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祖光结婚时，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客人很多，祖光的客人都是文艺界的作家、导演、演员们，郭沫若是证婚人，阳翰签是男方主婚人，欧阳予倩是女方主婚人，老舍先生是介绍人。还有金山、张瑞芳、上海赶来的赵丹、黄宗英夫妇等人。我的朋友大都是戏曲界的，有京剧演员，有评剧演员，有天桥说书的，有天桥“赛活驴”关得俊、关金凤两口子，有算命的、耍把戏的、卖老豆腐的，这个婚礼很热闹。周总理叫人打来电话说要来看看很多老朋友。由于场面很大，保卫人员提出人太多很复杂不好保卫……半小时以后，又来电话，总理临时有重要外事活动不能来了。大家反而放心了。
我们婚后不久，接到周总理约我们三对夫妇去他家里吃饭，有老舍、曹禺和祖光与各自的夫人。我印象中邓大姐非常贤慧，她以主妇身份热情地招待我们：“恩来喜欢热闹，和文艺界的人做朋友，他高兴……”大伙说：“总理现在不是当年，太忙了。”邓大姐说，“是，可是跟文艺界朋友一起他就是休息……”
这一次，总理对我们说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对老舍先生说：“你做的大媒很好，这一对很美满。凤霞是民间艺人贫苦出身，祖光了解生活中的民间艺人也很好；凤霞需要文化，能得到祖光的帮助，凤霞应当做个有文化有理想的新社会戏曲演员……”
我在总理家吃饭，看到我们国家的总理用餐只是四盘菜一碗汤，简单情淡，十分俭朴。在总理和邓大姐面前，也没有感到是国家的领导人，而象两位可亲可敬的长辈。饭后邓大姐亲自安排把我们三对夫妇送回，总理和邓大姐送到门口。至今总理那慈祥的微笑仍历历在目！
记得不久在中南海小礼堂演出祖光的新编剧本《牛郎织女》，总理和陈老总上台接见我们，陈老总说：“牛郎哥哥出门做生意唱：我出门作买卖忘了带本钱……”总理说：“这是吴祖光的词！”陈老总听了哈哈大笑。总理同演群众的演员一一握手，大家都深受感动。我们先后在中南海演过七八场《刘巧儿》、《牛郎织女》、《春香传》。
总理看我的戏看得很细心，有时指出“咬字不清啊！乐队声音太噪哇！”演《春香传》因为景片太多换景闭幕时间很长，总理让钟灵来后台说：“总理让你们注意安全，不要着急。”总理的细心和关心使大家十分感动！有一次演出《牛郎织女》演到很晚了，总理让给每人加一合点心。钟灵来后台说：“总理让大伙儿别忙着下装，吃了点心再走。”
一九五二年全国第一届戏曲汇演，在评奖时有很多争论，给我评了个四等奖，我因在全国演员中还算年纪最轻的，当然也没有人替我争。田汉同志来告诉我：“总理看了名单提出：新凤霞的《刘巧儿》唱得全国人喜欢，应评一等奖。”这才改了一等奖。周总理管国家大事这么忙，对我这样一个演员这样关心，真叫人感激呀！
一九五九年我们剧院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排出《金沙江畔》，我演藏族土司女儿珠玛，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招待班禅，请领导审查，周总理和北京市的领导吴晗、王昆仑都来了。当时因为我一九五七年被划了右派，带着右派帽子，虽然需要我演，但报上没有我的名字。在谢幕时我虽是主演之一，但不能站在第一排，要站第三排。戏散了，总理和大家都上台来接见演员。我们第一次谢幕是全体，第二次拉开幕三排演员下去，再拉开幕第二排下去。最后只剩下几个主演。总理上台说：“珠玛哪？班禅来了，怎么珠玛不在？”大家都慌了，我已习惯地下场脱了服装了。领导陈某某飞跑地来叫我，还摔了一跤，来后台说：…决……凤霞快穿上服装……总理在找主演……快！”我赶紧穿上藏族大袍，她拉我又跑到台上，总理作生气的样：“你这个珠玛！太不懂礼貌了！”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班禅双手台抱胸前打佛礼，我对着班禅深深的行了一个鞠躬礼说：“对不起了！”我又鞠了一个躬。“以后要懂点礼貌吧！”自从总理这样说后，谢幕时把我提到前排了。最后也和小白玉霜一起谢到最后了。赵连喜、赵丽蓉兄妹对我说：“这个双主演是周总理给你争出来的……”
一九五七年我因受丈夫吴祖光牵连，领导逼我离婚“划清界线”。我想到祖光没有反党的心，全是为党好；但他不被党理解，我可不能不理解他，因此我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那日子真苦啊！丈夫被送到北大荒，我上有公婆，下有三个孩子，大的还没上小学，小的刚刚满月。台上唱戏，台下还得劳动改造。记得有人向我们的团长胖子领导陈某某汇报，说我在排演场打毛线，狠狠批斗我。还批我给祖光寄了一个木盒子，为右派丈夫寄吃的，困难时期说这是“犯罪”，我心里好难受。寄木盒也是为了让他在北大荒好好劳动，能早日回来。但没想到批斗了我三个小时。
因为我怕受冤，丈夫走后我就搬到剧院集体宿舍住，劳动、演出也都方便，出入都有交待，一言一行都让人知道，我怕再有人暗害我。
有一天晚上快十二点了，白天挨批斗，晚上演完戏，回来我正在听新闻，门外有脚步声，又在叫：“新凤霞！”是胖领导陈某某，我开开门，她进门就说：“我来有件事，你改造得好，明天给你摘掉右派帽子，你赶快写一个要求摘帽子的报告。”我心里不明白什么报告，我说：“我不会写，你替我写吧！”她说：“就写要求给你摘右派帽子，还不会？”我真害怕她，点头说：“行……我写，明天一定交。”她说：“八点钟！”第二天八点钟交了报告，九点在会议室开会，党委书记薛恩厚宣布：“新风霞劳动改造得好，宣布摘掉右派帽子，降的级也恢复。”就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我不是右派了。
