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这句带有感叹色彩的批评，给荒煤同志很大的刺激，对他以后的工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此，他不敢再说自己是外行，而是专心钻进电影业务中去。以后几年，他在抓创作时，无论是提意见，指导生产，安排计划都较符合电影工作的规律，大家也喜欢和他谈创作，谈业务，听他作报告。他真正成为具有较高威信的“内行”了，在我拍了《红色娘子军》以后，有次在火车上跟他同在一个车厢，他谈起了总理的这句话，事隔几年，仍很感慨又很遗憾。他说，虽然搞电影工作七八年了，比较熟悉了，你们送来的剧本，看了，也谈了，但我没有象夏衍同志那样能看分镜头剧本。夏公可以在分镜头剧本上批注详细的具体的诸如镜头作用，长短等意见，我就不能，只能笼统的谈一些意见和看法。接着又很诚挚他说：哪一年有点空，把工作安排一下，到你的摄制组去蹲点，专心待一段时间，看你们是怎样分镜头，怎样具体拍摄的。很遗憾，他的这个愿望因历史的原因没有实现。确实在掌握社会主义电影的创作、生产方面，我们走过不少弯路。由于当年领导电影生产的同志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终于逐步掌握了电影生产的规律。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左”的路线，在文艺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风暴，终于在“文革”前，夏衍、陈荒煤成为“夏、陈文艺黑线”的代表，被迫离开了电影界。时隔几十年，当我想起周总理的这句话“三年了，你还外行”，仍感触很深。我认为，总理这句话不仅是对主管某一项业务的干部提出严格要求，任何事物，任何工作都有它的规律，熟悉了，掌握了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我们知道周恩来同志是政治家也是军事家，对各项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但在担任总理以后，也有许多方面是新的事物。正是由于他善于由外行变内行，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中国治理得有条不紊，博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在他看来，党和政府派你来到这个岗位，领导这门工作，你就应该从“外行”尽快地作调查研究，接近群众，刻苦学习，摸清规律，变成一个内行。你不能老是拿外行来搪塞，好象我是外行，工作没做好是应该的。当时荒煤同志如果刚调任三个月、半年，说“我是外行”情有可原，不致挨批。可是已经三年了。从他自己来说可能以为时间不长，而在总理看来，三年就不算短了，你还没有掌握工作规律，自称“外行”，就不可原谅了。
周总理三十多年前说的这一句话，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启迪，我们主管各项工作的干部应该从“外行”尽快变成“内行”。搞科学有科学的规律，搞商业有商业的规律，商业的规律不同于文艺的规律，即使在文艺领域中，音乐有音乐的规律，电影有电影的规律。当然，我们不要求领导干部的水平达到导演、摄影师的专业水平，但应该要求尊重各个行业的规律！今天在纪念周总理时，温故知新，重提“三年了，你还外行”这句话，我认为仍有现实意义的。
“跳芭蕾舞可不能发胖啊！”
白淑湘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晚上，那天是世界著名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彩排演出。这个舞剧只有世界上有名的大剧院才能上演，它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剧目，除了要求演员有高超的技巧和优美的舞姿，还要对剧情和音乐有深刻的理解。我当时是即将毕业的学生，同时担任白天鹅和黑天鹅的主要角色。对我来说困难是很大的，但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在古雪夫专家的精心指导下，彩排圆满成功，我们都沉浸在喜悦之中。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演外国的芭蕾舞名剧，而且成功了，为中国人争了气，为祖国争了光。更使人兴奋的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文化部领导的陪同下来看彩排演出。演出结束后，周总理、陈副总理和文化部领导走上舞台接见全体演职员。周总理神采奕奕、精神振奋地对大家讲：“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很不简单嘛！这么短的时间就排成了世界经典舞剧《天鹅湖》，我祝贺你们！”总理的话音没落，大家立即欢呼起来了，总理转过身来对我说，“你跳得不错嘛，听说你很用功刻苦，要继续不断努力啊！”我听到总理的鼓励和教导，心情万分激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重复的说了几遍：“我一定努力。”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剧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后挥手和大家告别。
