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这次会见所在的“新疆厅”，面向着入口处放着一排马蹄型的大沙发。中央是周总理和后藤基夫，右面一列是中国方面人员，紧靠周总理的旁边是担任翻译工作的王效贤女士——今年春天在名古屋举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中国代表团到日本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时，王女士都担任翻译工作。日本许多人都知道她。
周总理予人的印象是老了一些。但是从他对国内领导工作这样细致繁忙，在基辛格访华以及联合国恢复了中国代表权等一系列激荡着历史的重大事件中，连体息的时间也没有，这样埋头的工作看来，又显示出他有意料不到的精力和健康，完全看不出周总理是七十三岁的人。
周总理的谈话首先从去年《朝日新闻》社长广冈访问中国谈起，接触到联合国、日本关系，进而谈到日本的报纸、汉字等问题，范围十分广泛。
谈到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时，他进一步提到东京、纽约的“台湾独立运动”，特别强调东京的“台湾独立运动”更加搞得起劲。讲到这里，周总理的面部表情也随着最为严肃。周总理最近曾对日本代表团极为具体地叙述了张群、何应钦、谷正纲等三名台湾的官员同日本的一部分军国主义者和垄断资本以及旧官僚支持的“台湾独立运动”分子，想搞台湾“独立”，显示中国对台湾的“独立运动”具有强烈的警戒心。
谈到新闻报刊问题时，周总理说：“你们各位可能没有见到过……”他讲到中国每天出版的供国内干部观看的外国新闻和外国报刊评论的“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中国领导人和干部之所以熟悉外国的消息和新闻报道，就是从这些刊物而来。
在大家谈论时，周总理不时用日语讲：“请吧”“是吗”亲自请我们用茶和点心。日中双方出席的人员时时互相交谈，会谈气氛的热烈令人难以忘怀。使人感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真正在进行“群众的会见”。
最近一个期间，同周总理会见的日本的一些电影、戏剧人士、名演员等都谈到周总理的事情。是的，他可以说是一个在演出活的世界史的名演员，这是他同人民群众一起战斗，从四十年的革命经验中锻炼出来，丝毫没有做作的作风。这次历时两个多小时的会见，似乎一瞬之间就过去了。
贵社的广冈（知稔）社长去年春天曾同已故的松村谦三先生一起来访。当时他和我没有能够单独会见。现在我同代表社长来访问的后藤总编辑会见了，回国后请代向他（广冈）致意。没有想到松村先生竟逝世了，再不能同松村先生会见了。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和要求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提案在联合国通过了。（这时周总理提到日本报纸的社论，对日本发来的贺电笑容满面地表示感谢之意，然后他说）
老实说，我们也没有料到这个提案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压倒多数票通过。这固然对美国政府看来是意外，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没有料到的。（笑声）
既然提案通过了，我们不能违背多数国家代表的人民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我们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这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胜利，也是包括日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胜利。我们感谢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支持。
全世界的多数国家和人民欢迎我们，我们不能不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已经发出了三封电报，朋友们也发来了希望我们早日派出代表的电报。这些电报都看过了，但还没有同党中央商量，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组织怎么样的代表团还没有拟订出方案。
美国还在联合国依靠它的势力欺负别人。美国的得力伙伴、日本的佐藤政府决定做“逆重要事项”的共同提案国。但是联合国的观察家却预测赞成和反对的票数几乎相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同联合国代表布什，以及日本的爱知代表和一百多国的代表频频会面，拼命做工作。他们相信经过这番工作的结果，投票的电子计算机上赞成美国提案的票会有几票多数。
但结果是，“逆重要事项”案以四票之差被否决了，反对美国提案的票达五十九票。阿尔巴尼亚提案表决时赞成票达七十六票，增加了十七票。这十七票在表决“逆重要事项”案时几乎都是弃权票，还有一部分原是支持美日共同提案的，但是后来转到我们这一方面来。这是出乎预料之外的事情。显然日本什么事情都喜欢这个“逆”字。这些国家急速转投阿尔巴尼亚提案，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这也可以说表现了世界人民的趋向吧。
