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品德。他毕生光明磊落，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处处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他始终坚持军队一定要听党的指挥，必须“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他认为，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应该是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而归根到底，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他一向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但他从不向人民提出任何个人要求。甚至在遭受不应有的委屈时，他也襟怀坦荡，毫不计较。对周围的同志，他却敦厚慈祥，关心体贴，相见以诚，循循善诱，使人如对春风。在党内斗争中，他一向实事求是，从不整人。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又立场坚定，是非分明，绝不含糊。长征途中，当张国焘攻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准备另立中央对，他大义凛然地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行动应按党中央的决定执行。他表示：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是举手赞成的，我不能反对。同时表示：中央只能有一个中央，那就是遵义会议确立的中央，另外成立中央是非法的，不能允许的。他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毛泽东同志曾经热情地赞扬他在这场斗争中“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同志具有艰苦朴素、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既是我党的一位杰出领袖，又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他叱咤风云，指挥着千军万马，又朴素得像一个普通士兵。在参加革命以前，他已身居高位。但一旦认清了革命的真理，他就毫不可惜地把这些弃如敝展。在革命的战争年代，他和战士一样地穿粗布军衣，吃糙米野菜，住草棚窑洞。井冈山时期，他身为红四军军长，经常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人所共知，至今传为佳话。长征途中，他身为红军总司令，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吃。他是贫苦农民的儿子，在担任党、军队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后，依然生活俭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朱德同志是老实人。他注意深入实际，一贯主张：要实际，不要浮夸，要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办好。他时刻关心群众疾苦，谛听群众的呼声，处处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他历来是我们党内军内遵守党纪、军纪、国法以及一切公共生活准则的典范。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他一生思想的高尚，人格的伟大，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亲切难忘的印象。它将传诵千古。对新一代年青的领导者的成长，更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德同志光辉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伟大胜利融合在一起的。四十年前，在他六十诞辰时，毛泽东同志称他为“人民的光荣”。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给他以高度评价。对这些赞誉，朱德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无论其规模的宏大和村容的丰富，都是举世罕见的。站在这场斗争前列、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努力把人类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独立地解决一系列前人没有遇到过或没有能解决的重大课题。他们同亿万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实践中顽强探索，勇于创新，走自己的路，永不停步地开拓前进，对历史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朱德同志便是他们中杰出的一位。今天，对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来说，正是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人物。
朱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他那高大而淳朴的形象一直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并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和敬仰。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要学习他那坚定的革命精神、求实的科学态度、崇高的道德品质、优良的思想作风，一代接一代地把朱德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今天，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人民日报》1986年12月2日
中国人民的光荣* ——杨尚昆
同志们！朋友们！
