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井冈山，朱总司令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我省国营蚕桑场。朱总司令先后三次到蚕桑场视察。在视察过程中，他对该场的生产、对江西的农业生产，作了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指示。
朱总司令对蚕桑场又种粮又养蚕，农业、副业、工业全面发展很感兴趣。他说：农业还是要搞多种经营。不搞粮食不行，光搞粮食也不行，要综合利用，全面发展。他指着蚕桑场的红壤说：江西的红壤多得很，要加强改良红壤的研究，红壤土改造好了，可以种麦子，种豆子，种花生，栽桑树，甚至可以栽果树，发展多种经营，潜力大得很呢！
农业生产要发展多种经营的思想，朱老总早在延安大生产时就提出来了。当时，他号召我们要开荒种西瓜、烤烟等经济作物。后来，我们用自己种的烤烟加工生产了不少香烟，销路不好时，朱总司令还亲自给我们的各解放区写信，推销延安生产的纸烟。
大茅山--这是方志敏同志曾经战斗过的山。1962年3月，朱总司令驱车来到这里。他看到这连绵的山峦，高峻的山峰，蔽日的森林，连连说道：好地方，好地方，打起仗来这是个好地方。他万分惋惜地说：第五次反“围剿”时，如果把部队带到这一带来，以武夷山为依托，和敌人周旋，那战局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在视察大茅山垦殖场时，他拿着该场利用小村小料生产的刀把、锄头把等小商品，高兴地说：这就对（口罗），综合利用山区丰富资源，把小材小料都派上用场。中国的手工业曾经是很发达的，现在我们生产水平、机械化水平提高了，但别忘记了老祖宗，要发展手工业。
云山垦殖场、红星垦殖场、江西“共大”……这些山山水水之中，留下了多少朱老总辛勤跋涉的足迹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每当我学习到这里的时候，朱总司令在江西视察的情景，又在我眼前浮现起来……
1980年
忆朱总司令二三事 ——覃应机
1934年春，我正在国家保卫局参加干部训练班学习，当时国家保卫局就驻在瑞金沙洲坝的新茶亭村。一天晚上，中央机关在老茶亭村中央临时政府大礼堂里举行文艺晚会，我们这些参加训练班学习的学员负责晚会的保卫工作。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其中有一位年纪较大的首长，在进入大礼堂时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中等个子，穿着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的粗布军装，显得朴实又很有神采。战友们告诉我，他就是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自始至终都聚精会神地观看台上的演出，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他在看到李伯钊同志表演的苏联《战士舞》和听到邓小平同志演唱的法国《马赛曲》的时候，显然被李伯钊同志那灵巧刚劲的舞姿和邓小平同志那激越昂扬的歌声所吸引，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朱总司令。
后来，在长征路上，我虽然又几次见到朱总司令，但都没有与他直接接触过。西安事变后，我在云阳镇参加了总部举办的政治训练队学习。这期间，不时遇见朱总司令，并且还有机会多次聆听他关于形势问题的讲话。朱总司令作形势报告像讲故事叙家常，像在摆"龙门阵"似的，扣住了听众的心弦，使人受到教育，难以忘怀。1937年7月，我提前结束了在总部政治训练队的学习，奉命带领一批情报人员奔赴抗日前线，8月到达山西太原。这期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同志都先后到了太原。从这个时候起，我作为总部侦察队长，追随朱总司令转战在太行山上。直到1940年5月，他返回延安总部的时候止，烽火硝烟近三年，我或接受总司令的指示，或随他外出执行任务，或聆听他的教诲，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总部从五台山南移的时候，我和刘秉琳等同志担任联络友军的任务。总司令指示我们联络友军应注意的事项，强调与友军要多讲团结抗战，激励友军的抗战热情，不要拿友军的物资，特别是在友军遇到困难的时候，更不能乘人之危索取资财。我们严格执行总司令的指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在南移途中，娘子关失守的时候，守军赵寿山的部队（属西北军系统）败退下来，我们在盂县遇上他们。我和刘秉琳等五人去联络，见到了赵寿山。赵说他的损失很大，守不住关口，蒋介石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逼他枪毙了一个团长……他还说，此时他的部队骡马比人还多，要把一批骡马送给我军。我们一面谢绝他赠送骡马一事；一面把他真心实意对待我军的情况上报总部。但赵寿山还是执意要送我们联络员每人一匹马，我们始终没有接受，使我军在友军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八路军总部驻在洪洞县的时候，有一次，朱总司令应友军邓锡侯部（属川军系统）的邀请，去给他们的军官讲话，我以联络参谋的身份随行。到邓锡侯的司令部门前，迎候的邓部人员把我们引向大门，我便带上三名警卫人员走在总司令前面。门前布着双岗，两个卫兵站在门旁的一边。我刚踏上门前的台阶，就见眼前寒光闪闪，四个哨兵同时掣出了四把大刀。我禁不住一惊，双脚继续向前迈，右手迅速把在腰间的手枪套上。同行的三个警卫人员，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哨兵的大刀"呼"地各自划出一圈弧光之后，便嘎然架在门洞之前。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哨兵在向朱总司令行执刀礼。我们八路军不行这种礼，因此，我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旧军队迎接贵宾的一种隆重礼仪。邓锡侯这样做，一是表示他隆重迎接朱总司令；二是想显示一下他的军威。我们四人在台阶上还了一个军礼，使跨进门槛，走了几步，分列两边，回头恭候总司令。这时，只见总司令刚好上了台阶，迈步进门。他神情庄重肃穆，从容不迫，泰然而又恬然，大将军风度，自然天成。总司令的举止令人敬佩，既向友军表明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又向世人显示八路军战胜日寇的信心和决心。我们的总司令真是久经战阵，见多识广，谋略在胸，智勇双全。和总司令在一起，就常常能这样大开眼界，增长见识，深受教育。
