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这一瞬虽然极为短暂，这一瞬却令我年岁猛长，这一瞬，我真正理解了世问既有至崇至敬的爱戴；这一瞬，也教我实实在在亲睹了举世无双的“周恩来式”的微笑，这微笑端的是温煦清亮的中天明月，令人无比激奋，永远感怀！
几十年来，我曾忘却许多往事，却不知为何总能深刻记得这个瞬间的枝枝叶叶。于是，我从此明白人的记忆有各种归类，而我的记忆储存库，绝对是情绪型的，它的钥匙，明晰地刻着那一瞬的年月日；于是，这一天的这把钥匙，也象以往一样长悬我的心锤，只有水的洗涤火的熔冶，才能开启。
因此，又一个十八年之后，当那个我们极不情愿的寒冬来临之际，我在那个雪夜该然涕泣时，便又记起了一九五八年秋季的这个如火如荼的日子。于是，在雪火相撞的刹那问，我仿佛突然成熟，仿佛从此更明事理，我懂得了宇宙人世，是有一种寥廓绝尘的大自然，有一种绵密苍雄的境界，而只有如太阳般光明磊落的胸怀，白雪般素洁无暇品格的人，才能畅游其内，才能取其精、得其神，才能寻其道，悟其真。于是，我在炫然涕泣的同时，立下了一个誓愿：我将以磨忤为针的心志，重握那支搁置多年的笔，孜孜不倦地磨练，今后要写，我一定要写那种经过雪与火熔冶洗涤的文字，写出一篇对周总理的敬仰和与之有关的文字，哪怕仅仅是一首诗…………
今天，又一个辞岁迎新的时刻，我总算实现了十六年前的誓愿。
今天，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被“周恩来式”微笑温暖滋润过的人民，终于用自己辉煌的劳动，谱写了壮丽绚烂的诗篇——
总理呵，您一定谛听到了这个举国欢腾的喜讯吧？二十一年前，您对和平利用核能，发表了英明卓见的“七·二八”指示，二十一年后，我们的自强自立于世界尖端科学之林的科技战线的科学家和广大职工，终于在三羊开泰之年，在我们浙江海盐的秦山，造就了一个雄浑无比的太阳的摇篮——我们自力更生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
总理，我们最敬爱的好总理呵，我在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之夜，禁不住再次热泪潸然；因为，这厢高悬头顶的，是明亮如昼的电灯，那灯管里流动的，是秦山发出的核电；那厢电视荧屏播送的，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反映我国核电建设光辉里程——秦山核电站的电视剧：《太阳的摇篮》。虽然，我所尽力的，仅仅是编剧之一，但是，我清楚我们这个创作集体，是因为怎样的使命感去讴歌这个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我也清楚自己，又是在怎样的责任感和原动力驱使下，几次去秦山深入生活努力创作，抒写我们伟大民族的丰功伟绩和精神品格的。我记得初到秦山时，是七月流火的夏季，可我在深入采访中，却无时无处不感到几十年来一直撑持自己的那份沛然涕然之气和爽然人心的幽凉！
今天，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的一个使举国上下千千万万人激动的不眠之夜，推开窗扉举目眺望，窗外，恰恰又是一片苍洁旷迥银雕玉琢的世界！但见白雪如絮静静落，西子湖山美似画！于是，我幸运地在这时刻再次聆赏了这美妙的天籁和地籁，于是，我再次在这一瞬间顿悟了真正的永恒。
总理，我最敬爱的好总理呵，我禁不住再次在心底轻唤您了！总理，请让我再次“天真”一回，再向您诉说一句悄悄话吧：往后，每年每年的飞雪迎春之季，我这个步入中年的人，虽然不可能再有烂漫少年的冰雪之娱，但请允许我恪守一种圣洁的礼拜吧！我将尽情漫步光华皑皑的天地，细细地品读寸寸地叩听这教我神思飞扬的雪之韵…………
我心中有位伟大的人物
赵青
今年是我从事舞蹈艺术生涯四十年，回想四十年所走过的路……，是谁哺育我这棵嫩小的幼芽长大成才？是谁让我能在中国民族舞剧道路上从开创一直坚持到今天？又是谁使我在艺术生命面临垂危时候唤起了再生的希望？又是谁使我在今天商品经济冲击着正统艺术情况下还能坚持为艺术奉献的精神？哪儿来的毅力和恒心？哪儿来的不畏困难、中伤的胆量？哪儿来的充沛精力与坚定信念？哪儿来的这股傻劲？哪儿来的这个疯样？说一千道一万，这都是因为我心中有位伟大的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他老人家崇高思想，伟大胸怀、谆谆教诲、慈父般的爱心、无微不至的关怀，倾注在我周身的血液中，对敬爱周总理的崇敬与爱戴，成为我走在人生道路上的主要精神支柱。
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还是在我少年时代的一九五五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北京舞蹈学校举办实习出演，一晚上我出演二个节目，苏联专家辅导的“滑冰舞”和舞剧“天鹅湖”中“西班牙舞”，晚会唯独这二个节目反场表演，初次登台，获得极大成功，引起各界注目，周总理亲自观看二遍。有一次演毕后在天桥剧场后台大厅，周总理接见全校参加演出的师生，周总理神采奕奕进入大厅，满腔热情地鼓励大家。突然问：“赵青来了吗？”我胆怯地站了起来，总理问我哪年来学习？多大年龄？我一一回答，他那爱怜的眼光，使我渐渐平静下来，感到父亲般的慈爱注入我全身，从此我再见总理，已是这样亲切、随便，就象见我爸爸一样松弛，无话不说。
一九五六年舞校毕业后，随中国艺术团去南美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出访演出，总理前来审查节目，看毕后，上台接见大家，总理问当时艺术团副团长赵沨同志：“赵青去跳什么？”赵沨同志回答：“去跳西班牙舞，那些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总理和大家讲完话后就拉我一边问：“你看过松山树子来我们国家演出的《白毛女》吗？”我说：“看过！”总理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跳《白毛女》呢？”这句话，如同一盏灯照亮了我，他老人家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回荡。