今年是朱德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前几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对朱德同志的一生作了全面而崇高的评价。今天，我受中央委托，在朱德同志的故乡参加这个纪念会。到会的有朱德同志的亲密战友和伴侣康克清同志，有四川省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还有朱德同志的亲友，大家聚集一堂，共同缅怀朱德同志伟大而光辉的一生。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国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举世闻名的我军总司令，深受全军指战员崇敬和爱戴的元帅。他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四川人民的骄傲！
朱德同志是贫苦农民的儿子。他二十二岁前的青少年生活，是在四川度过的。在这里，他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忧心如焚。1909年，他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长途跋涉，到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在云南昆明参加”重九起义”。以后他又先后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护国战争和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在川南纳溪县，他指挥部队以寡敌众，击败了袁世凯的北洋军队，使他名闻川滇。从1916年到1920年，他驻守泸州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深感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解除中国人民的苦难。为了寻找中国的真正出路，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外出寻求革命真理。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1922年，他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去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回国后，投身于革命的军事运动。他受党的派遣，回到故乡四川，运用自己在四川军界的影响，到万县做川军杨森部的工作。在这期间发生了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的“九·五惨案”，万县和四川各界民众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巨大热潮。朱德同志因势利导，促进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使这场运动得到广泛的响应和热烈支持。这时，我的四哥杨（门音）公同志正担任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万县事件后不久，朱德同志来到重庆，同（门音）公和刘伯承同志三人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筹划了“泸顺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地方武装起义的一次尝试。
1927年，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在我军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他和陈毅同志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境，在孤立无援、士气低落的情况下，从思想上、组织上对部队进行整顿，提高了斗志，加强了纪律，开展了群众工作，使部队摆脱困境，不仅保存了这支革命武装，而且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胜利地发动了湘南起义。1928年4月，朱德同志率部同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创建红军第四军，任军长。随后，他们又率领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闽西，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先后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围剿”。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达维地区会师以后，他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罪恶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功勋。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率领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诚团结友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朱德同志身负党和军队的领导重任，为了民族的解放，抗日的胜利，日夜辛劳。他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也十分关心四川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时，他重新同隔绝十年的家乡亲友取得了联系。他多次写信给亲友，动员真心爱国、愿牺牲一切、能吃苦耐劳的人，积极参加抗日，参加革命。他写了一首《寄语蜀中父老》的诗，“（亻宁）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对大后方人民，特别是四川人民寄以厚望。他曾致函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和川康绥靖公署长官邓锡侯，指出：抗战以来，四川对国家民族已有极大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上奋勇杀敌，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使人兴奋鼓舞，欢跃不止。