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的这一席话，说得很实在，很透辟，也很谦虚，使我从中受到了一堂既生动又深刻的党史教育。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朱总司令敢于坚持原则斗争，又善于坚持原则斗争是人所共知的。他和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的斗争是一个最突出的典范，他和林彪的斗争也是一个很光辉的例子。这里讲两件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事情，就可窥见一斑。1943年8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军事副刊上登载了朱总司令的一篇重要文章《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其中说到“军事教育和其他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有害于事。”接着提出我军旺盛的士气，还应该和掌握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掌握技术，把旺盛的士气同掌握技术结合起来，那么，我军的士气必会更加高涨，作战能力和信心必然会更加提高，给敌人的杀伤必然会更大，自己的损失则会更少。”这个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林彪看后，却别有用心的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大肆攻击朱总司令，说这是单纯军事观点，违背了我军政治建军的原则。林彪回到王家坪又把我叫去训了一顿，说我帮总司令写的这篇文章犯有原则错误。当时，我很紧张，很害怕，即向朱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作了汇报，并作了自我批评，特别是由于我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起草了这篇文章，而使朱总司令受到林彪的攻击深感内疚。朱总司令听了，一笑置之。叫我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并说，在党内军内，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没有关系。真理是驳不倒的，谁手里有真理，历史自有公论，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他的这种宽大的胸怀，使我由衷的拜服。1945年4月25日，朱总司令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著名军事报告，对林彪的谬论进行了有力地批判。报告说：“过去我们军队中，有不尊重体力和技术的倾向，似乎以为军队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够了，这是很错误的，”“我们有了政治觉悟再加上体力好，技术好，就可以打更大的仗，更少伤亡。”这篇报告得到了全党全军的一致拥护，成为我们党历史上永载史册的不朽文献。
第二件事情是：1959年9月，林彪在军委召开的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利用错误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机会，狂妄地诬蔑攻击朱总司令。在主席台上，他指着朱总说：“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你很不老实，有野心，总想当领袖”等等。到会的同志大为震惊，极为气愤。而朱总司令则泰然处之，不仅没有发火反而笑着对林彪说，“那就请你批评好了”。历史是无情的，当年利用各种机会诬蔑攻击朱总司令的林彪，1971年终于折戟沉沙，作了中华民族的罪人，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伟大、忠厚、善良的朱总司令，则更为人民群众所爱戴。这两件事情说明，朱总司令不仅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而且是一位坚韧的强者，在原则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但他并不以权势压人，而是以理服人。不是一触即跳，而是深思熟虑。像指挥打仗一样，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宋朝苏东坡在《留侯论》中有一段名言，他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朱总司令就是这种大勇大智的伟人。
善于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
“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历史上无数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搞好团结，不搞团结不行，光搞小的团结也不行，必须搞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大团结，特别是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在这一方面，朱总司令也是模范。1943年，朱总司令在王家坪住处，为一个同志举行了结婚典礼，并邀请了许多高级干部参加。朱总司令这样做，不仅使这位同志感激万分，而且使所有知情的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但也有个别同志不理解，私下有所议论。他们说这个同志在长征时，曾站错了队，张国焘批斗朱总司令时，他也积极参加了，并且斗得很厉害。现在，总司令为什么还要给他举行结婚宴会？这不是和稀泥吗？但朱总司令宽宏大量，一切从革命全局出发，不仪不念旧恶，打击报复，反而不断地对这位同志进行教育，信任他，重用他，使他认识错误，以后为革命继续做出了很大贡献。朱总司令常说，一个领导人要量能容人，才能用人，德能服人，三者缺一不可。一切以革命利益为前提，不以个人恩怨定是非。朱总司令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历史证明，朱总司令这样做毫无疑义是正确的。不仅不是和稀泥，相反的正是高度原则性的表现，是对党对革命极为有益的一项重要政策。
