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自述》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 编【完结】
内容简介：
主要内容，包括周恩来讲述本人经历、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国内情况等方面.附录文章的主要内容有：来访人提问、背景情况介绍和对周恩来的评论等。
书中的访谈文章和附录文章一律保持原貌，编者仅对其中的错别字作了订正，规范了某些人、地的译名，小标题是编者所加。
编辑说明
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1〕
附录：埃德加·斯诺著：造反者
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1〕
同美国青年代表团的谈话〔1〕
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1〕
同英国记者费力克斯·格林的电视谈话〔1〕
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1〕
附录：埃德加·斯诺著：周总理的一个暗示
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1〕
附录：海伦·斯诺谈周恩来〔1〕
同美国友人韩丁的谈话〔1〕
同美国青年学者的谈话〔1〕
同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的谈话〔1〕
同南斯拉夫记者达拉·雅纳科维奇的谈话〔1〕
同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的谈话〔1〕
同英国记者、作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谈话〔1〕
同英国记者、作家费力克斯·格林的电视谈话〔1〕
附录：同美国《纽约时报》联合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等人的谈话〔1〕
校订说明
编辑说明
一、《周恩来自述——同外国人士谈话录》，收入周恩来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七二年的访谈文章十四篇、附录文章四篇，以时间先后为序编辑而成。
二、《周恩来自述——同外国人士谈话录》的主要内容，包括周恩来讲述本人经历、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国内情况等方面。附录文章的主要内容有：来访人提问、背景情况介绍和对周恩来的评论等。
三、书中的注释分作者注、译者注和编者注三种，均放置当篇脚注。作者注和译者注照录原注文。编者注的内容有：作者简介、访问时间、史实订正和背景情况说明等。
四、收入书中的访谈文章和附录文章一律保持原貌，编者仅对其中的错别字作了订正，规范了某些人、地的译名，小标题是编者所加。
五、收入书中的访谈文章和附录文章篇末，编者一律注明原载的书、报、刊出处。
六、本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刘武生、徐晓红等同志。
七、谨向本书所收文章的作者、译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者
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1〕
（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日、十日）
在陕西白家坪，我在周恩来隔壁的窑洞里住了两天。他同我谈话，提出一个他认为能使我了解共产党统治区概貌的旅行计划，并让我为这次旅行做好准备。白家坪当时是离西安最近的红色前哨，它是一个通信和交通中心，设有一个手摇军用无线电台和一个信使站。红色“首都”保安在它西边，还有一天的路程。下面的笔记我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没有利用，因为在西安事变后我正在写那本书的时候，周给我送了一个口信到北京，要求我不要引用他的话。由于西安事变及其解决的结果，共产党已在西安设立了联络处，周被派主持同蒋介石的谈判。他怕如果我引用他的话，将使他在谈判中感到为难。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这可能表明，在周同我谈话的时候，周和共产党还没有设想到统一战线可以包括蒋介石，而只是一个既反日又反蒋的统一战线，由背叛蒋的人参加。
由于我在一九五四年为《星期六晚邮报》写的一篇文章里已经详尽地写过我对周恩来和他的夫人所了解的情况，〔2〕这里我就不写简历了。
一、关于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日于白家坪
斯诺问：一九二七年反革命得逞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共产党人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周恩来答：我们的第一个错误无疑是没有使革命深入到农民中间去，特别是在广东和广西，那里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党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政策，在横的方面（数量上）扩大，而没有在纵的方面发展（直接在农民中组织战斗员）。
其次，我们没有在国民党军队的干部中发展必要的革命领导人。我们让许多本来可以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的好军官从我们手中溜走了。如果我们努力做的话，在一九二六年我们本来还有可能征募和装备十师共产党的军队。
第三，由于策略上的错误〔3〕，我们丢掉了在当时还是革命政党的国民党里夺取领导权的机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上海，我们没有利用当时存在于国民党内部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我们失去了理应属于我们的对国民党的领导权。一九二六年三月以后，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策略的话，领导权本来是垂手可得的。那时所有的右派暂时都被赶出政权之外了，左派的汪精卫同我们进行着密切的合作，那时属于中间派的蒋介石被孤立了起来。如果共产党人全都加入国民党并且争夺领导权，而不是待在外面的话，我们本可以同左翼联合起来，并且取得和保持领导权〔4〕。军队、商人、学生甚至华侨，那时都赞成我们主要的策略纲领。
再则，在蒋介石向上海进军期间，本来还是有时间组织一支联合力量来反对他和右派的。那时大部分军事领导权还不在他的手中。参加北伐的有第二军、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这些都不在他控制之下。他只有三个师，而且是最不可靠的。
斯诺问：你怎样解释这些错误或失策？
周恩来答：原因有几方面。首先，在中国缺乏经验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我们党还只有几年的历史。其次，党本身的领导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陈独秀，另一方面是刚刚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有透彻了解的青年派。第三，革命在各地区和各集团之间发展不平衡。第四，缺乏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经验，小资产阶级成分在党内保持了优势。