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同志参加了刘少奇同志主持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指导工作。他筹划和指挥解放石家庄战役，首先取得了我军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作战经验，圆满完成了中央委托的任务。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建国后，朱德同志年事已高，但他仍为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为国际友好活动而辛勤操劳。他参与领导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关心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注重军事院校建设和部队的训练工作，八十八岁高龄时还乘舰出海检阅海军。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省，到各地视察工作，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切实而重要的建议和主张。他十分关怀四川的建设和发展，曾七次来四川，到过重庆、成都、宜宾、泸州、南充等城市和农村。他关心成渝铁路、宝成铁路的修建，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和其他工业建设，关心农业的多种经营、手工业和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发展。1960年3月，朱德同志曾来到仪陇，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故乡马鞍场，走访亲朋故旧，并题词勉励家乡人民：“仪陇要多给国家作出贡献。”这再一次表明了他对故乡人民的殷切期望。
同志们，朋友们！
朱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崇高而淳朴的形象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伟大人格和革命风范至今仍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许多老同志都曾经受到过他的直接教育，我自己就曾长期在朱德同志领导下工作，特别是抗战前期在华北的时候，更是经常同朱德同志见面，亲聆他的教诲。朱德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朱德同志一生坚持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到底，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不畏艰难险阻，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地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在革命危急关头，从不动摇，坚如磐石。正像毛泽东同志对他的赞誉：“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同志有着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他一贯尊重党对军队的领导，尊重各级政府，遵守党纪、军纪、法律、法令以及一切规章制度。他对家乡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关怀和鼓励很多，他教育家属亲友严格遵守国家各种规定，他从不利用职权对家乡入民和亲友进行特殊照顾。他是遵纪守法的典范。
朱德同志十分爱护党的团结，他胸襟广阔，顾全大局，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同志。在党内斗争中公道正派，既坚持原则，又不伤害同志，是维护党的团结的模范。
同志们，朋友们！
朱德同志英勇奋斗的这几十年，正是中国人民进行气势磅礴、可歌可泣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和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时期。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共同奋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总结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碰到的种种复杂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指导思想和革命风格，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每想到这些我们就更加怀念和敬仰朱德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们四川是朱德同志的故乡，有一亿多人口，有丰富的物产和比较发达的文化。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四川人民都对国家和民族作出巨大的贡献。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四川的父老兄弟们致意。希望四川人民再接再厉，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我相信，我们四川人民一定不会辜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一定不会辜负朱德同志的教导，为国家和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是杨尚昆同志1986年12月3日在四川省仪陇县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向朱总司令学习——陈毅
同志们：
今天我们的干部晚会，是欢迎总司令，听取总司令的指示。在座大部分同志，没有和总司令见过面。但是，我们每一个同志对总司令的光荣斗争历史，英明伟大的领导，许多宝贵的指示，是有认识的。关于这些，我趁总司令作报告之前，再讲几句，表示我们大家对总司令的拥护与欢迎。
