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说，关于一九六四年中国粮食收成的初步报告，到年底还缺约百分之十没有收到，但他保守地估计收获总量可达到二亿吨左右。他说，这个数字是根据公社的实际交售量和向政府缴纳的粮食税计算出来的。总理说，另一种估计方法就是统计人员比较喜欢用的根据“抽样调查法”（计算不同情况下的典型产量）得出的数字来平均计算总产量。“抽样调查”的估计表明，比一九六三年收获量要增加百分之十四到十五。（根据这种方法计算，一九六四年的产量将达二亿一千万吨左右——这也许是历史上最高的产量。但中国官方还在等待最后的一批报告，谨慎地避免作这种最高的估计。）总理说，一九六四年很多地区的棉花增产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他没有提供全国的估计。有理由相信，全国平均比一九六三年增产不少于百分之十五，这是一个新纪录。）
农业生产恢复的原因据说是：水利事业的扩大、农村的电气化、化肥使用量的增加、以及天时的普遍有利。（另一次农业部副部长吴振同我谈话时告诉我，一九六四年中国化肥产量增加到七百万吨。这比香港的外国分析家提出的估计数约高一倍。）
钢产量“仍旧比过去最高水平低一点”，但比一九六三年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总理说，大多数工业产品在质量和品种方面都大有改进，使中国有了一个比较均衡发展和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后院”或土炉炼的钢铁产量把过去的数字抬高了。那种方法现在已大部分放弃不用。据北京的外国观察家估计，一九六四年现代化的钢产量在一千三百万到一千五百万吨之间。）
在一些老的和新的生产领域里，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提高。总理举石油为例，现在中国的石油已经达到“自给”，主要由于新的大庆油田打出了好的油井。他预测一九六五年石油产量可达一千万吨。中国现在生产着好多种现代燃料。当我问起，早在一九六二年我曾报道过中国正在生产自己的喷气式发动机和喷气式飞机，这样报道是否正确时，总理回答说，情况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几年来质量有很大改进。
总理强调指出，作为他的政府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计划的一部分，现在正在系统地和广泛地推广家庭计划或节制生育。宣传运动正在加强，但在农村地区还只逐步展开。（所有现代的和实用的节制生育方法都在提倡和应用一包括根据要求而作的流产手术。），总理说明，中国的目的是逐渐降低人口增长率，目标要下降到和日本一样低。
在核试验方面，中国将“不作美国那样的成百次核试验”，周总理认为那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中国将来的核武器——大概是氢弹——发展得“不会比工业发达国家的速度慢”。总理说，中国单方面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明确地排除了使用小当量的或战术的核武器。同时，中国将坚持要求全面销毁所有核武器。
关于解决南越问题，北京的意见是履行关于越南和平统一的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定。总理强调说，首要问题是使美国军队撤出南越，“以便那里的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
周恩来否认边界争议是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但他承认意识形态的分歧的确影响许多方面的政策。到一九六五年初中国就能完全还清欠苏联的债，对此他表示非常满意。从此以后，中国将不借外债。中国的内债在一九六八年以前也可以还清。（以前，中国同苏联集团的贸易占它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八十，但在一九六四年中国已经同一百二十五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同苏联以外的国家进行的。）
我们的谈话是从农业问题开始的。谈了年成以后，我问既然消息很好，为什么中国继续从国外购买粮食。总理解释说，两三年前买粮食是为了补充真的不足，但目前的购买是属于一种商业和调度性质的。中国向“许多国家”——例如锡兰、古巴和印度尼西亚——出售大米，并进口价钱低的小麦以代替国内的大米消费，这是合算的。小麦大都在城市销售，使公社可以把更多的大米储藏在内地。这个政策今后还要继续执行。
在国外对有一点有争论，即在多大程度上靠扩大自留地作为刺激来推动了“恢复”。我问到有些报道说，总产量的多达百分之二十是自留地生产的。总理说，自留地不过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并且将不容许它增加到超过百分之十。自留地的总产量是难以知道的。它的产量往往不上报，但这已经包含在统计人员通过‘抽样”调查法表明没有包括在国家计算的一九六四年收获量之内的百分之十里面。很多自留地的产量无疑高于集体的大田。农民在空余时间对自留地是十分细心照料的，并且慷慨地使用猪粪和其他肥料来增加产量。
谈话继续下去：
我问：“平均算起来，自留地上施的肥要比集体的大田要多吧？”
周总理：“农民会把一部分猪粪折价给集体，以得到一些现款。但是他们一般都留出一部分供自己使用（施在自留地上）。
“现在我们正在上演一出戏名叫《送肥记》。要每个人都像剧中描写的先进社员那样做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没有必要演这个戏了。有眼光的人都知道，一出戏所号召的（社会态度），正是有些人仍然难于做到的事。这个戏把模范的事搬上舞台，是为了帮助后进的人赶上来。因此，西方记者没有必要作什么评论。我们自己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先进的。我们歌颂先进，是为了树立榜样，供旁人仿效。
