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曾：比较少。
弗兰克：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在南方，亚洲问题的研究在大学里比较不大发达。
周：但是，南方的工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吗？
众：是，但在大学里，他们不大重视亚洲问题，他们更多地注意拉丁美洲方面。
周：大学里各个研究所又怎样？南方的大学是否主要研究拉丁美洲问题？
弗兰克：是，南方的大学是这样，西海岸有些重要的拉美问题研究所，美国其他地方也有。
周：拉丁美洲是值得研究的，因为那是你们的后院（笑声），就是说，你们的后院不是经常很安宁的。
弗兰克：有一个和我们相当近似、很早便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团体，叫作NACLA——“拉丁美洲问题北美大会”，十分类似CCAS——“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的一个组织，专门研究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活动。
周：为什么要叫做“大会”？
弗兰克：他们自称作“大会”，因为他们十分聪明，不像我们。他们的成员，还包括记者和非学者人士。
周：这么说，你们用“学者”这个词，就使你们组织的范围受到局限了。
弗兰克：我们十分狭窄，所以要扩大征求会员。
周：“北美大会”有多少成员？
弗兰克：我不大清楚，大概和我们差不多。
周：很多人也是来自大学吗？
弗兰克：是。
周：他们的活动中心在哪里？
弗兰克：一个在纽约，那是我所熟悉的。我的朋友告诉我，还有一个在旧金山海湾地区。
周：假如我们的“大会”的朋友想来访问中国，通过你们的介绍，我们是欢迎他们的。
珍：我认为，邀请美国的一些拉丁美洲人，一些红种人和波多黎各人，会是好的主意。
周：对，我早就提到你们国家的少数民族，他们是不是在你们国家生活的外国人？
安·克鲁斯（以下简称安）：他们不是外国人，他们是美国公民，是墨西哥或波多黎各裔的美国人。他们保持有波多黎各或拉丁美洲、特别是墨西哥的文化特点、语言和习惯。
弗兰克：特别是世世代代在美国西南部居住的墨西哥裔美国人。
安：我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有缺点，对我们来说，这是要认真考虑的，但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力量，我们确实作为一个集体存在着。我们是意识到的。我们正在进步。我们正在结成同盟。我们正在开始做点事情。我们绝不背离这个目的。
应该有个广阔的远景
周：你们专心于全世界各种问题。是的，你们美国朋友应该有一个广阔的远景，有广泛的知识，因为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美国把手伸到世界各处（笑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把它的手伸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正如毛主席所说，他们在世界到处管别人的事。而结果呢，他们只是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中国有句俗话说，这像用十只手指去捉十只蚤子。你去捉一只蚤子的时候，另一只就跳走了。结果是全部蚤子都逃掉。充其量，你只能松一只手来捉一只蚤子，但是你松这只手，却让五只蚤子跑掉。这就是尼克松总统目前面对的窘境。更公道地说，那不是他一手造成的，而是由制度本身产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这样惊人的地步。这些事物中，有一部分，不但是你们的总统没有预想到，甚至你们也不能预想到。至于我们，我们对这些方面预想得更少。不妨读读你们的总统在七月六日发表的声明。尼克松总统在这声明中说，从二十五年前那种威严状态沦落到目前的景况，是他当年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与此同时，像你们这样的人正在起来采取行动了。美国的国债，目前接近四千亿美元。而单是今年要付的利息，达一百九十亿美元。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斯福执政时期的每年预算的数字，即约为二百亿美元。这在那时候又怎能设想呢？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的美国预算是二百亿美元。一九七一全一九七二年的一年时间内，单是（国债）要付的利息就是一百九十亿美元，这是三十年期间内的变动。你们当中有些人显然连三十岁都不够。谁是最年轻的？你也只是二十六岁？过去三十年间，我看到这些变化。你们当中有一九四五年出生的人没有？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那时候，美帝国主义看来是全能的。世界正在起变化，起极大的变化。但是，你们美国人不应该感到任何沮丧。对美国人民说来，有很大的希望。因为你们同全世界的人民有接触，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正如我们的好朋友所找到的一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有什么地方是你们没有去过的？你们走遍全世界，甚至走到月球（笑声）。你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周：垄断资本家由于无法充分控制他们（美国人民），正在互相埋怨。你们已经发觉，这是一课历史教材。你们可以由此得出不同的和新的结论。显然，你们的“和平队”的一些人在到别的国家去之后，返回美国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那是错误的。
