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生产不同于其他生产。森林是可再生资源，林木生产周期长，要使木材和林副产品不断满足社会需求，就必须做到采伐和培育相结合，永续经营，合理利用，越采越多，越采越好。但我们当时基本上是集中大面积皆伐（将一定面积的成熟林同时全部伐除的作业方式。--作者），采完就搬家。朱总在1964年7月视察东北林区后，几次提出：要实行轮伐（即按照一定的采伐量，在同一块有林地上逐年进行循环采伐、更新的过程。--作者），采育结合，永续利用。7月13日在吉林省和龙林业局东沙沟林场察看采伐现场时，听到一片林子计划三年采完后就搬家，朱总说：“应该长期固定下来，永续作业，不要采完就搬家。”当时与朱总一起视察的董老对东北林业总局的负责人讲：“朱总司令有一个想法，就是应该根据资源情况具体计算，实行轮伐作业，并搞些农副业，亦林亦农，子子孙孙长期于下去。这是国家的根本大计，要在这方面开辟一条路出来。”关于采伐更新，7月15日在黑龙江省东京城林业局听取汇报后，朱总说：“更新不管采用什么方式，一定要高质量、高标准地跟上采伐，现在人力、财力、物力、技术等条件都具备了，之所以没跟上，是思想认识和决心问题。要积极地跟上去”。
大力发展木材的综合利用和节约代用，是充分利用森林资源、缓解我国木材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朱总对此十分关注，先后十多次谈到这一问题。1957年2月，当他在海南山区看到当地群众烧山垦荒，以致连山竭岭大火曼延，成材林、灌木林一扫而光对，十分可惜地说：“不要再烧山了，应动员和组织群众有计划地采伐。还可以利用丛生的灌木林来烧炭、烧砖、烧瓦。”后来，他在内蒙古林区看到山上采伐“丢件子”现象（即林木在采伐运输后，在林地上丢弃木材的现象。——作者）严重，又一次严肃地说：“一切要按无产阶级的思想办事，按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方针办事，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规章制度不合实际情况、不合理，就要改，不能浪费国家资源而不理。”他还十分重视木材的综合利用，曾亲笔题词：“发展木材的综合利用。”在1958年召开的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朱总特别强调：“综合利用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回去以后要从各方面找出路，大量利用废材废料制造纤维板、刨花板等人造板，积极扩大木材综合利用，提高木材利用率。”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木材综合利用和人造板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并在林业生产建设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关于利用林区废材小料，朱总还提出：“今后一定要设法利用枝丫废料造纸，不能老是吃大原木。可以考虑国家今后少拨或不拨给造纸厂原木。有些机器不适应，应该积极设法改装。利用枝丫废材可能成本高些，利润小些。但要算国家的大帐，不能光打企业内部的小算盘。”同时，他还要求各行各业、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节约木材和推广使用代用品，改用水泥轨枕和矿柱，并在全国普及。
在农、林、牧三者的关系上，朱总一贯主张农林牧相结合，协调发展。1960年3月，朱总和康克清同志重返四川故乡时，还关切地问生产队长：“山坡植树造林搞得好吧？”队长说：“这几年主要抓粮食，别的没有顾得上。”朱总听后说：“要按山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可在山坡、河边、路旁、田埂栽桑树、茶树、果树、白蜡树等，还要种植广柑、药材、山竹。”1964年，朱总在视察内蒙古时，对哲里木盟在流动沙丘上造林，保护了农田和草场的做法很感兴趣，满意地说：“你们采用农林牧结合，全面发展经济，成效很显著，应该很好地坚持下去。”为贯彻朱总的这一指示，哲里木盟盟委专门开会研究，提出了“四四”、“三三”、“一五”（即建设四百万亩基本农田、亩产四百斤，实现三百万头牲畜、人工种草三百万亩，大力造林、使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十五）的农林牧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全盟各族人民在这个目标的鼓舞下，大力开展植树造林运动，从1965年到1970年的六年间，共造林三百九十万亩，封沙育林二百六十四万亩。到1990年，森林覆盖率已从当年的百分之七点四提高到百分之十五点九六，实现了林业规划目标。林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全盟的经济建设。
朱总关于发展林业的这些重要指示，对当时的林业生产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许多观点对我国现阶段乃至今后的林业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朱总关心林业、爱护林业的精神，将永远鼓舞和鞭策着我们在林业的改革和建设中，开拓进取，不断前进。他那种实事求是、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当前，我国林业正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林业建设道路向前迈进。我们坚信，朱总对林业发展的殷切期望一定能够实现，一个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朱德同志在广西 ——乔晓光 贺亦然 陈业生
