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后，朱德同志到涪陵去找郭汝栋。郭与朱德同志交情颇深，朱德同志就把胡陈杰（郭的亲戚）安插在郭部，任政治部主任。此后，只听说朱德同志到了宜昌，没有再回万县。
“三·三一惨案”后，四川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反动势力重新抬头。我于四月初离开万县，经宜昌到了武汉。回到武汉后，我见到朱德同志。他对我说，邓演达是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领袖之一，与本党的政治主张合得来，是真正拥护三大政策的同路人。不论客观形势如何变，他不会变，我们要爱护他，不能冷淡他。接着，朱德同志又对武汉国民政府进行了分析，他说，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像个烂冬瓜，外面好看，里面已烂得难以救药。本来中心人物是汪精卫，他是以“ 左”派领袖来迷惑人。他刚从法国回国，一到上海就与陈独秀靠拢，发表了共同宣言，多么迷惑人。我看汪精卫是假左派，终究靠不住，邓演达迟早会吃他的亏，会被假左派排挤得在武汉无立足之地。过了不到两月，汪精卫果然于7月15日发表了反共宣言。这与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实行残酷地大屠杀如出一辙。当时，我对汪精卫一向是迷信不移的，正是朱德同志明察秋毫，泾渭分明，将邓、汪两人谁重如泰山、谁轻如鸿毛，给我指点得清清楚楚，使我深省而不忘。
大约在4月底5月初，在武汉世界旅馆我再次见到了朱德同志，他当时很懊恼地说：四川发生的事情，尽在意料之中。现在杨森又勾结夏斗寅要打武汉。我问他今后怎么办。他说：我已到过南昌，那里云南人很多，有许多老同事，可以开展工作。此后，我回湖南老家探亲去了。
马日事变发生后，我回到武汉，在炮兵营工作。7月15日汪精卫发表反共宣言，恽代英同志指示我到九江向周逸群同志报到。我于7月28或29日报到后，随周逸群同志到南昌，随即找到朱德同志的住所。一进门，看到周恩来同志也在，朱德同志问我到南昌做什么，我说是奉恽代英同志的指示，来九江找周逸群同志接关系，到他那里工作，以后又随周逸群同志到南昌的。
南昌起义时，我在贺龙同志部第三师司令部任特务连连长，同时又是师党委负责人之一。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在会昌我又见到朱德同志。那时，天气很热，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他敞着怀，手提着枪，同我谈了几句。这是我到南昌后第二次见到他。
朱德同志在南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了解南昌部队的情况，做上层人物的工作等等，掌握的情况确实可靠，了如指掌，为南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1991年6月
朱德同志创办南昌军官教育团 ——赵镕
南昌军官教育团的诞生
1926年夏天，朱德同志从欧洲回国，先在四川军队里进行革命活动。这年冬天，朱德同志根据党的指示，来到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
当时驻在江西的是北伐军朱培德的部队。朱培德任江西省省长、第五路军总指挥，下辖第三军、第九军和第六军。第三军和第九军都是滇军流亡部队。朱德同志决定利用他过去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工作干部，以便从各方面展开革命活动。
在朱德同志亲自主持下，学校很快创办起来，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接受共产党中央军委领导。校址选定在南昌市进贤门望花园角的讲武堂内，朱德同志任团长，魏瑾钧任党代表，刘介眉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后为陈奇涵同志），还建立了团部各机关。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到1926年底，学校开始接收学员。
朱德同志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15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护国战争，屡建战功，当了护国军的混成旅长，在滇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作战机智勇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有时友军战机不利，有败北模样，只要朱旅长一赶到，把上面绣有“朱”字的红旗往阵地的山顶上一插，敌军就闻风丧胆，望旗动摇；而友军则军心复振，士气重发。常以此转败为胜，扭转战局。因此，朱德同志到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传开以后，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欢欣鼓舞，辗转相告，纷纷要求入校学习。江西各地许多进步青年也赶来报考。到1927年2月中旬，仅一个多月就接收学员一千一百多人。我当时在第三军当见习军官，在自己积极要求下，第一批被选送入校学习。
