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曲河离班佑较近，只要走三、五天的路程就可以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嘎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站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足尚）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可是，张国意就是按兵不动。中央一再来电报催促，并指出只有北上才有出路。张国焘却连发电报给中央，谎说河水上涨，部队过不去。许多同志气愤地说：我们连乌江天险都过去了，为什么这么条小河就过不去？
到了第三天，张国焘突然提出要部队南下，并给中央发了电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立刻来电拒绝了他南下的错误主张，严词责令他迅速北上。但是，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中央指示，公开和中央闹分裂。夜晚，他擅自给前敌指挥部发了密电，说中央不同意南下，就用武力解决，企图加害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电文译出后，由参谋直接交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这份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电报，立即冒着极大的危险，只身去见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看过电报，连夜把政治局的同志找来开会，研究了这个紧急情况，并断然决定率领部队北上，致使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
中央北上了，张国焘便引左路军从嘎曲河折回阿坝，在阿坝住了约半个月。这时，张国焘公开进行反党活动，提出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口号，攻击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机会主义”、“退却逃跑”。张国焘对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的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和迫害：不让朱总司令参加会议，不给朱总司令看电报。在张国焘的策划下，召开了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斗争朱总司令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离司令部半里路远的一个正方形屋子里开的。我跟着朱总司令来到会场，一进门看到屋内气氛很紧张。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紧挨着坐了下来。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后，就大喊大叫地说，中央丢了根据地，损失了红军，执行的是退却逃跑路线。接着有的人就斗起朱总司令来了。但是，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坦然自若，他当时带了一本书去，不管怎么斗他，他一言不发，总是埋头看他的书。当主持会议的人硬要朱总司令表态，承认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并逼着他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时，朱总司令开始讲话了，他庄重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是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作出北上抗日的英明决定的！”总司令刚一说完，会议室里吵闹得更凶了，斗争更加激烈。刘总参谋长实在看不下去了，说了一句：“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下又引起一阵狂叫：“好！你把我们党的会议说成是审案子！”斗争矛头又转向刘伯承同志。后来，有人冲着朱总司令高声嚷着：“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很明显，张国焘他们是想逼走朱总司令，以便更加随心所欲地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朱总司令看穿了他们的阴谋，一方面耐心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一方面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等待时机，争取和教育更多的同志。他说：“我是赞成中央的北上抗日决定的，但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们去。”朱总司令这一番话，像一把利剑戳到张国焘他们的痛处，有的便暴跳起来说；“你既赞成北上，现在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有的说：“不让他当总司令了！”
在回住地的路上，朱总司令跟刘总参谋长边走边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跟毛主席革命嘛，事情总会搞清楚的。”这充分表现了朱总司令崇高的革命气节。
二
张国焘公开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操纵会议围攻朱总司令以后，我们在阿坝的十几天中，张国焘还使用了许多险恶、卑鄙的手段，接二连三地制造事端，分裂中央红军，迫害朱总司令。