下午我们剧院的灯光设计苏丹来了，他对我说：“凤霞，你知道谁给你摘掉右派帽子的吗？”我说：“陈某某。他昨天深夜找我说我改造得好，真奇怪了，上午还主持批斗我，说我给吴祖光寄一盒食品是犯罪呢，晚上又说改造好了。苏丹小声说：“是……是总理！”啊！我心里轰的一下子，又不理解，怎么是总理哪？苏丹说：“我们解放前，抗战时期在四川，总理跟文艺界都很熟，祖光也在，我那时也是负责舞台工作。总理昨天去人艺看戏，我爱人杨蔽在人艺。总理还是老习惯，看完戏跟演员见见。在休息大厅总理看见我，问：‘苏丹你在哪里呢？’我说：‘在中国评剧院。’总理问：‘你怎么搞评剧了？’我说：‘是新凤霞把我拉进评剧院的。’……总理就问：‘吴祖光哪？’我说：‘已去了北大荒。’总理又问：‘新凤霞哪？’我说：‘新凤霞也被戴了右派帽子，真可怜哪！……’总理打断了我的话说：‘新凤霞是贫苦出身的民间艺人，我们了解。你赶快回去告诉你们院的负责人，让他们赶快摘去帽子，去了处分……，”我听得呆了。苏丹又说：“我连夜找了院党委书记者薛，薛又立即通知院长陈某某，她连夜找你。看，这一下子都解决了。”果然市文化局也来了人找我谈话，说“总理很关心你。”并说：“应当关心吴祖光，新凤霞……摘掉右派帽子。”
一九六四年我随团去云南演出。总理和陈老总访问非洲回来，知道我们评剧团也在昆明。总理只在云南一天，但晚上要看我们的戏。记得在原龙云公馆大剧场演出《会计姑娘》，我演会计李秀英。省长阎红彦、副省长赵增义和文化界各领导都陪总理、陈老总来看戏。戏中有段唱是会计李秀英劝犯了错误的干部钱小满：“小满哥，你是咱土里生土里长的农村人，你伤了党的心，寒了乡亲的心；贪污腐化忘了根本，你忘了为人民办事暖人心；你是共产党员应自重，可不能用手中的权坑害人民；当干部克己为公是党性，团结关怀百姓乡民。我劝你早日回头早干净，掉入浑水越陷越深；你是干部、人民的公仆，你不是人民头上一尊神；亲人痛仇人快六亲不认，你给党带来脏水一身；良药苦口你听不进，这是我心里话是真亲。贪污腐败了名声丧尽，小满哥呀，你该早回头早认错，早日革面洗心。”这段唱是轻松说唱板式，最后甩高腔达到高潮。总理拍手，立即满场热烈拍手。钱小满叫会计秀英报一笔不应报的帐有一段对话，小满说，“你报不报？”秀英说：“不报！我当会计是乡亲给我的信任。这把钥匙是人民的，应报必报，不应报一分我也不报！”小满说：“我是你小满哥呀？”秀英说：“你是我娘也不行！”总理坐在前边立即拍手，全场又热烈拍手。看完戏总理上台接见，握住我的手说：“好，女会计说得对。是把住国家财经大门的当家人。唱得也好，有进步……”
因为我是摘帽右派，习惯了一切事不抢先，吃饭时候在后头和舞台工作人员一桌，总理和陈老总问我们领导，“新凤霞哪？”我们领导陈某某张口结舌不好回答。总理说：“快，叫她来……”领导亲自从饭桌把我叫到总理桌前，总理亲切的关怀是理解我的心情啊！总理问，“吴祖光怎么样？”我说：“他很好，在写剧本……”。总理还说：“看了《会计姑娘》，这出戏不错，应该让会计们都看看。”
我们回北京不久，李先念同志来前门外鲜鱼口大众剧场看我演的《会计姑娘》，那天效果也是非常好，散戏后先念同志上台接见我们。记得先念同志穿的是中式小棉袄，中式大盖棉鞋，在台上跟我们讲活非常亲切随便，他说：“总理介绍我来看这出戏的。我是管理经济的，应当看看这个负责的好会计。总理说，会计是国家把住经济大门钥匙的管家人。我建议当会计的都应当看看这出戏。”这时正是在开全国财经代表会议，我们为会议演了三个月近百场。每次演完在场的领导人就说：“这是总理说的，会计是把住钥匙看住财经大门的当家人。”
总理喜欢文艺，关心戏剧事业，爱看南方戏也爱看北方戏。记得总理看了我演的《临江驿》提出：“评剧是用普通话唱，很好听，字字清楚。为什么念白要上音呢？应当统一好些。”总理在解放初期知道我们在小礼堂演全部《玉堂春》，告诉钟灵：“不要从嫖院起，只演‘起解会审’就行了，太长了演员太累，看戏的也累。后头‘会审’也都唱出前边‘嫖院’事了……”。总理真是内行，他总是从关心人提出自己的看法。
记得一九六三年我从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完《花为媒》回来，总理来看戏，散了戏看乐池，指示说：“你们唱戏是给观众听的。看看你们这个乐池子满是乐器，把演员和观众隔开不能交流，又听不见，乐队还是搬上舞台去，是咱们民族习惯……”从此乐队又上了台，观众也反映很好。后来传说乐队在乐池子里是江青的主张，因为乐队无限扩大，台上摆不开。
一九五八年统战部长徐冰同志来我家看我和老人孩子，那时祖光已去北大荒了。徐冰同志给了孩子一盒糖。他说：“我来看看是总理的指示，以朋友的情分应当去看看新凤霞，问问吴祖光可有信？他有什么困难……”总理好细心。当时我婆婆抱着孙女流了泪，我的眼睛也湿了。
总理对我们的感情一生也难忘啊！一九六六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死的、自杀的死了多少人啊！我的命是总理救的。北京市八月二十六日“打全堂。”我们中国评剧院是打人出了名的单位，因为一九五八年招了一批学员，他们正是十七八岁不懂事的青年，打人过瘾。刘敏庚条件不好，当时在学员班不被老师喜欢，我建议调来我们一团，为了培养他，我演李三娘，让他演小王试试看，可是这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打人红了眼，所谓的走资派，主演什么“牛鬼蛇神”的他打得最凶，八·二六“打全堂”我被打得血沾在衣服上，一个星期都脱不下来。
