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到深夜，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同志又安排了一些其他工作。
这段时期的总司令，真是左路军中的中流砥柱。张国焘对他百般刁难、排斥、打击，生活上也给他制造很多困难。但朱总司令顾全大局，同战士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该忍的就忍着，该斗争的就坚决斗争。始终坚定不移地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教育着红军战士，终于带领着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在朱总司令、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五
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同志担任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遵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在太行山、雁门关等地区指挥部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个时期，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有一次，听说朱总司令要来西安，我们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准备隆重地欢迎他。当时准备了车辆，派了好几个同志去帮他搬行李，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在月台上等待着。
火车徐徐入站，朱总司令在车厢门口出现了，他同以前一样朴实，穿着军装，态度仍是那样可亲，平易近人。我们来迎接他的同志们互相看了一眼，交流着敬仰的心情。
我们跑上前去，向他问好。
他说：“你们都好哇，好久没有见面了。“
同志们都说：“你的行李呢，我们帮你搬。”
朱总司令笑着答：“不用了，你们看，都在这里。”
我们看见他的警卫员手里拿着一床军毯，肩上挂着一个包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们都说：“怎么就这点东西？”
朱总司令笑着说：“我这样很好，白天行李放在马上，晚上包袱可当枕头。”
晚上，他住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看见他的小包袱内，只有一套军衣和两套内衣，还有一双新布鞋，我们又感动又惭愧。我们到西安后，多多少少都有些“装备”，生活也宽裕一些了。可是朱总司令仍然一如往昔，生活还是那样简朴。他这种高尚的道德品质，给我们真实地、生动地上了一次政治课。
朱总司令革命几十年，同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的同志在一起，领导革命，使革命取得胜利，为人民立下丰功伟绩。在他身边工作，使我们得到很多教益。几十年来，我经常回忆着过去同他在一起的时刻，经常用他那些感人至深的光辉业绩，鞭策和鼓舞自己，坚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写于1959年，发表于1978年
朱德同志对通信事业和电子工业的关怀 ——王诤
从参加红军开始，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我受过朱德同志的多次教诲。朱德同志对通信事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关怀备至。我回想起这一切，倍增对朱总的深切怀念之情，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鞭策着我，要我永不停步，为把我国电子工业和电子科学技术搞上去而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一
1931年1月3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和刘寅同志两个从旧军队来的无线电台人员，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总政治委员和朱德总司令。两位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十分重视，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参加红军。毛委员讲了红军和自军的本质区别，勉励我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要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总司令接着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这些看来极平凡的话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革命辩证法啊！我当时听了字字都感到新鲜。尤其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几个字，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毛委员、朱总司令的预见很快就开始变为现实。
红军原先是没有电台的。1930年除夕，红军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龙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捷，缴获到敌张辉瓒部一部电台。当时红军战士不认识它，把发报机弄坏了，只剩下一部收报机。红军总部当即通报全军，今后凡缴获到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缴，不得损坏。在龙冈大捷后的第四天，红军在东韶痛击谭道源师时又缴获到一部电台。这回，红军战士们完整无缺地把它送到了红军总部。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台。紧接着，红军总部成立了无线电队。党派冯文彬同志来当政治委员。无线电队从各军选调了十几名优秀的青少年战士办起了训练班，培养报务员。毛委员曾亲自到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政治课。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朱总司令亲自来讲了话。我现在还记得，朱总司令在讲话中非常强调：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他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朱总司令的教诲，成为我们艰苦创业的强大动力。
