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在战争的岁月里，在行军途中，我常常听到战士们说：“我们红军战士的生活和战斗很艰苦，可是朱军长和我们一样，还有什么可说的……”每每部队一宿营，朱军长就去和老乡聊家常，帮他们扫地、干农活，就像是自家人。他的行动无形中影响了广大指战员，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在向赣南、闽西挺进，以及后来在苏区的那几年，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每次作战，朱老总总是先了解敌情，察看地形，研究兵力的部署，作战斗动员，认真细致地对待每项工作。即使碰到了挫折，他也镇定如常，告诉大家要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前途是光明的。人所共知，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是以敌人的失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在战斗的间隙，他和战士们有时一起下棋，有时一起打篮球，总是精神抖擞，非常认真。朱老总爱护战士是有名的，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苏区打“AB团”伤害了不少的好同志。有一天，一群人跑到朱老总驻地，不分青红皂白，把朱老总的警卫员小拐子（李少清爱称）抓起来了。朱老总闻讯走了出来，严厉地指出，小拐子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跟共产党干革命，“AB团”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证据抓人？那伙人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小拐子如今仍然健在，每谈及此事，他对朱老总的感激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二
1934年，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直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提出了错误的作战方针，改变了朱、毛多年以来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最后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忍痛撤离江西中央苏区，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回忆长征，最难忘怀的是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军经历千难万险，在川康边境的懋功与四方面军汇合，大家高兴得跳啊，唱啊，以至热泪盈眶，像亲人久别重逢。岂知张国焘心怀叵测，在过草地前，他就煽动部队说前面有大河没法过，要部队折回西康。朱老总和刘伯承参谋长都不同意他的主张。当时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敦促他北上抗日，可是他拒不受命。一计未成，他又公开策划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妄图将另立中央带领部队南下的阴谋强加于人。他一再逼迫朱老总发表反对党中央北上的宣言。朱老总斩钉截铁地说：“我赞成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手只能举一次。”“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我们这个“朱毛”，全国、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办不到。……”张国焘恼羞成怒，就诡计多端地搞小动作，进行挑衅。
有一次五军团断了炊，几位同志不知从哪里赶来了几只羊。张国焘唆使部下借口把他们痛打了一顿，羊却被扣下杀掉吃了。五军团的同志气不过，找到朱老总评理。朱老总反复讲：“官兵都是好的，是革命的，要多做工作，不能为此打内战，要顾全大局。”张国焘的挑衅手段极其恶劣，明明他当时有七匹马，可偏偏朱老总的那匹马找不到了。有人知道是张国焘的警卫牵去杀了。有天晚上，他们竟还撤了朱老总的卫兵。张国焘一伙就是这样肆无忌惮，不断制造事端。朱老总胸有成竹，以不变应万变，使张国焘的阴谋难以得逞，官兵们也逐渐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张国焘连我也没放过，他派人监视我，给我另行分配工作。显然，这是为了限制我和朱老总的接触。我实在憋气，要去找党中央说理。朱老总耐心地劝导我说：“不行，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在一起，他们不敢随便动手。”我觉得朱老总说得有理，心情也就平静下来，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我们始终处于有理、有节的主动地位，团结了广大红军干部。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军心民意，充分暴露了他反党篡权的阴谋野心，最后只能落个身败名裂。
忆起长征途中朱老总同张国焘的几番斗争，三言两语很难表达当时尖锐、复杂的情况。朱老总始终如一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后来，毛主席听了他与张国焘斗争的汇报，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他是当之无愧的。
三
1939年冬天，朱老总五十三岁寿辰。没有开庆祝会，也没有贺寿筵席，祝贺的形式朴实而庄重。在一个广场上，搭起了席棚，席棚的墙壁上，贴满了信件，这是战士和同志们给他写的祝贺信，大家都愿意把心里话告诉他。当时，天气寒冷，可是去那里看信的人却人山人海。其中一个青年战士的信里，有这样一句充满深情的话：“我对父亲的爱是和他属于那革命的事业结合着的。”我也参加了这个行列，聊表自己的心意于万一。记得我给他写的贺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害。人们不能忍受的事你都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还有，你见书便读，学而不厌，总是前进着，提醒同志，督促同志，爱护同志……”这是我当时的认识，也是我现在的认识。几十年过去了，后来的生活实践更加深了我的这一认识。