“那些到中国来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用不着去搜索什么内部情报。他们从舞台或我们的出版物中就可以发现我们的问题。当然，有时舞台或出版物所提倡的也可能是有错误的，但是总的倾向是可以看出来的。当我们鼓励好的和批评坏的时，就意味着坏的东西确实还存在，而好的东西也还不够完美。如果事事都变好了，我们肯定还要寻求更好的东西作为榜样。
“例如，我们现在宣传大寨大队这个榜样。这个生产大队在（山西省）太行山区，这地方全是斜坡地，到处是沟，土壤贫瘠。可是，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完全靠自力更生，用十多年的时间，把全部坡地改为梯田，发展了生产，变穷山沟为富山沟。
“过去十一年间，这个地方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而且第二年就还了。它是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山西省）正在建设几个大型水利工程，这是事实；但是大寨的水利完全是当地居民修建的。过去十一年间，大寨每户人家每年平均（通过集体）卖给国家一吨粮食。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今年的交售量甚至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大寨当然是个很好的榜样，而这种榜样在中国各省都可以找到。中国农村人口总数在一亿二千万户以上。如果（全中国）每个公社或生产大队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全都立即达到平均每户一吨，总数就将超过一亿二千万吨。当然，现在还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发扬大寨精神，而在将来确实是有这种可能的。”
据说公社在缴公粮和交售国家征购粮以后还剩下他们粮食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左右。交售给国家一亿二千万吨粮食，将意味着总收获量超过三亿吨——并使中国列入世界粮食输出国的最前列。大寨在一九六四年有八十三户，大队总人口三百六十人，平均每户四点三人。对人口学家来说，要推算难以捉摸的中国人口总数和没有发表的一九六四年人口调查结果，这些数字可能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
我问：“按照（一九五七年）中国的十五年规划，中国到一九七三年要在工业生产方面赶上英国。为什么这些日子听不到这个口号了？”
总理：“赶超英国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了。一九五七年，当苏联把总产值超过美国作为它的目标时，我们提出了赶超英国的口号作为目标。在我们这些年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摸索出一套建设经验以后，我们认识到这不应当是我国的主要目标。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不能仅仅通过几项工业产品数量上的增加来实现。拿石油来说。英国几乎不生产石油，如果把这方面的数字作为一项指数，那我们就可以一举而超过英国。但这将是一个很低的目标。我们怎么能够说这样做就已经是赶超了英国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才是我们的高指标吧。以电力为例。英国经过几个世纪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在那里电力的使用很广泛。它不仅是工业，而且也是普通消费者所必需的。不管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发生什么危机，在危机时期钢和煤可能会减产，但电力的生产不会有很大的下降，因为生产费用可以用消费者的付款偿付。（非工业消费的固定需求保证了最低限度的基本市场。）一九六四年中国农村所用的电力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十二倍，但是中国电力的每人平均产量要赶上英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由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每个国家需要的特定工业产品的数量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国家需要这种产品多些，另一个国家却需要那种产品多些。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他们则是资本主义经济。两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重要的是应当研究我们的工业和技术的整个水平。”
我问：“你能告诉我你对当前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吗？我看到和听到令人信服的证据，现在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正在认真谋求限制人口的增长。你预期到什么时候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会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
总理：“计划生育是走向我们目标的第一步。有些城市进行得很好，但是在农村不能期望马上产生重大的效果。死亡率比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快得多。老年人活得比过去长了，婴儿死亡率下降得更多。这是因为人民得到的最低限度生活资料有了改善。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经富裕了。但是你很清楚，比起旧中国来，他们的情况好多了。现在中国的生活水平比美国当然低得多。但我们没有五百万人失业。美国失业家庭的生活是很苦的，而另一些人却享受比中国人民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在中国，不同人之间生活水平没有很大差距，因此死亡率就低。