在南美演出阶段，看到的是外国的“天鹅湖”、“吉赛尔”，京剧艺术大师李少春也启迪我“为什么不搞中国的《天鹅湖》呢？”、回国后我立志从事中国民族舞剧事业，执意来到我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当时民族舞剧还只是萌芽状态，可伟人的话左右着我，坚定不移地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天鹅湖”。
我十分幸运地参加中国第一个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的创始工作，倾注全部心血，成功扮演了剧中主人公三圣母一角色。该剧演出，轰动了海内外，一九五九年上影厂拍成电影，成为国庆十周年十大献礼片之一，并参加了在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庆大典献礼演出，二百多人的大宝莲灯，场面之大，完全能代表刚建国十周年伟大气魄。
大会堂宴会厅内，周总理举行宴会答谢参加国庆大典演出的电影界全体文艺工作者，我与周总理坐一桌，本来不挨总理坐，总理让别人与我换了座，紧挨着总理身边坐着，总理问我：“你知道谁叫你们演出大宝莲灯的？”我说：“不知道。”总理哈哈大笑：“这总导演是我呀！陈荒煤同志介绍了舞剧电影《宝莲灯》，我心想舞剧怎么拍电影呢？后来把影片调来看了，我看了很喜欢，看到了你们庆祝沉香百日那场戏好不热闹，我就建议国庆大典演这场戏，而且人加到二百多大场面。”周总理这样兴高采烈，我们每一点点成绩，就看成他自己亲生孩子取得的一样，据我所知，各行各业朋友们都和我一样能说出不少总理如何关怀他们的小故事，可见总理胸怀装着不是一个人，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全中国几亿人口，全世界的人民，这是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胸怀。在他身边感到无比的幸福与幸运。在那些年，我演什么戏，拍什么电影，出国，下一步作什么，都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和安排，我庆幸在我艺术成长道路上遇到了这样伟大的理解艺术家心灵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这么年轻时候就能成为代表中国民族舞剧而有盛誉的舞蹈家之一。
一九六一年中苏两国关系紧张起来，周总理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苏联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并发表了劝苏共不要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举世闻名的重要讲话。那次我院幸运地随周总理前往苏联、波兰演出舞剧《宝莲灯》、《小刀会》、《雷峰塔》，我领衔主演前二部舞剧。当时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周总理在莫斯科委托刘晓大使给我们在列宁格勒全体团员打来了长途，关照：“要注意天气的冷暖。”当团长向全团传达时，大家纷纷感动得落泪，总理自己在困境中还这样关怀我们，后来周总理先回国，我们来到莫斯科大剧院演出《宝莲灯》，这在莫斯科大剧院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中国人的舞剧第一次进入了他们神圣的艺术圣殿，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苏联领导人全体出席观看，苏联观众在大剧院留言簿上留下了千万句表达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友谊的语言。
演出成功的消息传到周总理的耳中，归国后周总理和陈毅老总、张茜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我们舞剧团全体领导和演员，并把我父亲赵丹请来当陪客，那时正困难时期，总理直道歉，没大鱼大肉招待大家。就这样大家暖在心中。总理边吃边听我们叙说在苏演出的盛况，当我们说到苏联老百姓把米高扬比作哮天犬时，总理和陈老总开怀大笑，总理说：“看来艺术也有很大政治现实意义，以后应该多出访演出。”这一天，我感到总理不特别，先问我演刘彦昌的演员是谁？我给他介绍了付兆生同志；总理又问我演沉香的是谁，我又介绍陈云富同志，总理实在憋不住了，就直接问我：“你爱人到底是谁？”我把刘德康介绍给他，总理哈哈大笑，“我一直听说你爱人是《宝莲灯》的男主角。”我说：“以前是，演我儿子沉香，因为身体不好，换了别人演。”总理接着就问我爸爸：“听说你反对你女儿谈恋爱啊？”我爸爸理直气壮说：“搞艺术就应该有所牺牲，尤其是搞舞蹈，”周总理说：“阿丹！你不是二十岁就开始恋爱了吗？你为什么反对你女儿谈恋爱呢？”弄得大家哄堂大笑。总理的话真管用，我爸爸从此倒是再也不反对我的这桩婚事了，临终时还对这位女婿非常满意。
困难时期我膝盖坏了，总理知道后，在北京饭店舞会上把夏衍公公找去，当时他是文化部副部长，还有当时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同志，大发脾气。当着那么多文艺工作者说：“我们死了梅兰芳、欧阳予情感到十分可惜，可活着的艺术家我们却不去关心，爱护！”总理从我父亲口中知道我住的是水泥地，总理特派周巍峙同志到我家去证实，并下令专门将盖大会堂中宴会厅剩下地板为我们全体舞剧团舞蹈演员盖起二幢地板地楼房。一位总理心中国家大事又有多少啊！可对一个小小演员的一点点小事却这么无微不至地关怀啊！难道不让人们感叹吗？