1940年春天，国民党内的投降倾向日益严重，党中央决定要尽一切可能争取蒋介石集团继续抗战，并决定朱老总亲赴洛阳，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当时反共老手胡宗南、朱怀冰等正在洛阳。大家对朱老总的安全十分担心，朱老总却说：“只要国民党不公开投降日本，我们就要以斗争求团结，又团结又斗争。”“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没啥了不起，一切以统一战线、抗日救国为重嘛！”作为随员，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临行前，中央领导同志一再交待，无论是闯过日军的封锁线，还是通过国民党的统治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朱总司令的绝对安全。护送朱老总出太行的红三连全体共产党员一致保证，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朱总司令受任何损伤。
那天清晨，当三连的健儿们到达朱老总在武乡的住地时，他已一切准备就绪，笑眯眯地对大伙儿说：“好啊，你们来了。咱们就出发。”上路后，有的战士悄悄说：“咱们的总司令像战士的慈父，平易近人，半点官架子也没有。”当时，朱老总特地穿了一套新卡叽布灰军装，腰里束的宽皮带上铸有“瑞金纪念”四个字。他骑在高头大马上，神采奕奕，八路军总指挥的气概和威严跃然在眼。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冀察分会副主任委员王葆真先生和我们同行，在人流中他一再盛赞朱将军文精武备、心胸似海的气度。
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朱老总总是关心野外警戒的同志吃得饱不饱，穿的是否能御寒，有没有热水洗脚，有时，还帮炊事员支炉灶安排大伙的生活。他还一再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注意观察敌情，严防敌特破坏。通过封锁线时，朱老总亲自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碉堡里的动静，充满信心地鼓舞大家说：“鬼子们再刁，也是侵略异国领土，他们人地两生。我们有老百姓相助，就是刀山剑林也能穿过去。”根据朱老总的意见，延安电影团的同志，把四盒拍好的胶片《延安与八路军》分别捆在背包里，随时背在身上。因为这些胶片反映的是华北前线子弟兵坚持敌后、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是人民群众英勇支前参战的壮丽画卷，是珍贵的资料片，必须保护好。在紧张而有秩序的行军中，朱老总一面随大伙翻沟穿林，一面查看地图，通过电台随时和延安联系，并了解前线各作战部队的情况，及时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就在这样繁忙而紧张的情况下，他对每个随行人员都十分关心，布置工作细致妥贴，使每个指战员都深切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这次行动不仅是护送朱总司令，更是保卫华北抗日前线的总指挥部，关系着敌后各根据地广大军民抗日斗争的成败。大家都兢兢业业，高度戒备，我更感到肩头沉甸甸的份量。
有个深夜，远方传来几声犬吠声。“快走，快走！”前面传来命令，要通过公路封锁线，紧急而低沉的口令在护送部队中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虽是寒冷的春夜，但在急行军中，每个人都汗流浃背。为了抓紧时间赶路，尽快脱离日军警戒区，部队刚刚过了邯（郸）长（治）公路，鬼子的一个汽车队就开过来了。朱总司令命令：“直插田间，由便道行军！”带路的老乡领着队伍，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了敌军流动哨巡逻区。
当我们到达八路军新一旅驻地--壶关县的郭家坨时，朱总司令和同行的王葆真先生进行了划界谈判，确定以距郭家坨五华里的大井村为界，界北为八路军防地，界南为国民党防地，双方不越界，界上不驻兵，消除摩擦，团结抗战。这一举动对于揭露顽固派、团结友军起了很大作用。
5月初，我们到了河南济源县王屋山上。一天拂晓，朱老总漫步山野，遥望滚滚的黄河，耳闻日寇隆隆的炮声，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惨遭敌人任意践踏，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出太行》：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下了太行山，渡过黄河天险，我们就到达了古城洛阳，受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热情款待。朱总司令在卫立煌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词，强调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团结的重要性。记得有这么一段话：“全国人民需要这种团结。只有日寇、汪精卫、汉奸、投降分子和'摩擦专家'害怕这种团结。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以卫立煌为首的国民党第一战区的要员们，听了朱总司令以抗日救国为重的真诚演讲，多数表示赞同。但也有吹冷风的人，他们看到朱总司令和卫立煌一谈一整天，很是投机，就讲起卫立煌“近朱者赤”等闲话来。在多方面的接触中，我们发现有的人笑里藏刀，妄图扣押和谋害我八路军代表，但多数人还是愿意共同抗日的。朱老总根据他们的不同态度，按照党中央“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