联合国成立以来已经二十六年了，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蒋介石集团却一直霸占着中国的席位。这是完全不合理的，是不能容忍的。今天的现象正是郁积多年情绪爆发的结果。阿尔巴尼亚案得到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即能够得到超越三分之二的支持票通过，就是不可动摇的证据，美国的计算机失去了作用，美国的打算适得其反，佐藤政府的愿望也落了空，因此我们不能不重视这次表决的结果。为什么呢？这一结果反映了投支持票的七十六个国家以及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和人民的愿望，反映了包括日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至于我们对联合国的态度，中国古时就有句成语，叫“临事戒惧”。我们对于联合国的知识和新发生的事态还不是很熟悉，我们必须慎重。但是这并不是缺乏自信，慎重是必要的，粗枝大叶不得。阿尔巴尼亚提案支持的七十六国中，有大、中、小国，所在地区、制度、环境也多异。但是一切国家都必须平等。特别是我们必须尊重中小国家的意见。如果小顾中、小国家的发言，只凭大国的意见办事，那就违反了大、中、小国一律平等的前提。就对阿尔巴尼亚提案投弃权票的国家来说，他们在美国的面前，尽管有困难仍然表示了接近中国的愿望，我们就必须重视同他们的关系。
即使是对投票反对阿尔巴尼亚案的三十五个国家也要分析。例如日本的大多数人民，希望同中国友好和恢复日中邦交，阿尔巴尼亚案通过后，他们对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的地位表示了祝贺（周总理一面还强调说：“这样大的事情发生了以后，我最初会见的是日本新闻界的朋友”）。我想在这里向日本人民发表下述的一番话。
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的愿望虽然实现了，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促进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向恢复邦交的方向前进。
当然，在支持阿尔巴尼亚提案的七十六国当中，也有些国家还不能同中国有国家关系的交往，虽然这个国家的人民同我们是友好的，例如以色列就是如此。这绝不是说同犹太人不能友好。以色列在中东挑起了侵略战争，至今问题未解决。因此，以色列虽然对我们投了支持票，但还不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表明立场、划清界限不能含糊。
葡萄牙对我们投了票。他们在非洲仍维持着殖民地，但是中国支持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他们也许是这样想的，就是说，由于他们支持了中国，中国在安理会上在殖民地问题上不要指责他们……。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关于联合国，原则问题虽容易谈，但具体问题究竟怎么做，还未经过充分的讨论。二十八日（十月）的《人民日报》发表的《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社论，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原则的立场和态度。
（周总理回答“亲自出席联大吗？”的问题时，用完全没有那回事的样子，一面表情丰富地摇手说，完全没有那样的想法。）
你们认为联合国能解决什么重大问题呢？（周总理在这里转而提出了质问，后藤总编辑答说：“中近东的问题，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联合国不能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但是如果中国重归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出现了新的局面吗？”之后，周总理接着谈话。）
我们的原则是明确的。我们反对超级大国，反对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我们决不做“超级大国”。我们的立场你们是知道的。
我们要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正义事业而高呼。我们反对大国压迫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周总理说至此，表情突然严肃起来）。为了缓和世界的紧张局势，美国及其追随的国家必须将其一切武装力量自外国撤退，首先是不使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再遭受侵略战争的灾祸。即使是对美国来说，不是也没有必要跑到印度支那去流血吗？（周总理就这个问题一面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是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实现了这个要求就能获得民心。也许有人认为撤退了军队就失去了面子。但是，在死人同维持面子二者须要择一，究竟是取哪一样呢？即使从面子上来说，最好的办法也还是撤退军队。戴高乐执政后几年就撤退在阿尔及利亚的八十万军队，连法国侨民也撤回去了，这不仅不损及面子，反而赢得了称赞。
（后藤总编辑问到尼克松访华时会不会谈到这些问题时，周总理引用了美国《生活》杂志刊载的毛主席对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关于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毛主席在更早前说过，他如果要来，用什么名义来都可以，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七月十六日发表的公告，会谈的内容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双方关心的问题。预作安排的基辛格博士据说回国后对新闻记者说，“就实质问题交换了意见”。交换意见是当然要的，既然面对面，实质问题一点不接触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不过是预备性的交换意见。总而言之，同基辛格博士的会谈内容，双方协议不予发表。最后是尼克松到中国来同毛主席会谈，能不能谈出结果来，到时才能明白。基辛格博士说过，“会谈的全部是两国之间的问题，而不涉及任何第三国。”这是对的。美国政府的其他负责者们说，中美两国不仅制度不同，政策上的原则也互异，实际上要解决问题是困难的。这也是事实。