屯垦政策的奠基人和带头人
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生产队、工作队。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为了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之目的，对各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同样的目的也对敌后根据地推行“三光政策”，使得我军和各解放区的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了渡过这一经济难关，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精兵简政、生产自给的方针。朱总司令不仅热烈地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方针，领导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还和王震同志一起在陕甘宁边区开辟了中外闻名的“陕北好江南”南泥湾屯垦区，而且朱总司令身体力行，在王家坪和他的警卫员、炊事员等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亲自动手种了三亩多菜，其中包括西红柿、白菜、萝卜、南瓜、黄瓜、菠菜、莴苣、豆角、辣椒等。每天早晨起来和晚饭后，我们便看到年近花甲的总司令和他的生产小组就出现在菜园里，浇水、翻土、施肥、移苗、绑架。他们这个生产小组种的菜都长得很好，自己吃不完，就送给食堂让大家改善生活。有一次，延安总部在王家坪桃林招待美军观察组，并以朱总和总部机关生产的西红柿、瓜果招待客人。当观察组的客人一看到朱总司令的菜园和吃到朱总司令种的西红柿、黄瓜时，赞不绝口。他们说，西红柿原为南美产品，在欧美属上等水果蔬菜，没有想到这种果菜，竟然在中国荒凉的陕北也长得这样好，并且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朱总司令生产的，真是奇迹。
总司令工作繁忙是可想而知的，光是批阅文电、参加会议、会见客人、作报告、写文章就需要很多时间，加上当时他年近花甲，因此，部队中、机关中、群众中很多单位或个人都写信或派人来，恳求替他代耕，以便他为人民为革命保重身体。但总司令对这些好意总是婉言谢绝。他说，我的生产任务自己可以完成，生产虽然要花费劳动力和时间，但也是一种体育锻炼，对革命对身体都有好处。总司令在生产中的模范作用，推动了大生产运动，成为渡过经济难关的巨大力量，创造了人类的奇迹。
博学多才 见多识广
朱总司令的博学是名扬四海的。1940年周总理在重庆动员大家学习时，号召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干部都要以毛主席、朱总司令为榜样进行学习。特别要学习毛主席读书的精和朱总司令读书的博。当时，我对总理的号召缺乏感性知识，领会不大深刻。皖南事变后，我回到延安，有幸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对总司令的博学，逐步有了体会，知道总司令不仅善于指挥作战，整军练武，精通兵书，而且其他知识也极其丰富，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1943年，我有一次在总司令家里修改报告提纲，吃惊地发现他对《三国演义》熟极了，对诸葛亮、刘备、曹操、司马懿、孙权、周瑜、陆逊等都有深刻的分析。他说，诸葛亮被人神化了。他虽然很有本事，有许多高明的见解，干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对蜀国有很大贡献，对后人有很多启发和教育，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以至于广大人民群众都喜欢他，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当做无所不知，无往不胜的神人，但诸葛亮的错误缺点也很多，有些还很严重。以指挥作战来说，“六出祁山”就很笨。按照当时情况，魏廷建议孔明率主力出斜谷，魏延率步兵出子午谷直插长安，两路人马夹击曹兵的意见是正确的。司马懿也是这种主张，说“若是吾用兵，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但诸葛亮不敢用此计，坚持只出祁山的错误主张，一而再，再而三，以至六出祁山，完全是顶牛阵，老一套。结果一事无成，打不开局面。论工作方法，诸葛亮有严重的事务主义，事无巨细，包办代替，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结果自己累得要死，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事情也未办好。司马懿看准了诸葛亮的这一弱点，定下了和他打持久战（蘑菇战）的方针，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平？！”硬把诸葛亮累死拖死了。论用人，诸葛亮有宗派主义倾向，只喜欢顺从自己的人，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这一点比曹操、孙极差多了。关云长、魏廷、马谡都未用好，不该用的用了，不该杀的杀了，弄得后继无人……朱总司令这些精辟的见解，我是第一次听到的，在此之前，我也曾多次读过《三国演义》，但都是随着书跑，把诸葛亮当神明，人云亦云，没有新鲜独到的见解。总司令的指点，使我如梦初醒，顿开茅塞。当然，朱总司令领导作战和在建军中的独到见解，更是多不胜举。