另一打人黑手张连喜，他打人都是在星期六，剧院大部分人都回家了，他偷偷地打人，一次他抓住我狠狠地打，打得我口鼻出血。
天安门红海洋，首长接见红卫兵，大串联后我被造反小将赵甲申叫去关在牛棚。宣布：“没有革委会领导的话，不许随便抓出新凤霞批斗打骂。”
在这之前，剧院里的、剧院外边的红卫兵只要带着红袖章就可随便把我抓出打骂批斗。自从赵甲中宣布了这一规定，我虽被关押牛棚，心里安定多了，不再随时挨打了，赵甲申这青年人是我选进剧院的。人很聪明，他在乐队学拉大弦，在我关押时，他看见我常常小声说句安慰我的话：“我等着您上台，我给您拉弦……”现在他是我们剧院很好的拉大弦的琴师。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也被迫害成了残疾。甲申来看我说：“新老师，您知道一九六七年把您关起来是谁保护了您吗？”我说：“不知道。不过，要不是你保护我，怕是也得像小白玉霜一样活不到今天了……”赵甲申说：“不……我哪敢保您哪。是总理！在天安门红海洋接见红卫兵，不是各个单位打着自己单位的门旗吗？周总理看见咱们中国评剧院的门旗问：‘中国评剧团的负责人来了吗？’我是负责人，赶快跑过去见总理。总理头一句话问：‘你们评剧院演员怎么样？’我说：‘小白玉霜自杀了。’总理立刻满面怒气，把我吓坏了。又问：‘新凤霞哪？’我赶快说：‘活着活着……’总理有点生气说，‘新凤霞贫苦出身，我们了解她，你们要注意她的安全……’听了总理的话就把你安排在后院小过道那间房子里，虽然形式锁上了门，那是把你放在保险柜里了……”说着，赵甲申看看我在擦眼泪就说：“老师你别难过了。总算你还能看见‘四人帮’倒了台……”我说，“我这条腿膝盖被打伤，叫我跪搓板，我不跪，用棍子打的。他们的罪恶，今天报应了。”
“四人帮”及其爪牙长时间地迫害我，让我在三十多米深的地下挖防空洞达七年之久。我患高血压不许休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交了医生开的休息两周的假条也不许休息，通知去平谷乡下劳动。我背起行李下楼时摔倒，患了脑血管病，从此成了残疾。
一九七六年我在河南洛阳空军医院治病，听到总理去世的不幸消息。哎哟！天要塌了！总理可不能走啊！他救了多少人，团结了多少人呀！好总理不在了，多少人悲伤啊！医院全体医务人员设了一个小小的灵堂，举行了追悼会，很多老红军来向总理的遗像告别！
我因哭得太伤心，血压又高了，影响了睡眠，多少日子都觉得无依无靠，头脑里空空荡荡的。
“四人帮”被粉碎大快人心！第一个春节邓大姐在曹禺同志的陪同下来和戏剧界文艺界朋友见面，邓大姐亲切地问我：“凤霞你好吗？”我说：“不好，走路不方便了。”儿子把我背到大姐身边坐下。我看见邓大姐不禁想起总理，流了泪。大姐给我擦着泪亲切他说：“眼泪不能革命！要有勇气，过去的人没有办完的事，活着的人接过来……”
很多演员有唱有说的，都是为了“四人帮”倒台而欢乐，为邓大姐来祝同，我也唱了几句：
喜得是一举粉碎“四人帮”，
文艺界团结欢乐聚一堂，
我们记住总理的教导努力向上，
祝愿敬爱的邓大姐身体永远健康！
这使我回想起一九六五年在中南海小礼堂演越南题材的新编评剧《阮文追》。我演潘氏娟，这个戏我创了轻板、散板唱段，利用自己真头发造形，跪搓步翻身，表现她坚真不屈的性格。
总理陪同越南范文同看戏，散戏后总理和范文同上台后说：“戏演得好，又有新的唱腔，好极了……”
第二天通知：总理要我们《阮文追》剧组主演、导演、编剧等去吃饭，由院长薛恩原领着我们去了中南海，范文同和总理表扬了我们演越南戏演的比越南演员还好……总理说：“新凤霞演中国的刘巧儿、朝鲜的春香、越南的潘氏娟，都有创新。这次又上一层楼，特别是用头发创造的形象更显出人物的个性，东方女性的美和坚贞……希望再看到新凤霞创造的更多坚贞女性的形象……”
真没有想到，这出《阮文追》演出后就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了，我被害致残，也是我最后在舞台创造的一个东方女性的形象了，从此再没有上台演戏的机会了。总理也去世了！但一个人坚持真诚，是最重要的。我虽不能上台演戏了，但总理对我的教导，做个有文化、有理想的新社会的戏曲演员，是我永不忘记的。如今我认字了，还能写些小文章。从一九八○年出版我的第一本回忆录，如今已写了三百万字的文章，出了十三本书，有的译成英文，乌尔都文。多少次运动都整了我，运动了我。大字报贴到天安门、西单墙、王府井……大帽子扣的数不过来，但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没有一张大字报批我品质不好的。批倒、批臭却是越批越香，越得到好人的同情。我还是要：台上作戏，台下做人，台上作戏讲戏法，台下做人讲人格。做个新时代真正的戏曲演员来纪念总理吧！
做人的楷模革命者的典范
李光羲
周恩来总理作为一位不平凡的政治家、国务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重工作中，还抽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指导文艺工作，象是一位专职的文艺界领导、专家，文艺界许多同志都以无限敬佩的心情怀念他。