无线电训练班的物质条件确实是极其简陋的：树荫作课堂，石板当桌子，电键不够用，就用左手的大拇指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捏不住了，就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政治上坚定，技术上也比较熟练的无线电通信骨干。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最多有一千余人，包含无线、有线、司号、旗语各类人员。红军还组建了一个通信材料厂，修理和制造当时急需的一些通信器材的零件和配件。在生活上，我们同样战胜了种种困难。
说起战胜困难，朱总司令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自己打的草鞋，同大家一样吃糙米饭、南瓜汤，一起摸田螺来改善伙食。他生活在红军战士当中，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按着毛委员的战略战术思想指挥红军作战，英勇沉着，临危不惧。后来我曾听到毛主席多次这样称赞：朱老总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面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在和朱总司令的接触中，他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藐视困难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在粉碎敌人“围剿”时期，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一个红军总司令都甘之如饴，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朱总司令一方面教育我们要敢于克服困难，同时在生活上又处处照顾我们。红军本来是没有夜餐制度的，总部却规定我们电台值班人员可以吃夜餐。红军中从总政委、总司令到每个战士，都是靠从每日五分钱的菜金中节省下来的伙食尾子作零花钱，总部却给我们几个人每月几十块银元的技术津贴。后来，我们联名要求取消津贴，总部嘉许了我们的精神，但只酌减了津贴的钱数，津贴制度仍保留着。在接连不断的反“围剿”战斗中，营、团干部都取消了骑马，而我们电台却仍然配备了马。朱总司令还把同志们送给他的、根据地极为难得的香烟转赠给电台人员抽。
更重要的是，朱总司令对我们政治上十分关怀爱护，着重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从红军有了电台到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朱总司令经常在晚上到电台上来同我们谈心，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就是在江西兴国小布成立我军第一个电台的那间普通民房里，我第一次听说：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时，我只觉得这个道理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朱总司令在向我们传播《共产党宣言》里的真理。朱总司令不厌其烦地讲解，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他从军阀土豪为什么能作威作福，劳动人民为什么会挨饿受苦，讲到工人农民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必要性；从民主革命的任务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讲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定要胜利。那通俗而朴实的话语，像春雨一样一滴一滴渗进我们的心田。在菜油灯下，可以看见朱总司令的面容是那样慈祥，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洞察未来的眼睛向我们投射出殷切期待的目光。他说：“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现在的红军无线电干部肩上。”当时，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们这些普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将来要去掌管全国的无线电事业，但是总司令的话体现了党对我们多么巨大的信任！他对革命前途怀着多么巨大的信心！
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只凭这一部半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我们的工作，除了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敌军的无线电台的行止，以帮助总部了解敌军的动向。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之后，贼心不死，于1931年2月命令何应钦率领二十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向我进行第二次“围剿”。按照毛主席精心设计的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打法，我军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红军集结在离富田约四十里的东固地区，等待敌人脱离它在富田的巩固阵地后，便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毛委员、朱总司令要求我们电台人员高度集中精力，侦听敌人的行踪。我们跟随总部移驻东固坳上，二十多天来，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捕捉着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5月15日黄昏，我们终于截获到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的通报。