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新中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工作相当艰巨，朱总司令对经济工作十分关心。当时我在中财委工作，他每周都要把我找去汇报各种生产情况。他常对我说，中国人口多，要把每个人都动员起来，使他们都有工作做，好好搞生产。他还说，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草一木、一土一石都是我们的财富。朱总司令特别重视手工业生产情况。他认为，手工业行业就业门路广，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应该大力发展手工业。他主张要打“倒算盘”。意思是说，任何人都要吃饭，有活儿干的要吃饭，没活儿干的也要吃饭，因此，要千方百计广开就业门路。只要有点活儿干，哪怕一天只挣几毛钱也好，总可以对生活有所补助，总比一个钱不挣还要白吃饭、还要国家补助好，这样就可以减少国家一些负担。要是没有活儿干，挣不到钱，填不满肚子，就不得了。朱总司令时时都在关心国家的发展，关心人民的生活，这对我们做经济工作的人教育很大。
在发展手工业生产问题上，朱总司令实事求是，提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例如，1950年7月，他在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强调指出，合作社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是由城市或乡村中的手工业者及家庭手工业者在自愿联合的原则下组织的、从事生产的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因此，作为新中国五种经济成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向集体化过渡的进程中，不要急于改变它的私有制形式。又如，1953年12月，他在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作的报告中主张，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应该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绝对不要规定一种格式。
朱总司令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主张要稳步进行。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他曾经多次发表过意见。单是1957年，他就多次找我谈话，对手工业生产的问题，颇费苦心。在谈话中，我曾提出，要解决人多的问题，手工业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为了开辟财源，不要把一切都统死了。类似特种工艺美术品，有些可交给个人去搞，以调动积极性。朱总司令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手工业产品是出口贸易的大项，所以，发展手工业，不仅可以解决人多问题，而且可以多为国家换取外汇。像金银手饰、翡翠玉石等应组织数万人生产、出口。景泰蓝、象牙等也应大量生产，要多收学徒，不要使之绝种。他从外地视察回来后，还向我谈起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改进的意见。为此，他在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特别就手工业生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60年代以后，我同朱总司令就没有什么接触了。1976年，他老人家逝世时，我还被监管着，没能前去告别，实在令人遗憾。斯人虽逝，精神长存。我永远不能忘记朱总司令对我的谆谆教诲，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英雄气概，他那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高贵品德，以及他那平易近人、朴实谦逊的作风，一直激励着我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
写于1979年，改于1991年
“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 ——宋任穷
“鲲鹏九万里，直上云海颠。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当读着朱总司令这些豪迈的诗句，他那威武、刚毅、慈祥、谦逊的形象，便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朱总司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建立了丰功伟绩，是中国人民敬仰和热爱的领袖。总司令的革命精神、优秀品德和高尚情操，以及他无数感人至深的事迹，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称颂。这篇短文，仅就我同总司令的几次接触，作一些片断的回忆。
是军长，又是普通一兵
1927年秋收起义后，经过三湾改编，毛泽东同志率部向井冈山挺进。此时，朱德同志已经威名远扬。我们这些在这个时期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几乎都知道他从德国、苏联留学回国后，便积极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北伐战争，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屡建奇功的革命英雄。1928年4月，朱、毛率部在江西省宁冈着市会师，在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初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朱德同志。
朱、毛会师后，几支革命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我在红军的基层单位工作，先后任连党代表、营部文书兼营士兵委员会主席和团宣传科干事等职。在井冈山斗争开始的那个时期，敌人就妄图将革命卡死在摇篮里。在这个重要关头，朱、毛共同指挥了许多重要的战斗。会师后不久的5、6两个月，就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重兵进剿，重创敌军，三次攻克永新县城。在这些令敌人胆寒的战斗中，表现出了朱、毛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才能。朱、毛还直接领导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建设和扩大工农红军，创建、发展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