保罗·莱文：说得对。
周：这种“和平队”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少了？
弗兰克：“和平队”志愿人员是越来越少，而那些被派去的人，受到极仔细的甄别，这样使得所有进步人士都不能参加。那政策大约在两年前开始改变的。
保罗：还有，一些丹麦朋友告诉我，他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和平队”，准备到美国（笑声）。
周：“友谊队”比“和平队”好。实际上，“和平队”本身是一个好的、动听的名称，但他们滥用这个名称，因此它目前有一个坏的涵义。不管怎样，不应该在人家的地方越俎代庖。
不管一个国家的人口怎样，当一个国家派人去别国，他们应该抱着为那个国家的人民服务的目的，在他们工作完成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不应该要求任何特殊权利。——他们去别国的时候，应该同当地人民过一样的生活，而如果他们犯法，他们必须根据那国家的法律受处分。即使那国家是落后的，你仍须受那个国家的法律处分。我把话说回头，最好的办法是你们自动撤走。如果他们表示不欢迎你们，那么你们就应该迅速回国。如果你们在那里死亡，不要要求什么特别待遇，只是把尸体火葬就是了。不要为你们立碑致敬。我们反对那样做法。即使目前，有些地方替我们的死者做那样的事情，我们也是反对的。当你们的服务工作完成的时候，就迅速回国。即使如此，取得当地人民的充分信任，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不是么？
你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你们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上了这样一堂大课。我们是一个刚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国家。不管怎样，我们在社论中说过，我们是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如果根据人口比率同你们相比，我们是远远落后于你们。虽然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必须时时警惕，在国内国外都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世界上有另一个国家，正在向你们学习，把它的手伸到每一个地方，同你们竞争。经济的竞争必然带来军事的竞争。经济竞争结合军事扩张，必然要在全世界到处占领地方。各大洲的地方划分了，目前又想划分海洋。拉丁美洲国家提出把它们的领海范围伸出二百浬的立场，这在他们方面确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十分了不起。根据这种建议，地中海将会成为地中海国家的地中海，没有别的国家可以利用地中海作为公海。当然，别的国家可获准通过地中海。友好的国家仍然被接受。问题是，拉丁美洲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它们为势所迫，或不得不这样做以保护它们的渔业。
革命战争剩下来的人
我们需要正面教员，也需要反面教员。正如一个人没有任何失败经验便取得成功的经验那样，他一旦遭到挫败，就会不知所措。因此，如果你们回国后受到干扰，你们不应沮丧。在我们的革命中，我们许多同志牺牲了生命。毛主席常常说，我们是革命战争剩下来的人。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呢？继续革命。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的先烈，对得起我们的人民。你们有先驱者的精神。
（美国立国）离现在差不多二百年了，不是吗？再过五年，在二百周年之前，你们就要庆祝你们的二百周年。毛主席常常喜欢谈到，华盛顿站起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时候，仅有三百万人口。那时候，英国可能有若干千万人口，二千万以上——好，让我们说那时英国的人口等于美国的十倍。但你们有先驱者的精神，不怕困难，英国殖民军就到处被你们打败。而美国人那时恰恰是进行游击战，从这个角落里和那个角落里开火。你们是一七七五年开始进行你们的斗争的。其后，你们选出华盛顿做你们的总司令——你们在中国过你们的七月四日（笑声）。这是十分有意思的。在你们的二百周年的时候，你们将再来。那时候，我们将向你们祝贺。五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
据我所知，你们喜欢拿你们目前的情况同中国的“五四运动”相比。中国的“五四运动”之后五年，起了巨大的变化，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了。你们会记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刚刚进入第五年。事实上，今天恰恰是毛主席返回北京的五周年。你们也许看过七月十六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五周年。我们的报纸忘记重刊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照片。它们想创新，然而它们却忘记了。
虽然时间也许没有这么长，但如果人们努力，艰苦奋斗，就会产生大的成绩。例如，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仅有十二名代表出席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那时候的共产党人，总数不过七十。仅在三年之后，即一九二四年，它起了极大的变化。到一九二六年，我们的军队已超过五万。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开始同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合作。这样的重大变化，在仅仅五年的期间之内发生。
