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解释了允许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问题，现在为什么同美国把台湾置于它保护下的政策所造成的重大问题的谈判联系在一起了，台湾这个岛屿“属于中国，就像夏威夷属于美国一样明白”。周说，除非华盛顿准备承认这一事实，美国记者不能受到中国的欢迎。
周继续说：“我们没有把你当作记者，我们把你当作作家，因此我们例外对待。我们认为你是作家和历史学家，不是记者。”“这有什么区别？凡是好历史学家必须得是个好记者，不论你从修昔底德〔3〕还是从司马迁开始算起。”
“尽管如此，你的访问不能为一般美国记者开先例。我们承认你是作家兼历史学家，不是记者。”
历史学家、作家、记者，谁在乎这个？重要的是要采访的消息。身份问题——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解决了以后，周才捡起我事先向他提出的问题，我的马拉松式的访问开始了。我很快就明白，他刚才把我当作历史学家对待是十分认真的。三个小时后我们的谈话暂时中断时，我们还没有谈完历史。这时，我们已经到了密云。
“别忘了你的照相机。”我下车时他们提醒我。我随便想拍什么都可以——但不是作为一个记者。
（《今日红色中国》一九六二年版第102—112页）
新中国和美国
有人也许会以为，对美帝国主义的蔑视现在在中文里一定会产生了相当于美国人骂中国人的侮辱性绰号，诸如邋遢鬼、斜眼鬼和中国鬼等等，但情况并没有这样——至少在印刷品中没有。“美帝国主义”用汉字译出来，自相矛盾的字面上的意思是“美丽的国家帝国主义”——或者有时是“花旗帝国主义”——而不列颠是“英勇的国家帝国主义”，法兰西是“法律的国家帝国主义”，德意志是“有德行的国家帝国主义”，等等。共产党人一再声称对一个外国政府的政策和这个国家的人民要区别对待，对前者仇视而对后者友好，上述译法似乎同这个原则是奇怪地一致的。
同样，帝国主义领导人有可能被教育和改造过来，中文把艾森豪威尔的名字译成“森林豪杰”可能表示了这一点。但是，“花旗帝国主义”的头子“森林豪杰“骑着一只“美丽国家的纸老虎”这个形象总有些不大符合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杜鲁门先生和已故的杜勒斯都是同姓——杜，和杰出的诗人杜甫的姓氏一样。给杜鲁门起的名字叫鲁门意思是鲁国（山东）——孔子的诞生地和中国的“圣地”——的门，这是非常恭维的话。
在我们的密云之行之前，我曾有一个机会见到了周恩来，并且按他的意思先提出了一些问题，供他准备在以后接见我时答复。我提了四十多个问题。在火车上，后来又在我离开中国之前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答复了其中大部分问题。我们全部谈话时间加起来约十二个小时，还不包括“餐桌旁的谈话”。正式访问有译员参加，这样，真正对话的时间只有大约六个小时，我记下来约一万一千字〔4〕除了偶然参看一下笔记外，周发表的所有意见都是即席谈的。我提交了我写的记录，而且按照周的要求，根据正式记录进行了校正。正式记录是周的译员陈辉写的，虽然他是美国斯威思莫尔大学毕业生，他还是坚持要把我的“台湾海峡”（Taiwan strait）的拼法改成英国的拼法（Taiwan staits）。除此之外，我们两份文本之间的出入是微不足道的。
周就中美问题和中国的政策给我作了过去公开接见中从未有过的最详尽的说明。我们也讨论了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周把这些麻烦问题同美国对新德里的影响联系起来。周对我谈了“中苏争论”的性质，这是无论中国或俄国的官员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过的。我答应要“全文”发表他的谈话，要么就“根本不发表”，后来他的谈话全文发表在《展望》杂志上。〔5〕当时，《展望》杂志受到了批评，理由是中国报纸决不会发表一个美国高级官员同记者的谈话。后来北京为此相应地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肯尼迪总统同赫鲁晓夫总理的女婿的谈话。
读者想必会注意到，周的几乎所有论点都是以民族主义的逻辑，而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为依据的。“亲外国的”中国人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的话，我们仍然得准备在未来的许多年代里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对美国保持敌意。外国人可能感到不可理解的是，甚至反共的中国人在任何一个民族主义性质的问题上都支持北京。美国十年来实行了武装干涉中国事务的政策，这个政策使得大陆上一度亲美的有影响的中国人失去了声誉，并使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对帝国主义的攻击大大增加了力量——否则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会像尼赫鲁先生一样认为这种攻击已经陈旧过时——以上这些事实，竭力想搞垮共产党人的那些美国人却一点也不理解。
关于中国的政策在促进中美关系恶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我在下文中将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在这里我只是尽一个记者的责任，就是准确地记录对所提问题的回答，而不是领导辩论。
周总理认为我提的头七个问题互相都有关联。他说他要总的谈一谈中美问题的背景，然后谈到解决办法，这样来回答我的问题。七个问题稍加精简如下：
（一）中国是否准备带头召开会议来讨论周恩来关于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以便建立太平洋无核区的建议？（这项建议最早是由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八年提出，并在同年三月得到中国外交部长陈毅的支持。）
（二）这样一项条约将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三）如果总统邀请周到美国讨论这样一项条约，他会接受邀请吗？
（四）中国会不会欢迎总统可能指派的任何使节为同一目的访问北京？
（五）在美国同台湾政权的条约还存在的情况下，中国有没有可能签订这样一项条约？
（六）既然中国坚决反对世界上核武器的扩散，为什么它却努力制造核武器？
（七）有人说中国认为，只有在中国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手段之后才有可能同美国进行成功的谈判。请谈谈你的看法。
总理说道：“你是注意中国政治情况的人，你一定会注意到，中国在一月份同缅甸联邦、四月份在我访问尼泊尔王国期间同尼泊尔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八月份，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访问阿富汗时，同阿富汗王国缔结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更早一些，还有同也门穆塔瓦基利特王国〔6〕签订的友好条约，同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锡兰发表的和平共处的联合声明。
