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们是和印度首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因为印度和中国都是很大的国家。以往我们从来也没有互相侵犯过，除了成吉思汗的后裔们，他们曾经进入印度次大陆，但他们住了下来，和当地居民通婚。
至于我国和印度人民，我们世代都友好相处。边界的问题，是英帝遗留下来的东西。但就在这边界的问题上，他们同我们发生了争执。
在这个问题上，是印度侵占了中国的领土，他们甚至越过了那条所谓麦克马洪线。我们却没有向前推进。我们提议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边界问题。至于西部的阿克塞钦，那地方一向是我们的领土。过去，那块地方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但是他们突然提出西部边界问题要讨论。
为了商谈边界事件，我曾到印度去过三次，但都没有结果。还有，他们还想霸占那所谓麦克马洪线北部的地区。你可能不大清楚这件事。但现在你应该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了。有一个英国的作家，叫麦克斯维尔的，他写了一本书，他对这件事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证据。
赖：是的。
周：那本书就像你们报纸刊载的五角大楼密件那样，没有引用任何中国方面的文件。全部的文件都是从印度方面得来的。
赖：我是否可以问一下，先生，你是怎样来看核子武器的控制这一问题的？你们已是核大国之一了。
周：不，我们不是核大国。我们还在试验阶段。从一九六四年到现在，一共是七年，情况都是如此。假如没有需要的话，我们是不会试验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很昂贵和浪费的；并且对我们人民的生计也毫无益处。
我们清楚地知道，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走上了大规模制造核武器的道路，他们现在是下不了马。但他们这样就可以垄断核武器了吗叼互，他们不可能。
我们自己制成了核武器。我们自己在制造核武器。我们被迫制造核武器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我们的目的是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所以每当我们作核试验时，我们都宣布我们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你会看到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赖：你是不是希望有一个世界性的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当全世界每年在军火上花费二千二百亿美元的时候，这个可怕的问题怎么能解决？这是对人类智慧的羞辱。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中国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解决呢？
“圈套”
周：我们不同意苏联召开五个核大国会议的建议。他们想用这个办法来使我们上他们的圈套。我们已经表示不赞成。英国说它不会参加这个会议，法国现在也说不会参加。
我们主张召开包括全世界所有大小国家在内的会议（因为世界上一切国家，不论大小，应该是平等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作为第一步，首先要达成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假如大家都同意不使用核武器，那么又有什么需要来生产核武器呢？
赖：为什么你用“圈套”这个词？
周：当我说“圈套”，意思就是说假如他们拖我们进去，他们首先会要求我们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在“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字，等等。我们怎么能在那些条约上签字呢？
但是我们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全世界的人民实际上已经注意到这两个大国在核武器上花了太多的钱。
你们的国防部长赖尔德自己承认，有了这么多核武器，美国和苏联间不可能打核子战。两国人民会反对这样的战争。
赖：确实如此。
周：既然你们不想有核战争，那么美国和苏联应该首先直截了当地宣布他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然后再讨论其他事务。因为有了这一协议，人民就安了心。像赖尔德所说那样，美国现在应该准备对付常规战。所以赖尔德叫日本加强日本常规武器的现代化。
赖：所谓尼克松主义或关岛主义，和现在旨在和中国和解的努力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我的意思是说：我恐怕这里有一点令人迷惘和困恼：当我们试图在太平洋减少我们的承诺时，我们鼓励日本及其他国家担任较大的军事角色，这反过来又令中国感到更大的沮丧与焦虑。
这里是不是有矛盾？这是不是当尼克松总统来北京时与他讨论的事情之一？
周：你讲得不错，这的确是一个矛盾。我也发现了这个矛盾。因为这会鼓励日本军国主义化。所有有关各国都应该有使局势和缓的努力。事实上存在很多问题。你知道在罗杰斯发表了他的声明以后，你们的总统在四日对记者们谈了话。我们还没有看到谈话的全文，我们只看到了部分记录。你看到了吗？
赖：你意思是说罗杰斯的？
周：不，尼克松的。
赖：不，我还没有见过。
