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和我、耿飚、黄敬同志赶去察看，原来敌机把弹药库、油库炸着了，一叠连声地爆炸，持续不断地闪烁，致使半边天乌云弥漫。
这场大爆炸成了我们祝捷的礼炮。当响声停息下来，战斗也跟着结束了。一面面鲜艳的红旗在硝烟正在消散的空中迎风飘扬！
至此，石家庄守敌第三十二师、第三军炮兵营、保安第九团、第十团、保警队和还乡团，总计两万四千多人，被我们歼灭掉。敌人驻守石家庄两年多的历史结束了。
这时，我们决定，派三纵队八旅担任城市卫戍部队，我到八旅进行了动员。
三纵队八旅执行任务，认真负责，使石家庄市秩序井然。特别是战斗结束后，敌机临空轰炸，他们一面组织防空，一面参加救护。有家银行中弹起火，他们组织人员从大火中抢救出银行的全部现钞，致使这家银行免遭火劫。
指战员们的无畏精神和严格的纪律，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就连民族资本家也很受教育、很受感动。
石家庄战役的胜利，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对发展经济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个重点设防的城市，我们仅用六天时间就拿了下来，这充分说明了我军越战越强。为此，党中央特电嘉奖。朱总司令作诗庆贺：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并称赞这一战役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
石家庄战役结束后，我们“野司”移驻晋县一村，后又转移到周家庄村。不几天，晋察冀野战军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战斗经验，布置新的作战任务。朱总司令、聂司令员和彭真同志都来了，并讲了话。会上，朱总司令反复强调，这次石家庄胜利来得很快，并不是偶然的，不要骄傲。你们要把这些经验好好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学习和发展。这次比大清河北战役，清风店战役，有很大进步。以后还要提高战术，发扬优点，改进缺点。现在我们学会了打大城市，土改后又不愁没有兵，革命成功是一定的了。但中国这样大，走到南方也要半年一年，我们军队不到，蒋介石在南方的统治是不会垮的。我们准备打几年，一边打仗，一边建设。伟大的事业要在我们手上成功，一定要成功！
的确，后来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证明，当时朱总司令的话真是高瞻远瞩，我们的事业是成功的，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新的胜利。
1991年1月
军事工业的奠基人* ——刘鼎
1940年4月，我从抗日军政大学调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担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有幸在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工作。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使得我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出现了十分困难的局面。为此，朱德同志曾多次找我交谈有关军工生产的问题。在谈话中，他特别强调了军工生产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还鼓励我要克服困难，依靠群众的智慧，多造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援前方将士。在朱德同志等总部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没有钢铁，就用铁路道轨，没有炸药，就从敌占区套购硝酸碳。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太行山根据地的军工队伍在困难的环境中发展壮大，建立起一支包括技术人员、机械工人，以及铁匠、锡匠、石匠等三千多人的军工队伍，生产出大量的步枪、迫击炮、炮弹、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支援了前方部队，民兵的抗日作战。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挑起内战。我奉中央军委的指示，原准备带一部分人赴东北建立军工生产基地。因情况发生变化，我们撤离张家口，转入晋察冀根据地。1947年春，朱德同志来到西柏坡。一天，他派人通知我去商量军工生产问题。这时，我已调到晋察冀军区，担任兵工部副部长，部长是姚依林同志，我负责改制炮弹技术的工作。当我来到朱德同志的住处时，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自然要说的话很多。在谈话中，他对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在谈到军工生产的问题时，他充满信心地对我说：“我们就要开始战略大反攻，前线需要炮兵，需要炮弹，兵工生产要抓紧，多生产一些炮弹。”同时，他鼓励我说：“你是我军专制炮弹的老兵工，要用最大的努力为前方多提供炮弹，越多越好。”从朱德同志的言谈话语中，我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我当即向朱德同志表示，根据以往在晋冀鲁豫时的实践经验，我们已经具备了大量生产炮弹的能力，并且有能方研制出更安全、更有威力的炮弹。同时，我也请求朱德同志帮助我们解决制造炮弹所必需的火硝和化肥。他对我的要求表示完全支持。
回到驻地，我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按照我所设计的图纸制造出新弹尾，经过炮兵多次试用、论证，证明这种炮弹性能可靠安全，爆炸力也很强。此后不久，我们在进行炮弹定型试验射击时，朱德同志来到靶场，他拿起炮弹，向在场的同志询问炮弹的射程、爆炸方和准确性能。当他看到试射的各种科目准确无误时，十分高兴，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正适合战争的需要。要尽快投入大量生产，准备打大仗。”嗣后，他命令军区把收存的迫击炮全部启封使用。同时，命令炮兵加紧训练，把炮兵的建制尽快恢复起来。
随着我军作战规模的逐渐扩大，军工生产的任务也就愈加紧迫、愈加重要。我记得，在石家庄战役前，朱德同志曾致信姚依林、刘再生和我，指出：晋察冀的兵工厂两三月来整顿得大有进步，军区兵工厂统一指挥领导后，更加有利于大发展。我要求你们以确实可靠为准，任务能做到支援全国性的反攻部队所用的炮弹。特别是山、野炮弹以及炸药、绵药为重要。其次是迫击炮八二、五○、六○的为适用，还有机枪弹。以上这些任务你们是否有可能做到？并要争取时间尽先完成，又要能适用，取得各战地的赞美，那时自然不愁款项无着。朱德同志在信中还要求我们尽快提出1948年军工生产的详细计划，并要求今后每月直接向他汇报一次生产情况。
1947年11月上旬进行的石家庄战役，仅用了七天时间，就全歼守敌二万余人，开创了我军攻克大城市的范例。在这次攻坚战中，我军使用了大量的炮弹和炸药。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炮兵和工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以后进行的邯郸、临汾等战役中，我军也采用了石家庄战役的经验，取得了同样令人满意的效果。
石家庄战役之后，为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前线，朱德同志在日理万机、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曾多次找我们研究军工生产的问题。他指示我们把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军工部合并为华北军工部，并且专门召集会议，研究如何发挥正太路一线工矿的生产能力，扩大军工生产的规模。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精神，我和姚依林同志商定，扩大阳泉炼铁厂的生产能力，使之达到日产三十吨的水平（原日产二十吨）。同时成立硝磺局，专门生产炮弹所需的炸药。