讲到中日关系，两国人民之间一贯是友好的。过去二十二年来，相互之间的往来从未中断过，友好贸易也是一样，文化交流也一直在继续，现在松山芭蕾舞团正在西安访问演出，日本有新闻记者来访问，中国也向日本派出了记者。就是说，中日两国之间虽然邦交还未恢复，战争状态还未结束，但是人民之间的来往依然在发展着。两国的友好协会过去发表过不少声明，中国的有关方面同日本的在野党、自民党中的反主流派也发表过声明。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为此遭到反动派的杀害。最近我们欢迎了公明党代表团到访，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的观点相当接近，或者可以说见解一致。
我们完全支持公明党提出的关于两国恢复邦交的五项原则。
竹入（义胜）委员长就联合国的决议打了贺电给我。最近日中促进恢复邦交议员联盟代表团也沿着这个方向同我们发表了联合声明。虽然两国人民之间已经有了这样的关系，但是要使之发展成国家之间的关系，还须要一定的时间。是不是这样？（后藤总编辑说，日本现在的政府不会延续很长。但是下一个政府将不得不认真地、具体地研究恢复邦交问题了吧。）
战争结束到现在已经二十六年过去了。联合国通过的决议也说蒋介石集团不能代表中国。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曾长时期的维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任何人不能抹煞的。为什么到现在还在维持这样的状态？人民对此不能同意。尽管在改善邦交关系方面还须要一定的时间，我们依然支持日本人民的要求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恢复邦交的愿望。（后藤总编辑提出问题说，我们国民的多数人都希望迅速恢复邦交，这一点是一致的。原则问题也很清楚，但是具体的谈判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呢？周总理回答说。）
中日两国改善国家关系须要由政府间进行谈判。因此，日本政府必须表示明确的态度。佐藤首相在东京对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只说一句：“请向周总理致意”。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事实上我曾对石桥湛山、片山哲、藤山爱一郎、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先生说过笑话，我说你们国家来的都是退职的首相、外相和大臣呢。
当然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访。但是，为了中日恢复邦交，日本政府必须就台湾问题表示明确的态度，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弃。
联合国作出了决议，驱逐蒋介石集团，但是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又出现了。这是一股逆流。日本在旧金山条约会议上明确表明放弃台湾，但又说什么台湾归属未定，策划“台湾独立”。东京和纽约是他们的活动舞台。东京比纽约更坏。我们坚决反对所谓“台湾独立运动”，这个问题比推进中日恢复邦交还要重大。
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由于中国在中日战争失败而被日本夺去的，但是从一九四五年起已经再度归还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要求立即无条件全面归还冲绳的斗争，也支持日本人民对北方领土四座岛屿的要求。如果日本的党派之中，或者某种势力的人们，企图把台湾从它的祖国分割出去，那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们认为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不会赞成，你们各位先生想也不会赞成。
现在日本经济界和政界中的有识之士也在反对“台湾独立运动”。他们主张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九月底，关西经济界访华代表团的先生们到北京来时，也表明反对“台湾独立运动”，其中有日立造船社长永田敬先生和住友金属工业社长日向方齐先生。这次我们还要接待东京经济界的各位。这个代表团里，经济同友会的人、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人以及新日铁社长永野重雄先生等都将参加。他们也认为把台湾再从中国分割出去是永远办不到的。
但是，尽管是极少数，在日本的言论界不能说没有带着旧思想和军国主义、殖民地主义思想的人。他们制作了许多军国主义的影片。你们看过“啊！满洲”这本特刊吗？他们制造对中国的东北怀旧的思想。你们各位这次到过东北了，我想你们在参观东北之后，清楚地认识到过去的历史不会重来。我们坚决不许这样的情况再度出现。
（后藤总编辑在谈了东北发生了大变化，取得了大发展之后，周总理说）
