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在有董必武、刘澜涛、钱瑛等老同志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朱德同志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他殷切地希望今后“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对中央各部门（各党组）和省（市）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工作”。
他曾对某些以功臣自居，特权思想严重的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他严肃地警告这些同志：“我想那些以功臣自居的同志，还是要谦虚一点，老实一点，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不要为个人的地位、待遇等问题去苦恼，不然党和人民就会丢弃你们，你们就会在革命队伍中掉下队来，失去了和革命同伴继续前进的机会。”他还批评：“有些人没有认识到纪律的重要，认为党的纪律只是给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更有些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政府算什么，管不着我这个老党员；法律也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我可以不遵守。所有这些，都是剥削者的思想和行为。而这些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却是一种耻辱！”在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多年严重破坏的今天，重温朱德同志这一教诲，使我们倍感亲切。
大家知道，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各级主要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受了党和人民的委托，担负着重要职责，对党、国家、人民的事业的兴亡成败，关系重大。因此，干部的职位越高，党和人民对他的要求和监督就越要严格。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纠正和防止某些高级干部利用职权搞特殊化，曾发布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五中全会后，又公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印发了准备提交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党章修改草案，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全面的严格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以此为镜子，经常对照检查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事事能当表率，自觉地、模范地遵守执行。同时，各级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定期检查，加强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这样，少数领导干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纪律废弛的现象是能够克服的，党风是能够逐步搞好的。
朱德同志在1955年的讲话中，还提出了“检查和处理案件时要本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要认真负责、严肃处理，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关怀同志的政治生命，防止错误的处分；既要反对照顾情面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思想，也要反对滥用职权和粗枝大叶的作风。”朱德同志的意见，至今仍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在检查处理案件时，一定要坚持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所谓严肃，按朱德同志的话来说，主要是“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他违犯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他，纠正他。”所谓慎重，就是不要“轻易地提出和处理别人的问题，提出和处理别人的问题时，一定要有根据。”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是按照这个方针去做的，平时检查处理的大拿案件，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在运动中处理的案件，错误就不少。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受了“左”的思想的影响，混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或者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定性偏高；一是粗枝大叶，没有把作为处理根据的事实认真弄清楚，做到准确无误。这两点，都违背了严肃慎重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引为教训。今后我们检查处理任何案件，都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按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办事，做到弄清事实，定性准确，手续完备，处理恰当。
朱德同志在1955年的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对各级监委专职干部的理论教育、政策教育、业务教育的工作，以便有效地提高他们在履行职责任务时的工作水平。”朱德同志的这一意见，固然是对我们纪律检查工作干部的关怀，但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提出了认真学习的任务。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每一个纪律检查工作干部，都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在学习中，要刻苦钻研，善于联系实际，接受别人的经验和总结自己的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随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
当前，我们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党要完成四化建设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健全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严肃党纪，把被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为此，我们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当好党的助手，负责检查监督，以保证《准则》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我们要同败坏党风和违犯党纪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一定不辜负党中央和广大党员与人民的期望，不辜负朱德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期望。
1980年7月