斯诺问：你认为哪一本书最好地记述了这个阶段的革命？
周恩来答：我们一个同志在江西写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5〕这本书在事实和分析方面都有错误，但这是至今写得最好的书。
斯诺问：你现在对前途乐观吗？
周恩来答：中国革命无疑正接近一个新的高潮。它大概将通过抗日运动而取得胜利。它在最近将来的成败将取决于群众运动的发展，
取决于怎样把群众的动力组织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革命农民首先需要的仍然是粮食和土地，但是其次还有民族抗日的问题。一九三五年红军出征山西，受到农民的热情欢迎，这主要是因为农民乐于接受抗日的口号。
斯诺问：你认为蒋介石的地位现在比几年以前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
周恩来答：蒋介石的势力在一九三四年达到了顶峰，现在他正迅速走下坡路。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他能够动员五十万军队来进攻和封锁我们；那是他势力最大的时候。他打垮十九路军并迫使我们撤退以后，在长江流域占了优势。但这是付出重大代价以后才取得的；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就吃不开了。最近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上他就不敢用反共口号了，因为怕受批评。
（周认为，蒋由于企图扩张到所有战线，把部队越来越分散，这样他到处削弱了自己。“现在他的弱点是不能集中兵力了。”按他的政治实力来说，他承担的义务太广泛了。周接着说：）
如果他让红军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最后他将不可能像在江西那样集中那么多兵力来对付我们了。然而现在他无法阻止我们建立这样一个根据地，也无法阻止它的迅速扩大和巩固。
其次要记住，如果抗日运动发展下去，蒋几乎肯定会失去他的独裁地位。他现在的部队不如在第五次围剿时期那样人多、集中和忠诚。一旦同日本发生冲突，抗日的军队（即红军）就会把他的部下的重要部分吸引走。蒋清楚地知道，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他的领导权就注定要毁灭。现在没有必要列举国军里首先会叛变的将领和部队的名字。然而众所周知，他最能干的指挥之一陈诚，对反共的内战并不热心。胡宗南更不热心了。他们两人以前都是黄埔军校的左派学生，是许多红军将领的老同学。他们都是爱国的。蒋不能再长久依靠他们来进行他个人的反共战争。一旦抗日战争爆发，这两个人几乎肯定会支持统一战线。
斯诺问：你以为蒋作为军人怎么样？
周恩来答：不怎么样（高明？）。在战术上，他是个笨拙的外行。在战略上，可能稍好一点。
在战术上，他模仿拿破仑。拿破仑的战术在极大的程度上依靠士兵的旺盛士气、战斗精神和取胜意志。在这点上，蒋经常犯错误；他太喜欢幻想自己是一个率领着敢死部队的漂亮英雄。他无论指挥一个团或一个师，总是把仗打糟了。他总是集中他的兵力，企图强攻阵地。一九二七年打武汉时，他在旁人失败后率领一师人来到城下，用全部兵力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结果他这一师人被全部击溃。
在南昌他重犯了这个错误。他使用自己的第一师，不肯等候增援军到来，就攻打孙传芳据守的这个城市。孙实行后撤，让蒋进入城市的部分地区，然后转入反攻，把蒋的部队赶到城墙和河之间的陷阱里。蒋的部队断送了。他带有第一、第二和第二十一师，但只用了第一师。那时叶剑英（现任东线红军参谋长）是第二十一师师长。他憎恶将的愚蠢，小久就离开了将的指挥。
在最近的山西战役里，蒋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攻打和消灭红军。陈诚是较好的战术家，他害怕有埋伏，就拒绝这样做。我们截获了他给蒋介石的答复。我们本来确实欢迎敌方这样的集中兵力。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张学良的部队正是在作这样的进攻时被我们缴械了六千人。对南京来说，幸好蒋不常到前线亲自指挥作战。他不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但是蒋在战略上比在战术上高明一些。他在政治上比在军事上有头脑，而且正是靠这点胜过了其他的军阀。他在部署整个战役方面常常显示出相当的才能。
斯诺问：你认为南京方面最能干的野战司令官是谁？
周恩来答：陈诚是一个好的实干家，不过他没有一点才华。胡宗南大概是蒋的最能干的司令官。他对红军的作战算是最有效率了。何应钦原先指挥得不坏，但他在一九二七年打得惨败（被孙传芳？），吓坏了，丧失了战斗意志，以后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在战场上）。
斯诺问：从军事上说，红军在江西第五次围剿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
周恩来答：导致蒋介石第一次得胜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他按德国人的建议，采取了在纵深建筑碉堡，把军队的推进限于短距离进攻和巩固成果，最后用优势兵力（五十万国民党军队对十万红军正规军）逐步实行有效包围等一套办法。第二，我们方面在军事上没有同（国民党）十九路军所领导的福建叛军进行合作，而且没有把它看做一支重要的牵制力量而加以支持。我们本可以成功地同福建进行合作，但由于听了李德（红军的德国顾问）和在上海的顾问团的意见，我们反而撤退了，还攻打了蒋介石在瑞金附近集结的军队。这就使蒋介石得以包抄和消灭了十九路军。
二、关于陕西和江西
周恩来说：陕西的农民非常穷，他们的土地很贫瘠。如果江西的农民有陕西农民这样多的地，他们会算做有钱的地主了。在江西，红军的兵工厂一月造五十万发子弹；在这里我们造得很少。江西还造大量的手榴弹；陕西的产量很低。江西苏维埃的人口有三百万，而这里最多只有六十万（三个省的部分地区）。在江西和福建，参加红军的人带来自己的铺盖卷；在这里他们连筷子都不带，他们是赤贫的人。
最近红军刚在绥远边境解放了盐池县的两块地方。那里将近一百年来土地为法国和比利时天主教神父所占有。他们的地产共有约五百平方里。将近一百年前，有两个教士被一群蒙古人杀害，从那时起神父们就占有了土地。今天，在盐湖周围辽阔田地上所能看得到的房子全都是属于教会的。在那个地区大约有三十座教堂，还有许多富庶的葡萄园。蒙古人到这里来取水、买葡萄酒和利用牧场。
我们进入这个地区时，同教士们订了协议，让教会暂时保留财产不变，保证信教自由；作为交换条件；教士们答应向国家缴一部分粮食和钱，遵守苏维埃法律，并且不向红军传教。这个协议遵守得相当好。教士们同意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在中国天主教会里所有的神父发表一项声明，号召他们参加统一战线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据说他们是真诚地反法西斯的，而且受到人民阵线在法国的胜利的影响。他们打来电报，要我们（共产党人）向法国人祝贺他们人民阵线的胜利。
三、关于将来的计划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于白家坪