“今年这三项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以中国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你知道这五项原则是：（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在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的和平条约，牵涉到中美关系和中、苏、日、美四国之间关系的问题。
“中国和美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和美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两国会有外交关系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7〕
“这是两个重要的事实。因此我说过，为实现这个建议，必须作出长期的努力。既然需要长期的努力，为什么我们还要反复提出这项建议呢？这表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美争端，反对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关于这一点，我首先要举出一个证据。中国解放后，美国政府曾宣布它不会干涉中国的内政，还说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是这样说的，杜鲁门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事实上，台湾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已经归还当时的中国政府。台湾由当时的台湾省长陈仪将军接收和管理，他后来被蒋介石杀害。
“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改变了这一政策，对中国采取了侵略政策。美国在向朝鲜派兵的同时，派遣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对台湾实行军事控制。从那时开始，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新的侵略。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侵略。没过多久，在朝鲜的美国军队表现出要想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中国边界〕，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我们不能置之不理。这一警告通过印度大使转达给了美国。美国政府无视这一警告，美国军队果然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
“中国人民只好采取志愿支援朝鲜抗美战争的行动。但是，采取这一行动是在美国驻军台湾海峡并对台湾实行军事控制四个月之后，是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之后。……
“经过两年的谈判，终于在朝鲜达成了停战协定。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但是美国军队至今赖在南朝鲜不走。此外，美国的陆、海、空军仍然控制着台湾，美国的海、空军仍然在台湾海峡进行活动。……
“尽管美国对中国采取了这些侵略行动，我们是不是会使用武力来解决同美国的争端呢？不会！一九五五年我在万隆会议期间就已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两国之间存在的争端，尽管两国还没有互相承认并且没有外交关系。我们的这项建议通过英国的斡旋，导致了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在日内瓦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自从中美谈判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开始以来，已经有五年了。我们一开始就建议中美之间的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都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美国把关于这项建议的所有消息都封锁了，但是中国后来发表了这项建议。为什么杜勒斯反对这项建议呢？因为杜勒斯认识到，达成这样一项协议，就意味着下一步将讨论美国的武装部队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问题。
“我们认为，中美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是个国际问题；而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军事行动则是个国内问题。美国坚持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的。我们认为它们是可以分开而且必须分开的。既然中国和美国可以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那么中国中央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也可以同时举行会谈。前者是个国际问题，而后者是个国内问题。可以进行平行的会谈而分别达成解决的办法。
“中美会谈中，首先必须就原则问题达成协议，然后才能解决具体问题。需要达成协议的两项原则是：
“（一）中美之间的所有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都应当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
“（二）美国必须同意把它的武装部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至于何时和如何撤出的具体步骤，可以放到以后再讨论。如果美国政府停止推行侵略中国和以武力相威胁的政策，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
“这是中美争端的症结所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活动一直是以制造‘两个中国’为目标的。在这一方面，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一阴谋不仅会遭到大陆中国的反对，而且会遭到台湾的国民党和台湾的中国人的反对。因此，这一办法是行不通的，只能使中美关系的解决更加复杂。
“我们相信，中美关系的解决办法总是会找到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有一点：如果美国不放弃它的侵略政策和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允许他们的政府无限期地推行这样的政策。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友谊最终将占上风。”
问：“第二个原则是否也包括从台湾撤军的时间和方式的问题？”
答：美国政府首先必须同意原则，然后才能讨论具体问题。”
