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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茎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作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上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上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作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分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分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分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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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任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的，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主持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了步枪四千多支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支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京沪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第二天“四·一二”，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三十多人，伤二百多人，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逮捕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独立十五师，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这一起义的失败，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一师人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即离开南征车云上海做地下上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去过一次欧洲，绕道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和平。在西安参加和平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至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一九三七年二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挺将军去武汉，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亦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到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摩擦，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南的关中地区。十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十二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一九四○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茂林事件）。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二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或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北视察新四军。顺路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五月返重庆。七月返延安。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医治。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到一九四○年二月返延，体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庆，八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茂林事变发生，谈判决裂，开始在报纸上斗争。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蒋介石谈判也无结果。一九四三年八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将军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我在延安欢迎他们。十一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为打败日本后，同意中国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又去重庆。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华。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马歇尔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始来华时，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们在三个月内相处得甚好。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协议。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第4—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
【注释】
〔1〕沃尔特·李勃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一生写了上万篇时政文章，出版了三十多本著作。他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新闻周刊》上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是二十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时最久、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专栏，对美国历史上许多重大国务和外交事件都有重要影响。1946年9月间，周恩来曾三次与李勃曼谈话，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编者注
〔2〕应为王京歧，后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长。——编者注
同美国青年代表团的谈话〔1〕
（一九五七年九月七日）
华伦·麦肯纳（团长）：首先我们要向总理表示十分感谢，您昨天见到我们以后，今天下午还愿意见我们，并且同我们进行友好的和不拘形式的谈话，这是对美国人民的一种友好的表示。我们来自美国各地，具有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观点，但是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尽量了解新中国，同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向我们所遇到的人解释美国。我们有很多问题要问。我们大多数人相信，和平事业不仅是职业外交家的事情，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事业里也有合法的权利。
周总理：你说的很对。
中国人民很欢迎美国朋友来中国访问。我们两国人民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彼此来往得很多。最近这个时期中断了。这次你们一来就来了四十一位，你们做了打开两国人民来往的先锋。因此，我代表中国人民非常欢迎你们，同时，中国政府也欢迎你们这种友好的访问。刚才你们的团长说得很对，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去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因此，你们在中国访问期中，不仅在北京，还可以在外地，跟中国人民、首先是和青年朋友接触，这对于打开两国人民来往的关系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将安从直接接触中，看到很多事情，知道很多事情，听到很多事情，这些直接接触比我跟你们诸位谈什么恐怕更为有益。而且你们会从直接的接触中，用你们自己的智慧和良知来加以判断，比我来向你们诸位介绍要好得多。可是今天既然约诸位来了，接见诸位了，那么你们有问题，还是问吧。
华伦·麦肯纳：我们事先有个协议，每人只可以问一个问题，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机会。
周总理：（笑）这是机会均等。
史蒂·泰勒：二十四个美国记者是否被允许进入中国？
周总理：关于记者问题，就适用你们团长刚才说的在你们当中达成协议的原则，就是机会均等，彼此互惠，就是说，有来有往。
你们诸位会问，为什么去年中国政府批准很多美国记者来。
我们去年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愿望：先从中国方面主动打开这个局面，先让美国记者来，然后，我们相信会引起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同等的回答，就是给中国记者开门，让他们到美国去访问和报道消息。但是，我们去年的这个努力没有达到我们的希望。不仅中国记者不可能去，而且美国记者也不被允许来中国。
今年美国国务院改变了一个花样。虽然答应了一定数目的通讯社和报纸派记者到中国来，但是规定他们来中国的任务，而且肯定地是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来搜取情报。并且更进一步把门关起来，使中国记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国。这样一来，就把文章作死了，作绝了，就如同我开始所说的，你们团长所提的精神——机会均等和彼此互惠就不可能了。因此，我想这件事情还应当经过新的努力，要使双方能在互惠的基础上交换记者。这是一种正规的办法。今天在座的虽然没有记者，但是听说也有几位朋友兼作记者职业，这等于说美国记者先到了中国。并且，在今天以前，也确实有三位美国记者到过中国来。从你们的接触中，可以看到中国是不是愿意对外国新闻记者开放，并且在互惠的基础上开放。
博布·威廉逊：我们大多数人同意世界和平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最基本的是要中美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为了促进这种良好关系，应该采取些什么具体步骤，特别是中美两国政府应该采取些什么具体步骤？
周总理：这个问题提的很好。
在人民方面的来往，我们一向是积极地支持和赞助的，诸位的到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以后还能发展这种访问。你们诸位知道，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还没有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可是中日两国人民的来往，两国团体的来往，在最近三年来非常发展。这种发展无疑问地对两国关系的友好是有很大的推动力的。在这一点上，也影响了日本政府。这个经验可以提供给你们诸位，并且通过诸位提供给美国人民参考。
至于谈到政府方面，我们希望在日内瓦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当中，能够达成一些初步的协议。虽然这个会谈已经经过两年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失掉希望。即使达成的协议是微小的或者是在个别问题上的，但是也可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协议都应该是平等的，对等的。
杰克·罗森：今天我有机会去访问了在中国的一个美国犯人，你知道，在华美犯问题是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论的问题。中美两国正常关系的建立对这些美犯的地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
周总理：你能够见到这位美国犯人很好，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的情况，生活情况，请经过你转告他的家属和其他五位的家属。中国政府历来说，如果他们的家属愿意到中国来探望他们的亲人，我们是愿意接待的。
