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的砚台有好几个。其中比较珍贵的有史可法用过的大方砚。但他最喜爱并且经常使用的，是朝鲜议会代表团送给他的雕龙方砚。这个砚台雕刻精美，前低后高。下有木座，上有木盖。遗憾的是，有一位同志磨墨时，误将热水倒入砚内，致使砚台中间炸了一条裂缝。
朱德同志到外地视察工作时，照例要携带“文房四宝”。他特制有一个扁木箱，将笔墨砚以及墨盒、墨水分放在大小长方不同的格子内，并以小木楔固定。字帖和纸张等放在上边。外出时，无论乘车乘船，打开木箱，随时可以写字。
朱德同志认为：纸墨笔砚的适当与否，对于书法的好坏关系极大。古人所谓“善书者不择笔”的说法，那是在书法上造诣极深的人的见解。其实，同是一个人，不仅用笔好坏，字态妍媸各异，就是用狼毫与羊毫，字形也有不同。在用墨方面，也很有讲究，墨浓则笔滞，墨稀则笔滑。可见，细墨笔砚对于书法的关系不小。他抄过米海岳的一段话：“东坡谓：砚之发墨者必损笔，不损笔则退墨，二者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苦无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万事无不然，可发一大笑也。”朱德同志认为苏东坡这段话，很有点辩证法思想，因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利弊相连，只能根据情况，两利择其大，两害取其轻而已。
三
朱德同志对书法原来就有较深厚的基础，但他直到古稀之年，仍然注意基本功的锻炼。我亲自看到，他对执笔的方法，就反复研究过。他对于《广艺舟双楫》中的“执笔第二十”，曾逐句圈点，一再研读。对于《汉溪书法通解》中的执笔图，曾按图练习过“拨镫法”、“平覆法”等方法。所谓“拨镫法”，即以大指紧（扌厌）笔管，笔管紧靠中指名指尖，虎口间圆活如马镫，五指分别掌握（扌厌）、压、钩、揭、抵、拒、导、送，使笔管转动自如。所谓“平覆法”，就是双钩双挑，平腕覆掌，实指虚拳。食指中指谓之“双钩”，名指小指谓之“双挑”。因为掌覆，所以腕平；因为拳虚，所以指实。就我所知，朱德同志的执笔法，基本上是“平覆法”参用“拨镫法”。其他“握管法”、“单包法”、“拨镫枕腕法”、“平覆枕腕法”等，只是照图试过，并未经常使用。
朱德同志练习书法时，行笔较慢，一笔不苟。他认为缓笔定形势，忙则失规矩。匆匆作书，点画尚或失之，精妙又从何来？
朱德同志在书法上很注意结构。他认为汉字是方块字，总的精神要掌握分间布白，上下齐平。大字贵结密，小字贵开阔。如果结构不好，“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节，如壮士之折一股。”1961年10月17日，他作了一首诗：
书法以精巧，用笔重结构。
字无百日功，人人学得透。
朱德同志认为，有了楷书的基本功，然后行书草书等，才能运用自如，才能做到：横如列阵排云，直如倒笋垂露，戈如百钧弩发，点如危峰坠石，牵如万岁枯藤，纵如惊蛇激水。他常引用张从绅的话说：“笔法不精，虽善犹恶；字形拂妙，虽熟犹生。”
四
朱德同志认为初学书法时，当以一家为主，先形似而后神似，然后遍观各家之长，摘而临之。杨子云说过：“能观千剑，然后能剑”。如蜜蜂酿蜜，广采百花，香甜自成。这就是博采众长的意思。他对于一些书籍中独宗南碑如魏碑，很不以为然。对于讥颜真卿之“丰肥拙厚”，讽柳公权之“骨存肉削”，也认为是偏狭之见。他认为在书法上各代有各代的特点，各家有各家的长处。丰肥多浑厚，刚瘠显清秀。在他的笔记本上有这样一首诗：
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
长短瘦瘠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憎。
朱德同志认为，中国的书法艺术，将随着汉字的不断改变而不断发展。他的意见是：汉字始于象形，从甲骨、钟鼎和籀字的体形来看，奇古生动，各尽物态。到了秦分（即小篆），裁构整齐，一变古态。到了汉分，削繁成简，形成隶体。到了汉朝末年，改觚为圆。由隶正之间，发展为真书。同时，行书、草书、飞白并出，盛极一时。
朱德同志认为，书法由繁趋简，这是大势所趋。“钟表兴则壶漏废”，是任何人也扭转不了的。因为繁难者人所共畏，简易者人所共喜。人心所向者荣，人心所背者衰。书法的发展，也不能例外。
写于1980年7月，改于1991年7月
朱委员长与兰花 ——虞佩珍
兰花是我国传统名花，花朵端庄秀丽，高雅朴实，具有独特的风韵。人们常以兰花寄托我们民族高洁、坚贞的性格，所以，兰花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
每当兰香飘逸的季节，我都会沉浸在深深的思念中，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他那魁梧伟岸的身材，他那饱经沧桑的面容，和他那温和慈祥的教导，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戎马终生、运筹帷幄的总司令，竟和那深山幽谷中的兰蕙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因为兰花，使我这个普通的园林工作者和他老人家有了接触的机会。当兰花事业正在全国各地深入发展并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更加深了我对朱德委员长的怀念之情。
50年代后期，我们中山公园开始种养兰花，他老人家经常来园观赏并指导。当年朱老总第一次来看兰花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一天，当听到他老人家要来时，我们几个同志急忙整理花棚周围的环境。在这以前，我们从未接待过这样高职位的领导同志，对这样一位为国家立下丰功伟绩的革命老前辈，全国人民心目中的领袖，我们怀着敬仰、喜悦、兴奋而又有几分神秘、好奇的心理。当他老人家走下汽车的时候，我们又感到是那样突然，显得有些紧张拘束，手足无措，连一句问候的话也说不出来了。还是他老人家先解了围，边走边打招呼，面带笑容和我们一一握手，气氛顿时轻松下来。他细细观赏着每一盆兰花，对名贵品种，更是全神贯注，仔细端详，深深品味。在这不足五百平方米的兰棚下，他老人家足足看了两个多小时，偶尔和我们交谈，介绍他自己的栽培经验。他临走时，嘱咐我们要养好兰花，多向老师傅学习。