这次谈判取得了一定成效。协商解决了晋东南国共两方军队以漳河为界的驻防区；允许十八集团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继续给八路军发放军饷等。谈判之余，朱总司令和我们一行随员，都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时晚饭后，当朱老总和警卫部队一起打篮球时，球场四周的观众挤得水泄不通，看着朱老总在球场上机动灵活的身影，战士们也打得毫无拘束，他们对八路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中旬，我们离开洛阳，路经西安，稍事休整。5月24日，即动身返回延安。同行的增加了茅盾夫妇和张仲实同志等，共四十多人。经过黄陵时，朱老总提议拜谒一番。我们的车队停在桥山脚下，大家抬级而上，来到黄陵前。入口处有一牌坊，上书“轩辕黄帝陵”五个大字，有卫兵守卫。卫兵看到大群人前来，连忙阻拦，说是奉上级命令，此乃国防重地，不准参观。我们派人找上级交涉，他们听说是十八集团军的朱总司令谒陵，也就通融了，陪我们一同登上陵墓，还作了介绍。整个陵墓古朴雄伟，迎面一个巨大的土塚，塚前有一个平台，台前立一大石碑，上面刻有祭文。陵墓周围的山坡上古柏森森，直插蓝天。
在陵前我们合影留念。朱老总请茅盾同志讲讲黄帝的故事。他说，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姓姬，号轩辕氏，相传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黄帝既有武功，又擅文治。在他的治理下，有许多发明创造。他手下的克官仓颉，创造了文字。他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和缫丝。他又与一个叫歧伯的医生编了我国第一部医书《内经》……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传说，或者是神话。但这些传说神话在人们口头传颂了五千余年，正说明了黄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他代表着我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茅盾讲完，朱老总作了即席讲话。他说，刚才沈先生（即茅盾）讲了历史上的黄帝，现在我再讲一讲当代的黄帝--我们这些黄帝的裔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然而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却遭受到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被称作“东亚病夫”。现在这个古老的民族觉醒了，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复兴中华民族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有人想阻挠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想妥协投降，这种人是黄帝的不肖子孙！朱老总的讲话言简意赅，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的心。
四
缅怀朱老总，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一生的最后十年。那十年，党和国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都处在忧患之中。朱老总正是怀着难以言喻的深重忧虑，于1976年7月6日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而又正处在劫难中的人民。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常常看到他一人独坐默想，很少说话。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十分苦闷。对于那场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也难以理解。有一次他突然问我：“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只能摇头。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经”的讲话材料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对中央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总要强调如何学习，怎样理解等等，这次不屑一提的神态，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1967年1月的一个傍晚，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开会布置揪斗朱老总。一伙人闯进了朱老总的住地。正巧朱老总不在家，那伙人就在门前、墙上贴满了“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等标语。不久，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大有乌云压城之势。当我向朱老总谈起这些情况时，他坦然地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若干年后，戚本禹刑满释放，寄来了道歉信，对自己当时的行为深表悔恨。虽然朱老总已经作古，但即使是在这件事情上，也证明了历史是最公正的。1967年夏秋之交，我正在接受群众的批判，批判我是“走资派”，“十七年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我有口难辩，思想上很难接受。回到家里，我忧心忡忡地对朱老总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要成什么样呢。”朱老总却充满信心地回答我说：“只要主席在，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也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京举行。当时，朱老总正患气管炎，喘得厉害，但他仍抱病参加会议。林彪、江青一伙心怀叵测，在会上多次对朱老总进行围攻，逼他检讨。有一次他开会回来，问我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我说不认识。他说，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我想了想说，不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的那个李作鹏吧？他“嗯”了一声，不再说话。我感到他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啦。”