愚蠢、麻木的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师部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哪里去？”师部台回答：“东固。”这就是说，毒蛇就要出洞了。我们立即把这份情报送到总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看了这份情报很高兴，总部立即进行临战前的紧张准备。各军按部署往敌人方向运动。16日，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打响了，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跟随总部指挥所把收报机安设在白云山山腰。下午，我们听到白云山下公秉藩师部电台连续拍发“SOS”这一紧急求救的呼号。一会儿，王金钰师部电台也发出这一呼号。这说明仗打得差不多了。首战结果，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被我歼灭。
战斗结束，朱总司令表扬了电台的工作。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同在第 线和敌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比起来，贡献是太小了。拿我来说，参加红军几个月来，如果没有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耐心教育，我能做出什么成绩来呢？
在毛委员的关怀下，在朱总司令经常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红军的这支无线电技术队伍扩大了。事情正是按照毛委员、朱总司令当初的预言发展的。红军利用反“围剿”中不断缴获到的电台，依靠红军自己培养的和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无线电教术人员，以及陆续从白军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这年6月，我们跟随朱总司令在福建建宁休整。在这里，红军组建了无线电总队。伍云甫同志任政委，我任总队长。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共组建了五个无线电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利地粉碎敌人第三次、第四次“围剿”提供了更有力的保证。由于我们缴获到了公秉藩师部的那部功率一百瓦的电台，1931年秋天，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局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较远距离的无线电通信。1931年末，在江西端金召开中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毛委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同时表彰了作战有功人员。我代表通信部门，被大会授予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
二
长征开始以后，我没有能跟随朱总司令工作。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朱总司令离开了陕北，到山西前线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直到1940年，朱总司令返回延安，我才又能亲聆教诲。
1946年和1941年，边区遇到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那时，日寇对我们不断“扫荡”，国民党又对我们搞反共摩擦，在经济上封锁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朱总司令带头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我们看到，朱总司令总是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参加垦荒、种菜、纺线等劳动。在百忙中，他还常常关切地询问我们军委三局的同志们参加大生产的情况。
三局通信材料厂利用自己的车床设备，在完成通信器材生产计划的同时，争取为大生产运动多作贡献。同志们边实践边摸索，做出了一种简便的纺车。朱总司令知道了很高兴，说：“搞得不错呀！也给我做一部好吗？”同志们很快赶制了三部，一部送给了毛主席，一部送给了朱总司令，一部送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当时周恩来副主席不在延安）。当我们把自制的纺车送给朱总司令的时候，朱总司令笑盈盈地收了下来，边抚摸着纺车边说：“大生产重要啊，搞好了，穿的，吃的、用的就都有了。”他还赞许我们说：“你们做得对！就是要这样：既搞好通信，又搞好生产。眼前大生产是全局。不搞好大生产，通信也不一定搞得好。”
朱总司令说得多么中肯啊！是的，我们做技术工作的周志，很容易只埋头于自己的业务，而不大注意全局。我在以后长期的技术业务工作中，每当处理局部和全局的矛盾时，想起朱总司令当年的教诲，就心明眼亮起来。
朱总司令全局在胸，但又把每个局部放在应有的地位。他对我们三局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听取我们的汇报。他为克服通信材料供应困难所给予我们的鼓励和支持，使我们至今不能忘怀。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曾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和八路军的合法地位公开采购通信材料，但在向边区运送途中，常常受到国民党军队哨卡的刁难。有一次，朱总司令从国民党统治区回来，为了掩护运送通信材料，他不乘吉普车，而是乘坐运送通信材料的卡车。因为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坐在驾驶室里，我们满载通信材料的车子就顺利通过哨卡了。单靠从国民党统治区运进材料是远远不够的，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还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造。朱总司令深入通信材料厂，指导工作。他看到了工人们利用铜币压制成的可变电容器片，用铜钱熔铸成的可变电容器轴，用牛角做成的旋钮，用杜梨木刻成的度盘，都赞不绝口。他反复引述毛主席为通信材料厂的亲笔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