第一、我们欢迎总司令，首先要学习总司令对人民事业、对党的无限忠心。二十多年来，总司令一直和毛主席在一起，领导我们的党和军队同反革命作斗争，没有一天离开过党和军队，没有一天离开过老百姓。不仅二十多年是如此，从历史上算起来，总司令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参加辛亥革命，参加讨袁战争，以后参加党，参加北伐。总司令和毛主席、董必武同志等是我党最老的党员。1921年、22年即参加党的同志，现在已不很多了。大革命失败后，总司令坚决地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带着队伍继续上山于革命。从此。总司令就和毛主席亲密地合作，从无间断。当时，在从大革命胜利转到失败的不利情况下，由于毛主席和总司令的英明领导，我们得到了发展，建立了人民政权，创造了强大的工农红军。这完全是由于毛主席和总司令忠心为人民利益服务，没有丝毫为“我”打算所致。因此，中国人民也就选定了他们两个做自己的领袖，以前我们党的领袖不是朱毛，而曾经是陈独秀那样的人，可是大革命一失败，情况一严重，就考验了我们的党，更考验了陈独秀。陈独秀这样的“领袖”，受不住考验而垮台了！同时，中国的党，中国人民，和我们军队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严重情况下，考验出我党和我党领袖朱毛是不怕失败不怕挫折的，是人民真正的领袖。在尔后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八年敌后的抗日战争中，又考验了我们的党和领油。在二十多年的历史考验中，中国人民是胜利了，我们的党和领袖胜利了，证明我们的党如铁打钢铸，坚不可摧！今天欢迎总司令，正是全国革命快要胜利的时候，我们倍觉兴奋。总司令代表中央交给我们任务。我们全体同志应当学习总司令的大公无私、对党对人民无限忠心的伟大精神，来完成总司令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假使现在还有同志处处为个人打算，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这种同志站在总司令面前，应当感到无限羞耻和惭愧！
第二、要学习总司令对党的路线坚定不移的精神。我们的团以上干部，要特别重视学习这一点。在长征中，由于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使党内发生严重的分裂。当时，总司令在四方面军，处境非常困难。但由于总司令的伟大精神，克服了张国焘的错误，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成员认识了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认识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严重，而站到党的旗帜下来，保全了革命的力量。这是总司令对党对人民的一个伟大贡献，对于抗战中我党：力量的发展，有巨大的意义。毛主席回想到这段历史时，曾对我说：
“总司令当时是临大节而不辱”。这种伟大的人格与高尚的革命品质，是我们每个同志提高修养的标准。在革命形势顺利发展下面做一个英雄好汉是容易的，但到了革命遭受挫折和严重失败的关头，能不能坚持？当党内发生严重分歧时，能不能站在党的立场坚持党的路线，领导全党来挽救革命？就很难讲了。但我们在总司令身上可以找到这种常人难得的高贵品质。现在我们提出反军阀主义倾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部队的纪律，就应当学习总司令这种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忠诚的保证完全做到。否则，参加这个会议就是不诚恳的。
第三、总司令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很高的政治远见。与实际结合的革命的乐观主义。总司令知道革命斗争中的种种困难，但丝毫不害怕这些困难，认为什么因难都有办法克服。特别是愈困难的时候一就愈可以看出总司令的革命乐观精神，对同志不断地鼓励，鼓励大家不要气馁，告诉大家反革命的嚣张是暂时的，乌云无论如何遮不了太阳，革命一定要胜利。总司令这种乐观不是盲目的，而是根据社会的发展规律，得出革命一定胜利的科学结论，以及毫无个人安危荣辱的打算，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伟大精神所致。我们现在快要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十年、二十年以前的那种困难，是不会有的了。但也不是毫无困难，如粮食、弹药、后方他处理、部队可能受到暂时削弱……等等，可能成为我们的困难。不过，这些因难与总司令过去所遭受的因难比较起来，真是“渺乎其小焉者也”。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就在这些困难面前沉不住气，讲怪话，发脾气，不安其位。这种同志在今天面对总司令时，应当警惕奋发起来，化懦弱为勇敢，化恐惧为无畏。特别我们将来要到更远的蒋管区去，将有更多的困难。在今天欢迎总司令的会议上，就要向毛主席和总司令保证，我们不怕一切困难，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我们能够有这种精神，就一定能够胜利。
第四、总司令的度量很大，在我们党内是有名的，在我们军队洞志中，也是很少能相比拟的。正如俗话所说：“宰相肚里好撑船”。总司令就有这种浩如海洋的度量。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都公认毛主、席和总司令是领袖，人人尊敬，是没有问题的。过去队伍小，党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总司令对于任何同志都是关心体贴，能够吃亏，自己作模范，善于说服人，很少看到总司令发过脾气，总是笑嘻嘻地向同志们耐心说服解释。我们同志中，有许多气量太小，受不起委曲，吃不起批评，听不得“反映”。在今天欢迎会上，就要好好的以总司令的度量为榜样，把气量扩大一点。有功劳不要去争，有过错自己分担一肩。人家批评得对，很好地接受，人家讲得不对，也可以提供参考。不要眼光如豆，只看到个人的名誉、地位、享受，而要高瞻远瞩，雾月光风，养成革命者、政治家的风度。对敌人作斗争要坚决，对自己人就要多讲和睦。总司令就是这样对敌坚决顽强斗争，对内高度善于团结宽大的典型代表人物，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第五、总司令的生活非常朴素，多年来都是穿的布衣服，一件棉袄要穿几年，补上好几个疤。他工作做得多，对革命贡献很大，可是不计享受。总司令这种高贵的性格与作风，举世莫不钦佩。