周：我只收到了十分零碎的报告，可能今天晚上能有全文。尼克松总统说将来的对华谈判并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任何一方也没有作什么承诺。这就是说，双方之间并没有预先达成的默契。
赖：我想，澄清这一点很有用处，因为我想你们和我们的盟友对这一点都有些疑心。
周：中国被美国封锁了二十多年。现在，既然要来看看中国，可以啊！既然要谈，我们也准备谈。当然，不用说，我们双方的立场是不同的，我们的观点之间有很多的差异。
为了达到局势的缓和，一定要有对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各种问题都要研究，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
我们不期望所有问题都能一下子解决。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实际的。但是有了互相接触，我们就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出发点。
尼克松的性格
赖：总理先生，你知道我们是很没有耐心的民族。你认为，通情达理的人要多久才能解决这些台湾、越南问题，解决原则问题，然后着手于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周：我们希望印支问题能先解决，因为那里还在打仗。我看过几篇你的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里你说你觉得你们的总统缺乏勇气。不过，当然，现在决定到中国来是一件连反对党也说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所以在这点上他有点勇气。曼斯菲尔德先生自己曾这么说。
赖：有勇气或缺乏勇气，二者都是有争论性的名词。我想说的就是我不以为他是有大智大勇的人，好像戴高乐说以下的话的时候那样：“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我以前是错了。所以我现在就悬崖勒马，把它改过来。”
我以为总统对越南和中国的想法的方向是大胆的，甚至是对的。他的时机上的选择和政策却颇含糊。这就是我想说的——不是缺乏勇气，而是在停止杀戮，停止孤立中国这件蠢事上欠明确，欠大胆。
你以前问我，当我说亲近中国和终止与台湾的关系时，我的意思是什么。这很简单。没有中国我们不能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台湾我们也能解决世界上的问题。这不是情感问题。这是一个现实与力量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这能解决，在一个全国准备解决的时刻加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中国的通讯社和它那天晚上的报道感到焦虑。假使我们把事情交给记者们办，那么天下就会一团糟。最后还得用平静的外交。
周：有些事能够平平静静去办，但是当有些事已经被对方再三公开地表示了态度之后，那末一定也要在报上公开回答。
我同意你对尼克松总统的性格的估计，当然也得考虑他现在的处境。那时候戴高乐将军在法国的处境又有些不同。但是既然我们之间会有会谈，我希望他会清楚地看到将来，就像你说的那样：“向前看”。
譬如说，全面撤出越南会是一件相当体面的事，有什么不体面呢？我想这是最体面的。当戴高乐将军从阿尔及利亚撤军时，全世界一致赞扬，阿尔及利亚人民也表示赞扬。在戴高乐任内，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有了进展。
赖：有一件事我要私下里告诉你。你说要向前看，我认为这很重要。我认为总统是在向前看。我认为有两件关于他的事特别有意思。
第一，他是加里福尼亚人，他朝着太平洋看，那种特别看法是我们住在大陆另一边的人所没有的。
第二，他有一个野心。他的野心是想在一九七六年主持独立宣言二百周年的庆典。对此，有一点小障碍，那就是他在一九七二年一定要能连任。此外我认为他是浪漫主义者，我认为他对中国问题极度认真。
我认为，他看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机已经来临来补救已经加于中国的损害，甚至是已经加于中国的不公平；在他自己来说，也许他在某种程度上在非难自己的过去，觉得他或许能够在他任内用一种不平凡和慷慨的步骤来联合太平洋区各国人民，并以此来改变他在冷战中曾经担任过的角色。
周：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你的动机是对全世界局势的关心。
赖：是的。人们到国外，不是为了批评自己的总统而去的，我也不这么做。这是美国的不可思议的一部分。我想这是真的：白宫，（威尔逊总统曾说过，一个人进了白宫，不是真长胖了，就是被吹胖了。）会使大多数人变得更高贵了。我认为尼克松总统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国，是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历史性的角色。我认为这在心理上非常重要。
周：我们已经注意到了。
赖：我能不能够再说一些，因为我不想勉强你听或使你疲累。假如你愿意的话，有一件事想请你澄清一下。你看，我们能够讨论哲学问题，这很有意思。但是假如我们深入和当我想到自从我到北京后所听到的一切具体条件时，我不禁感到十分沮丧。
我了解对越南的条件，我想这是可以接受的。
对台湾的条件和周恩来原则，我想可以接受的。
但是当我听到说我们应该从菲律宾撤出去，从日本撤出去，从泰国撤出去时，我想这就是说要我们从太平洋撤出去。在这一点上我感到沮丧，因为对我来说这不是任何一位总统所能接受的现实的基础。