就在那次围攻朱总司令的会后不久，一方面军五军团的一个排，在执行任务时，碰上了敌人，打了一仗，缴获了一批梭镖和物资。在回阿坝的路上，下了一场大雨，当同志们要越过一条小河沟时，碰上了张国焘手下的一个连长，他蛮不讲理地要夺五军团那个排缴获的梭镖。本来，当时大家对张国焘反对毛主席、斗朱总司令就憋了一肚子气，那连长又那样无理，战士们当然不答应，有的同志说：“缴获的梭镖和物资，是要交公的，为什么要给你！”问得那个连长哑口无言，但他为了挑起事端，立即下令叫他的部下，一哄而上，把缴获的武器和物资抢了过去。同志们回到阿坝后，十分生气，向朱总司令报告了这件事。总司令听了汇报后，沉思了片刻，他向汇报的同志说：“尽管张国意搞分裂，而且又斗争了我，毛主席、党中央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对下面的同志，仍然要讲团结，要顾大局，不然的话，就会上张国焘的当。”
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在张国焘的布置下，他们用担架抬上昨天抢梭镖和物资的那个连长，把他摆在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的两间房子中间，张国焘的许多人就大声嚷道：“五军团的人打了我们的干部，请朱总司令出来验伤！”这时，张国焘便气势汹汹地从屋里走了出来，面色阴森，双手背在后面走来走去。本来是张国焘指使他的部下，抢了梭标和物资，反而诬告别人打了他，还要朱总司令出来验伤、处理，这明明是在给朱总司令出难题。然而，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沉着冷静，他慢慢地走到担架旁边，亲切而关心地问那位连长：“同志，我们是革命队伍，都是党的干部，你被人打了，你就说打了，没有打，你就说没打，你现在讲一讲嘛。”这样一来，那个躺在担架上的连长，用被子蒙上头，一句话没讲，很可能他的内心受到了责备。张国焘一看他整朱总司令的阴谋未能得逞，便哭丧着脸，垂着头，非常尴尬地走进了自己的屋子。
一次，五军团一个营，在阿坝西北约二十多里的地方执行警戒任务，张国焘硬是无中生有地说，这个营不听指挥，甚至诬蔑这个营要叛变。张国焘就逼着朱总司令表态，派人去缴这个营的械，妄图把叛变的罪名嫁祸于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对张国焘严肃地说：“你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有什么根据，有什么事实？”张国焘和他的部下被问得无言对答，面面相觑。朱总司令见他们这样，便更为严厉地对张国焘说：“没有事实，没有根据，怎么能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呢？你们这样搞，不是有意在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吗！”朱总司令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总是这样，有理有利有节，以浩然的正气，挫败张国焘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的这一阴谋被戳穿以后，哪会甘心，他继续唆使一些人寻衅，为他搞分裂找借口。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出来，突然来了几个伤员，硬要把朱总司令的牲口拉走。这几个伤员嘴里不断地唠叨着：“我们是彩号，我们负了伤，我们要骑马。”总司令的饲养员当然不干，就对那几个伤员说：“这是总司令的马，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牵走！”一个伤员说：“管它是谁的马，我挂了彩，走不动，我就要骑。”于是，双方都拉着缰绳，像拔河似的，你来我往。不知咋的，几个伤员一下倒在地上，大声喊叫起来：“总司令的马夫打伤兵啊！”边喊边往医院跑。不一会儿，就叫来十几个伤员。这时，朱总司令的警卫员也来了。几个伤员又要去马栏拉马，被警卫员阻止了。于是，这十几人便坐在马栏门口，一直坐到太阳快下山了还不走。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去报告朱总。朱总听后便说：“他们要拉，就让他们拉走吧，把那匹骡子给我留下就行了。”我们一听，很想不通，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去找张国焘！一个警卫员走到张国焘的门口大声说道：“报告张总政委，有几个伤员硬要把总司令的牲口牵走，劝了一天了，他们还是不走，怎么办？”张国焘听后装模作样地说：“啊，有这等事！”接着无可奈何地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叫他们不要胡闹，要他们回去！”那个警卫员来到马栏，传了张国焘的话，十几个伤员二话没说，便走了。
三
在阿坝，张国焘公开反对毛泽东同志、迫害朱德总司令，闹了十几天后，继续带着队伍过草地南下。这时，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师。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朱德总司令看完党中央发来的电报，十分高兴，对张国焘说，这个好消息应当向部队全体同志传达，张国焘不干。朱德总司令只好自己向部队的同志宣传这个重大喜讯。这个好消息一传开，大家欢欣鼓舞，多么想赶到陕北去见毛主席！可是，张国焘见到这情景，惊慌失措，怀恨在心，暗地里继续采取阴谋手段，对朱总司令进行迫害。