我第二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是一九五九年的春节联欢会上。晚会主要内容是跳交谊舞，总理很喜欢跳交谊舞，他说：“跳交谊舞可以消除疲劳，还可以锻炼身体，人应该多运动，对身体有好处。”总理的交谊舞跳得很好，舞姿端庄大方、轻盈潇洒。晚会上很多人都想和总理跳舞，我也非常想和总理跳一曲，我的交谊舞水平不高，怕踩了总理的脚，但我还是鼓足了勇气，走到总理面前说：“总理，我请您跳舞好吗？”总理笑着说：“好哇。你是跳芭蕾舞的白淑湘吧！好，我和芭蕾舞演员跳跳。”总理说着站起身来，我们一起走进舞池中央，音乐响起，总理的舞跳得确实漂亮。我怕踩总理的脚，心情有点紧张，也顾不上和总理说话，总理看看我笑着说：“你们学外国的芭蕾舞，要学精了，学到家，这样才能把我们民族的艺术溶合进去，学这门艺术的黄金时代很短，掌握它不容易，要精益求精，成为专家。”听了总理的教导，我说：“我一定记住总理的话，努力学习，争取在芭蕾舞艺术上有所成就。”总理听了我的回答，很高兴地连声说：“好，好！”乐曲结束了，我和总理握手道别，一种幸福感久久环绕在我的心头。
我第三次见到周总理，是一九六○年秋天。这天晴空万里，清爽宜人。我们去机场欢迎非洲的一位国家元首。外宾的专机还未来，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人都在机场上等候。总理兴致很高地和大家谈笑、聊天，见到我很关心他说：“噢！天鹅来了，你们排演些什么剧目呀？跳芭蕾舞可不能发胖啊，不然飞不动了，听医生讲喝豆浆比牛奶好，有劲又有营养，还不会发胖。”转过身总理对李先念同志说：“财神爷，他们舞蹈演员，武功演员，两条腿可是不得了，太重要了，你给他们拨些木头，铺在宿舍里保护关节，这是一辈子的事啊！”李先念同志诙谐地笑着说：“总理的话，哪个敢违抗，一定照办。”大家听了高兴极了。从那以后，我们早餐有豆浆又有牛奶。我们中央芭蕾舞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宿舍楼地上，都铺上了像人大会堂大宴会厅一样的水曲柳木地板了。总理的话确实实现了。总理那么忙，日理万机地处理国家大事，还时时记着我们这些青年舞蹈演员的生活、学习……。又一次见到总理是一九六三年冬天，我们团到上海南京巡回演出。在上海演出的是《天鹅湖》、《巴黎圣母院》。演出期间有一个休息日，上海文化局在上海市委礼堂主持开了一次联欢会。当时，周总理也刚好在上海，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联欢会。参加联欢会的都是上海文化界和各界知名人士，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我印象很深的，是越剧演员王文娟有点“发福”。总理看到后逗乐他说：“这个林妹妹，身体健康了，再不会哭鼻子了。”引起大家一片欢笑声。这天来的人特别多，都希望与总理多跳舞，也很想听总理讲讲。总理说，“交谈、跳舞都要做，咱们先轻松一下，跳跳舞。”听总理说先跳舞，大家都争先恐后要同总理跳。跳过舞以后，总理稍事休息一下，站起来对大家说，“上海及华东地区正在搞现代题材的戏，很多，各种艺术形式都在改革，演现代戏就要做革命人，就要改造自己。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党的阶级政策是‘重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请大家不要背包袱，出身不好是可以改造的。我出身就不好嘛，毛主席及中央一些领导人中出身不好的也很多，不要有负担。我们共产党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请大家记住这个真理。”总理讲话不长，但很真挚、很诚恳、很亲切。我时时在想象周总理这样伟大的国家领导人，还不忘学习，改造自己，真是我们中华民族学习的楷模。
我那幸福的十二月
王丹凤
十二月，是一年中的岁末，它孕育着新的一年将诞生，春天将降临。
北京的十二月，总是瑞雪纷飞，银装素裹。在这千里冰封之中，唯有那青松挺拔，做梅吐蕊，把芬芳留给人间。
我爱十二月，更爱北京的十二月，因为，我曾在北京度过一个终生难忘的“幸福的十二月”。
那是在一九六○年岁末，我接到上海电影局的通知，让我和张瑞芳、桑弧、秦怡四人立即去北京，参加由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赴缅甸访问。这一突然的喜讯，使我思绪万千，心潮难平，激动得夜不成寐。
我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演员，在旧社会演员是被社会所歧视的，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地位。而今天，在新中国，不仅受到社会的尊重，观众的热爱，还能有机会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我亲身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重视。所以，这次去北京的心情不比往常，是格外的兴奋。