这年十月，林彪擅自发出所谓的“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我困惑地问朱老总：“真的要打仗了吗？”朱老总深沉地回答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战争不是凭空想象的，不是小孩子打架。现在看不到战争的预兆和迹象。”
这时，朱老总要被“疏散”。他对我说：“你得跟我一起走啊。”我为难地说：“按理说我应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全国妇联的军代表若不点头，我要走也走不了。”朱总沉思片刻，果断地说：“那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请他去跟他们说说。”就是这样，我随朱老总到了广东。我们坐了三个多小时飞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接待我们的人，不许我们进广州市，要我们直接去从化。从化虽然风景优美，可是我们哪里有心情欣赏？他们还规定我俩不得访问附近的工厂、农村，散步也不准超过“桥头警戒线”。我对这样的规定很反感，我说我在北京是自由民，想到哪里都可以随便去，困在这里算什么。就在这样的逆境中，朱老总仍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宽慰我说：“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的，你就安心陪着我吧。”
时刻萦绕在朱老总心头的，是工农业生产。有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只要看到工人在生产，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破坏了生产，这如何得了！”
1970年夏天，朱老总因人大常委会开会回到北京，行动上略有了一些自由，他不顾年迈，抓紧时间到首钢和农村去视察。针对“四人帮”一伙批“唯生产力论”的谬论，他对生产第一线的干部说：“别听有些人'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可是实际上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劳动，不生产，能行吗？粮食、钢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1974年，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在会上耀武扬威地点郭沫若同志的名，矛头对着周总理。更令人忧虑的是她把手直接伸向了部队。回到家，我赶紧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告诉了朱老总，他听完后没有马上说话，似乎在思考什么，我着急地看着他，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答案。半晌，他才胸有成竹地说：“你不要着急，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里虽然出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他们是拉不走的。干部中有少数人被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他们跑的。江青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去问问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谁愿回到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经他这么一分析，我如释重负。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朱老总万分悲痛，热泪一滴滴顺着脸颊往下流，嘴里不断念叨：“恩来，你在哪里？”那些天，他老人家吃不好，睡不好。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和难以言喻的焦虑，拄着手杖，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行庄严的军礼，久久不忍离去。
那时，他的健康情况继续下降。可是他总说：“总理不在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他带病开会，看文件，会见外宾，找人谈话。当“四人帮“大肆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时，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个班子很好，不能变动。
1976年6月21日，朱老总已经有病，但他坚持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这次会见的时间有变动，朱老总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等得太久，他的病情更加重了，经医生会诊后，立即住院治疗。7月初，当先念同志到医院看望他时，他一再强调要抓好工农业生产，并说：“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