从阿坝到松岗的路上，张国意把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调离司令部分开行军，把朱总安排到前线部队，跟着军部行军、宿营，这实际上是撤了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的职。有一天早晨，朱总司令在看书，军部领导都到伙房吃饭去了，待勤务员去给朱总打饭时，他们说没有饭了。到吃中午饭时又说没有饭了。太阳快下山了，朱总仍在看书，可是警卫等人员都饿得忍耐不住了，才去请示总司令怎么办。朱总马上给罗炳辉军团长写了一封信，我们立即派人去取来一袋面粉，才用洗脸盆给朱总煮了一碗面圪塔吃。一到松岗，张国焘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会议，公然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主席。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法，一方面向张国焘闹分裂、搞独立的错误行为进行坚决斗争，一方面向红军干部们宣传党的正确路线。要大家团结起来，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过完草地，顺大金川南下，攻克绥靖县后，朱总司令到了前敌指挥部，在生活上才得到了总指挥徐向前等同志的关照。接着，第二次过夹金山雪山，经宝兴、天全到达芦山，驻扎在陈家窝。当时正是隆冬腊月，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地方军向我们几路围攻，张国焘极力动员部队“打到成都吃大米”，与敌军在飞仙关对峙，仗打得很激烈。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又不执行毛泽东同志的俘虏政策，部队消耗得不到补充，使红军遭受很大损失。这时张国焘才被迫引军重翻夹金山，再经懋功、小金川、大金川，翻越挡岭大雪山，撤向道孚、炉霍、甘孜一带，但他仍不改弦易辙，而是企图向青海、西藏方向逃跑。
我们在甘孜住了近半年。在这期间，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边界根据地出发，经贵州、云南，长途转战，历尽艰辛，也来到甘孜。朱总司令听到二方面军来了，很高兴，骑着马到六十里外去迎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会合后，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同意朱总司令的意见。这时，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因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行不通了，他的分裂阴谋被戳穿了，不得已才宣布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但他又要了个花招，成立了西北局。
部队由甘孜出发，走了二十多天草地到了阿坝。在离阿坝后的第一天宿营时，朱总司令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十几匹马，都拴在一个马棚里，第二天早上要出发了，却发现马棚的墙上打了个大洞，别的马都在，唯独朱总司令的马被偷走了。后来军部领导给朱总司令一匹马，走了几天又来到嘎曲河。这次部队一到就过河，晚上在河北宿营。次日天还未见亮，前卫部队走了，张国焘又不赶上来，当晚军部领导说，部队明天拂晓前出发，留下一个营给总司令担任警戒。第二天一早，我们派人去找部队联系，寻找半天，部队的影子也没看见。四周是茫茫草原，我们感到情况很危险。下午，朱总司令把身边三、四十人都组织起来，研究和部署碰到敌情时的对付办法。夜幕降临，下起小雨，外面伸手不见五指，大家挤在一个帐篷里，十几匹马都拴在外面拉帐篷绳子的钉子上。凌晨三、四点钟，大家正在睡觉，敌人来了，割断缰绳，放跑了四、五匹马。当哨兵开了枪，大家才惊醒过来，马上离开帐篷，团团地把朱总司令掩护起来，持枪准备战斗。一直等到天蒙蒙亮，看见远处有四、五匹马在游动，派骑兵去追击，才把马找了回来。这时，后面的部队还未来。一路上发生的这几桩事，都是与张国焘迫害朱总司令的阴谋有关的。可是，我们的朱总司令无所畏惧，仍然坚持在部队里做团结工作，坚持等后面部队到来后一起北上。当时，没有粮食，部队从草原上弄来许多野牛羊，管理员想杀几头给大家改善一下生活，但朱总司令不同意，他说后头大部队更困难，要留给后面来的同志吃。后来，死了几头羊，管理员又提出煮给大家吃，朱总还是不同意。他要大家把肉割成一块块挂在一些小柳树枝上晾干，留给后面的部队吃，我们只好熬骨头汤喝了。等到第三天晚上，张国焘才带队伍来到嘎曲河南岸。在黑夜中，虽然可以隔河相望，但他不过河来，自己在河南扎了营。
四
张国焘过嘎曲河后的第二天，我们又出发了，走了四、五天草地到了班佑，接着，又出腊子口到了岷江边上的一个小镇，叫哈达铺。司令部和直属机关在这里休整了十几天，而部队仍继续往前走。就在这十几天中，朱总司令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陕北给朱总司令和张国焘发来了电报，并派一支部队来接应。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后，想到一、二、四方面军快会师了，都感到非常高兴。朱总司令就找张国焘研究行军路线和如何与派来接应的部队汇合等问题，整整商议了两天两夜。陈昌浩同志也从前敌指挥部赶来参加商谈。张国焘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极力宣扬逃跑主义，主张进宁夏入青海。朱总司令就坚决地与他进行斗争，指出张国焘的主张是违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的，是错误的，要他丢掉自己的主张，跟毛主席、党中央北上。朱总司令十分严肃地说：“现在的形势是，敌人正集结在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只有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接着又谈了一个晚上，仍然没有结果。
第三天一大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和骑兵等渡过岷江，住在对岸的供给部里。朱总司令回到他的屋里坚定地说：“张国焘说他辞职了，他不干，我干！”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向前线部队发出了继续向北行动的命令，而且决定总司令部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北上。当时，司令部的每一个同志，心情都十分激动，兴高采烈地收拾东西，作好出发前的准备。