一九六三年我去日本访问演出，周总理亲自来大会堂中小礼堂审查节目，看后给大家讲了话，特别夸奖了我：“赵青，我看你跳长绸舞多少次，今天是跳得最好的一次，把中国古代妇女含蓄内在的美表达出来了，而且表演很有层次，但你千万别骄傲！”多么恳切的教诲，永不骄傲，永远想到这是党和人民哺育的结果，这句话我一直告诫自己一生。
要说总理和我谈话、接触，故事大多了，一时是无法写全写完的。
最后我必须要告诉大家的：
十年浩劫，我心全死了，艺术二字我在心中坚决抹去了，不看报、不听音乐，总之我与舞蹈一刀两断，下决心下乡当农妇，一气连生二个儿子，我与全中国人民一样堕入了深渊。有一天，大家都下放张家口劳动，我有病躺在床上准备晚几天再下去，这天清晨七点一过，工宣队庄师父（是北京二毛厂的）叩门，进来激动地告诉我，昨晚深夜二点周总理接见工宣队，问起了剧院几位老同志，其中问到了你，“赵青还能跳吗？你们在政治上要好好关心她。”顿时我的眼泪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当时的感情，我这支不是文学家的笔是写不出来的，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从那天起，我挺起腰杆，咬紧牙关，不怕骂，不怕苦，把我已长到一百二十多斤的中年人体型练回到九十六斤，功夫不仅是恢复，而是长了功，还有了飞跃，我还来到印染厂用长绸创作了“印染工人之歌”新舞蹈，由施光南作曲，受到广大工人欢迎。可“四人帮”说我是“旧瓶装新酒”，节目被扼杀了，但我不气馁，幻想有一天和郭兰英一起拿到身患重病的周总理的病床前表演一下，但噩耗来了，周总理去世了，如同天塌了下来，郑凤荣打电话给我，“赵青，周总理去世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们也死去吧！”当时我比她冷静，我劝说：“死，并不是周总理希望的，我们只有战斗下去，周总理才会在九泉下放心！”
这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一直支撑着我攻克各种难关，同行个别人的造谣中伤，少数官僚领导的不支持，商品经济的冲击，多少困难啊！没钱排戏，我就学当年武训一样四处乞求援助，没地方排戏，找各界朋友帮忙，舞台不够我施展，就打开电影电视的大门另找一番新天地，总之我一直在执著地追求，坚韧不拔地奋斗，为中国民族舞剧事业不停地奉献。
心中有着敬爱的周总理，我相信我不会辜负他老人家的教诲，将永远做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为中华民族舞剧事业攀登高峰而奋斗不已。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京
爱心永留人世间
张瑞芳
一
一九九一年春天，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我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郑教授自台湾来到北京。他探亲访友的日程中，要为我的母亲扫墓也是他多年以来的愿望，我陪他去八宝山烈士陵园。
这是一个春雪后初次放晴的星期日，又正巧是清明节。在去八宝山骨灰堂的路上，人群络绎不绝，更显得在八宝山一角的墓葬区分外幽静。
在松柏笼罩的浓荫下，我们仁立在我母亲的墓前。我注视着石碑上端我母亲穿着黑呢列宁装的遗照，和白玉石碑的中间横着书写的《廉维同志之墓》六个闪着金光的大字，轻轻对郑教授说：“这墓碑是周总理题写的，他没有署名。”
郑教授献上手里的鲜花，神情非常肃穆。他可能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前，他经常在我们家里见到的慈祥伯母，会安息在革命烈士陵园里，并得到周总理亲笔题写墓碑的殊荣。
我体味着郑教授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我很难用几句话说明涌向我心头的许多往事。站在这墓前，我在思念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一位就是我的母亲。她年轻丧夫，教育子女成人后，又和子女一齐参加抗日战争。她年过半百却抛开舒适的家，奔向艰苦的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她曾被敌人打得右目失明也不动摇。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九四三年周总理从重庆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时候，曾和我的母亲长谈过。回到重庆之后对我说：“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
另一位影响我一生的，就是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无不景仰的周总理。他具体关心过千千万万的人，也包括我的母亲。他的伟大人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博大胸怀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的作风是每个革命者都应当学习的榜样。
我望着这六个庸洒俊逸的金色的大字，许多往事带着更深的含义，强烈地激动着我。