你说得很对，美国人民很关心在中国监狱里的六位犯人的情况。同时我也希望在座的朋友知道，中国人民也同样关心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特别是在美国留学的五千多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的家属都在大陆上，他们很困难和家属通信，因为我们两国还没有直接的邮电来往，他们更得不到机会回来看望他们的家属，他们也很难得到机会把他们从美国学到的知识带回到祖国来用于工作。这些事情是中国人民和这些人的家属经常关心的。所以从两方面的事情来比较一下，诸位就会晓得。中国的犯人在美国有三十多位，绝大多数都还在美国的监狱里。这个问题就更加重了中国人民的关心。这样的问题我们希望总可以逐步地得到解决，但是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建立正常关系的障碍，就是说我们两国关系的恢复不应该拿这样的问题来作为先决条件。因为诸位可以想一想，如果拿这样的问题来作为先决条件，那么中国就要等五千多名留学生回来以后才承认美国。这不能成为条件，这样的条件怎么能够提出？
盖·卡勒万：在什么情况下，美国犯人才能得到释放？这样的释放是不是会改善中美的关系？
周总理：我刚才已经说过，中美关系的改善不应该拿这个问题作为先决条件。六个美国犯人在中国将要根据中国的法律处理，正如同美国国务院所说的，中国在美国的侨民和留学生回国的手续也是根据美国的法律办事一样。当然，中国的法律还有一条例外，就是在监狱的犯人，如果表现良好的话，就可以提前释放。这样的规定，不仅对美国犯人，而且对本国的和其他在中国的外国犯人一样适用。
埃尔·威廉逊：我们两国之间更加密切的关系，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周总理：如果中美两国友好起来，毫无疑问，对两国经济的发展都会有好处。不言而喻，中国是在建设当中，诸位已经看到一些，将来还要看到一些。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这对我们中美两国，也不例外。当然，这种友好来往，经济来往，也是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正是亚非会议二十九个国家所通过的原则。
帕提·泰勒：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些美国犯人没有公审？为什么没有发表关于他们犯罪的确切性质和他们的辩护论点的详细新闻报道？
周总理：关于在中国犯法的美国人，我们是经过法庭判决的，判决以后文件是公布了的。他们审判的程序是根据中国当时的法律手续进行的。这是我们的内政。这种程序不可能在每个国家都相同，正如同美国有许多审判的程序和办法跟别的国家不同一样。
乔安妮·格兰特：总理认为继续扩充军备，继续发展核武器，特别是苏联试验洲际导弹成功，对世界和平有什么影响？
周总理：扩充军备，制造各种原子武器，各个国家试验氢弹、导弹这类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这当然对和平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赞成裁军、停止制造和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包含导弹在内，也主张从外国撤退军队，取消外国在别的国家的军事基地。如果都能够这样做，那对世界和平是一个重要的保证。但是要做就要大家一道做，首先是大国一道做，不能要求那一个先做或者单独做，这是无法保障和平的。在这方面，苏联提议大家一道裁军，一道停止制造、使用和试验原子武器、氢武器，但是也赞成首先停止试验。遗憾的是苏联的这种提议，在裁军会议上没有得到一致赞成。所以，到现在仍然成为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努力要求各个国家、首先是各个大国来实现的一个任务。如果你们在座的诸位是主张所有国家一起这样做的话，我们中国人民，包含中国政府在内，是支持你们的，那就是说，要求大家一起做，不是要求哪一个单独做。
希勒·格林堡：既然现有情况是扩充军备，继续制造和试验核武器，中国是不是也要自己制造和试验氢弹？
周总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没有（全场笑）。我刚才说是遗憾，但是也可能是幸运。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可以不担心这类事情。（全场笑）
拉里·莫耶：毛主席和周总理是不是愿意在个人基础上和艾森豪威尔见面，来调整两国关系？
周总理：为改善两国关系，我个人自从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一直到现在都在努力，并且也愿意这样做。但是像你提的那样的具体问题，现在很难回答。
夏格·阿维迪亚恩：既然知道如果用武力把台湾拿下来，就会引起一个普遍战争，我想问一下总理，为什么不在台湾问题上声明不使用武力？
周总理：台湾是中国的，中国要怎样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你可以想一想，假使有一个国家拿武力占据了美国的火奴鲁鲁（檀香山），然后跟美国朋友说，你收复火奴鲁鲁不许用武力，假使你使用武力，就要引起世界大战，美国人民会怎样感觉呢？中国如何能够在日内瓦中美会谈中，在美国的武力威胁底下，答应美国说中国在台湾不使用武力？
朱迪·柯林斯：你认为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对世界和平有什么影响？
周总理：我首先要说明，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现在坐在联合国的是不能代表六万万中国人民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它不是真正的中国政府。所以放在联合国面前的问题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联合国没有新中国参加，要解决世界上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远东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很困难的，是不可能的。因此，新中国不在联合国是联合国的损失，并不是中国的损失。像你们已经看见的一样，新中国是要继续存在下去的，不管在不在联合国里面。
丹·奥康奈尔：你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曾经说，美国人民是要求和平的，你是不是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不能代表美国人民的意志？可是在上次的选举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投了两党的票。而中国政府说这两个党遵循着同样的政策。
周总理：这个问题是美国内部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是要你来回答的，而不是我能回答的。你自己来回答比我更恰当。（全场笑）
丹·奥康奈尔：你说的内部矛盾是什么意思？
周总理：因为你刚才说，美国人民愿意同中国友好，要求和平，但是美国政府又不愿承认中国，中国人民是愿意和平的，也愿意承认美国政府，这不是矛盾吗？（大家笑）
丹·奥康奈尔：不。（全场大笑）
杰里·菲迪勒：美国国务院对我们说，我们来到中国和中国青年接触并且亲眼看看中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违反美国最大利益的。我知道周总理不愿意干涉美国的内政。可是，你是否能够对这件事情评论一下？特别是对今后美国人民到中国来旅行的问题。