解放初期，他为了使延安来的一批歌唱演员，在新形势下提高演唱能力，请来苏联专家给他们上声乐课。几年后，为了检验学习成果，他请苏联专家做顾问，由中央歌剧院排演了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给我国观众的第一部西欧古典歌剧《茶花女》，主角是专家学生和张权、李维渤、李光羲等，演出获得成功。不久，周总理来看演出。我在台上被他炯炯有神的目光吸引住了，但二幕以后再也没看到他。演出结束后，总理上台祝贺，才知道，他在看戏中间，换了楼上、楼下几个座位，是为了了解剧场的结构、声音效果（当时是不用电声扩大的），乐队是否造成了“音墙”，影响了演员的发挥等等。
六十年代初，周总理邀请十位女高音一起演唱（其中除专家学生外，还有张权、张家馨、梁美珍、徐有光等），目的是为了了解情况，研究声乐上的土洋结合等问题。
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我常被国务院请去参加周总理宴请国宾时的演出。记得一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蒙哥马利元帅演唱。国务院外办的张彦同志告诉我，节目是总理审定的，除了民族民间的，还让我唱了柴可夫斯基的“连斯基的咏叹调”，向外宾展示我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
六十年代初，湖北歌剧团演出了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轰动了全国，周总理号召大家学习。我们剧院也排演了《洪》剧，总理亲临剧场观看，演出结束后，上台和全体演员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排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理指示要挑选最优秀的舞台演员，从现场演出到拍电影，各个角色都统一由一个演员担任，不要别人配音。在排练过程中，他常请老帅、老将、副总理等几十位领导到现场观看、提意见，终于使这部革命史诗成为划时代的不朽之作。《东方红》于一九六五年拍成电影。记得八月的一天在北京饭店录“松花江上”，周总理突然到场，是抽空来看看大家，身边只带一位秘书。他听了录音后，和指挥严良堃、演唱者张满燕和我交换意见，提出唱词中，是呼唤“爹啊”好，还是“同胞啊”更积极？和我们商量，使大家深受感动。
一九五七年以后，张权调离北京，去了北大荒。一九六二年，一次北京饭店的晚会上，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出席了，还特约来北京开会的张权参加。中央统战部的张执一同志为了给大家助兴，请张权和我演唱“饮酒歌”。张权因很久不唱，再加上激动，忘了歌词，事后很不安，并向总理表示歉意。总理当场批评了张执一，说：“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做工作，首先要懂得尊重人，不能强人所难。”总理懂艺术、更重要的是，他作为领导人，懂得尊重艺术规律，善于团结人。文艺界的老同志都记得，周总理在看演出上台祝贺时，总是带着诚意注视着与他握手的演员，不让人感到仅仅是礼节、应酬。尤其令大家感动和惊异的是、他能记住并叫出许多许多演员的名字，甚至有的人过去只见过一次面，以总理的地位、国内外的影响，他深知凡与他见面的人，都有想留下纪念的愿望，我曾多次看到周总理主动建议请客人一起合影留念，每当此刻，总是令大家喜出望外，兴奋不已。
“文革”开始后，江青大搞宗派活动，拉帮结伙，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一九六九年，周总理为了保护文艺队伍，指示所有中央直属文艺单位和艺术院校的人员，离开北京，下放到北京军区各部队，边学习、边劳动。一九七二年秋天，周总理给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过五十岁生日，按照亲王的愿望，请中国的歌唱家演唱亲王自己写的歌曲，举办一场“祝寿音乐会”。由于亲王特别提出“不要那种闹哄哄的演唱，要抒情优美的”，周总理就把中央歌剧院、中央乐团和音乐学院的一些歌唱家调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了一场非常成功的音乐会。当晚周总理和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都出席了。大家都很高兴，只有江青始终板着脸。音乐会后，我们这些曾被“文革”赶下舞台的演员，又开始有机会参加一些演出活动，电台也敢约我们录音了。这使得江青一伙人十分恼火，他们把我们的演唱说成是“黑线”回潮，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时，借“批林批孔批周公”把迫害矛头指向周总理，直到周总理逝世。一九七六年一月，全国上下以极其悲痛的心情悼念周总理，文艺界有那么多人泪如泉涌，不少同志一天天地仁立在北京医院附近的街上，希望能有机会瞻仰总理遗容，向总理做最后的告别。
在周总理生前，我曾多次聆听他的教诲，感受到他的关怀、培养与信任。总理的学识、修养、人品、威望以及受到包括国际友人在内各行各业人士的崇敬，是难以用语言去形容的，尤其是他那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伟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已成为我们的楷模，文艺界同志不会忘记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并将继续跟随着他的足迹，献身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永远地走下去。