你们的时代跟当年的时代完全不同。历史将不会重演，虽然我们能够作这样的比较，但它将不会完全重演。我们常常说，时代在前进，时代不会倒退，因此我们希望在五年后再见到你们（笑声和掌声）。
周：弗兰克，对于在南京拍照的插曲，我还没有向你道歉。
只要你采取新旧对比的态度，你才能接受中国的各种现象，有些是进步的，有些是落后的。有些事物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进入进步和发展的更深入阶段。毛主席常常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客人来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们应该让他们看看所有我们的不同的方面，我们的社会的所有不同方面，以便他们能够对比，和看见发展的过程，看见我们发展的趋向，分别哪些是支流。在社会里，我们必然找到一些逆流。你们问，我们是否有人被杀？是的，有人被杀死。即使这样，解放军不愿反击。有部分在那里的工人被杀死，有五个工人被杀，有若干人受伤。七百五十一人受伤，其中有工人，也有解放军，没有一个人反击。他们只靠说服的方法，把情况由坏变好，并清除了坏分子。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确是一件艰巨的任务。
（提到的一件事情，是弗兰克在拍一个老补鞋工人的一幅照片时，有几个中国普通市民提出反对。）
弗兰克：我正准备说的是，不但不必道歉，而且你所提到的事件，实际上（我们）是同有关的一些群众交谈，并了解他们十分关心祖国的很好机会。
周：是的，这事情有这样的一面。但在我们方面，从我们的工作方面来说，我们必须检查我们的缺点，因为如果我们在事前通知那里的人，和适当地把情况告诉他们，那么，事情会弄得好些。因此，你们访问我们，是促进我们的工作。
弗兰克：我认为，更大的收获是，我们从这些人获悉他们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才表现出这样。
保罗：我想作（说）一些结束的话，但又很困难，因为有这么多的话要说，又没有很多的时间。首先，我想向我们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感谢周总理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感谢在这里的我们解放军的朋友和我们的北京大学朋友、我们的中国旅游局朋友。我们也想感谢在这个时候同我们会面的我们所有朋友。周总理说过，他在美国有许多老朋友。我们现在可以说，他在美国也有了一些新朋友（掌声）。不幸的是，我们对中国的访问要结束了。我们访问过广州、上海、苏州、南京、北京、大寨和西安、延安……
周：还有太原……
众：是呀（笑声）！
保罗：我们参观过人民公社，我们参观过许多工厂。在我们方面，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机会，而我认为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机会。由于我们来到北京，我们会晤了来自朝鲜、越南和柬埔寨的外国朋友。我可以代表我们大家说，这确是梦境成真。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到来，我们到处受到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的热情接待。我们知道，我们要同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相信，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和今晚这次相聚，是朝向同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的方向迈进一大步。我们也坚决相信，友谊是有来有往的。我可以代表整个参观团说，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听到周总理说，他相信我们的中国朋友将接受我们对中国朋友发出关于到美国访问的邀请。关于团结问题，我们也知道，对我十分重要的是，在美国参加反战运动的人，将要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有许多问题、许多缺点。我们要说的是，的确，我们是美国反战运动的代表，的确，我们在美国已做了一些工作，但我们再度坚决相信，亚洲反帝斗争的真正英雄，事实上是亚洲人民——印支人民、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
烈士碑上的一句话
周：如果你们作出努力，你们将成为世界英雄。
保罗：我说，亚洲人民受苦最深，他们斗争最激烈。我们的立场是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我们支持他们为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要求立即把美国军队和装备撤出台湾省。
周：感谢你们。
保罗：现在在结束我的话时，我想向这里的我们中国朋友赠送一些象征性的东西，跟我们在中国到处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国各地各行业的朋友的东西相类似。有两件象征性的东西。一件是一幅我们的团体照片。另一件是一个徽章。在这两件象征性东西上面，都写着：“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掌声）。在这两件象征性东西上面，也可以找到和平的象征。