可是，就在这天黄昏的时候，张国焘从岷江对岸叫人送来了通知，说他要立即召开西北局会议，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岷州会议。这次会议，整整开了一夜，斗争十分激烈。开始时，张国焘仍然端出他那一套反对北上，向西北逃跑的错误主张。朱总司令当场对张国焘进行批驳。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都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英明决定，支持朱总司令的主张，北上与党中央、毛主席会合。张国焘一见形势不妙，又要了一个手腕，在会议结束时，他一本正经地说：“啊，这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一夜的紧张斗争暂时结束了，当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来到岷江边时，东方已开始发白。
朱总司令回到哈达铺后正准备出发，张国焘这个两面派，却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和骑兵，直奔前敌指挥部的所在地漳县。张国焘一到，就急急忙忙召开干部会议。当时，在前敌指挥部的同志，都不知道开过岷州会议，更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决议是北上。张国焘就利用这个机会，欺骗前方部队的干部，煽动部队西进，企图推翻岷州会议的决议。接着，张国焘即向所有北上的部队发了电报，要部队立即停止北上，回头西进。
这时，朱总司令已带司令部出发北上，走了一天，宿营时，收到张国焘要队伍停止北上而南下西进的电报。朱总司令十分着急，马上又向前方的部队发了急电，要部队就地停止一切行动待命。但是，机要通讯员拿到这电稿去电台发报时，电台不发，说是张国焘总政委已有命令，没有他签字的电报一律无效，不准发出。当时，傅钟同志向朱德同志说他去送。傅回来后向朱总报告说：我对电台政委说，朱总司令是中央军委的主席，总司令部是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总政委也要执行军委主席的命令。我是西北局组织部长，如果你不把这份电报发出去，就是违抗军令，我可以立即枪毙你。后来经过多次做工作，才发出了这份电报。
电报发出后，我们又继续前进，一天走了一百四、五十里地。到了前敌指挥部后，朱总司令立即发电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告了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并连夜在前敌指挥部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又整整开了一夜，朱总司令再次同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揭露了他的两面派丑恶嘴脸，清算了张国焘的反党罪恶阴谋。到会同志都一致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决定，支持朱总司令的意见，坚决表示要迅速北上。第二天早上，左路各部，在我们敬爱的朱德总司令的率领下，迎着灿烂的朝阳向北挺进，终于在1936年10月10日，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来迎接的部队在甘肃的会宁会师。
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加强了全党全军在毛主席伟大旗帜下的团结，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了党和红军的优秀骨干，为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威武不屈的伟大革命精神，既坚持了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又采取了灵活的斗争艺术，一再挫败了张国焘对党的猖狂进攻，维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统一领导，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他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中的杰出贡献，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史册。
写于1979年7月，改于1991年6月
朱总司令与军委高参室 ——童陆生
每当我忆及敬爱的朱德总司令时，便思如潮涌，浮想联翩。朱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绝非我的笔墨所能表达的。这里谨录我在延安时同他的一段往事，以寄托对朱德总司令的悠悠情思。
1940年，为准备参加党的“七大”，我回到了延安。开始在抗大参训队当教授，编写军事教材。1942年，为了提高我军的战略战术水平，调动志愿来延安投身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积极性，中央决定成立军委高参室，我便调到该室工作。当时高参室约有十个人。党支部书记是王世英，王到重庆后由我接任。副书记是李荫南，主任是周思诚（原阎锡山部师长），副主任是白天（原刘戡部参谋长）。高参室由朱总亲自领导，他的一言一行，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当时，高参室在朱总领导下，成立了战略研究会，规定每周星期六举行一次战略战术讨论会，每次开会都要预先拟定专题，分工准备。我记得当时正值苏德战争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德军已经包围了莫斯科。苏联能否打败德国？这不仅仅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能否继续存在的重大问题。开始，相当一部分人对此缺乏信心，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德国法西斯的本质认识不清。朱总指示我们就这一专题进行准备。