曾经和总司令在一起生活和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朱德总司令十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他号召太行根据地人民发展经济，增加生产，支援前线；他在根据地倡导成立"生产销费合作社"，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他指示部队在作战间隙积极参加劳动，帮助群众搞生产；他提倡种果树，多种花椒树、核桃树、柿子树。
总部每到一地，只要住上一段时间，总司令就在指挥作战的间隙里，和总部工作人员一起到驻地附近的山上挖地种树。在索堡，我们总部人员在河滩围垦一块土地，又在河里筑了一道拦河坝，还修了一条灌溉水渠。这些劳动，总司令都参加了。每当总司令挽起衣袖，捋起裤脚，汗淋淋地劳作时，我心里就常想，指挥千军万马的朱总司令，这时多么像一个勤劳纯朴的农民啊！解放以后，当我读到他那感人肺腑的名篇《回忆我的母亲》，就想起了他在太行山根据地劳动的情景，心中顿然似有所悟--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母亲为这个家庭操劳终生；他热爱他的母亲，实际上也就是热爱中国的劳动人民，热爱我们这个古老的祖国。所以，他执着奋进，为祖国独立，为人民解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总司令喜爱种花。不仅在和平年代，就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在住处周围种上各种各样的花卉。他精心护理这些花卉，时常为它们浇水、施肥、除虫。驻在王家峪的时候，有一次，我搞外勤回到总部，一进门，就见园内总司令栽的一片秋菊正开着花，黄的、红的、白的、紫的，五色斑斓，令人欢欣快乐，忘记了鞍马的劳顿。后来进了北京，总司令爱花之情更浓，其中对兰花则更是一往情深，听说他不仅在中南海住地种了许多从全国各地采集来的兰花，还把不少他喜爱的兰花送给北京植物园。60年代初期，他到井冈山，曾经亲手挖采"井冈兰"，带回中南海。1963年春，他到广西来，也到龙胜各族自治县的花坪、桂南的大明山和桂北越城岭上的老山界等深山老林里去采集兰花，带回北京去……古往今来，兰花被视为高洁朴素之物，咏兰的诗文比比皆是。董老（必武）就曾盛赞兰花，为兰花题写了"国香"二字。朱总司令也写了不少赞兰花的诗。他爱兰花，爱的就是这种"国香"，这当中寄托着他的一种高尚情怀，那就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炽热的爱。
说总司令爱祖国爱人民，他一生中的事迹举不胜举，但使我特别不能忘记的是1964年春，他到广西视察的往事。当时，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还没完全过去，人民生活还相当困苦。他不顾年迈，风尘仆仆，到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区的农村，看了一些社员的生活、生产情况后，对我们说：广西应该多搞一些土特产出口，比如乌龟、甲鱼、山瑞、蛤蚧、果子狸和蛇，以及这些珍奇动物的加工产品三蛇酒、蛤蚧酒等等，比如田七、罗汉果、桂皮、白果等等中草药材，还有竹编、芒编、藤编等民间手工业工艺品，都应该多搞。这些东西换汇率高，有的甚至和黄金一样贵重，可以换回尖端的技术和产品。目前，我们还不急着吃和用这些东西，拿去出口，换回外汇，就可以使人民群众的日子好过一些。这个意见，总司令不但对我们说了，而且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又强调了。毛主席听了，当场表示赞扬。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遵照总司令这个指示去办。如今广西的土特产和中草药材的生产、加工，以及民间手工工艺品的生产，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出口额大大增加，每年换回来的外汇，为广西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65年春，总司令来广西视察工作后去云南。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秘书告诉我，朱总司令从昆明来电话说，广西和云南应该联合起来，考察一下天生桥筑坝发电，同时能不能在那里修一条运河，把坝里的水引入右江。如果能够的话，云南的木材、土特产就可以从水路通过广西到广东，源源不断地抵达香港，销往世界各地。这对云南、广西的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将会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后不久，我们便组织有关人员考察这项工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项工程被搁了下来。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才又继续做这项工作。现在，天生桥大坝正在筹建之中，总司令当年提出的其他有关考察项目，也已被列为天生桥开发的内容之一。往事如烟，但总司令关心人民生活，关心国家建设的殷殷之情，却总是萦绕在我的记忆里。这又自然使我想到总司令的爱兰花的往事。人们说总司令爱兰花，他自己更像兰花，这话说得极好。记得"四人帮"倒台之后不久，我和其他几个省区的领导同志去参观北京植物园，园内技术员特别向我们讲述了总司令给北京植物园送兰花的往事。当诉说到这些兰花在"文革"期间被人捣烂的情景时，在场的技术员和职工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们的总司令，不正如兰花幽远的芳香一样，飘溢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吗！