周：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保罗：我想赠送一幅我们的团体照片给周总理，这照片是由团员们签上了名字的。我也想给他第二幅照片，请他代我们送给毛主席。
周：我一定交给他，多谢你们的好意。
保罗：我想把我们的徽章送给周总理，我希望他把另一枚送给毛主席，我也想把徽章送给今晚在这里同我们会面的其他朋友。
周：多谢你们。你们应该注意到，天安门广场前面的革命烈士碑上，有关人民革命的一句话。它表明毛主席极其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
（原载（美）埃德加·斯诺等著《周恩来纪念集》第310—345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5月版）
【注释】
〔1〕1971年7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友好访华代表团”成员，与他们长谈了四个小时。本文是这次谈话的录音记录，译自美国“太平洋新闻社”发的英文稿。——编者注
〔2〕应为郭隆真，她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与周恩来一起发起组织觉悟社。——编者注
〔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盛行于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因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首倡，故名。——编者注
〔4〕1954年12月3日，台湾蒋介石集团和美国在华盛顿签署了《台美共同防御协定》。——编者注
〔5〕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日，发挥过重要作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基本消极抗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逐步转为主战场。——编者注
同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的谈话〔1〕
（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
赖：我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你对国务卿罗杰斯所发表的声明是否感到惊奇。依照新华社的报道说，美国政府讲的是一套，干的是另一套，所以我猜想，你是否不仅感到惊奇，而且还觉得受了骗，是不是基辛格博士曾经导致你相信了一些在罗杰斯的声明中没有兑现的东西？
周：此刻我不准备给你作一比较。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贯都是很明确的。在过去十六年间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我们始终采取这一立场，这立场亦可见于最近我们所发表的一系列的声明中。美国国务卿的声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办法，它是在日本政府和蒋介石的代表于东京会谈的压力下拟订出来的，这一点当然必须由我们的报章来指出。至于我们政府的立场，那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也许你从我们的法国友人那里已听到一点消息了吧，因为不久前我和法国国会代表团交谈过，也和一些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的美国友人交谈过。你要我再复述一次我们的立场吗？
赖：我心目中的核心问题是：你是否认为罗杰斯先生的声明在某方面干扰了正在展开的一个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运动呢？
周：至少这不是向前跨出的一步，而且在联合国和国际的角逐场上，势将出现一场混乱的辩论，到了那时，我们将被迫发言。
赖：我想，坦白说，罗杰斯和尼克松总统的做法是被误解了。我想总统在联合国开会之前寻求与你们作会谈，是对那些在过去跟随我们路线或犹豫不决的联合国会员国说：我们的政策已经改变了，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联合国的席位。这样他就开展了一个过程，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你们政府取得联合国的席位。特别是他在第三点上指出，他显然不会使用美国在安全理事会内的否决权。可是，新华社忽略了这一点。
周：该声明的中心点是美国要保留蒋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就是说，我们将不可能进入联合国。
赖：或者现在谈这个题目是不会得到什么有用的结果吧。也许这问题太微妙复杂了，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希望你告诉我，好让我们谈一些别的事情。
周：你不准备从各方面来清楚了解我们的立场吗？
赖：我是要这样做的，我的意思是……
周：从你跟我们的友人的谈话看来，你的建议是：美国既然将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就应该放弃台湾的代表。
赖：坦白地讲，我相信我们正处于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在你或我的一生中将不可复见。我自己的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哲学和政治的转变。在欧洲，当英国快要加入共同市场的这个时候，我们正寻求一个（政策上的）改变；在中东，有更多的迹象使我们相信各方面都不欲诉诸武力；只有俄罗斯在捷克那里使用了武力。所以我这次来是想知道，在中国一直没有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地方的活动这个长时期里，你们对这个正在经历着一个巨大的改变的世界怎样看法？你们真是如我一样地相信美国已准备作改变了吗？还是如你们的报章所显示的那样，你们认为我们只是为一些帝国主义的企图而重新策划部署？