从此以后，他经常来我园，每次花展他都不会放过。就是在他要离京到外地之前，也总是先到我们兰花棚下转一转，看一看，问问有什么兰花新品种可以送给人家，还需要带回一些什么新品种来。他不断地为我们作着兰花品种的交换工作。经他手给我们带来的有无锡的名种春兰，海南岛的“象牙白”，湖北鸡公山的蕙兰，四川的雪兰以及云南的“红舌头”等等，真是数不胜数。从而沟通了我们和全国各地的联系，为我园搜集兰花品种作了大量的工作。
朱老总看到我们有这样多江浙名种兰花，每次来园都谆谆教导我们要养好名种，发掘野生种。他把兰花既看作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又当作一种资源与财富。他不单纯要我们养好，还要我们争取出口，换取外汇。他要求我们普及兰花知识，让兰花深入到老百姓家，低价卖给兰花爱好者，人家养坏了可以送回来，你们养好了再给人家，好好服务。当时，康大姐也在场，提出了异议，说人家是事业单位，怎么能不顾成本呢！大家哈哈大笑，在轻松的谈吐间，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对兰花事业的关切。
一天下午，朱老总兴致勃勃地来看兰花。那时，我们的花房与花圃很简陋，连一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他老人家从四川青城山的野生兰花谈到江浙一带的名种，切磋养兰的技术，谈了好一阵，愈谈大家兴趣愈浓，使我们受益不浅。临走时，他邀请我和养兰花的师傅随他同车到中南海去看兰花。朱老总乘坐的车是苏联产的大吉斯，后座前有两个加座。他老人家上车后，亲自打开加座，要我们上车。那时，我还很年轻，第一次进中南海，又是坐着领导的汽车，异常兴奋。中南海花圃的温室里，兰花种类非常丰富，有四川的夏蕙，广东的墨兰、银边大贡，贵州的野生种，无锡的名种春兰等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兰花千余盆。他老人家一一作了介绍和讲解，一片“兰”的海洋，真是大开眼界。
我们想养好兰花，但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其他省市也很少，可以从图书馆借阅比较完整的资料，只有一套日文版《兰花谱》，是30年代日本人小原荣次郎编著的。作者主要总结了中国传统养兰的经验，对我们很实用。当朱老总知道我们阅读日文有一定困难时，他想方设法请人翻译成中文，印发给我们。同时，还印发了《四川的兰蕙》、《我的艺兰生活》、《兰蕙》等书，并分赠给杭州、四川、广州等其他省市。这些书，为我们对我国的兰花历史、栽培技艺及兰花文化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64年秋季，朱老总决定把他自己珍藏的大部分江浙名种都送给中山公园，这为我们公园兰花的发展，打下了丰厚的基础。多年来，我们对朱老总的鼓励与信任，始终牢记在心，精心养护着这些兰花，深感责任之重，情意之深。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花为媒”的故事顺便说一说：那是6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建交之前，日本的知名人士松村谦三先生，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他与朱老总对兰花有着共同的爱好。在访问期间，曾来我园观赏兰花，并点名要了如意素、寅谷素、寰球荷鼎和绿漪等四个兰花名种。朱老总都一一答应了。
不久，松村谦三先生又回赠了几株日本杂交兰。就这样以花为媒促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为中、日建交开辟了途径。对这些作为友谊象征的兰花，我们非常珍惜。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离开了我们，但友谊之花仍年年开放。松村谦三先生的长子松村正直先生来京时，总要来看看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兰花，并对我们为养好这些兰花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朱老总不仅有丰富的养兰经验，对兰花的鉴赏也有较高水平。有一次，海南岛的“象牙白”正在开花，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是哪种兰花。朱老总就说：你们看，这像不像翩翩飞舞的海燕，咱们就叫它“海燕齐飞”吧！当时，在场的同志都觉得这花确实具有海燕飞舞的神采，这名字非常形象而且逼真。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仍把这种兰花称为“海燕齐飞”，以纪念他老人家。又有一次，“台兰”开了，这是一种一个花序上开好几十朵小花的多花兰，呈红褐色。他老人家凝视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这花多像一群忙忙碌碌正在采蜜的小蜜蜂啊！于是，“蜜蜂兰”便因此得名。
朱老总对兰花的深情，确实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文革”中花卉作为资产阶级玩物的象征也蒙上了冤屈。我记得，1972年春节后的一天，天气很冷，他老人家又来到了花圃。花洞子阴暗，台阶的阶梯又高，我看他老人家身体较弱，深怕他跌倒，告诉他凡开花的都送展室去了，劝他别到花洞里看了。但他老人家出于对兰花的喜爱和对兰花事业的关切，还是高一脚低一脚地进了低于地面一米左右的花洞子，当他看到生长茁壮的兰花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地连说了几声：“好啊！好啊！”