总司令出身于农民家庭，家里贫苦，生活朴素。辛亥革命中在云南做了很大的官，但很快就丢掉不干，转过来参加党、参加革命，保持劳动人民的朴素勤苦的生活作风，与群众完全一致。特别是总司令经常和士兵在一起，对接近士兵、接近群众很有兴趣，以广泛的接触干部和士兵为精神上莫大的愉快，这完全是工农劳动人民天性的表现。总司令是二个伟大的统帅，也是一个普通的士兵。这是我们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学习的。假使同志们的生活超过士兵太远，在今天的会议上就要加以考虑，今后应当约束自己。只有过士兵一样的生活，才能得到士兵的爱戴和亲近，才能倾听和反映士兵的呼声，也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干部”。否则，就会脱离士兵，思想意识也会起变化，变成剥削者的意识。这种干部无论能力如何强，如何会打仗，都不可能把部队搞好，也不可能打胜仗。现在我们有些干部遭受士兵的反对，生活上奢侈浪费就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同志特别应当向总司令学习，坚决地转变过来。
第六、总司令是中国革命中著名的。伟大的军事家，是中国人侵解放军的主要创造者和组织者之一。他精通革命军事学，熟悉各种战法，并有不断的创造。他在我党七次大会上的论解放区战场那一篇报告，是毛主席的天才军事思想的很正确的解释和发挥。几年来，总司令还有许多讲演，都可作为我们干部做军事工作的根据。我们欢迎总司令，就要加强军事学习，提高战术，熟读总司令的文章，并实际运用去战胜敌人。总司令是不喜欢那种既当了兵却不喜欢学军事的人的。
今天我只能简单地讲一讲总司令伟大革命品质的较突出的几点。总司令为中国人民解放奋斗三十多年，许许多多的优点长处，对党对人民的贡献，都值得我们学习，在这里无法详细向同志们介绍。希望同志们好好地去研究总司令的一切著作和指示，对照自己的思想和作风，认真地执行总司令的指示，修养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好干部。
誉盖华夏 名垂后世 ——薄一波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资的伟大的儿子，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之际，谨以这篇文章，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一
朱德，这个响亮的名字，是同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分不开的。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就听说过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知道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之役；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他深受影响，放着滇军旅长、川军师长不干，却毅然从西南跑到北京和上海，一心要找共产党；他的愿望没能实现，又远渡重洋，到德国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在那里由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朱德同志就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崭新姿态，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经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朱德同志的名字，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名字一样，不仅为中国人民所熟知，而且也为世界人民所知晓。可是，直到抗日战争之前，我还没见过这位我敬仰已久的英雄人物。
抗日战争前夕，我受北方局委派，到山西同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办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根据党的指示，我们十分重视培训军政干部，为建立武装做准备。抗战开始后，日军很快侵入山西。晋绥军和前来增援的中央军，相当一部分一触即溃，或者闻风而逃。阎锡山对旧军失去信心。于是，我建议组建新军，对阎说：看来仅靠旧军不行，必须尽快组建一支新军。他很快同意了，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要我负责先搞一个团试试看。我当即报告北方局。刘少奇同志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坚决去搞。牺盟总会的工作可以委托别的人去做。于是，我们就以帮助阎锡山抗日的名义，用阎锡山的武器，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我任政治委员，阎锡山派旧军官担任军事指挥员。决死队的发展非常迅速，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由一支部队发展成为四支部队（相当于四个团），最初成立的决死队改称“第一总队”。
1937年9、10月间，八路军第-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下，先后开赴山西战场。9月下旬，我带领青年抗敌决死队，在从五台去盂县的路上，遇到朱总司令。他是率领部队到晋东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突然的相逢，使我喜出望外。多少年来，在我心目中，朱总司令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令人敬畏的英雄。见面之后，我很惊奇，他竟是一位老农式的人物，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真是“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
一见面，我就自我介绍：“我叫薄一波，是共产党员……。”
“不用说了，我知道，知道。”朱总司令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亲切地说。