我的母亲是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因脑溢血逝世的，终年七十一岁。
我当时连夜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葬礼。住在我的妹妹和妹夫张昕、陈荒煤的家。
中央商业部为我母亲安排的后事，落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我母亲生前的老领导及友好彭真和张洁清同志；姚依林和周彬同志，吴波和邸力同志，曾双双前来吊唁。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葬札后的当晚，中南海来了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
周总理责怪我：“为什么廉维同志逝世的消息不通知我？我开会的时候遇见依林同志才知道！”
听到周总理的声音我如同见到亲人，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用平静的语调回答：“您太忙了，怎么能打扰……”
周总理紧接着说：“怎么忙我也应当向她老人家告别呀！”
我心头一热，再也忍不住了，我紧捂住电话筒，不让我的抽泣声传过去……
周总理沉默地等了一会儿说：“你要多加保重啊！”我“嗯”了一声，勉强说出：“谢谢您，总理……”“那好……再见吧！”周总理轻轻放下电话。
周总理言简意深的电话，使我们全家感到无比的安慰和激动。大家议论的结果，主张由我写一封信给周总理，请求周总理为我们的母亲题写墓碑，永留纪念。
现在，我找出当年留在笔记本上的信稿，将这封带着时代烙印的信，原文抄录如下：总理：
我明天一清早就要飞回上海了。
我的母亲，在她健康最好的时候突然逝世，使我们感到特别伤心。根据她这一时期的身体情况，我们以为她还可以再活十几年的。
不过她的一生，也可算是没什么遗憾了。她中年之后参加革命，能在老年看到革命的辉煌胜利，共产主义的远景也不算远了。
她对党是无限忠诚的，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直到逝世前，她每天都抓紧时事和政治学习，并不断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当北京城市人民公社将成立时，她因为没有更早的把自己最后的一处小房子交给公家而认真地写了一份思想检查，尽管她的视力已非常不好。这种无时无刻不在要求自己进步和改造的精神，是我们做儿女的永远学习的榜样。
她生前对您和小超大姐非常敬爱，我每次转达您们的问候时，她都感到很大的鼓舞。
我知道，我们及早通知您，您会到她的灵前来告别的，但我们想还是晚一点告诉您的好。希望您能原谅。
现有一事想请求您，我们想请您为她的墓碑题几个字——《廉维同志之墓》，她生前得到您许多关怀和教益，您的题字定会使她得到安慰于地下。如蒙允诺，我们衷心感谢。
请您题字时不要署名。请写好后交给张枬和王拓均可。
此致敬礼
瑞芳敬上
一九六○·七·二十六。
又：我正参加《万紫千红总是春》续集的编剧工作。现正修改第三稿，是四个人集体创作的。领导上还安排我将来做这个戏的副导演。导演仍是沈浮同志。他在文代会开过后就准备开拍这个片子。我们想为全国城市人民公社的成立献礼。
我原来演的王彩凤，在续集里做了里弄委员会主任。戏写到公社挂牌为止。
瑞芳又及
不久，周总理通知我的姐夫王拓（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到周总理的住所——西华厅去。在周总理的书桌上，正摊着好几张《廉维同志之墓》的题字。他让工拓帮着挑选，一个字一个字的斟酌。并商议是横用好？还是竖用好？周总理对人对事都是这样认真，体现他一贯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使人难以忘怀。
二
六十年代，是风云变幻的年代！刚刚纠正了共产风，就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喘过一口气来，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他们“横扫一切”的矛头实质是对着准？在当时我还是困惑不解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恶有恶报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
我高兴地接受了北影厂《大河奔流》影片的拍摄。同时荣幸地被上海选为中共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我从开封的外景地赶到北京去开会。全体“十一大”代表都住在前门饭店里。邓颖超同志就在住地接见了我。
这还是周总理逝世后，我第一次见到小超大姐。我奔过去拥抱她，心中有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落座之后，小超大姐一一询问我们全家每个成员的情况。我最后总括他说：我们全家人都受到了冲击，但是还没有人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大家都还健在。目前除陈荒煤外（他一九七八年才恢复工作）都宣布解放重新工作了。
小超大姐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娘的墓还在吧？”
我有点没想到，立即回答说：“还在！”我又补充说：“我来北影拍《大河奔流》，参加过几次在八宝山举行的平反昭雪追悼会，我特地转到墓地上去看过了。”
小超大姐说：“哦……那是因为在八宝山，并且恩来没有署名。维世的母亲任锐同志的墓，因为恩来署了名，并且葬在永安公墓就被砸掉了。”（任锐同志是烈士孙炳文的夫人，烈士孙维世的母亲。）
小超大姐说得很平静，我却震惊万分，我突然明白了“四人帮”的矛头所向……