问：“美国政府坚持，中国政府要宣布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然后协议才有可能。是不是？”
答：“美国政府坚持认为，美国和蒋介石有在台湾地区‘进行单独和集体防御的固有权利’。换句话说，它想使美国对台湾和台湾海峡的侵略合法化，造成‘两个中国’的客观事实。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如果有人占领了夏威夷群岛，派遣一支舰队到美国大陆和夏威夷群岛之间的水域，或者有人占领了长岛，派遣舰队到长岛北面的海峡，美国人民会有什么感觉？这样你就能想象中国人民的感情了。珍珠港遭到袭击后，美国人民不是一致起来抵抗日本人吗？……”
一位白衣侍者已经在门口悄悄地徘徊几分钟了。周讲完话，回过头来，看见了他。
“饿了吗？”他问我。
至少这是个我们能够马上解决的具体问题，我跟随他走进餐车，桌子上已经为大约二十位客人——加上一位历史学家——摆好了餐具。
（《今日红色中国》一九六二年版第113—120页）
餐桌旁的谈话
我在午餐桌旁问总理，他是否愿意正式或非正式地讨论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就军事基地来说，台湾实行中立化；中国作出保证，在美国撤军之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向台湾派遣军队或武器。我解释说，在这段时间内，由中、美、日、苏探索订立太平洋互不侵犯条约——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同时作出安排，解散朝鲜两部分和越南两部分的军事同盟（实际上是一种脱离接触）、中国进入联合国，中美相互承认。
周回答说，一旦原则同意了，这些问题是属于外交范围里的事情。
他说：“你不是美国的国务卿，我也不是中国的外交部长。”
我回答说：“我不是国务卿，这谁也没有异议。至于你所说的后半部分，却一点也不能使我相信。”他笑了。
“谁知道，也许你会当上国务卿呢。”
我说：“不，这辈子当不上了。”
“你是个悲观主义者。”
“不，先生，我是个乐观主义者。”
我们的谈话转到闲谈的话题上去了。我们谈到了游泳。周在这一点上赶不上毛；他多年以前摔断了右臂，后来没有接好。我们谈到了他的夫人对摄影越来越喜爱，她在这方面已很在行；她还保存着一张一九三八年我在汉口“他们结婚以来的第一个家”中给他们拍的照片。然后，周又向我讲了一些关于文字改革的情况。
他解释说：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只限于用来消灭群众性的文育和帮助儿童较快地掌握汉字。他们一旦学会了汉字，就不再使用汉语拼音了。没有出版采用新拼音字母的书籍，也没有这样的要求。不过，拉丁字母被用来为中国的某些少数民族创造了新文字。
汉字笔划的简化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便用简化了，但以前从来没有系统化过。现在有一千个基本汉字规定了标准的简体。有些老学者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简化会破坏书法艺术。周认为即使是简化的象形文字也可以写得很好看。我不能够同意这一点：我是个保守派。
我称赞中国对西方交响乐和歌剧的广泛的兴趣，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周则表现出他对杜勒斯、尼克松、肯尼迪、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切斯特·鲍尔斯的经历和特性相当熟悉，他对鲍尔斯的影响的估计，比我的估计为高。对于鲍尔斯关于台湾独立的建议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一点，我表示怀疑。周纠正了我，指出鲍尔斯是民主党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这一点我原来没有注意到，但这并不改变我的看法。
至于杜勒斯，周说他们对他的去世感到惋惜，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他是这样的一贯反动，以致要预测他的“反应”〔8〕从来没有什么困难。话虽如此，周承认杜勒斯先生有一次还是使他感到意外。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提前走进会议厅的休息室。那里除了杜勒斯先生以外没有别的人。他在会议中“只是个观察员”。周伸出了手，这在那种情况下是一个自然的姿态。杜勒斯先生把双手叠在背后，摇了摇头，离开了房间。〔9〕周谈起这件事时，苦笑了一下。他说：“这真是把反应搞到了极端的程度。”
周认为，杜勒斯政策的遗产，使美国处于一种危险的地位。美国在世界上有两百多个轰炸机基地，“美国现在就好像一个满手捧着鸡蛋的人。他一点也动弹不得，否则就会全部打碎。”〔10〕美国的手伸得太长了，失去了机动性而不能有效地集中力量在可以达到的目标上。
“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周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他把手指伸开按在桌上。“你瞧，你不能动一根指头，不然跳蚤就跑了。这样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对付所有没被捉住的跳蚤的，而它们却可以随便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咬你。”周猛地把两手合掌一拍，他说：“这才是抓跳蚤的方法。”
这正是毛成功地用来对付蒋介石想用手指头按跳蚤的战略。毛说：“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在这方面他发表了他的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是他的第一个例子。后来，他又把这句话应用于“美帝国主义”。西方把这句话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了，以为这显示毛不了解氢弹的破坏力。他是形象地使用这句话的，正像列宁形容老牌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一样。
毛实际上说的是：“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11〕
周关于跳蚤的譬喻的适用性显然也是有限的。以美国的情况来说，它的手按住的不仅仅是跳蚤，而且是无数亿吨致命的核力量。虽然要灭绝整个一个物种是极为困难的，但是，一根核手指一动，可能会释放出极其巨大的破坏力量，这不仅会毁灭一个受到跳蚤困扰的美国，还会消灭所有宝贵的跳蚤，无论是按住的还是没有按住的。对一个已经按下手指的人——如果他的手指确实是已经按下的话——能够惹怒到什么程度而不致冒危险呢？
传说苏联和中国之间在共处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发生了争论，这是否就是这个争论的实质所在？周总理是否愿意坦率地讨论一下这个当时西方报纸猜测纷纭的问题？我决定在我们的谈话等一会儿重新开始时，跳过某些还没有谈到的问题，试一试这件不大可能办到的事。
（《今日红色中国》一九六二年版第121—124页）
（原载《斯诺在中国》第214—22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注释】