周总理：你问我个人，我是看不出美国青年或美国其他的朋友到中国来有什么违反美国最大利益的。诸位既然来了，大概诸位也是这样感觉。来看看对美国的利益有什么违反，如果违反，诸位就不会来了。我看诸位都是爱护美国爱护祖国的。但是美国国务院说不是，说你们来中国是违反美国最大利益的。这不是矛盾吗？（大家笑）但是这位先生却说不是。虽然我们两人见解不同，但是这不要紧。
李却特·兰恩：目前的反右派斗争是否同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一致？
周总理：是一致的。因为百花里面有好花，也有坏花。坏花大家就评论它一番，说它不好。花以外，还有毒草，长出来以后，就要把它锄掉。
尤金·布朗斯太因：你是不是认为共产党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吸收进入联合国，如果不是这样，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周总理：我希望把这个名字更正一下。中国国家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好像美国叫“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不能把美国叫做艾森豪威尔美国，或者共和党美国。那样说是不那末恰当的。不错，艾森豪威尔领导美国，但是只能说美国是在艾森豪威尔、共和党的领导之下，正像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一样。国家是人民的，人民选举代表来领导这个国家。这个思想不仅中国人民有，美国的先哲林肯说得很好：国家应该是属于人民的。至于问到联合国能不能恢复新中国的地位，障碍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要我直接说，现在就是美国政府在阻碍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佩吉·西格尔：是不是能够评论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联合国关于匈牙利问题的报告采取什么政策？
周总理：简单地说，我们是反对这个报告的，因为这个报告是站在干涉匈牙利内政的立场上，是片面的，而且歪曲了当时匈牙利的事实。
劳勃脱·寇因：我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支持各国，特别是中东、非洲和亚洲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的。如果有这些运动的国家在国内镇压共产党，不给本国人民充分的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还支持？
周总理：我们支持这些国家，就是这些被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国家的民族独立的愿望，是根据万隆会议的原则，同样也是根据我们过去曾经遭受同样的遭遇而给以同情的。至于这些国家国内的一些措施，好的或是不好的，那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只要这些国家为着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为着和平，反对战争，我们都应该支持。
拉里·施瓦兹：我听人说，现在在中国领导人员中对于国内政策有很大的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关于“百花齐放”的政策。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不一致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是否能够取得协调？你是否认为现在有个人争权夺利的问题？
周总理：很遗憾，我都不晓得，你倒晓得了（全场笑）我完全可以向你声明，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流言或是挑拨。如果有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员之间发生他所希望的这种事情，那他会落空的。（全场大笑）
拉里·施瓦兹：请你不要感到遗憾，你的话使我感到很高兴。（笑）
苏珊·基德：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允许进入联合国的时候，如果国民党中国在那里还有代表，你们是不是会同意去？
周总理：不，我们不会去的。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不能同意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宁肯不去，这是肯定的回答。谢谢你提这个问题。
迪恩·霍赛：美国国务院曾经说过，不能同中国作大量的生意，因为中国不能提供美国所需要的商品，我想问一下中国能够提供什么商品来换取美国商品？
周总理：中美两国已经八年没有作买卖，我对美国市场的需要不很清楚。美国国务院是根据一种假定。我不能再根据假定来回答。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接触。经过直接的接触，这种可能就会增长起来。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是在建设中的国家，一个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当然是有贸易可以互通的。我在开始已经讲过，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孤立的。
诺埃耳·卡勒万：到底谁决定哪些花是有毒的？
周总理：人民。这很容易，经过大家识别就能够看出来。所以我们开展大辩论，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单位，工厂、学校、农村、机关都是全体人民参加辩论，开大会、小会辩论。大是大非在广大人民中是看得很清楚的。
埃地·霍克曼：美国国务院曾经多次说过，在中国发生过各种暴行，被清除的人以百万计，这就作为不承认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们又说，在西藏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否愿意评论一下？
周总理：一个革命的国家，当它初建成以后，总有一些反对新政权最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国家要清除一些，镇压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美国和法国的历史中也有过这样的事。总之，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政。我在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消灭其肉体的人数只占极少数。
至于说到在西藏发生的什么事情，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相反地，倒是美国有一部分人通过西藏的几个坏分子，进行西藏“独立”的活动，这被西藏领袖达赖喇嘛所拒绝了。〔2〕这件事情倒可以提一提。这就是世界上常说的在别的国家进行的颠覆活动。这是一种敌视中国人民的行动。