1991年7月
追求真理的足迹 ——刘鼎
1924年春寒乍暖时节，我随孙炳文同志一道去德国。自此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和朱德同志以及中共旅德支部其他同志相随为伴，共同生活和战斗，度过了难忘的岁月。这段往事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尤其对朱德同志的印象极深，他那音容笑貌、举止言谈，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在西去的列车上
我和孙炳文同志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取道莫斯科前往柏林。
一路上，河流、山峦、村落、田园和一座座充满异国风光的城镇在眼前闪过。我们无心欣赏欧洲大地奇特的景致，而在破旧残败的车厢里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此次出国，我们受命向国外同志传达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因此，在漫长的旅途上，我们谈论的话题多半是刚刚结束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和国共合作的前景；也谈论着巴黎、柏林、哥庭根和正在那些地方学习和斗争的同志们。
谈到朱德同志的时候，孙炳文同志更是滔滔不绝，充满了敬佩之意。我知道，早在滇军讨袁时，他们俩就一道共事，出生入死，休戚与共。1922年秋，两人又一起出国留学。他们是情谊深笃的挚友。
“你说，朱将军为啥子要到德国留学？”孙炳文同志问道。
朱德同志曾任蔡锷的滇军旅长，是位战功赫赫、威震三军的将领，是我们四川人引以自豪的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在讨袁战争中屡建奇功。纳溪一战，把北洋军阀张敬尧打得落花流水。他用兵如神，爱兵如子，他的部队纪律严明，从不骚扰百姓。因此，四川、云南一带人民群众传颂着他的事迹--这是我早有所闻的事；至于未将军为什么出国留学，而且偏偏到德国去，就不得而知了。忽然想到德国有个著名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我脱口回答：
“大概是考察军事吧。”
孙炳文同志笑了，摇摇头说：
“不。他出国留学，而且执意到德国去，因为德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朱将军到那里为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考察德国社会，寻求拯救中国的真理。”
接着，孙炳文同志详细地对我讲述了朱德同志出国前后的经历和这两年在德国的近况。
原来，朱德同志从连年军阀混战的痛苦经历中，看到国民革命借助军阀力量来实现是毫无前途的。他在苦闷中急于寻找一条拯救中国的正确道路。他曾在上海找中国共产党，会见过陈独秀，并且提出入党申请，但却遭到了冷遇。只有周恩来同志理解他的救国抱负，在柏林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两年，朱德同志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深入考察德国社会，几乎跑遍了大半个德国，思想日趋深邃、成熟。现在正在哥庭根大学就读，并领导着中国留学生学生会的工作，在留德学生中很有威望。
…………
列车的隆隆声在寂寞的夜空中回荡。柏林越来越近了。想到就要见到朱德同志，我久久不能入睡，思绪随着列车的节奏翻腾着，翻腾着。
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
到达柏林后，我们先向党内传达了有关文件，动员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推动国民革命。接着，又在国民党员中作了传达。随后，中共旅德支部根据大家的提议，决定召开大会改组早已涣散了的国民党旅德支部。当时，在柏林的“跨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赞成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员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提出改组人选，我被选为支部书记，朱德同志虽然没有到会，仍被选为组织主任。
不久，我和孙炳文同志前往哥庭根会见朱德同志。
在一栋古老的小楼里，我们见面了。
异国相逢，格外亲热。当孙炳文同志把我介绍给朱德同志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
“欢迎！欢迎！你来了，又增添了一份力量。”
坐定后，孙炳文同志向他讲述国共合作以来的国内革命形势，我党的新政策，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内容。这时，我细细观察这位对面而坐、久闻大名的滇军宿将。他穿着一身普通的西装，黝黑的脸显出全神贯注、极度沉思的神态，前额宽大而又微微隆起，淡褐色的一双眼睛专注地闪动着。看得出，他敦厚、朴实、敏睿，昔日雄姿犹在。