〔1〕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斯诺以美国《展望》杂志“历史学者和作家”的身份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周恩来和他先后在8月30日和10月18日进行了两次长谈，阐述中美关系问题。——编者注
〔2〕周恩来的祖父官至知县，只能算清代的小官僚。——编者注
〔3〕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注
〔4〕谈话在一九六○年八月三十日和十月十八日进行。——作者注
〔5〕斯诺把这次对周恩来的采访笔记发表在1961年1月31日出版的美国《展望》杂志上，国内出版的《斯诺文集》中没有收录。——编者注
〔6〕一九六二年九月政变后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译者注
〔7〕这里和下文所用着重体是为了表示周总理原来的强调语气。虚点表示删节。——作者注
〔8〕英文“反动”和“反应”是同一个词reaction。——译者注
〔9〕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第44章“日内瓦会议”中有相关记载。——编者注
〔10〕美国后来宣布撤除了一些小型基地。——作者注
〔11〕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2页。——译者注
同英国记者费力克斯·格林的电视谈话〔1〕
（一九六○年九月五日）
格林：周恩来先生，请让我首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向你提出关于贵国和贵国政策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西方许多有思想的人所关心的。由于我脑子里有许多问题，而我们的时间又比较少，我是否可以马上开始提出问题？
周总理：好，请你提吧！
（一）
问：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看到的许多东西给了我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中国正在大力地准备保卫自己。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相信同美国打仗是可能的事？
答：中国人民不愿意同美国打仗。中国人民从来是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的。我们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相信美国人民也不愿意同中国打仗。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一直推行着侵略政策。美国侵占着中国领土台湾，在靠近中国的地区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企图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包围。美国不断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从一九五八年九月起，美国的飞机和军舰侵入中国领空领海已经有一百多次。美国还不断在远东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把中国当作假想的敌人。美国又加紧重新武装日本，同日本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威胁中国、苏联和东南亚国家的安全。面对着这种战争威胁，中国人民不能不时刻保持警惕，加强自卫力量。我们的自卫力量越强大，美国进行军事冒险就越加困难。我们相信，只要中美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共同努力，制止美国政府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有可能的。
（二）
问：看起来只要台湾（或者按我们的说法叫做福摩萨）〔2〕问题不解决，中美关系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我对吗？
答：对的！只要美国继续侵占台湾，中美关系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请你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侵占了美国的长岛，难道美国能同这个国家改善关系吗？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者武力威胁。中国政府甚至愿意同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美国政府坐下来谈。中美大使级会谈正是在中国的倡议下举行的。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坚持武力霸占台湾，会谈延续了五年，开会达一百次，至今尚无结果。
（三）
问：有没有任何可以设想的关于台湾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之下，中国会接受一个妥协的解决？
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美国政府参加签字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也都肯定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投降以后，台湾已经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归还中国，并且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接管。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正像他们解放中国大陆一样，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政府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政府行使对台湾的主权。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途径，就是美国政府必须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政府就在阴谋制造“两个中国”，这是美国共和党和美国民主党一致的政策。美国企图搞什么“台湾独立国”、“中华福摩萨国”，或者在台湾进行“公民投票”，甚至实行“托管”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割裂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使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在内，都坚决表示反对，甚至蒋介石集团里具有一点民族大义的人也不赞成。
（四）
问：双方都采取了并且重申了看起来是不可调和的政策。双方都深受约束。你是否认为，你最近关于缔结一项包括美国在内的太平洋互不侵犯公约的建议，可能成为走向打开目前中美僵局的第一步？