回顾朱德同志在解放战争开始前后就有预见性地亲自抓军工生产，使我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提高军工生产的能力，为在解放战争中转入战略反攻准备了极其重要的物质条件，这不能不说是朱德同志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又一功勋。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朱德同志分管军工生产。我们进入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傅作义部的军械所。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精神迅速地把它改造成一座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兵工厂。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们集中全国各地的兵工力量，制造了大量的火炮和炮弹。朱德同志曾针对当时生产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告诫我们要特别注意产品的质量，避免生产废品，我们还要把钱用于建设新的兵工厂。
1951年6月，受党中央委派，以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国军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与苏方商谈援助我国军事工业建设等问题。在谈判期间，朱德同志曾亲自指示我们处理谈判中的棘手问题，使谈判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此后，在全国各地相继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新式兵工厂，使我国走上了军事工业现代化的新台阶。
追忆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和成就，其中无不包含着朱德同志的关怀与支持，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本文是根据刘鼎同志生前谈话记录整理的。
朱总司令与机关生产 ——陈永清 贺生祥 谢邦选 李鉴
朱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值他老人家诞辰一百○五周年之际，回顾他对我们在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而奋斗的几件往事中的教诲，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无限崇敬和深切缅怀。
“金字招牌”不许抹黑
1948年新中国将要诞生的前夕，党中央考虑到新中国建立后，将面临一个财政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因此，要求党中央机关必须继续发扬延安大生产时艰苦奋斗的作风，于同年7月成立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经济建设部”，邓洁同志任部长，对外称“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创业，先后在石家庄、北京、天津、大连、保定、沧县、西安等地创建了三十多个工厂企业，职工达二千二百四十八人，全年向国家纳税共合小米一百五十多万公斤。
1950年初，公司召开各业代表会议，朱总司令写了“为新中国建设而奋斗”的题词，并同杨尚昆同志莅会指导。总司令还根据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勉励和告诫大家：你们是中央机关创办的企业，必须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不能搞机关化那一套，更不能有任何特殊化。你们当中许多同志受党教育的时间较长，要以共产党员的党性，带头奉公守法，执行党的政策，照章纳税。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机关这个牌子很大，是个“金字招牌”，你们千万注意不要给这块“金字招牌”抹上黑点。总司令的告诫，使与会的同志思想震动很大。这是信任，这是警钟，更是对我们转到新中国经济建设战线上新兵的关怀。三十多年的变迁中，原公司的各企业单位虽然都移交给了有关地方，但遵照总司令的教导而形成的厂风，许多企业至今仍保持着。
纳税是向国家的贡献
为了供应党中央机关同志们吸烟和当时市场的需要，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石家庄分公司于1948年5月，筹办了新中国烟草公司，朱总司令曾三次到该厂视察。在第三次视察时，该厂负责人林峰向他老人家汇报了因盘纸、烟叶价高，厂子近来赔了钱，继续办下去有困难时，朱总司令鼓励他们说：你们出的烟还不错嘛，中央开会都用你们厂的“海燕”烟招待，毛主席也抽“海燕”烟，还用它招待客人。接着便问：为什么办不下去？你们向国家缴了多少税，养活了多少人？当回答：职工有一百出头，每月缴纳两、三万元税。总司令笑了笑说：厂子直接养这么多人，又向国家缴这么多税，这就是你们的成绩和贡献。你们算过这个帐吗？我看还是坚决办下去，要从大局着想嘛。当提到能不能减点税时，总司令严肃地说：不少烟厂赚钱，你们赔钱，说明你们厂子还有许多潜力没有挖出来。你们是否可以派人到其它厂参观学习，改进你们的工作？纳税是你们向国家的贡献，我看不能减。把生产搞好，多缴点税是大家的光荣。总司令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顿时思想开朗，信心倍增。全厂职工对照学习先进烟厂的经验，找出差距，改善经营管理，使生产逐渐改观，很快扭转了亏损局面。
“把这个仪器厂好好的办好”
1951年4月6日，朱总司令两次视察了北京新中国科学仪器厂。总司令平易近人，慈祥可亲的长者之风像春风一样温暖着各车间职工们的心。总司令在技术室还询问了能否制造望远镜、光学、化学分析仪器等一系列问题。他还给大家讲了科学仪器的生产对军事、气象、工农业生产、科研和教学的重要意义，并题词“把这个仪器厂好好的办好”，来鼓励大家。当年新中国仪器厂的职工有四十多人，目前分别担任了各地仪器厂的厂长和中层干部。总司令的题词，至今仍闪耀在现隶属航天部的长城科学仪器厂大门右侧，鼓舞着职工们为不断发展新中国的仪器制造业而奋斗。
学会企业管理，准备进大城市
早在1947年4月，为了供应中央工委机关办公的需要，中直供给部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窑上村，办起了裕丰造纸厂，厂子规模不大，完全是手工操作，靠几匹部队退役牲畜拉碾子碎料作浆。原料是烂绳头，破旧纸。
1948年初的一天上午，总司令来厂参观。他边视察边询问生产情况，从筹备过程、生产程序、人员组成到产品的质量数量，问得十分具体。当汇报到原料短缺，影响生产发展时，总司令说：你们应发动群众想办法解决困难。在延安造纸用马兰草，这里没有马兰草，别的草可以试试，火碱缺也可以试验用别的东西代替。朱总司令临走时，还把一张纸方方正正地叠好，放在衣兜里带走。
朱总司令的视察和指示，对全厂职工鼓舞很大，不久，按照总司令的启示，试验成功了用麦秆、芦苇代替绳头破纸，用石灰等物代替火碱造纸。而且质量逐步提高。
以后总司令又来厂视察四次。每次来都帮助厂子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同志们说：“我们这个厂子是总司令亲自教我们办起来的。”在几次视察中，他老人家都强调了加强业务技术的培训和学习。他说：战士要学技术、干部要学业务，学会整套管理企业的本领，思想要跟上形势的发展，准备进大城市，办大企业。
建国前后的四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不论从政治思想上还是生活实践上，都是一个大的转变。这几年朱总司令的言传身教像慈母和恩师一样，抚育我们逐渐地成长起来。最近，我们在征集原公司史料的过程中，各地的同志们都在畅叙总司令的教导。受大家的嘱托，我们写了这篇文章，以表达同志们对朱总司令的无限缅怀。他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写于1986年12月，改于1991年9月