有一次，我去给总司令送《敌情资料》、《国际资料》，这些材料的封面上照例印上了“秘密”两字。总司令看后说：“我给你们提个意见行不行？”我赶快说：“请总司令指示。”他说：“你们把'秘密'两字去掉行不行？要不，就请你们在'秘密'两字之前，加上一个'不'字，印成'不秘密'三个字。因为现在是战争环境，有关敌情资料应该让大家知道，知道的人越多越好。除某些情报来源应该保密外，敌人的情况有什么秘密可保的？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嘛！大家知道了敌人的情况，就会更自觉的去打仗，才能打得更好，不了解情况，懵懵懂懂去打仗怎么行？要知道我们是人民军队，进行的是人民战争，非靠广大群众和干部不可，不能只靠少数人。《敌情资料》和《国际资料》如此，我们作战和建军中的有些问题，如建军宗旨、编制、装备原则、政治工作、战略战术等等，也是一样，知道的人越多越好，除行动计划和某个时候必须保密的措施外，没有什么密可保的。即使敌人知道了，也没有关系，横竖他们学不会，不能用。因为我们是革命军队，进行的是革命战争，敌人是无法运用我们的一套原则和战略战术的。”总司令的精辟指示，使我豁然开朗，赶快向叶剑英参谋长和作战部的首长报告了。大家一致拥护，立即把《敌情资料》和《国际资料》上的“秘密”两字去掉了，并扩大了发放范围，受到了很多领导同志的赞扬。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敬爱的朱总司令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周年了，我和同志们一样，时时刻刻想念着他。特别是一想起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一想起他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培养就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大家为失掉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和尊敬的长者而悲伤，他对我们的恩情，是说不完讲不尽的。为表达我对朱总司令的崇敬和怀念，抄录我1979年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怀念朱总司令》的诗一首于下，作为我这篇回忆文章的结束语。
《怀念朱总司令》
一生征战未下鞍，
横扫妖魔改河山。
忠骨堪比钢铁硬，
雄怀胜似海洋宽。
功名榜前总退后，
真理旗下一马先。
长忆桃林教诲好，
句句千钧益万年。
1991年5月
致敬 缅怀 ——左漠野
1937年冬，我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不久，我被调到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我的日常主要工作是草拟首长对外函电，记录、整理首长讲话，向首长报告从广播里抄收到的国内外新闻。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首长接近的机会多了起来。对朱德总司令，我是心仪久矣，现在得在他的身边工作、学习，如坐春风之中，深感幸运。
1938年2月中旬，朱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由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向晋东南太行山区挺进。在我们转移过程中，日军苫米地旅团正从长治出发，企图夺取临汾。2月24日，朱总司令率领总部抵达安泽的古县镇时，与前去进攻临汾的日军遭遇。据侦察报告，敌军共有三千多人，而总司令身边只有特务团一营的两个连，敌我兵力悬殊很大。总部如果离开大路转入山地，即可平安无事。然而，总司令从全局出发，为使临汾作好抵抗准备，使大批物资和人员得以安全撤离，还是决定进行阻击，以迟滞日军前进。朱总司令立即命令左权参谋长，带领几个参谋，前去侦察并与友军联络。在权参谋长在安泽的府城镇一带，指挥特务团的两个连和一部分安泽县自卫队，对日军进行阻击。是役前后战斗四昼夜，共歼敌三百余人，缴获辎重不少，为友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时，情况相当紧张，我总部驻地古县镇离前沿阵地不远，夜间可以听到炮声。同志们对朱总司令的安全是不免有点担心的，但戎马一生的总司令却处之泰然，指挥若定。当时，左参谋长带着几个参谋到前线去了，总司令身边只剩下了作战科长王政柱和参谋林韦同志。我记得，大概是战斗打响以后的第二天晚上，秘书处金石刚同志不在，不知他到哪里去了，我正在纳闷，他回来了。他告诉我，林韦要他一同在一科值夜班，主要任务是守听电话。总司令吩咐，他后半夜要休息一下，如果参谋长有电话来，要马上报告他。金石刚笑着说：总司令在唱空城计。我说：那你和林韦就是“左右琴童人两个”了。1940年，总部庆祝朱总司令五旬晋四诞辰时，刘白羽同志写了一首祝寿诗，我非常欣赏其中的一句：“危局常从笑里安。”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华北的抗日战争由正规战转为游击战。1938年3月，朱总司令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副总指挥。除八路军（不包括在晋西北的一二○师）外，东路军还统辖国民党第三军、第十七军、第四十七军、第十四军、第九十四师、第十七师、骑兵第四师、第五二九旅以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等部。
3月24-28日，在总部驻地沁县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到会的除八路军-一五师、一二九师的负责干部外，还有山西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专员薄一波，以及国民党部队的曾万钟、刘戡、朱怀冰、赵寿山、武士敏等三十多人。会议由朱总司令主持，由彭副总司令作报告。朱总司令在会上讲话，分析敌我形势，介绍八路军粉碎日军进攻和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战术，强调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杀敌，鼓励国民党将领为抗日作出贡献。这次会议稳定了东路军中国民党部队的情绪，提高了他们的抗日信心，为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朱总司令还利用开会的间隙，去同参加会议的国民党部队的将领进行个别会谈，讲述坚持团结抗战和抗战必胜的道理。