孙炳文同志讲完，我又介绍了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的情况。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几份文件递给他。他接过去，仔细地翻阅着。
“很好，这里面写的，我完全赞成。”
说着，他兴奋地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慢步，像是深思什么似的。过了一会儿，他冲着孙炳文同志说：
“浚明（孙炳文同志的字），你还记得吧，两年前我们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先生，诉说我们多年的苦闷。孙先生也深感军阀势力靠不住，国民革命要找新的出路，国民党要吸收新生力量。当时，孙先生谈到他正酝酿制定新政策。时过两年，这新政策果然出来了！我赞成党的国共合作政策，赞成国民党'一大'宣言。推进国民革命，任重而道远哪，我们这些身在国外的人要抓紧工作才是。咱们一起把国民党支部工作抓起来，给它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你们看好吗？”
自此以后，我和孙炳文同志在哥庭根住下了。我们的住处离朱德同志寄宿的地方不远。我们经常到他那里去开会，研究工作，组织学习讨论。朱德同志对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抓得很紧。因为一般留德学生只知道他是位老资格的国民党员，而不知道他已经加入共产党，所以，他在留学生中很便于广泛接触。经过宣传教育工作，一些中间派，甚至少数原是右派学生，也纷纷加入国民党旅德支部。这样，我党在哥庭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中间的影响日益增长。国民党旅德支部改组后，真正成为联合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组织。
“旅行”讨论会
在哥庭根大学里，我党旅德支部党小组是经常组织学习讨论的。那时，我们学习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朱德同志学习很认真，记了不少本笔记。他读的书，圈圈点点，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他这种刻苦学习精神，连近他的德国同志都很感动。他们说：“一个中国将军到德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么刻苦，我们德国人难道不应该好好学吗！”
我们还经常组织讨论会，大体上一周一次，多半和旅行结合起来。大家到哥庭根郊外或附近的山岗上，三五成群，边走边谈。争论热烈时，索性席地而坐，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记得有一次讨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时，大家争论不休。郑太扑那时生活很苦，有时连吃饭钱都没有。他就说，到了社会主义吃饭不成问题啦，到处都安上营养输送管，只要拧开龙头，就像喝自来水似的，一下子就喝饱了。有的人说，将来，反动统治阶级被打倒了，资本家的工厂被没收了，工农差别消灭了；也没有什么大城市，城市农村交错融汇在一起，城乡差别消灭了；没有小家庭，没有买卖婚姻，结婚是自由结合……，这些议论现在看来未免太浮浅而幼稚可笑，可是在当时，我们却十分严肃认真地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而一往深情地探讨着、向往着、憧憬着。
朱德同志在我们中间年龄最大，阅历丰富，考虑问题比我们这些青年人深刻、透彻、现实。所以，我们很尊重他的见解。一次，在讨论问题时，许多同志惊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就。朱德同志却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但是在资本家手里却变成了压榨工人血汗的桎梏。他接着说：“在我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东、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只是因为她贫穷落后；我还想过或许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拯救中国。可是到德国这两年，我的思想转变了。中国确实贫穷落后，但是不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将永远贫穷落后，任人宰割！”
从此以后，我们的讨论会更加注意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一些青年同志怀着敬意称朱德同志叫“半封建半殖民地”，语谐而意庄，钦佩他分析问题有真知灼见。
出庭退楼
朱德同志忧国忧民，思想深邃，对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群众有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善良的同情心，即使对德国人民也是如此。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打败。协约国中以英帝国主义为主的几个国家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德国经济在沉重的债务下完全崩溃了。马克贬值，跌到二亿四千万马克兑换一美元，到后来更是以天文数字下跌。德国资产阶级政府把经济危机转嫁给广大人民群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马克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家庭主妇挎上一篮子纸币只能买回一、两块面包或几斤马铃薯。工人的工资购买力几乎等于零！饥肠辘辘的人民群众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1924年初，美帝国主义趁火打劫，以援助为名推行“道威斯计划”，加剧了德国经济的恶化。