实事求是的典范 ——程子华
我和朱德同志相识已久，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教诲，特别是他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好思想、好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50年，我到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工作。那时，全国总社领导着供销、消费、手工业生产等多种合作组织，第一、二、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都是由全国总社主持召开的。其中，1953年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尤为重要。那时候，我们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把社会主义比喻为一只鸟，工业化是鸟的主体，农业和手工业是鸟的左翼，私营工商业是鸟的右翼。可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讨论如何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朱德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肯定了我国手工业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实现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个体手工业经济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改造为集体所有制。”他还明确了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几种形式，以及改造的步骤和方法。这就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方向。
今天，重温朱德同志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一些论述，使我倍感亲切。回顾对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走过的道路，我想起当年在朱德同志关怀指导下从事这项工作时所经历的学习、调查、研究和探索的过程。
我们根据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的指示，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关部分，学习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论合作制》等著作，联系我国手工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探讨。大家认为，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很重要，农村的生产资料百分之九十靠手工业，农民的生活资料百分之七十左右是手工业品，城市居民也需要手工业品。发展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手工业从小生产变为大生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经过两条不同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使少数手工业者成为资本家，大多数手工业者沦为大工业发展的牺牲品，受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榨取而穷困、破产，成为无产阶级，这是痛苦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帮助与扶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使手工业转化成为集体经济，逐步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成为国家工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探寻对于手工业改造的形式和方法，全国合作总社在1951年组织了若干工作组，分赴潍坊、扬州、杭州等地进行调查研究，通过总结经验，分析比较，终于摸索到了对手工业改造的三种组织形式，即：生产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生产小组是生产合作社的萌芽，是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基础。它是由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委托加工、合同订货、推销产品的方式，把独立手工业者或家庭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这种小组，有的分散生产，只是到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领原料、交成品，内部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变；有的部分或全部集中生产，统一领原料交成品，小组内部实行分工协作和“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局部地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关系。
供销生产合作社是由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同样的办法，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的。由于加工订货任务逐渐扩大，生产小组过多，为了减少业务联系单位，就在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之下成立供销生产合作社。它已不是单纯的贸易机构，而主要是组织生产，是生产小组的领导机构。它同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的业务关系，由加工订货，逐步改变为独立经营。有的供销生产合作社长期保存下来，有的则逐步发展为全部生产过程的协作分工，转变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由手工业劳动者自愿联合起来，凑集股金，租借或购置生产工具，实行集体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生产资料全部为集体所有，实行民主管理，是手工业合作化的高级形式。
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一般要经过生产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有条件的也可以不经过这样逐步的发展过程。这也就是朱德同志所讲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大力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组织的时候，一般地应该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的生产小组逐渐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条件具备时，也可以一开始就组织生产合作社。”