“文革”后期一个“五一”节，他老人家突然出现在中山公园的兰圃。因为好久不见了，我们特别兴奋，互相问好。当他看到大部分兰花依然生长健壮，便面带笑容地鼓励我们说：“作为国家珍贵财富，要好好保护这些兰花。你们养护得好啊！”当时，我们长时间受到压抑的心情，不知有多激动。当“五一”游园会的工作人员赶到兰圃时，我们才知道，朱老总是作为中央领导同志的代表，出席在音乐堂举办的节目庆祝活动的，老人家是特地忙里偷闲，来看望这阔别数年而又寄有深情的兰花的。那些艰难的日子，他老人家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有一次，我们要到南方去采集兰花，他知道后就告诉我们，在战斗的岁月里，他路经广东北部从化县一带的山区时，看到那里兰花很多。我们就遵循他的指点，到了从化县的小雨水等偏僻的山区。那里是次生林带，林下山溪所经之处都有兰花。我们几个在北方生长的人，真是开了眼，也顾不得长时间跋涉的疲劳和脚上磨出的水泡，伸手就挖，恨不得全都背回来。当然，这次是满载而归。他老人家看到后，给我们讲述当年战斗的历程。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兰花坚贞纯洁的性格，与朱总司令的革命乐观主义融成了一体。
在朱老总的身上，我们不仅学到有关兰花的知识及栽培技艺，更看到他老人家高尚的品德。有时，他看到心爱的兰花开了，想带回去多看些时间，常常很客气地询问：“借给我拿回去看看好吗？过几天再送回来。”说得那样认真。其实他老人家送给我们那么多兰花，拿回去几盆看看又算得了什么！弄得我们倒觉得不好意思了。这件事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这不正反映出他老人家公私分清、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吗？！
又一次“五一”节，朱老总精神焕发地来到中山公园唐花坞。那天游人很多，为了使他老人家能尽情地赏花，有的工作人员提出是否关下门，控制一下游客量。朱老总马上说不要关门，平时大家忙于工作，好不容易有个节日出来游玩，绝不能让大家扫兴。他自己也在群众的簇拥下，缓慢地边走边看。当他走到花房中厅时，一位游人发现了朱老总，大声说：“这不是委员长吗？”好多游人前来和他握手，问好。不知谁带头鼓起掌来，游客们以敬仰的眼神注视着他老人家。朱老总对大家挥手致意，并抚摸身边的孩子们，谈笑风声。此刻，公园内顿时一片欢乐的笑声，大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为能亲眼看到这样一位可敬的领导而感到庆幸，感到这个节日是欢快而又有意义的。他老人家在细小的事情上，也是为群众着想，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的。
1976年7月6日，朱老总逝世的噩耗传来，我的心情无比沉痛，很长时间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前几个月他老人家还来公园看过兰花，怎么会这样快就离开了我们呢。直到我们接到布置遗体告别与追悼会场地的任务时，才如梦初醒。于是，我们用自己培养的鲜花，怀着对他老人家崇敬的心情，献上我们的一片敬意。我们精心选择了郁郁葱葱的龙柏、米针柏，象征他老人家的精神似苍松翠柏，永存于世。同时，还选了四盆他老人家送给我们的兰花和大量君子兰，表达对他老人家君子之风的崇敬。以洁白的东洋菊、色彩缤纷的绣球花、洋蝴蝶、扶桑等，环绕在他的遗体与遗像的四周，表示他永存在群众之中。
虽然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十五年了，但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却依然留在我的脑海中。近年来，我们的兰花事业迅速发展，我们和全国各产兰地区加强了合作，与日本、新加坡等国及台湾也进行了交往。今天，我们在留有朱老总足迹的旧兰圃原址建起了“蕙芳园”，终年展出兰花。他老人家亲笔写下的“兰室”两个大字，高挂在展室的门额上。这两个字刚劲有力，浸透着他坚强的个性，也激励着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兰花事业。
1991年3月
永记父亲的教诲 ——朱敏
我敬爱的父亲朱德，生前非常关怀我们后辈的成长，经常以老一代革命家的思想和实践教育他的儿女子孙们：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公仆；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要革命到底，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始终铭记在我们后辈的心里，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今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将牢记父亲的教诲，学习父亲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继承父亲的革命意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永记父亲的教诲，勤奋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几十年来，父亲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无论工作多么繁重、紧张，学习从不间断。他常对我们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精神食粮，一定要好好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父亲言教又身教，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光辉榜样。
1960年，党中央号召全党的领导干部学习三十本马恩列斯的著作，父亲立即带头响应。尽管这些书籍他早已钻研过了，有的还读过多次，但他还是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有时甚至在散步时也要带上书，走一会儿就坐下来读一段。从1960年到1966年，他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记下了十多本读书笔记。