朱德同志是运筹帷幄、指挥雄师劲旅的军事统帅，又是植根群众、和群众、士兵打成一片的普通一兵。他在创建全新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方面，以身作则，起了表率的作用。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长，他没有一点架子。对待同志特别是对待士兵和工农群众，他总是和蔼可亲，关怀备至，大家都由衷地尊敬他、爱戴他，乐意同他接近。不论谁找到他，他都能与之亲切地交谈。一次行军途中，朱军长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而自己则牵着马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些不认识他的老百姓，还以为他是一位历经战火、颇有经验的老马夫。在繁忙的军务之余，他还身背斗笠，穿一身旧军装，到田里帮助老乡干活。朱军长出身佃农家庭，小时家境贫寒，四、五岁就帮助母亲在田里干活，农忙季节则整日跟母亲一起在田里劳动。因此，于起农活来很在行。他一边干活，一边向群众了解情况，做群众工作。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实行重重封锁，部队吃粮困难的时候，朱军长同年轻的官兵一道，经过黄洋界，挑粮上山。四十开外的朱军长穿着草鞋，挑着两大箩筐米，矫健地走在凹凸不平的盘山小路上。朱军长在井冈山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与广大官兵、工农群众同甘共苦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广大红军官兵，至今仍受到热情赞誉并被传为佳话。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从长征到延安，从八年抗战到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解放后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朱德同志仍始终保持着这种优良的传统。
虑事精细 爱兵如子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关乎革命成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同志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后，又同周恩来同志一道，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艰苦转战，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有这样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那是1935年3月，红军根据朱总司令电令，东渡赤水河，随即掉头向南，直指乌江。蒋介石急忙调兵“围剿”。3月底，红军主力乘虚南渡乌江，把敌人甩在乌江北岸。当时，陈庚同志和我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我们接到指示：待殿后主力五军团过江后即可拆桥。后来，我们得知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又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就把浮桥拆了。陈庚同志和我到宿营地后，即向中央军委首长汇报情况，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都在场。他们听说拆了浮桥，十分焦急，当场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总司令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呢？陈庚同志和我以及在场的三营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当即表示接受批评，并请示如何补救。朱总司令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总司令说，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晨七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再拆桥。我们当场保证，天亮以前一定重新把浮桥架好。接着，我们顾不得吃饭，由我带领三营和工兵连急行军四十里返回乌江边，这时天已经黑了。经过一夜突击，终于在天亮前又把浮桥架了起来，等候九军团的到来。七点，九军团还没有来，我们才按原定计划，把浮桥拆掉。部队在极端疲劳的情况下，又急行军追赶大部队去了。原来，九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活动，诱敌北进，以掩护主力南渡乌江，未能赶来渡江，当时因作战频繁等原因，一度与中央军委失去了联系。后来，九军团几经转战，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与大部队会合。
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突然中断了联系，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听说我们拆了过江的浮桥，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指示我们重新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时刻。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由此，也更增加了我对总司令的敬仰之情。
注重发展生产 强调实事求是
全国解放后，朱德同志担任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但我们仍习惯地叫他“总司令”。随着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转移，总司令的主要精力也倾注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这一时期我同总司令的接触，主要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