朱德同志离开我们虽然已经十五个年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坎里。对于他的丰功伟绩，党和国家已经作出了全面的、高度的评价。这里，我们仅就朱德同志来广西视察工作的一些片断作一追忆，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之情。热情地关心广西经济建设
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朱德同志曾多次到广西视察工作，先后到过南宁、柳州、桂林和河池、宜山等市（县），深入到工厂、农村、农场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对广西的经济建设和城市、乡村的其他工作，特别是对工农业生产、外贸出口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曾作过许多重要指示。他的这些活动和指示，不仅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怀和对广西各族人民的爱护，而且对广西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7年1月，朱老总首次来广西视察，在南宁先后听取了省委、省委工交部、省工业厅、省委农村工作部的详细汇报。当时省委工交部、省工业厅的同志汇报说，广西像样的工厂只有贵县糖厂，生产的白砂糖质量很好。朱老总听后说，要下决心办些工业，下决心搞些出口产品，能从外国人手上赚到钱才算有真本事。在听取省委农村工作部汇报时，朱老总指出，广西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和环境条件都很好，物种丰富，是块宝地。又说，像广西这样的宝地，全国只有四块（指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作者），在广西工作的同志，要珍惜这块宝地，充分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把农业生产、多种经营和外贸出口搞上去。在这次视察期间，负责接待工作的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贺亦然同志向朱老总汇报时，朱老总总是把话题转到发展多种经营和组织外贸出口上，诸如，询问广西有哪些土特产啦，要如何组织收购出口创汇啦等等。他还反复地说过，广西山上的宝很多，也很值钱，如有些兰花一苗就可以换回几块美金。同时他要求广西积极开发自然资源，自力更生壮大广西的经济力量。一天，朱老总视察南宁临江的一条街道时，看到市场上摆满了热带、亚热带的多种水果、龟、鳖、山瑞、果子狸、猴、蛇、蛤蚧以及八角、罗汉果等等土特产品，心里非常高兴。他一方面兴致勃勃地向群众了解这些土特产品的名称、价格和养殖、捕捉技术；一方面对陪同的同志说，广西有这么多土特产品，资源又那么丰富，是发展经济的一大门路，要好好组织生产、收购和出口。
后来，朱老总又几次来广西视察工作，他除反复强调要重视开发亚热带资源外，还特别关心广西山区经济和地下矿产资源的开发。1964年3月，朱老总代表中央来南宁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周年的庆祝活动。在此期间，他先后接见了自治区和各地、市委的领导，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还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他一方面赞扬广西各族人民依靠集体力量，战胜了1963年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干旱，鼓励群众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一方面再次赞赏广西是个好地方，不仅农业生产大有可为，而且林、副、牧、渔也大有可为，指出广西地下矿产资源丰富，宝贝很多，要尽快有计划地组织开发，把死宝变成活宝，加速广西的经济建设。随后，他又去贵州视察。当他由贵阳乘车返回桂林，途经河池县城时，看到群山环绕、山青水秀，便叫停车稍息，特地接见了该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在了解了这个县的山区资源及其开发打算后，特别指示这两位县领导说，靠海吃海，靠山吃山，你们要深入山区调查，该造林的地方，植树造林，能种水果的地方，发展水果，订好开发规划，使山为你们创造财富，改变山区面貌。 朱老总先后视察过柳州农业机械厂和柳州园艺场。在柳州农业机械厂除听取该厂的工作汇报外，还观看了该厂生产的高扬程水轮泵，实地观看了广西自己生产的红河牌拖拉机和挖坑机的现场表演，在红河牌拖拉机旁照了相。在视察的过程中，他不断赞扬柳州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有志气、有智慧、有能力，对发展农业作出了贡献。同时鼓励广西自力更生发展地方工业，尽快改变经济发展上的落后面貌。并说，回去以后要叫农机部派人来柳州好好总结经验，开现场会议向全国推广。果真，第二年农机部部长陈正人便来柳州主持了现场会。