对毛主席的著作，父亲的学习兴趣更浓。他常说：“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而毛泽东思想就是指路明灯。”“毛主席著作里写的事，许多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他先后通读了9遍，最后一次通读时，已是八十八岁高龄。父亲每读一篇文章，都要在题目下用红笔写下“×月×日读完第十遍”的字样。打开他读过的毛主席著作，就会看到他用红笔划下的许多标记。
父亲不仅勤奋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议、指示、号召，总是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党中央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并作出了中央委员一年应有三分之一时间在下面的具体规定。父亲尽管已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他对中央的这一规定带头执行，每年抽出许多时间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去调查研究，视察工作。他的足迹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骄阳似火的海南岛，到寒风凛冽的北大荒，从风沙扑面的茫茫草原，到山青水秀的锦秀江南，到处都是他调查访问的场所。每次视察回来，他都认真地向党中央写出调查报告，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父亲不仅自己认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而且还循循善诱地教育我们子女努力学习。1950年前后，我还在苏联学习，每次回国度假，父亲总要问我是不是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由于我从小生活在国外，中文水平较差，学习毛主席著作有比较大的困难，父亲就戴上老花镜，让我坐在他身边，教我一字一句地读。他一边读，一边讲解，每讲完一段就问我懂了没有，如发现我哪些地方还未理解，就一遍又一遍地重新讲解，直到我真正弄懂为止。有一次，父亲给我讲解《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讲到文章中一段论述中国人经过无数次艰难困苦，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时，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少人都经历过寻找革命真理这段历史，多少革命先驱者甚至为此牺牲了性命，你们现在学习马列主义条件这样好，多幸福啊！你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1948年，父亲第一次见到嫂子赵力平时，送给她的礼物就是一本毛主席著作。 1952年我结婚时，父亲送给我爱人的第一件礼物也是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精装本。
后来，我们兄妹都有了孩子，并且渐渐地长大了，父亲又开始教他们读毛主席的书。他不但给孩子们划出学习的篇目，提出思考的问题，而且还指导孩子们写读书笔记。他说：写笔记可以帮助记住文章的中心和重点，还可以锻炼思考、分析和概括问题的能力，也是既学政治又学文化的一个好方法。有时，他还检查孩子们写的笔记，哪个孩子没有写，他就严肃地批评说：“不写，一是怕写不好，丢面子；二是怕艰苦，贪玩。”在他老人家的引导督促下，后来，孩子们逐步养成了认真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记读书笔记的习惯。
星期日或节假日，一般是家人亲友团聚的日子。在我们家里，通常成了学习日。父亲说：“你们平时都有革命工作，凑到一起很不容易，要利用这个机会交流学习体会。”只要父亲在家，都是他亲自主持学习, 从不间断、父亲还常常让孩子们围坐在他面前，让他们轮流领读毛主席著作，并让孩子们讲书里的意思，谈自己的体会。谁讲得好，理解得准确，就受到表扬；谁读错了字，他就马上纠正；谁讲得不对，他就提出问题，进行启发。在他老人家的引导下，孩子们的这种学习会每次都开得很认真，很活跃。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围着我父亲聚精会神学习的时候，我就油然想起当年父亲手把手教我读毛主席著作的往事。父亲言教身教，勉励我们勤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诲，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并世世代代传下去。
永记父亲的教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公仆
父亲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真心实意做人民公仆的一生。他一生没有任何嗜好，只知道工作、学习，学习、工作。永远是那样兢兢业业，永远是那样不知疲倦。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更加珍惜时间，力争为党多做些工作。他每天睡觉很少，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到吃饭时也要再三催促才离开办公室。有的伯伯劝他注意休息，他说：“我能做的事就应该努力去做，这样可以分担毛主席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借着吃饭的时候劝他：“您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这样工作会吃不消的。”他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候，孩子们也说：“爷爷，您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严肃地对孩子们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共产主义我是看不见了，你们要不为名、不为利，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啊！”