1942年，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为了保证前方部队有可靠的通信电源，决定自己动手制造手摇发电机。但要冲矽钢片，需要冲模，要制造冲模，却找不到这种钢材，同志们都为无米之炊而伤脑筋。朱总司令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派人到黄河东搞来了一段铁路上的钢轨。朱总司令为发展通信事业，这样无微不至地操心，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当钢轨抬到工厂里来的时候，有的同志禁不住涌出激动的泪花。第一台手摇发电机制成之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用它做电源，亲自试验通无线电话。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从枣园的窑洞里，通过无线电波，立刻传到了王家坪朱总司令头戴的耳机里。作为我军的通信工作者，还有什么比此时此刻感到更幸福呢？
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关怀下，抗日根据地的通信工作不断发展。但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也出现了新的思想问题。当时在延安，大批的革命青年参加了通信工作。有些同志对通信部门的革命分工有模糊认识。在他们看来，做技术工作最有出息，做政治工作还可以，做后勤总务工作就没有出息。这个疙瘩老是解不开 我想起朱总司令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亲自给我们几个做思想政治工作，循循善诱的幸福情景，就请朱总司令来开导我们的同志。朱总司令乐意接受邀请，决定到三局来做一次报告。
那是一个初夏的下午。三局驻地阎店子的梨树林绿叶成荫，碧油油的小梨子挂满枝头。报告地点就在梨树林里同志们自己动手修建的通信战士礼堂。通信战士们听说朱总司令要来做报告，早就从方圆几十里内赶到会场。朱总司令来了，人们顿时安静下来。朱总司令并不急于谈怎样看待革命分工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得好苦啊，许多贫苦的劳动人民活得连牛马都不如。共产党来了，领导劳动人民闹革命，劳动人民从此才有了活路。为了革命胜利，使千千万万的阶级弟兄不再受苦，许多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同志们，你们说，我们该怎样做好自己的革命工作呢？”
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朱总司令把话题转到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上，接着讲：“你们的工作重要得很呐，指挥军队打仗离不开你们。不过，你们要晓得：毛主席讲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讲的不是你们哪一个人，而是通信工作这个整体。你当报务员，如果没有摇机员为你摇发电机，没有通信材料厂的工人为你提供器材，你能同千里之外通报吗？如果没有炊事员做饭，你整天饿肚子，还能发报、抄报吗？”
说实在的，对于毛主席那句赞誉通信工作者的话，我们许多同志并没有仔细体会它的含义。经朱总司令一指点，大家就明白多了。朱总司令最后总结说：“所以，不管是当局长的，还是做炊事工作的，也不管是报务员、机务员，还是摇机员，也不管是工人，还是干部，只有大家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好，通信任务才能完成得好。通信工作做好了，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功劳。”
朱总司令讲解革命道理，总是那样深入浅出，叫人一听就懂。你听着听着，只觉得是在听一位亲近的长者同自己促膝谈心，全然忘了这是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做报告了，而不知不觉之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乳汁就已在哺育你健康地成长。
在战争年代，同朱总司令在一起，聆听他的教诲，你就会抛开一切杂念，把全力放在如何争取战争的胜利上。而在危急关头，当你还拿不准应该怎样应付突变的局势时，朱总司令的话，就会使你从困难中看到希望，透过黑暗看到光明。
那是1947年3月下旬，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几天。我带着三局的两位同志，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沟，向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汇报关于撤出延安后，我们怎样保障通信联络和无线电广播不中断的安排。我们走进窑洞，见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正盘坐在炕上研究问题。首长们从容不迫，谈笑自若，那种神态和气度完全表现了共产党人对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藐视。周副主席肯定了我们的方案，但又提醒我们：要多考虑问题，要准备有其它意料不到的情况出现，做到有备无患。朱总司令最后叮嘱我们说：“回去后要给同志们多讲一讲：胡宗南来了，坛坛罐罐会打烂。但是，困难是暂时的，渡过了眼前的困难，全国性的胜利就将来临了。”正是领导同志的教导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以比较顺畅的通信联络，保障了毛主席在陕北对全国各个 的作战指挥。通信工作者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先后在几个不同的地点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安装了备用台，保证了党中央撤出延安后红色无线电广播始终没有中断，照常把党的声音、战斗的捷报传向全国，传向海外。
朱德同志这次对我们作指示之后不久，就离开陕北，到晋察冀解放区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去了。