发展是有的，“很大的发展”，还不能说。但是无论怎样，“满洲国”的时代绝对不许再出现了。“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已经去世了。平心而论，他最后改造得很好。（周总理让我们看过之后说）你们看过他的书《我的前半生》吗？对他来说，他的认识是提高了。六十岁左右逝世了，如果不是生癌，一定能活得更长。末代皇帝能够有这样的自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弟弟溥杰现在还在，溥杰的夫人是日本贵族。
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愿望在新的时代的基础上，建立起中日两国间的新的友好关系。我们很赞成中日两国言论界的朋友互相往来，互相携手是件好事。《朝日新闻》访问中国的记者是不是比别的报纸多一些？（笑）
（说到此处，周总理的话题转变了，他问哪一位以前到过中国。他的话题还转到汉字、报纸等方面。谈话完毕后，周总理沉着大方地、微笑地站起来，一直送我们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并逐一同大家握手，用大声而缓慢的日本话说：“再见！”）
（原载（美）埃德加·斯诺等著《周恩来纪念集》第400—409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5月版）
【注释】
〔1〕周恩来于1971年10月28日夜会见了日本《朝日新闻》总编辑后藤基夫。本文是日本《朝日新闻》于1971年11月6日发表的有关这次谈话的纪录。——编者注
同英国记者、作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谈话〔1〕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周恩来先生接见客人，都是从他繁忙的、长时间的工作日里可能挤出的一些空隙来进行的。他的工作人员或他自己也无从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会客，因此很少有预早约定的。代之而行的是随传随到的制度；有时可以等几天，有时会等更久，可算是对神经是否衰弱和忍耐力的一种考验。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那天晚上十一时三十分，我突然被带到人民大会堂。这是一个坐落于北京大广场的建筑物，里边有无数大型会堂和接待室。周恩来先生——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与几位官员在客厅等候接见我。他向我致歉要我等得这么久，让我坐在有扶手的椅上——就这样，我们在五个钟点内没有移动，直至凌晨四时三十分。
周先生不是一个容易的采访对象，因为他喜欢让讨论自由发展，而不喜欢那些一问一答的采访框框。或者更正确地说，他喜欢谈话依他的意旨来进展——这并不是说他会避开问题而不答，他要的是这些问题要来得自然，而不是从采访者准备好的笔记中来。我们的讨论只有一个限制，就是只谈外交政策。可是他涉及范围之广和精神之好是使人惊异的。在几秒钟内他会从花絮带到分析，从数字转到说笑，从近乎泛谈到极度聚精会神。
七十三岁的周先生看来年轻，到凌晨四时三十分，他才略现疲态。对他来说，这还可能算是轻松的晚上了。据说有时他作竟夜之谈然后开始另一个工作日。他的英语很好。可是他却要请翻译员（通常是在哈佛念过书的冀朝铸）作翻译——然而他密切注视谈话的进展，指出翻译的错误或者稍微改正译者的语气。
杜利化仁爵士（LordTrevelyan）最近说周先生是他一生见过的谈话对手中要求最高和最使人感到有代价的。我很同意这说法。即使在五小时中的谈话需要翻译，那还是一个极深刻的经验。在充满信心的语调中，他从官方记录式的声明转到一些不便记录下来的内容。能保障这些内容不在记录之列是因为有官式的谈话内容的记载。两位中国的速记员写下总理的意见，翻译员保存一份问题的记录，整个谈话由录音机录下来。
官方记录需要很多功夫才能完工。首先中文速记要变成“慢记”，然后校对，然后译成英文，然后（我猜想）呈给总理过目。一旦完工，这份记录是不可侵犯的——文法错误或显然的翻译错误也不能更改。
当然哪，这是中国人的做法与众不同的一个例子。然而，也像他们做其他事一样，来得干净利落。周先生的看法与中国政府的官方声明有同等的分量。
***
麦：总理阁下，我可否问你对战后历史趋势的看法吗？
周：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邱吉尔在米苏里州的富尔顿（Fulton）发表他的反共反苏演说，企图动员西方以至全世界的力量来反苏，而达到大英帝国维持它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的演说对美国有相当大的影响。美国以这演说的调子制造大规模的反苏反共宣传。
在那时，反苏战争爆发快要发生之说颇为盛行。然而，毛主席看到整个事件的内幕，因此他用笔名发表了文章，不同意反苏立场能导致反苏战争之说。他指出美国事实上想利用反共反苏宣传作烟幕，以便掠取在美苏之间的广阔的中间区域。
真的，上次大战后己有二十六年了，新的世界大战还没有发生。然而，小型战争从未在第一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停止过，而中国内战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以世界霸主出现。哪里有人民要解放，它便要派军队去镇压。它建立许多军事基地和派无数军队外驻。哪里有经济困难和要钱，它给钱。它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马歇尔计划，另一种是投资。马歇尔计划花的钱总数是三百亿美元，而美国的总投资却远远超过这数字。
结果怎样呢？美国不仅侵略和占领第一中间地带中（亚、非、拉）许多地区，并且对美苏间的西方国家（第二中间地带）也加染指。
然而今天世界的形势怎样？尼克松总统于本年七月六日在肯萨斯城发表演说，而英国首相希斯于十月十六日在保守党的年会中也作了总结演说。两篇演说词互相呼应。希斯演说的要旨是英国在战后二十年一直追随美国而放弃于欧洲，到今天大英帝国终于崩溃，英国亦沦为二等国家，因此英国应回到欧洲，参加共同市场。