中央开会时，总司令曾多次参加东北组的会议并发表意见。他讲话不长，但总是那么朴素，那么实在，那么中肯。据我的回忆，总司令经常强调两条：一是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同自然作斗争，引导到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上去，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总司令还非常关心流通领域的发展，强调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扩大贸易，增加出口，包括对资本主义国家和港澳地区的出口。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全体会议上，他说：我们要学会做生意，这是一件大事。做生意只靠商业部门是很不够的，各级党委的同志们和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
总司令强调的第二条是，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在1962年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郑重提出，全党都要学会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谈到党内斗争时，他说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总司令这些正确的意见，当时并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在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的那些日子里，我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左”的思想，对总司令的这些意见不大以为然。总司令总是坚持原则，在党的会议上反复阐述他的正确主张。
为了关心和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总司令还不辞劳苦，深入各地视察。1964年7月，总司令同董必武同志一起到东北三省视察，由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陪同。这次视察，日程安排得很满，总司令到了沈阳、阜新、通化、吉林、延吉、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大兴安岭等地，深入工厂、农村、煤矿、林区、学校等基层单位，搞调查，听汇报，对东北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针对东北的工农业生产情况，总司令指出，东北工业多，工业要支援农业。工业本身要注意配套，特别是机械工业和加工工业一定要配套。东北的冬天时间长，农村许多地方农民一到冬天就没有事干了，当地叫作“猫冬”，即冬闲。对此，总司令说农民冬天没有事干不好，要帮助他们多找生产门路。那年，总司令已七十八岁高龄，为了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国家富强起来，总司令付出了多么大的辛劳。
度量大如海 意志坚如钢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肆虐，总司令蒙受冤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许多污蔑不实之词强加到他的身上。大家对此愤愤不平。1969年，林彪发布所谓一号命令，总司令也被迫离京，“疏散”到广东从化，为时将近一年。1974年9月，经周总理批准，我从劳动了五年的东北农村回到北京，临时住在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里。招待所离总司令的住处不远。很久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了，这时，我和老伴钟月林非常想去拜望他和康克清同志。1975年的春节前后，我们到了总司令住所。总司令看上去老多了，着实使人忧心；当看到他仍是那样慈祥，那样持重，那样坦然的时候，又使人感到欣慰。我紧握着总司令的手，向他问候，祝他健康长寿。他也拉着我的手，目光凝重地望着我。我有许多话要向总司令讲，但是没有讲。我知道，总司令心里也有许多话，他也没有讲。此时，相对似是无言，实则尽在不言之中了，无声的语言把我们的心连在了一起。这次相见，总司令只同我谈了学习问题。他对我说，要认真学习，学习马、恩、列的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到老学到老。在情况复杂、处境困难的那些日子里，他一面积极支持恩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面同“四人帮”进行着坚决的斗争。而对他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种种冤屈和不公正对待只字未提，表现了总司令的博大胸怀和对党、对理想的忠贞。这次见面，交谈不多，但我亲眼见到了敬爱的总司令，心里感到非常高兴。没想到，这次一别竟是我同总司令的诀别。
1976年6月，我和总司令都因病住在北京医院，我住一楼，总司令住四楼。我多么想上楼去看望病中的总司令。可那时“四人帮”及其亲信设置种种障碍，我们这些人不是想去就能去的。结果，咫尺竟成天涯，直至总司令与世长辞，都未能如愿上楼见他一面。
总司令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年头了。人民和历史是最公正的。人民深深地怀念总司令。历史将永载总司令的不朽业绩。我们怀念总司令，就要继承总司令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不懈地努力。
1991年5月
朱德之德 ——萧克
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必然会造就出伟大的人物。朱德便是从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数十年间所产生出来的伟大人物之一。
朱德继承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一个旧民主主义时期的高级军官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后，便毕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丰富经历和他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世人皆知。我作为朱总司令麾下的老战士，在与他数十年的接触中直接感受到，他那勤俭、忠诚、坚毅、明智、宽厚的高尚品德，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
一