“我们鼓励计划生育。在城市里，尤其在学校、工厂和政府机关，这方面的工作很有成效，这些地方的青年人认识到晚婚的好处，愿意在结婚后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可行的，但需要进行适当的宣传教育，并且需要时间。如果在本世纪内中国人口的净增加率能下降到百分之一以下，那就确实很令人满意了。”
我问：“你认为中美关系有可能改善吗？你认为科学家和学者进行一些互访会有用吗？”
总理：“为了改善中美关系，我们必须从原则问题开始，而不能从枝节问题开始。在华沙中美大使会谈中，我们总是提出下列两点。一点是，中美应该在（万隆）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另一点是，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所有武装力量。一旦在这两点原则上达成协议，其他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否则，仅仅处理枝节问题，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华沙会谈已经进行九年多了，但是美国始终拒绝同意这两点原则。美国跟在别人后面说它也赞成和平共处；可是当中国要求和平共处的时候，美国却加以拒绝。这不证明美国政府讲的话是假的吗？至于有些个别人访华的问题，在目前也不可能达成协议。我们欢迎的人，美国政府不让他们来，而美国政府想派来中国的人，我们又不欢迎。总而言之，要是原则问题不解决，连枝节问题也会陷入僵局。也许你是一个例外。我们欢迎你，而美国国务院最近也允许你来。”
（我插进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议论要制造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这对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自称代表中国。当然，没有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会同意这一点。但是如果台湾有人堕落到完全听命于美国，为美国政策的需要服务，竟然宣布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并且依靠在美国政府操纵和胁迫下的联合国里的多数，继续霸占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么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不但不可能改善和恢复中美关系，而且我们将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美对抗就不是几年的问题，而将会长时期继续下去，不知道会有多少年。这种状况会继续下去直到有一天美国发现不能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因而放弃了这个政策——我相信这一天是会到来的。”
我问：“日本佐藤政府也好像准备支持一项美国考虑采取的让台湾独立的计划。你是否认为佐藤先生会准备以此作为收回冲绳的代价？”
总理：“这两个问题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日本有能力收回冲绳，它的想法会不同于美国。这样的一个日本就不会是今天的日本了。目前它在追随美国政府叫嚷‘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者只承认台湾。这是追随美国的政策，为它摇旗呐喊，这表明日本既没有决心，也没有能力收回冲绳。”
我问：“中国主张召开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签字国的会议，来结束南越的战争。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否愿意讨论戴高乐将军所提出的国际保证越南独立和中立化的建议？”
总理：“我们主张应当按照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实现越南的和平统一，而越南的制度应根据越南人民的愿望来决定。今天越南南方的问题并不是马上召开一次会议的问题。首先美军必须从越南南方撤走，让越南南方人民自己解决内部的问题。至于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的和平、中立和独立的问题，则应该立即召开日内瓦会议来讨论。”
我问：“从国外发表的报道来看，中国的原子弹比美国专家们所预料的要高级得多。这意味着什么？”
总理：“美国的专家根据他们收集的资料得出结论说，我们爆炸的原子弹比美、英、法第一次核试验的技术水平都要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专家们知道的比你要多，或许比我知道的也多。你和我都不是专家嘛。”
我问：“既然核武器实际上不能使用，越来越多地贮存它就像儿童玩木头士兵一样的孩子气。可是每一次发出威胁，更像是在一场俄国轮盘赌中在触发器上又按了一下。那时看起来是极端危险的，不是吗？”
总理：“并不那么危险。你为什么这样害怕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了。”
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是相隔二十年。”