当时，我十分兴奋，继续说：“我虽然带领一支部队，却不会打仗。我们在山西组织了一支新军，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相当于一个团。我们准备在五台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
朱总司令听了我的话，明确地对我说：“这个地区是战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驱太原，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就不要在这里了” 朱总司令继续说：“你在山西的工作开展得很不错嘛！我从延安出来时，毛主席和我谈过，我们要把军队插到敌后去，创建抗日根据地。毛主席说，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和下围棋一样，先要在敌后沦陷区做几个活眼，八路军准备在华北各沦陷区都做出活眼，以便在敌后同敌人长期周旋。现在，我们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三个战略要地。”接着，朱总司令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马上率部南下，到晋东南太行山区去，要占据那个地区，不准其他人进入。我们得到情报，国民党已委任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游击司令，他要占据那块地方。你要立即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去，把张慕陶撵走！你能不能办到？”
“能办到！”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接着，我又向朱总司令汇报说，我们部队的干部政治素质较高，有许多人是在白区工作很久的共产党员，但是不太会打仗。部队里有不少旧军官，只有少数军官是我们的人。我要求给我们派一些军事干部来。朱总司令爽快地答应：“行！要多少，给多少。”后来果然陆续派来不少军事干部。这是八路军和朱总司令对决死队的最大关心。
我把朱总司令的意见向北方局汇报了，北方局同意我们去晋东南。我又去见阎锡山，对他说我们想到晋东南去。他问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说那里地理形势好。他当然不了解我们的用意，连声说：“对！对！”还兴致勃勃地谈了一番历史，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古郡，今长治一带）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历代都把那里看作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得了上党，跨过黄河就是洛阳，就可以得天下。最后，他同意我带决死一总队去，并委任我为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这时正是旧军溃败，阎感到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其进步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时候，他把希望主要寄托在组建新军上。我乘机向阎锡山提出再组建五到十个旅的新军。阎锡山即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先给了五个旅的番号，由我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于是，决死队由原来的四个总队很快就扩充为四个纵队（旅），同时组建了工卫旅。这样，我们通过合法手段，迅速扩大了山西新军，后来又使之发展成为一支具有正式番号的五十个团的队伍。
二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千山万壑、铜壁铁墙的巍巍太行，像一道顶天立地的脊梁，耸立在山西、河北之间，与汇集百川、滔滔东流的黄河互为表里，“外河而内山”，是个可以依托的天险。其形势的险要，正如陈毅同志诗中所描写的：“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是个天然的游击战场，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我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带领决死队来到太行山区，在八路军到来之前，就把这个地区合法地先占领了。
11月，太原失陷。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弃地溃退。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从此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朱总司令根据党中央创建华北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率领八路军总部，从晋东北南下，来到太行山区，坐镇这个地区，指挥华北地区各抗日根据地的战斗。
12月，朱总司令在和顺县石拐镇八路军总部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等人，我也被找去参加了。当时，日军正从太原南下，已经占领了太原以南的子洪口。会上首先讨论我军事力量如何配备的问题。青年抗敌决死队来到太行山区后，已由一个团扩充到三个团，加上两个游击团，共有五个团的兵力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薄一波走的是“沁州路线”，他的军队和行署直到现在还戴着“山西帽子”，说着“山西话”，意思就是说有些右。我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他们是从极左的角度看问题，客观上会破坏统一战线。我乘此机会在会上提出山西第三行政区主任公署和新军是否去掉“山西”这顶帽子，脱离阎锡山？请北方局指示。朱总和彭总听罢，明确表示，不能这样做，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你们根据党的指示同阎锡山合作，只做公开的合法工作，表面上戴“山西帽子”，说“山西话”，实际上是在做共产党的事。正是由于同阎锡山建立了这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你们才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打开了这样一个局面。戴“山西帽子”有许多便利之处，现在不能变。朱总说：“实际上，你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嘛！只不过戴着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这顶帽子是在特定条件下，经过巧妙而艰苦的工作才得来的。来之不易呀！怎么能随便丢掉呢？！”我听后非常高兴。朱总和彭总问：“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我提出，我没有打仗经验。朱总司令当即决定派毕占云同志到决死一纵队担任参谋长，一二九师还派了一个团框架的干部，以加强决死队的军事领导。会上，左权同志谈了打日寇必须集中几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他说：“敌人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二千人，装备好。我们可以三个团打他们一个团。”我听了觉得很对。三个打一个，回去后可以找机会试一试。