清风亮节
李凖
（一）
大约是一九五六年春天，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了一个小型作家座谈会。五六十年代，总理经常召开一些小范围的座谈会，征询文艺界同志们的意见。有时三五人，有时十几人不等。
这次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作家稿费问题。因为当时的稿酬偏低，作家们有些意见，而文化部又要取消印数稿酬，所以周总理请了十几个作家来座谈，作一些调查研究。
参加会的作家我记得有郭老、老舍先生、曹禺同志，还有刘白羽、周立波、艾青、赵树理等同志。约摸有十几位。大约因我也是一种类型，属于青年作家，也通知让我参加座谈。
大家陆续来到，周总理很平易亲切地和大家拉家常。本来很紧张的我，顿时感到如坐春风。正在这时候，周扬同志进来了。当时周扬同志是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学艺术。曹禺同志在门口沙发上坐。看到周扬同志进来，曹禺同志稍微起身让了个座。
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一件小事，不料被周总理看见了，待周扬同志坐定后，周总理温和他说：“曹禹同志，你是作家，作家是为民者清，我们是当官的，为官者俗，周扬来了，你就赶快起身让坐，可见也不太清嘛！”
当时听了这一席话，在座的作家虽然鸦雀无声，但是内心无不激动万分。我当时二十八岁，看到总理这种高尚的风范，觉得我是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一直到今天鬓发皆白，仍然不敢忘记。
稍作沉吟，总理又微笑着说：“曹禹同志，我今天这样批评你，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偷眼看看曹禹同志，他眼睛里闪出了泪花。
因为要讨论稿酬标准，总理就调查作家们的开支情况，我记得是先算老舍先生的每月开支花销。总理算得很仔细，连茶叶、招待烟都得算上。开初我并不了解总理的意图，是要当时的文化部领导，不要把稿酬压得太低。算到我的时候，我说我的工资是六十五元，有三个孩子，但妻子和孩子都在农村“落户”当农民，所以也够花了。总理马上说：“你这个没有代表性。一个作家的生活标准，不能按农民算。作家的劳动是艰苦的劳动，应该有所照顾。”
算到最后，大体上得出按当时的物价，每月要三百元左右，当时十个人去吃烤鸭，一顿也不过十二元左右，所以大家都十分欢欣雀跃。总理在座谈会结束时，还讲了一段话，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大意是：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还要过较长时间的艰苦生活。但对作家、艺术家，不能难为他们，要出大作品好作品，得有一定物质条件，我们国家现在才有几个作家！应该让他们安心创作，无衣食之虞。
会议开得很成功，都感到有一种祥和畅快的气氛。说话间，到了中午时分。总理又说，“大家今天就在这里吃午饭吧，我们没有准备什么好的菜，请大家吃包子。”虽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但那一顿包子的味道好极了。因为作家们都体会到，什么叫“无微不至”、什么叫“如冬日之阳，人赖之以温”。
（二）
一九六二年春天，电影《李双双》刚拍摄完成，张瑞芳同志来到我住的宾馆说：“不要抱太大希望，大概还过得去。”说话时脸上还有一丝忧郁。她走后，我体会到她大约是怕我企望过高，看后反而会失望。另外这是她的谦虚，她不爱说过头话，话虽这么说，心中毕竟有些牵挂。
到了五月份，全国公开上映，大出我的意外，受到全国观众热烈的欢迎。就在这时候，瑞芳同志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她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说：“李凖，我告诉你，周总理看了《李双双》了，非常喜欢，那天总理还请我在他家吃了饭，总理说：‘我今天不是请你来吃饭，而是请《李双双》来我家吃饭。’在吃饭间，总理又告诉我说：‘李凖的小说原来是写妇女办食堂的，现在电影是写李双双推行记工分的，情节变了，但人物性格没有变，依然个性鲜明、生动活泼，可见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李凖要不是生活底子厚，这个电影怎么能出得来……’”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一天我想了很多很多……总理那么忙，居然连我的小说也看了，特别是总理审美的品位，太令人感动了。一部黑白拷贝影片，只投资了那么一点钱。布景荒村茅屋，服装荆钗布裙，但总理却能于风尘中看出它的质朴的美，心灵的美，性格的美。
同时，我体会到总理是有极高文学素养的，他那“高屋建瓴”的风格，真知灼见的识见，不受任何舆论所左右，特别是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他大力提倡，不遗余力，但他还严格的把握着艺术关，单有政治，没有艺术，他决不随便肯定。