总理：“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们是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的。已经有几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现在谁也不敢冒险去使用它们。否则，为什么泰勒（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要发明‘特种战争’呢？有趣的是，他现在正在试验他的新发明。我们中国的干部（定期地）下放到农村基层单位去取得第一手经验，现在泰勒（在越南）也这样做了。但对他来说，去的是个苦地方。”
（总理用相当长的时间谈到越南游击战争所取得的成就，接着又谈到法国在撤出越南和阿尔及利亚以后已经兴起，成为一个能向美元挑战的强国了。他继续说：）
“为什么戴高乐能那样骄傲呢？因为他停止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他撤回了八十万军队和一百万平民，承认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好像失了面子，但实际上他挽救了法国，避免了一次经济危机。美国是不是可能产生一个总统，他能把驻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军队统统撤走，从而彻底改变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呢？”
（总理在谈到未来，谈到面前仍很艰巨的任务时，列举了一些经济中的很生动的对照事例：中国一方面拥有堪与世界上的同类机器相匹敌的一万六千吨巨型水压机，另方面运输却还靠胶轮大车；一方面有精密仪器和柴油机推动的大轮船，另方面农民还在使用舢板船和植物油灯。他最后说：“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上海，收集和装运肥料的小船特别破旧。在江苏北部，甚至可以看到更加落后的现象。例如，在南通东南海边的启东县，几乎所有土地都是水田，却连一头牛都没有，更不要说农业机械了。为什么？因为没有需要。每个农民只有一亩或稍多一点的地。但产量是高的：每亩皮棉产量超过五十公斤，粮食产量大约五百公斤。几乎所有的地都是水泡得很软，光用人力也能耕种。不需要深耕。那个地区河流密布，运肥料都用小船或肩挑。但产量是高的，人民的生活是比较好的。这样的地方怎么来实现机械化呢？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中国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拿革命战争来说，那时我们学会了许多东西，我们打败了蒋介石，还同美国打过仗。这不是装装样子的，我们为此流了血。但是坦率地讲，我作为总理，对于已经进行了十五年的中国经济建设，还没有完全掌握。我已经学到一些东西，但是学得不很好。我们大家都在学习。经济发展的规律非常复杂。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我们还必须取得更多的经验。我们已经了解一些规律，但是还有许多经济发展的规律有待我们去了解。过去十五年中有些事我们是做对了，但我们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必须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过去的战争就是这样。有时我们打了胜仗，有时我们打了败仗，而且不止一次；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丰富我们的经验，把革命引向胜利。建设也是同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敢于面对困难，才能克服困难；只有敢于承认缺点和错误，才能改正缺点和错误。这样，我们通过不断克服困难，改正缺点和错误，就能继续前进。
“那些不熟悉这种情况的人，也许会以为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一直都是完善的。事情怎么能够是这样的呢？另一种人则专门找缺点。当他们找到了我们的一些缺点时，就认为中国是处在极端的经济困难之中。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了，就又有人说一切都好极了。他们常常不能形成一个对中国的正确的印象。就我们而论，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时，困难和缺点还会继续出现，我们为了前进，就要不断地去克服它们。我们也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以便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推进我们的事业。革命斗争是这样，生产和建设也是这样。换句话说，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都是这样。人类不断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漫长的革命》一九七二年版第224—237页）
（原载《斯诺在中国》第258—26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注释】
〔1〕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斯诺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的身份第二次访问新中国。周恩来分别在10月31日和12月16日会见了斯诺，谈中国国内生产情况和对外关系等问题。——编者注
附录：埃德加·斯诺著：周总理的一个暗示
（一九七○年八月十八日）
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时间里，我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1〕一九六○年，我终于能重返中国，1964年至1965年，我又来过，这次来在一九七○年。我的当演员的妻子洛伊丝·惠勒，以前从未到过中国，尽管中国方面给了她与我一道前往的入境签证，然而起先几次美国国务院拒不批准她去中国旅行的申请，不发护照，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一次，她不等华盛顿准许就来了。