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在重庆地下党时期的组织关系是在周总理手里，“文革”期间却逼着我交代所谓叛徒和特务的罪行，并一再启发威胁说：你应当越不敢想的越应当想下去，你应当交代出爆炸性的问题……我被隔离审查两年零一个月……
我明白了——我的哥哥张伯绍，抗战胜利前是国民党炮兵营长，是周总理亲自和他谈话，并且完成我母亲的心愿，安排我的母亲从延安秘密到重庆和儿子相见，使他坚决投身于解放军，参加了平津战役，以后并在抗美援朝中任十九兵团炮兵主任，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他念念不忘周总理对他的教导，而“文革”中偏偏为此把他定为暗藏的敌人投入监狱，折磨得几乎丧生……
我想，如果我的母亲“文革”期间还活着，就凭她是北伐军炮兵将领的遗孀，就难逃“四人帮”罗致的罪名。他们会说：象你这样的人为什么偏要到解放区去受苦，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从一滴海水可照见大海，从我们一家人在“文革”中的情况，我懂得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与此同时，我又从我们一家人都能从“文革”中走过来，我更深感周总理平日言传身教带给我们的巨大精神力量。
但小超大姐的这一句询问，也使我感到特别心酸！由此我可以想象出，周总理在最后十年里，他过着怎样忍辱负重的艰难岁月……
如今，在春天的阳光下，我能陪同从海峡彼岸来的老朋友，站在这洁白庄严的墓前，我感到欣慰、感到自豪。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纪元，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途无限的，确实是“风景这边独好！”
敬爱的周总理，让我站在母亲的墓前向您致敬。您对人民的伟大爱心永远留在人世间。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上海
音乐，在他的关注和思考中
吕骥
提起总理，我自然要回忆起五十年前，第一次在太原国民师范听他作形势报告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听我党主要领导同志的报告。他的鲜明的观点、科学的分析、精炼的语言。充沛的精神，一口气讲了五个多小时，中间没有间歇，既不吸烟，也仅喝过一两口水。结束时，大家长时间热烈地鼓掌，说明一千多人被他精采的报告带出了迷雾，对国内外的军事政治形势了解得一清二楚，胜利的信心大为提高。
大约在听了他鼓舞人心的形势报告之后，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就在薄一波同志的率领下，向五台山前线出发了。第二天，在行军路上，白炎（夏川）同志交给我一首词《武装保卫山西》，晚上宿营后，我就谱了曲，第二天上午，看到了白炎同志，交给了他。他回队之后，就教大家唱起来，从此，这首歌就开始在山西前后方流传开来。这首歌，可说是我们听了周副主席的激动人心的报告后的一个实际行动。
一、鲁艺有了钢琴
一九四一年以前，鲁艺音乐系是没有钢琴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大后方的朋友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没有钢琴，怎么能办音乐系呢？他们不了解鲁艺音乐系不是以钢琴为基础，我们是以革命音乐为基础的，革命音乐又是以人民革命斗争生活为基础的，革命音乐是需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钢琴我们是需要的，但没有钢琴，我们的音乐教育照样要进行。当然我们并不拒绝钢琴帮助我们进行工作。虽然全系师生都希望有一架钢琴，不过大家都知道，钢琴是下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抗战初期，谁会想到要捐送一架钢琴给鲁艺呢？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年鲁艺是没有钢琴的，但《农村曲》产生了，《生产运动大合唱》产生了，《延安颂》产生了，《开荒》产生了，《黄河》大合唱产生了，培养了安波、郑律成、马可、李焕之、张鲁等这样一批创作领导骨干力量。
正在大家希望有架钢琴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了。一九四一年三四月间，听说周副主席决定把一位华侨捐赠八路军的一架钢琴送给延安鲁艺，这是由中央办公厅传来的消息，并说不久就会由重庆运到延安。
当这个消息传到鲁艺音乐部时，大家都欢跃起来，仿佛开了一个欢迎会。正巧，以钢琴为专业的寄明同志，也在这以前不久，从中国女大调到鲁艺来了。钢琴于一九四一年六月运到了。音乐部马上研究决定，这架钢琴由研究室翟维和寄明专用。刚到音工团不久的小同志刘幼雪由寄明同志教她钢琴。翟维同志由于有了钢琴，扩大了他的工作领域，也增加了他对于钢琴音乐的探索。大约在以后不久，他创作了他的第一首钢琴作品《对花》。一九四二年一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落成，鲁艺决定在新礼堂举行音乐会，演出为祝贺郭沫若五十诞辰而谱写的《凤凰涅槃》（郭沫若诗）这部大型声乐作品，演出时伴奏就是钢琴，由瞿维同志即兴伴奏。在这次音乐会上，张贞黻同志的大提琴表演到延安后第一次在音乐会上出现，他的独奏节目，也是有钢琴伴奏的。夏青同志的男高音独唱节目，也是钢琴伴奏。寄明同志也在这架钢琴上演出了第一次钢琴独奏音乐。总之，自从这架钢琴运到延安以后，延安开始听到了钢琴音乐，也可能包括各革命根据地在内，都是第一次出现了有钢琴的音乐。饮水思源，不能不想起周副主席对于延安鲁艺的关心，这也是对于发展根据地音乐艺术的关心。当时，周副主席是党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人，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之后，政治斗争既复杂又紧张，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中，鲁艺音乐系在他心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不能不使鲁艺师生及边区所有从事音乐工作的干部铭感于心。