勤劳与俭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朱德勤俭持身，几十年如一日。他出身贫寒，家庭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勤于劳作，习惯于肩挑背负，爬山涉水。1928年冬，他身为红四军军长，带头从宁冈县的白露挑谷上井冈山。这时，他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挑着担子上山，并不为难。第二次反“围剿”时，部队在东固、南陇地区“待机”，他带领指战员帮助老乡耙田插秧。在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身体力行，亲赴南泥湾勘察地形，布置电田垦荒任务。全国解放以后，他提倡勤俭建国、勤俭治军，时常告诫我们要发扬艰苦耐劳、廉洁朴素的优良作风。他一贯反对讲排场、大手大脚的公子哥儿作风，提倡伙食单位养猪种菜，严格经济管理制度。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带头种菜，节衣缩食。他曾经这样写道：“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我认为，朱德的话，在今天的新形势下，依然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二
朱德的忠诚，在党内、军内是有口皆碑的。他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青年时期起，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学习军事。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以后，又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自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便决心终生为党从事军事运动，把自己的生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服从党纪党章，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以后，他带领一部分部队，独立活动。他和陈毅一起，把武装力量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发展党员，把党的组织工作做到基层，以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同时，千方百计与当地党组织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保留了我党领导的这支武装力量。
三
朱德不怕困难、百折不挠。早年为了去昆明学习军事，他从故乡首途，历时七十多天，在当时西南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旅途之艰难，可想而知。在护国讨袁战争中，他率部随蔡锷入川。在四川纳溪前线，敌众我寡，他担负着主要作战任务，时攻时防，与敌搏战四十多天，赢得了“英勇善战”的称誉。南昌起义军进到东江，他率部镇守三河坝，为掩护主力在潮汕、揭阳与李济深主力作战，与多于我军三倍之敌激战数昼夜。虽然没有取得胜利，却也表现出他的大智大勇和顽强的意志。三河坝战后，他率领余部转战于粤闽赣边和湘粤赣边的崇山峻岭之间。天寒地冻，雨雪纷飞，后有敌军追击，前有民团滋扰，又无军需给养补充，部队中人心涣散，离队者越来越多。在这阴霾密布、前途渺茫的生死关头，他面前摆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大革命已经失败，共产党员和革命军队对革命的态度如何？另一个是南昌起义也失败了，今后采取什么军事政策呢？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要继续革命。他登高一呼，要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今天中国的革命，好比 1905年的俄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黑暗是暂时的，俄国终于在1917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只要继续革命，中国也会有1917年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是，今后打游击呀！他还说这一带有农民运动基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朱德的讲话，既从政治上指出革命前途，又以战略家的眼光自觉地实行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当时，能够做出这样的决断，是需要何等的气魄与明智啊。朱德正是靠着他那坚毅、顽强的胆略，在黑暗中看清革命前途，从而稳定了军心，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四
凡是接触过朱德的人，都能够体会到他的宽厚，他善于团结同志，待人和气，不积怨，不记仇。下级有错误，他批评而不苛求。和同志的关系，无论是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可谓“与人为善”、“善与人同”。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对不恰当的批评，甚至恶意诽谤，他都泰然处之。庐山会议后，林彪曾说他从来不是总司令，他听到后，只是付诸一笑，并不急于解释。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宽广，无不令人钦佩。在长征中，张国焘闹分裂，反对党中央，朱德坚持原则，反对分裂。但又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使张国焘无可奈何，只能与之共处。在南下过程中，他继续耐心地团结同志，进行说服工作，终于使左路军重新踏上北上之路。在张国焘未叛逃之前，朱德对他始终以党内问题来看待。毛泽东曾评价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可谓恰如其价。
朱德的高尚品德，正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具体体现。他是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所称颂和学习的榜样。
朱德之德，令人景仰。
1991年12月
怀念逐日深 ——杨得志
1976年7月6日，当我在武汉听到朱德同志逝世的消息时，心头猛然一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太不幸了，刚刚哭送过总理，又要哭送总司令（当然没想到两个月后又哭送毛主席），于是，泪水立即模糊了双眼。望着滚滚奔流的长江水，望着对峙江岸的龟蛇二山，我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