朱德总司令与国防现代化 ——张爱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朱德同志对于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就富有远见卓识，并为此作了不懈努力。
国防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武力保障。在两霸争雄，战争不绝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要保住革命的胜利果实，不能没有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国防现代化，包括了广泛的内容，如先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精良的武器装备，高质量的教育训练，科学的编制体制和兵员动员制度，完善的军事设施、战场建设和人防工程，良好的后勤供应和充裕的物资储备，规模可观的国防科研、军工生产体系等等。朱德同志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都有深刻的论述和鲜明的主张，其中讲得最多的是作为国防现代化主体和核心的军队现代化。我们认真研究学习朱德同志建国初期的建军理论和实践，对于推进今天我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现代战争是前后方浑然一体的立体战争，是诸军兵种一致行动的联合作战。因此，军队现代化，从编制体制上来说，首先要改变单一步兵、单一陆军的状况，建立和发展诸军兵种及技术分队，向“合成”方向发展。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及太平洋战场上已形成规模。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我军也有了初步的体验；1955年，我军在解放大陈列岛战役中，组织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有了首次实践。毫无疑问，军队合成的程度，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总体能力，已成为衡量一支军队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建国之前，我们没有空军，没有海军，也没有独立的技术兵种。我军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完成现代化的建军任务，就要尽快组建新的军兵种，为“合成”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朱德同志多次指出，现在的作战对象不同于国内战争时期的敌人，它有高度的现代化装备，有很完善的诸军兵种。我们应针对它们的编制和战术来研究出有效的对策。他及时地向全军提出了总结经验，整顿编制，学会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新任务。为了尽快使我军编制和战斗编成达到合成化，朱德同志亲自抓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先后从陆军中抽调大批骨干充实到这些部队，以欣喜的心情看待这些具有强大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的新军兵种的诞生。他在各军兵种所作的许多重要指示中，一再指出这是把我军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历史性变革，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大事。在此后的年月里，朱德同志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仍一直关心着各军兵种的建设和部队合成作战能力的提高。他还经常深入海边防视察，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和院校，对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对于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国防现代化是最新科学技术成果的综合体现。武器装备愈是精密，涉及到的新知识、新技术就愈广泛，对于使用这些武器装备的人的素质，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要求就愈高。近年来，外军学术界流传的军队战斗力的所有部分都是科学知识的体现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初期部队成员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很低的，文盲和半文盲数量很大。文韬武略兼备的朱德同志，高瞻远瞩，清楚地看到科学文化将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便及时地领导全军向科学文化进军。他告诫大家，搞军队现代化，指战员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是不行的。不要以为现代化武器—装备部队，部认就现代化了，人和武器就自然结合了。用先进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先进武器，要靠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人去掌握。只有通过学习和训练，从根本上掌握和驾驭新技术、新战术以后，才有可能成为现代化武器的真正主人。否则，对新科学、新技术一窍不通，对新式武器的原理、性能一无所知，有了先进武器装备也不能发挥威力，不能形成战斗力。他总是谆谆教导广大干部战士把提高科学文化素养作为加强部队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带根本性的大事来对待，强调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学习上来。朱德同志对部队在学习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方面取得的每一成绩，都表示由衷的高兴，及时予以鼓励；对具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更是倍加器重，把他们看作是建设现代化国防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德才兼备的优秀指挥员，对于实现军队现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指挥员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军队现代化的水平。朱德同志对这一带战略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没有一支政治觉悟高，军事素质好，专业能力强的干部队伍，军队现代化是“化”不起来的。他要求各部队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加强对各级指挥员的培养。1954年3月，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了以朱德同志为主席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对学员进行考核。朱德同志在对学员的讲话中着重指出：如果没有一大批与现代化军队要求相适应的军事指挥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是不可能的。他对办好各级各类院校予以特别的重视，要求各院校应明确认识自己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所担负的培养干部的重大责任。朱德同志为了督促广大干部尽快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和指挥艺术，变外行为内行，在《技术在装甲兵建设中的决定作用》一文中，把这个问题提到很高的位置，指出：大家要以党性保证，全心全意钻技术，达到专业化。