教育团全团共编为三个营。第一、二营共七百多人，学员大部分是滇军中排级以上的军官、军佐，其中大多是行伍出身的工农子弟。他们在滇军中当兵多年，转战数省，流亡在外，受革命的影响较深，大都趋向革命，当然，思想很进步的只占少数；其中个别的还是共产党员。思想落后，对革命不满的也占少数。较多的一部分是到这里来寻求出路的。他们自以为出路全在苦学，于是老老实实，肯干肯学。第三营约四百多人，大部分是各地选送来的热心革命的青年，少数是江西军阀李烈钧保送的富有人家或其僚属的子弟。这些人大都是想学点本事，以作升官发财的资本。但一般年纪较轻，有一定文化水平，因此大多数经教育后转向进步，趋向革命。
这些阶级成分、个人经历、思想意识复杂的学员，能不能教育好呢？当时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这些学员大多当兵多年，受到社会的恶习影响较深，已不容易接受教育。但朱德同志对他们的教育改造是很有信心的。记得他曾经说过：学员们的思想亟待改造，也可以改造。在过去，他们就像在茫茫大海里行驶着的无指针的帆船，没有不迷失方向的。现在有了共产党，就有了灯塔，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培养成为革命的力量。
把教育团办成一个革命堡垒
学校接收学员大体完毕，还没有举行开学典礼，就正式开课了。
开学之初，朱德同志忙于校外的活动，学校的教学计划只凭副团长刘介眉拟定。刘介眉是个旧军人，军阀习气很重，不重视学校的政治教育，学员每日的活动还是和旧式学校差不多，每天三操两讲堂。不久，朱德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办校必须为革命，不能因袭旧规。我们必须注意学员的政治进步和思想改造，所学军事知识才能为革命服务。这样，教学计划很快就有了改变，逐渐改为两操三讲堂，三操三讲堂，最后是三操四讲堂。学习的内容，特别是政治教育内容显著增加了。政治课主要是讲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朱德同志常在纪念周（每星期天早晨举行）或晚点名时讲话。朱德同志的讲话，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学员进行循循善诱的教育，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针对一些学员思想极其混乱，有人赞扬这个主义，有人赞扬那个主义，朱德同志指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与共产主义完全对立的，无政府主义是乱臣贼子主义，自由主义则是用所谓的“人人自由”造成天下多少罪恶，都是我们反对的。我们信仰的唯一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共产主义。
又一次，针对某些学员提出的“革命何时才算完”的问题，朱德同志指出：要知道反革命势力是长期存在着的，我们在这里消灭了它，它又会在另一个场合，采用另一种形式，猛然出现在革命人民面前。那里的革命人民把它消灭了，再有机会，它又会重新出现，我们得再次消灭它。这样辗转反复，直到最后把它消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揭示了的。所以，我们当革命取得胜利之时，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的反扑。我们不能有片刻的松劲，不能解除思想武装。我们要时刻准备战斗，我们要有长期革命的思想，要有终生为革命的坚强意志。不然，我们就会被反革命所消灭。
学校开办之后，在“开学典礼”问题上，朱德同志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蒋介石已经暴露了野心家的面目，正在南昌活动，并想到军官教育团来“训话”。对此，朱德同志先是借口“筹备工作未完”，开学很久也未举行典礼。后来经朱培德和王均一再催促，才同意举行，并决定借此机会揭露蒋介石的丑恶嘴脸。
“开学典礼”在2月底举行。蒋介石在会上大放噘词，吹嘘自己在北伐中的“功劳”，胡说什么他实行的“三民主义”是“最革命的主义”，要大家“绝对服从”他。这番屁话当场受到与会的郭沫若同志的讽刺和揭露，使蒋介石红着脸退席而去。
朱德同志接着开会，针对蒋介石的一派胡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指出，北伐军出师以来，以叶挺的独立团为先锋。这个团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所到之处无坚不摧，尤以汀泗桥、贺胜桥的战斗最激烈，并继续攻下武昌，占领武汉三镇。蒋介石夺人之功，暴露了他的野心。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扒手把已得的革命果实强夺了去！朱德同志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的功绩后，又指出，蒋介石标榜的“三民主义”，不是什么“最革命的主义”，要想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实行国民革命，必须依靠工农，去打倒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朱德同志的这番讲话，深刻揭露了蒋介石的野心家面目，我们听了都十分痛快，大大提高了革命觉悟。随着政治思想教育的加强，党的活动也积极开展起来。当时，教育团的共产党组织虽是公开的，但党员及其活动是带秘密性的。党组织有计划地在进步学员中逐步发展党员，最初每连只有一、二人至四、五人，到学期结束前，每连已发展到十数人，有的甚至达到全连学员的三分之一左右。
党领导着教育团的建设和对学员的教育、改造，而这领导的核心便是朱德同志。