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指示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朱德同志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要求我们进城以后切实管好全国的电信事业，使之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在电信事业方面，国民党留下的工厂很少，设备非常简陋。我们遵照朱德同志的指示进行恢复和整顿。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朱德同志又指示我们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保障通信器材的供应。我们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遵照这个指示，把战场上缴获的美帝通信装备加以剖析，结合我国的条件，设计制造了多种无线和有线通信器材，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朝鲜战场，使得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没有进口一部通信机、一米野战电话被覆线，完全用国产装备满足了通信联络的需要。
1952年10月下旬，总参通信部和当时的电信工业局联合举办了国产通信器材展览会。我们邀请朱德同志前来参观和作指示。朱德同志对解放后短短三年内，我国电信工业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他手握着小巧玲现的步话机试验通话。同志们告诉他，就是这种步话机，在朝鲜战场上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坑道战的通信任务，受到志愿军指战员和通信人员的普遍欢迎。朱德同志连声说：“好，好。”他指示说：“通信装备还要在体积小、重量轻、效能高，使用可靠上下功夫。你们不要松劲，要不断前进，要研究现代的电信科学。” 朱总司令十分重视通信装备现代化问题。1952年年底，他为总参通信部即将复刊的《通信战士》杂志题词：“为建设现代化的通信部队而努力”，明确地指出了通信部队的建设方向，而且也为电信工业指出了发展方向。1956年秋天，电信工业局在北京故宫奉先殿，展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电信工业的新产品。展览会用实物对比的方法，说明新产品比解放初期有了哪些进步，比国外先进水平还有怎样的差距。那时半导体技术在国外是一门正在崛起的新技术。朱德同志特意来参观展览。他一下车就问：“听说你们这里展出有半导体，这是个新东西，我一定要看一看。”在展览会上，他见到用来作对比的一部国外出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很感兴趣，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他说：“既然半导体体积小、重量轻，又省电，用到国防装备上不是很好吗！”他又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半导体技术走在头里。然后说：“要赶紧搞，追上人家，有困难也要干！”这年4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朱德同志在参观展览时结合实际对我们宣传了毛主席讲话的有关精神。他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朱德同志笑指着庭院内展出的一部国产警戒雷达的巨大天线说：“这部雷达不就是你们创造性地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成果吗？”
朱委员长经常垂询电子工业的发展情况。1973年7月，四机部举办了收音机、电子管、激光技术三个小型展览。朱委员长以八十七岁的高龄，偕同康克清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他详细询问了一些收音机的市场售价，指出产品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方便使用。朱委员长无微不至地为人民群众着想，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朱委员长还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多次到电子工业企业视察，不少无线电厂和有线电厂都留下了朱委员长的足迹，很多电子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都聆听过朱委员长的教诲。
从1957年到1963年，朱委员长先后八次视察了七个电子企业：1957年视察了华北无线电器材厂；1958年视察了南京无线电厂、西安黄河机械厂、北京有线电厂、汉口中原机械厂、天津无线电厂；1959年视察了宝鸡长岭机械厂；1963年再次视察天津无线电厂。朱委员长的视察，使这些企业的同志们和电子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感到莫大的光荣和幸福。朱委员长风尘仆仆来到厂里，连水也不喝，就直奔车间，同工人同志见面，了解生产情况和工人的生活情况。多少只油污的手被那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多少双惊喜的眼睛抑制不住热泪涌流！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天津无线电厂一车间，在朱委员长视察的当夜即创造了日产收音机的最高纪录。以生产熊猫牌收音机闻名的南京无线电厂在朱委员长视察之后，装配车间的同志们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收音机的装配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
朱委员长在视察过程中给不少电子企业留下了珍贵的题词。这些题词体现了党对电子工业的殷切期望，就是要电子工业战线的广大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朱委员长在汉口中原机械厂视察时，职工们告诉他，这个厂是从上海迁来的。朱委员长诙谐地说：“哦，你们现在到了长江中游啦。可在工作上不能甘居中游，要力争上游才对呀！”朱委员长还对一些企业的职工说：现在世界上无线电技术发展得多快啊！你稍慢一步就赶不上了。你赶人家，人家也在进步。所以一定要急起直追，一刻也不能松懈。朱委员长又说：旧中国老是受帝国主义欺侮，就是因为落后。比起帝国主义来，我们人多，资源又丰富。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帝国主义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缅怀朱德同志四十多年中对通信工作和电子科学技术工作的关怀，桩桩往事如在眼前。他关怀一切革命工作，尤其关怀做革命工作的人。当我回忆他在工作上的那些谆谆教诲时，我特别不能忘怀于他对干部的那种真诚的同志爱，那样深厚、朴实的无产阶级感情。在这篇回忆录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不能不倾诉我内心的感受。