我本人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五年的两次“批准”只是在我的著作出版人向华盛顿的高级官员施加压力以后才获得。我后来的访华报告也受到这些高级官员的忽视。过去十年我的报告中的那些有用的信息未能渗透到高层决策部门中去——“有可能与中国开始新关系。”约翰·肯尼迪一九六三年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如是说，但他很快遗忘了；代替这句话的是，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使我们陷入越南的丛林之中——这些情况我已在别的地方谈过了。〔2〕
现在洛伊丝就在我身边，她是进入人民共和国的极少数几名美国妇女之一，她以一双机灵的敏慧的棕色眼睛来弥补我眼力的不足。我们于八月初抵达北京，正值北京人称之为“秋老虎热”的时候。不过，由于现在绿树成荫，附近地区又造了林，使炎热气候得到了调节。
自文化革命初期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即使是一向居住在北京的外国同情者获准到北京郊外去旅行。〔3〕素来供人游览的名胜古迹——长城、明陵、西山甚至富丽堂皇的故宫博物院已经不向参观者开放了。当我和洛伊丝开始重游这些旧地时，在京的外交官和外国居民感到鼓舞，期待“最糟糕的时期”的结束——他们是对的。
我们在两所我很熟悉的大学度过了整整一星期——燕京，我曾在那里讲过课，还有附近的清华，一所著名的工科学校，在那里我们听到了在文化斗争和大学大变动岁月的第一手情况介绍，还有红卫兵的故事及结局的介绍。我们参观了现代化的医院、农村的医院、一个机车厂、一个钢铁厂、并且听说了有关文化革命方方面面的情况。我们乘飞机到了西北地区的陕西省，并从省会西安到达延安，这著名的游击战争时期的首府。然后西行至保安（志丹）——我们是自一九四五年以来第一批去那里的外国人——深入到一九三六年我初次会见毛泽东的山区，那时他是一个遭通缉的“赤匪”。〔4〕我们参观了一个由军队管理的国营农场和一所政治改造学校，在那里，一名前西安市委书记让我们看了由他负责管理的猪栏。回到西安和北京以后，我们到剧院看了好几场戏，在多次享受美味时，同老朋友们阔谈；之后到长城外的东北，在那里参观了更多的工厂以及由军队针灸医生管理的聋哑学校和规模巨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然后再南下广州参观商品交易会。接着又去东部沿海地区和产茶叶的浙江，转而到上海和长江下游地区，那儿有更多的公社和友好的人民。
总计一下，在我二月份离开中国之前的六个月中，我访问了十一个公社，这样，过去十年中热情接待过我的公社总数达三十三个——它们遍布全国各地。现在，每个地方的土地都是一片碧绿，也更加平整了；梯田层层，绿树成荫，已接近毛在多年前许下的花园国家的宏愿了。每到一地，我们都招引着一群群的人，他们为多年来第一次见到西方人而感到惊讶。当然，这是发生在离乒乓外交还有几个月以前的事。
而乒乓球场是我回中国后第一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的地方。
那是在一九七○年八月十八日，我们被请去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乒乓球队的比赛，但由于事前已约好要出席一个宴会，所以就辞谢了。我正在吃着烤鸭的时候，我的朋友姚伟（过去我曾与他一起多次历险〔5〕）打来电话，简单地说了句“准备走一趟”。这意味着有位重要人物要出现：猜想有可能是总理，果然如此。我们在乒乓球体育馆一座拥有一万八千个座位的漂亮的新建筑一见到了他。他与八十高龄的（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可爱的夫人、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理李先念及许多其他知名人士坐在一起观看比赛。
我们到后不久，周总理离开了他的座位，很快地我被召到下面的一间会客室，他正在那里等候我。七十二岁的周总理还是同过去一样机敏，他的头发已稍呈银白色，他身穿夏式短衫和灰色裤子，脚穿凉鞋，配以白色短袜。周亲切地向我问好，谈到了我的旅行计划，不久话题便转入政治。（工作人员不断地把场上的比分记录送给他，以便他在球赛结束时好出场。当比赛达到高潮时，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客人走进场地，同队员们握手致贺，并一起照了相。）
总理询问了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这使我猜疑他是否认为我国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目前已到关键的时刻，以致“排除了美国在亚洲采取新的重大军事行动的主动权”。他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并要我自己答复，但他提醒我，在中国北方有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军压境。
“倘若中国寻求和解，”我问道，“同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我也一直在向自己问这个问题。”他答道。
这时，乒乓球赛比分显示比赛快要结束了。总理于是说，这个问题下次会面时再谈吧。我们喝完咖啡，便出去同胜者和负者握手。
十月一日我同总理会面的时间很短，当时他说，美国人已提议恢复中美谈判，但中国对此不感兴趣。十月下旬，我留交了若干问题给他。十一月五日，当我返回北京后，他给我四个小时时间以进行广泛的交谈，交谈地点是在令人印象颇深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往常一样，总理有很多的重要事情要讲，但最引人注意的谈话是关于中美在北京举行会谈的可能性。