在半年多的学习期间，大家对朱德同志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他在出国前已是少将衔级，但生活一直保持简朴。我们见他平时只穿套粗布军服，裹副粗布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有时还穿草鞋。他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接着又兼任第九军副军长。上班总是夹个皮包走路，很少坐黄包车。他的住房只有简朴的床铺和一张旧方桌，几张木凳子，简单得像个旅客。他常因开会或工作忙，吃不上饭，便买个烧饼充饥。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风度，对下级一点架子也没有。有时到他家里，他招待学员，就像亲人一般。在学校中，也从未见他斥责和处罚过学员。
朱德同志对学员非常关心。学校开办之初，他就强调对学员的管理上要注意说服教育，启发教育，严禁打骂。教职员和学员中如有意见向他提出，可以不受越级上提的限制。他常说，我们革命军队要求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亲密无间和思想一致，语言一致，行动一致。这就必须做到以理服人，启发士兵自觉遵守纪律。他十分关心学员们的政治思想进步，常向我们讲解革命形势和全心全意为革命、为广大人民服务的道理。在讲话时，他总是以自己受人压迫、被人剥削的经历、体验来教导我们，还常用一些幽默的言词和通俗的比喻来揭露反革命的阴谋，解释一些重大事件。当我们被他这些幽默的有时带点讽刺性的语言引得哈哈大笑时，也就更加深了对反革命的憎恨，领悟了他所讲的深刻的道理。可惜我们听朱德同志讲话的机会还嫌太少。因为当时他兼职很多，有时还要到邵式平同志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去讲课，或者到南昌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去讲演，忙得很。我们常常看见这些革命团体来校请他，而朱德同志总是来者不拒，有活动就挤时间去参加。
当时，朱德同志的革命活动，是不受当局限制的。因为第三军部队虽属蒋介石统辖，而江西地区属武汉政府领导，那时宁汉对抗，所以江西方面也不敢公开反动。教育团是军事单位，朱德同志既是团长又兼市公安局长，而且他在滇军中影响大，连第三军军长王均在滇军中也还是他的间接下级，朱培德及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也是他旧时平级同僚，因此没人敢公开干涉他的活动。甚至当蒋介石公开反动，宁汉合作，蒋、汪合流之后，在南昌革命力量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各革命团体的人还纷纷到教育团来找朱德同志谈工作，开秘密会议，请他去讲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团实际上成了南昌革命活动的一个基地和堡垒。
配合校外政治斗争
1927年3月以前我们所听到的报告，大都还是些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但从3月6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同志惨遭杀害起，每次报告便增添了一两件令人愤慨的事件：3月11日，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被迫解散了，总工会、农民协会、学联、妇女协会等机关被AB团分子捣毁了。17日，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遭到特务的围攻，接着这些机关又被强占……。针对敌人的猖狂进攻，朱德同志指出，反动派已经开始动手杀害革命同志了，我们要准备还击。他还尖锐地指出，AB团的捣乱决不是孤立的事件，阶级敌人已经杀进南昌来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朱德同志领导教育团和南昌各革命团体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追悼烈士，揭露敌人，公审AB团头子之一程天放，组织宣传队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不久，“四·一二”惨案发生，“四·一八”蒋介石宣布成立了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学员的情绪也一天比一天激愤。“四·一八”以后，全团立即举行大会，朱德同志在会上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了革命，我们必须负起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打击这一卑鄙的叛变行为！
这时，朱培德还不敢得罪武汉政府，王均也装聋作哑，作狡猾的骑墙派。我们在朱德同志的领导下，抓住他们这一矛盾，当即行动起来，展开校外活动。选出了八十人组成临时宣传队，训练了宣传人员，分四人为一组，于星期日、节假日分头向群众进行宣传。我被指派为组长，在百花洲的观鳌亭附近向群众宣传。我们的讲话，大大激发了他们对反革命的仇恨情绪。
差不多与此同时，为了反击反动派，团内一部分学员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领导着一部分工人纠察队等群众武装，收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的枪支，连该团副团长关麟征以下全部人员也被抓起来了。