回溯1931年，当我刚刚站到革命的起跑线上的时候，朱德同志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指引我奔向前方。而四十年后的 1971年，当我在革命的征途上遇到了坎坷，受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迫害时，朱德同志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使我更加看清了林彪一类人的蛇蝎心肠。
1971年10月初，我从干校请假回到北京治病。一天，我突然获悉，朱德同志要到医院来看我。这个消息使我太激动了。我和朱德同志已经多年不见面，而他老人家还惦记着我，关心着我。为了阻拦八十五岁高龄的朱委员长来看我，我当即去看望他。我一进他的住室，他老人家就紧紧拉住我的手说：“这几年你到哪里去啦！我到处打听你啊……”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朱德同志连声说：“你是病人，应该我去看你，怎么你先跑来了。”他问我病情怎样，采取了什么治疗方法，深情地叮嘱我：“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啊！”
朱德同志告诉我，林彪已经折戟沉沙了。他说：林彪这个人过去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阴一套，阳一套。现在他自我爆炸，使我们党消除了一大祸害。他老人家询问了我这些年的种种情况之后说：“你不久就会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的，要把工作抓起来。你们如有什么新技术、新成果的展览，通知我，我还是要去看的。”
1973年，我们举办的电子工业展览，朱德同志果真去看了。老人家兴致是那样好，边看边问，足足逗留了两个小时。1978年，我们又举办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成果展览。我们却永远不可能再见到敬爱的朱德同志来到展览会作指示了。
1978年8月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余洪远
每当我忆及往事，就不免要想到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万里长征的情景，那是多么壮观的一种场面！在艰苦卓绝、恶劣环境中，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一方面要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一方面要克服无人烟地带山高、寒冻、无衣无粮的巨大困难，同时，还要与来自红军内部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可以说，红军的长征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记录了光辉的一页。而其中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朱德同志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尖锐斗争的那一幕。在这场斗争中，朱德同志在红军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时刻，表现出来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为挽救红军北上抗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5年6月底，一天，我接到红四方面军总部的通知，说朱总司令和张国焘要路过马尔康，要我准备午饭。当时，我担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在迎接中央红军后，负责筹措粮秣，供给中央红军，收容伤病员，以及部队后勤工作。听到朱总要来的消息，真使我喜出望外，我一直想着朱总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秘书长和总务科长，他们也很兴奋，都说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朱总。
此前，我曾在江油县中巴购买了点腊肉和酱菜，总务科长把剩下的腊肉都煮了给朱总一行打打牙祭。
午时，朱总在张国焘的陪同下来到我们驻地。他虽然面容消瘦，但两眼炯炯有神，穿着补丁军装，扎着紧紧的皮带和绑腿，显得很精神。朱总一到，伸出双手，笑盈盈地同所有欢迎他的同志-一握手。朱总关切地问起他们是四川哪个县人，亲热地同他们拉起家常。而站在朱总身边的张国焘历来不扎腰带，不打绑腿，这恰同朱总的风貌形成鲜明地对照。
在一户藏民家中，因无桌椅，我们就地而坐。朱总亲切地问我，当地群众的情况怎么样？如何筹措粮食？有没有违反群众纪律的情况？如何做土司、头人的工作？我-一作了汇报。尔后朱总笑着对我说5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群众纪律是很重要的一条，也是我们红军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现在困难很多，但越是困难越要注意群众纪律。另外，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打了许多胜仗，得来的战利品物资多了，但要注意节约。今后路程还很远，困难还很多，我们要想得远一些。听了朱总的指示，非常亲切，非常深刻具体，我心里感到暖烘烘的，油然激起一股敬佩之情。
吃罢午饭，朱总一行稍事休息后，便同张国焘一道离开我们驻地马尔康。我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一个个新的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以往张国焘是很能说的，而今天他却很少讲话；同志们鼓掌时他也不鼓掌，到底是什么原因？我预感到有一场尖锐的斗争即将来临。
1935年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此时，他已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刘伯承参谋长率领。可是，当左路军行至阿坝后，居心叵测的张国焘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进行分裂活动，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
