑事物的周密，以及他对艺术无微不至的关心。
我们在缅甸逗留了半个多月，在缅甸政府和电影界朋友们的妥善安排下，访问了几个城市，参观了名胜古迹和几个电影制片厂，也观摩了一部分缅甸影片。在这期间，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肖明参赞代表中国政府向缅方赠送了上影厂拍摄的《缅甸歌舞》纪录片。影片内容就是纪录去年随同吴努总理来华访问的著名艺术家们的一部分精采节目。
周总理在离开仰光回国的前夕，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盛大告别宴会。缅甸总统吴温貌和总理吴努都出席了，气氛十分热烈愉快。宴会后由中国艺术家表演了精采的歌舞节目。散席后，客人们相继离去，周总理要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留一留。他亲切地对我们说，他明天就要回国了，他认为这一次友好访问很成功。他说，代表团的各分团还要继续进行各种访问活动，他要我们谦虚谨慎，本着热情诚恳的精神，胜利完成作为友好使者的任务。总理的谆谆教导，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制订的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英明伟大。
一九六一年六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六月十九日向两个会议的代表发表讲话。著名的“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主张，就是他在那一次讲话中提出来的。总理说：“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7页。）
不能忘记周总理讲这一段话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连年不断。就电影战线说，从《武训传》于一九五一年被批判开始，《关连长》和《我们夫妇之间》相继受到批判。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反右扩大化，电影界也有不少人被错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以及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使许多创作人员逐步形成一种“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扭曲心态。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时，各故事片厂摄制了一批优秀的献礼片，周总理充分肯定了这些影片的成就，并且勉励大家努力奋进，拍出更多革命的、健康的又是艺术的影片来，可是好景不长，三年自然灾害的困扰以及“左”的影响仍束缚着创作人员的手脚，一九六一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创作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
这两个会议的目的本来是为了纠“左”，使创作人员解放思想，敢于大胆创作。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大家曾对长影王家乙同志导演的《达吉和他的父亲》展开讨论。家乙同志曾提心吊胆，怕被人批评为“人性论”、“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所以影片中该让观众哭的地方，也不敢让人流下泪来。直到有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周总理也肯定了影片的成就，不过他也指出导演思想上显然有许多顾虑。总理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有文化了，还有什么看头呢！在总理的鼓励下，大家比较能够敞开心扉，在会议上互相交流几年来的切身感受。有的同志讲到慷慨激动处，不免声泪俱下。六月二十八日，周总理让大家到香山休息一两天，以消除开会半个多月来的紧张疲劳，六月三十日晚上，又让我们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的庆典。当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欢声雷动，兴奋雀跃，达于极点。大会由周总理主持，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散会后我们仍坐车回香山休息。第二天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周总理特地到香山来看望大家。他和我们共进午餐，并和大家一起散步游山，闲拉家常，使我们感到十分快乐和幸福。
创作会议于七月二日闭幕。会议期间，周扬、夏衍、陈荒煤等同志多次讲话，或参加座谈讨论，听取意见。会后中宣部和文化部制订了《文艺八条》和《加强电影生产领导三十二条》，以期促进双百方针的贯彻，使电影沿着更健康的道路发展。但是，这两个文件终于没有实施，成为一纸空文。在上海，连周总理的讲话都不允许传达。电影创作会议是在新侨饭店召开的，在“文革”期间，被江青一伙诬称为“新侨黑会”。在十年浩劫中，大批文艺界的领导和创作人员都蒙受了深重的灾难。
前几个月，看了革命历史巨片《周恩来》，不禁感慨万千。王铁成同志饰演的周总理形神兼备，演得十分成功。他把周总理一生最后十年的忍辱负重、支撑危局的形体和内心活动展示得非常充分。凡是曾经和周总理有过接触或者听过他讲话的人，看了片子无不为之感动。“化悲痛为力量”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句悼念逝者的话，可有时用得过滥，也会变成“套话”。但是，我感到这句话用在周总理身上却十分恰当。周总理逝世已经十六年了，我们痛切悼念他过早地离开我们。在当前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加上国际间的风云变幻，我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深感任重而道远。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周总理的光辉一生中汲取力量，这将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征途中，增添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
“三年了，你还外行！”
谢晋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对各行各业充实干部，加强领导。当时主管电影工作的是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夏公是电影界的前辈，当然是懂行的。而具体抓电影创作、生产等工作的是刚从中南局调来当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荒煤同志。他是搞评论、文学工作的，对电影生产规律，确实下很内行。他上任之后，努力做了不少工作，但自己总觉得对这一业务不是很熟悉的。育次在国务院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讲到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许是出于谦逊，或是作自我批评，更是对领导表示愧意，说自己本是搞文学的，对电影是外行，以致有些工作没做好。因为一连讲了几次“外行”的词儿，周总理就插话问，“荒煤，你调到电影界有几年了？”荒煤同志回答说，“三年了”。总理马上严肃地说。“三年了，你还外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