“马日事变”后，教育团出发去赣东，小部分留守学员的校外活动，更达到了高潮。我们依照朱德同志历次教导的精神，明确提出了“反对蒋介石独裁”、“推翻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等口号。南昌反动当局开始加紧了对革命的迫害，AB团的活动更加猖狂，斗争更为尖锐。记得在五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们组来到孺子亭前，见亭中喝茶的人很多，我们就展开宣传活动。正讲着，突然有三个歹徒，拿起桌上的茶碗向我们打来，把我的头皮擦破了，场里顿时骚动起来，但我们事前已作了准备，又有在场的工人、学生协助，当即把骚乱平息，把目标转向了这些坏分子。群众愤怒地高喊“捉拿反革命分子！”当场抓获一个AB团分子。
为了对付反革命的破坏，我们加强了对策。如广泛地与地方各学校联系，与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联系，甚至与相邻的第三军炮兵团中某些较觉悟的士兵也秘密建立了联系。南昌市的警察与保安人员、消防队员，因朱德同志兼任公安局长，对他们进行过很多革命教育，他们也多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样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打击反动分子的气焰。这种活动，直到7月初反动的卫戍司令部派出纠察队，公开阻止革命活动和敌人大肆捕杀革命者时，才转入文字宣传（写标语、传单），进入半秘密的活动。
国内的政治形势自然反映到校内来。在展开校外政治活动的同时，教育团内部也经常展开两种思想的斗争。如对形势问题、农民问题、劳工问题、政权问题、军队问题、武装工农问题、现阶段革命领导权问题、革命与反革命问题等，常常依不同的看法分为几派，在教职员、学员的小组讨论会上，展开激烈的论战。朱德同志常常参加我们的争论，引导我们，并帮助我们作结论。在这急剧发展的形势下，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朱德同志的指导、帮助，也是非常及时的。每当一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的思想就前进一步。
支援农民运动
教育团在朱德同志亲自培育下，锻炼得更加坚强了，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了。就在蒋介石开始公开反动的前后，教育团在朱德同志的主持下，进行了另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便是派出一部分力量分散到各地去，协助农民运动的开展。
一天，朱德同志把我们一部分学员召集起来讲话。他说：我们常讲要发动工农、扶助工农，现在很多县的农民起来了，但运动还不深入。现在要把你们派出去帮助他们工作。他指示我们怎样开展工作，又特地嘱咐我们要注意纪律，不许像旧军队那样糟蹋老百姓。他说，只有老百姓看你们真像革命者，你们的工作才能展开。
这次我是随曾天宇同志到万安去。在当地调查情况，向农民宣传，然后训练骨干，组织起农民协会。工作了大约两个多星期就调回南昌。我们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体会到这一做法是很有意义的。这样与农民结合的结果，一方面使我们受到了锻炼，又帮助了农民运动的迅速开展。
第二次支援农民运动的活动，是借“剿匪”之名进行的。5月间，南昌当局命令军官教育团出发前往赣东“剿匪”。但所剿的是些什么匪呢？一部分是真正的土匪，是土豪劣绅为了对抗农民运动组织起的地主武装。他们招兵屯粮，与零散的军阀队伍结合起来，打击当时的农民运动。但绝大部分却不是土匪。原来是：江西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归来后，就在各地开展农民运动。北伐军进入江西之后，党向农民群众宣传了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消灭贪官污吏、铲除军阀、废除苛捐杂税等革命口号。这些口号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农民一经发动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而当时我党尚缺乏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有些地区党的领导作用还没有跟上去，广大农民便自发地雨后春笋般行动起来，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他们的革命行动自然打击了地主阶级。当时虽然北伐军已到，但各地的旧政权机关仅仅是名义上换了一下，实质上并未摧毁和改造（反动军阀李烈钧就自立伪江西省政府，还在滥行加委），这些旧式的县长、司法官等，大都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一切法律、法令、条例、规章，依然完整地因袭着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那一套，处处卫护土劣势力，而诬蔑革命群众为“匪”了。于是便大喊大叫起来，请求当局派兵“剿匪”。
对于这种农民运动，朱德同志有高度的评价。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革命。现在农民起来了，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对于这些地主阶级分子的狂呼乱叫，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问题。