我们四人到了北京，才知道这是个四百人的大型代表团，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还有北影、八一、长影等电影厂的寻演、演员参加。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招待所里一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他们都说：“哎呀，你们要早来两天就好了，前天晚上周总理接见并宴请我们全体代表团成员，就缺你们上海几位呢！”
离赴缅甸只剩没几天了，一天上午，团里没有安排活动，我和瑞芳、秦怡三人去东安市场看看，还没有逛上一圈，突然，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急促的话音：“请上海来的电影演员张瑞芳、秦怡、王丹凤注意，请你们听到广播后马上回招待所去，马上回招待所去！”这时，我们三人都愣住了，什么事？谁也摸不透。此时此刻，也只能急匆匆地寻找出口处，赶紧回招待所。
“你们总算回来了！”桑弧导演着急他说：“刚才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我们上海来的四个人在招待所里等，一会儿就派汽车来接我们去中南海，总理要接见我们。”
听了桑弧导演的一番话，我简直难以相信目己的耳朵，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太幸运了。
当我们坐上总理办公室秘书来接我们的汽车，驶进绿荫葱葱的中南海时，我的心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我真想这车开得慢一点，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十亿人民的心脏，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办公和生活的地方，我要把这里的一草一木看个够，可是我又嫌车子开得太慢，因为我迫切地想早一刻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
汽车在一座宁静的小院里停住。周总理和邓大姐已经在客厅里等我们，我们赶紧上前，总理和邓大姐与我们一一握手，招呼我们就座。
我是第一次来到周总理的家，又是第一次见到敬爱的邓大姐，心里不免有点紧张，可是当我握着邓大姐温暖的手，望着她慈祥的笑容，和蔼可亲的神情，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周总理笑着跟我们说：“你们没能赶上前天的宴请，今天我和邓大姐请你们吃一顿家常便饭。”
总理亲切的话语，像一股暖流，溶入心田。我们的总理，日理万机，操劳着国内外的大事，工作如此繁忙辛劳，然而，对我们上海代表没有赶上宴请这样一件小事都想得这么周到，这么细致入微，特地在百忙中把我们请到他家中做客，陪我们吃饭。面对这样一位受亿万人民尊敬又处处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一顿饭，是总理和邓大姐与我们共进午餐，饭桌上简朴的菜肴，胜过宴会上的山珍海味，邓大姐还不时地给我们夹菜，关照我们不要客气。饭桌上，我们又说又笑，洋溢着极其和谐的气氛，真好似是在家中一般。
饭后，总理又陪着我们在院子里散步，时值岁末，寒风扑面。然而，这一天，我们围在总理周围，边走边谈，直觉得温暖如春。总理十分关心我们的艺术创作和生活情况，他几乎对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很了解。我们在总理身边显得无拘无束，心地舒坦地交谈着。
不知不觉地，我们踱步至一间休息室，总理领我们进去，只见室内陈放着一张墨绿色的乒乓台。看来，总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很重视体育锻炼，他教导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注意锻炼。
当总理拿起乒乓板，与瑞芳她们对打时，我这个好静不好动，平时对任何运动都不碰的人就心里怦怦地跳，我直躲在他们的后面，想最好总理别点我名。谁知总理与他们三位打完后，真的要我上去打。这时，我的脸涨得通红，胆怯地跟总理说：“总理，我不会打的。”总理却一再鼓励我：“不要紧，来试试。”总理就是那么亲切、平等待人，他要和我们每个人都打一遍，我只好拿起球拍上了。可想而知，面对这么一位国家领导人，我的手脚就格外地笨拙，球儿不是碰网，就是出界。总理看我确实不会，也就不难为我。他放下球板后叮嘱我：“打乒乓是很好的运动，以后要学学。”我听后忙不迭地频频点头。这一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一年以后，有一次，周总理来到上海，接见了文艺界人士，总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王丹凤，学会打乒乓球了吗？”真没有想到，总理还记得这件事，我们的总理真关心人啊！