当时，对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组织形式，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主张用公私合营的办法改造手工业；苏联专家则主张只搞生产合作社，不搞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通过三种组织形式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逐步提高手工业劳动者的觉悟，他们是容易接受的。我们就向少奇同志、朱德同志作了汇报，他们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同意我们的看法，并由少奇同志将汇报提纲送交毛主席，主席很快就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肯定了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三种组织形式。这是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所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三种组织形式，得到全国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实践证明，引导组织手工业劳动者走合作化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从而焕发了我国手工业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为手工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实现生产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在引导组织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的时候，朱德同志曾经告诫我们，要注意掌握政策。他说，要把手工业的劳资关系、雇佣关系、师徒关系区别开来。有的人雇佣个别助手和学徒，自己担负主要的技术劳动，他还是小生产者，不是资本家。所有的小业主和雇工、学徒，都应该团结生产，改善关系。那么，小手工业老板能不能入社呢？他说，只要他放弃剥削，本人有技术，而又愿意参加劳动，服从领导，是可以让他入社的。这些指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发展手工业生产是有利的。我们根据实际需要和上述指导思想，确立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当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朱德同志曾经提醒我们，要防止盲目冒进。当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了过高的标准，有的不适当地强调集中生产，有的盲目地将小社合并为大社，有的盲目地追求机械化。他说，这样做，脱离了实际情况，违反了自愿原则，往往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反而影响合作社的发展。朱德同志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出现的苗头讲的，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敲了警钟。但总的来说，那时候还比较谨慎，没有出大的问题。可是，后来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就出现了合并过多、急于过渡的情况，以致带来一些问题。本来手工业布点分散、经营灵活、服务周到，适合群众的要求；而合并过多、急于过渡，强调集中生产，就不能满足城乡人民的多种需要。这里也有个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问题，也是个认识问题，主要是对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认识不足，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认识不足。看来强调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啊！
在和朱德同志长期的接触中，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他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的领导人，德高望重，敦厚慈祥，平易近人。在我们心目中，他始终是个普通劳动者，没有半点架子。有时叫我去，有时他就来，往往事前不通知，他就来了。在他面前，并无拘束，可以畅所欲言。他讲话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深入浅出。他常常用形象朴实的语言，表述深邃的含意，给人诚挚的教诲。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光明磊落，令人钦敬。他那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重温朱德同志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论述，是为了学习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与其说这些论述是对手工业讲的，不如说是他对整个经济工作的看法。他在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这正体现了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不光是听取汇报，还经常到各地视察，亲自看看，深入群众，访问了解。他善于倾听和分析各方面的意见，而且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知道，我国手工业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但总的说是不断发展壮大了。当初的手工业已有不少实现了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逐步跨入了现代工业的行列，成为现在的二轻工业，成为我国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的主力军，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我们重温朱德同志的有关论述，对于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83年8月
新中国手工业建设的倡导者 ——白如冰
每当我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后手工业发展的历程时，便自然而然地想起朱德同志。我作为新中国手工业建设的具体组织者和参与者，亲身经历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此间，曾经多次得到朱德同志的面聆，深受启发。今天重温朱德同志的教诲，依然令人感到振奋，获益匪浅。
一