朱老总怀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了人世，因为他未能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因为他未及看到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现。
当我坐在他最后十年生活和工作的房间里，缅怀这些往事时，每每感到朱老总依然在世。他每天用的砚台和毛笔仍在书桌上摆着，继续为我使用；他读过的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等，都留下了他阅读时的记号和眉批；还有那把用布沿了边的芭蕉扇……每件他使用过的物品，似乎都散发着他的气质和精神，当我目睹或接触到它们时，总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感到无限的亲切和充实。尤其当我抬头凝眸端详挂在左侧墙上的条幅--“革命到底”时，真是思绪万千。那是朱老总1975年3月6日书写的，四个苍劲、浑厚的大字，显示了他的坚强意志，倾注了他对我及后来人的希望。他的真诚、善良、坚毅、博大、宽容等一切美好的思想情操，仿佛都融在字中，跃然纸上，令人回思无穷，令人感奋不已。
对先行者的最好怀念，当然不是眼泪和誓言，而是怎样脚踏实地把他们的事业推向前进，把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朱老总和其他所有先行者一样，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将永远激励我们朝着他们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奋勇向前！可以告慰朱老总的是：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道，稳步前进！
朱总风范，永存我心。
1991年7月
浩气传千秋 ——萧华
当新中国在东方巍然站起的时候，中国人民忘不了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忘不了毛主席及其他兴邦创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说过；朱毛是连在一起的，没有朱就没有毛。朱德总司令和毛主席风雨同舟，并肩作战，为创建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作为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朱总司令的英名，象一颗灿烂的明星，将永远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闪光！
一
1928年4月底，朱德同志率领的部队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砻市胜利会师，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红军会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从此以后，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我从1928年参加革命以来，多次听到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的朱德同志的英雄业绩，一次又一次地激动着我年轻的心，可惜，总没有机会见到朱德同志。1930年6月，红军根据中央命令进行北上战役，来到了兴国。7月中旬，在兴国县平川中学大操场召开北上誓师大会。各路军马纷纷聚集，红旗招展，梭标闪光，昂扬的战歌声，宏亮的口号声此起彼落，一派临战出征的雄壮气氛笼罩着大操场。忽然，热烈的掌声铺天盖地，如江潮一样汹涌而起--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政治委员等领导同志登上了讲话台！
毛泽东同志，我早已见过两次了，而朱德总司令，则是头一次见到。在我的意想中，这位领导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伟大人物，该是一尊英气勃然、高大威武的形象呀，可站在眼前的朱总司令，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个头不高，腿上打着齐整的绑带，脚穿一双粗茅草编织的草鞋，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然而，脸上的表情是轻松而慈祥的，宽宽的额头下，有一双深邃明净的大眼，稳重地环视着集结在草坪上的队伍。当他站起身的时候，就习惯地将两腿分开，双臂交叉在背后--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斗争的缘故吧，所以那副瘦削的身体就显得像钢铁一样坚强。在那个年月里，我所见到的国民党的军官，哪怕一个小小的排长都是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呀，老百姓看见了，就远远地躲到一边去了，简直就像见到瘟神一样。而我们工农红军的总司令，竟是这样的平易可亲，沉稳厚重，这是多么不同的两种军队呀！
在我后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的时候，与朱总司令的接触就频繁起来了，并亲聆他的教导。那时候，为了提高和巩固部队的战斗力，红军青年工作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为了教育和团结广大青年群众，我们红军的连队中还成立了以朱总司令名字命名的“朱德青年队”。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参加红军的战士大多是十五六岁或二十岁左右的工农青年，所以，无论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还是朱德同志，上上下下都对青年工作关怀备至。