敬爱的周总理，在您博大的胸怀中，装着亿万人民的心，处处想着人民、热爱人民，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三十多年来，我的心中一直怀念这幸福的十二月，缅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写于上海
遗爱翔寰宇
林林
一
我到日本京都，总要到岚山谒周恩来同志的诗碑（诗是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写的）。头一次是一九八○年春，陪巴金同志、冰心大姊诸同志一起去的。一到碑地，就看到碑前有不知名的日本人摆满了香花。那之后，写了一首五绝，诗曰：“沿路赏樱堤，岚山谒石碑。绵绵无尽意，默念雨中诗。”
最近一次，一九九一年冬，日中友好汉诗协会的棚桥算峰先生陪我们去的。未到前，天下了潇潇的雨，到了诗碑，雨已停，从云层里露出一线阳光。棚桥先生抢景照了相片，高兴他说诗碑的诗景出现了，难得有这么巧遇。与此同时，我们又理会到周恩来同志年轻时，苦于探索真理，在模糊中偶然看到一线光明愈觉娇妍的喜悦心情。
恩来同志东渡之后，一九二○年冬至一九二四年夏，为勤工俭学，又旅欧数年，当时住在巴黎一家旅店二楼的一间八平方米的房子，内有一桌一床。在这里，他曾写两篇长文章，寄往天津《益世报》发表。直到如今，主人怀有隆情厚意，保留这房子做纪念，供人参观，大门口还挂个小牌子。一九八四年夏，我访西非路经巴黎时，也曾访问这个地方，该旅店仍照常营业。我们不禁深深地感谢这旅店的主人。
一东一西，无论日本人民与法国人民，对周总理都怀有敬爱的情意，永不磨灭。
二
周总理重视民间外交，重视文化交流。
一九五九年，中印一度曾发生不愉快的军事冲突，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往来，周总理重视与这个亚洲大国的关系，认为民间往来应该进行，遵照这个嘱咐，与印度有工作关系的同志，开了一个会议，研究执行这个任务，结果从印度国外，请了一个印度朋友来京访问。
顺便再说，周总理于一九五六年访亚欧十一国，第三站到印度的两件事。当时我是驻印度使馆的文化参赞，他抵达新德里后，就关照说，新华社记者发消息不要把副团长贺龙同志漏掉，正副团长都报道。这可见他对待贺龙同志的亲切周到。另一件是那时候已在印度的达赖有离心倾向，不回西藏，总理苦口婆心，晓以利害，说达赖离开家乡，不能有所作为。经总理做工作，达赖这次是回西藏了。
一九六三年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决定派一个歌舞团访日，这个团以武汉歌舞团为主体外加舞蹈家赵青、琵琶名家刘德海、唱评弹的杨乃珍等。在离出发三天前，周总理了解到，团领导没有熟悉日本的人员，不放心。于是我被安排参加这个团的工作。出发到广州后，时过子夜，我已在梦中，忽然听到长途电话，周巍峙同志传达总理的吩咐。我常常感到总理对出国团关怀备至，考虑到别人应加考虑而没考虑的问题。我们永记周总理的教导。在这次出访中，虽有台湾坏人的干扰，但没有出疵漏。
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访华，周总理亲切地接见他，提到他的成吉思汗小说（即《苍狼》）。井上先生后来念念不忘，以为周总理日理万机，怎么还关心到他的小说，钦敬周总理对文化工作的关心。
一九七三年，著名电影工作者伊文思要来访，周总理以为他一九三八年来过武汉，时隔三十多年了，可向廖承志同志了解他的情况，我遵嘱去请教廖公，廖公又要我去询问司徒慧敏同志，之后终于请伊文思来华访问并拍了一些记录片。在《周恩来书信选集》出版后，看到一九三八年春周恩来同志有信给郭沫若同志，请他派员陪伊文思到抗日前线去拍制记录片。
周总理深知文艺的作用，也喜与文艺家交谈，关心文艺工作者思想工作，他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与指示，令文艺界人士都口服心服。
三
再谈谈周恩来同志的民主精神。
周恩来同志谈过耳朵问题，曾这么说，领导同志很容易自己被人家放在孤立的地位，一个人如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就只有一个耳朵了，生两个耳朵就是要听两种不同的意见。
又在另一个地方说：“在具体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89页）
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有一次，在人大会堂某厅开会，我也被通知参加，听周总理讲话，牵涉苏联某些问题，讲过后，在座的驻苏使馆工作人员王荩卿同志，提出些不同的意见，我就看看周总理的表情，他思索了一下，就表示赞同王同志的意见。他说开会就是“集恩广益”，有不同意见，考虑问题就会更全面些、准确些。他的民主精神给我们言传身教，我是终生不会忘记的。
追念在现代史中，中国每一事件重大关头时，周恩来同志总起着积极的作用，为党为国为人民创造了伟大的业绩，我心中为之异常激动，曾写了一首五言诗，题为《无尽的缅怀》，未曾发表，兹录之如下：
忠诚怀壮志，重任集一身。
操劳无日夜，荣誉满乾坤。
临危张大义，拨乱净妖氛。
无私忘生死，有骨显坚贞。
四海存知已，五洲见故亲。
遗爱翔寰宇，丰功催史轮。
巨星终不落，光华照万春。
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
十六周年纪念日
我调北京工作的前前后后
阿依吐拉