周：我们承认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转变，正如你对我们的友人所说的，你也看到了中国在转变中。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不会拿原则来交换，所以一提到这个问题，争辩是在所不免的。至于台湾，谁在占据着台湾呢？所以如果你们想有所转变，就应该依一句中国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去做。最近日台间的商讨，显然就是为阻止我们进入联合国而制造出来的一个障碍；罗杰斯发表了声明之后，日本的代外相木村俊夫和执政的自民党的书记长保利茂都发表了近似的声明。
木村和保利茂都说，美国这个基本的政策是经过美日双方多次磋商才决定下来的，而日本的要求也是在蒋的代表与佐藤先后于七月底和八月一日举行的两次秘密会谈之后才提出的，所以蒋介石的所谓外交部所发表的声明，并无提及罗杰斯的声明，而只是集中抨击阿尔巴尼亚的提案。
日本对台湾是怀有野心的。日本要把台湾操纵在它的手中，所以日本在联合国中支持台湾，这件事并不简单。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追寻下去，这不仅是‘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问题，他们甚至会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割裂出去，然后在日本的指导和美国某些圈子的支持下，炮制出一个所谓独立的台湾。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非常明显地表明态度。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讲明：在联合国中如果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任何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割裂出去而制造出一个所谓独立台湾的荒谬情形，我们将坚决反对，而且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绝对不会进入联合国。
无疑地这个世界正在转变着，但这些转变绝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损害。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并没有损害任何人，但美国政府就一直把祸害加诸一些国家和人民之上。我们已经等待了二十多年，多等一年也可以，那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
赖：我想请问，如果你目前这个看法被证实是过于悲观，而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美国不使用其否决权的情况下决定了要求中国加入联合国，那末当安全理事会开会时，你本人是否会到纽约去代表中国出席大会？
周：蒋介石仍在不在那里（联合国里）呢？
赖：不在，假定他不在。
周：他已经离开了？
赖：是的。
台湾问题的解决
周：只有当他真的是已经离开了，我才能表明态度，而且台湾必须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如果在联合国的决案中有任何台湾归属未定的提法，我们将不加入。
赖：这我明白，但我的问题是：假定在联合国大会中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能令你满意地获得通过，跟着你们被投票通过进入安全理事会，而台湾则被驱逐出去，在这个情形下，你本人会到纽约去吗？
周：但是我是在问：他们是否仍将认为台湾归属未定或台湾归属的问题仍然存在？你现在没法回答这一个问题吧，那我也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赖：我不相信（你）那问题需由联合国来解决，到那时，问题将决定于你们和台湾人。早在一九五五年你就讲过，这是一个内部的问题，应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当地的政权来解决。现在你仍然认为是应该这样来解决吗？第二个问题是：斯诺说过他相信人民政府和台湾官方已有接触，他这话有什么实在根据吗？
周：我在很多的场合上已经讲过，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不容外国干预，我们现在仍持这个立场；同时我也讲过，美国侵略并占据着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所以我们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进行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谈判已进行了十六年，起初是在日内瓦，后来则在华沙。而且我讲过，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是友善的，两国人民在过去保持着友谊的关系，将来他们更应该友善地相处下去，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以上的话都是早在一九五五年在万隆会议上讲过的了，随后，我们曾尝试接受一些美国新闻界人士访华的要求，可是在杜勒斯管理下的国务院不同意。这样一来，既然美国政府堵死了这条路，我们这方面也不要求作这类的接触了，所以我们就被隔绝了二十多年，但这没关系。