他的这些主张和论述，对于加强我军干部队伍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在现代战争中，一个人员的失误，一个环节的梗阻，都有可能导致全局的溃败。因此，要在现代条件下完成作战任务，没有周密组织的各种兵力兵器的协同动作是不行的。而严格的、科学的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则是达成协同动作，提高部队现代作战能力的基本途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由于环境所迫，条件所限，训练只能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进行，没有统一的训练计划和教学大纲。这种练兵方法，虽然曾起过极大作用，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已不能适应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为了迅速把我军的战术素养和战斗技能提高到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水平，朱德同志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了部队进行现代化、正规化训练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在军队的武器装备、作战方式和作战对象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在有大量军事技术、战斗器材和各类人员参加的现代战争中，我们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突击式的简单的战场练兵方法，丢弃过去长期处于农村环境而造成的游击主义、分散主义等一些带副作用的东西，实行现代化、正规化的统一训练计划，达到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使部队掌握复杂的武器技术，使各级指挥员精通现代的指挥艺术，善于组织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朱德同志号召全军各级首长都要认清形势，明确意义，亲自动手抓正规化训练，要求每个首长都能当教育参谋，会训练部属。他本人作为全军的总司令，更是身体力行，为人表率，亲自抓了1952年陆军训练大纲的落实。
朱德同志是善于把革命精神与求实态度结合起来的楷模。在经济建设上，不赞成闭关锁国；在军队建设上，不主张固步自封。50年代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很低，军队的技术装备有限，部队成员绝大多数又是来自农民，再加上刚刚取得全国性胜利，干部战士很容易产生墨守陈规、因循守旧的思想，迷信自己的传统。朱德同志敏锐地洞察了这一实际，及时教育部队排除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思想障碍。他强调指出，我们不能丢掉过去的优良传统，也不能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要发扬优良传统，保持高度的政治素养、军事素养，总结以往作战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虚心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学术、国防科技和治军方法，开阔自己的视野。同时，他还以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全军同志在学习外国的时候，要紧密结合我国我军的具体实际情况，采取有选择有创造的学习方法，不机械照搬，不盲目崇拜，不依赖别国，把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与自己的独创相结合，闯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军情的现代化国防之路。他号召大家，要把所学的军事科学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到现代化国防建设、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斗争中去，直到战胜敢于来犯的敌人，以完成我军光荣的历史任务。不能否认，武器装备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各种大规模杀伤和破坏性武器大量涌现的当代，我们一定要加快研制和装备先进武器的速度。我们拥有一定战略核力量，既有对付敌人核袭击的还手之力，又可滞制、反对核战争。但是，我军过去的经验和现代局部战争的经验都证明，不管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质量差别有多大，都抵销不了战争的正义性，团结一致，训练有素、英勇善战，富有牺牲精神的部队所拥有的强大力量的优势。在朱德同志的军事著作中，贯穿着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的思想。早在1938年，他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就曾指出，我们的武器虽则落后，但使用武器的人不应当落后。只要从政治、精神、战术技术等各方面提高部队素质，就能够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朱德同志在建国初期的军事著作中，对提高部队素质也作过许多重要论述。例如，他强调军队要坚决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指挥；强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克服个人主义；强调坚强英勇，临难不苟，不怕劳苦，不怕牺牲，把革命英雄主义发扬光大；强调力戒骄傲自满情绪，保持谦虚谨慎的美德，不断增进军内外团结；强调提高革命警惕，丝毫不松懈战斗意志；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部队训练，严格要求；强调勇敢加技术、勇敢加战术等等。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从总体上提高部队战斗力，都是仍然必须遵循的原则。
朱德同志认为，科学是永远向前发展的，国防现代化也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你赶人家，人家也在进步，稍慢一步就赶不上了，一定要急起直追，一刻也不能松懈。朱德同志的这一思想，是极其光辉的。国防现代化是一个变化着的概念，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支军队是否现代化了，不能只用自己的今天同自己的昨天相比，更重要的是要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在国际上把大量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当代，如果闭目塞听，抱残守缺，固守过时的概念，如果不及时研究和解决军队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将导致不可设想的严重的后果。我们学习朱德同志的建军理论和实践，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习他大力提倡的“和社会一道前进”的进取精神，全面研究、随时掌握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加速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增强训练和战备的科学性、计划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集中全军同志的智慧和力量，为建设一支无敌于天下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
1983年8月
不尽的思念 ——江渭清
在我党、我军的老一辈领导人中，我很敬佩朱德同志。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而且是令人尊崇的长者。他那淳厚朴实的性格，求真、求实的工作作风，在我的脑际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我曾多次亲聆他的教诲，受到启发和教育，至今难以忘怀。