答：中国一向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最近，中国政府再一次建议，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这整个地区建成为没有核武器的地区，就是从和平共处的原则出发的。中国政府的这一建议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支持。不久以前，在东京举行的第六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全面裁军世界大会，也在它所通过的总决议里热烈响应中国政府的这一建议。但是，美国国务院却匆匆忙忙地加以拒绝。这就说明，美国政府害怕和平，害怕不能继续利用紧张局势来控制它在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军事基地，害怕它在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所扶植的傀儡都会像李承晚和岸信介一样纷纷垮台。这也同样说明，美国官方人士和某些报纸宣传什么“中国好战”、“中国不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中国要发动战争推进世界革命”，等等，都是毫无根据的诽谤。中国政府的建议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将同这些国家的人民一起，为实现这个建议而进行长期的、不懈的努力。
（五）
问：有些西方的观察家看到中国和苏联的态度之间，特别是它们对“和平共处”政策的态度之间有分歧。你是否愿意就这些报道发表评论？
答：中国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一贯这样主张，这并没有分歧。早在一九五四年，中国就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五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又同亚非各国共同订立了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中国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同许多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和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现在又同古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最近两年多来，中国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分别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或者和平友好条约。事实证明，中国是一贯奉行和平共处政策的，中国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如果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也具有同样的愿望，中国当然愿意同它们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坚持实力政策和冷战政策，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禁运、颠覆活动、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严重地危害着世界和平。这种政策是违反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只有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不断地揭露和反对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才有可能制止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战争，迫使美国政府认真地谈判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的问题，迫使美国政府同意撤销在国外的军事基地和取消侵略性的军事同盟；这样，我们同美国实行和平共处的愿望，才有实现的可能。
（六）
问：虽然中国今天在技术上比苏联落后，但是它在天然资源方面，而且当然在人口方面比苏联有着更雄厚的潜在力量，有些西方人士说，俄国已经对中国迅速增长的工业和军事力量感到畏惧。关于这一点，你是否有什么要谈谈？
答：今天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强大。最近苏联发射的第二个宇宙飞船安返地球，证明了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远远地走在美国前面。中国人民对于苏联人民的这一辉煌的成就，感到非常高兴。
至于中国，毋庸讳言，我们在经济上、文化上仍然是落后的。我们正在为迅速摆脱这种落后的状态而努力，争取在十年左右的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加强，因而是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所高兴看到的。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新型的兄弟般的国家关系。它们根本不可能互相畏惧。它们的共同利益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以求得国民经济的共同高涨，不断提高本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中苏两大国的团结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堡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最害怕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它们千方百计地挑拨和破坏这个团结。但是，这种卑鄙企图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异想天开，认为有机可乘，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军事冒险，那么，中国政府过去一再声明，现在我愿意重申，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整体，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挑衅，也就是对中国的挑衅，我们决不会坐视不理。
（七）
问：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边界争论，你有什么评论吗？你是否觉得目前同印度进行的关于边界的讨论看来有希望？