1938年7、8月间，正是麦收季节，日军一个联队从于洪口南下，向我们进攻。我认为机会到了，可以打一仗。虽然参谋长毕占云同志不大同意，但我还是坚持要打。于是，派了三个团，一个团从正面阻击，两个团从两侧打。因为缺乏实战经验；结果没有打赢。这就是决死一纵队第一次同敌人交手的有名的韩洪战斗。我们总结经验，认为三个打一个，这个战术思想是正确的，不过也要看本身力量如何，战斗经验如何。如果是八路军主力一二九师去打，是可以打赢的；而我们这支没打过仗的部队去打，就没有把握了。不过，仗虽然没有打赢，部队却表现得很英勇，同阎锡山的旧军不一样，不是一打就跑。决死一纵队经受了这次实战锻炼，开始变成一支真正的战斗部队。
三
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以及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都十分关怀新军的成长。决死队在韩洪战斗中没打好，却仍然得到朱总司令的鼓励。打完仗以后，朱总司令在总部的一次会议上总结了经验。他说，打仗不能怕打败仗，不能怕牺牲。能战斗的部队，都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都是由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的。决死队的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要改变部队的成分，抽出知识分子，补上农民。他又说，看起来决死队打仗还不行，要开个训练班，加强作战方面的训练。于是，就在沁县的西林开办了一个训练班，决死一纵队排以上千部和大批优秀的政工人员都轮流参加了集训。
训练班的军事课程有游击战术、步兵战斗条令等，政治课程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抗日根据地政策等。总部的负责同志几乎都讲过课。朱总司令每周一、三、五来给大家讲游击战术；左权参谋长每周二、四、六来给大家讲步兵战斗条令。后来彭副总司令也来部队作报告，讲党的政策。从总部驻地王家峪到西林训练班有几十里路。当时朱总司令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和年青人一样，每次都是骑着马来给大家讲课，而且训练班没有正规的课堂，讲课的首长不辞劳苦，就在树林子里上课，使听课的同志深受感动。大家不仅学会了打仗的本领，而且从这些负责同志身上学到了可贵的革命精神。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每个人都感到增添了力量和信心。训练班一共办了三期，每期三个月。收获很大。
我们把这次集训叫做“西林整军”，它对于决死一纵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课。经过集训，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显著地提高了。集训结束后，我们又换掉了一批排、连、营的旧军官，代之以新军官。整个部队气象一新，斗志更加昂扬。
在1939年山西“十二月事变”中，决死一纵队和整个山西新军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来到山西后，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发展了群众的抗日力量，改造了“牺盟会”和组建了“决死队”，掌握了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权。事态的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注意，他认为这两个组织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暗叫“上当”，图谋消灭新军。于是，他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1939年12月动员六个军的兵力，首先进攻驻在晋西的决死二纵队，接着向新军各部队展开全面进攻。虽然风云突变，可是我们已有所准备。因为我们在半年前的“秋林会议”上，已经察觉到阎锡山阴谋利用旧军消灭新军。当时，朱总司令和北方局及时指示我们：一，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二，确掌部队，不可靠的旧军官坚决撤掉，代之以共产党员；三，确掌抗日政权，各县“牺盟会”武装都要靠近抗日县政府，抗日县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装。彭副总司令还亲自到决死一纵队来，作了题为《随时准备击退顽固派的进攻》的报告。我们也多次研究了应变之计。这次阎锡山刚一动手，八路军总部就帮助我们，我们立刻动员决死队的四个纵队、政治保卫队三个旅和工人武装自卫旅奋起反击；并号召各地“牺盟会”负责人向阎锡山发电，表示坚决站在新军一边，坚决还击任何挑衅；同时，立刻撤掉了新军各部队中顽固的反共军官，并争取了摇摆不定的旧军人。经过半个月的激烈战斗，彻底粉碎了旧军的进攻。新军除决死三纵队损失一部分外，其余部队分别在晋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会师。“十二月事变”后，在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经过整军，决死一、三纵队正式编入一二九师战斗序列，决死二、四纵队则纳入一二○师战斗序列。