周总理逝世后，他强忍着内心的极度悲痛，更加大了自己的工作量。仅在他去世前的半年中，他的外事活动就多达数十次。父亲是要用加倍工作来弥补我们党由于周总理逝世所受到的无法估量的损失，寄托自己对亲密战友的哀思！
1976年6月26日，父亲因病重不得不住进医院，直到这时，他还向医生提出下午要按预先的安排接见外宾，接受外国驻华官员递交国书，虽被医生坚决阻止了，但他仍然惦记着这件事。直到秘书告诉他外事部门已经另作安排，他才放下心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父亲一生的行为准则，也是他对我们后辈的基本要求。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十分耐心地教育他们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63年，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父亲和周总理也分别为雷锋同志题词，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父亲告诉孩子们：“雷锋同志在平凡的工作中培养了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意志，我们大家都要向雷锋学习。”这一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父亲委托妈妈送给孩子们每人一本印有毛主席题词的日记本，在扉页上，妈妈还代表父亲给孩子们写下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题词。在送日记本时，妈妈对孩子们说：“爷爷希望你们要像毛主席要求的那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兢兢业业，学好文化知识，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要求你们把学习雷锋的收获体会写在本子上。”以后，父亲还不时地对孩子们的日记本进行检查批改。
孩子们长大后，父亲又教育他们“干工作不要挑挑拣拣，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工作，干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干好。”我的二孩子刘康被分配到工厂工作，父亲知道后很高兴，对他说：“当工人好，就是要当工人、农民，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有饭吃，”“不要想当官，要当普通劳动者”。说着，他又回过头亲切地问我的小儿子刘武：“你长大了去当农民，好不好？农业重要啊！你会做饭吗？现在就应该学会自己做饭，学会自己独立生活。”
我的大孩子刘建参军了。当他穿着新军装去看望爷爷时，老人家严肃地对他说：“到部队后，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让你去养猪喂马你干不干？养猪喂马也是为人民服务，也要干好。”“不要在别人面前摆架子，不要当‘兵油子’。”有一次，父亲又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只想着自己的名誉、地位，这样的人早晚要被人民打倒。”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正是林彪、“四人帮”掀起篡党夺权的妖风恶浪之际，父亲的锋芒所向是很清楚的，真是字字重千斤。
父亲还常常教育我们：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要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早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打得激烈的时候，我正在苏联学习并准备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服务工作。那时，父亲就很关心我的学习和工作，希望我能学好本领回国参加建设。他在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百忙中，给我写了一封信，教诲我：“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当时，这封信我没有收到，是后来才读到的。当我读了这封信后，深深感到，父亲希望我能学到真本领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心情是多么深切啊！1948年，当我的哥哥朱琦转业到铁道部门工作时，父亲就嘱咐他：“你对部队工作比较熟悉，到地方就不同了。你应该到基层去锻炼，从头学起，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才能学会管理工作的经验。”遵照父亲的教导，哥哥分配到了石家庄铁路局后，先当练习生，后来又当司炉、司机。有一次，父亲坐的专列，正好是哥哥当司机，父亲便在车厢中接见了他。当父亲见哥哥身着工作服，满身油污，便十分高兴地紧握他的手说：“好！好！你学会了开火车，学到了本领，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父亲又说：“我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政治，技术上也要精益求精，不要满足现状，要谦虚谨慎，工作要更踏实认真。”