至于中国的条件，仍然首先是要求美国撤出它在台湾福摩萨〔6〕的军队和舰只。在一九六○年，毛主席只同意我从我们的谈话中直接引述几句话，这些话中有：“我们希望维持世界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认为，不应该把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的手段。但是，不仅中国而且美国也有责任维持和平。”他补充说：“台湾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坚持这一点。”
如今，周重复着一九六○和一九六五年他也对我讲过的话：“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美国武装入侵那里是另一个问题，一个国际问题，我们准备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周说。
至此，周又讲了一些情况。他追述尼克松总统在一九六九年就职时，曾宣称他愿意缓和紧张局势，要跟中国谈判。此外，尼克松曾传话北京说，如果华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谈判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回答说，这很好。尼克松可以亲自来，或可以派一位使者来讨论台湾问题。
然而，尼克松没有答复。随之而来的是一九七○年三月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人便得出结论，尼克松言而无信。
“谈判的门还开着吗？”我问道。
“门是开着的，但是要看美国是否认真对待台湾问题而定。”他补充说，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枝节问题”。
这一段正式谈话至此结束。从其他一些评论中，使我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人把尼克松的“和平倡议”视为一种花招。他们密切注视着的不仅是尼克松在东南亚的策略，而且还有他操纵日本军事力量的建立以便接替美国在推进中的东亚“防御阵地”，以及精心策划为了有可能与俄国进行交易而损害中国的招数。
总理谈得随便，常常弄不清楚会谈到哪里结束，那些当时不便公开的谈话又从何开始。我把根据自己的笔记写成的一份很长的电讯稿提请校正。一周后校正稿返回了，正式译文删去了上面那些加有着重点的话。就在那个星期，叶海亚·汗总统从巴基斯坦抵达中国。正如现在众所周知的，他带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正式提出他访问北京的问题，并授权一位使者（亨利·基辛格先生）先期“讨论台湾问题”。
足足过了几个星期，我从毛主席那里获悉，尼克松的使者将启程前来。
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让我得知这类消息呢？我想起了我在一九三六年秘密地进入和离开中国的西北部的红色根据地期间，获得了这样的消息，即蒋介石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已同红军达成秘密协议，决定同他们合作以迫使他的上司结束内战，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想到这里，我为什么竟能得到这样的消息总也是大有道理的。
（原载埃德加·斯诺著《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第7—13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注释】
〔1〕当记者。见《走向起点的旅行》（纽约兰多姆出版社，1957年；文塔奇书店，1972年）。——作者注
〔2〕见《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纽约兰卢姆出版社，1962；文塔奇书店，1971）。——作者注
〔3〕我在中国的最老的外国朋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是个例外，在中国历史上他可能是旅行最广的人。不久他将写出一本有关他在文化革命期间旅行情况的书。——作者注
〔4〕见《西行漫记》（纽约兰多姆出版社，1937年；纽约格罗夫出版社，l968年，1971年修订版）。——作者注
〔5〕见《今日红色中国》。——作者注
〔6〕被日本在1895年战争中夺去的中国领土，1943年开罗会议和1945年波茨坦会议都规定应归还中国。1949年当蒋介石从大陆的革命中逃到台湾后，这个省就变成了他的避难所。1950年，杜鲁门在台湾周围实行海上封锁，这样就插手阻碍中国的统一。1955年，艾森豪威尔与蒋结成同盟，正式承认美国这个事实上的保护国——美国承认蒋的国民党政府对整个中国拥有所谓主权，给予经济援助，保留蒋在联合国席位直至1971年，并将人民共和国拒之联合国门外。——作者注
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1〕
（一九七○年十月十九日、十一月五日）
下面是我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四小时的谈话的第一部分，这次谈话是在我到达北京后同他进行的一系列短暂的谈话之后进行的。在这次谈话之前的期间，我到长城南北转了一圈，重游了一些曾经访问过的旧地，也看了一些新的地方。葱茏的中国大地到处都在进行这样一种努力，即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未见过如此积极地由大多数人进行的改造人的努力。