华伦·麦肯纳：总理在四点钟还有一个约会，如果我们再问更多的问题，那就太打扰了。我代表大家感谢总理给予我们来华以后的一个特殊的光荣。（鼓掌）我们的问题提得很直率，回答也很直率。这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到中国来以后，学会了一句中国话，虽然我们说的中国话很不好，但是我们的精神是好的。这句话就是“和平万岁”!（鼓掌）
周总理：谢谢你们大家。正因为美国人民是热情而直率的民族，所以我也就用直率的语言来回答各位提出的问题。我过去也曾经认识过许多美国朋友，我们也是这样彼此交谈的。所以今天我用对待过去的美国朋友的态度，来对待新的美国朋友。因为这样可以把我们中间彼此不了解的问题弄清楚一些。当然，不可能一次谈话就可以帮助诸位了解全部的问题，但是，我希望这种谈话你们还可以在其他的场所找别的朋友谈得更多。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接触。（鼓掌）
祝大家愉快和健康。（鼓掌）
（原载《中国青年》1957年第20期）
【注释】
〔1〕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9月7日下午接见了美国青年代表团，本文是接见时的谈话记录。——编者注
〔2〕1951年1月，美国合众社一再宣传西藏拉萨当局将派出所谓的“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度、尼泊尔和北京，以表明其“独立”一事；同年11月，美国又企图利用萨尔瓦多政府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干涉西藏问题的提案来煽动西藏“独立。”195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的短评予以回击。1951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编者注
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1〕
（一九六○年八月三十日、十月十八日）
在总理的专车上
中国人似乎喜欢突然安排一个重要的约会，使你感到意外。一天深夜，我在新侨饭店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时间长而声音急促。原来是要我准备第二天一早出发到首都北面去作一天的旅行。
在约定的时候，我在第一站台受到战前和战时的老相识冀朝鼎博士的迎接。他现在是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主任，但这次相会不是为了讨论贸易。他领我上了一列正在等候一位特殊旅客的专车，这天的专车是周总理下令发出的。他邀我陪他去新近完工的密云水库。这是华北最大的水库、发电站和治洪工程，它坐落在具有历史性的古北口附近的长城脚下。
总理和他的夫人的汽车通过旁门直接开到火车面前，秋天的阳光正照得北京这个用大理石砌的新车站的琥珀色瓦檐闪闪发光。新车站站台下面就是我从前在内城城墙边上盔甲厂住所的原址。原先那所房子是美国最后一任驻革命前的中国的大使司徒雷登博士的住宅。
这列专车挂着三四节车厢，周总理和夫人在那一头进了车厢，而我则被领到一节游览车厢，进了“我专用”的一个安有空气调节设备的单间。这列火车等于是新中国的一个展览品，它完全是本国制造的。地上铺的是北京地毯，挂着针织镂空窗帘的窗子前面是一张柚木大书桌和一张软椅，一张大床占了房间的整个一边。
“这可是写书的好地方。”我的一位主人笑着说。
接着是一间浴室，里面有个绿瓷澡盆，与此相配的便池和用玻璃隔开的淋浴设备。
我们走到后半节的游览车厢，又是厚地毯，丝窗帘，还有漂亮的镶木墙。这里有个餐柜和酒吧，椅垫和沙发罩都很考究。
火车无声地离站时，我注意寻找靠近我的旧居的那座闹鬼的狐仙楼，但它也在时代的进步中被消化掉了。在古都的这一角落，我曾经待过五年，地方相当熟悉，但是我却认不出什么旧时的痕迹来，过去农民一早赶着鸭子来戏水的护城河也不见了。我纳闷我们最后的一个厨子老秦后来不知怎么样了，还有仪表堂堂的满族“管事的”老韩。我们此行并没有宣布，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人群迎接我们。在出游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在新修的密云水库上泛舟的两个小时里，我没有看到任何武装警卫。在去密云的路上参观了怀柔水库后，当我们登上一段宽阔的石级时，我曾向总理谈到这一点。我们的火车停在我们头顶上很高处一座横跨深谷的栈桥上，看上去孤零零的，很容易遭到破坏。
我说：“以前我住在北京时，这一带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当官的来这里都有重兵保卫。”
周用左臂一挥，指着不远处几个砌墙的石匠和一些在山坡上种地的农民说：“我们有很多警卫，只小过你没有看到他们罢了。现在中国每一个青壮年都是民兵，我们不需要职业保镖。”这话并不夸张。
我们的随行人员不多。除了冀博士和他的夫人外，还有勇龙桂，他曾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一处仓库主任，现在是国家计委研究室的秘书；徐冰和他的夫人张晓梅，她现在是北京妇联主任；中国外交部长陈毅的漂亮而修饰整洁的夫人；我在燕京大学短期任教时的一个学生领袖龚澎女士，她后来是周恩来的“首席秘书”，现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还有其他少数从前我在北京和延安时期的老相识。
火车驶离北京后不久，周恩来就走进客厅车厢来。他晒得黑黑的，气色健康，头发稍微有些灰白，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六十一岁要年轻十岁。他穿着凉鞋，白色短袖敞领衫和长裤。我记起了我们的初次相逢，不免想到人事盛衰变化真大。
我在一九三六年进入红区后遇到的第一位重要的共产党领袖就是周恩来。当时，他在延安以北一个小窑洞村落里指挥东线红军。我刚走进营地，就有一个穿着旧布制服的瘦削的人出来迎接我，他把穿布底鞋的脚一并，举手碰了一下褪色的红星军帽，潇洒地敬了个礼。他那浓眉底下又大又黑的眼睛仔细地端详着我。他长着中国人少有的浓密的大胡子，笑时胡子分开，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这就是周恩来，蒋介石当时悬赏八万银元要他首级的那个赤匪。我在那个叫做白家坪的前哨用两天时间同周恩来作了长谈，然后再往前走了一天的路程到保安同毛泽东会晤。周告诉我，共产党愿意结束内战，同国民党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而是促进革命。他预言，“抗日战争开始之日，就是蒋介石的末日开始之时。”
一年后，当内战在西安事变之后（暂时）结束时，周在谈判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他离开共产党区域，先是在南京，后在汉口，最后到重庆担任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时候，我多次见到过他。战争期间，很少有中国人比周恩来在重庆时给美国官员更好的印象。他是清朝一个显赫官僚的孙子，〔2〕天津南开大学的优等生——他就是在那里遇到邓颖超的——在欧洲留过学，会一些法语和英语。我第一次见到周时，他三十八岁，虽然有那副大胡子，还是有些孩子气，他是个文质彬彬、具有魅力的人，性格刚柔相济，头脑条理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