在会上，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各抒己见。朱总也作了发言，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要认清当前的国际形势，不能只注意外表。虽然德国法西斯在军事上很强大，但它的本质是虚弱的，因为德国法西斯是没有人民作基础的，它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苏联有人民的基础，是正义的、反侵略的战争，只要再坚持一、二年，一定能够打败德国法西斯。当时大家听了很受鼓舞和教育，更增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国军事斗争的历史，充分调动每一个高参的积极性和充分发挥他们的军事才能，朱总还亲自组织我们编写《中国军阀战争史》。他曾对我们说，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阀的混战，连年不止，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只有认真地总结中国旧军阀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才能更好地认清新军阀的本质和下场，才能更快地打败新军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记得在朱总的指导下，滇、陕、晋、桂军的战史初稿都写出来了。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1942年，朱总在领导中央军委机关整风、审于运动中，工作十分严肃、认真、稳重，严格掌握党的政策，不错批、错斗一个人，当时军委机关所在地王家坪没有死过一个人。我记得在审于中，有人怀疑高参室副主任自天是混进来的军统特务，提出要公开批斗。党组织指定我审查他的档案材料。我看过之后，认为说白天是特务，查无实据。一天，我正要去向朱总汇报这件事，正巧在下山的路上遇到了他。他听了我的汇报，立即指示不能这样干，如果整了自天，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谁还敢来延安。白天当时思想上很苦恼，写了三首诗贴在窑洞口，大意是表明自己投靠共产党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做官。朱总看了自天的诗，也和诗三首，原文我已记不得了，大意是勉励白天打消顾虑，积极投身革命，共产党是相信他的。这就使自天打消了思想顾虑，提出要公开批斗自天的人看到朱总表了态也就不再讲话了。高参室由于在朱总的直接领导下，整风、审干运动搞得很稳。
在延安时，由于朱总带头开荒、种菜，调动了大家参加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高参室的成员年龄都比较大，多半人又没种过地，但一见到朱总年岁也不小，工作又很忙，却仍然参加生产，深受感动，也积极加入到开荒、种菜的队伍中。朱总种的冬瓜、南瓜、西红柿又多又好，大家都选他的瓜菜籽作种子。在边区生产成绩展览会上，我看到朱总亲手种的大冬瓜，颇有感触，便写了一首诗，现抄录如下：
工余种菜又栽花，统帅勤劳天下夸。
愿把此风扬四海，逢人先说大冬瓜。
朱总离开我们十五年了，作为一名老战士永远不会忘记他那高尚的品质和伟大的风范。我想用1946年写的一首诗来表达我对朱总的怀念：
百万雄兵救国驰，河山破碎苦心支。
功名事业传中外，屯垦奇谋胜古时。
抗战已成决策史，和平保障兆民知。
元勋花甲寿南斗，应是中华解放师。
1991年6月
朱德同志在延安王家坪* ——陈秉忱
1941年春，朱德总司令由杨家岭移居王家坪。1945年，由王家坪迁居枣园。1942年1月底到1946年1月，我在中央军委秘书厅和办公厅做文书、事务工作。当时军委机关就设在王家坪。在工作中，我与朱德总司令接触的时间有4年多，对我教育最深的几件事至今难以忘怀。
一、坚决执行中央精兵简政政策。1912年2月底或3月初，朱总司令亲自领导中央军委机关整编工作。当时我是秘书厅秘书兼队列处干事。在准备整编工作中，负责和各单位联系编制人员名单、编制报表。在朱总司令的直接领导和督促下，军委机关整编工作短时间内顺利完成。这次军委直属机关整编，从七千人精简到两千人。即把当时属军委管辖的单位，如：总后勤部、直属队政治部、卫生部及所属和平医院、医科大学、经建部及所属各单位，共约五千人拨归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建制，直属中央领导。军委直属单位只留有一、二、三、四局。军委直属队的供给、卫生工作，归中央管理局和中央卫生部直接管理。是年10月，军委秘书厅也撤销了。1943年3月，在朱总司令亲自主持下，军委直属机关又进行第二次整编。为了精简领导机构，集中驻地，便于领导，把军委总政治部下属之组织、宣传、锄奸、敌工各部及作战部的一局等单位，都集中在王家坪，重新设立军委办公厅。在这次整编中，取消了原来团以上干部配备个人勤务员的制度，随个人的勤务员改为公务员，编为青年队，直属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统一负责军委机关的勤务。经过这次整编，整个军委机关，包括由朱总司令亲自领导的海外工作委员会训练班和军委高级参议室在内，总计在四百人左右。当时，朱总司令一面领导军委机关的整编工作；一面又召开军委机关生产动员大会，号召大家努力生产、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建立起革命的家务。
二、积极参加领导整风运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朱总司令亲自领导王家坪军委机关学习委员会的工作。记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为了深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党外各界人士的意见，大约在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因朱总司令分管经建部工作，由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到会的有二十多人，其中有的是党外人士，思想比较动荡，对延安艰苦工作环境不适应，工作不安心，对领导机关和延安的某些现象也有些意见。朱总司令预先了解一些情况，在主持会议中，一面宣传艰苦奋斗；一面启发诱导大家畅所欲言，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会上大家反映了一些问题，当有人反映有些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违法乱纪时，朱总司令及时插话，十分严肃地指出，要详细追根究底，查明实况，查实后，严肃处理。这次座谈会开了一天，开得很热烈。毛主席在会上也讲了话。