我同这里的人们谈了话，他们有的在农村公社工作；有的在成千上万的地方工业中工作；有的在城市公社工作；有的在商店工作；有的在现代化的大工业企业工作，这些企业正同学校和大学配合试验新的教学方针和挑选学生的方针；有的在医院里工作，在医院里，把最先进的外科手术同针灸结合了起来，那里还培养出“赤脚医生”，即在一个地区担负着把中国人非常习惯使用的、在乡村也很普遍的有效的避孕丸传播开来这一任务的医生；有的在“民兵”训练中心工作，在那里，一家人一家人地去打靶。我还同派去医治聋哑病的军人，同教师、演员以及表示很愿意在稻田里干活的高级干部谈了话，在一个工业城市还同在二十二万伏高压线上表演带电作业的技术人员谈了话，在这个工业城市我访问了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的领导人和这个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城市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看一看这个万花筒般的天地，在中国做一次长途旅行是很值得的。在中国，一切都要按照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办事。也许应当首先用较大的篇幅谈一谈我的妻子和我的惊奇，我们是第一批亲身来访问的美国人，我们在一些地方受到了相当多的人的欢迎（这就是使我们感到惊奇的事）。但是，在此之前以及在发表关于这次旅行的报道之前，必须先根据周恩来的谈话谈谈这里是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谈谈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的一个铺着地毯的非常安静的大厅里，我听了这位七十二岁的总理（已任总理整整二十一年了）对我的写在纸上的十几个问题的时而是含混的、时而又是明确的答复，听了这位总理对我在这次不拘礼节的谈话中当面提出的另外一些问题的巧妙的回答。周恩来穿着普通的浅灰色衣服，钮扣一直扣到下颗，有着军人的风度，他总是那么有礼貌、镇静同时又很谨慎。
我们的谈话是以分析中国的新的国际联系开始和结束的，中国外贸的扩大、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同意大利和加拿大建交——以及很快就要同另外一些国家建交决定了中国的新的国际联系。在中国，人们认为，这些突破的结果是，台湾政权孤立了，使美国和日本在联合国及其成员国中，在台湾问题上更孤立了。
当我将要写完我的报道时，传来了戴高乐将军逝世的消息，这一消息在中国引起了相当的沉痛感。在这里，人们将长期怀念这位打破了美国对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封锁的人物。另外，正如只是在现在才透露的，戴高乐明年访问中国的事正在筹划中。在这一消息传开时，在中法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时，北京热烈地欢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第二次到中国正式访问，这是华盛顿包围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失败的又一个明显的证明。叶海亚总统在北京断然拒绝了“两个中国的神话”，人们认为，这是对尼克松最近就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这引起了印度的愤怒抗议——提出新的奇特的报复。
中国总理说，（对美国的）反叛到处都有。在西欧，同蒋介石保持关系的国家已剩下不多几个了。在另外一些承认中国的国家中，意大利的承认实际上是结束了想在“两个中国”上妥协的幻想。
在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意大利的竞争现在不仅为联邦德国所重视，而且也受到日本的重视，也许可以说日本更为不安。
中国总理说，正像法国、加拿大和现在的意大利这样，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都必须既反对“两个中国”，也反对“一个中国，一个台湾”
“如果联合国投票赞成恢复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的席位，中国会作出什么反应？”
“蒋帮被赶出联合国？”周恩来要我说明这一点。
“是的。”
“显然，我们将根据当时的情况考虑这个问题。联合国将来到底怎么发展很难预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发生变化，一种可能是走国联的老路。这次联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看得很清楚，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甚至一些大国都反对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反对它们甚至更为经常地越过联合国推行他们的强权政策，彼此划分势力范围，以及争夺公海和太空。”
总理说，形势变化很快。“例如，仅在几年前，谁会想到拉丁美洲这么多国家联合起来坚持领海划为二百海里，反对美国和苏联强加给它们的十二海里的规定。结果是，美国政府必须向拉美各国政府付出罚款，赎回因破坏拉美国家海岸权而被扣押的美国渔船。”
“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总理继续说：“超级大国企图把中国置于战争的威胁之下，在北面和西面，有百万陆海空军，甚至有火箭部队；在东面是美国和正在疯狂扩军的日本勾结，想通过台湾侵入东南亚。”
周恩来说：“在美国和日本反动派的怂恿下，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是对整个亚洲的威胁。”对此，中国必须准备应付发生冲突的危险。但是，中国的备战完全是防御性的。“难道挖地洞是威胁别人吗？”如果中国要发动进攻，“我们为什么还要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来挖地洞呢？”
在中国大陆，男女老少到处都在不停地挖地道，一个时期以来别人几乎以为是在挖地窖。总理本人在谈到中国边境受到威胁的时候，对此已经作了解释。