现在世界上既然起了一些转变，我们应该留意不将损害加到任何人身上去，过去曾被歪曲损害过的一方，我们应该表示关注，以免这一方一再被歪曲损害下去。因此，台湾这问题不单是一个内部问题，如果只是一个内部问题，我们自己就能予以解决。这个内政问题的解决被阻碍了二十一年，事情已经起了一些转变，在这期间，某国已开始孕育了野心，这是相当明显的。
赖：你是指日本吗？
周：是。
钡：请你把原则重述一次。过去你对此是十分明确的——一九六○年你曾对斯诺（我相信是）这样说：原则之一，在我们之间，台湾问题将不用武力或在武力的威胁下解决。原则之二，只能有一个中国。要解决的就只有这两个原则了，是吗？撤军的问题怎样？关于华盛顿与台北签订的条约这个问题又怎样？
周：你所讲的“我们”是否指中国和美国？
赖：是的，就是美国跟中国。
周：只有当美军撤出，台湾才能归还祖国，否则它怎能归还祖国呢？如果美军全部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美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我们向来视这条约为非法的——自然就无效了。
赖：我明白。我想既然罗杰斯的声明引起了分歧，在你和总统会见之前，显然要做一番清理杂草的工作。从现在到总统来华之前，是否需有一些较低层的、初步技术性的商谈，这些商谈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你对此有什么意见呢？
周：这（初步商谈）是可能的。但如果这一类问题需要解决，那就只有当总统他本人来到后才能解决。他表示了想来，我们就邀请他来。
赖：我可以问最后的一个关于中国与联合国的问题吗？在你的心目中，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即国与国之间的争论不应以武力或在武力的威胁下解决，这条原则与你们政府所抱的革命原则和对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两者之间有没有矛盾呢？
侵略者
周：没有。是谁在侵略别国呢？中国没有。在我们人民共和国二十二年的历史中，我们只出外帮助过朝鲜，而且那是在某些情形下实行的，事前我们对由十六国组织、被美国所领导的所谓联合国司令部清楚地讲明，我们说：如果他们进迫鸭绿江，我们决不会坐视不理。而当时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空军已经霸占了我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
是美国首先侵犯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犯美国。只在美军攻到鸭绿江边之后，我们才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去帮助朝鲜抵抗美国侵略者。
至于对世界其他国家；我们也只当他们受到侵略时才给予支援。依照联合国的观点，侵略是不对的，应该被制止；我们只不过是帮助他们抵抗侵略。从联合国的观点来看，是应该支持他们的。
越南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我们将继续支援越南，直至美军全部撤出为止。在当前，越南仍然是最紧急的问题。你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对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学者们说，我们把解决越南和印支问题、而不是台湾或其他的问题放在首位。
这是因为台湾的现状已经维持了二十一年，那里并没有发生战事，这是由于我们这一边有所节制。越南的情形就不同了，美国不但派军队进行侵略，而且还把战争扩大。尼克松总统上任后开始撤出一部分军队，这总算是一种转变；可是到了去年三月，本来是平静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政权受到了渗透和颠覆，跟着美军就开了进去，甚至你们的《纽约时报》也批评了该项行动哩。
赖：特别是《纽约时报》。
周：后来在今年的对第九号公路发动进攻，那不是把战争扩大吗？
赖：是的，我觉得是。
周：这就是把更多的祸害带给越南人民和所有的印支人民了。像印支这么一小块地方，人口也并不多，你们竟投下了如此巨大的钱财！美国政府自己承认，在过去十年间，他们投下了一千二百亿美元，并蒙受到惨重的伤亡。美国的伤亡在美国人民来说是很不愉快的事。从我们这边看来，这是不必要的伤亡。但是越南人民的伤亡可惨重得多了。
赖：我同意。
周：只要看一看你就会明白，我们不应该同情他们吗？
赖：绝对应该，这真是一个悲剧。
周：这样为什么美国不停止它的侵略呢？
赖：是的，你想我们应该怎样来停止这场战争呢？一九五三年我从板门店跑到越南去，从那时起我一直都在反对我国介入这场战争。事实上，一九五三年我在西贡碰上了一个在那里当观察员的美国旅长，我问他，西方国家有什么足以对付越盟——萄之是当时对他们的叫法——的办法呢？他说有的，可能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想找到越盟，你必须给他们以特别是坦克一类的外国军事援助，这是惟一的办法。他说西方永远不能在那个地方赢得一场战争。
周：你们《纽约时报》也出了一份力量，你们发表了一部分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
赖：是的。
周：其实早在杜鲁门的时候，美国政府已开始帮助法国在印支进行侵略和殖民地战争，在杜勒斯继艾奇逊就任国务卿之后，这关系就更加深发展了。
赖：在这同一时期之内，有没有什么未曾发表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北京文件呢？如有的话，《纽约时报》可以适应你们的要求而代为发表。