二、“大后方也需要干部”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前后，大家都知道，党领导的大后方进步文艺工作，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多方镇压和限制，许多地方难以进行工作，因此，许多文艺工作者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许多人希望能到延安工作，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加强根据地的文艺建设，以推动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当时，鲁艺由于学生迅速增加，各系深感师资不足。因此院部决定向周副主席求援，请他考虑选派一些干部进边区工作。院领导写了封信，并附寄各系希望聘请的人员名单。这封信很快就送到他手中，后来，大约两三个月后，回延安的一位领导同志告诉我们，周副主席非常关心鲁艺的工作，也了解鲁艺缺乏师资的困难。不过，他认为鲁艺需要干部，大后方也需要干部。特别是这个时候，决不能全面撤退，把大后方的工作放弃不管。将来，到一定时候，一定会介绍一些同志来延安，要我们设法克服困难，坚持一个时期。
大约一年左右以后，果然有几批文艺工作者从重庆来到延安，先后来鲁艺参加工作。由此可见周副主席确实一天也没有忘记鲁艺的困难，不过，他是从党领导的文艺事业的整体出发来考虑的。根据地、大后方都在他的考虑中，他要从全面安排来决定问题。
三、延安有了音弦乐团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延安鲁艺大部分人员调往东北新解放区，延安留下的音乐干部已经不多了，而且多分散在各单位。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间，开始筹备建立中央管弦乐团，这是根据周副主席的建议，为不久将进入大城市作准备。三月间金紫光同志去北平购买了一批管弦乐器，十一月李德伦同志又从上海携带一批管弦乐器来到延安。七月中旬中央管弦乐团正式成立了，贺绿汀任团长，张贞黻任副团长，金紫光任副团长兼秘书长，指挥是由李德伦兼的。这个团在正式成立以前，已经演出过一些外国作品，这时候贺绿汀同志已经着手将内蒙古民歌森基德马改编为管弦乐作品，同时还创作了管弦乐小品《晚会》。乐团正式成立后，演出的节目除外国小型管弦乐作品外，也开始加入了我们自己的创作。
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央乐团，却不知道早在四十年代后期，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已经有了中央管弦乐团，实际上，她就是中央乐团的前身。不过那时候李德伦还不是专职指挥，主要是大提琴演奏员。那时候，我们自己创作的管弦乐作品，还很少，还处在创始阶段，而党中央周副主席已经看到她将来的发展前途，在建国以后，管弦乐在整个音乐领域中将占有的重要地位。她的成长，又需要较长的过程，即使当时物质条件比较困难，也应该着手进行。所以中央管弦乐团的成立，不仅说明周副主席对于音乐领域的全面关注，也从侧面说明党中央对解放战争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可以取得全面胜利，已经有了充分把握。
四、第一个军乐团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从沈阳调来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艺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前，我邀请各解放区部队和地方音乐方面的负责同志开过几次座谈会，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经验，以及所涉及的一些新的问题。以便在音乐界大会上介绍解放区的音乐工作情况和经验，使大家对进入城市以后将面临的新问题有所了解，以便共同合作，展开新的工作。座谈会上和会后，解放军的不少同志向我提出要建立一个专职的军乐团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必须向周副主席汇报，并且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大约一个月以后，在一个干部会上，休息时正巧遇到周副主席，我即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好解决。还有什么带政策性的问题么？”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开会研究，以后再汇报。