4月初，日军以一○八师团为主力，还有其他几个师团，共三万多人，开始南自邯长公路、北自正太路、西自同蒲路、东自平汉路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攻。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给曾万钟、朱怀冰、武士敏发出《粉碎日寇围攻战役战术的指示》，并同时发出《粉碎日军大举进攻之部队政治工作纲领》，号召东路军各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各部队接电后，积极行动起来，加以地方游击队不断对各路进攻之敌军进行阻击、袭扰和群众的“空合清野”，使日军陷入饥饿、疲惫、恐慌不安的困境。16日，八路军三八六旅和-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将日军主力第一○八师团的一部，压在武乡长乐村十五华里的河谷里，截为几段，予以大量杀伤，激战整日，歼敌千余人。这路日军被击溃后，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至27日，八路军和决死队第二、第三纵队以及国民党友军继续截击和追击敌人，并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沁县、长治、晋城等十余座县城。这次战役共毙伤敌军四千余人，使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朱总司令非常珍视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这三个法宝。他是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一面旗帜。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朱总司令也是我们的榜样。1938年初，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派来高级联络参谋乔茂材长期驻八路军总部。乔是四川人，陆大毕业生。他还带来了一个参谋和两个副官。有一段时间，联络参谋和我们秘书处同住在一个大院里。朱总司令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来秘书处，看看联络参谋，在院子里同乔茂材他们谈谈，谈话的内容大都是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团结抗日和坚持持久战的一些道理。总司令态度和蔼，讲话深入浅出，象话家常似的。乔茂材等和我们秘书处的同志都认真地听着。乔茂材也不时讲上几句。除了交谈以外，总司令往往还同乔茂材下一盘象棋。朱总司令的棋下得很好，经常是赢家。乔茂材对朱总司令是很钦佩的，他在同我们闲谈中，一再说朱总司令是军界老前辈，很早就是西南名将，有儒将之风。
1937年冬，已进入统战时期，总部首长对外函电很多。在这些函电中，大都是给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因为他们对朱、彭就任十八集团军总、副司令发来了贺电。有一部分信件是朱总司令的老同事，老同学写来的，其中除了表示祝贺以外，还有些叙旧和钦佩之词，对朱总司令的道德、诗文和功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还记得有一封信里有这样两句话：“豁达大度，见义勇为”，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的。
朱总司令对亲属和子女的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在处理外来函电中，见到总司令的侄子和外甥从四川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他们已经约好了一些愿意参加抗日的青年朋友，准备到前方来，不知前方有些什么工作可做，向伯伯请示。我看了以后，就把原信带着，向总司令汇报了。总司令说，青年人想到前方来参加抗日是好的，只要能够吃苦耐劳，抗日报国，不怕牺牲，到前方来是有事情可做的，多来些人更好，比如前方现在就需要担架队。如果以为我是大官，他们来了可以弄个一官半职，那就错了。我们这里官兵待遇一律平等，同甘共苦。你告诉他们，凡是希望升官发财的人，千万不要到前方来。朱总司令还说：曾国藩是一个反动人物，但他在家书中告诫子弟的某些话语，还是有道理的。我没有读过曾国藩的家书，不过，我觉得“不以人废言”的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受到了总司令的清廉正气，对亲属子弟严格要求的高尚品德。
当时，总部干部的政治学习气氛很浓，尤其学习马列著作蔚然成风。这与几位首长的关怀和以身作则大有关系。朱总司令不仅自己每天都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列著作，关心国内外时事，而且还非常关心干部的学习。古人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八个字朱总司令足以当之。