朱老总还十分关心广西的城市建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在桂林视察漓江风景游览区时，看到沿江石山上树木不多，便说漓江风光虽好，但两岸石山尽是灰色，显得单调，应设法使它绿化、彩化、果化，把桂林秀丽的山山水水装点得更美。为此，在从阳朔返回桂林的途中，特地登门访问了雁山植物研究所的一位对石山绿化研究很有成就的教授，请教美化石山的计策，并请这位教授向政府献计献策，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广应用，绿化大地。当他知道环境幽美的雁山公园被农校占用时，心里很不高兴，便叫陪同视察的桂林市的领导向自治区有关部门反映，尽快把雁山公园收回修复。在桂林视察期间，他还详细地听取了七星公园建设规划的汇报，认真观看了园林景色，鼓励桂林市城建局局长韦启彰等同志认真实施建设规划，把七星公园建设得更美更好。当他看到月牙楼是靠山顺势用石头砌成时说，石楼与石山浑成一体既自然又美观，建议今后桂林的建筑要多用石砌，增加自然美感。他在月牙楼品尝素面后，赞扬该楼食品很有地方特色，并指示说，今后风景游览区的饮料食品不要太单一，要搞多样化，还要搞得有地方风味，这样才能使游客的旅游生活丰富多彩，玩味无穷。
同群众打成一片
朱德同志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平时注意关心部下和群众的疾苦，到处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几次来桂视察中，每到一处无论对领导干部还是对群众都十分亲热，对所住宾馆的工作人员不仅平等相待，而且临别时还一一道谢话别，处处表现了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同呼吸的情感。
南宁市园艺场有一名领导干部，名叫潘少洲，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朱老总的警卫员达六年之久。朱老总视潘为手足，潘则认为朱老总比亲生父母还要亲。1957年1月，朱老总来广西视察时，特地到南宁园艺场探望了这位阔别多年的老部下。见面后，朱老总和蔼地询问潘的工作生活情况，诸如拿多少工资、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在广西工作习惯不习惯等等。当潘少洲说到农场人员来源复杂很难管理时，朱老总笑着说，叫你来管理情况复杂的单位是组织对你的信任，要在复杂的环境中磨练自己提高自己。当看到潘少洲的鸡舍修得比较讲究时，朱老总严肃地说，鸡舍能养鸡就行，何必那么讲究！临别时，朱老总特别关照潘少洲，要他安心在广西工作，努力把园艺场办好，还要求他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千万不要在生活作风上出问题。老首长的亲切关怀和期望，使这位老警卫员想起了当年的往事：老首长常常自己走路，把马让给伤病员；关心战士的生活，有时问饭吃的饱不饱……等等。往事、今事。远事、近事的情景交织在一起，顿时使潘少洲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握住朱老总的手久久不放。朱老总回到住地以后，叫秘书亲自给播送去一些钱。潘拒收后，朱老总又交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注意关照潘的工作和生活。并对潘严格要求，保持党的光荣传统。
朱老总不仅关心部下，同其他干部、群众更是亲密无间。当年，他来柳州视察工作时，年事已高，他要求会见柳州市八十岁上下的老人。当他知道柳州机械厂对制造汽车发动机、拖拉机作过重要贡献的工程师吴鼎瑞与他同龄时，马上叫人把他接来。见面后，朱老总向吴鼎瑞详细询问了工作和生活情况，并鼓励他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带好青年技术人员，为发展广西工业贡献余热。还祝愿他晚年生活愉快。最后同吴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合影留念。1963年1月，朱老总来到桂林，在榕湖饭店下榻。当时，在这家饭店住宿的，还有处级以上干部十多人。当他得知这种情况后，便不顾旅途疲劳，主动登门看望他们，亲切地同他们交谈。干部们无一不为朱老总这种关心干部，平等待人的举动所感动。
朱老总一生生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在桂林活动期间，在榕湖饭店用膳。桂林的豆腐乳，是远近闻名的佐餐食品，开饭时，服务员每餐都给他端来几块。一天，餐厅服务员收拾餐桌，朱老总指着小碟里剩下的豆腐乳说，剩下的不要丢掉，下次还可以吃，千万不要浪费了。朱老总是农家子弟，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很尊重人民的辛勤劳动。他说，豆腐乳的黄豆是农民洒汗水种出来的，要制成腐乳又要经过工人多道工序的劳动，如果每餐吃不完就倒掉，就对不起农民和工人了。服务员听后非常感动。此后，服务员便每餐只端上一块切成两半的豆腐乳，朱老总很高兴。
高雅的生活情趣
革命领袖与普通群众一样也是血肉之躯，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爱好和情趣。朱德同志喜欢种兰花，且很有研究。他种的兰花有春兰、建兰、墨兰、四季兰等多个品种，有的以清香驰名，有的以观叶为上。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写了有关兰花的专著《兰谱》。1963年1月，朱老总来桂林时，曾把《兰谱》的手稿复制两套共八本赠送给桂林市和当时的市委书记黄云同志，此手稿全部转给了当时的广西第一图书馆--今广西桂林图书馆收藏。朱老总为什么如此酷爱种兰花？他说，年纪大了，像农民一样种田不行了，但种种兰花，懂得种植作物的原理，对指导农业生产有好处。他还说，种兰花可以增加生活志趣，可以调节工作和生活；兰花是世界上的名贵花种，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可以出口创汇。因此，他不仅自己种植兰花，而且到处宣传种兰花的好处。他每次到广西都带上许多品种的兰花，地方上缺少的，便主动给予调换。在桂林时，他特地接见了当时主管园林工作的市城建局局长韦启彰，并同他一起到苗圃看望了花木技术员刘统祖同志，看到刘种的兰花长势很好，便同他一起交流种兰花的经验。当朱老总再次来桂林时，又去看望刘统祖，看到刘正在专心整理假山盆景时便问：“你还种不种兰花？”刘答：“还种呀！”朱老总便叫警卫人员把四盆从贵州带来的兰花新品种送给了桂林七星公园。