在整风运动中，朱总司令还亲自领导了军委机关的审干工作。他正确掌握政策，真正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深入地领导整风审干运动。军委机关从来没有发生过开大会乱批、乱斗、乱打人等现象。当时军委高参室成员很多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经历比较复杂，他经常找高参室负责人童陆生个别谈话，指示童陆生一定要严肃、稳重、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有些高参在写自传时有顾虑，朱总司令及时找他们个别启发教育，要他们消除顾虑，向党交心，实事求是。高参室副主任白天同志曾任军阀刘戡部队参谋长，在审干中，有人怀疑他是由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提出要公开批斗、审查。朱总司令坚持了"重证据、重调查、重表现"的原则，及时制止了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过左的作法。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就结束了。从我亲身经历，深感朱总司令在延安领导军委机关整风审干运动中，工作深入细致、稳重，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没有伤害好人。
三、组织高级参议研究战略战术。1942年在延安，把从白区志愿奔向延安的起义将领及高级官员组成了中央军委高参室。高参室党支部负责人是王世英、童陆生。成员有：周思诚、赵唯刚、王子玉、邢肇棠、白天、肖泽苍等人。为了充分发挥这些高参的积极性和军事指挥才能，为了加强抗日统战工作，朱总司令选定一些高参成立了战略研究会，军委作战一局正副局长也参加，每周开会一次，深入总结作战经验，研究抗战的战略战术。朱总司令亲自主持每次讨论会，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他还结合自己几十年来的作战经验，写了许多军事著作，如《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论抗日游击战争》等。这些光辉军事著作对我军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四、工作深入细致、严肃认真。1944年初，前总派左权县麻田工厂几个工人，随带试制织毛毯的织机零件，送交军委办公厅进行生产。工人由抗日前线来到延安，先到了一二九师驻延办事处，办事处想把工人留下组织他们生产。军委办公厅得知后，写信去要工人，办事处不理。当时军委办公厅主任要用朱总司令的名义，写信派人去要。我把信写好后，盖章前请示朱总司令，他当即严肃地说：情况还没弄清楚，我怎么能签字下命令呢？他没让盖章发这封信。第二天，听说这几个工人要转移到别处去，军委办公厅主任立即派一名秘书带两名警卫员，去一二九师驻延办事处，要办事处不让工人走掉。办事处负责人向刘伯承师长汇报后，刘师长立即挂电话给朱总。朱总问明情况后，批评军委办公厅主任，并教育军委办公厅机关的工作人员，意思是说办事情要商量，不能这样粗鲁，更不能拿上级机关压人。当时，办公厅主任向朱总司令说明，这是因先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去交涉，又请办事处的政治协理员来商谈，都没有结果，为了维护军办的威信，才这样派人去办的。朱总司令听后，又严肃教育我们说："什么叫威信？解决问题才是威信。上级机关要多为下级解决问题才有威信。"后来，经他向双方进行批评教育，说明情况，刘师长即令一二九师驻延办事处立即将麻田工厂工人和其所带的织机零件送到军委办公厅，组织工人进行生产。
五、关心群众生活。为了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当时在延安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天只发五分钱菜金。1940年5月，朱总司令由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看见军委机关干部面色苍白，为了增强官兵体质，朱总司令一面抓体育锻炼；一面抓改善生活。他经常教育我们说：大家动手、增产节约，才能丰衣足食。为了改善官兵生活，他亲自领导军委机关官兵开荒种菜。他种的菜地，品种齐全，果实丰硕。军委机关都是选用朱总司令的西红柿、冬瓜、南瓜、辣椒做种子。朱总司令还决定由海外工作委员会训练班抽调人员，统一管理军委机关人员纺毛线。他自己也有一架纺车，毛线纺得又快又好。1943年，第二次精兵简政，在王家坪的军委机关合并为一个大食堂，他经常深入伙房，和炊事员商量如何使大家既吃好、吃饱又不浪费。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公家办了个宰猪场，猪肉加工成香肠供应市场，增加收入，猪骨和杂碎经常供给军委机关大食堂。他有两次和总务处长亲自到伙房检查，了解食堂是不是真正做到每天有一顿荤菜。他要伙房以肉代油，用猪骨熬汤煮菜，想尽各种办法改善官兵生活。军委机关在朱总司令关怀下，官兵生活日益改善。
朱总司令不仅是生产能手，而且也是节约模范。他用的铅笔头只剩不到一寸长还在使用。公家发给他的衣裤，一直穿到不能再穿才换新的。他经常告诉炊事员老冯，每月伙食标准只能节余不能超过。有一次，午饭准备了一个荤菜，恰巧，大食堂这一天杀猪又送来一块肉，老冯又烧了一个肉菜。用餐时，朱总司令就查问，经说明情况后，把一个肉菜端回去留作下顿吃。