五六月份，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评奖时，总理说：“今年的‘百花奖’我投《李双双》一票。”后来《李双双》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故事片大奖，同时还获得其他五项奖。
“百花奖”领奖时，当时我在河南信阳于家村搞社教。我是真想去北京领奖，倒不是想参加那个热闹场面，也不是想去领我那块“最佳编剧奖”之牌，主要是想看总理一眼，好多年没有看到总理了……
因为社教工作刚开始，工作团的领导劝我请假。我请假了，那天晚上我在一间破旧的茅屋里听了广播……总理出来了，我好象看到了总理……也好象总理看到了在一团茅草上躺着的我……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北京
一场特殊的战斗
张水华、于蓝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烈火中永生》的工作样片（不是完成片），有些领导同志看过后，都给以赞扬和鼓励，林默涵、周扬两位同志都给以很高的评价。但，十二月下旬某天，忽然接到通知说江青要看，厂里决定由副厂长田方同志（厂长汪洋当时已经因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受到批评而开始靠边站了）和导演张水华以及演员于蓝陪同观看。厂内尚有有关宣传人员具体安排这项工作，地点在新街口北大街，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标准放映室。
听说江青要来看片，大家知道她是三十年代的老演员，五十年代初又担任过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因她的身份，大家一直很尊重她，所以对于她的到来，大家是真诚而又认真地愿意倾听她的指教。在热情的等待中，江青身着一件黑色斗篷来了，她一进门就说，“我不是你们邀请来的，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我自己来的！”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迎来的是这样的冷漠和有责怪意味的语气，不理解她话里的究竟，顿时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她坐下看片了，经常带有嘲讽意味的口气，一会儿说倒水声音大了，一会儿说关门的声音大了……这本是一个工作样片，这些技术性的小问题，在“混录”时肯定要加以调整的，她是一个老电影工作者当然是会知道的。一会儿又说许云峰气质不对，一会儿又说江姐没有英气……令人感到不安，气氛有些紧张。看到中间，她说要休息一会儿，暂停审看。她身着斗篷到院里去散步，走来走去，我们跟着她，准备倾听她的指教，她却一言不发，只是走来走去，既冷漠又高傲，气氛十分紧张。
看完影片，大家围坐在她的前边，平心静气，准备聆听她的“指教”。她第一句话，冷冷他说：“噢！？这部片子，他们是不愿意拍彩色的！？”“他们”指的是谁？当时主管电影的陈荒煤同志已调往四川，夏衍同志己受到批判靠边站了，指的是他俩？党内的同志为什么要讲成“他们”？这意味着什么？令人感到异常！她为什么要这么强烈地责备？这么对立的情绪？！话中有内含却又不明说！是说他们对革命题材不重视，还是其他？真令人不解，大家心里非常纳闷，气氛沉重极了！
大家沉默着，聆听着，等待着。江青停顿一阵开口了，她说：“这部影片太糟了！不要修改了……电影不象桌椅板凳做好以后还可以锯掉一点……小改也没有用，改也改不好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她又停顿有顷接着说：“也不要象以往那样，一下子把影片放到仓库里！可以拿出大家批判嘛！……发行公司也可以赚一点钱嘛！……”
真是晴天霹雳！大家懵了，在回家的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还有什么可以商榷的吗？！没有！就是要批判！”“不准改！”“不准收起来！”“要大家批判！”问题真是严重极了！只有等着批判！到底批判什么呢？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错在那儿？大家更是不知道。痛苦、苦闷笼罩着我们！大家想小改一下，也可以少受点批评呀！这只是工作样片，不是完成片，按工作程序，还要仔细剪接调整呀！甚至她对演员不满意，也还可以调整呀！可是她却说不让改要批判！厂里也不知该怎么办，大家在苦痛中熬煎。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后来，我们到沙滩（中宣部办公地址），见到周扬同志，向他做了汇报，希望他给我们一点办法。他知道我们希望做些修改，以减轻批评的严重性。他说影片可以适当地作些修改，但剧本不要再改了，后来，他在室内踱来踱去慢慢他说：“最近，还有些影片受了批评，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也是当时已得到普遍好评的影片……”继之，他思索了一下，并不十分顺畅他说：“……还有一些影片要批呢！……批吧！……”我们并不十分明了，为什么要批一些已经得到好评的影片呢？！只感觉到他是尽力宽慰我们，但他似乎也有难言之隐。那天，他尽量未流露什么信息，但也使我们感到他并不平静。