周恩来说：红军现在有两种战略计划可供选择。这两种计划都有待于我们从南方来的（在朱德、贺龙和张国焘指挥下的）部队同这里毛泽东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合。会师将于七月底或八月初在甘肃南部举行。这将是在分离一年后的会师。去年当毛和彭（还有周）向陕西进军的时候，张国焘表示反对中央委员会在西北发展的计划。他坚持要留在四川，并企图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南下。然而毛和其他人知道，在他们后面已经在修筑工事，政府军的强大增援部队已经源源开进贵州和湖南。他们认为，任何回到南方根据地的企图都会遭到失败。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还在争论中的时候，南京的部队开始在懋功进击，插到了红军两部分之间。朱德和张国焘同其他部队的联系被切断，红军被分割成两部分。朱德不同意张的意见，但是由于朱的部队在张的部队后面，朱被张抓住（俘虏？）了。〔6〕经过一年之后，现在张同意了到西北的计划，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西南的（混乱）局势吸引南京的许多部队离开了四川，张利用这个局势正向甘肃移动。会师以后，将召开会议讨论下面两个战略计划：
第一个计划：向南和向东发展，进入甘肃南部，推向河南，在那里红军将争取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必要时可从那里既对南京又对日本采取行动。这个根据地还可以构成一个焦点，集合所有外围的、能够转变为反南京和抗日的力量，或许以潼关为中心。张学良是否会同共产党一起参加这个以抗日为口号的运动，尚不得而知，但有可能。采取这个计划还是下一个计划，将取决于对红军联合力量的估计、人民对统一战线的支持，以及在会师时总的政治形势如何。
第二个计划：努力打通绥远和内蒙，迅速同日军发生直接接触。这一行动将涉及同宁夏和甘肃的回族军阀打一些仗，并要做些工作争取内蒙的一些蒙族王爷和争取群众支持抗日战线。这将意味着进攻绥远的傅作义，打通内蒙，并在红色中国和新疆之间建立交通线。这一方针将使共产党能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根据地来进行独立的抗日战役，如果政治形势有利的话。
九月二十九日我同德国顾问李德（“奥托”）谈话，谈到上述两种设想，李德认为红军要向西移动，打到兰州以北，并试图攻下宁夏城〔7〕。这很可能“在两个月内还不会发生”。到那时，三个方面军将会会合，休整并得到新的训练。这番评论之可能有意义，主要在于它表明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前的当时，共产党人的主要想法还是后撤到中国西北和北部边境毗邻苏联领土的地方。
以上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周的英语不流利，但讲得能使人听懂。我做了笔记，把笔记全文写出，再读给周听，得到改正或澄清，并帮助他找到较难表达的字眼，然后写出修正稿。以上就是从修正稿中引用出来的。
（《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一九五七年版第56—63页）
（原载《斯诺在中国》第68—7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注释】
〔1〕埃德加·斯诺（1905—1972）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毕生致力于中美友好事业。他一生写了大量著作，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报道，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1928年到1941年期间，斯诺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他在1936年曾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苏区和红军，次年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宣传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在1960年、1964年、1970年斯诺又多次以美国作家的身份访问新中国，他搜集了大量的材料，通过报道，生动地向全世界介绍了新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几次来华访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都同他进行过重要的谈话。——编者注
〔2〕1954年3月27日，斯诺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戴红帽子的中国官员”的文章，坦率、真实、公正地叙述了周恩来的革命生涯、政治风格和个人品质。这篇文章国内出版的《斯诺文集》中没有收录。——编者注
〔3〕一九四五年缅甸共产党犯了几乎相同的错误。——作者注
〔4〕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策略领导的含蓄的批评。——作者注
〔5〕本书是张闻天1933年在江西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讲课时的讲稿，1934年出版。其内容是他1931年所写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的拓展和深化，该文收入《张闻天文集》第一卷。——编者注
〔6〕指1935年8、9月份之间，张国焘胁迫朱德，企图另立“中央”,“反对北上，拥护南下”之事。——编者注
〔7〕今银川。——译者注
附录：埃德加·斯诺著：造反者
我和周恩来谈了几分钟，向他说明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就替我安排在白家坪过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设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的司令部去。
我坐下来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处的一部分人员一起吃饭，见到了十几个宿在白家坪的青年。他们有些人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一个是无线电报务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我们吃的有炖鸡、不发酵的保麸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以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善的微笑。这使我胆子大了一些，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那个孩子压根儿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
“谢谢你——同志！”我道歉说。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精神。
第二天早晨护送我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个团员。司令部原来是一个不怕轰炸的小屋，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尽管他们是处在战区中间，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个东路红军司令。我心里不由得想，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