周：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和缓，而不是日益紧张，则不仅是美军，所有外国军队，都应该由他们占领的地方撤走，使各国人民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至于什么时候撤走，怎样撤走，或从哪里开始撤走，则应和各该国政府讨论，达成协议，这些都是实际问题。
当原则提出来了，如果真要朝着那个方向走，则很多补充原则的具体问题是需要讨论的。
赖：我有一个感觉，或者我们就此停止比较好些。今天，世界上有两大动向。一个动向是美国从越南撤走，并重新考虑它对海外承担的责任；而另一个，我以为是十分明显的，则是苏联越过中东，把势力增强，扩展至地中海南岸，一旦苏伊士运河重开，则伸至印度洋和太平洋。
在你看来，我们应该对苏联的行动引以为忧吗？你对此关注吗？
周：当然啦，对我们来说，这是更迫切的问题。你们报社的副总编辑萨里斯伯里先生曾到蒙古，他证明有大量军队在我们的北面集结。因此，总的来说，我们要求一切外国军队都要撤回本国去，使各国人民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是个原则问题。当然啦，要使它实现，需要一个过程。一句话，过去二十五年，首先是美国，试图管理全世界的事务，自从赫鲁晓夫执政后，就变成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局面。那个所谓裁军会议实际上是扩军会议。虽然没有世界大战，但小战从没有停止过。我们不是只要求美国撤军，而苏联不撤军，这是不公平的。这是我们的总提法，至于具体问题，则具体解决。因此如果你说要和缓局势，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由是他们有多几个原子弹。但我们中国人不怕原子弹。我们准备应付他们进攻，应付他们的突然袭击。这是我们挖地道的原因。你可能知道了吧？
赖：我知道。说句实话，北京有个巨大的地道网。
周：不仅在北京，我们大部分大、中型城市都有地道网。
（至此，会见因晚饭停止。晚饭后，虽然过了午夜，周先生邀请我们继续讨论。正式的会谈又再恢复。）
朝鲜问题
周：我忘记提及一件事。刚才我们讨论了日本问题而忘记了朝鲜问题。你知道，朝鲜只有停火协定，而没有和约。在这方面，我们要说到杜勒斯。
日内瓦会议的第一部分是有关朝鲜问题的。朝鲜停火协定的签订，在你们的一方是出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决定。你们中的一位将军承认，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的错误的战争。
赖：奥马·布莱德雷将军。
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应该对朝鲜问题达成协议，最低限度，要作出在将来继续会谈的决定。但是就是这样也为杜勒斯所干扰。所以直到现在还有非军事区、停战委员会，每一两个星期在板门店开会一次。
在你们的一方，有一个美国的代表和一个我们认为是傀儡的南朝鲜政府的代表；在北京则有一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和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因此战争状态还没结束，你可能回忆起间谍船普韦布罗号和谍机被击落的事件吧。
赖：我记得。
周：因此局势继续紧张，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赖：是的。要是你能够把你的观点告诉我，我将十分愉快的把它报道。
周：我们的志愿军已于一九五八年撤退。所谓联合国指挥的各国军队都已撤走，只有美国军队赖着不走。在当时留在朝鲜的六万或多一些的美军中，二万人撤走了，剩下了四万或多一些。所有美军都应该撤走。要解决朝鲜问题，应该找出使朝鲜双方接触，应该获得朝鲜和平统一的方法。这是需要时间的，但要求是合理的。
现在，联合国内，还有所谓统一和重建朝鲜委员会，这完全是单方面的，它只包括在朝鲜战争时参与所谓联合国指挥部队的国家，并不包括双方面。
这也是一个问题。朝鲜问题因而与日本军国主义问题联系起来。如果事情搞得不好，日本可能利用它和南朝鲜所订的条件——即“日韩条约”——当美军撤走时立即进驻南朝鲜。
赖：这样的观点是十分有用处的。因为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把问题找出来，我以为这就是其中一个。这问题真的要列入尼克松总统来这里时的议程。
周：朝鲜问题也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问题有关。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它首先对准两翼，台湾和这一翼（朝鲜）。我刚才只谈了台湾问题，所以我要加上这一点。
赖：谢谢你，总理先生。我想向你提个问题，我希望有机会会见毛泽东主席，不知道这是否有些过分？
周：这一次不大可能了，主席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处理。你下一次当然可以和你们的总统一起来。
赖：我不以为我会这样做。从现在起直到那个时候，我会替他担心。当他来了这里之后，就该由你替他操心了。
（原载（美）埃德加·斯诺等著《周恩来纪念集》第346—370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5月版）
【注释】
〔1〕1971年8月5日，周恩来会见了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和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长谈了五小时。本文是谈话记录，译自香港《南华早报》。——编者注
同南斯拉夫记者达拉·雅纳科维奇的谈话〔1〕
（一九七一年八月）
“中国绝不做超级大国”；
“我们将要求尼克松实现印度支那人民的要求”；
“我们同情受大国争夺之害的中小国家”；