骑马、登山、作诗，是朱老总的又一种雅趣。也许是因为这些活动能磨练意志和抒发情怀，所以他每到一地倘有机会，总要“温习”一番。1957年，他来南宁视察工作时，曾同当年的警卫员骑马登上南宁园艺场附近的山顶，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南宁周围的景色。在桂林游漓江时，他随身带着一本《诗韵集成》，边看景色，边构思佳句。1963年1月29日，年近八旬的朱老总和徐老（特立）一道，健步同登叠彩山山顶--明月峰，看到徐老不柱拐杖徒步而上，顿时诗兴大发，即兴作诗以赠：“徐老老英雄，同上明月峰。登高不用杖，脱帽喜东风。”徐老也吟诗一首回赠朱总：“朱总更英雄，同行先登峰。拿云亭上望，漓水来春风。”这是何等雄伟的气魄，何等高尚的情怀！
朱老总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视察广西时所作的重要指示，他对广西各族人民的关心和爱护，将永远铭记在广西各族人民的心里，激励他们努力把广西的经济搞上去，为完成四化大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1991年7月
高山景行 风范长存 ——杨超
朱德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十五年了，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回忆朱德同志对四川经济建设的关怀，以寄托对朱德同志的深深怀念。
新中国建立以后，朱老总对四川的经济建设十分关心。几次来川视察工作。从1957年至1963年之间，他老人家不顾七十多岁高龄，多次来四川省调查研究，往返奔波、风尘仆仆，从一个县到又一个县，从一个厂矿到又一个厂矿，深入到生产现场，亲切地与工人、农民交谈，细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汇报，掌握第一手材料。朱老总就当时经济建设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给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写了大量的报告和函件。比如，1961年4月份，朱德同志来川调查我省贸易及轻工业生产情况达一月之久。他回京后致函毛泽东同志，认为“手工业在1958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了，存在不少问题；必须打破县与县、社与社之间的经济封锁，加强物资交流；国家规定‘不许长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有很大作用”。1963年3月份，他再度来四川，分别在成都、重庆、泸州、隆昌县、永川县等三市五县调查近一月，并做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指示。比如，他说：“粮油指标不要定得太高，高了容易落空。粮食每年增长一般是百分之四五左右，而不是百分之十几。”“搞生产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因地制宜，山区不宜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应当十分注意发展经济作物，发展集体副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特别是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如竹、木、藤、棕丝、茶、桐油、山货、药材等，应大力恢复和发展。”这些指示不仅对当时“左”的错误倾向是一种尖锐的批评，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朱德同志对四川省经济建设的关怀给我教育最深的首先是他对黄金生产的指导。朱德同志历来重视黄金生产，认为在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一方面要加速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资金缺乏又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加紧黄金勘察和生产。搞建设需要外汇，而黄金是硬外汇，要抓好黄金的生产。他曾指出积极安排黄金生产，是扩大积累扩大进口的一个简捷便宜的办法。记得1957年2、3月间，朱德同志到四川视察工作。他在视察后写的《外出视察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矿产资源的问题”。文中直接指出：又如会理一带（西昌以南），原是产金子的地方，据说解放前，群众每年要挖二万两金子进贡给当地土司。现在这一带经过民主改革，不再需要向土司进贡金子了，但是金子也就不挖了。如果仍然让群众挖，并加强组织领导，每年挖上几十万两金子，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朱老总那时当面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抓好四川黄金的生产。1977年6月，王震同志到四川，在听取四川省国防工办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还特别提到朱总对黄金生产的关心和重视。王震同志说：“朱总司令在世时问我，你怎么不到四川发动搞金子，我们四川金子多，人多，可以多搞点。”