几天以来，我们心神不安，这里边有什么政治性的原因吗？（当然我们做梦也难以想到以后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竟是截然不同的评价？再说中宣部、文化部都不认为是坏片子，而江青却认为要批判，而且态度那么严重！要批判什么呢？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十分十分苦恼！
就在这苦恼万分的时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许明同志（周总理的秘书）。她十分兴奋地问我：“听说你和阿丹（赵丹）演了一个很好的电影？”我马上告诉她，关于这部影片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而且江青还说影片上映后叫大家批判！她听后十分惊讶。我请求她转达：“是不是请总理帮我们看看，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部影片？”她点头应允了！
敬爱的周总理为国家大事，日理万机，听到了我们的困惑和要求，很快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敬爱的邓大姐也和周总理一起来到了钓鱼台，准备审看《烈火中永生》双片。那天，由于机器有故障，画面跳动，影响视力和新片效果，周总理马上决定易地再看。不是第二天就是第三天，周总理来到了原新影的标准放映室。那一天到场的还有文化部的许多领导，象管电影的赵辛初副部长，电影局李橡局长等等。都是周总理邀请同来审看的！邓颖超同志因身体关系未来。这次审看与江青看片同是一个地点，但是气氛却完全不同，周总理向在场的同志一一打了招呼，平易近人，亲切安详，大家一点也不感到紧张，关系自然，有轻松愉快感。
看片开始，影片字幕中编剧写的是“周浩”，周总理好像发现了新人，马上问谁是周浩？导演告诉他这是笔名。周总理对电影的创作干部还是十分熟悉的，这个名未听过，所以十分关心，这是总理一贯关心新人的态度。看到龙光华给江姐送水，被狱中看守长“猫头鹰”开枪射击而牺牲时，他唉了一声，竟自言自语他说：“很感人嘛！”周总理看片时的反应，给人消除了紧张，有安定感！和江青看片全然不同，他不是挑剔，如有不足，他总给以积极的建议。他并不回避江青已有批评，该肯定的还是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
看完双片，总理认真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汇报，又问：“除了这些意见，还有什么外界的人看过？看的人不少吧？电影系统是否全看了？”厂宣发部门同志说“有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团和日本电影作家代表团看过，一致反映很好。”（大意）于蓝因参加了接待日本代表团的工作，也亲耳听到了日本人的意见，就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日本代表团团长说：“象《早春二月》拍得很好，但日本有很多这类影片。而此片（即“烈”片）在日本是没有的。影片告诉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一部好影片，我们很喜欢！”（大意）也有人汇报了日本代表团的作家井手雅人等当夜就给日本国内打电话，说看了一部好片子。总理听后点点头，又向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一再嘱咐要大家回去充分讨论，快点提出意见。他不是那样武断，定调子，而是按照组织原则允许大家讨论后拿出意见。他又问赵辛初：“文化部有什么意见？（此时文化部已换成肖望东、石西民、赵辛初等部长）。今天是十四日，最好两三天内就把意见拿出来！”在讨论过程中还研究了影片该叫什么名字，（《烈火中永生》还是周总理后来帮助定下的片名。）又对影片中许、江一拉出监狱，画面就转到迎接解放军的场面，总理说：“太快了，就义应该有形象的表现，当时许多共产党员牺牲时都高喊出：‘共产主义万岁！’，应该有一点壮烈的场面！……”这时，我们又担心他说：“赵丹已经回到上海了，怎么办？”周总理说：“打电话叫他来嘛！”其时，赵丹已在上海受到批判（批判三十年代），抬不起头来！周总理说可以叫赵丹来补戏，是对赵丹的关心，同时也是帮助解决赵丹的银幕形象可以更好些！多么细微的关怀呀！总理还说：“今年上映的还有《霓虹灯下的哨兵》。《节振国》……”意思是说这些影片都不错！给电影工作以极大的鼓舞！临别时，他走到门口，转过身来笑着对我们说：“现在支持的人不少了！你们赢得了观众！”周总理的到来，和江青多么不同呀！总理坚持组织原则，不独断专行，允许大家讨论，让大家拿出他们对影片的意见，同时又是多么鲜明地保护对人民有益的影片呀！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烈》片经过一部分修改，一九六五年夏终于上映了，而且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当扮演江姐的于蓝到山西南柳去劳动，路经太原市时，受到了少年宫少先队员的热烈欢迎。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此片还要送到日本，又遭到江青的阻拦。但，中宣部因此片受到周总理的关怀，还是坚持把影片送到了日本，并受到日本观众极大重视。……这一切都说明影片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因而在当时并没有达到江青所希望的那样——“大家都来批判”的目的。