六、廉洁奉公，严格教育子女。1942年，朱总司令的儿子朱琦同志从陕北绥德回到延安，朱总司令的参谋活开文同志，见朱琦同志洗衣服没有肥皂，便向军委办公厅总务处领来了两块肥皂给他用。当我把这两块肥皂送给朱琦同志，正好被朱总司令在院外看见了。后来，他得知是潘参谋向公家领东西给朱琦同志用，便告诉潘参谋以后不能再向公家要东西给朱琦用。从领两块肥皂这件小事，充分表现了朱总司令一贯廉洁奉公，严格要求子女的高尚品德。
*本文是根据陈秉忱同志生前谈话记录整理的。
雄怀胜似海洋宽 ——雷英夫
朱总司令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也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又是我最敬爱的老首长、好老师之一。
1938年1月，我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在朱总司令的领导下。特别感到荣幸的是，1941年皖南事变到1945年12月我在延安王家坪总参谋部工作期间，和总司令住的地方很近，甚至有一段时间和总司令就住在一个院子里。因此，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朱总司令，可以随时目睹他的身教，耳聆他的言教，学习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高尚的品德作风。
1945年12月以后，我离开延安先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后到华东学打仗、学军管，然后又到军委机关和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见到朱总司令的机会少了，但由于我依然在军队工作，仍可以经常见到朱总司令。可以说，几十年来，不管我在哪里工作，我始终是朱总司令的部下，一直把朱总司令当做老首长、忠厚长者和尊敬的好老师看待。他对我不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都关怀备至。因此，总司令的恩情我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朱总司令逝世已经十五年了，但我时刻都在想念他。特别是在革命形势比较好或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兴高采烈庆祝胜利或用沉重的心情总结失误时，或者在欢度建党建国建军节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朱总司令，想到他的音容笑貌，想到他对我们后辈的教诲，想到我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美好岁月。这里，我写几件感受最深，教育最大的小事，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深切的怀念之情。
伟大而平凡的总司令
从我记事起，就听说中国有个大英雄，他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没想到，我参加革命后不久，不仅亲眼看见了朱总司令，而且亲耳听到他的报告和谈话。那是1938年8月，朱总司令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他在延安各界万人欢迎的大会上讲了话，接着又在抗大作了《一年余以来的华北抗战》报告。他神采奕奕，像貌堂堂、笑容满面，身穿灰布军衣，腰扎皮带，腿打绑带，脚穿布鞋，讲起话来不慌不忙，如叙家常。朱总司令讲话和毛主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深入浅出，善于用最通俗的语言和最普通的事例，阐述深奥的道理，谁都听得懂，谁都感到对。报告结束后，他又和警卫员、学员等在延安师范旧址广场上打篮球。他跑跳不太灵活，球技也不太高，但打得却非常认真。朱总走到那里，既不戒严静街，也不前护后拥。如果不认识朱总司令，谁都可能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老战士或老百姓。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地道的工农兵形像，是个忠厚长者的形像。他常说，我是个党员、一个战士，我这个总司令是一个牌子，是党和大家要我当的。因为群众要革命，军队要打仗，总得有个总司令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整齐大家的步伐。但这个总司令究竟是谁？是带有偶然性的，可以姓朱，也可以姓张、姓王、姓赵……关键是看谁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更好的代表群众的利益，看谁能领导部队打胜仗。因此，他一再告诫大家，不要过分地宣扬他个人，而应该大力地宣扬党，言扬毛主席，宣扬人民群众，特别是宣扬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宣扬那些千千万万默默无闻、埋头奉献的英雄模范们。一个人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群众的拥护，是任何事情也办不成的。他还常说，我这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象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之一而已。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朱总司令这些精辟而又通俗的讲话，正确地阐述了领袖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是我们全党同志学习的好榜样。
“朱毛不可分”