“是美国养肥了日本”
尼克松在他的肯萨斯城演讲中说：在过去二十六年中，美国达到了在二次大战刚结束后从未梦想到的地位。苏联在战后也逐渐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并正在和美国争夺霸权。在西欧，在这第二中间地带，共同市场出现了；它使西欧工业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和美国匹敌，这是第三个力量。
第四个力量是日本。我和很多美国朋友们说过，是美国养肥了日本。在今年或明年内，日本的钢产量就可以接近或超过美国。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是对中间地带的打击：首先是日本，其次是西欧国家，同时它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
尼克松总统又说还有一个第五力量，这就是中国。但他说中国是一个潜在力量。希斯也讲了同样的话。我们承认在几十年内我们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而昌盛的国家。但是我们已经宣布我们永远不会做超级大国；今天不做，将来也不会做。
从全世界来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些就是二次大战后二十六年来世界局势的变化。
麦：但是目前的美国政策本身是否有深刻的矛盾？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计划和他在联大的“两个中国”政策颇难协调。
周：但是当他说要来之后，马上有很多国家改变了态度。这影响了联合国投票的情况。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麦：没有，但以美国的国内政治来说，自你说他可以来之后，尼克松先生的声誉似乎已直线上升——还有一个后果是美国的和平运动似乎已经进入睡眠状态。在中国观点看来，这两个后果一定是不利的口巴？
周：这不一定。我拿一件最近的事情来说明这点：请看联合国投票结果。我们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可能美国也没有想到它的“两个中国”方案会遭到这样的惨败。结果是大门给打开了。人们说：既然尼克松可以到中国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去？
联大以五十九票对五十五票否决了美国提案。在这五十九个反对美国提案（这提案主张驱逐台湾是一项“重要问题”，必须有三分之二多数）的国家中，十个国家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在这之后，他们也赞成了阿尔巴尼亚提案（即主张恢复中国席位并驱逐台湾）。假如这十个国家没有投票反对而是弃权的话，结果会是四十九票对五十五票，而美国有关程序的提案就可以通过。这件事反映了尼克松总统表示希望到中国来之后的变化。这是第一点。
第二，有些刚和中国建交的国家还受到美国的压力。在十五个在程序问题上弃权的国家之中，大多数是最近才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他们在美国压力之下只能弃权。
他们的弃权其实也支持了中国，因为弃权国多了总票数便减少，这样就比较容易获得多数票。结果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情况——美国的提案被否决。紧接着的后果又是怎样？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这不仅是三分之二多数，而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和二十一个其他国家的提案的压倒性胜利。
这七十六票又是怎样来的呢？反对美国提案的五十九票没有起变化。但是本来十五个弃权国中有十二国转为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其中大多数和中国有外交关系。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有些以前支持美国提案的转为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
在这些国家之中也可分为两个范畴。首先，拿墨西哥来说：当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通过之后，它马上断绝了与蒋介石的外交关系。这表明了它支持的是美国的程序动议，并不是美国的立场或蒋介石。这点已由墨西哥总统在联合国的演讲中表明。第二个范畴包括了以色列和葡萄牙。它们这样做是什么原因，你是清楚的。这样就增加了十七票。弃权的也从十五票增加到十七票。只有三十五票反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于是联合国的形势为之一变。这当然也有某种偶然的因素，但是不可抗拒的趋势也往往是在偶然的现象中表现出来。这表明了中国不能再继续被封锁的趋势。
本来我们不打算马上到联合国去。但是当我们听到有七十六票支持我们的时候，我们便不能不去。不然的话，大多数支持中国的国家会感到失望。
这七十六票不但反映了世界上的正义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二年来被剥夺的权利和驱逐蒋介石集团，它们也证明了美国在过去二十二年的立场是错误的。十一月十五日，五十七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的欢迎会上发表了演讲。