这之前不久，我到北京开会还去看望了朱总。虽然是在医院里，但他的精神很好，十分关心地询问部队情况，深情地回忆井冈山斗争，回忆万里长征，谆谆告诫我要搞好部队建设，保卫党的领导，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临别时他还不顾劝阻，执意把我送到电梯门口。后来，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他出席会议、会见外宾，猜想他一定很好，怎么突然就走了呢？而我们的那次见面竟成为永诀！
从那时到现在，我对朱总的怀念，不但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反而越来越深切。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前线，还是在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工作中，我总是经常想到朱总司令，想到他的光辉业绩，想到他的伟大形象，想到他的谆谆教诲！
确实，我对朱总司令太熟悉了。六十多年前，我离开筑路工地，参加的就是他和陈毅亲自率领的部队。我是跟着他们走上井冈山，走上革命道路的。在向赣南、闽西进军的途中，在出击闽中的路上，我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是追着他的脚步前进的。从江西的高山密林里他号召我们要“努力学习”，到天安门城楼上他勉励我要“掌握现代军事知识”，从当战士到当军区司令员，在近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里，我一直是他指挥下的一个兵。特别是在许多重要时刻，直接听到了他那振奋人心的话语。
早在1928年湘南失败之后，前有堵敌，后有追兵，有人英勇战死，有人叛变逃跑。关键时刻，朱总经常集合部队讲话，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先讲世界形势，次讲中国形势，再讲红军的前途。那一次次铿锵有力的声音，扫除了人们心头的疑云，激发了人们勇猛的斗志，在毛泽东同志带病迎接下，返回了井冈山。就我自己而言，是从朱总的讲话中，从井冈山的斗争和“八月失败”的沉痛思考中，才真正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跟随党走过几十年的战斗历程，做了自己能做而又该做的一点工作。
1938年夏天，我奉命由六八五团团长改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赴任途中，我在山西故县村见到朱总，当时他正戴着眼镜读毛主席《论持久战》的讲演稿。一见面，他就问我读过讲演稿没有，接着谈了讲演稿的详细内容，说毛主席讲了二十几个问题，很重要，很全面，特别是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要我们有耐性，不要犯急性病。他强调指出，战争嘛，就是政治、经济、兵力和武器装备、指挥艺术的较量，看谁的优势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民心所向，或者叫做政治优势，这是任何敌人所无法和我们比拟的！
当我说到对敌后平原作战缺乏经验时，朱总就鼓励我在战争中学习。他非常乐观地说：工作艰苦，斗争形势也会错综而复杂，不过我看没啥子了不起的嘛！他还让警卫员拿来西瓜，一边让我吃，一边嘱咐我到三四四旅后要注意方式方法，团结干部战士，开辟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朱总的这次谈话，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在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中，我认真学习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干部战士，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与全国军民一道，迎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中的石家庄战役，是我军第一次攻打大城市。战役开始前的准备阶段，朱总司令亲临前线，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野战军司令部。他听取我们汇报情况，和我们一起分析敌情，审问俘虏，研究战役部署。他还深入基层和干部战士交谈，同工兵、炮兵部队的同志研究技术问题，向部队讲形势，讲任务，讲战术，讲纪律，大大激发了指战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旅以上干部会上，朱总又针对有些部队不太重视战术技术的问题，特别强调“石门战役打的是攻坚技术，是勇敢加技术”。
为了及时了解情况，指导我们作战，朱总提出要住在我们野司。可是敌机不断来狂轰滥炸我和罗瑞卿政委商量，考虑到他的安全，就一起劝他到冀中分区所在地河间县去住，他摇头不肯，说：“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来找我朱德。”我说：“你到河间，我们会随时向你报告的。”朱总虽然不情愿地离开了野司，可心里还时刻关注着战役的发展，我每天用电话向他报告，他听得认真，并提出他的意见。战斗开始后，部队很快扫除敌外围据点，突破外市沟时，朱总亲自打电话给我。就在我们讲话的时间里，敌第二道市沟又被我军突破，我立即把这最新消息报告了总司令，他兴奋地说：“打得好呀！我祝贺你们！按你们的计划打下去，告诉大家，后边的同志可是都望着你们哪！”战斗刚结束，朱总又通过聂司令员转来了嘉奖全军的电报，高度评价解放石家庄“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随后，他又来到石家庄，听我们汇报，找基层干部战士座谈，科学总结了攻坚战术，形成了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堑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术，并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后来，我还读到了朱总《攻克石门》的诗：“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从朱总司令亲临前线了解情况到战役中的具体指示，战后的科学总结，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严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对我后来指挥打仗和领导部队建设，都起到了长远的作用。