朱德同志对德国人民的处境十分同情。在他领导哥庭根大学学生会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原先，学生会曾经用五美元买下一栋不小的楼房。后来房主到法院去起诉，要求赎回楼房。法院传学生会负责人出庭受讯。不少学生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气愤。有的说，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两厢情愿，岂能反悔？这楼不能退！有的说，反正马克不值钱，他要多少马克给他多少。
朱德同志却主张无代价地把楼房退还原主。他说：帝国主义掠夺德国人民，反动政府搜刮本国人民，所以才造成通货膨胀，马克贬值。世界上哪有五个美金买一栋楼的便宜买卖？德国经济破败到如此地步，遭殃的是老百姓。我们中国留学生要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德国人民一边，把楼房无代价地退还原主。他还表示：
“如果学生会不同意这样办，那末由我出钱赎这栋楼好了。”
大多数学生被说服了，一致赞成朱德同志的意见。
开庭那天，朱德同志和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出庭了。
学生会代表在法庭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义正辞严地控诉了帝国主义对德国人民的野蛮经济掠夺，抗议美国政府宣布的“道威斯计划”。公开声明：我们中国留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同情德国人民。我们宣布，一个赎金都不要，把这栋楼退还原主。
在场旁听的许多德国人非常感动，那位房主更不知说什么好，频频向我们点头致谢。
这件事顿时轰动了哥庭根城。德国人民群众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国留学生真好！对朱德同志，附近相识的德国人本来素有敬意，因为在德国人眼里，“将军”这称号和公爵一样显赫。一些德国妇女平时看见朱德同志都行礼致意。他们知道退还楼房是朱将军的主意后，交口称赞，对他更加敬佩不已。
康德大街的斗争
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向邪恶势力屈服，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朱德同志的革命斗争精神。
朱德同志离开哥庭根回到柏林不久，发生过一起与右派学生争夺留学生总会办公室的斗争。
中国留德学生总会设在柏林市中心热闹繁华的康德大街上一栋楼内，有七、八间房子，地方很宽敞。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学生经常在这里活动、学习，来往路过柏林的同志也常来这里，一时成了我党的一个活动中心。国民党右派和另立旗号的所谓“青年党”学生，也在这里出出进进。本来，各派学生都有钥匙，各自开锁进门，自由出入。有一天，右派学生突然把门锁换了，并宣布占领留学生总会，还贴出一张布告，说是过去这里被共产党霸占了，他们要收回云云。
面对右派学生的无理挑衅，我们开会研究，决定夺回来。于是，我们带上人马拥进楼去，用斧头劈开门锁，又重新安上一把新锁，也贴出一张布告，严正声明：留学生总会受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旅德支部领导，留学生都有权使用会所。
那伙右派学生不死心。有一天，朱德同志、孙炳文同志和我还有几个人，正在房里装订刊物，一群右派学生突然闯进来，寻衅打架。朱德同志一看来者不善，迅速抓起一把椅子往地上一摔，随手抄起两根椅子腿，往墙根一站，像一尊怒目金刚，冲着那群右派学生大声喝令：
“滚出去！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那群右派学生定眼一看是朱德，没敢轻举妄动，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我们开玩笑地说：“朱将军，你真把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威风拿出来了。”
朱德同志听了哈哈大笑。
此后，右派学生再也没敢来闹事。我们在这套房子里刻蜡版、印刷、装订、出刊物。朱德同志和我们一起干。写文章他出主意，提意见，有时还动手修改。油印、装订这类脏活、累活，他抢着干。看到他那样和蔼可敬，埋头苦干，沉默寡言，言必中肯，人们很难想象，在反动势力面前，却是那般刚毅、坚定，英勇无畏。
“红色前敌”阅兵式
1925年，衰败的德国经济尚未复苏，政治动荡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广大德国人民中间蕴藏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德国共产党的威望大增。另一方面，一股出壳不久的反动势力--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徒，也在政治潜流中混水摸鱼。德国的政局十分纷乱混杂。当时，德国共产党拥有相当力量。党的外围组织有一个叫“红色前敌”的，是以军队原则编制起来的准军事组织，类似现在我国的民兵。广大工人和部分农民、学生参加了“红色前敌”。1925年夏天，德国共产党中央在柏林组织了一次盛大的“红色前敌”阅兵式。二十多万“红色前敌”成员，手持木棒，从全国各地赶到首都，在柏林郊外一个很大的公园里搭起无数顶帐篷，威武壮观。
朱德同志，还有一些中国同志也应邀参加。