抗战初期，延安翻译出版了一些马列著作，出版以后总部可以收到几本，由秘书处保管，我们总是及时向首长汇报收到了什么新书。有一回，我们收到几本列宁著的《卡尔·马克思》小册子，里面还集纳了列宁论马克思主义的几篇文章，主要内容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有一天，我去向总司令报告新闻，他正在看这本小册子。他问我看了这本小册子没有。我回答说看了一遍。他说，这本小册子很好，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简明扼要，很适合我们的干部阅读。我说这本小册子刚收到，只有几本，朱总司令说，对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理解，要能够很好地记住，这并不是教条主义。如果理论不联系实际，脱离实际，不从实际出发，把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生搬硬套地拿到实际中去滥用，那才是教条主义。如果你不理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能很好地记住，你拿什么理论去联系实际！他还说，这本小册子可以多翻印一些，最好能做到直属队各单位的干部每个人都有一本，“揣到包包里”，多读几遍。总司令还问到：总部各单位的干部是否有人到秘书处借书？我说秘书处书不多，我们没有通知各单位办理借阅书籍，很少有人来借书，我们也在考虑是否可以办理出借书籍。我还说，只有薄一波同志每次来总部开会或谈工作时，总来秘书处着看，借去两本《列宁全集》，下次来时把看完了的两本书归还，再借去两本。总司令说，薄一波同志很勤奋，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总司令的这番教导，使我很受教益。我曾同有关同志谈了朱总司令的上述指示，也作了一番努力，但由于当时敌后的印刷条件有限，那本小册子终于未能翻印。后来，我一想到没有完成总司令吩咐的这个任务，就深感愧疚。
当时，宣传部有一个同志每天专门抄收广播新闻，抄写以后就复印一份送给总部秘书处。我每天上午，就把国内外重要新闻向朱、彭总副司令报告。每当我报告新闻的时候，总司令就把笔记本拿出来，将重要新闻认真地记下来，以便进一步考虑。当时，正是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策动慕尼黑阴谋的时候，总司令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有时对新闻中说得不够清楚的地方（当时收听广播新闻的设备条件较差，有的抄收不全），就提出问题，有时还查阅地图，有时也三言两语地谈点看法，使我很受启发。
朱总司令对干部十分关心，经常亲自了解干部的情况并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我调去秘书处工作不久，有一次总司令问我：你在大学里是学古典文学的吗？我回答：是学教育的。又问：你的文言文是哪里学习的？我说：在念高小和初中的时候，每当寒暑假，我父亲就给我补习古文，练习作文言文。还问我对秘书工作有什么意见。我说，在首长身边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并且如实地讲到，我刚来参加部队时，很想学习做军事工作，经组织部同志谈话，说是宣传部需要干部，我就去宣传部工作了。总司令听了以后说：那对嘛。一个共产党员应当积极努力，做好党所分配的任何工作。干部的成长和发展是党组织考虑的事情，自己是用不着操心的。以后，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挫折，情绪有所波动的时候，就想起了总司令的这个教导。
有一次，朱总司令去决死队干部训练班作报告，我随同前往，报告内容是讲游击战。训练班离总部驻地是四十来里地。随同去的还有两个警卫员同志，四个人都是骑马，我走在最后。走了大概十来里地，前面的马跑开了，我的马也跟着跑起来。由于我缺乏骑马经验，从马上摔下来了。马立即回头跑，跑得很快，我追不上。马跑了一段路以后，停下来在路边吃草，等我快接近它的时候，它又跑了。我一直追到总部驻地，还是没追上，马回到饲养班去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不免有些懊恼。我知道，总司令打算写一本游击战方面的书，因为当时很需要这样一本书。在训练班的讲话记录整理以后，可以作为书的部分初稿。当天晚饭以后，我怀着惭愧的心情，去向总司令如实地报告了落马和追马的情况。总司令听了以后，不但没有责备我，而且和蔼微笑地对我说：你是一个书生，还不熟悉戎马呵。他说训练班的学员想必已经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了，下次我去的时候，可以把他们的笔记本借两份回来，加以对照整理。总司令还边比划边说，耐心地教给我跑马的要领：两腿夹紧，两脚前蹬，抓紧缰绳，上身前倾。总司令说：骑马也是一种实践，只要掌握要领，大胆地跑几次就会了。
1938年秋，八路军总部移驻长治以北的故县镇。不久，村公所请总部首长中午“便酌”，以表示敬意。当天上午，我去总司令那里，他问村公所请吃饭，有哪些同志准备参加？我说，秘书长和几个科长大概都可以去，您就不必去了。总司令说：副总司令不在家，参谋长事情多去不了，我还是要参加一下。人家一番盛意，我不去不好。那天中午，总司令准时“赴宴”了。村长和其他几个村干部都很高兴，忙上忙下，又是端菜，又是斟酒。席间，总司令和蔼亲切地同村干部交谈，向他们详细地问到生产、群众生活、合理负担、自卫队和儿童团的情况。那时，太行山地区的经济情况是很困难的，村公所的“筵席”只能是几碗普通的菜肴。村干部敬酒时，总司令也举杯示意，没有喝酒，只吃了两平碗饭，就把碗筷放下了。村长说：今天没有什么菜，实在怠慢了。总司令说：菜很好嘛，谢谢你们。我从四十岁以后，不论有什么菜，都是吃两平碗饭。当时，我们还没有“拥政爱民”的提法，事实上，总司令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拥政爱民”的榜样。