1950年10月，我们十九兵团要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当从西安到达山东兖州稍作安排后，就接到军委的通知，要我和李志民政委去北京。在中南海，朱总听过我们汇报后，又详细询问了部队集结的各种情况，从武器装备到思想动态，从部队纪律到生活管理，都-一问到了。他对着朝鲜的地图，向我们讲了彭总率领先期入朝部队的情况，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我和志民同志只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请朱总到山东兖州去参加兵团即将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像打石家庄时那样给我们作指示。
我们回部队不到一周，朱总就赶到了兖州。12月下旬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他一到就和兵团领导交谈，了解会议准备的情况，会议开始前，他要到连队去看看战士，我们和医生都说天气太冷，部队住地分散，建议他在有木炭火的房间里分批接见一些指战员的代表，他笑着说：“毛主席要我到十九兵团来，可不是只来看看杨得志、李志民你们几个人啊！”就这样，他冒着冷风，看望了几个步兵和炮兵连队。由于疲劳和天冷，朱总感冒了，而且发烧、咳嗽，即使这样，他还是带着病给我们十九兵团团以上干部作了报告。他讲抗美援朝的意义，我们兵团的任务，指出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求干部和战士一起摆出困难，找出解决的办法，做到和敌人交手时有胜利的把握。讲完话之后，他还在寒风中与大家合影留念。临离开部队时，他送给师以上干部每人一本刘伯承同志翻译的《兵团战术概述》，并在每本书上亲笔题字，送给我的书上写着：“得志同志，努力学习。朱德。”我们正是牢记朱总的教导和期望，奔赴三千里江山，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不可能在这一篇短短的文章中把它们全部写出来。但是，即使这些事情，不也如同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阳的全部光辉一样，映现出朱总的高贵品质和求实作风吗？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朱总的这种品质和作风，都是鼓舞我们的巨大精神力量。
1991年7月
伟大的精神 崇高的品德 ——伍修权
稍知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人，没有不知道“朱毛”的。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早已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名字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旗帜和象征。我们这些追随“朱毛”几十年的老兵，一直把朱德同志称为“总司令”或“朱老总”。不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轰轰烈烈的和平建设时期，以至在动乱的“文革”岁月中，只要一提起朱总司令，就从内心唤起一股崇敬、希望和亲切之情。
1931年，我从苏联回国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才有幸地见到闻名已久的朱总司令。以后因工作关系便经常与他接触，从而使我对他的过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他对中国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总司令的一生是辉煌的，但却不是一切都顺利的。他也有着自己的曲折、坎坷乃至艰辛。他作为一个贫苦佃农的子弟，出于爱国之心，立志从军习武，上过云南讲武堂，在爱国将领蔡锷的军队里，从班长、排长逐级升任为团长、旅长，立下了不少战功，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只是社会现实迫使他不能满足于个人的功名成就，他一直在不断寻找着更正确的救国救民之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他一下看到了光明。1922年，他毅然放弃了旧军队的高官厚禄，奔赴上海要求参加刚刚一岁的中国共产党。然而，他的诚恳要求被陈独秀冷漠地拒绝了。随后，他到德国找到了周恩来同志，才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实现了他的夙愿。从此，他选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指针。他入党后，在德国、苏联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井进行了实地考察，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开始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出现在我国的政治舞台上。
1927年8月1日，朱德同志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树起了中国工农武装的第一面旗帜。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又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闽粤赣边界，保存了革命火种。不久，朱德同志又领导了湘南暴动。1928年4月，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的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正式建立了以朱毛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开辟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揭开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极为光辉的一页。从此以后，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便传遍国内外。我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亲身感受到，朱德同志尽管功勋卓著，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虽然身居高位，手握军权，但是，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表现出他特有的忠诚、谦逊、宽容和忍让的高尚品德，使我感到非常敬佩。