在举行阅兵式那天，只见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棍棒林立，口号声、欢呼声惊天动地。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台尔曼同志发表了演说。接着，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开始了。“红色前敌”一个个方队，穿着一色眼装，扛着木棒，喊着口号，步伐整齐地走过柏林市区。围观的群众喝彩助威。政府当局派出的警察被吓得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与此同时，还举行了野营军事训练，巷战演习。“红色前敌”表现出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良好的军事素质。人民群众对他们非常支持，捐献给他们大量面包和别的食品，放在“红色前敌”的宿营地前，堆积得像一座座小山似的。
朱德同志详细地了解“红色前敌”的组织形式和人员情况，从中学到不少东西。过后，他对我们说：“真了不起！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参加'红色前敌'的，有许多人参加过世界大战，保卫德国苏维埃共和国战斗，还有一些人参加过汉堡工人武装起义。他们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有人民群众支持。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第一要有人民的军队，第二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
朱德同志从“红色前敌”阅兵式上受到的启发，在后来的中国革命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他的人民战争军事思想。这不能不说是朱德同志留德学习的一个重要收获。
悼念孙中山先生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消息传来，中国留学生们悲痛不已。中共旅德支部和国民党旅德支部决定在柏林举行大型追悼会和示威游行，筹备发行悼念孙中山先生的小册子。
朱德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活动，日夜操劳，十分繁忙。
悼念大会有几百人参加，有中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还有许多德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会场气氛庄严肃穆。许多人失声痛哭。
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人们抬着孙中山的遗像，撑着大幅挽联，沿着柏林主要街道缓缓行进。一路上，许多德国群众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孙中山先生是属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家，处在帝国主义压榨下的德国人民自然了解他、景仰他。街道两旁站满了群众，就连那些柏林当局派出的以维持秩序为名监视我们游行活动的警察，都对孙中山先生遗像行注目礼。
游行队伍在中国驻德大使馆门前停留许久，不断有人以激昂悲愤的声音发表悼念演说，向那个反孙中山、反人民、媚外辱国的北洋政府驻德大使发出抗议。
这次悼念孙中山先生活动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柏林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我们用国民党旅德支部名义写的传单也散发到柏林街头和全国各地。为时几天的悼念活动反映出中国人民的觉悟，宣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对帝国主义和德国反动派，对反革命的中国军阀政权，也是一场大示威。
声援“五卅”运动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内的国民党右派势力重新抬头，新老军阀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沆瀣一气。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的游行示威队伍竟遭到英国军警的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慨，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运动。香港海员和各界工人总罢工，英帝国主义霸占下的香港变成一座臭气熏天的死城。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人民群众集会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柏林，群情激愤。中共旅德支部立即发出通知，号召中国留学生组织声援活动。德国共产党中央全力支持我们的行动，在他们的机关报《红旗报》和刊物上，发表文章痛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同时开展了“中国还给中国人”的运动，还派人陪同我们出发到德国各地参加集会。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中国同志在群众集会上登台讲话，不管是讲汉语还是讲德语，群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德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真诚地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柏林，爆发了中国留学生占领中国驻德大使馆事件。这是我党组织的抗议示威活动中影响很大、震动了德国反动当局的一次行动。