这时，我带着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及省的各部门的干部，去上阿坝进行部队北上的粮物准备工作。一天，突然接到省委紧急通知，于次日上午八时去阿坝参加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至于开会的内容，我估计可能是研究北上的问题。
第二天，我急着去上阿坝筹措粮秣，竟未能按时赶到会场。当我到会时，会议已开始了。会场设在阿坝喇嘛寺里。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人，不仅有省委委员，还有省工会、少共青年团、妇女部的干部，其中不少是一般干部。会上的发言很乱，许多同志在发言中带着质问的口气。他们讲什么“中央北上方针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主义”。这时，在张国焘的煽动下，有些人起哄、围攻朱总司令。甚至，有个别人拍着桌子质问朱总，要他当众表态：北上是“路线错误”，是“右倾逃跑”，反对北上。我很担心地向朱总望去，见他从容地坐在那里听他们发言，他的神态既严肃、又镇静。
过了一会儿，朱德同志和颜悦色地对到会同志们讲：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应该担起抗日救国的重担。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讲“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
朱总说完，转过头问张国焘：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央曾经电告你和四方面军，你是清楚的嘛！
张国焘不回答朱总提出的问题，并且又叫朱总回答：“毛、周向北是逃跑。”
这时，朱总严肃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旗帜是鲜明的，我决不能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他，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接着是一阵喧哗，但朱总仍然耐心地向大家解释北上抗日的重要性，讲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并严肃而诚恳地告诉大家，“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听了朱总的一番讲话，使我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思想豁然开朗。我想，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壮大了红军队伍，给中国革命的前途带来新的胜利希望。可是，眼前发生的一切，使我越想越感到痛心，再也坐不住了。恰巧这时我得知总部和川陕省委、省政府机关、部队都已无粮，便离开会场，准备带领机关干部及部队到上阿坝搞粮食。当我走出会场时，看到一幅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毛、周、张、博向北逃跑”八个大字。这是张国焘煽风点火挑起群众起来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正确方针的恶意中伤。
没有几天，张国焘就带着左路军开始南下了。接着省委通知我带领省委、省政府机关也随后南下。
不久，张国焘在川西北卓木碉公开宣布另立“中央”。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引导下，左路军南下天全、芦山、雅安、名山、邛崃一带，遭到蒋介石的主力军阻击，在军事上我军连连遭到失败，部队伤亡损失极其严重，被迫回返夹金山。时值1936年春，依然寒气逼人，加上这一带高山重叠，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广大指战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1936年3月下旬，部队到达道孚、炉霍、金川、甘孜一带后，总部驻炉霍。红二、六军团抵达黔滇边境。
此时，接到党中央电令：朱、张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电令：
1．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朱德、陈昌浩为副书记。
2．将二、六军团改编为二方面军，将一方面军的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二方面军共三个军）。
根据中央电令，决定成立迎接二方面军的代表团，以祁世平同志为团长，以傅钟、张琴秋、余洪远、曾传六、刘伯承、李文海为代表驻甘孜。尽快准备迎接二方面军的一切物资粮秣。临行前，因祁世平生病而取消了代表团，由余洪远负责领导，组织一个三百多人的工作队，前往甘孜，进驻当地喇嘛寺，积极展开筹备工作。
朱总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以北上抗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恩怨，时刻关心着红四方面军的建设与成长。自部队到达道孚、炉霍后，在朱总的建议下，抓紧时间进行整训，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
刚到甘孜，我们便接到总部通知，说二方面军很快就要到达甘孜，要我们抓紧做好迎接的准备工作。我们根据总部传达的朱总的指示，除积极筹备粮草，准备住房和帐篷外，还自己动手搓羊毛线，织毛衣、毛裤、毛手套、毛袜子等。6月30日，我们排着几里长的队伍，敲锣打鼓，热烈欢迎红二方面军先遣部队的到来。当时的场面确实是激动人心的。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西北局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于 1936年 7月初，分三路先后从金川、炉霍、道孚、甘孜出发北上与党中央会合。