最近看了影片《周恩来》，我是流着眼泪看完影片的。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想起了许多使我难忘的往事……。
一九六○年年底的十一、十二月间，我们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借调来的五名演员参加中国艺术团随周总理出访缅甸演出。访问结束时，总理在我国驻缅大使馆举行答谢宴会，招待缅甸朋友和各国驻缅使节，我们艺术团为来宾演出，受到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演出结束，总理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对演出所取得的效果表示非常满意，并讲了许多话。因为我当时还不太懂汉语，只懂得部分讲话的大意：
总理说：“大使们做不到的工作，你们做到了……今天演出的效果很好，每当你们演出某国文艺节目后，该国大使就起身到我身边，热情握手表示非常感谢。你们要好好学习各国优秀文艺节目，为我国外交服务。今天阿依吐拉一个人表演了三个国家的舞蹈节目，很成功，如果你们一个人学会一个外国节目，那是多少节目啊！”（我演了苏联塔吉克族独舞《热孜》，尼泊尔朋友为周总理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编的独舞《赞五歌》，印度独舞《婆罗多舞》，后两个独舞由著名歌唱家帕夏·依仙伴唱——阿注）。我想总理要成立东方歌舞团的想法很可能是这样产生的。
从缅甸回来，我们住在北方旅馆，有一天接待人员让我们上车，上车后说总理要请你们到他住处做客。我们到达中南海总理住处时，总理、邓大姐迎接并领我们进客厅。我们入座后，总理请我们喝茶并说：“你们离家时间太长了，想吃家乡饭了吧！今天特地给你们包羊肉饺子。”我们入席后，总理一面动员我们多吃一点，一面亲自动手往我们盘子里夹饺子，我们很久没吃饺子了，吃得真开心。在吃饭过程中总理问我们：“你们想不想家？”我们不好意思说想家，只说了一句：“不想家。”总理哈哈大笑又问我：“阿依吐拉你愿不愿意到北京工作？”我说：“愿意。”我们回到住处，很激动，到全国人民的总理家做客，是我们想都没想过的，但我们真的做客了，这是我们一生中的荣幸。
第二天，我们还没有起床，接待人员就把我们叫醒了说：“总理让你们回家去看看，给了五天时间，回来后有新任务。”我们把不用的东西留在旅馆，接待人员把我们送到机场。
一九六一年年底把我从新疆调来北京，要我在东方歌舞团工作，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东方歌舞团成立时我成了头一批演员。当时，我只知道是总理点名调来的，但详情不了解。一九九○年我们独舞演员培训班汇报一年教学成果时请了全国人大赛福鼎副委员长，他在讲话中详细谈到我被调来的经过：总理从东南亚访问回来，有一天问赛福鼎同志：“我们想从新疆摘一朵待放的花蕾到北京工作，你看怎么样？”赛说：“你指的花蕾是阿依吐拉吧？”总理：“你怎么知道？”赛把呵依吐拉参加艺术团，随总理访问缅甸，总理举行答谢宴会时，她表演了三个外国舞蹈的情况说了一遍，并表示双手赞同。从这件事看出，总理调一名文艺工作者，还特地征求地方同志的意见，是多么尊重少数民族领导同志。
我来东方歌舞团后，多次见到周总理。他是全国人民的总理，日理万机，太忙，所以见到他时我从不多说话。有一天我们在中南海演出，结束后，总理到后台看望我们，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问寒问暖，问父母在不在，北京生活习惯不习惯，有什么困难等等。我一一回答，说团里和同志们都很关心我，没有困难。总理微笑，表示放心。
六十年代全国处于困难时期，我们生活也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主要是买不到羊肉，有一天团里行政干部送来六斤牛肉说是总理特地指示有关部门送来的。这不是六斤肉，而是十亿人的总理的一片心啊！我感动得不知怎么说好，流下了热泪。困难时期总理带头不吃荤，他为全国度过困难日理万机，还是想到我们，特地给我们送来肉。收到肉后实在舍不得吃，当时没有冰箱，就把肉切成块，晒干后吃了好多日子。后来根据总理指示，商业部门每月发给六斤肉票，到西单菜市场买。
还有一件事，在“文革”中总理委托邓大姐打听过我们三位少数民族舞蹈家，这事听别人讲过，但想不起来是谁讲的。
我对总理的感情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由于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有的事想不起来了，但上述感人之事不写日记也永远忘不了。我永远怀念亲爱的周总理。
殷切期望细心关怀
杨秋玲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有十六个年头了，每当想起他老人家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使我很受感动与教育。他日理万机，对广大文艺战士，关怀备至，下面回忆几件事来表达自己对周总理的敬意。