朱总司令非常谦虚，我很少听到他讲自己的过去。有一天，我在总司令那里，见到孙泱同志。我在宣传部工作时曾见过他，并且交谈过。总司令问道：你们认识吗？我和孙泱同时回答：我们认识。呆了一会儿，孙泱就离去了。总司令说：孙泱的父亲孙炳文同志是一位革命先烈，是我在护国军工作时的一个老朋友，可以说是我开始接触“五四”新思想的引路人，后来我们又一同去了德国。不幸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杀害了。总司令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就声色俱厉地说道：老蒋是一个大刽子手，中国革命的罪人！我是第一次见到总司令感情如此激动，真是爱憎分明。一方面表现了他对老战友的深切怀念；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无比愤慨。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总司令提到护国军，我当即表示很想知道一些他曾参与的云南起义的历史故事。总司令说：蔡松坡是一个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一个非常卓越的领导人。他为了民主共和，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总司令除了对蔡松坡的几句崇敬之词以外，对他自己早年的那一段光荣经历，一句话也没有讲。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美是生活。我觉得，朱总司令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会下棋，爱打球，喜欢音乐，养兰花，还特别喜欢写诗。
有一天，我去报告新闻，那天天气很好，总司令坐在院子里的一张矮凳上休息，似乎在低声唱歌，我依稀听到一句不完整的歌词：好长苗呀……等我再向前走两步，就听不见了。我曾听史沫特莱谈过，朱总司令爱好音乐，会唱民歌。可是，我没有听过总司令唱歌，也从未听哪个老同志说总司令会唱歌。第二天，我去总司令那里，适逢康克清同志在座。康克清同志当时任八路军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日常工作很忙，在总司令那里很少有机会见到她。我报告新闻以后，就便问了康克清同志一句：总司令过去是不是喜欢唱歌？她笑着说：总司令只会唱咦呀嗨，呀呼嗨。总司令也笑了。我当即意识到，前一天总司令低声歌唱的，很可能就是陶行知作的《锄头歌》。总司令为什么欣赏这首歌呢？我想，因为他对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这首歌可以抒发去恶务尽、除暴安良的志趣。
朱总司令还是一位卓越的诗人。1939年，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敌人对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将重点逐渐向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转移。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我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日益加强。当时，华北敌后的抗战是非常艰苦的。后方文艺界的同志来前方慰劳八路军，访问总部。朱总司令写了一首诗：“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这首诗的题目是《寄语蜀中父老》，实际上是写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看的。诗中充满了爱兵如子的深情和对英勇杀敌的子弟兵的赞美，同时言外之意，也把国民党反动派断绝供应我抗日武装的饷、封锁我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罪恶行径，揭露无余了。这首诗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和海外华侨，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的深切同情和支持，激起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极大义愤。朱总司令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风格很高，气势雄浑。1942年，是华北敌后抗战最艰苦、斗争最残酷的年头。在指挥太行区五月反扫荡中，参谋长左权同志光荣殉国了。朱总司令在《悼左权同志》一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首诗以歌当哭，寄痛悼于歌颂之中，感人至深。左权同志的革命功绩和英名将千古流芳，朱德同志的这首充满太行浩气和战友深情的诗，亦将同垂不朽。
古人说：诗言志。文如其人。朱德同志在1959年写的《游七星岩》一首诗的后面四句是：“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这首诗可以说是作者的自身写照：光明磊落，宽宏大量，损己利人，心底无私。朱德同志在1960年写的《飞过泰山》，是一首五绝：“泰山不算高，一千五百八。飞过二千一，它把头低下。”这寥寥二十个字，看来朴素无华，其中却含有辩证的哲理，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豪情。
我在朱德同志身边工作时，承受言传身教，获益良多。遗憾的是时间太短，1939年我就因工作需要调到《华北新华日报》去了。有的同志说朱德同志像泰山、大海，我有同感。对于朱德同志的一生--道德、诗文、功业，我知之不多，领会不深。我以上叙述的一些事情，在他的伟大一生中只能说是“沧海一粟”。我不敢奢望用一滴水就能反映出太阳的全部光辉，只是想表示自己对朱总司令这位伟人的崇敬、缅怀和感激的心情而已。
1991年5月
朱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 ——何其芳
抗战初期到过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的做文艺工作的同志，总是极其亲切地谈起朱总司令。很遗憾的是，和这位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不曾有过个人的接触。
然而，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的简短讲话，却给了我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记得的只是当时最感动了我，也就是最教育了我的几句话了。但是，就是几句话，也很应该记下来。我相信从这几句话中，更多的人可以和我一样地感到他的人格和思想的光辉，也可以和我一样地得到重要的启发。