还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二年，即1948年，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正在河南濮阳一带进行整训。当时，我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是王必成同志。
这年5月，朱德同志专程赶到濮阳，代表党中央对部队的整训工作做了重要的指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我记得，他在指示中特别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努力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加强军政纪律的问题。今天看来，这三个问题仍然对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德同志在谈到第一个问题时指出，要把部队训练成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军队。只有使指战员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才能在作战中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才能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才能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才能加强团结、协同作战。政治觉悟越高，战斗力越强，就越能自觉的为人民利益，不惜流血牺牲，为解放全中国奋斗到底，政治觉悟越高，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团结就越好，加强和巩固各方面的团结，是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保证。
接着，朱德同志强调指出，要努力地、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我军的优势。尽管我军在作战规模、战斗力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武器装备上，仍然与敌人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敌人的武器装备在质量、数量上特别在重武器上仍是超过我军的数倍。因此，在运动中捕抓战机，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野战军指挥员应当注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朱德同志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军政纪律。他强调部队要有严明的纪律，每一个指挥员、战斗员都要自觉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服从命令听指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各个部队在作战中协同配合，取得战斗的胜利。同时，严明的纪律又是和高度的政治觉悟相联系的，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是依靠人民进行的战争。所以，我们说人民军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又回到人民中间，服务于人民，就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在整训过程中，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在后来进行的莱芜战役、济南战役，以及淮海战役中，我们三个纵队作为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遵照朱德同志的指示精神，经过审慎、周密的计划，不打则已，一打必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诸多战役的胜利，是与朱德同志的重要指示分不开的。
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进入全面的经济建设时期。朱德同志尽管年事已高，却仍然对经济建设十分关心。他曾多次来到江苏省，我作为江苏省委的负责人，多次陪同他视察工作，听到他的指示和建议，深受启发。
朱德同志很重视江苏省的水利建设。从地理位置上看，江苏省地处各省河流的下游，因此，在兴修水利上必须考虑到既能抗旱又能排涝，还要排、灌分开，各行其道。特别是在苏北地区，解决排灌问题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关键问题。朱德同志听取汇报之后，指示我们要大力发展水利，以自流灌溉、提水灌溉、喷灌并举、三管齐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水源问题。据此，我们在苏北地区盐城至南通一段，每年冬闲投入大量劳动力，兴建和疏浚了五条河（南北向二条，东西向三条），同时采用三级提水的方法，把长江水源引入扬州、淮阴、徐州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南水北调的设想，使扬、徐、淮、盐地区的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我们在水利建设中坚持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的大型的方针，发展各种水利设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的水利建设也引起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重视。当时，毛泽东同志得知我们进行水利建设的情况后，还要安徽、湖北的负责同志来江苏参观学习。
朱德同志在江苏视察时，尤为关注出口贸易工作。他对江苏出产的纺织品（包括丝、麻、毛、棉纺）、薄荷油、香料、禽蛋、手工艺品等很感兴趣。他认为，出口贸易的大门是关不住的，应当大力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多创外汇，支援国家建设。他建议我们在建造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时，不要盲目追求大而全，可以根据出口商品的生产特点，多搞一些小厂，这样变化灵活，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当我们谈到外贸体制存在一些问题，束缚了出口贸易发展的问题时，朱德同志十分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并且详细询问了许多与之有关的问题。时隔二十多年，我看到当年朱德同志视察江苏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针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向中央建议：江苏省发展出口贸易的潜力很大，物产丰富，运输便利。因此，发展出口贸易，应多下放外贸管理职权，内销、外贸一体化，并且统一核算手续。拜读之后，深有感触，朱德同志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朱德同志在视察中还特别告诫我们，发展工农业生产，要注意积累资金，不要吃光、分光，要多投入，扩大再生产。同时，他还对江苏省的工业、农业、纺织业生产，以及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建设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推动了我们的工作。今天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怀念不已。