10月 5日，我们终于到达甘肃会宁，当我到西北局汇报工作时，见到了敬爱的朱德同志，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洪远同志，你辛苦了。”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半天说不出话，今天能见到首长真是万幸。随后，我去见张国焘、傅钟，并向他们汇报了后卫队的整个情况。这时，朱总将中央的电令给我看了，内容大意是：中央派周恩来同志任党中央的全权代表（负责指挥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除二方面军到陕北与中央会师外，四方面军的五个军，统由周恩来指挥，其中三个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全部西渡黄河，总指挥余洪远。
我看了电报半天说不出话，眼泪直往下淌，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因为自己病很重，每天发高烧、吐血，实在承担不了这一重任。当时，朱总看到我那个样子，便亲切地问我：“你有什么困难，对我讲，我可以将你的情况向国焘同志介绍一下。”当时，我将内心的想法向朱总讲了：1．我不能继续承担渡河重任；2．从炉霍会议后到现在的一切情况想给毛主席汇报；3．我已重病在身，到中央后可以治疗；4．病愈后到红大学习充实理论，学好文化，将来好工作。朱总完全同意和支持我去中央，并说：这个问题，我同国焘同志去讲。同时，叫我去找傅钟同志谈谈自己的想法。我去找傅钟同志，他完全支持我去中央。最后，张国焘也同意我去陕北红大学习。
这时，总部及党校有一部分团以上干部身体有病或有伤，为了减轻总部机关和党校的负担，决定把他们转移到已经建立起来的陕北根据地，发挥红军的作用。临时组织一个干部团，全团师、团干部有三百多人，由杨忠行任团长，我任政委。总部为每人配备一匹马，并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
临行前，朱总亲自指示：大多数干部是团以上的，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到达目的地。团里有一部分女同志，不少同志有伤，有病，大家要互相帮助，克服困难。随后，我们即整装出发，踏上去往陕甘边区的路途。
如今五十五年过去了，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但是，当年朱总在危难之际与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在这场斗争中，朱总坚持了高度的党性原则，又采取了灵活的斗争艺术，充分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评价的那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1991年5月
“临大节而不辱” ——潘开文
毛泽东同志在和陈毅同志谈到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时，曾深情地说：总司令当时是“临大节而不辱”。这是对朱总司令崇高而真切的评价！
一
在长征途中，我一直是军委总部的警卫班长，在朱总司令身边负责警卫工作。1935年6月，中央红军飞渡大渡河后，路经天全、芦山、宝兴时，就听到四方面军离我们不远了。同志们心情振奋，士气高昂，不顾体弱和疲劳，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川西的一个山区小镇懋功。在懋功我们同红军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大家不知有多么高兴。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亲切地接见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同志，朱总司令对我们说：“去告诉管理排长，会个餐吧。”当天晚上在离镇子不远的一个小瓦房里，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同志一起会餐，欢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在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四方面军曾在川陕根据地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可是，张国焘却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来到了懋功一带同一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央红军只有三万 多人，张国焘仗着他有十几万人，看不起中央红军，继续坚持错误路线，主张向青海、西藏地区退却，并狂妄要求改组中央，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在两河口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的错误，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法，经过坚决斗争和耐心的工作，张国焘表面上同意北上抗日，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分裂党中央、篡夺红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会后，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又出发了，翻越了梦笔山、打鼓山、马唐山等大雪山，走了好多天，到达了松潘附近的毛儿盖。这时，一、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都已会合了。
在毛儿盖停留七、八天，中央政治局又接着开会，就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了决议，并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率领，包括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前敌指挥部在右路。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总司令部、红军大学、四川省委撤出机构都在左路，决定两路军在班佑会合。7月底，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翻过一座座大山，跨越茫茫的草地，走了二十几天，到达阿坝。在阿坝休息了一下，又走了三、四天，来到黄河上游的嘎曲河。这时，听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已到班佑四、五天了，正在等待左路军前去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