今天，四川省黄金生产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调动了地方和群众的采矿积极性，同时，加强了黄金勘探专业队伍的建设。十年来，全省黄金产量增加近四倍，与此同时，探明的地质储量也有大幅度的增长。这里无不凝聚着朱德同志的心血。
建国后，我们曾一度存在着忽视手工业生产的倾向，在原料、价格等方面限制过死，致使许多手工艺“人绝艺亡”，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朱德同志早在1953年就指出“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着其他工业不可替代的“自己的许多特点”。并且批评了一部分同志“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的错误观点。1957年，朱德同志来四川时，视察了不少小手工业工厂。他强调指出，“办好手工业是很有前途的。”1962年，朱德同志视察四川、云南后又提到对手工业产品价格限制过死的问题，认为“应该允许他们在维持成本，稍有利润的原则下，适当提高售价”。可见，朱德同志对手工业生产的重视是始终一贯的。
朱德同志对于工作从不满足于面上的了解，听取一般的汇报，停留在泛泛的一般性的号召上。而总是深入到基层进行一个点、一个点地调查，亲自解剖麻雀。1960年3月，朱总在听取四川省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汇报手工业生产情况后，马上提出要选点调查。他先到灌县实地调查，然后又坚持到下面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石羊场调查。石羊场距灌县县城几十里，生产和经营农具、五金、缝纫、修配等行业，一直很兴旺。由于在“大跃进”中被合并到一个大厂中，改变了核算制度和分配方式，大锅饭取代了原来计件工资按劳取酬的办法，结果使生产很快就垮了下来。1963年，在一次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朱德同志指出：“不少手工业勉强统起来，转为国营工厂，不利于国计民生，还是让他分散经营好”。这些意见都是在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朱德同志对四川省的工艺美术品生产也给予了巨大的关怀。他曾指示说，手工业、手工艺品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搞了，我们要发展这个优势。1963年春，我曾陪同朱德同志到宜宾地区视察工作，地委的同志把当地艺人制作的笔筒雕刻、竹编屏风等给他看时，他老人家高兴地称赞屏风编得好，制作精致，鼓励地委的同志一定要抓好工艺美术品的生产。1965年10月1日，四川省工艺美术品展览在北京市团城开幕。展厅附设出售点，出售陶瓷、竹编、漆器、夹江国画纸、藤椅、剪纸、儿童玩具等，品种规格较多，首都群众竞相参观购买，颇得当时一些四川籍中央负责同志的鼓励。在展览开幕前几天的预展过程中，朱德同志亲临视察展出情况。当时，他老人家已近八十高龄，仍步履矫健，四个展厅逐一仔细参观，达三个小时，毫无倦色，兴致很高，详细地询问生产情况，职工的生活情况等。展品中有一种扇子，名叫贡扇，是由粗细近乎于头发的竹丝编的，利用竹子正反两面不同光泽度编出仕女、山水、花卉等图案，扇子显得精美、高雅，使人爱不释手。此扇是由自贡老艺人龚玉璋创造制作出的。朱德同志参观到贡扇时，马上关切地询问：“龚玉璋还在不在，老人身体情况怎么样啊？”朱德同志对一个普通的民间老艺人这种深切的关怀使在场同志深受感动。展品中还有两个银制大盘，直径约一米，分别雕有毛泽东同志诗意画“风景这边独好”与“江山如此多娇”。还有一个大型木雕，把红军长征途中情景刻划得维妙维肖，十分感人，我当时给起名叫“万水千山”。朱德同志看了后称赞说，四川省工艺美术品把古老的民族艺术与现代题材结合起来，既继承了传统又有创新。朱总还高度评价展品富于日用性，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雅俗共赏，物美价廉。荥经县生产的沙锅，煮饭味道醇美，价格仅几角钱，朱德同志当场就坚持按照零售价格买了一个。他还为展览会题词：“亦工亦农，发挥特长，面向群众，扩大出口”。朱德同志的重要指示成为四川省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方针，一直鼓舞着四川省手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群众。据1985年统计，四川省二轻系统手工业总产值达四十五亿三千万元，出口交货值达一亿二千八百二十九万元，其中工艺美术品出口交货值达六百七十七万元。
朱德同志爱兰已是众所周知的，据说就是在战争年代的戎马倥偬间也要遣兴培植欣赏兰花。解放后，朱德同志来川，总是要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中抽出时间到杜甫草堂、文殊院、人民公园等处参观兰花。在他的住处阳台和花架上摆满了兰花，朱德同志清早起来看，午觉起来要看，晚上还要看，对兰花是达到了酷爱的程度。他不仅爱兰，而且精研《兰谱》，说起兰花，如数家珍。