更使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德同志的交谈。“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作为江苏省“最大的走资派”，同样遭到难以避免的厄运，被关押、批斗。1967年2月，在周恩来同志的具体安排下，我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当时和我一起住进京西宾馆的还有湖北的张体学同志、浙江的江华同志和广西的韦国清同志。我到北京后，听到朱德同志也受到批判、攻击的消息后，很为他老人家担心，便拨了个电话给朱德同志。接电话的是康克清同志，我提出想去探望朱德同志，她很快答复欢迎我去做客。之后，我来到朱德同志的家中，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和安全情况。说心里话，在当时那种处境下，听到他老人家的一番问候，我不禁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他的手，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今天请你来，我们随便谈谈心。”朱德同志微笑着说。我更加感动。
落座后，我把自己心中的疑惑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我向朱德同志叙述了江苏省“文革”运动的情况后，又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
我说：“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现在是专抓革命，不搞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朱德同志要我向主席反映江苏的情况。我说去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就向主席提到这个问题。
接着，朱德同志严肃地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是造反派要这样搞，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
他又说：“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够忍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他老人家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启发了我。我想，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而他却十分坦然。使我不禁肃然起敬。
谈话后，已近午时，朱德同志留我吃饭。这时，我不免担心地问：“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会不会牵连到您？”“你这样老的同志，我是了解的，吃顿饭就会受牵连吗？”他开心地笑着说。
我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可还是犹豫不决。康克清同志在一旁说：“老总啊，你决定吧。” 朱德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没关系，他是主席、总理用专机接来的，怕什么？”
我听了他老人家的话，心里踏实了许多，也很感激他对我的关心。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然而，朱德同志当年对我的勉励和关心，却始终在我的记忆中难以泯灭。如今，我已至耄耋之年，每当想起朱德同志的话，周身热血沸腾，希冀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多为人民做一点事情，也算是报答朱德同志对我的期望吧。今年是朱德同志诞辰一百零五周年，难免又激起我的怀念之情，写就这篇文字，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一片情思。
1991年7月
深切的怀念 ——谭启龙
1976年7月6日，朱德同志与世长辞，至今已经十五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亲切教诲却时常萦回在我的脑海里，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听到朱德同志的名字，是1928年在我的家乡江西省井冈山地区的永新县。那时我只有十四岁。朱德同志与毛泽东同志被人们称为“朱毛”，他们领导的队伍被称为“朱毛红军”。我就是在“朱毛红军”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跟随“朱毛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解放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而战斗。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里，我虽然在湘赣省和中央苏区工作过，有时离朱德同志的驻地很近，远远望见他打篮球，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与他见面。直到1948年5月，我参加革命二十年以后，才有幸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当时，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集中濮阳整训，为即将到来的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作准备。那时我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朱德同志在陈毅、粟裕同志的陪同下到达濮阳，向我们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消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略决策。并决定组建渡江先遣纵队，为大军渡江南下作战创造条件。朱德同志在濮阳先后召开了第一、四、六纵队团以上干部大会和战士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慰问广大指战员，并进行战前动员，要求大家认清形势，学习战术，研究敌情，更多地消灭敌人。朱德同志作报告时谈笑风生，幽默生动，深入浅出，很有针对性；他衣着朴实，和战士穿同样的衣服，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丝毫没有总司令的架子，他的言行给人们留下了既是伟人又是凡人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地方工作。朱德同志多次到我工作的地方调查研究，视察指导工作，我陪同他参观过浙江、山东的一些工厂、矿山、农村和名胜古迹。所到之处，他都认真听取汇报，不断提出问题，作过许多重要指示，指导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从中受到很多教益。