每当青年团或“朱德青年队”开会的时候，朱总司令向来是有请必到。总司令讲话操一口四川音，从容自然，通俗易懂，有些重要地方，他就反复地讲解。他说：“我们红军，是闹革命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我们不能光看到敌人的强大，不要怕眼前的困难，我们要用战斗夺它几十个州县，将来的天下都是我们的！青年人要有这个志气，要在这支队伍中当中坚、打先锋，要给受苦受难的穷人争气。希望你们勇敢坚强，作吃苦耐劳的模范，英勇杀敌的模范……”总司令的话，浅显朴素而鼓舞人心，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青年战士们听了很受教育，很受鼓舞，越听越想听。
周恩来政委和朱总司令为了将青年工作开展得生动活泼，不仅帮助我们青年部制订了具体的方针措施，而且在青年部的各项具体活动中又是热情的组织者和积极的参加者。1933年7月，我在《青年实话》周刊上写过一篇《火线上的青年晚会》的文章，就真实地记录着朱总司令在青年晚会上视察军事体育比赛、歌咏比赛和游艺比赛的生动情景。朱总司令总是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出现在革命队伍之中，是丝毫没有官架子的。我记得总部机关有一次开晚会，大家轮流抽签，或者唱歌，或者说笑话，或者猜谜语，轮到朱总司令抽签时，恰巧抽出了一根写着“说笑话”的签子，总司令的笑话讲得趣味横生，乐得大家前仰后合，有的人竟笑得捧住肚子、迸出了泪花花……。当时红军的官兵，就是这样同甘共苦、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每逢我在工作中碰到了难题去找总司令的时候，总司令就耐心地开导我，讲井冈山的艰难困苦，讲我们这支军队充满了光明的前景与希望。总司令自己的生活很俭朴，饿了的时候，就把锅巴、炒米用白开水泡一泡来充饥，他有时候边嚼边讲：“革命战争就是个大熔炉，只有经得起千锤百炼的人，才是个有希望的青年。”接触得多了，每一个人都从心眼里感到、朱总司令是诲人不倦的良师，也是爱兵如子的慈母。他就是用这种实心实意、诚诚恳恳的思想工作，关怀着青年一代的成长。
二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战役，对长征中的红军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关口。赤水河蜿蜒七百里，是川、黔两省边界的重要水道，是我们向北挺进的一大障碍。
渡河的那天，天空浓云密布，阴沉沉地下着小雨，条条小路像涂了一层油，光滑难行。赤水河大约二百米宽，深水里飞涌着暗灰色的浪涛。正当红军组织渡河的时候，突然传来四川军阀刘湘派遣他的主力“模范师”向赤水压来的消息。那时候，红军正依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部署，挥军北上。湖南军阀何键，贵州军阀王家烈，云南军阀龙云，蒋介石的“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几十万人马正从各个方向对我们进行合围，妄图在赤水和长江之间将我军一口吃掉，整个形势是相当危急的。为了掩护红军主力从赤水镇渡过赤水河，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迎击敌人，阻击“模范师”的进攻。
这个团奉命后轻装疾进，以闪电般的动作，在距赤水河三十里左右的地方，拦住了气势汹汹的“模范师”。那时候，我奉军团首长的指示，到这个团进行战时政治工作。
双方相距只有几百米，透过茫茫雨幕，各自能隐约看到对方晃动的身影。敌人都是本地兵，地形熟悉，又以逸待劳，情况对我们是很不利的。就在敌人居高临下，沿着丘陵地带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朱总司令突然赶到阵地上来了！细雨淋湿了他的衣裳，裤腿沾带着黄泥，就连那浓重的眉毛上也挂着水珠儿……总司令到来的喜讯迅速传遍了阵地，红军战士声威大震，勇气倍增。朱总司令不顾危险，沉着冷静地同我们一起，亲临前线进行指挥。敌人的进攻一次又一次被挫败下去。我担心总司令的安全，几次劝他退到后边去，都被他坚决地回绝了。战斗接近黄昏，两个营相继后撤，只留一个营继续坚守着阵地，子弹象蝗虫一样在四处横飞，我们再一次提出要求：“总司令，你年岁大，路又很滑，还是先走一步吧，这里有我们顶着，你放心好了。”总司令抹了抹满脸的雨水，声音不高，却很坚决：“不行！”就这样，总司令和最后一营人一直坚持到黄昏时分。有总司令在身边，同志们仿佛就有了坚定的主心骨，忘记了疲劳、寒冷和伤痛。这一营人，就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顶住了“模范师”一次次的冲击。
直到夜幕降临，我们才和总司令一块，赶到了赤水河边，在那竹绳竹排扎就的浮桥上，迅速地赶了过去，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安全渡河。
自从那次炮火硝烟中仓促一会，总司令就与我们分别展开了艰苦的长征，一年多的岁月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朱总司令了。人不见，心相连。朱总司令坚决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进行斗争的情景，我是知道的。张国焘自恃军力雄厚，向党要挟，诬蔑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率红军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是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朱总司令与张国焘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朱是不能离毛的。”“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决议，我是举手通过了的，我决不能反对它！”这场斗争，表现了朱总司令威武不屈、坚定不移的革命气概。总司令那么大年纪了，他先后过了三次草地，在那么险恶的政治环境和那么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我们这些已经北上了的干部战士，怎能不为我们的朱总司令担忧呢？！怎能不为兄弟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担忧呢？！