我到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惟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做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收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关于我的“报告”，显然来自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总部。共产党同中国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处，都有无线电的交通。他们在白区城市内的无线电台虽然经常被破获，国民党要想长期切断他们与红区的通讯联系，却从来没有成功过。据周恩来告诉我，自从红军用白军那里缴获的设备成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之后，他们的密码从来没有给国民党破译过。
周恩来的无线电台设在离他的司令部不远。他靠了这个电台和苏区里所有各个重要地方、各个战线都保持联系。他甚至和总司令朱德直接通讯，那时朱德的部队驻扎在西南数百英里外的川藏边境。在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保安有一个无线电学校，大约有九十个学生正在那里受无线电工程的训练。他们每天收听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把新闻供给苏区的报纸。
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无线电报推开一边——据他说，其中大多数是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红军东线各地驻军的报告。他动手替我起草一个旅程。写完以后，他交给我一张纸，开列着为时共需九十二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他说，“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但需要九十二天！而且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看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我嘴里没有作声，但是心里对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实际结果是，我花的时间比他所建议的还长得多，最后我还舍不得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太少了。
周恩来答应让我骑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并且给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动身，因为我可以跟着回到临时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讯部队同行。我听说毛泽东和苏区其他干部都在那里，周恩来同意打一个电报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就要来到。
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从周恩来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从周恩来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到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周恩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1〕，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是个博览群书的妇女，甚至真的喜爱现代文学！），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中国的单纯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有了比较严重的产物萌芽，这时周恩来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这个运动将使中国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震动。
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教育，南开大学是天津得到美国教会支持的一所大学。他在班上成绩优异，在南开的三年都靠奖学金维持。接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全国爆发起义，产生了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的运动，最后是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周恩来作为学生领袖，遭到逮捕，在天津关了一年监牢。〔2〕
周恩来获释后去了法国。他在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巴黎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了同时在中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创建人。他在巴黎学习了两年，到英国去了几个月，又回到法国，接着又到德国学习了一年。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国，已是个著名的革命组织者，回国后立即在广州与孙逸仙会合，后者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合作，准备发动国民革命。
周恩来二十六岁就成了广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领袖人物，被任命为著名的黄埔军校秘书〔3〕，做了布留赫尔将军的亲信，布留赫尔将军当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号俄国顾问，现在是苏联远东红军司令。对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来说，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是个克星。但是蒋介石还是不得不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为周恩来在激进的学员中间影响很大。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进行了北伐，由蒋介石任总司令，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推选的。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二十八岁的青年，并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也很少活动经验（他是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4〕，同工人阶级素无接触），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动起义，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国顾问都留在蒋介石那里），因此他到上海的时候惟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共产党在三个月之内组织了六十万名工人，可以举行一次总罢工。总罢工的号召得到了一致的响应，这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这个最大堡垒里过惯太平日子的居民却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是起义没有能够实现。工人们没有武装和训练，不知道如何“占领城市”。他们得通过经验体会到需要有工人武装核心的必要性。军阀为他们提供了这个经验。