195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们在全国手工业系统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民族资本手工业者，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和平改造，而对大量的、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则主要采取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根据党中央制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积极稳妥地对全国五百多万个体手工业者和一千二百万兼营手工业的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在实践中亲身感受到合作化的优越性，自觉自愿地加入到合作化的行列中。到1956年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手工业合作社，合作社的产值占了手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手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上升，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方便了城乡居民的生活需求。同时，也加强了与大工业之间的合作，为大工业进行配件、修理和小型机械制造，弥补了大工业的不足，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在外贸出口和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使我感受至深的是朱德同志对手工业建设的关心与具体指导，我们召开手工业代表会议请他参加，每请必到，他总是很爽快地答应我们提出的要求，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1954年秋，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手工业管理局，把我从西北局调到北京，担任手工业管理局局长。不久，又成立了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全国手工业系统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这年12月8日，全国第四次手工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我们请朱德、陈云同志到会讲话，他们欣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朱德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国家帮助手工业，目的是为了使广大手工业者克服困难，积极走合作化的道路，积极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们要把合作社的各种事情办好，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不要搞“三光政策”，要进行集体主义的教育，使社员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想退社单干。同时，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把手工业合作社办好。
当时，全国已组织起各种形式的合作化组织四万多个，比1953年增加了八倍多。由于进展较快，准备不足，工作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朱德同志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合作社开始组织起来，不要要求过高，要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地把合作社办好。陈云同志也到会讲话，指出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搞得太快了，否则会出毛病。
从1955年下半年起，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时期，改造的步伐急剧加快了。至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组）的手工业者已占全部手工业者的百分之九十二，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转变。从整体上来讲，实现这一如此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思想倾向，在一些适宜分散生产的行业中也出现了大集中、大合并的现象。朱德同志曾及时地指出：组织手工业合作社，要求不要太急，集中不要过大，合并不要过多，统的不要过死。不要轻易合并厂、店，不能把所有小厂、小店全都合并起来。1957年12月，他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讲话时也指出：“各级国家机关必须注意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长期地固定下来，除了极端必要并且经过省（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个别情况以外，不应当把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企业，否则，就会影响到手工业合作社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朱德同志的这些指示，对纠正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并使之健康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我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作的四年间（1958年6月调往山东省工作），和朱德同志多有接触，每次见面，他都要详细询问手工业的工作情况，并且提出自己的建议或意见。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也愿意向他请示，他总是尽力帮助我们想方设法排忧解难。当时在总社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叶夫谢耶夫曾对我说：“你们真幸福，朱总司令对手工业如此关心，你们的工作一定能够搞好。”
1954年11月，组建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时，我去向朱德同志请示如何搞法，并且反映了有的同志对手工业的作用认识不足和工业原料缺乏的问题。朱德同志听完我的汇报，语气平和地鼓励我要树立起信心，把手工业工作做好。他说，要把广大的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这样才会有力量，才能克服各种困难，发展生产，更好的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服务。至于说有人看不起手工业，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所生产的东西与群众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即使是实现工业、农业机械化以后，手工业还是不能缺少的。宣传部门也要配合工作，大力宣传手工业的重要性。他还说，党中央对手工业是很重视的，成立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广大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发挥手工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谈到如何解决原料不足的问题时，朱德同志笑着对我说：“如冰同志，我们眼前到处都是原料啊！”开始，我还有些疑惑不解。他又说：“国家现在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不可能把工业原料的供应都包下来。你们要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组织人力把社会上别人看不起的破铜烂铁收集起来，变废为宝。这样既便宜，又没人和你们争抢。”后来，我们按照朱德同志的意见组织收集废品，仅此一项就为我们解决了不少困难。
1956年5月15日下午，朱德同志把我找去谈话，了解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这时，正是合作化运动的高潮阶段，许久没有见到朱德同志，我也很想向他汇报合作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先向朱德同志汇报了手工业合作社的状况，朱德同志说：“组织合作社要注意保持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凡是不宜集中生产的，不要勉强集中。搞大的合作社一定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否则，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垮台的。”