美国以东道主的身份先讲了话，所以苏联觉得也需要讲几句话。接着，蒙古和日本也讲了。在五十七个讲话的国家中，八个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加纳还没有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有些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没有时间讲，因为这个会已经开得太长了。
你已经看到了我们代表团在联合国的第一次演讲。听说有些人对这次演讲感到惊奇，说没想到我们在第一次演讲中就这样清楚地阐明了各项原则问题。
“问题只能和尼克松解决”
为什么我们要跟尼克松总统谈？毛主席已经公开地和埃德加·斯诺解释了这点：因为尼克松是美国的总统。当前中国和美国的问题只能和尼克松总统解决。既然他要来，我们愿意和他谈。因为如果你不和元首谈，那末还跟谁谈呢？假使你不跟元首谈，而跟二三级的人谈，问题不能解决。
例如，在过去我们和蒋介石谈过怎样解决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起初我们和他的代表们谈，但是事情没法解决，他们不敢负起责任。如果说和二三级的人谈是对的而和元首谈是不对的，那就不合逻辑。
再说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我说过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但是美国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美国政府同意了，而谈判就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在日内瓦开始。
英国曾经从中斡旋，韩玛绍也作出了贡献。谈判举行了，但是这个大使级谈判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谈判继续了十六年，当美国扩大了它对越南的战争和大举侵入柬埔寨的时候，我们中止了谈判。
最后尼克松总统自己来敲门了，他说他想来北京谈判。好吧，我们就请他来谈。现在谈判还没有开始，但我们已经在联合国了。这是一项胜利，而我们并没有放弃任何原则。
麦：假如尼克松现在的亚洲政策真像看起来那末强硬，那末他到这里来很可能是浪费时间，是吗？
周：我也是这么看法。但是我们不应该有太大的期望。所有问题怎么能一下子解决？不可能有这么回事。但是假如他一事无成，美国人民会答应吗？
麦：但是他会试图诿过于你。
周：他可能做不到这点。我们已经在联合国提出这些问题了。关于重大国际问题，包括台湾问题，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立场。这些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会为了它们的实现而奋斗。
我们和苏联完全不同。它不敢公开讲，却在别人背后进行交易。这对小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一到联合国就表明立场。
麦：我到达北京后，已看出日本的政策——经济政策和军事潜力——是你们政府关心的事情。
周：最近我曾和一些日本企业家谈过。他们推出“修正资本主义”的口号；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企业家正面对着一个困难，日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现在的水平，生产方面在西方国家中几乎占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即使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日本也仅次于美国和苏联。
但是，它的经济发展是畸形的。第一，它缺乏天然资源而需要进口极大部分的原料，它需要去很远的地方捕鱼，因为它的无约束的经济扩张制造出污染，毒杀所有淡水鱼和日本附近的海洋鱼类。污染的害处在美国和日本达到了顶点。
第二，大宗的进口和出口使运输方面的负担很大，所以日本的造船业最发达。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船都是造来给日本自己用的。日本的油船已达三十五万吨，而且他们现在还计划建造一艘五十万吨的油船。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油船很难泊岸，装油和卸油都用管。因此极大多数的日本炼油厂都设在沿海，结果是海的污染很厉害。在美国的情形也一样。
极大部分的日本市场是在海外，但是海外市场是有限的，而且它要经过竞争才能占有。同时日本的农业已经崩溃。以前日本农产品能够自给，大米还可以出口。大部分城市人口习惯了吃饭，现在需要进口美国面粉，要改吃面包了。五谷的总产量已经下降，因为土地和劳力都集中去应付工业发展的需求。工业滋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日本剩下的纯粹农业范围萎缩。
这种畸形发展继续下去是危险的，因为日本一定会和别人争夺殖民地。举例来说，它正在投资于南亚洲次大陆、非洲、拉丁美洲和远东的国家。
这些投资是新殖民地性质的。经济扩张一定会带来军事扩张。举例来说，运油的船从中东开到日本须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而过多的航运会污染那区域的水。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扬言马六甲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