第三次反“围剿”开始以后，我从闽粤赣军区调到瑞金的红军学校工作。当时，朱总司令正在反“围剿”前线指挥作战。他的夫人康克清同志也住在红校内。因此，朱总司令一回到瑞金，我们就能见到他。总司令对红军学校一直特别关心，每次从前线回来，都要找红校的干部和战士交谈，了解情况，向大家讲述战争形势，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军事知识，迅速提高战术和技术水平，以适应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的需要。我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并听他谈话的时候，觉得他根本不像人们传颂中的红军领袖，更不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赤匪头子”，而像一个身穿军衣朴实善良的老农民。他的平易近人与随和宽厚的性格，不仅给我留下了最初的深刻印象，而且感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始终保持了这一特色。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因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上海站不住脚而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一到中央苏区，就指责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斗争实践中共同创造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是什么“游击主义”、“右倾错误”等等。同年九月间，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由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他满脑子都是军事教条主义，自恃有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支持，根本不把朱总司令放在眼里，独揽军事指挥权，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独断专行。他的这种作法，使我们许多同志都为之忿忿不平。可是，朱总司令并不计较这些。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努力工作，继续为党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这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
不久，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我被调到军委总部，担任李德的翻译。当时，朱德同志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总司令。这时，我同他的接触更多了，经常在军委和中央的会议上，听到他的发言和讲话。他的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对敌我情况的透彻分析，使我十分敬佩。然而，由于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和李德的专权，朱德和毛泽东等同志的许多正确意见，都被一再拒绝接受。结果造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进行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初期，朱总司令在军委纵队，我也随军委纵队行动，康克清同志是机关直属队的指导员。当时，因卫生条件很差，许多同志因吃了辣椒拉肚子。康克清同志为了朱老总的身体健康，不让他再吃辣椒。可是，朱老总是四川人，没有辣椒就吃不下饭，还是找辣椒来吃。康克清同志便以直属队指导员的身分禁止他吃辣椒，堂堂的总司令只得服从她的“命令”。这虽说是一件生活小事，但却反映了朱总司令的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
朱德同志既有顾全大局、宽厚忍让的大海般的胸怀；又有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让步、坚决斗争的高度原则性。1935年1月，长征到达遵义，因工作的需要，我也列席了在遵义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总司令在会议上拍案而起，严肃地批评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愤怒指责李德等人的瞎指挥，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虽然因事隔多年，对他在会议上发言的具体言词已经记不清了，但对他那慷慨陈词的神态和是非分明的原则性，我却一直铭记在心里。正是由于朱德等同志坚持了原则，维护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决定撤销了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从而使党和红军又重新回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从此以后，伟大的中国革命事业，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根据中央的决定，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随同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行动。不久，张国焘背离中央的北上方针南返川康。这时，朱老总实际上被张国焘剥夺了指挥职权，以至被软禁起来了。但是，朱老总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并没有畏怯退让，仍然坚持原则，主张北上，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地斗争，迫使张国焘北上，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从而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长征以后，毛泽东同志正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一如既往地坚决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他的这种从不居功，毫不争权，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坦荡胸怀，在党内外早已有口皆碑。但是，林彪之流却对朱老总的这一美德进行恶毒攻击，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是争权夺利的野心家，而对朱老总的高尚品德，却没有丝毫地损伤。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工作，与朱德总司令同住在延安的王家坪。当时，他已年过半百，而我们只不过是三十上下的年轻人，有的还没有成家。朱老总经常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去，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大家。那时所谓好吃的，也不过是他用四川家乡的方法腌制的臭咸鸭蛋，有时有一两盘四川味蔬菜。每当休息时，朱老总不是和我们一起打篮球，就是找我们或参谋、警卫员们一起打扑克牌。一玩儿起来，就分不清谁是总司令，谁是小战士了。他照样同打扑克的对家打暗号出牌。他每赢一盘，都和小青年们一样乐得开怀大笑；要是偶尔输了，就非得翻过本来才罢休。所以，在游戏时，他也是个非赢不可的“常胜将军”。从这些生活小事中，也可以看出朱德同志对同志、对群众是多么真诚与热爱！这是他的崇高品德的一个重要侧面。