“这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京剧演员”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转过年来，一九五○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持成立了中国戏曲学校，培养一大批京剧事业接班人。经过八年的培养（艺术、文化、政治），现在这批人已在全国各省市生根、开花、结果，上演了许多优秀剧目，《杨门女将》就是其中的一个。因剧本内容是爱国主义的，演员都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批青年人，总理很高兴，每当演《杨门女将》一剧招待国宾时，总理都是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京剧演员”，足见总理老人家对解放后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京剧接班人心里是多么的喜悦与高兴，寄托着多么大的期望。
感人的关怀
一九六○年是中缅建交十周年，由文化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组成大型综合艺术团随同周总理出访缅甸。有一天，周总理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内开招待会。使馆内充满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那天演出的文艺节目，有歌舞、京剧、龙灯等。京剧演的是《挡马》，演到一半，因该演员突然晕倒，没有演完就停止了。赶忙把下面的节目提上来，继续演出，晕倒的那位女演员经过救护，很快恢复了知觉。台上的演出结束了，送走了外宾，总理不顾劳累，马上就去看望那位晕倒的女演员。那位女演员见总理亲自来看望她，激动万分哭着说：“总理，我没演好，没完成任务。”总理笑着安慰她说：“你演得很好嘛！这不能怪你，你要好好休息一下。”并叮嘱医生及有关人员，好好护理她。
冬天的北国是冰天雪地，而缅甸地处亚热带仍很炎热，气温很高。艺术团排练紧张，再加上刚到外国气候不适；又是给外国元首演出，难免紧张，那位女演员身体虚弱，在台上就失去知觉
经过总理亲自关怀，她很快恢复了健康。这件事，使我们在场的很多同志深为感动，数十年来，印象极深，难以忘怀。
黄豆、鸡蛋、肉
一九六○年，在那三年灾荒的年代里，我国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人民吃饭要定量。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七个月不曾吃一块肉，周总理在食堂排队买饭与大家同甘共苦，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请问哪个国家元首、领导，能和人民在一起忍饥挨饿，与人民共患难呢？只有社会主义中国，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如此。那时，我们剧团天天有演出，我们还都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在艺术上没有什么造诣与成就，工资低，还得养家、养父母兄弟姐妹，没有什么高级营养证，也买不起高价食品，大家都是过集体生活，吃食堂、住大宿舍，吃碗面片汤，就去演出去了，回来就是白薯面窝窝头，像煤球一样黑。有时去晚了就卖完了，饿得受不了，有的同志就吃两丸牛黄上清丸。有人浮肿了，有的演员在台上演着演着，眼睛直冒金花。后来不知怎么周总理知道了，了解了我们的生活，在国家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批给了全团工作量大、病号等同志，及工作需要的同志每人不同定量的黄豆、鸡蛋、肉等，并嘱咐院领导要抓好我们这些青年演员的生活、伙食。并鼓励我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共渡难关。
传播中日两国人民文化和友谊的种子
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艺术往来，早在中日建交前就开始了。五十年代中期，梅兰芳大师就亲率京剧艺术团访日，其他各种文化艺术交流也相继不断。一九六三年，秋末冬初的时候，一位日本朋友来到中国见到周总理，要求请一个艺术团赴日，总理听后，思索了一下，对这位日本朋友讲，“我推荐给你一个我们新中国培养起来的青年演员团。”后来我们接受了剧目审查，《杨门女将》、《野猪林》等剧被确定，不久我们接受了赴日的任务。在我们集中学习，为赴日打下良好思想政治基础的过程中，每个演职员都齐心努力，团结合作，突出政治，为推进中日人民友好做不懈努力。在敬爱的周总理关怀下，我们全团同志在日本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长河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见周总理
臧克家
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小诗：
“你会觉得心的太阳
到处向你照耀，
当你以自己的心
去温暖别人。”
我以为周总理就是这样一个人。周总理，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很少想到自己，处处时时关心别人，体贴入微，感人动人。死后，他的遗爱象阳光，普照人心。