先后开了三天的文艺座谈会，我记得朱总司令都是到了的。他和毛主席，和另外几位中共中央的同志坐在一个大的长方桌前，用心听着文艺界的同志们热烈的发言和辩论。在最后一天的最后，发言结束了，毛主席做结论之前，他站了起来，用着很朴素的中国老百姓的语言，很深入很精辟地讲述了几句话。
当时会中有这样一个争论，革命的作家是不是要经过一个转变。当时会中又有这样一位文艺界朋友提倡新英雄主义，说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个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个作家。由于这，朱总司令说：
“哪里不要转变呵。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这不过是志愿，还是要给老百姓做事，将来由老百姓来推才行的”。
听着这样几句话，我内心的反应和波动却是颇为复杂的：
虽然我不象有的革命历史比较长久的文艺界朋友在这点上包袱那样重，觉得自己一开始写作就是很革命的了，根本无所谓转变；但也总以为自己一直是在追求真理的，到延安是自然的结果。总之，也没有很明确地认识这是从另一阶级到这一阶级，是一种阶级变化。而朱总司令这样的革命领袖却这样赤裸裸地说他也是投降，这就一下子打破了我自己那种可羞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理，喜欢粉饰自己的心理，而认识了这样一个客观真理：是投降。转变也好，投降也好，从好的转到、投到坏的自然是耻辱，是堕落，但从坏的转到、投到好的又有什么需要遮掩的呢，这正是光荣，正是向上。而且，投降，朱总司令用的这个字眼，是何等通俗而又何等确切啊。投降，就是完全缴械。我们到延安，在延安工作，还不过是在政治上、组织上从另一阶级到这一阶级罢了。我们还要在思想上抛弃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完全缴械。
当时内心的活动自然未必有今天写的这样明确，但是朱总司令的话的确给了我以很大的认识与决心去甘愿向无产阶级缴械。这使我在以后的整风过程中减少了很多矛盾与苦恼。而且，当我缴了那些破破烂烂的小资产阶级的械之后，逐渐地我的手中就开始有了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械。
朱总司令的这几句话又使我认识了革命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革命的领袖是怎样产生的。只是一心一意地为工农大众做事，打仗，并不打算要当总司令或旁的什么，这正是后来毛主席所提倡给老百姓当勤务员的精神。伟大的领袖也好，伟大的作家也好，都只有人民群众才有资格来推举，不是可以由你自己来封赠，或者由你那一小集团来封赠的。
朱总司令还在继续讲下去。他又说：
“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时候，这已经是天堂啊。有的同志说，外面大都市里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啊。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
是的，在那一、二年，延安的物质生活是比较苦一点。就是在文艺界，也难免有个别的人有意见。王实味所提倡的与其实行的“针对自己的阵营工作”（即攻击），就是选择了小资产阶级思想与物质生活困难这两者来作基础。但朱总司令的这几句话，还不止解决了这个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看问题的立场与方法方面启发了我。我们常常说立场，但是有的时候连延安与大后方的根本区别都忘记了。大后方一切的财富、享受、繁华，还不是都是为少数人所有？延安和解放区的物质条件虽差一些，却是人民及其先锋队作了主人的地方。朱总司令用“人家的”和“我们自己的”这样通俗的说法说明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区别。这里面有立场，也有方法。
我现在还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两个片段了。朱总司令讲话的总精神是要作家们为人民服务，改造自己。
所以，毛主席站起来作结论的时候，首先说：“其实总司令已经作了结论了。我的意见是和他差不多的。”这并非单纯地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谦逊，他的后来发表出来差不多快到两万字的结论，自然问题讲得更广，更精密，而其基本精神则的确是和朱总司令相同的。
1946年12月
朱德同志关怀炮兵建设 ——丁本淳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现仅据我亲自经历的朱总司令对人民炮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给予的亲切关怀记述如下，以此做为对朱德同志的深切怀念。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推动下，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开展起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同志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当时，八路军总部唯一的山炮连，也随军进至山西省五台县境内，配合步兵作战。此时，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在日寇进攻面前，一触即溃，仓惶而逃。在后逃中，将十余门山炮和野炮弃于五台县滹沱河中。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立即派部队前往捞炮。为鼓励阎锡山部队继续抗战，遂将捞起的其中四门野炮给阎锡山部送了回去。将其余八门山炮上交给八路军总部。