然而，一九六六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了建国以后十七年的一切工作，包括文艺工作在内，说“文艺黑线”是又粗又长（从三十年代左翼文联批起）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烈火中永生》当然不能逃脱厄运，也受到了批判。一九六六年所谓的“造反派”揭发“文艺黑线”的材料中，就公布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批判了的众多部优秀影片，都列为毒草。其中就有《烈火中永生》一例。说《烈》片等大毒草，是为当时重庆市委书记翻案，是把华莹山的斗争说成城市领导了农村，违反了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教导……等等。总之，说《烈》片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就不难看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下旬江青去责难《烈》片的用意所在了！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真正的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捍卫者，在一九六四年（“文革”前）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了，他毫不回避，勇敢捍卫人民的利益，他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他的心和人民连在一起，他的感受与爱好是和人民一致的！他要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受到人民欢迎的文艺作品！他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烈》片完成至今已有近三十个年头了，它以革命先烈的精神气节教育了几代人！演员都因此片受到人民过厚的爱戴！这部影片是整个摄制组在革命先烈精神感召下刻苦努力的结果。（当然不是说它已十全十美了！）同时，这部影片更凝聚了敬爱的周总理所给予的关怀与扶持！周总理不只是对这一部影片如此爱护，可以说“文革”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许多优秀影片都得到了周总理思想光辉的辐照！建国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都留下了周总理的汗水和爱抚！
把珍贵的艺术品留给后人
邵宇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整整十六个年头了。可是，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时刻展现在我的面前，特别是周总理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创作繁荣、文化事业的发展，一支新的文艺大军的成长，始终给予满腔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是一九四九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我当时作为一名业余美术工作者来北京出席大会。大会结束后，毛主席、周总理步人怀仁堂休息厅休息，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敬，纷纷拥上前请主席签字，我和丁聪也挤上去想请毛主席在自己的本子上签上名字。这时，周总理走到我们身边，对我们和蔼他说：毛主席大累了，能不能下次有机会再签。事后，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时，总忘不了周总理那带着微笑的面容和他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崇敬的感情。
约在第二年的下半年，我已调北京工作。一次我听周恩来总理给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做报告，地点好象是在怀仁堂。周恩来总理讲了三个多小时的话，还不知疲倦地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饺子。当时，我有幸和周总理共一餐桌，心里兴奋极了。周总理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是东北人，总理语重心长他说：“现在东北解放了，你真的‘打回老家去了’。你们文艺工作者要始终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路线，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周总理的教导至今我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