这使马来西亚和印尼不满。他们并没有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给他们的创伤。美国的人民也不会忘记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带给他们的祸患。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现在正尝试再次挑拨起武士道精神。你看过一套日本电影后便会明白。我们可以放映给你看。
但是再次鼓吹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在七十年代的亚洲，人民已经觉醒了。根据前面我的解释，如果战争一旦爆发，这样孤立的日本怎能把它持续？
日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选择战争的途径或和平的途径。如果选择经济扩张的路，无可避免地会导致军事扩张而引起战争。
另外一条路是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和民主的日本。这样的日本就会受欢迎。日本人现在正站在交叉路上。即使是日本的企业家也正在犹疑，否则他们为什么会提出修正资本主义？
我们的观点是：修正社会主义会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修正资本主义并不会进入社会主义。这可能导致采用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是日本虽然是一个战败国，在战后二十六年中并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受凡尔赛条约的束缚，现在并没有像凡尔赛条约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日本正站在交叉路的原因。当然，极大多数的人总想得到一个和平的环境。
日本应该和中国友好。我们不需要向外扩张。所以昨天我告诉几位日本的企业家，他们的政府太过不实际。拒绝承认有七万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仍然认为在台湾的蒋介石是中国代表，这是无稽的。即使是联合国的情形，这次也转变了。日本能不能够保持不变？虽然现在有一个难题，但是这个难题终于是要解决的。
“维持老朋友是美国的政策”
你不是问我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矛盾的意见吗？我以为应该让尼克松总统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如果他到中国来，而台湾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他回去时怎样交代？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是它只占次要的地位。为什么？因为台湾的解放已经等候了二十二年；和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比较起来，后者比较紧迫。因为全世界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要求美国把它的军队撤走和结束这场战争。
麦：但是尼克松先生不是讲清楚了吗？从越南“撤退”是指把在那里的军队“减少”——到足够继续支撑阮文绍政权的最低水平。
周：维持他们那些“老朋友”是美国政策的核心。即使尼克松总统自己也曾经承认美国遭受过失败，不能继续独霸世界了。这就是他在肯萨斯城演说中提及的。他既然接受了这个前提，为什么他仍然要顾及这些堕落的和摇摇欲坠的“老朋友”？为着照顾那些老朋友，他自己就不能脱身。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不会赞同这个方针，因为所有人民都会恐怕这场战争会再起或更扩大。
说到面子和名誉，只有美国立即全面和全部的从印度支那撤退和停止支持它的“老朋友”，才会是有体面的。没有决心的措施和把这件事拖延，不会使双方高兴，而只会遭遇到双方的反对。当然，美国跟班的军队，如南朝鲜和泰国，也一定要全部撤退。只有这样的做法才或许有可能和那里的人民和政府保持某些联系。
这样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戴高乐将军从阿尔及利亚撤退便保持了一些联系，既然知道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裹足不前，继续胶着状态，而又希望人民不会反对而会表示友善，那是不可能的。
尼克松总统很喜欢推行什么“化”——“越南化”、“高棉化”（即“柬埔寨化”）和“老挝化”。我曾经提醒过很多美国人，他们制造这个“化”和那个“化”，但是有没有比“中国化’，还大的东西？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一九四六至四九年四年之间，美国政府为蒋介石装备了或重新装备了八百万军队，和把他所需要的财政支持给他，但是最后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军队还不到一百万，其他的全部被消灭了。
那时极大多数解放军用（夺获的）美国军械。有一幅照片是毛主席检阅我们进入北京后的队伍，这幅照片显示出他站在一架美国的吉普车上检阅美制的大炮和坦克，为了推行“中国化”，美国在四年之内蒙受巨大损失。现在美国在印度支那还要搞什么“化”，这说明它还未接受教训。
美国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个矛盾？我以为主要是受到国内经济危机的困扰。因为有了这么多伤亡，美国人民拒绝继续这场战争，和要撤回军队。这些军队都没有士气，而且很多人吸毒。如果真的撤兵和结束战争，当然会有很多战争用品丢在一边，生产要降低，经济危机会更难于收拾。
美国垄断资本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地和战争工业有牵连的。如果美国想增加出口，它就要供给它的卫星国更多贷款，因为那些卫星国没有钱来买这些商品，所以美国便要增加财政预算的开支，订单会继续发出，使每个垄断资本集团都有一份。