1936年10月初，我奉命率领红二师主力到会宁东百余里的界石铺，向西安、平凉方向警戒，掩护二、四方面军通过西兰公路。有一天，通讯员告诉我，会宁来的长途电话找我。当我拿起听筒时，里面突然传出朱总司令那熟悉热情的四川口音！赤水别后，梦牵魂绕，想不到在这儿猝然相逢了！我双手把住听筒，心头一热，喜泪盈眶！周围的同志听说是朱总的电话，也忽拉一下围拢上来，悄然聚集在电话机前，这些老同志，与我们的总司令同甘共苦，一个锅里搅过青菜南瓜汤，相互间有着深挚的感情啊！
在电话里，朱总的声音也很激动，他简直恨不得将什么都一口气问个明白：
“毛主席身体健康么？周副主席怎样呀？彭总、剑英、荣臻、小平、左权……他们都好么？……陕北根据地有多大呀？刘志丹、徐海东你见过没有？他们有多少部队？陕北的粮食怎么样？你们的部队扩大了多少？……”对于朱总司令所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这次通话，长达半个小时，朱总司令对老同志、老战友无微不至的深切关怀，对陕北老根据地军民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像长江黄河的滚滚浪涛一样，激动着我的胸怀，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永不磨灭的一页。我抑制不住自己火热的感情，后来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军旗红似火，银线传佳音。欣闻朱总话，热泪顿沾襟。去春别赤水，今秋逢会宁。声声山岳重，句句铭记心。……”
三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朱总司令以军事家独有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始终同毛主席一起，指挥着对日作战。
1938年夏天，在吕梁山兑九峪镇子上，朱总司令视察了我们部队和群众自卫队的表演。表演场上，刺刀闪着寒光，梭标红缨似火，雄壮的歌声与整齐有力的脚步声交汇在一起，刺杀比赛开始了，喊杀声震动天地，三八枪如龙翻卷……颇有点“长矛大刀闪银光，抗日烈火遍山乡”的景象。朱总司令望着这生龙活虎的队伍，面露喜色，他仿佛看到了抗战胜利的伟大曙光。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朱总司令给战士们和参加会议的老百姓讲了话，他兴奋地指出：“我们八路军北上抗日，去年九月的平型关战斗，打败了日本鬼子的主力部队板垣师团，以后，又在阳明堡勇敢地袭击了敌人的飞机场，大大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壮大了八路军的声威。我们八路军、敌后的抗日军民和整个的中华民族已经建成了新的抗日长城，日本鬼子在这样伟大的长城面前，是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总司令的每一句话，都给我们以很大的信心和力量。
1938年的秋天，我奉命率先遣部队东进，准备到敌后（津浦线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路过晋东南太行山的时候，我特地到朱总司令那儿去，听取他对我们开展敌后工作的指示。
那时候，抗日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总司令的工作是紧张而繁忙的。他和彭老总每天都守在作战科，拿上放大镜，察看地图，有条不紊地批阅从黄河两岸各个战场飞来的电报。听说我们来了，朱总和彭总非常热情地接见我们，招呼我们吃饭，而且立即就敌后工作作了一系列详细的指示，大意是：
“要发展抗日武装，壮大抗日力量。派你们到敌后去，你们是火种，目的是要在广大的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统一战线，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点燃抗日的熊熊烈火；
“你们远离总部，是敌后的敌后，为了创建根据地，你们的一切供应都要依靠人民支援，都要依靠你们自己解决，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平原游击战争是一个新的问题，要很好地组织游击队和自卫队创造作战的经验。准备长期坚持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
朱、彭总司令高瞻远瞩，全局在胸，心里装着整个敌后波澜壮阔的抗日战场。听罢他们的明确指示，我觉得胸襟开阔多了，眼睛也更亮了，于是我们就满怀信心地挺进到了敌后。
当时我担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以后又奉命担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担子是很重的，斗争也是极其复杂而尖锐的。在我们正需要力量的时候，1939年的秋季，朱总和彭总又托人给我和杨勇副司令员带来了指示信。这封信很长，约有六千余字。在信里除充分肯定“开创了今天鲁西北的根据地，军队的本身也是在这个艰苦的斗争中更加发展、更加坚强起来了”的工作成绩之外，还特别强调：“应该知道，没有军队就没有根据地，但如果没有根据地，军队也就不能生存，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经验应该深刻记住。”“目前鲁西北军队工作的方向，一般的不是发展，而是巩固，因此，巩固军队第一等的重要问题，便是加强军队中党的建设与提高军队中的党性问题。”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应当在干部中提出创造大批模范指挥员的运动。要求每一个干部都为着模范指挥员的方向而进行极大的努力。大批模范指挥员的养成，这是铁的党军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倡学习，“勤学者奖，懒学者罚。”朱总司令经历了中国革命的曲折坎坷，艰难险阻，在巍巍的太行山，在抗日的第一线，他加强了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和研究，在给我和杨勇同志的这封信里，就处处闪耀着马列主义真理的光辉。从1937年到1940年，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同日伪作战一万多次，歼敌十万余人，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华北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朱总司令在四十年前留下的这首气势磅礴的《赠友人》的诗篇，显示了他稳操胜券的革命军事家的英雄气概。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从亲身的接触中，对此有着更加深切的体会。