周副主席的简单明快的回答，使我确信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的。果然，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上，大家都看到有两百人左右的大军乐队站在天安门前广场上。大会一开始，他们就演奏了久已振奋人心的庄严雄伟的《义勇军进行曲》。而且，头天已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上全体通过其为代国歌。据当时指挥这个军乐队的罗良同志告诉我，这个军乐队是将几个部队的军乐队集中起来组成的，但已经初具规模。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建立了一个近一千人的军乐团，这是一个固定的常设机构，担负国家大典、国家重要会议、欢迎外国元首仪典等等的演出任务。
五、中西音乐比较
大约是在一九六○年前后的一天，一次会议后，在大会堂出大门不远的地方，我正和总理一同走向大门，这时他毫不在意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看，拿中国音乐和西欧音乐比较起来，究竟如何，虽然我整天生活在音乐中，不是西欧音乐，就是中国音乐，不是被西欧音乐所感染，就是被中国音乐所激动，但是，我却从未在理论上将两者全面加以对比，究竟谁高谁低。在他提问之下，真不知如何回答。为了不使他得到一个徘外的印象，我说，在抒情上西欧音乐还是有其长处。没有想到这句话给他留下一个印象：我对于自己的民族音乐重视不够，他马上回答说：“不见得吧，你说《洪湖水》不会抒情么？”当时，因为要出门的人多，他也没有想就此再展开讨论，匆忙地向外走了。我只能怀着他提出的问题，再作探索。
从他所说的几句话来看，他对于我国音乐和欧洲音乐是有过多番思考的，也可能做过多方面的比较，才会随时不在意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惜后来再没有机会听到他对这个问题的更多的意见。我也没有再向他汇报说明我的意见。应该说是各有所长，由于工具不同，表达的方式也不同；生活不同，审美思维更是不同，确实难以在比较中得出谁高谁低的结论。
不过，在工作中确实有些人认为欧洲音乐高于我国音乐，要发展我国音乐，必须把欧洲音乐全部搬过来，才能实现。这完全是偏见，是由于他们对中国音乐缺少了解。
六、创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与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歌剧舞剧艺术
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到一九七六年总理逝世之前，“文革”十年除外，十七年中，音乐界的确做了不少工作，比起解放前，真是有了惊人的发展。仅仅音乐院校就多了两三倍，管弦乐队更是每个大城市几乎都有一两个音乐歌舞表演团体。可以说，这在过去几乎大城市也难找到。到七十年代，地方和部队，全国约有上百个专业表演团体。如要问这么多的音乐干部，是怎样培养出来的，他们对我国民族音乐有多少了解？我们只能说，绝大多数音乐干部是用欧洲音乐培养出来的，用我国民族音乐培养出来的干部只有极少一部分。大多数音乐干部对我国民族音乐了解是不深的。
上面所讲的情况，周总理是了解得很清楚的。越到后来，他越觉得不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因此向文化部提出来，除了原有的中央音乐学院之外，必须创办一所中国音乐学院。她的教学必须建立在中国音乐基础上，用中国民族音乐培养学生，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中国音乐能有系统的了解，并且能在中国音乐基础上进行创作，能创作出中国风格的作品，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他认为这是发展我国音乐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因此，一九六四年诞生了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是安波，副院长是马可、关鹤童。
另一方面，他也考虑到，仅仅有中国音乐学院还不够。在创作演出团体中，还必须建立一所创作中国风格歌剧、演出中国风格歌剧的剧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歌剧舞剧院诞生了。它以演出具有中国风格的歌剧舞剧作品为其特色，与中央歌剧舞剧院并行。
这是周总理在六十年代提出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民族的音乐的两大重要的具体措施。
七、展开“三化”讨论
多年来，周总理认为音乐舞蹈界相当普遍地存在一些重大思想问题，许多人都不很清楚。因此，在一九六四年一月间召开过一次座谈会。虽然音乐与舞蹈问题各有不同，但都属于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音乐舞蹈艺术有关。会后，总理和几个领导同志又交换了意见，决定在《光明日报》上，进一步展开关于“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讨论。以他看来，对这三方面问题，如果不深入加以思索，思想如不明确，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音乐舞蹈艺术，是相当困难的。此后，音乐舞蹈界分别展开研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讨论进行了一年多，直到一九六六年春才结束。