1963年春天，朱德同志来川，我曾陪同他到青城山去采集过野生兰花。朱德同志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兴致勃勃地一直攀登到“天然图画”（青城山上一景）上面，在远离石阶的一处山坡上终于发现了野生兔耳兰。当时，朱德同志和康克清大姐都非常高兴，对兰花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颜师古赋兰有：“惟奇卉之灵德，禀国香于自然。洒佳言而擅美，拟贞操以称贤。”我想，与其说朱德同志爱兰，不如说他更看重兰花具有质朴、高洁的品格。说到兰花，我总是很自然地联想到朱总的高贵品德。朱德同志与人民之间的鱼水深情和谦虚的高贵品德至今为他的家乡人民怀念和传诵。1960年初春，朱德同志回家乡仪陇县马鞍场，在走进一座房舍里时，微笑着对随行人员说：“这房子还是老样子，记得我小时候读书或赶场，总是把斗笠放在这儿，给他家添了许多麻烦。”当房子的主人，一位银发苍苍的老太太认出面前站的就是朱德同志时，一面激动地喊着：“啊！朱司令！”一面就忙不迭要下拜行礼。朱德同志赶忙扶住她，亲切地说：“我是朱德”。朱德同志还一再嘱咐仪陇县领导同志说：“你们要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而且还特别关心和询问妇女与孩子的营养和卫生条件。朱德同志这种热爱人民、与人民的鱼水深情确实感人至深。
朱德同志父母的故居仪陇县柏林嘴，1957年因接待前来参观的外宾，曾用三间空房陈列了一些朱德同志的照片和使用过的实物，并在外面修了一个小亭。朱德同志1960年回乡参观时看到这些情况，对县委书记说：“不要办我的展览。如果社员也不愿搬进这些房子住，那就把这个地方办成一所学校，好不好？现在就改。”以后朱德同志到了南充和成都，都重申了这个意见。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老人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仪陇县出席会议的同志时，又一次特别问到柏林嘴的陈列室是否改成了学校。
今天，在朱德同志故乡的纪念馆内外，已栽植了三百棵楠木，并且培植了九百余盆兰花，有十几个品种，前往瞻仰的群众可以看到那一盆盆秀丽、典雅的兰花，闻到那清芬袭人的花香，更加引起人们对朱德同志高贵品德的思念和向往。
写于1986年12月，改于1991年7月
朱德同志对首钢建设的关怀 ——周冠五
今年12月1日是朱德同志诞辰105周年，每当我回想起他老人家时，许多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
我和朱总司令的接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那时我已从军队转业到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
50年代，朱老总曾多次来厂里视察，每次都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直到今天，朱老总那种奋发忘我、志在千里的精神，仍然鼓舞着我这个老战士在工业战线继续奋斗。
记得在1951年底，我们钢铁厂完成全年生产任务后，曾以全体职工的名义致函朱老总，汇报我们的工作情况。不久，就收到一封发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信，展开一看，朱老总那苍劲潇洒的字迹立即映入眼帘--石景山钢铁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你们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信已经收到。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你们不仅提前完成而且超过了国家所规定的生产任务，我特向你们祝贺！
你们的厂是我国仅有的几个钢铁厂之一，我曾亲自来看过，看到过去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的厂，在你们手中正一天天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你们厂的负责同志告诉我，厂里现已开工的两个高护，和原来当作废品的两个小炉，都是工人同志们以很大的热情迅速修复的，并且它们的生产量都已远远超过敌伪时期的最高纪录。这些表明同志们已能够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担负起自己的生产任务。你们的厂目前虽然还只能每年生产几十万吨，但国家对它希望很大，它是有很大发展前途的。因此，我希望你们更好地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钢铁生产方面的新技术，为石景山钢铁厂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在领导方面，应该紧紧掌握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的方针，以便以最快的速度来完成国家的建设石景山钢铁厂的计划。最后，希望同志们于一九五二年在生产战线上取得更大的胜利，并祝你们身体健康。
此致
敬礼！
朱德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朱老总这封信，给全厂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他在信中要求我们厂的领导者“紧紧掌握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的方针”，这在今天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而且，他还对当时那样一个小厂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它是有很大发展前途的”，同时，他还要求我们努力学习，“为石景山钢铁厂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这些朴素的话语，当时在我们这些厂领导心目中，份量是相当重的。
朱老总多次来我厂视察，给我们的促进更大。我印象最深的，是朱老总来我厂参加扩建开工典礼的情景。那是1958年5月28日、下午，朱老总轻车简从，只带着两位随从人员来到厂里。当时他已年届古稀，但精神很好。