全国解放进入北京以后，我与朱总司令的直接接触的机会少了，主要是在中央的一些会议上见到他。有时，在外事活动中也常与他相遇。每次重逢，他都关切地问问我的近况。虽然这时他已经是党和国家的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但人们还是习惯地叫他“总司令”。他对我们也还是像过去在瑞金和延安时那样亲切随和。有几次他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我有幸成为代表团的成员。例如：195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德同志是我党代表团团长，王稼祥、王炳南和我都是代表团团员。出国前后，他从贺词和讲话文稿到活动安排与礼仪等各项工作，都过问得十分认真细致。他率领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文革”开始后，从朱总司令本人到他带领过的一大批老同志，都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一些造反派组织还成立了什么“揪朱兵团”、“批朱联络站”，把大字报和大标语，贴的到处都是。当时，也有一个专门揪我的“兵团”。我听说朱老总面对那些恶毒攻击，一直像泰山一样巍然不动，不屑理会，我的心里也就踏实多了，使我受到很大鼓舞，经受住了这场特殊战斗的考验。后来，我从“牛棚”里被“解放”出来以后，第一个去拜访看望的就是朱总司令。因为我们都是劫后重逢，所以，见面后格外高兴，他老人家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令人十分痛惜的是，1976年夏天，朱老总突然一病不起，溘然长逝。这不仅在我个人的感情上受了重重一击，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人们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当时，江青一伙正利用周总理的去世和毛主席的病重，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朱总司令这棵大树又倒下去了，确实使人分外担心。幸而几个月后，由当年“朱毛”亲自带领培养出来的老帅们和党的领导人，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以江青为头子的“四人帮”，使党和国家终于摆脱了危机并出现了转机。虽然朱总司令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天，但是，这个胜利无疑是实现了他老人家的遗愿。
朱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年头了，我每时每刻都在怀念着他。每当我追忆起他的丰功伟绩时，特别敬重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他确实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特别在今天，学习朱德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作为一个跟随朱德总司令数十年的老兵，衷心希望每一个人都应以朱德同志为镜子，经常照照自己。特别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更应该如此。
朱德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存！
1991年6月
朱总风范永存我心 ——康克清
阳光洒进卧室，放在书桌左端的朱老总瓷盘遗像泛起光彩。他抿着嘴正在静静地思考着，微笑着，似乎正要同我交谈什么……这一历久而弥新的神态，对我来说真是太熟悉、太熟悉了。
今年12月1日，是朱老总诞辰一○五周年。我凝视他的遗像，往事历历，宛若昨日。
一
记得1928年秋天，红军刚刚来到我的家乡江西万安县罗塘湾，万千农民欢天喜地，迎接自己的子弟兵。可是没过几天，就听说国民党军队正从河西向我家乡逼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决定撤离。我们农军战士接到上级命令，除留下必要人员，其他同志一律随红军上井冈山。我们万安的一百多个农军战士，包括七名女同志，就这样上阵了。对我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从此成为一名红军女战士了。
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有一天，我们的队伍停在遂川附近，听到同志们兴高采烈地互相传说：“朱军长来了。”以前，我还幼稚地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呢，后来才知道是两个人。他们被传说得非常神，现在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内心充满了好奇和敬仰。我挤在队伍中，顺着别人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格健壮，忠厚长者模样的人，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楚他身穿灰里透 白的军服，脚穿着草鞋，一身风尘，面带微笑，威武中透露着慈祥。朱军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很平凡，平凡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 农民。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和威名远扬的军长之间的距离，瞬间就缩短了。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正是他的特点，他的气质，他的伟大所在。更没有想到后来我俩会结成终身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