答：中国同东南亚许多邻国都有未定的边界，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采取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态度，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在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以前，应当维持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以武力来加以改变。中国同缅甸、中国同尼泊尔之间的边界问题所以能够解决，就是因为有关双方都采取了这种态度。如果印度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中印边界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但是遗憾的是，印度政府不仅要保持原来属于中国的一大块领土，并且向中国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印度军队还曾经在边境上挑起武装冲突。同时，印度的那些企图用对外争端达到国内政治目的的势力，又掀起了反华运动。这一切造成了中印之间一时的紧张局势。
为了寻求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各种途径，今年四月我前往德里同尼赫鲁总理会晤。尽管我们作了极大的努力，但是没有得到印度方面相应的反应。目前中印官员正在会晤，我希望他们取得积极的成果。
中印十亿人民的传统友谊，是深厚的。我们深信，印度人民也像中国人民一样，希望两国边界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中国政府将同过去一样，继续抱着诚意和信心，为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不懈的努力。
（八）
问：你是否满意目前中国和联合王国〔3〕的关系？
答：中国人民愿意同英国人民发展经济、贸易、文化、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友好往来。我相信，英国人民对中国也抱有同样的愿望。
中国政府一向愿意同英国改善关系，并且为此作了很多的努力。中英关系的增进，不仅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但是，近几年来中英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改善。这是因为英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惟一能够代表中国的政府，另一方面却又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支持蒋介石集团。只要这个障碍能够除去，中英关系将会立即得到改进，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也将得到发展。
（九）
问：关于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你是否愿意说些什么？
答：中国人民对于加拿大人民怀着友好的感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加拿大的优秀的儿子白求恩大夫，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最艰苦的年月里，来到中国帮助我们，并且把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几年来，有不少加拿大的各界人士来中国访问。最近，中国的艺术团也在加拿大各地演出，受到加拿大人民的欢迎和招待。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加拿大人民表示感谢。
中国和加拿大之间至今还没有外交关系。我想，人们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不在中国方面。既然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有着互相友好的强烈愿望，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会长此继续下去。
（十）
问：关于日本，日本新政府的成立有没有开辟任何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景？
答：这要看日本新政府对中国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促使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我们看到日本人民也强烈地表现了同样的愿望。只要日本新政府不再像岸信介政府那样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阻挠和破坏中日关系正常化，两国的关系就可以得到改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池田内阁对改善中日关系有任何积极表现。另一方面，池田内阁仍然坚持以侵略中国、苏联和威胁东南亚国家为目标的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继续复活军国主义势力。正因为这样，日本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斗争正在继续发展。中国人民衷心地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
（十一）
问：有些西方人士认为中国十分急于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即北京政府被接受为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另外有些人认为中国很满足于暂时维持现状，因为被排除在联合国外提供了一个正当的抱怨的理由。这对进行宣传，特别是反对美国的宣传，很有用处。你对这些猜测有什么要说的？
答：中国本来就是联合国会员国，并且同苏、美、英、法一起，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操纵联合国，强使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剥夺了拥有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如果美国政府不改变这种做法，那么越来越陷于孤立的将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受到越来越大的损害的将不是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是联合国的威信。联合国必须驱逐蒋介石集团，必须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否则，中国将不可能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
（十二）
问：今天中国人口已经接近七亿，而且正在以每年一千四百万至一千六百万，或者（说得更生动一些）以每小时约一千七百人的速度增长着。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不像在一九五七年时那样努力地宣传实行节育？