因为离开工典礼还有20多分钟，我们请朱老总先到白楼招待所稍事休息。朱老总一坐下，就笑着对大家说：“要开工了，应该搞快点！这次‘八大’的精神，你们都知道了嘛，在北京搞个大的钢铁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很大影响。”他像谈家常一样亲切的语气，立即感染了大家。
当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矿山，准备在河北迁安建矿，当我们向朱老总汇报谈到那里铁矿蕴藏量丰富时，朱老总非常高兴，他说：“好啊！好啊！你们敢干不敢干？有没有信心？”在座的同志答道：“有信心！我们很想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接着，我打开扩建平面图，请朱老总审阅。他戴上老花镜，像战争年代审视军事地图一样，察看得十分仔细。当看到烧结和炼钢车间等项目时，朱老总风趣地问：“是不是要全面开花啊？”我答道；“是的。”他微笑着赞许道：“很好！搞快点，紧凑一些。”沉吟片刻，他说：“建筑工程部不是在北京吗？听说他们有很多机械，跟他们要点儿嘛。”
当他的视线投到新厂房的位置时，关切地问我：“制造厂怎么样了？”我说：“已经搞了一个扩建计划，报到部里了。我们打算搞成一个能生产大型设备的制造厂。”没等我说完，朱老总兴奋地说：“好，一定要搞成一个能生产大型设备的制造厂。这是工业的母机，我们国家需要，有这个基础条件为什么不搞呢！”
这一番热情的话语，使我们在座的工厂领导备受鼓舞。当我们陪同朱老总来到开工典礼会场，并请他剪彩时，两千多名工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事后，许多工人纷纷表示，朱副主席在百忙之中赶来我们石钢剪彩，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我厂建设的关怀，使我们增添了力量！
朱德同志作风踏实，他每次来首钢视察，都不是仅仅走马观花地看一番，或是泛泛地说几句话，而是实实在在地了解一些情况，有时甚至提出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以商量的口气与我们研究，或者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1958年9月1日朱老总在视察首钢时，不仅仔细地视察了烧结、三高炉、三焦炉、转炉、炼钢和电炉等工地，而且还对着平面布置图，向我们详细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然后与我们共同探讨解决办法。
那一次，在谈到扩建中的机器制造厂时，朱老总说：“你们自己把机床搞起来，就方便了，就有把握了。”紧接着，他关切地问：“机器厂的人有问题吗？”“发展有问题吗？有限制吗？”他说：“要是有限制的话，那就一段一段地、一期一期地搞……”，“现在要规划好，一有闲工夫，就打零工，搞那些零星活，为发展作准备。”
当时国内正在搞“全民大炼钢铁”，朱老总在谈话中对此没有具体评价，不过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各地小高炉已经搞起来了，他们自己上山背矿，什么地方有，就在什么地方取，交通不便，自己背矿、码铁，很苦。”我们介绍说：“附近有些县办的小高炉，我们给了一些帮助，交通不便的地方，我们打算提供小推车等运输工具，帮他们解决交通问题。”但朱老总沉思一会儿，温和地建议道：“他们上山背矿，人多势众。你们做个计划，把这些矿石收起来，怎么样？不要赚他们的钱，不亏本就行了。你们做得到吗？作个计划，先从最近的收起。”
现在想起来，朱老总这番话实际上是保留了对“全民大炼钢铁”的看法，而是把希望寄托在钢铁企业这个“正规军”。后来的事实证明，到处搞小高炉的做法并不科学，浪费大，效益差。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朱老总的求实精神。
这次视察过程中，朱老总对我们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十分称赞，对大家的干劲表示赞许。当时正值“国庆”前夕，工人们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想出多种办法克服重重困难。生产建设需要的大批耐火材料不能保障供应，工人们就在数十里以外的山区找来原料，自制成耐火砖和耐火土，保证了施工进度。朱老总对这种自力更生创造条件的做法表示支持，他还建议我们 自己搞个耐火材料厂，勉励我们“大力促钢”。
这次视察，古稀之年的朱老总去工地、登高炉，走了很多地方，边看边谈，兴致很高。快到中午时，我担心朱老总太疲劳，请他休息一会儿，他看了看表说：“还是赶回去吧。”在登车离厂时，他还大声对我们说：“加劲地干，快点干吧！”直到现在，他说这几句话时的情景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那种不知疲倦的高昂斗志，时时激励着我。
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是朱老总的一大特点。到首钢视察时，由于他经常问得很仔细，有的问题涉及到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知识，有时还碰上一些技术术语，遇到不明白之处，他总要反复地询问，或要工程技术人员解释得更详细些，直到弄明白为止。这些情景，常使我们在场的同志深受感动，也深受教益。它对我们的启示是，不掌握一定的专业科技知识，就不配做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企业越发展壮大，现代化程度越高，技术越先进，对我们领导者提出的要求也就越高、越严，因此非下决心钻进去不可。不久前，我们根据首钢公司发展的新情况，办了一个卢沟工校，专门培训厂长、书记，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学习管理知识和冶金专业工艺技术；我们的目标，在于培训出一支素质好、能够适应现代化企业发展需要的干部队伍。应该说，重视掌握专业知识，是朱老总带给我们的好作风。至于我自己，在学习专业知识方面，自然也不敢懈怠，好在随时可以向周围的科技专家请教。