北洋老军阀低估了第一次罢工和接着第二次罢工的意义，只砍了几个脑袋，却没有制止工人运动。周恩来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领袖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终于组织了五万名工人纠察队，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给二千名干部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把毛瑟枪偷运到市里，训练了三百名枪手，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惟一武装力量。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工厂都停闭，又把六十万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后面去，这是他们一辈子中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又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有五万名工人武装起来了，编成六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布成立。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
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可以进入南市〔5〕，从获胜的工人军手里接受政权。这样，在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他自己的右派政变，开始杀害激进分子时，他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就是这个把胜利送给他的危险青年，因为这位总司令明白，这个青年也可能把胜利从他手中夺走。这样就开始了周恩来作为国民党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国举起红旗的那次革命——领导人的生涯。
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陈延年（现在南京监禁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陈独秀的儿子）和周恩来在上海起义中的亲密合作者有好几十人被捕处决。据估计“上海大屠杀”人数达五千。
这个造反者先逃到武汉，又到南昌，参加组织著名的八一起义，这是中国红军的历史性开端。接着他去了汕头，那里的红色工人已经占领了华南这个大海港，在周恩来领导下守了十日，抵御外国炮舰和地方军阀部队的进攻。后来他又去了广州，组织著名的广州公社。〔6〕
广州公社失败后，周恩来只得转入地下活动——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他终于“闯破封锁”，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苏区。他在那里担任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政委，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我见到他时他仍担任这一职务。他在南方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用步枪、机枪、铁锹对付轰炸机、坦克、装甲车，对付作为敌人后援的大城市的全部财力，这一英勇的努力是为了要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没有海港，甚至没有盐吃，不得不用人的铁的意志来代替；后来他又身罹重病〔7〕，九死一生，终于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新根据地。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白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原载斯诺著《西行漫记》第35—41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
【注释】
〔1〕周恩来的祖父只做过很短时间的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编者注
〔2〕周恩来被反动当局关押的准确时间为1919年l月29日到7月17日。——编者注
〔3〕1924年秋，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编者注
〔4〕周恩来的出身只能算小官僚家庭。——编者注
〔5〕外国租界当然没有遭到攻打，国民党只占领了上海的中国人管辖部分。——作者注
〔6〕当时，周恩来身患恶性疟疾，被广东省委的同志护送到香港诊治，没有参加组织广州起义，11月赴上海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编者注
〔7〕1935年8月，周恩来在长征途中患阿米巴痢疾，不能进食，发高烧，昏迷不醒，经多日抢救治疗，才脱离危险。——编者注
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1〕
（一九四六年九月）
《中共党史资料》编者按：本文在刊出前，经邓颖超同志重新审定，并在文字上做了某些修改。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的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分。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己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满洲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给我介绍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当主席。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留学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日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锦琪〔2〕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瑛，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