对于我们的孩子，父亲则要求他们从小努力学好文化科学知识。他不但教育孩子们要端正学习态度，而且经常询问他们学校里的教学、生活情况，有时还抽出时间亲自检查他们的作业。发现他们做错了或态度不认真，就叫他们重做一遍，找出错误的原因；看到他们的学习进步了，就加以勉励，提醒他们不要骄傲。
我的大孩子刘建念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贪玩，学习成绩下降。一次考算术，得了59分。下课后，老师要留下他谈话，他又偷偷地溜走了。教师为了教育他，便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反映了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并且表示没有把孩子教好是自己的失职，实在对不起革命老前辈。父亲收到这封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把孩子叫来谈话。父亲严厉地对他说：“光想着玩，不学好文化知识，将来就不能为人民服务。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的，现在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什么也不会干。当工人不会做工，当农民不会种地，怎么能生产出机器和粮食？你喜欢体育、美术是好的，但是别的功课也要学好，更不能上课画小人，坐在教室里还想着攀双杠。”孩子不大服气地说：“老师出的题我全会，这回是粗心了。”还说59分跟及格只差一分，老师为什么还要告诉爷爷？父亲耐心地对他教育，讲明道理，说清不及格就是不及格，差一分也是不及格。再说，难道及格就满足了吗？应该争取好成绩，老师批评得对，是对你负责，怎么能不听老师的话呢？一定要尊重老师。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多幸福啊，一到年龄就能上学，学革命道理，学科学知识，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困难。在旧中国哪有这样的好事情？我小的时候全家整年辛苦劳动，没有一个人读过书，后来东借西借，才供我一人上学。那时上的是私塾，读的是古书。你们的老师多耐心，哪一个学生没有学好就着急。我小时候的老师对学生一不顺眼就打板子。 父亲的这番话，不但使孩子们明白了许多道理，逐步克服了缺点，就是对我，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我们一定牢记父亲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图虚名，不谋私利，永远做人民的公仆。
永记父亲的教诲，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父亲对我们子孙后代的要求十分严格，经常进行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教育，绝不允许我们有一点比别人特殊的想法和表现。在他老人家看来，搞特殊化是“万万要不得”的。
1953年，我从苏联回国参加工作，父亲就让我住到学校去，并一再嘱咐我：“要住到学校宿舍，不要老回家，要好好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学校家属宿舍还没盖起来，我便遵照父亲的要求，在学校单身宿舍住了4年。1957年才搬进学校分配给我的房子，至今我还住在这里。1960年，我的大孩子刘建要上学了。开学那天，他背上小书包，换上干净的衣服，笑啊！跳啊！高兴得不得了。他知道学校离家很远，走出门就嚷嚷要坐小汽车上学。但出乎他的意料，等着他的并不是爷爷平时坐的小汽车，而是一辆三轮儿童车。孩子一见就嚷起来：“这不是四个轮子的呀！我要坐四个轮子的车！”父亲听到了，大步走出来，严肃而又和蔼地对孩子说：“你问一问王伯伯，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坐过汽车吗？”拉车的老王同志说：“别说汽车，就连三轮车也没有坐过呀！旧社会我给有钱人家拉黄包车，光着脚跑遍北京城，可是还吃不饱肚子。”这时，父亲又亲切地对孩子说：“你要坐小汽车，别人的孩子也要坐小汽车，那要浪费国家多少汽油啊？你今天坐，明天坐，以后还能和没有汽车坐的小朋友在一起吗？你今天想坐汽车，明天想穿新衣服，你能爱学习吗？你坐了汽车就高兴，吃了糖果就舒服，你还能爱劳动吗？”孩子听了低下头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拍拍孩子的头说：“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下地干活，帮助妈妈做事了，你们多幸福啊，可不能变成小泥鳅！”孩子一听就笑了，周围的人也都笑了。以后，孩子们上到小学二年级，父亲就要他们坐公共汽车上学；念到小学高年级，又提出周末回家时不坐公共汽车，要求他们锻炼从学校走回家，并对孩子们说：“我当初刚到德国时，听不懂话，坐车没法子买票，问路也没法问，我干脆出门就走路，口袋里放一本柏林地图，按地图去找，不到一个月，就熟悉了柏林的街道，以后办事也就方便了。”听了父亲的话，孩子们就坚持每周步行回家，星期日下午再步行回到学校去。我的两个堂弟当时上中学，学校离家二、三十里路，也一直坚持着步行往返。
在生活其他方面父亲对孩子们要求也很严格。孩子们的鞋通常是从军队后勤部门买来的战士上缴的旧鞋；衣服总是大孩子穿了后再留给小的穿，破了缝缝补补继续穿；孩子从九岁起就自己锻炼洗内衣内裤，逐步做到生活自理。星期天，我们回到家里，父亲不仅要我们接替服务人员的工作，让他们休息，还经常带着孩子们到地里劳动，学习刨地、下种、施肥、管理。父亲经常对孩子们说：“你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不热爱劳动，不艰苦奋斗，怎么能够为人民服务呢？现在不热爱劳动，将来就要厌恶劳动，就要脱离人民，你们可要从思想上重视劳动，向工人、农民伯伯们很好地学习啊！”