周：我们没有那一类的秘密文件。但我们的确曾把武器供应给越南人，以帮助他们抵抗侵略，这事法国政府也知道。我们的人民政府成立不到半年，就已经承认了由胡志明主席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事实上当时法国政府已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为了这件事，法国就打消此意，一直等到戴高乐将军上台后才重提承认的事。这就是个文件，但并不是秘密文件。
赖：是的。前些日子，你们的评论员曾经清楚地指出过，你们的政府是坚决反对用日内瓦会议来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的。不过你是否认为应该把寮国与柬埔寨的问题和越南的问题分开来解决？
周：这一问题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因此应由他们自己来解决。至于是分开来解决，还是整个地来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决定好了。但依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既然越南问题现在已进行谈判，那么越南的问题可能是会先得到解决的。至于柬埔寨，美国拒绝承认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府。西哈努克亲王在他的告同胞书（第二十四号）内，已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我并没有听到有超出这个范围的说法。至于老挝的问题，他们已经计划互相谈判。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之间，都互有函件来往。而老挝爱国战线党也提出了一个五项提案，其中的一项是在老挝全境停火。我们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党的这个提案。
至于是否需要开一个印度支那人民的高峰会议。去年四月，三个国家的四个有关方面，曾经发表了一项声明，他们要求所有外国的军队都撤离印度支那，让印度支那的人民自己来解决所有的争执。我们支持这项原则。
赖：你们想不想肩负起调解美国与北越和越共的争执呢？
不作调解人
周：我们不希望在任何情况下肩负起调解人的责任。在第一次会议时，我们是大大地受骗了。不过假如你对这一件事有兴趣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深入地谈谈。但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再讨论。
赖：是的，我很想在吃饭的时候听听有关你和杜勒斯针锋相对的情形。自从来到这里，没有一件事像你们对日本的高度警惕性那样令我惊讶的了。
周：你也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害的。但你又说美国人很善忘。不过我知道你还记得珍珠港事件。
赖：是的。但是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善忘是美国人的一种美德。照常理，他们就算不十分憎恨日本和德国，也应该有所不满。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憎恨日本或德国。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就是这件事使我有点困扰，那就是你们的对内政策是朝着二十一世纪前进的，但是你们的外交政策，却抓着一些旧的纠纷不放。这使我感到难过。你认为我的这种看法，对你们是不是有欠公平？因为我并不想有欠公平。
周：你的看法是有欠公平的。因为你并没有和我们直接地讨论过有关我们的外交政策。你只是听了一些我们的口号而已。
为什么美国人会有这种情绪呢？因为美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得到很大的利益，而美国的损失却是少之又少。为什么美国人民对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有着这么深刻的印象呢？因为他们受害很深，因此美国人民要求政府撤军。美国人民并不是不会总结经验的。
因此我不十分同意你刚才所说的，美国人民很善忘这一论断。每一个国家必须经常地总结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就在昨天，我碰见一位前不久从美国来的朋友，他说美国人现在对黑人的态度有着显著的改进。这是好事。这显示出，美国许多白人已觉悟到，他们再也不能继续那历史遗留下来的、#恣意地剥削和压迫黑人的态度了。你说这不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吗？这很好。
赖：是的。
周：我们反对日本反动派。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憎恨日本人民。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我们并没有停止和日本人民的接触。新中国从来也没有封锁过日本。日本人民一直有人访问中国，我们也愿意去访问。
日本人民是一个勤劳和勇敢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是美国政府在战后大力扶植了日本反动派的力量。现在他们已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们势必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