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37年10月决定，以总部山炮连为基础，加上一二九师从河中捞起的八门山炮，组建成八路军总部第一个炮兵团。1938年1月28日，在山西省临汾县刘村镇，炮兵团召开了建团大会。同年3月，炮兵团奉命西渡黄河，转移到陕西洛川进行整训。整训期间，朱德总司令亲临炮兵团作指示和作时事报告。朱总1938年9月来到炮兵团检查整训工作时，细心地观看了部队的兵器操作和演习，看完演习后，先向排以上干部讲了话，又在全团指战员大会上作了报告，着重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要求大家树立和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他对炮兵团建立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如何建好炮兵团做了许多指示，要求全团指战员，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尽快提高作战能力，一定要把炮兵团建设好。朱总的指示大大鼓舞了全团指战员的学习情绪和抗战热忱。
1939年1月，在炮兵团成立一周年时，朱总司令又为炮兵团亲笔题词：“坚持抗战胜利归于我们”。同时，还给炮兵团办的报纸题写了“骨干”二字报头。号召大家努力提高本领，加强炮兵建设，真正成为我军的火力“骨干”。
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鼓舞下，炮兵团迅速掀起了大练兵的高潮。虽然学习中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指战员抱着一定要把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建设好的决心，勤学苦练，互教互学，在较短时间内，军政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进入1939年以后，前方的作战任务十分紧张，炮兵团很快结束了整训任务。遵照上级指示，除一营由匡裕民、袁光率领驻洛川，保卫陕甘宁边区以外，全团开赴晋东南参加作战。时逢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驻山西路城中村）召开朱总司令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大会。炮兵团连以上干部也参加了大会并聆听了朱总司令的讲话。在此期间，朱总司令还接见了炮兵团的干部并做了重要指示。他说：到敌后，要继续加强战备训练，做到边战边训，不断提高对敌作战本领。全团同志遵循总司令的指示，开展了敌后练兵活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从此，炮兵团在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领导下，转战敌后，战斗十分频繁，打了许多胜仗。从1939年冬到1940年冬，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和美帝国主义的劝降下，两次发动反共高潮，在以重兵包围和进攻我解放区的同时，还停发了我军的军费和装备、服装等，对我边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切断了边区和外界的经济联系，妄图把我边区军民困死、饿死。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紧密配合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想要把我根据地压垮、吃掉。在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一面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的艰苦斗争；一面向全党全军发出“精兵简政”和“生产自救”的号召。根据地广大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1年7月，炮兵团奉命开赴南泥湾，执行朱总司令倡导的“屯田政策”，一面开荒生产，一面监视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可能发动的进攻。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九十余里，土地肥沃，便于开垦。但这里人烟稀少，树大林深，部队到达后，既没有粮食可供充饥，也没有房屋可以御寒，牲畜没有草料，车辆无路通行，真是困难重重。正在这时，我们的朱总司令接连两次来到南泥湾，看望炮兵团全体同志。他在欢迎会上，首先向干部战士们耐心地讲述了屯垦南泥湾的重大意义，他说：由于敌人的围困封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坐以待毙；一条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走哪一条路呢？我看应当走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路。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希望大家赶快行动起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渡过难关。全团同志对总司令的讲话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表示，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搞好开荒生产。当朱总司令了解到部队缺乏生产工具，要搞好生产，困难确实很多时，就批示边区政府为炮兵团拨发了锄、镐、锹和铸铁等生产工具。战士们得到了这些生产工具，真是如虎添翼，信心倍增，并且从心里感激总司令对炮兵团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