诚然，中国今天可能正以高于人口增长速度的速度增加着农业生产，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粮食供应增长的程度当然是有确定的限度的。当中国达到这个限度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那时它不会被迫或者剧烈地降低它的人口出生率，或者扩张它的领土吗？
答：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七十多人，比英国、日本、印度等国都要低得多。我们进行了计划生育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还在继续，这主要是为了保护母亲的健康和有利于儿童的教养，而不是由于什么“人口压力”。中国人口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从绝对数字来看，一年要增加一千万以上，确实是可观的。但是，同我们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相比较，这并不算多，同我们长期的、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和开发工作所需要的劳动力相比较，就更不算多。我们全国的已耕地还不过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九分之一。经过今后长期开垦，耕地可以逐步扩大到二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因此，根本不会发生耕地不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粮食增长率比人口增长率高，工业日用品增长率更高。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十年中，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八，就是说，粮食的增长比人口的增长快四倍多。工业生产发展更快，其中生活资料的增长，每年都在百分之十以上。今后，随着我们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而采取的各种步骤，单位面积产量将大大提高，再加上耕地面积的逐步扩大，粮食的增长率将继续比人口的增长率快，因此不会发生由于人口增长而感到粮食不足的问题。
你似乎认为一个国家向外扩张，是由于人口过多。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英国的人口在第一次大战前是四千五百万，不算太多，但是，英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曾经是“日不没的”〔4〕殖民帝国。美国的面积略小于中国，而美国的人口还不及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国的军事基地遍于全球，美国的海外驻军达一百五十万人。中国人口虽多，但是没有一兵一卒驻在外国的领土上，更没有在外国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可见一个国家是否向外扩张，并不决定于它的人口多少，而决定于它的社会制度。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不应该和不需要侵占外国一寸土地。中国人民过去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祸害。中国人民深知侵略者除了给自己招致必然失败以外，不可能有别的下场。中国人民对于一切遭受过和仍然遭受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具有无限的同情。我们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我们愿意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障世界和平。
（原载196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注释】
〔1〕费力克斯·格林是英国进步作家，著名记者兼电影电视片制作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十几次访华，试图用文字和电影电视等形式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的建设成就。这次谈话是对周恩来的首次电视访问。——编者注
〔2〕福摩萨（FORMOSA）是荷兰语美丽的意思。荷兰人占领台湾时觉得这个岛屿很美丽，便把它称为福摩萨，后有些国家也这么使用。因这个称呼有殖民主义的意味，中国人不使用。——编者注
〔3〕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编者注
〔4〕在十六、十七世纪，英国走上殖民主义道路，与西班牙、荷兰及法国争夺海上霸权，最终成了当时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国”。——编者注
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1〕
（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十二月十六日）
周恩来总理在同我的两次会见中，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一九六四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方面的事实和估计，这些是四年来第一次从官方得到的这类材料。这些材料显示，中国在粮食生产和经过选择的一些工业部门已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人民已经从一九五九到六一年的连续歉收和苏联全面撤回援助的挫折中大体上恢复过来。总理谨慎地避免任何夸大，这同这里大家的看法相一致，即认为中国还需要有一年或两年的丰收，才能保证稳步进入比较富裕的境地。
周恩来在旧紫禁城内官方馆舍区他的住处接见我两次，同我谈了一共大约四小时。他看来身体很好，对于谣传他患了“重病”的流言他只付之一笑。尽管他已六十六岁，白头发却很少。他的一些言谈中的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带有对冒险主义和投机行为的强烈厌恶，同时深深意识到，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这将远远超过他自己的岁月。他谈话的有些部分不供发表，但他同意大部分可以意述，有的可以直接引用原话。
总理在谈到对外关系时，没有表示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希望立即得到缓和。他说，如果（有可能）承认台湾“独立”政府，那将使今后许多年不可能得到缓和。如果联合国也这样做的话，中国将拒绝同那个组织发生任何关系。他赞扬戴高乐将军“挽救”了法国，尤其赞扬他采取独立的财政政策。在同赫鲁晓夫俄国的十大争论中，他看到了一点好转的变化，那就是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国坚决反对苏联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也反对苏联新领导人重申赫鲁晓夫所提议召开的国际共产党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