朱德同志善于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对各级干部进行思想教育。1966年1月他到山东视察工作，我们向他汇报南稻北栽，在涝洼盐碱地里种水稻取得成功时，他很高兴，指示我们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抓住事物的规律。并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毛主席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他还强调，革命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跟不上也不行。当我们汇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情况时，朱德同志说，两条道路在干部、群众中一定要搞清楚，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人们都没看见，不把社会主义搞出个样子，大家还是不明确。生产搞好了，人也摆平了，生活也改善了，弄虚作假没有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就有信心了。他还说，社会主义是一定能够胜利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主席共一百多年的时间，地球就大变了嘛。朱德同志的这些话，言简意深，对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指导当时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现在，虽然已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但对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坚定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朱德同志一贯重视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一贯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48年濮阳整训时，朱德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亲临濮阳作报告，针对部队中政治工作有所削弱，出现了军阀主义残余和违反纪律的现象，着重讲了政策与纪律和军队的建设问题。他说，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两个方面只能都搞好，不能只搞好一个。要提倡革命英雄主义，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反对军阀命令主义。过去那些山头主义、游击习气、本位主义、军阀主义倾向都要去掉。部队要既会打仗，又会执行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违反政策纪律的问题，必须认真追究。这样，我们才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我们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认真整顿军队纪律，纠正各种错误倾向，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队的政治军事建设，使部队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战斗力大大增强。1962年12月，朱德同志到山东视察工作，当听到省委汇报有的农村干部贪污浪费时指出，贪污是犯法的，要惩办几个人，以教育广大农村干部。无法无天的事，不少出在党内，监察委员会要做好工作，首先要教育好党内的干部。他的这些话，表明了当时我们党反贪污腐败的态度和决心，也说明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党风党纪建设问题。今天，我们对此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朱德同志一贯重视工业和外贸工作，对手工业和外贸工作尤其重视。我在浙江、山东工作期间，多次听他谈到要恢复发展手工业的问题。他说，中国人多，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小生产还不能取消。1950年6月，当他看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的《关于浙江省肖山县发生破坏手工业生产的严重事件的通报》（即把反封建地主的斗争方式用之于手工业者，并搬用了征收农业税的办法）后，代中央起草转发了这一通报和对手工业政策的指示：“肖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的。”“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如造纸、榨油、纺织、轧花缫丝等，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地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个指示，对澄清当时人们的模糊认识，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1966年1月，朱德同志到山东视察工作，我们汇报农村副业生产情况以后，他说，桑蚕、柞蚕、蓖麻蚕，山东有较好的基础，可以大搞一下，发展对外出口，换取更多的外汇。还可以充分利用我们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生产物美价廉的东西，同发展中国家搞贸易，加强双边往来。外贸可以帮助你们发展经济。东西多了怎么办？可以做成罐头，晒成干菜，销到世界各国去。只要销路找到了，东西就不怕多。朱德同志对石油工业也很重视。在这次视察中，他听我们汇报山东已发现并开采出大油田时，他很高兴，不顾年已八十高龄，冒着凛烈的寒风，到位于山东北部广饶县的九二三厂（即现在的胜利油田）矿区视察，并驱车到荒郊野外参观了日产千吨油的高产油井。他听了矿区领导的工作汇报后，赞成为建设矿区提出的“大庆加大寨”精神的口号，要求省里帮助把九二三厂建成一个工农结合，亦工亦农，半工半读的新型矿区。要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朱德同志的这些意见，对山东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朱德同志德高望重，平易近人，既是总司令，又是普通一兵，对同志关怀体贴，是可敬可爱的长者。1951年，他到杭州休养，只带几个随行人员，住在南山。早晨，他同常人一样，到附近的凤凰山散步，观看小街上丰盛的各式小吃和手工业产品，向群众问这问那，亲切交谈。当时，随朱德同志一起到杭州的，有一位苏联保健大夫。朱德同志很关心我们的身体，叫这位保健大夫给我和我爱人严永洁等同志仔细地检查了身体。还有一次，朱德同志坐火车路过济南，我到火车上去看他，他把从南方带来的他很喜欢的建兰送给我两盆。1966年1月，我陪同朱德同志到九二三厂视察，他看到九二三厂取得很大成绩，挥笔写下了一首长诗，歌颂社会主义制度（1988年，我到胜利油田时，还找过这首诗，当时没找到）。随后，他又给我亲笔写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题词，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1977年，我到青海工作后，得知朱德同志曾到青海视察过工作，他针对当时有些同志不安心在青海工作的情况，说“青海是祖国最可爱的地方”，我遵照他的教导，多次到各地调查，感到青海确实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确是“最可爱的地方”。因此，便向中央提出了开发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1980年，我到四川工作后，在四川仪陇朱德同志的故乡主持修建了朱德故居纪念馆，并为纪念馆植树两棵，还将朱德同志给我的题词复制一件赠送纪念馆陈列，以表达我对朱德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
朱德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创建和发展人民军队，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设社会主义，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他的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怀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朱德同志，就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学习朱德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坚持革命原则，平易近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发扬革命传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朱德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91年8月