众所周知，在长征路上，张国焘为了分裂党和红军，曾用多种方法强迫朱总司令同他一起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此，朱总司令和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原则斗争，大义凛然地说“朱毛不可分”，“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我是举过手的，是正确的，我不能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又说“你私自成立的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分裂党分裂红军，你应该改正错误，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
关于朱总司令“朱毛不可分”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讲的？他这个思想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在我们党内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在井冈山上讲的，有的说是在遵义会议上讲的。由于我1938年才参军入党，没有参加长征，对党内军内错综复杂的斗争，特别是对这场惊心动魄斗争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对朱总司令所讲的这句著名的话更是弄不清楚。为了学习，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大胆地请教总司令。1943年春天，在王家坪朱总司令的窑洞里，他告诉我：“朱毛不可分”的话，我是说过的，而且不止一次，在大会上、小会上和个别谈话中都说过。那时，一、四方面军会合，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艰苦奋战，只剩下万把人，四方面军则有七、八万人。张国焘就利用四方面军人多枪多的优势，向党中央闹独立性，搞分裂。党中央、毛主席在多次政治局会议上，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争取工作，但都没有成功。当他背着党中央发密电给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要彻底进行党内斗争，妄图加害中央的阴谋暴露后，党中央、毛主席为了脱离险境，按照中央政治局早已确定的战略方针，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先行北上后，张国焘就公然诬蔑党中央、毛主席是“右倾逃跑主义”，并妄图强迫和拉拢我和其他同志同他一道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接着又成立了伪中央。这样，我不能不和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我掌握两条原则：一是和刘伯承、徐向前、贺龙、任弼时等同志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阴谋，进行坚决斗争，不能含糊；二是对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要努力团结争取，处处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使大家明白是非真相。因为四方面军部队和广大干部是好的，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这样，就把张国焘孤立起来了。在多方的压力下，张国焘最后不得不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北上，实行三大红军主力的大会合。
后来，毛主席高度赞扬了朱总司令同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斗争中的丰功伟绩，说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总司令又说，“朱毛不可分”的思想，我也不是一参加革命就有的。1927年南昌起义时，还没有这个思想；1928年井冈山会师时，我初步有了这个思想，但不够明确牢固；到遵义会议时，我才彻底的树立起这个思想，因为无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领导是高明的，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最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因此，我就下定决心，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拜毛主席为老师，拥护他担任我们党的领袖。
同样，毛主席也把朱总司令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的授意下，中南海有些人要批斗朱总司令，诬蔑他是“黑司令”。毛主席听到后气愤地说：“朱德是红司令，不能批斗，如果朱德是黑司令，我就是黑政委，要斗可以，那就让红卫兵放把椅子，我就去陪斗”。这样，才制止了中南海的批斗大会。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同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时，曾当着大家的面，对朱总司令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 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你是红司令，如果你是黑司令，我就是黑政委。现在你不是红了吗！”毛主席这个话讲得何等好啊！也可以说是毛主席在另一个斗争场合（“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明确地坚持了“朱毛不可分”的思想。
总司令还说，所谓“朱毛红军”只是说明当时朱是红军总司令，毛主席是红军总政委，大家叫惯了就说“朱毛”、“朱毛”。其实，毛主席是领袖，是老师，我只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干了一点具体工作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