周总理为革命献身，临危不惧，作出了伟大业绩。他的高尚品格，忘我精神，我心仪已久，从四十年代直到他离开我们，在各种场合亲睹他慈祥的面容，聆听过他动人的宏声，可是对面交谈只有三次，机缘很浅，而感印却似海深。
一九四二年秋，我从抗战前方到了战时陪都——山城重庆。约二三年以后，有一天，得到通知，周恩来同志召开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当时好似只有二三人。他坐在我对面，面带笑容，亲切地问我说：“臧克家同志，你是山东诸城县人吧！”一听这话，心里热乎乎的。接着又说：“你的老同学李宇超同志在延安谈起过你，他在做外事处的副处长。”我的家乡，我的小学同学，这样一些小事，恩来同志都记在心里，而且自然而亲切顺口说出来，象谈家常一样，我十分感动。他又问了我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和我老家情况。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使我永远忘不了的事。记得当何其芳同志在做恩来同志助手的时候，我和他私下谈心，曾谈及我老家的情况：老家只有一个继母，一个妹妹，乡村妇女，不识字，带着我的两个孩子。我县解放较早，无法通邮，我家庭生活各方面都很困难。其芳听了以后说：我向恩来同志报告一下，设法解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我回了一趟故乡，这才知道，几年前，省委通知了县里，曾给我家送来优待粮，二斗麦子，二斗豆子。我听了，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周恩来同志，你日理万机，连我个人家庭的一点小事也挂在心上！
四十年代最后三二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环境恶劣，郭老、茅盾、叶圣陶等许多前辈先后秘密去了香港。一九四八年底，我无法立脚，也追踪而去了。第二年三月，党组织包了一只外轮“宝通号”，载着一百多位文化界同志回北平，其中有严济慈、阳翰签、史东山、徐伯听、张瑞芳，等等，冯乃超同志领队。那时过台湾海峡还是有危险性的。到北平之后，住在前门永安饭店。第三天上午，周恩来同志看我们来了。一听恩来同志到，全都涌出房门，拥向他去，象家人久别重逢，情景动人极了。恩来同志满面带笑，向大家打招呼，亲亲热热地高声说道：“同志们辛苦了。生活安排得怎么样？现在你们回到老家了，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几句话，引起掌声雷动，我笑在脸上，泪在眼中。想到在白区受苦受难，立身无地，而今回到刚解放的故都，尊敬而亲爱的周恩来同志就亲自来欢迎、慰问我们。新的天地，新的社会，新的国情与人情。抚今追昔，怎能不令人双泪流！
一九五六年春夏之交，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作家，约有七八十位，文化部负责人钱俊瑞、齐燕铭、周扬……全到了，韦明同志为招待客人而奔忙，记得一共七桌。吃饭之前，总理先行座谈。没有题目，没有长篇大论，象家庭团聚，亲切随意交谈，大家情绪轻松，会场上充满了欢乐融洽的气氛。总理先亲切询问，只记得他问，“冰心同志，你身体好吗？”“巴金同志，你生活怎样，每月开销多少？”临到我的时候，总理目光注视着我，说：“臧克家同志，你是作家，怎么不在作家协会工作，而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这突然一问，出我意外，回答说：“在哪里工作都一样。”总理不再说什么了。会后，我想，大约总理看了介绍我的材料，随便问一问，隔不多久，忽然一位女同志打来电话说：“你是臧克家同志吗？周扬同志请你来谈谈。”那时，周扬同志与茅盾、阳翰签两同志住在旧文化部西边的一排三座小楼上。过年过节我总是去看望茅盾，他家我还没有去过。放下电话以后，心里揣想，有什么要事找我？有点费疑猜，不免紧张。见了面，周扬同志态度和蔼亲切，问了我的年龄，然后说，“我比你小四岁。”这句话，以后几十年来，成为见面礼。闲聊了几句，然后归于正题：“臧克家同志，我们想请你，还有吴组缃同志，到作家协会书记处工作，你看怎样？”我没有思想准备，觉得担子重，怕担负不了。我说：“服从组织分配，怕做不好工作。”回家之后，把这件事和周总理在宴会上对我工作的提问联系在一起，我才恍然大悟。这是件关系我一生的大事，把我从一天八小时办公室生活中解放了出来，回到了文艺队伍，可以专心从事文艺工作和写作了。对总理的关注和组织上的安排，我心潮翻腾，充满感激之情。过了不多的日子，葛一虹同志忽然给我打来电话：“告诉你一个消息，前几天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文化部的长篇工作总结，还有关于你工作的事，你看到没有？”我说：“我没有看到。”找来报纸一看，果然其中有这么几句：把臧克家同志安排在人民出版社达七年之久，这是不应该的……（大意）。我读后，再一次感到，周总理领导国务院工作是多么的深入和细致！
我一生仅仅只有三次与周总理交谈，我感到很幸福，感到我们好总理的伟大胸怀，崇高品德。他活着的时候，受到人民的崇敬与爱戴；他逝世后，去后之思，如此深厚，如此强烈，如此普遍，这就是他立功、立德、立言，为国为民，结成的硕果。
一九九二年元月十二日
雪之韵
叶文玲