四
“独裁政体沉云黑，解放旌旗满地红”。新中国建立之后，朱总司令进驻北京，这期间，我们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十年动乱中，是非混淆，人妖颠倒，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更成为林彪、“四人帮”那伙篡党篡军的阴谋家的眼中钉，他们公然诬蔑总司令是“黑司令”，对总司令忠于革命、忠于军队的历史业绩肆意歪曲，诬蔑……敬爱的朱总司令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横遭诬陷。当我得知有的“造反派”在墙上画了漫画，丑化他的形象的时候，真是万箭穿心，义愤填膺！
我也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关了七年半之久，在我被毛主席指名放出来后，我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去看望朱总他老人家。 数年不见，他明显地苍老了，皱纹也多了，脸上的寿斑也更明显了。然而，他戴着老花镜，仍是那么慈祥，那么和善，那么可亲，他热情地抓住我的手，一句连一句地询问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满肚子的话在嗓眼里硬着，一句也说不上来。只有悲愤，只有热泪。坐下来后，他老人家仿佛慈父摸准了儿女的心思似的，给我留下了许多肺腑之言。
他说：“肖华呀，你还年轻么，在部队，还可以工作几十年的。
“要振作精神呀，共产党员，受点委曲不算事儿。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的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我们不能灰心听，肖华同志！”
当我以愤慨的心情诉说林彪一伙肆意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时，朱总司令显得严肃了，他沉默了片刻，摘了老花镜，语调深沉而缓慢，“在井冈山的时候，他林彪才是一个营长哟，怎么能说井冈山会师是他林彪和毛主席会师呢！历史就是历史，他们胡闹不行的。长征时，李作鹏是个小机要员，邱会作呢？是个担担子的挑伕……后来官做大了，与我不来往了，见了我连理都不理了！他们的架子大得很了，连我都不认识了！……”
朱总司令说到这儿，不屑地摇了摇头，明确地表示了对这伙丑类的蔑视。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勉励我：
“我们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几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革命总是要经历曲折反复的，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这些年，你被关着，外面有许多情况你都不了解了，所以要抓紧学习呀，多看些书，特别要多看些有关哲学方面的书籍。”
朱总司令历来注重学习，这我是深知的。五十年来，他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在革命最紧张、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从来也没有放松过自己的学习。在太行山，他曾拿一只小板凳，和大家一块坐在梨园中，听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这次我出来以后，就听说这些动乱的年代里，他仍然坚持学习，而且让儿媳妇当学习组长，他亲自进行组织辅导，让全家老小一段一段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想到这儿，我望着他老人家放在书上的放大镜，红铅笔，充满了钦佩之情。
总司令见我凝望着桌上的书，想了一想，忽然关切地问我：“肖华，你的家里现在还有书籍吗？”
我说：“我的家给那些人抄了三次，一掠而空，什么都抄完了，抄走了。”
听了这话，总司令站起来了，他走到一边，打开书橱，执意要送书给我。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从书橱里选取了一本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选集。总司令语重心长地说：“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它眼前兴时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要好好地学，它是我们识别真假马列的武器。”几年过去了，每当我捧起这本书，朱总司令的教诲就回响在我的耳边。
1976年，朱总司令病危之际，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在他老人家辞世的前一天下午，我同肖劲光同志一起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老人家躺在病榻上，已经不能讲话了。他只能微微地睁开眼睛，深情地、吃力地注视着我们。周总理不幸逝世，“四人帮”加紧夺权，毛主席也重病在身，而朱老总……国有危难，万感交集，我们的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浩气壮山河，遗爱永留芳！敬爱的朱总司令，早在1946年，毛泽东同志就为你作了“人民的光荣”的光辉题词，望着这金光闪闪的题词，勾起了我的万千思绪：南昌起义的枪声，井冈山的扁担，茫茫的雪山草地，巍峨庄严的太行山……伟大祖国的山山水水，无不标志着你创军开国的丰功伟绩。林彪、“四人帮”妄想将你从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抹掉，到头来被历史潮流淹灭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