“首先应当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撤走所有美国军队，让印度支那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最好的保证”；
“中美谈判会使欧洲紧张、远东缓和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是挑拨”；
“尼克松首先要回答七点要求，确定撤军期限；我们不会忘记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
以上是这篇文章的提要。文章的详细摘要如下：
在告诉我不要离开旅馆太远以便随时可以找到我之后，我就明白，周总理会接见我。十天前，我把我想得到他回答的问题交了出去。问题不少，十三个！我估计，也许我不会得到对所有问题的回答。本来要谈好几个小时，可是周恩来总理每日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有很多的客人和代表团要见。他几乎是不休息地工作。常常不吃午饭。
所以，我很安分守己地等待。
我终于有机会同传奇式的周恩来谈话了，我是多么高兴啊！同时我也感到十分紧张。
汽车在大会堂西北门前停了下来，天下着雨。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在走到我们谈话的江苏厅时，我们用法文交谈了几句。周总理讲法文，但他说，已经忘记了法文，已经很久不用了……我告诉他我在一九六四年他在阿尔及尔时（那时，他花了好几个月走访了约二十五个国家〔2〕）见过他。他看看我并补充说：
“你还是同你们外长一起来的吧。”
我们围着坐在沙发上，成一个半圆形。每个人边上是一个小茶几。茶水已摆好。总理说中文。石同志翻译，他讲我们的话讲得很好，熟知政治术语。双方继续寒暄了一下。周恩来说，他听说我是一个老战士，他认为，我的身体不错。他问我参加战争时多大岁数，我告诉他以后，他说，他见过许多这样的妇女，大概他指的是中国大革命时的妇女。
我请翻译告诉总理，他在我国和全世界都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能有机会同他谈话深感荣幸，总理那么忙，还找出时间接见我，我很感谢。
周恩来回答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周恩来接着说：“你在中国已很久了，你走了走吗？你看到了什么，看到很多东西吗？”
我说，我坐飞机、火车和汽车走了一万公里，看了不少东西，非常有益。
周总理说：“你参观了那么多地方，看到了很多东西，你关心目前时局的发展，不想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想跟你集中谈一两个问题，首先是远东和印度支那问题。”
这样，谈话一开始就引上了基辛格访问北京后一直在世界报刊上谈论的问题，间接和直接同中美最高级会谈有关的问题。周恩来总理把一系列最迫切的问题同我的第一个问题联系起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您常常强调台湾问题是同美国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而您在同美国大学生的谈话中——一如果他们正确地解释了您的话——将印度支那问题提到首位，要求美国从该地区的所有国家撤走自己的及其仆从的军队。这是否就是说，在同华盛顿的关系可能正常化的过程中，美国即使改变了对台湾和对蒋介石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样的开端还是不满意？”
“解放台湾是我们的内政”
周总理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此，我想讲清楚这个问题。中美大使级会谈谈了十六年，先在日内瓦，后在华沙。这个会谈是在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一九五四年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之后进行的。当时要解决一个国际问题，一个国内问题。中美关系发生紧张是由于美国派遣舰队到台湾海峡和派遣自己的部队去中国的台湾省。美国的第七舰队侵占台湾海峡和台湾省。这样问题就具有了国际性质。”
周继续说：“您知道，在一九四九年，除台湾省和一部分海上岛屿以外，全中国解放了。蒋介石集团被推翻了，跑到了台湾，因此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周总理接着说：“还在一九五五年，在万隆召开了一个亚非会议。当时我代表中国政府曾这样表示过：中美两国人民是朋友，但是美国武装力量侵占了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这是一个侵略行动。然而，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跟美国政府谈判，要求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
这个时候一个留短发的穿衬衫和长裤的女服务员进来，给我们一一倒了茶。总理的思路没有被打断，他接着说：
“众所周知，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美国曾声明——杜鲁门在一次谈话中，艾奇逊在白皮书中都说了，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美国政府对台湾省和中国的其他地区没有领土野心。可是朝鲜战争一打起来，美国撕毁了原来的声明，侵占了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朝鲜停战两年后，我们认为，是开始谈判美军撤出台湾省和台湾海峡的时候了。但同时我们声明：解放台湾省是我们的内政，任何人不得干涉。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中美两国大使级谈判谈了十六年不能解决。”