但是，为了订单的分配，垄断资本集团间会引起争执。而且，有些国家现在已经能够自己制造和不想继续买美国货。欧洲共同市场扩大了，日本的市场也扩大了。市场有经常的抢夺，矛盾是无休止的，这是一个难题，我们不知道美国要怎样去解决它。
至于越南，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早已下定了决心，只要关国一天不撤退，他们就一天不停止战斗。我们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为着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直到最后胜利。印度支那问题的处置，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主权内的事，别国无权干涉，越南问题须要由越南和美国的代表直接谈判。但是我们有权支持他们。
麦：我们撇开东南亚来谈谈最近南亚洲方面局势的发展好吗？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怎么样？
周：关于印巴问题，我国代外交部长姬鹏飞于十一月七日已经述明我们的原则。（当时适值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及前外交部长布图（Bhutto）访问北京。）印苏条约的草案搁置在苏联外交部的抽屉里已有两年之久，但是在尼克松访华这件事公布之后，苏联马上便草率地和印度签订了这个条约。该条约目的在实现勃列日涅夫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专门对付苏联所敌视的国家；可是这个目的看来也难以实现，因为其他国家对此毫无反应——（苏联）曾对其他国家表示愿意签订相类似的条约，但都遭到拒绝。
如果印度悍然挑起战争，它会得到什么好处？问题就能解决了吗？一旦战争爆发起来，不只是单方面，而是双方面都将遭受到损失。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打起仗来，你也知道我们将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抵抗印度的颠覆性和侵略性的行动。印度终将自食其果，而此后次大陆亦将永无宁日，
麦：有一些证据显示印度早就在扶助孟加拉国运动，但这情况也有其另一个方面：孟加拉国运动在目前固然是得到印度的全面的支持，而东巴基斯坦境内也的确有一个孟加拉民族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巴基斯坦本身就是不列颠帝国撤出次大陆时所遗留下来的产物。
周：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不列颠，特别是在于蒙巴顿（Mounthat-ten）政策：蒙巴顿（在次大陆上）实施了不列颠帝国“分而治之”的政策，因而遗留下一些祸根，也埋下了许多计时炸弹。
可以说这是殖民地主义的一条发展规律：当殖民地主义要实行统治一个地区，为了便于剥削，它把该地区统一起来；但当它要撤走时，它又埋留下一些祸根，以便对该地区施行远距离控制。
帝国主义总要训练一批走狗来管理其殖民地。印度本来并不是一个整体的，但是通过殖民地的统治，不列颠帝国在婆罗门这个上层阶级中孕育出要建立一个印度帝国这个意念。尼赫鲁就有这一个意念，而且贯彻在他的政策中。就拿中国的阿克塞钦（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这块地方来说吧，本来这地方就是在不列颠地图上也没有被划入不列颠帝国的版图之内，而我们也没料到阿克塞钦会引起问题来。
我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写给亚、非各国元首的信里面，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印边界西段问题的起源这件事。我曾经和尼赫鲁谈过那条所谓麦克马洪线，他只在印度和中国新疆的边界这方面说了一些笼统的话，他甚至认为巴基斯坦治下的克什米尔也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并且说在我们两方面的地图上，该地区的边界走向有出入。
后来，我们在与巴基斯坦签订边界条约时，双方曾在界线的划分上作过调整。当时尼赫鲁只知道我们有一条连通新疆与西藏阿里区的路线（经过阿克塞钦），但不知道我们正在那里兴建一条公路。事实上我们早就在修筑这条公路，但他不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我们是用什么办法去建这条路的，他后来从我们的一本书报上发现这件事。
麦：再回到当前的局势上，看来现在印度是要再次执行几乎是无情的战争政策了。
周：一旦战争爆发，往往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动乱会不容易被制止。
麦：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是我还想最后简短地问问有关中英的关系。
周：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但是直至现在，中英还未能互派大使，主要原因是因为英国坚持他们那不合理的逻辑。
英国公开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申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照理这不是很清楚了吗？但另一方面，英国却又坚持说，假如英国被逼回答时，英国会采取“台湾地位未定”的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