父亲和母亲多年来还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每年在春暖花开大地吐绿的时候，经常挖一些野菜给全家人吃。1962年，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一个晴朗的早晨，父亲和母亲散步回来时，又带回来许多野菜。两位老人的衣袖和裤脚都被露水沾湿了，满手泥土。但是，父亲却高兴地说要请孩子们会餐。吃晚饭时，桌上摆了几碟野菜。孩子们刚吃到嘴里就吐着舌头说：“这叫什么菜，多难吃啊！”妈妈指着桌上的野菜告诉他们：这是野苋菜，这是苦苦菜……然后说：“现在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很艰苦……”这时，父亲接过话，深沉地说：“这菜苦吗？这在野菜里还是最好吃的哩！长征的时候，我们连这样的野菜也没得吃，多少同志因为没有东西吃而牺牲了。现在毛主席领导人民克服困难，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艰苦。”最后他要求孩子们：“以后住到学校去，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回家来就到大食堂吃饭，一点也不要特殊。”孩子们住校后，只在星期六回去看望爷爷奶奶。父亲又给他们规定：买饭时要排队，不能超过个人定量，不准超过一般人的伙食标准。
1969年，我的大孩子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他只有十六岁，第一次离开家。到兵团以后，组织上分配他去养猪。一次在他喂猪的时候，猪食撒了他一身。他一气之下，把桶一扔，跑回宿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回家。父亲收到信后，很快亲笔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严肃地指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关系到青年人能否接好班的大问题，应该很好地在农村锻炼，虚心向群众学习，才能有丰富的知识，宽阔的胸怀，坚强的革命意志，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父亲的教育和鼓励下，他克服了怕苦、怕累、怕脏和想家的思想，工作积极了，热爱本职工作了，思想、工作、学习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我有一个侄儿原在海军某部工作。我哥哥去世后，有关组织考虑到父亲身边一个孙子也没有，就把他调到北京。父亲知道后很不高兴。一次，他见到海军的负责同志时，提出把孩子调到基层连队去，并严肃地说：“我不要孝子贤孙，要的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他的坚决要求下，1975年侄儿被调到南京部队海军某部服役。调令下来后，正是农历除夕，孩子想在北京过春节，和他久未见面的妈妈团聚几天再去报到。父亲听了他的想法后，既严肃又慈祥地对他说：“不行，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模范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必须提高革命纪律性，还是到部队去过春节吧，那里更有意思。”听了爷爷的话，他给在天津工作的妈妈打电话，希望她大年三十日上午能到北京，母子俩能见上一面。不巧，他妈妈因为开会不能脱身，等她乘夜间火车赶到北京时，孩子已经离开北京到部队报到去了。
我的另一个侄子也在外地部队服役。1976年6月，他回京探亲，看到爷爷的身体不如以前健壮，面容也消瘦了许多，心里不由得一阵发酸。他亲眼看到爷爷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是带着病去的，回来以后一连几天病情仍不见好转。这时他的假期已经满了，他多想在爷爷身边再住几天照看他老人家啊！但是一想到爷爷平时抓紧每一分钟为党工作的情景，就好像又听到了爷爷要他们严格遵守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谆谆教导。他知道，如果这时他提出留下来，爷爷是会生气的，这只会给他老人家的病情加重。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按时归队。当他去向爷爷告别时，父亲很高兴，对他说：“我年纪大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工作。我的生活组织上会照顾好的。你回去后，要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你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不料，就在他归队途中，父亲住院了，等他赶回到爷爷身边时，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
敬爱的父亲就是这样时时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我们，用党的纪律约束我们。而他老人家自己，事无巨细，处处为我们做出了艰苦奋斗，永远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
建国二十多年来，父亲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俭朴作风。他每顿饭差不多都是一碗米饭、一小盘素菜、一小盘自己家里腌的泡菜，另一好盘菜里几片肉，一小碗汤。他的衣着也很简单，几件较好的衣服只有接见外宾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就换上旧衣服。他的内衣、毛巾都破到不能再补、无法再用时才换新的。他床上铺的褥子、床单，盖的被子也都用了二、三十年，上面打了不少补丁。他对我们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补补能穿能盖就行，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好多年。”