总理喝了一口茶，又说：“现在的国际情况，首先是远东的情况，同十六年前不同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一九五八年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撤回来了。可是，美国军队哪，还代表所谓十六国联合国军（实际上有些国家已不参加了，不负担什么义务了），一直留在南朝鲜到现在还不走。在联合国成立了一个所谓朝鲜问题委员会，一直敌视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是联合国在美帝操纵下，做的一件很不公道的事情。更严重的是，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紧接着美国就破坏日内瓦协议。美国代表当时拒绝签字。虽然它声明要保证这个协议的实施，但实际上它已经准备好要破坏这个协议。”
周总理继续说：“以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日内瓦协议签字后，紧接着美国就成立东南亚防务条约组织。其目的就是在越南十七度线划一条线，使之固定下来，破坏南北越统一，并把印支其他两个国家划在它的保护圈之内。”
总理接着又说：“按照日内瓦协议，一九五六年应该由南北越双方派出代表会晤，成立委员会，筹备选举和讨论国家的统一问题。但美国支持了南越傀儡政府，很快地把南越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所以越南到现在还是分裂的。越南人民在手无寸铁的条件下，受着美帝国主义和越南傀儡政权的压迫，忍无可忍，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在美国的支持下，吴庭艳杀了许多人，把许多人关进监狱，特别是撤退到北越的南越战士的家属。所以南越人民就奋起进行武装斗争，到了六十年代武装斗争就发展了。美国就从所谓‘特种战争’进到正规战争，除了核武器外，任何武器都用了，甚至用化学武器破坏庄稼和毒化自然。美国政府自己也说，从一九六○至一九七○年，美国在越南花了一千二百多亿美元。美国自己承认：投下的炸弹吨数，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数。”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共同进行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
周恩来总理谈得非常简洁明了。他不断用数字和材料来说明他的讲话。周对每一个细节都有非凡的记忆。他准确地记得谁说过、写过什么，什么时候说的和写的。他记得所有的数字，好像他是三十岁，而不是七十四岁。
周恩来说：“不要忘记这一点：美国自己出兵越南就有五十四万，加上美国仆从军和南越傀儡军有一百三十万。”
接着，他举起左手的食指并说：“美国在仅仅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南越土地上进行了十年战争，这怎么能够不引起其他各国人民的反对？怎么能够使他们不援助印度支那人民？！”周解释说：“当我说这一点的时候，我是指北越人民和印度支那其他各国人民，是指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各国的人民。”
接着，周放低了声音，又用了一些时间谈历史。他显然是想强调他认为目前应该提醒的，或许已为人们忘记的那些事情。他说：“在尼克松当政后，又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老挝，现在变成侵略整个印度支那的战争。这就把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连在一起了。所以要求美国把自己的侵略军和其仆从军，包括陆、海、空以及所有军事基地、军用港口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无条件地限期撤走。这不仅是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其他各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一致要求。”
周接着说：“值得提出的一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五年来，虽然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但是局部战争从来没有停止。我记得你们外长特帕瓦茨说过，在这期间就发生了约九十次小战争。美国材料说约有六十次，有些报纸估计约有三百次。但遭受牺牲最多的是印度支那人民。遭受灾难最深的是他们，最困难的也是他们。”
周总理说，“所以我们认为结束印度支那战争，从印度支那撤走美国所有军队及印度支那以外的它的所有仆从军，是最首要的要求，而且应首先予以满足。”
周强调说，“所以我认为印度支那是需要解决的最急迫的问题。当然，朝鲜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但那个地方毕竟还处在停战状态，而在印度支那有战争。如果美国政府要想在远东实现和缓，他就应懂得这点。”
“关于台湾省，这是中美关系范围的问题。但那里没有发生更大的战争，只是对金门、马祖这里有蒋介石的部队）打炮，大陆亦受到一些炮击。”