朱德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有一天，我们包围了大使馆，提出要中国驻德大使出来接见，答复我们的要求。那个平时神气十足的大使害怕挨打，早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愤怒的人们冲过警察警戒线，涌进使馆大厅，找到了一个使馆小官吏。我们盘问他：
“大使到哪里去了？”
“他……他……不知藏到哪儿了，没出门。”吓坏了的小官吏战战兢兢地回答。
“搜！”
一声令下，学生们一拥而上，从一楼搜到三楼，终于在一个衣柜里把大使拖出来。人们连推带拥把他带进办公室，当众向他提出留学生的要求，并把拟好的抗议通电递给他，严正地对他说：
“你只要还是个中国人，还有中国人的良心，请在通电上签字，和我们一起抗议英帝国主义屠杀我国人民的暴行！”
他唯唯称是，乖乖地签了字。
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集会活动连续一个多月，特别是占领驻德大使馆的行动，使那个反动大使非常恐惧，他向德国政府提出把闹事的中国留学生驱逐出境。驱逐人员名单上，朱德同志的名字赫然列在第一名。
铁窗之夜
大约6月下旬，为扩大声援“五卅”运动的影响，在德国共产党帮助下，以中国留学生总会名义在柏林一所学校里组织了一次集会。警察闻讯包围了会场。群众看到警察出面干涉，非常气愤。德国同志高呼：
“社会民主党人滚出去！”
“反动警察滚出去！”
“要中国！不要社会民主党！”
为什么德国共产党人点名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呢？因为当时柏林警察总监是社会民主党人，是他派出警察包围会场，自然遭到唾骂。
散会时，警察开始抓人。他们把德国人、别的外国人都放过，唯独逮捕中国留学生。朱德、孙炳文、房师亮、章伯钧、缨焕星等同志，还有我，一起被捕。
深夜，我们被带进柏林的一座监狱。这座像古城堡一样的监狱十分古怪，高达五层的大楼竟没有门，人们要顺着一座楼梯一直爬上楼顶，再从楼顶一层层走下去，才能走进各层楼牢房。显然，这种奇怪的建筑设计为的是防止犯人越狱或外面劫牢。
我们被带进三层楼，一人一间，单独监禁。狭小的牢房里摆放一张破板床、一个铁凳、一只铁马桶，就再也没有旋转余地了。在昏黄的灯光下，我躺在破板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有生以来，那是第一次坐班房，而且在国外，我的焦躁心情可想而知了。
朱德同志却很坦然，他安睡、吃饭、做操，和往常一样。
一连几天，我们在监狱里大声吵闹、唱歌，抗议，闹得看守警察不得安宁。三天后，柏林当局不作任何解释，悄悄把我们释放了。出狱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德国共产党积极营救的结果。我们被捕第二天，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就公开报道消息，发表文章，强烈谴责政府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德共中央还直接向社会民主党质问：中国留学生集会抗议英帝国主义，何罪之有？政府当局悍然出动警察逮捕中国留学生，岂不说明政府站在英帝国主义一边吗！既然政府当局和掠夺德国的英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那末，表明它已经背叛了德国，背叛了人民。德共要求社会民主党表态：究竟站在英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中国留学生一边？社会民主党不敢回答。德共就大造舆论，要求社会民主党政府下台。德共巧妙地把社会民主党置于被告席上，弄得他们狼狈不堪，迫于形势，只好把中国留学生释放了。不久，在北洋政府驻德大使的乞求下，德国政府借故将朱德同志和一批中国留学生驱逐出境。那时，国内已来电调旅欧支部五十多名干部回国。此地不想久留，“驱逐”正合吾意1925年夏秋之交，朱德同志离开了旅居四年的德国去苏联，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开始了新的战斗。
同年冬天，我也离开德国去莫斯科。
五十九年前，朱德同志怀着寻求真理、拯救中国的伟大抱负，毅然抛弃高官厚禄，飘洋过海去德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从斗争实践中坚定了信仰，掌握了理论，磨练了斗志，丰富了经验，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由一个旧军队将领转变为革命军队统帅，最终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领袖。朱德同志早年在德国这段斗争经历，对于今天广大青年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我热切盼望青年同志们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继续坚持真理，维护真理。
1981年
北伐时期的朱德同志 ——文强
1926年6月初，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提前毕业，集中到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进行特别训练，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作准备。邓演达为负责人。周恩来、恽代英、彭湃、陈启修等同志曾到校讲课。
北伐开始后，我被分配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作宣传员。8月底，北伐军迫近武昌城。我们奉总政治部命令，经鹦鹉洲、汉阳到达汉口。不久，总政治部由南湖文科大学搬进汉口后城马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办公。