在一九六○年，周恩来向我谈过解决台湾问题和中美建立关系的条件，一九六五年又说过一次。现在，总理肯定说，这些条件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中国的政策要求：第一，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要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第二，中国和美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两国仍应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说，愿意和缓中美关系，要跟中国谈判。确实，十五年来，中美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大使级会谈，但是，为什么没有结果，这是很清楚的。台湾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关键问题。周恩来这样对我说，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民有权利解放这个岛屿。美国在那个地区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对此进行谈判。总理还说，，门是敞开的，但是这完全要看美国是否打算认真解决台湾问题。
周恩来对美国人民表示了友好的感情，他强调说，他的政府总是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对中国友好的人”的访华要求，“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他举了我和我的妻子所进行的访问作为例子。
周恩来接着就进行了一年多的中苏边界谈判当前的症结谈了中国人的观点。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中苏两国总理达成这样一个谅解：中苏边界谈判要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双方应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周恩来说，“争议地区”就是根据十九世纪中俄边界条约双方地图上所画的边界线不一致的地方。
“这就是说，这些地区，按照苏联人的说法是属于他们的，按照我们的说法是属于我们的。这种争议只有就临时性措施达成协议才能解决，这样就可根据在平等的基础上互谅互让和平等协商的原则加以调整。对我们来说，这是不难实现的。今年五月，毛主席对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副团长说过：‘应该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
周恩来说，中国人“过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做的”。过去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谈判边界问题的时候都是如此办的。有的有条约，有的没有条约，我们都是根据和平友好的态度，互谅互让的办法来解决的。
实际上，好像俄国人已经简单地拒绝了就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达成协议。这样两国边界线互相交错，就像两把叉子互相叉在一起那样。
我对周恩来说：“柯西金讲反对美国对柬埔寨的侵略。但是，西哈努克亲王说，柯西金已向南越和美国人的盟友朗诺保证，苏联支持他。这不是互相矛盾了吗？如何解释呢？”
“苏联的对外政策就是经常处在矛盾之中，这个问题它不能解决。”
我问总理，六十年代初中国呼吁召开禁止试验和使用核武器和全部销毁核武器的首脑会议，现在有改变没有？
周恩来回答说：“我先回答这个问题，讲清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首先，我们的核试验还是一个试验阶段，每次试验都是有限的，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核讹诈，制止核战争。所以，每当我们进行一次试验时，我们都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同时又建议，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在一起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达成一个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定，作为第一步，可以先达成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最近，我们在进行十月十四日的一次试验之后，日本社会党表示支持我们的建议和我们的立场。”
（十一月一日，日本社会党访问北京的一个代表团和中日友协的中国领导人发表了一项声明，支持中国的召开一次为实现周恩来总理上述目的的首脑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说，超级大国“所谓限制核武器”的会谈，“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持他们的核优势”。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想“限制”对方，以便保持自己的优势。很清楚，美国和苏联的确都想“限制”一下维持自己的核垄断所需要的高额费用，但是，尽管他们在进行谈判，这种费用却继续大量增加。
关于他们的矛盾如何解决，周恩来说，“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我们对这类‘裁军’不抱幻想”。“二十五年来，他们一直在扩军，从来就没有什么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