作为一位高瞻远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朱老总深知钢铁工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他来首钢视察时的言谈，我们能够感到他那种希望祖国钢铁工业有更快发展的迫切心情。我们知道，朱老总多次视察首钢，这不仅体现了朱老总对首钢建设事业的关怀，更反映了他对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密切关注。
1959年5月15日，朱老总视察首钢时，对我们的生产和发展情况问得格外细，诸如“三高炉开炉一个月以后的生产水平可达多少？”“三焦炉一天可出多少焦？”“迁安铁矿明年可出多少矿？”“磁选后含铁量多少？”“运输问题怎么样？”等等，当得到满意的答复后，朱老总又询问我们对下一步发展有什么打算。
我打开公司的平面布局图，向他汇报公司布局情况和下一步计划，他一边听，一边看，并且不住地点头，汇报完后，朱老总笑着称赞道：“你们的雄心更大了！”
紧接着，他显得有些兴奋地说：“你们搞一千万吨也不算多。我在苏联乌克兰呆了一天，他们的大高炉容积一千九百多立方米，三个月搞成一座。”他提高声音说：“我们将来也可以搞大的。”
朱老总接着说：“你们搞一千万吨还不算大，可以搞两千多万吨。听说美国就有两千多万吨的大厂。”他在谈话中还问我们，“你们赶鞍钢赶得上赶不上？”他表示希望我们做个计划，一步一步地来，逐步发展。
而今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这期间，首钢与祖国一样，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历了“文革”的大动乱，最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钢有幸成为我国第一批改革试点企业，这使得它能像雄鹰一样展翅飞翔。
我们首钢人并没有自满。朱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的关怀和厚望，始终激励和鞭策着首钢人不断进取。现在，十八万首钢职工正期待着利用自己积累的资金，在外地（如齐鲁地区）再兴建一座大型钢铁厂，从而实现朱老总当年提出的“我们将来也可以搞大的”愿望，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1年6月
朱德同志对我的殷切期望 ——李师弼
光阴流逝，白驹过隙，匆匆间，我所敬重的朱德同志已辞世十五年了。每每回忆起我参加革命队伍前后朱总对我的谆谆教诲，心潮如涌，久久不能平静，这种心情决非文字所能表达的。
朱总和我的父亲李云鹄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窗，两人志同道合，私交至厚，曾订有金兰之盟。在学期间，他们受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后又一同参加辛亥云南重九起义。1921年，先父曾将我作为朱总的螟蛉义子。当时，我还只是一个三龄幼童。
1946年，我从国民党陆军大学二十期毕业后，被授予少将衔，担任国民党第六十军（曾泽生部）代理参谋长。不久，六十军调往东北，旋于1948年秋在长春起义，我当时因病在昆明家中养息。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可终日。此间，我在进步人士的影响下看了一些革命的书籍，如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朱总的《论解放区战场》等等。目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腐败无能，数百万军队在短短的两三年中一败涂地，损失殆尽，我愈加感到前途暗淡。在先父的支持下，我决定脱离国民党军队，到解放区去。经同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在他们的周密安排下，我带着先父写给朱总的信，由昆明启程，取道香港、南朝鲜，抵达北京，终于找到了我的人生归宿。
刚到北京，我被安排住进前门外大栅栏内的远东饭店，这里已有一些先期到达北京的民主人士，如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等。
没过几天，一个素昧平生的客人来访，他自我介绍叫金城，是中央统战部派来了解我和朱总的关系，我们的谈话持续到深夜。次日，刚吃过早饭，开来一辆小轿车，把我接到了中南海。
当我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客厅时，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迎面走了过来，我猜想他一定就是我从小敬仰的朱总司令，我紧走几步，上前就要给朱总叩头。
“不要这样，这是旧礼教嘛！”朱总一边笑着，一边把我扶起。
当时，我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竟连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说出来。
坐定，朱总关切地询问起我父亲的近况，又详细地向我了解云南的情况，以及征求我对解放云南的意见和看法，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