这时，由于形势发展得很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决定挑选一部分人随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朱德入川工作，我有幸为其中之一。
大约是9月下旬，为使朱德同志和全体随行人员见面，邓演达召集大家于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第三楼大厅讲话。与会者大致来自四个方面：第四期黄埔同学；留德、留日学生；朱德同志的同事、同学、同乡；邓演达身边工作人员，共三、四十人。
会上，邓演达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朱德同志并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邓演达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入川的第一道关卡宜昌还控制在北洋军阀余孽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之手，为了能顺利通过这道关卡，要求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尔后，朱德同志也讲了话，大意是：遵照邓演达主任的指示，与大家共同入川工作，感到很高兴。但是，现在入川尚有困难，卢金山的部队（吴佩孚系统）还驻守在宜昌。所以，大家必须化装，路上还需要多加小心。
一两天后，我们分别化装成教师、学生、商人，随朱德同志乘英国泰古公司的一只轮船，分散在一千多名旅客中，启程前往万县。但船行到宜昌，不能再走了。我们一打听，由于英国军航炮击万县，发生了万县“ 九五惨案”，使得英国轮船不能上行，大家十分着急。这时，朱德同志上岸给杨森打了电报，杨派“ 蜀渝”号兵船来接我们。此间，在宜昌耽搁了几天，约于10月初才抵达万县。
那时，国民政府虽然任命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但他并未立即宣布就职，他的头衔仍然是吴佩孚委任的“ 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川鄂边防督办”，挂着五色旗。
我们到万县后，住在一家鸡毛店（即小客栈）里，大家很有怨气，认为杨森欺人太甚。朱德同志劝告大家不要计较，并嘱咐我们要谨慎行事，尽量少外出。三、四天后，我们搬到南津街宝隆洋行里。宝隆洋行原为英国人开设，“ 九五惨案”后，英国人跑掉了，由杨森接管。从此，这里就成了我们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
开始，杨森对我们的态度很冷淡，他还在观“风向”。所以，我们最初的活动还是处于秘密状态。因为杨森还脚踏几只船，一方面同直系军阀吴佩争、孙传芳勾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同奉系军阀张作霖有联系；同时，又向国民政府讨好。此外，他身边还有一伙“青年党”分子，是反对国民政府的。所以，局面相当复杂，斗争很激烈。杨森的态度是“有奶便是娘”，谁占优势就依靠谁。
朱德同志到万县后，建立了二十军党部。期间，在万县发展了一批进步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党的组织。我记得在“九五惨案”后，万县成立了“后援委员会”，其中有一干事叫牟偶仁，很活跃，朱德同志就派我去争取他。后来，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德同志工作很忙，既要做杨森的工作，又要了解整个四川的情况。并派我和滕代顺（滕代远之胞弟）、江亚中、熊荫寰、谌杰到杨森办的讲武堂担任区队长。
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地传到万县，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朱德同志提出要办报，积极宣传北伐革命。经大家议定，取名《壁报》，用四开纸，主要按国民政府北伐宣传大纲的精神编写文章。报纸一经发行，轰动了整个万县。“青年党”分子就派人捣乱，同时，他们也办了一份《快刀报》，开篇文章的题目叫“ 快刀斩乱麻”，双方的斗争公开化了。但我们有各界群众的支持，使他们很恼火，就向杨森告状。于是，杨森下令，双方报纸都取消。听到这个消息后，朱德同志就去找杨森，向他晓以大义，据理力争，杨森终于被迫同意我们继续办报。
11月，杨森为形势所迫，靠向武汉国民政府，被迫东下宜昌，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职。朱德同志也和他一起到了宜昌。
朱德同志和杨森从宜昌回到万县，正值顺庆起义失败，刘伯承同志派罗觐光、刘希武先赴万县，将起义失败的情况告诉了我们。朱德同志闻此消息后，即派人筹集了一批款子，又派人携款前往开江，接应起义部队。
一天，杨森在白庄（杨的别墅）请朱德、刘伯承同志以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作客。这是杨森自我们到万县后第一次表示友好的态度。席间，刘伯承同志对杨森说：“惠公，你的部队番号如此之多，建制庞杂，人却不足二万，不要'狗吃牛屎--好多'，希望你把部队好好整顿一下。另外，是否仿效广东办一所军事政治学校。”朱德同志也劝说杨森迅速整顿部队，办起军事政治学校来。杨森接受了他们办校的建议，大约在12月中旬，军政学校就办起来了。校址在万县杜家花园。并在万县西较场举行阅兵仪式，我担任总值星官。除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外，还有杨森办的讲武堂学生二百多人参加。朱德、刘伯承同志和杨森都参加了。杨森在会上讲：我们已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序列，以后我们就是革命军人了，大家要共同努力，完成北伐革命的任务。由此也可以看出杨森的为人，是很善于随机应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