周恩来总理在谈话中也把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同台湾问题联系起来。他说，日本军国主义可能是今后远东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他又说应该看到远东各国人民，还有日本人民都在起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周恩来总理再次强调说：“所以我们要求美国军队从印度支那，从台湾和台湾海峡，从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和泰国，从所有国家撤走，而首先是从印度支那撤走。”周接着说，“当然谈判美国从越南、从印度支那撤走它的侵略军和仆从军，这是这些主权国家的事情。所以在巴黎越美会谈首先要解决的是接受阮氏萍的七点建议。”
中国总理作结论说：“尼克松政府如果要在远东和缓局势，那么首先就要回答阮氏萍的七点要求。但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尼克松上台后，美国侵略军已经开始从越南撤退，所以，它应该完全实现在巴黎会谈中答应过的美国侵略军从越南撤走，并订出期限。”中国总理说，“所以尼克松应该把南越和柬埔寨的傀儡政权搞掉。没有美国十年来的支持，西贡傀儡政权一天也不可能存在。没有美国支持，朗诺政权一天也不可能存在。”
“我们不能调停，只是支持和帮助反侵略斗争”
周恩来总理用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印度支那问题的态度的十分详细和确切的讲话。
“中美高级会谈，首先我们要求美国在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实现人民的要求。如果美国不实现这些正义要求，那中国就要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如何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问道并继续说：
“决定权当然是属于越南政府和印度支那其他国家政府的主权。我们只是支持他们的要求，推动这个要求的实现，我们不能代替他们，不能做任何我们无权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跟其他的所谓超级大国不同的地方。”
女服务员又进来了，倒了茶水，问了周恩来些什么。他只是摇了摇头，继续回答我的问题，同时也谈到了各方面在尼克松的顾问基辛格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基辛格在北京待了四十八小时，有十六小时同总理会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责。
周恩来接着说：“我知道，有人说：‘中国应该过问世界的事情，尤其是远东的事情。’我们不推脱这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支持正义斗争，援助中小国家的反侵略战争，要求美帝国主义答应中小国家的正义要求。换句话说，我们丝毫不能妨碍主权国家的发言权和决定权。”
“有些外国记者问我，‘在同美国总统的会谈中，中国是否可以调停印度支那问题？’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对。我们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的要求，要求美国实现这些要求，根本谈不上什么我们调停。我们不能调停，也无从调停。”
周恩来接着说：“有的朋友问，‘是不是可以设想重开日内瓦会议或亚洲范围内的日内瓦会议？’我们认为都不必要，因为解决越南问题应该由拥有主权的越南人民跟美国谈。印度支那的其他问题也是一样，由印支各个主权国家解决。所以，我们对阮氏萍七点要求中最后一点关于国际保证的解释是，要求美帝国主义必须把它的全部侵略军、全部仆从军和一切印度支那以外的外国军队都从印度支那撤走，让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最好的国际保证。”
“我们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瓜分世界”
说完上面这些后，周恩来总理问我：“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或许您还有什么要问的？”
我说：“您非常详细地回答了我关于印度支那和台湾的问题，谢谢你。不过，有一些事情我仍然要问一下：
“也许您已经注意到某些欧洲国家的报刊最近对中国提出的责难。我特别要提到在巴黎《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文中把美中接近说成是对欧洲的威胁。文章还使用了背着欧洲的字样，并认为这蕴育着严重的后果，因为，由于远东出现缓和，已经开始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欧洲就会变得紧张起来。您对这些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总理：“我首先要说，苏联和美国，还从赫鲁晓夫时代起就在接触，已有十多年了。也没有哪个说这个接触是不许可的。我们只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瓜分世界。而中美两国关系，是美国封锁、孤立和敌视中国二十多年。而现在我们只是把大使级会谈升级到高级会谈，这就已经引起这么一部分人的不满和紧张，况且这个会谈还没有实现嘛。大使级会谈没有哪个人反对，为什么现在就紧张呀？说穿了，这是企图要美国还继续封锁、孤立和敌视中国，好让两个超级大国继续主宰世界和瓜分世界。而中国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这种政策的。”
周恩来总理喝了一口茶，又接着说：