“有的地方组织合作社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结果集中起来后，没有厂房，只好在露天生产，致使生产下降。”我继续说道。
“这种盲目集中的现象必须立即制止！”他挥着手说，接着又问我：“这种现象是否引起各地党委的重视？”“重视的不够。有的同志认为管理合作社是合作总社的事，他们只看重地方工业，而不重视合作社。”
“这种想法是不适宜的，手工业合作社与地方工业同样是重要的。一定要让各地党的负责同志亲自抓。”
随后，我又谈到，目前手工业合作社在原料供应、产品推销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困难，因此，就提出了是否取消合作总社的问题。苏联已经取消手工业合作总社，我们也准备这样做。
朱德同志说：“解决原料、销路不一定都由总社包起来，可以改由合作社去找。但是，总社还是应该要的。至于苏联取消了总社，他们有自己的情况，我们不能什么都仿效人家的，这是教条主义。目前我们不是要取消这些机构，而是应该加强这些机构。”
最后，朱德同志又问我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他握着我的手说，搞手工业产品不要怕没有销路，而是怕产品质量、花色品种搞不好，你们可以搞各式各样的食品，既可以解决国内需要，也可以出口换外汇嘛！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看来，朱德同志当年的谈话仍能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他那种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
我国手工业的基本特点是历史悠久、行业繁多、品种纷杂、分布面广，具有独特的民族技艺传统。特别是工艺美术品，构思奇妙，工艺精细，深受国内外人民的喜爱。
我在主持手工业工作期间，朱德同志多次和我谈到要继承、弘扬我国手工业的优良传统的问题。他指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手工业生产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风格的优良传统。例如工艺美术行业，制作出许多巧夺天工的工艺品，这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务必要保护和发扬，防止人亡艺绝。
记得在进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曾经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致使部分手工业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朱德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提醒我们，合作化不是要搞掉传统的手工业产品，而是为了更有利于它的发展。手工业产品不能减少，还要保证质量，特别要注意保留具有优良传统的服务态度和销路广、名气大的名牌产品，例如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等。
1957年7月，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海团城举办了全国工艺美术品展览，朱德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其中有一件牙雕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这是北京老艺人杨士惠等七人在一根一百三十斤重的象牙上刻下的以北海公园为背景，首都人民欢庆宪法公布的盛大场面。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对这样的老艺人，一定要好好爱护，他们经验丰富、技艺高超，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大都年事已高，亟待培养接班人。所以，要注意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创造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接班人，师傅要爱徒弟，徒弟也要尊敬师傅，形成尊师爱徒的新风尚。
这年八月的一天，我和邓洁同志来到中南海朱德同志家中看望他时，他详细地向我们询问了手工业生产的情况。在我的印象中，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是要扩大手工业产品的生产，特别是特种工艺品的生产，花色品种也要丰富多采，这些产品是出口创汇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是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艺，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包括香港的产品，你们都可以买些样品，开阔眼界，改进我们的产品，争取使我们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多换外汇，支援国家建设；第三是要发展手工业产品，仅仅依靠老艺人还不够，要培养大批的新生力量。为了使传统技艺发扬光大，还要克服过去那种手艺“只传男不传女、只传长不传幼”的封建意识。对艺人要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不仅能传女、传幼，还能传给外姓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手工业的发展。
朱德同志的意见，对于指导和推动手工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在工作中，我们对传统名牌产品，特别是工艺美术品，采取了“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并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一系列挖掘，恢复和提高的具体措施。例如，提高老艺人及年轻工艺美术工作者的生活待遇，为他们提供重新学习的机会；大力培养新艺人，实行包教保学，允许师傅自己选择徒弟，也可以培养自己的子女；加强工艺美术的设计工作，改进产品的花色品种，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需要，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等等。由于我们贯彻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受到广大老艺人和科技人员的拥护和支持，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许多老艺人把自己的绝技奉献出来，传授给年轻人，“尊师爱徒”的新风尚在手工业行业迅速传播开来，使我国手工业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弘扬。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国手工业生产的速度、规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践证明，这种变化，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才能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当我们看到今天手工业战线出现的可喜局面时，也不会忘却朱德同志为之倾注的大量心血，朱德同志的亲切关怀与教诲，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间。