这一时期，蒋介石一再指使国民党部队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使内战危机不断增长；同时，日军也采用“囚笼政策”，加紧向八路军进攻。为了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我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初，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发出命令，对日军展开破击战。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八路军以一百零五个团的兵力，同日军展开大规模的战斗。经过五个月的激战，击毁敌人碉堡近三千座，毙伤日伪军二万多人，缴获大批物资和弹药，沉重打击了敌人以战养战的经济体系，严重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和封锁网。“百四大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决死队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一部分，在老部队的带领下，也参加了“百团大战”，经受了炮火的严峻考验和锻炼，立下了战功。
四
当时，国民党名曰“抗战”，实际上却积极搞“限制异党活动”，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消灭共产党。1938年6、7月间，传说重庆国民党政府准备派一个“战地军风纪视察团”来解放区视察八路军的军风纪，还说这个团的权力很大。他们扬言，如果发现八路军有什么“不轨行动”（他们已经散布谣言，说八路军就地开白条子吃粮食），可以“就地处理”，给八路军的军饷，可以立即停发。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个花招，并没有把共产党、八路军吓倒。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十分镇静，准备如果他们真的要来，就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朱总司令的英雄气慨。我曾听朱总司令理直气壮地说：“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抗战，打日本侵略者，人人有责。既然要打仗，就要吃饭，不能空着肚子打。八路军打日本，吃粮食，是合情合理的，犯什么法？”他这番话在太行山地区广泛流传。从此，老百姓把给抗日民主政府送公粮，供给八路军，视为自己的天职。这个“视察团”后来并没有来。不过，国民党政府终于制造借口，把给八路军的军饷停发了。蒋介石想饿垮共产党、八路军，完全是白日做梦。恰恰相反，坏事变成了好事。重庆停发八路军军饷，断绝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却促成了从延安开始并迅速发展到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共产党决心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同全国人民一起，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五
朱总司令一向十分关心和重视生产，是一位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卓越领导者。他在延安时期亲自到南泥湾去参加大生产运动，是大家都知道的。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在后方工作。1947年，刘少奇、朱总司令率领中央工委来到河北平山县，住在西柏坡。我去过他那里几次。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后方动员工作和后勤工作，谈到了动员多少人参军，给部队造了多少炮弹，织了多少布，等等。他听了很高兴，对我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练兵、生产、教育。土改后，要大搞生产，要办工厂，各种工厂都要办。”他曾在冀中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讲过：“土改后，首先要发展农业。粮食、棉花、牲畜、水利、农村运输等等都要很好发展。”“现有公营工厂，只要不赔钱的就要开下去，不能毁坏了。”“在发展公营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扶持私人工业的发展，银行也可根据需要贷款扶持它们。”朱总司令不仅提倡发展生产，而且善于治“家”。他一向主张军队要精减后方人员，吃公粮的人要减少，要多办工厂、生产合作社。记得有一次，我向朱总司令谈起敌后根据地精兵简政情况时，说到每百人能养活多少脱产的人，我认为按照经验判断，一百个人养活一个脱产人员最好，比较宽裕。养两个人，日子还可以过；养三个人，就不行了，必须来一次精兵简政，如此循环往复，有过几次精兵简政，吃穿的问题就好办了。朱总司令赞成我的看法。正说着，周恩来同志来了。他听了我们的议论后，点头称是，说：“解放区只有农业和手工业，百人养脱产人员的比例，不仅华北而且华东等解放区都是如此。”又说：“我们进了城，也要宣传精兵简政。”朱总司令接着强调说：“我们就是要搞生产，大搞生产。”此后，他对我说：“恩来同志是我们的当家人，有他，我们就有办法了。”
六
在中央工委工作期间，朱总司令除了抓土改、生产和支前工作，对军事工作也很重视。
1948年3月，为歼灭国民党军在晋南地区的最后一个孤立的据点，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徐向前同志指挥下发动了临汾战役。当我军扫清临汾守敌的外围工事攻占东关的时刻，朱总司令及时发来电报，建议采用晋察冀部队攻克石家庄的经验，“炮炸协同，击开突破口”，即集中重迫击炮、榴弹炮和野炮炮击其一点，并利用挖好的坑道，装入大量的黄色炸药进行爆破，炸开突破口后，趁机以步兵进攻，迅速占领突破口，并向两翼展开。他希望我们再接再厉，攻克临汾。在战斗中，我军虽重创敌军，但由于部队刚由地方 武装升编，装备差，骨干少，缺乏攻坚经验，也造成较大的伤亡，临汾城久攻未克。这对朱总司令了解到有的同志不想再继续打下去，立即给我和腾代远同志来信，鼓励我们坚持到底，直至取得胜利。他指出，“临汾在敌人无增援的条件下，一定可能打开”。同时强调：“如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临汾战役的胜利，除了徐向前同志善于用兵，指挥得法，战士们不怕牺牲、勇敢作战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外，与党中央的坚决支持是分不开的，其中也包含了朱总司令对我们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