留给后人的绿色丰碑 ——雍文涛 刘广运
朱总司令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他生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他关心林业，重视林业，为发展林业对我们的谆谆教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我们回忆往昔，重温朱总对林业发展的许多重要指示，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也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项产业，又是社会公益事业，兼有经济、生态、社会三种效益。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朱总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直非常重视和关心我国的林业开发和建设，曾多次视察林业，深入调查研究，作出重要指示，为我国的林业生产建设指明了方向。1958年，他亲临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作了长篇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普遍开展植树造林运动，认真抓好木材生产，严格管理木材分配，搞好木材节约代用。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木材的综合利用。1957年和1958年，他先后两次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林业馆，并亲笔题词。1964年，在他七十八岁高龄的时候，还不辞辛苦，和董必武同志一起到河北、内蒙古和东北三省巡视林业工作，深入到林区的林场、苗圃和采伐现场，历时四十五天，行程四千多公里，调查了解采伐运输、更新造林、木材加工和综合利用、木浆造纸、森林资源保护、林业职工生活等多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朱总对林业的重要指示，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涉及林业生产建设的许多方面。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依靠群众造林绿化、采育结合、加强集约经营、充分利用资源、多林种造林、农林牧结合全面发展等关系林业建设的重大问题上。
造林是林业的基础。贯彻“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努力增加森林资源，是一切林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朱总针对我国森林资源少、荒山荒地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情况，特别强调要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早在1957年，他在视察云南后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就云南和长江以南几省说来，气候温暖，雨量充足，木材生长比北方快得多，许多树木十年即可成材使用，只要我们注意到发动广大群众大规模地植树造林，木材的问题就不难解决。”同年在参观林业馆时说：“五亿人口就有五亿双手，只要依靠群众，那么什么事情都能搞得起来，不要净知道花钱而不依靠地方党政和群众”。朱总积极主张多林种、多树种结合，协调发展，多次谈到：“要使长期林、短期林、经济林相互结合……既要种松杉，也要种杨柳，同时还要种桃、李、桑、茶等”，“这种长期、短期结合，用材林和经济林结合，对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群众也是十分欢迎的。”在1958年召开的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朱总更高瞻远瞩、高度概括地明确指出：“要继续搞好造林运动，凡山荒及‘四旁’（即村旁、宅旁、路旁、水旁。--作者）尚未造林的地方，今后应该‘普遍造林’……中国之大，九百多万平方公里，要根据当地气候和各种条件，因地制宜地想想办法，把林子造起来，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木材用不完、瓜果吃不完、桑茶采不完的环境优美的大花园”。
朱总关心造林，不仅着眼在它的经济意义上，而且着眼在改善生态环境和政治意义上。在他重视首都的造林绿化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953年的大年初三（2月16日），他在当时的林业部部长梁希的陪同下，冒着严寒视察了北京西山。在详细听取了有关西山的绿化工作汇报后指出：“西山绿化的政治意义重大。此事，应由华北、北京主管部门作为重要任务之一，颁发决定，制定计划，提前完成。”他还满怀期望地嘱咐梁希部长：“请赶快绿化西山，在我有生之年，还要看到西山的绿化呢！”至今想起，声犹在耳。
为落实朱总的指示，林业部和北京市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对西山绿化做了专题研究，并于当年6月成立了相应机构，进行调查规划，制定绿化计划。经过两年多的准备，1955年6月正式开始了西山绿化工作。首都的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和市民，群情激奋，踊跃参加。人民解放军也积极参加造林，并成为绿化西山的主力军。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到1957年底已全部完成初期造林计划任务，首都军民共投工六十多万个，克服重重困难，完成造林面积五点六万亩。整个造林过程，朱总一直十分关注，几次过问进度和质量。此后，首都军民继续在西山植树造林，到现在，已有林地八点五万余亩，覆盖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如今再去西山，已是一片林海、满目葱笼了，并逐渐成为首都西北部的生态屏障和重点风景区之一。抚今追昔，可以说，西山的造林绿化，为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造林绿化和生态环境改善都提供了宝贵经验，开拓了新的道路。不仅如此，西山绿化的成功，还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1959年9月，阿富汗副首相来华访问期间，在参观了西山绿化后大为赞赏。在与周总理会谈时，专门提到：此次来华访问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中国的针灸治好了他的病（阿富汗副首相患有手臂麻木症，活动不便，访华期间经中国医生针灸治疗后即痊愈。——作者），一是西山绿化令人瞩目。并恳切希望我国派出造林专家，帮助阿富汗首都进行绿化规划。周总理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责成林业部于1960年6月派出专家小组赴阿富汗，经过一个半月的考察，帮助其制定了绿化规划。
木材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物资。木材供需矛盾尖锐，历来是我国国计民生中的突出问题。朱总早在1957年就指出：“将来的木材供应，主要是依靠现在新造的林，而不是依靠过去的老林。”他还说：“靠种上百年才能利用的树种是不行的。而是要在立地条件（即树木或林木周围密切联系、并能够为之利用的气候、土壤等条件的总和，在林学上称为立地。构成立地的各个因子称为立地条件。——作者）好的地区，营造几年、十几年就可以利用的速生丰产林”。他在1964年视察黑龙江省带岭林业局，看到落叶松人工速生林时非常满意，高兴地说：“更新（采伐过或者火烧过的林地上形成新一代森林的过程。--作者）和条件好的地区造林，都应该像这块丰产林一样，高质量、高标准地搞上去。这样，才能给将来的木材过关打下可靠的基础。”现在，我国的速生丰产林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初步实现基地化，开始走上集约经营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