1991年8月
整顿党风 严肃党纪 ——王从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并且决定朱德同志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同志主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后，提出建立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党性坚强，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相当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党员干部到纪委工作。朱德同志自己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带领大家认真负责地做好纪律检查工作。在全国解放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违犯党纪的各种不良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许多重大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纪律检查工作方面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朱德同志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一直是认真严肃的。在我们党遭受了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现在认真整顿党风，严明党纪，以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认真贯彻执行的时候，我重温了朱德同志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两次讲话，受到了很深的教益。时间虽然过去了二、三十年，但这两次讲话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德同志在1950年5月的一次讲话（见1979年7月4日《人民日报》）中，首先讲到要从纪律检查工作方面来“保证党的路线、政策能够顺利执行”，“更好地克服一切破坏党的路线、政策的行为或倾向”。他要求“每个参加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经常地检查了解：在党的组织中、党员中有没有违犯党的政治路线，违犯党章、党纪、党的决议，有无违犯国家法律、法令及政策，有无损害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行为和倾向？如果有，就应很好地制止和预防，使这些坏的东西不能产生出来，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朱德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极其重要的。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能否顺利贯彻执行，是关系党、国家、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因此，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正确贯彻执行，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头等重要的任务。正如朱德同志所说：“这一工作作好了，我们就能起了保证作用，保证了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等等都能正确执行，就能成为在贯彻政策、实行决议方面的有力助手。”如果这项任务完成得不好，其他方面即使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仍然不能说是完成了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是正确的，但在贯彻执行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少数地区、部门和单位的一些党员干部，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贯彻执行起来就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特别是那些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他们是党的隐患，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他们用种种办法来抵制、反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绝不能麻痹，否则就会使党的事业遭受灾难。各级纪委发现后，必须及时向上级反映，认真解决。
朱德同志在同一次讲话中，严肃地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他讲到：“有些党员、干部，不注意国家大事，不关心群众痛苦，不了解共产党员的重大任务是要随时随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些同志对工作疲塌松懈，得过且过，逐渐失去了作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们“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采取了一种漠不关心、不负责任或不大负责任的态度”。朱德同志指出，对这种态度“应该视为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罪恶行为。凡是有这种态度有这种作风的同志，如果不痛加改正，将不能取得党、国家和人民的原谅”。由于官僚主义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它随时都可以找到赖以孳生的土壤。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破坏，使我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更艰巨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有的同志不调查新情况，不研究新问题，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对上级指示只知照抄照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研究贯彻执行；有的对业务知识不学习，安于当外行，不尊重科学，不听取专家和群众意见，搞瞎指挥；有的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搞特殊化，不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对坏人坏事不坚决斗争，听之任之，对人民疾苦熟视无睹；有的公文旅行，只划圈不拍板，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效率很低，贻误工作。如不克服官僚主义，我们的党就会严重脱离群众。 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首先是进行教育，使他改正。但是，对那些由于严重官僚主义使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纪律检查部门必须认真检查，不管问题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的官有多大，地位有多高，都应该查明情况，选择典型，大张旗鼓地严肃处理。这是纪律检查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