“至于说到远东局势的和缓，我看，还没有真正缓和，只是有此假象。美国答应从越南撤退它的侵略军队，美国人民是坚决要求它尽早这样做的，但到现在也没有定一个日期。我已经说过，对阮氏萍的七点要求，美国还没有回答。相反，还想实现尼克松的那个越南化和印度支那化，但这是不容易化起来的。南越和泰国军队不是一天就能加强起来的。所有这些傀儡军队加强不起来，美国就不肯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日本军队要现代化也需要时间。”
为了使对美国的两面政策的评价有根有据，周恩来总理又举了一个例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
美国一面说，应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但它的实际做法就不是这样。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不再是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重要问题，而从联合国赶走一个蒋介石集团，倒是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重要问题。这不矛盾吗？
美国一面又说，应该承认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又要把它的朋友、台湾蒋介石集团留在联合国内，硬说，它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这不矛盾吗？我们永远不会承认把台湾从中国分出去。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谁也无权干涉。现在甚至在搞台湾独立运动，这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承认的。这也是一个矛盾。
周接着说：“可以说，所谓远东形势缓和，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口号，当然这也是远东人民的一个希望。但是真正实现还需要经过很多努力和斗争。”
女服务员又进来了。她又向总理说了同样几句话。总理看了看表，和以前一样，又摇了摇头。女服务员和进来时一样，踮着脚尖转身出去了。我担心起来，怕谈话快结束了，而我还有一些想要问的问题还没提出来，可是总理又接着说下去了：
“首先，我要说，中美会谈会引起欧洲紧张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是挑拨。”——周恩来着重强调了这句话。他接着说：“如果说中美谈判就可以使远东和缓，使欧洲紧张，那我就要问问那些这样说的人：苏美谈了多少年，包括核会谈，是否因此欧洲就和缓，亚洲就紧张了，印度支那人民就遭到更大的痛苦？尼克松扩大印支战争，是不是他同苏联谈判的结果啊？这是什么逻辑？”——中国总理气愤愤地问道。接着又说：“按照这种逻辑，就可以这样说：为着使欧洲不要紧张，印度支那人民就应该不但把美国所有的原有军队拖住，而且还要美军增加；要使台湾的美国军队增加，要使南朝鲜的美国军队增加，威胁北朝鲜；要使蒋介石继续留在联合国，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这个世界组织；要在印度次大陆鼓励印度侵略巴基斯坦？难道这样欧洲就和缓了？说穿了，也可以这样说：如果苏联从北面打中国，占领中国的黄河以北；美国占领中国长江以南；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中国东部，从青岛到上海；印度发动边境冲突，侵入中国的西藏和中国的西南。难道欧洲就会和缓了？”中国总理说：“我们对这些设想是有准备的。我们给越南同志说过，我们中国愿意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但是‘他们’又不来，怎么办呢？我们又不能请他们来。”（中国总理指的是侵略者——达拉·雅纳科维奇注）
“美国面临着一系列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
周恩来接着说：“问题的本质不在这里。美帝国主义现在很困难，您肯定注意到了。尼克松八月十五日的新经济政策的声明，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为了要解决困难，不能不采取这样的政策，而这个政策使他和日本、西欧、共同市场和整个国际经济的关系都紧张了。尼克松在经济和财政方面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这是美国十年侵略战争的结果。美国总统无法摆脱这些困难。所以，我们应该认识这样的客观情况，逼迫美国接受人民的要求；要它按照人民的要求行事，使整个世界形势向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只有想搞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瓜分世界的人才不同意。就是说想控制欧洲、巴尔干、中东和地中海的人才不同意。超级大国的政策势必会使他们之间的争夺加剧，只有中小国家最吃亏。”
中国总理接着说：“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绝不做超级大国，其证明就是支持中小国家的要求。在亚洲，我们要使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得到解放，使整个朝鲜人民得到解放，使日本人民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得到胜利，使东南亚人民既不受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也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世界这一地区，使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摆脱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我们在亚洲问题上发言权比较多一点，但我们身上还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你们一定晓得，北面谁在威胁我们。最近签订了一个印度和苏联的条约，说任何第三国要威胁他们时，他们就要互相磋商了。”