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艺术宏观来看，革命的社会主义生活题材是最根本的问题。其次，民族风格、民族音调则是属于外部表现方面的问题，但和题材有密切的联系，如果仅抓住题材，而不在意外部形态，不一定能达到广大群众的审美要求，也难以深入到广大群众心灵中去。所以革命化、民族化是社会主义音乐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三、群众化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不难解决的问题，只要前面两个问题解决了，就不成问题了。其实，未必如此。群众是多方面的，也是多层次的，你的作品要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喜欢，你就得抓住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题材，也要懂得广大群众共同的心理和审美趣味，这两个问题就不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所以周总理要我们深入讨论这三大问题，希望我们对这三大问题有较深的理解，能够逐步解决这三大问题。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舞蹈艺术才能顺利发展，才能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总理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关心我们的音乐舞蹈艺术，并且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这可见他的思考多么深远！可以说，到今天，有些问题比之六十年代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不仅要求我们音乐舞蹈界充分重视并加以解决，也是有关的某些领导部门更应该注意加强领导的方面。
周总理在六十年代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确与发展我国的音乐艺术，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艺术的最关键性的问题。联系到一九四九年夏天他问我还有什么政策问题来看，总理在六十年代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的具体重大措施，完全不是没有经过长期思考向文化部提出来的建议，而是经过长期调查、周密考虑才提出来的。今天，也还存在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再联系起建国前，他将当时八路军所得到的唯一的一架钢琴送给鲁艺，在延安将要撤退之前，从北平买来一批管弦乐器和乐谱，又把从上海接收送给八路军的一批管弦乐器运回延安，建设根据地的第一个管弦乐团。从这几桩事情来看，周总理完全不是排斥西洋音乐的，他之希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的具体措施和理论思考是十分全面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
“和文艺界的人做朋友，他高兴”
新凤霞
一九四九年我们敲锣打鼓，在天安门前扭着秧歌，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劳动人民翻身了！
这时我才知道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看见周恩来总理是在那时的旧北京饭店的一次大会上。
刚刚解放，在我脑子里还有怕官的思想，可是周总理讲话那么和蔼可亲，这是我对共产党“官”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次见到周总理是一九四九年在中南海演出“刘巧儿”。头一次在中南海给国家领导人演出，我的心情十分紧张。头一场大幕拉开，巧儿坐在窑洞炕上纺线，灯光打在窑洞中间满屋通亮，台下立即一阵热烈掌声，我被这想不到的效果吓了一跳，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故？这时，音乐大过门已经拉起来了，我该唱，“巧儿我生来手儿勤，织市纺线都认真……”可是我精神受了影响，忘了唱词，但在台上忘了词也得开口唱，这是作演员的规矩，这时我只能有调没词的哼下来了。
效果一直很好，戏散了，主持演出的负责人钟灵同志来通知我说：“凤霞别下装，去休息室，首长要接见……”我心里害怕见首长，心想一定要受批评。可是和我想的不一样，毛主席、朱老总、刘少奇，周总理我都见到了，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还表扬说：“不错，很好。在北京舞台上看到了延安的窑洞十分亲切……”毛主席说：“唱得不错，好听，可是一开场几句听不清楚……”我心里想，听不清楚是因为我把那几句唱词忘了。周总理亲切耐心地问我：“你会纺线吗？”我摇摇头说：“不会，也没有看见过纺线。”周总理热情地比画着做出一手摇纺线车，一手送线，一高一低地纺线的样子。朱老总指着周总理对我说：“总理可是纺线的能手呢！哈哈。”大伙都笑了。总理说：“上了线才能摇起纺车来。你手里拿着棉花不上线，老摇纺车不对……”从此我知道了左手上线，右手摇纺车。这次接见，我对首长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对我这样一个小演员，中央首长那么关怀，特别是周总理亲自教我纺线的动作，边说边做上线的示范给我看，还让我身子随着转动的纺车动。“你身子不动，手老摇，哪里是纺线哪？”从此，再演这场戏纺线的动作就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