父亲不肯要任何特殊照顾，不愿让国家为他多花一分钱。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由于来往客人多，粮食亏了五十多斤。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坚持和全家人一起吃菜糊糊，硬是用“瓜菜代”的办法把所亏粮食补了回来。他用的澡盆比较高，组织上考虑到他年纪太大了，身体不灵便，澡盆又滑，容易出危险，几次要把澡盆放低一点，再按一个喷头，便于他坐着淋浴。但他始终不同意。他说：“国家用钱的地方多得很，再修又要浪费钱财。”直到1976年6月他住进医院，工作人员才悄悄地把澡盆改装了，准备他出院后再接受他的批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父亲这次再也没有回家。
父亲曾经说过：“我是无产阶级一员。我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只有我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我只有两万元存款，我死后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确实，我的父亲生前虽没有留下更多的财物，但他却给我们后代留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私、德高不自显这样高尚的革命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德，这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永记父亲的教诲，革命到底，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敬爱的父亲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直到病魔缠身卧床不起时，他心里想的也仍然是党的工作，国家的大事。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父亲极大的义愤！虽然父亲从来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在儿女面前提及不该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但是从他的言谈话语中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党和国家前途的焦虑。1975年，他曾写下了“真心搞马列，地覆又天翻”这一意味深长的诗句。同年3月6日，又用他那浑厚苍劲不减当年的笔触，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大字。这不但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更是他对日益猖獗的“四人帮”的有力批判。可以想像，在他挥笔写下这些铿锵有力的字句时，他的胸中正掀起多么巨大的波澜啊！他曾坚定地对妈妈说：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军队是好的，是稳定的，谁要想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是必然要失败的。历史已经证明，谁违背人民的意志，必然被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四人帮”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时候，父亲已经准确地预见到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是何等高深的马列主义洞察力啊！
父亲最后一次住进医院以后，病情发展很快，但他还一直在为祖国的经济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焦急。他对每一位前去探视的领导同志反复叮咛：一定要大胆抓工作，一定要迎着困难，排除干扰，搞好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7月1日，他的病情变得十分严重，连说话都感到很困难了，医生要他绝对安静。但是，一清早他就把秘书叫去，说：“今天是‘七·一’，报纸发表社论了吧？拿来读读吧。”以后又提出要给他念书念文件。秘书为了让他能安静地休息一会儿，只好含着热泪悄悄地躲到别的房间去了。于是，他又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声音：“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使每个在场的人无不感动万分，无不泪流满面，一齐发出哽咽的声音。
7月2日，父亲的病情更加严重，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突然间，病情又稍有好转，恰好我一个正在上大学的侄女赶来看望他。父亲见到侄女，示意要她靠近些，然后对她说道：“我们的大学生来了……要做无产阶级……”
“革命到底！”“要做无产阶级！”至今，我的耳畔还时时回荡着父亲轻微而有力的声音！这简短而闪耀着人类最崇高思想光辉的语句，是他老人家自己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是对我们后代的最宝贵遗嘱，也是对我们全体共产党员、革命人民的殷切鼓励和期望。我将永记父亲的教诲，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勇往直前！
1991年7月
编后记
今年12月1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一百零五周年诞辰。为了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和继承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回忆专集，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