接着，中国总理又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作用问题。
周说：“当然，在亚洲我们要负点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们决不跟帝国主义，不管哪一个帝国主义作原则交易，我们绝不会出卖朋友。对受超级大国争夺之害的中小国家，我们同情，凡是能支持的，我们总是支持的。不过，我们离欧洲远，中国有句老话：‘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同情这些受侵略之害的国家，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我们能够贡献援助的，我们贡献援助。对非洲，对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我们也是一样。”
“我相信我们两国的关系会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达拉·雅纳科维奇：“我知道您还有许多事情要办，但我还是想请您谈一谈您对不结盟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中的作用的看法。”
周恩来总理：“您知道，不结盟国家在卢萨卡〔3〕开的会议我们是支持的，因为我们认为，会议的主要方面是好的。我们知道，不结盟国家的成员是复杂的，所以，一次会议能解决一两个问题，有助于各国的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颠覆，就很不错了。”
达拉，雅纳科维奇：“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以非常满意的心情注视着南、中之间合作的加强，南中两国都有非常光荣的革命历史，两国人民都坚决维护独立和主权，因此他们相互非常亲近。您是否想借此机会对我国的公众谈一谈南中关系和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周恩来总理说：“关于双边关系，你们外长来和我们的代部长谈得很好嘛。我见你们外长时，也是支持他们的谈话的。我相信从这次谈话后，我们两国的关系会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在贸易、文化方面会有增加。您如果发表这次谈话，请您替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本人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进行英勇斗争的南斯拉夫人民表示致意，这一段历史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这时，我以为谈话结束了。但是周恩来总理又补充了下面几句话：“我的谈话是想把印度支那和远东的情况给您讲清楚，因为有些舆论说，好像中、美高级会谈会使印支问题的解决困难。这我简直不能理解，我们首先要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一点，请您转告欧洲人民，特别是巴尔干人民。”
我本来想就在大厅内同中国总理告别，但客气的周恩来把我送到门口，他曾在那里迎接我。我向他告别，热烈感谢他的好客、诚挚和坦率，这只有像周恩来这样传奇式的伟大人物才具备这样的特征。
夜幕已经降临，但人们告诉我，他还没吃午饭。在谈话过程中，女服务员几次进来，一再提醒周吃午饭。但他在同我告别后又走进另一间大厅，那里朝鲜新闻代表团已经等了他好久。精力充沛和不知疲倦的周每天就是这样生活的。
（原载（美）埃德加·斯诺等著《周恩来纪念集》第371—384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5月版）
【注释】
〔1〕1971年8月，周恩来接见了南斯拉夫《信使报》女记者达拉·雅纳科维奇，和她进行了数小时的谈话。本文是雅纳科维奇有关这次访问的文章，原载1971年8月28日《信使报》，标题为“周恩来同《信使报》记者的谈话”。——编者注
〔2〕周恩来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历时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访问了非洲、欧洲和亚洲十四个国家。——编者注
〔3〕卢萨卡为赞比亚首都。1970年9月10日，第三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此地召开。——编者注
同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的谈话〔1〕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十月二十八日夜十一时十五分稍过，濒于初冬前的北京之夜，进入一片寂静。从隔着长安大街和天安门互相眺望的人民大会堂的北面大门走进去，再向右转，就来到“新疆厅”的入口处。这里已经是一片热烈的气氛，周恩来总理对我们热烈的欢迎。中国新闻界、广播界等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忙碌地进行拍照，银光灯大放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