年年花似雪，年年雪如花。
难道是天公有意？十多年来，每年每年，总有这么一场旷如无天密如无地的豪雪，落在令人无限感怀的元月。
记忆的长河里，总有撕不掉的日历，我总也忘不了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那个阴霾满天浩雪遍野的夜晚，那个日月惊心江山同泣的时刻，我们的好总理，只因心疼人民为他哭得肝裂肠断，选择了最简单最朴素的告别；他悄然离去，唯把一腔忠魂撒在素装坦坦的江河湖海，唯把满心的慈祥关爱化为一片不容玷污的清白长留人间。
正是从那天起，我才真正爱上了雪，这是和儿时的雪球雪灯以及一切雪戏绝不相同的挚爱；正是从那天起，我才真正懂得了雪，懂得了它的身价和别种含义，懂得了当它和一颗伟大的灵魂结合时，才有的真正晶莹和高洁。于是，雪在我眼前，更加整洁而诗化；于是，我便觉得此时的雪和今后的雪，不单单是天象物象，而是我们总理在天之灵所幻化成的灿烂无比的精神花朵，它带着一种祥兆，静静降落人间，就象细雨无声地洇湿大地一样，永远抚慰和滋润我们的心田……
十六年前元月八日的那个无眠的雪夜，我虽然没有捶胸顿足，却切切体验了有生以来最最强烈的肝胆俱碎、心绞如裂的痛苦，凝视着总理的那帧小小的黑白木刻的头像，凝视着总理那慈蔼澹荡如中秋明月的笑容，我热泪涟涟，整颗心却冻成了一挂血碧的寒泉，纵然心里回旋着千句万句的啼唤，却半声儿也喊不出来。
我终于掏出了搁置多年的笔，挥写了一首小诗：
恨不午门死，
愧在人间立。
碧血沃青枝，
再报春消息！
我平素荏弱，因此这壮烈激越的表露，曾使目睹的家人不无心惊胆战，因为我的亲人非常清楚当时是什么样的时刻。
我也不会写诗，虽然在十八年前——在十六岁的花季，在故乡那朝露暮霭的田畴中，我开始了文学创作，陆陆续续写过一些小说和散文，却从来不曾写过诗。可是此时此刻，因为忧国之愤，因为这圣洁的白雪，因为人间天上这最平凡也极伟大的一颗灵魂和一副忠骨，我要写。也许我的诗句很蹩脚，也许我不懂意境又不懂韵律，但这一切无关紧要，我只明白，假若此时不吐心声，胸中的愤怒之火，会烧灼得我坐卧不宁，我会活活憋死闷煞。因此，即使心如垂铅，即使手中的笔杆沉重如铁，我也要蘸着自己的满腔热血，写出这血脉之音！……
言有尽，意未了，寒窗外，连天大雪纷纷落，如银的雪光，又象道道闪电，照亮了又一页珍贵的记忆；泪水迷蒙中，我的眼前又现出一种幻象，我们的好总理，已经被我们千声万声的啼唤催醒回转，他亲切地向我们招手微笑，逼逼真真地就象十八年前……
那是金风送爽的秋季，那是在湖山如画的杭州，我这个偶来杭州的乡下少年，竟然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获得了有生以来第一个幸福的瞬间，而且偏偏又是过失和幸福相交的瞬间。这件事，直到今天，就连亲历的我，在一边用记忆的丝网将它甜甜包裹时，一边还觉得不可思议。
哦，我深深地记得那一天，那是一生最狂欢也最忘情的时刻。
头天晚上，我的姐姐喜形于色地向我透露，“明天，周恩来总理陪同金日成首相访问杭州，我们厂的欢迎队伍，将排在湖滨路……
我的心腾地一热，急跳如鼓，多么羡慕、多么嫉妒姐姐的这份幸运呵！
我往哪里去集合？没有任何人向我发过这项幸福的指令。姐姐是有模有样的工厂干部，而我呢，除了身上的花布衬衫蓝布裤，除了脚上的这对沾着家乡田畴土粒的圆口市鞋，除了头上的这双挂着稻穗谷屑的长辫，还可以证明我这个十六岁的乡下妹子身份外，我是地地道道的“外来客”，实在无队可“集”，无处应召呵！
但我绝不甘心，气喘吁吁地飞步奔跑，还没等我挤到湖滨，如潮涌集的人龙，早将我挤得象溶入人海的一滴水珠，我早已不是我了！……
我努力“还原”自己，幸亏当时的我又瘦又小，我象一只小猴，在人们如林的腿脚间钻来钻去，当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处落脚地场时，我的前边，又是一堵黑压压密匝匝的人墙！
我挣足了劲，拼命踮着脚尖，象个最蹩脚的芭蕾舞演员，趔趄着在人墙后一寸寸逡巡。渐渐地，我的脚踝足趾又痛又麻，当我觉得双脚好象也不再是脚，而是两根木棒，我的身子也差不多整个儿从这两根木棒上齐膝断裂时，忽然，人群爆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而我也因祸得福地被推涌的人浪抛向一个高处——我就势翻身一立，竟立在了一张不知从哪儿冒出的八仙桌上。
哦，我终于看见了，看见了周总理和金日成乘坐的敞篷车，披着彩带彩纸，穿过鼓乐和花雨交织的沸腾之海，缓缓地驶过来了！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总理他脸庞红中略略透黑，是那种非常非常健康的气色，他浓眉如剑，炯目如炬，他挥摇手掌，启齿微笑，就象中秋的一轮皎月，温煦而又明亮！
我和狂奋的人群一起纵情欢呼跳跃，我多么想教时光这一刹那凝成永恒，多么想教时钟在此刻停摆！……我的奇想刚刚闪旋，摧拥着我的人潮又翻腾成浪，一个后倾，我的那对又长又碍事的长辫，立刻象根马尾巴，把桌上的两只小碟齐齐扫向地下，于是，如喧的欢声中，立时夹杂着“豁啷”的一声清脆！……
尽管“上帝也会原谅”我此时的过失，但我依然惶恐而窘急，我不知道这一声响是否传得那么远，但我分明看见周总理恰恰在此时略略侧过身来，挥着手，端端地朝向我们这边道上的人群，再次亲切地点头，慈蔼地微笑；周围的一切，都被他的微笑再次感染了，欢活了，人群又沸腾成一片活泼喧闹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