单看日本的经济发展好了。根据你们总统七月六日在肯萨斯城所说的，日本的钢铁产量很快的就会追上美国。为什么日本会发展得那么快？我听说你也承认过，其理由是因为，日本不但无须交付战争赔偿，同时又得到军事保障，还得到了原料、市场、资金和技术。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美国无限期延长“美日安保条约”来促成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日本人民是反对这一个条约的。根据美国议员们去日本调查后所作出的报告，日本的第四次五年扩军计划的军费预算，如果是用来作自卫的话，根本就无须这么庞大。这军事预算高逾一百六十亿美元。你们的国防部长赖尔德自己承认，根据日本现时的经济和技术能力，日本无须用五年（一九七二——七六）来完成这个计划，两年至两年半就够了。
赖尔德在日本、在南朝鲜以及他回到华盛顿后，他说尼克松主义有三条支柱：第一是军事扶植你们的“伙伴”，以日本为主。第二是核弹保护。而谈判却是第三条。还有，他表明，要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假如没有第一和第二条支柱，也就没有第三条支柱。
赖：请问，那么你们想怎样来对付日本呢？照我的看法，美国的处境是两面做人难。一方面，我们要把日本当为盟友，对它有一些控制，尤其是在核子方面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假如我们废除“美日安保条约”，那么你是不是会认为日本将更容易发展它的军事力量？
照我的看法，日本在太平洋面对着两大核子势力——中国和苏联。而假如我们不和日本联盟，那么日本必然会制造它自己的核子武器的。你认为是吗？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认为“美日安保条约”的废除是这样的重要。
日本的扩张
周：你的论调有点强词夺理。就是没有这个条约，日本的现有工业能力也足够制造出核武器来了。它已能制造地对空、地对地、和从海洋到地面的导弹。至于轰炸机，它们早已经能够制造了。它们惟一缺乏的是核弹头。
现在日本的核能力日益增长。美国供给日本的铀并不够它使用，它向其他的国家购买。因此，它随时都可以制造出核武器来。你们的“美日安保条约”并不能阻止它。因为你们已帮助了日本的工业发展到这一地步，它必然会对外扩张的。
经济扩张必然会导致军事扩张。条约并不能限制这种扩张。就看看你们在日本的核子基地吧。就算你们把全部的核武器都搬走，但是基地还在那儿，而日本当然会利用这些基地的。
你说日本没有军国主义，而又认为我们的看法不对。那么就请你告诉我，你怎样解释那些我们刚才放给你看的日本电影，和最近自杀的三岛由纪夫的事件呢？
当你有病在北京医治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说，日本的一架军机和一架民航机相撞的事。这次惨剧死了很多人。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因为日本的空中走廊很狭窄。你是去过日本的，你知道日本的空中走廊是分成几层的，最高的那层是供波音飞机使用的，而最低的那层是给有螺旋桨飞机使用的。日本空军的军机越来越多，因此他们上下乱飞。那个驾驶军机的飞机师安全地跳降落伞逃了生，却让那架军机撞向民航机。后来有人问教练员，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他说他们没有空间来练习，这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行为当然引起群众很大的反感。许多人都指责说这是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后果，连日本在野的反对党和执政党的一些人士也这么说。你看，这不单是中国人说的，他们自己也这样说。
赖：你们的确是很担心日本，是不是？
周：你知道我们受日本的侵略有五十年这么久。我相信我们和日本的人民是可以防止这种事件的重演的。
日本在野的四个反对党，只有日本共产党和我们的看法不一致。日共在这问题上是支持佐藤政府的。日本社会党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公明党承认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民社党并不反对这一事实。而自民党的反主流人士也承认这一点。
当你针对可能会发生的危险的时候，你应该在危险刚萌芽就采取防止步骤。只有这样做，你才能使群众觉悟起来。但假使你等到那危险发展成熟，那么防止就很费功夫了。假使我们希望远东的局势真正缓和下来，假使日本放弃对朝鲜和我国的台湾的侵略野心，那么，中国、日本就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
赖：我是否可以进一步问问：照你看，这样的条约会不会发展为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
周：这要经过许多步骤。我现在不可能给你一个直接的答复。因为现在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都有插手，因此想解决这些世界大事并不容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和你们的总统进行讨论。
赖：讨论这个问题？
周：许多问题可以谈，但这可能是其中的一项。
赖：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是不应该轻率地忽视它的。照你以往一贯的做法——这时常给人以很大的帮助——你能否说明，在达成四项互不侵犯条约这一高瞻远瞩的行动之前，先要提一些什么原则。
周：这一问题要到事情发生时才能考虑。因为国际问题是很复杂的。光是提我们所拥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很容易。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下，这五项原则是否已被遵守，问题就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