当时，江西军队很多，但日趋反动的江西当局，却不派他们，而派军官教育团去“剿匪”，用意是很恶毒的。他们诬蔑革命群众为“匪”，企图用这种“借刀杀人”的办法，既遏制了农民运动，又可使走向革命化的教育团在与农民的冲突中遭到削弱。但朱德同志早已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并教导我们要辨明是非，分清敌我，变“剿匪”为支援农民运动。他要求我们站稳立场，给那些反革命以毫不留情的打击。朱德同志的教导，对我们开赴农村后分清敌我以极大的帮助。
这次，教育团各连除留了些学员继续参加南昌的革命活动外，其余的由朱德同志亲自带领前往赣东（当时我因病未去）。记得动身之前，朱德同志召集学员讲了一次话。他首先谈到这次出发赣东，是对我们一次很好的考验与锻炼，人人要有群众观点，要有阶级斗争的思想，要有为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意志。在谈到出发的任务时，他教导大家：去到乡下，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去做，很好地爱护老百姓，尤其是要团结好贫苦农民。如果我们团结好老百姓，那么谁是真土匪，谁是土豪劣绅，谁是反革命，老百姓自然会告诉我们的。我们把反革命武装消灭掉，把土豪劣绅的气焰打下去，农民就起来了。
部队开到赣东临川一带，当地的反动官吏和土劣以为“救星”来了，他们杀猪宰羊，大摆筵席。革命群众也曾一度对我们发生误解。朱德同志坚决执行了阶级斗争的原则和援助农民斗争的方针，首先就给了地主土匪武装以坚决打击，又派出干部去指导农民斗争的开展。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真正的匪患平息了，农民得到支持和指导，农民运动更加发展起来。在部队奉调回南昌的时候，朱德同志又派了教育团一名党部于事担任临川县长，留下一名党代表担任农协自卫军大队长，一名副官主任担任临川县公安局长，还留了些学员在农村工作，安排停当后才返回南昌。这一革命行动，不仅支援了农民斗争，也给了学员以实际斗争的锻炼，从而使教育团更走向革命化。
6月间，情况更紧急了，并且传来反动当局策划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朱德同志便迅速结束了教育团，将一、二营学员毕业，三营有四百余人留团继续学习。一、二营除少数回原单位外，绝大部分都由朱德同志主持，作了有计划的分散。他们被分派到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周围的各县和南浔铁路线上，作工会、农协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
南昌起义前后
1927年 6月以来，南昌市的反动力量，活动日渐加剧，尤以 AB团的活动最为猖獗。他们已经控制国民党所有军政机关及一些群众团体，制造白色恐怖。每晚戒严时间提早，街上岗哨增多了；国民党党校学生和卫戍司令部的侦察队横加盘查行人，卫戍司令部的巡查大队从早到晚到处抓人。许多革命同志和进步青年被捕了；路上行人突然会被抓走，连住宿旅馆、出入城门、上下码头，也遭受严密盘查，稍有可疑即遭逮捕。受军官教育团影响的第三军炮兵团因被怀疑而调出城外，其中一些人已受到监视。军官教育团党代表魏瑾钧等也被捕了。幸好军法处有我们的人，被捕的党员才未被害，都释放了。有的同志被捕后斗志仍坚，释放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但有的人，如魏瑾钧等，因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虽获释放，却意志消沉，妥协投降了。
教育团中，某些反动的国民党教职员和个别学员，也在公开叫嚣“分共”。朱德同志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坚持反对“分共”活动，领导着全体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与这些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尖锐的斗争，结果争取了中间分子，孤立了右派分子，打击了反动分子，平息了这一风潮，大大鼓舞了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保护住了这一部分革命力量。
敌人看看从内部搞不成，就由反动军阀朱培德以“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名义，将朱德同志驱逐出南昌。于是朱德同志在6月下旬被迫暂时离开南昌。但二十多天后，朱德同志在党的指示下，于7月21日又秘密返回南昌，利用滇军中老部下老关系的掩护，进行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数日后，负责筹划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同志到达了，他就住在朱德同志寓所--花园角四号。俟后，刘伯承、恽代英、彭湃、林伯渠、吴玉章、聂荣臻、徐特立等同志也陆续到达。这时，贺龙、叶挺同志率领的二十军、十一军也都来到南昌。周恩来同志便与朱德等同志秘密联系，紧张地展开活动，于是教育团又成为南昌起义的基地和重要力量之一。
原来教育团的枪支就不多，一、二营平均每两个人有一支枪，三营每连只有十支左右，且种类复杂。但是枪支都掌握在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手里，一、二营学员分配工作后，又加强了留团人员的枪支配备。
起义的前几天，团里紧张起来。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连续打了两次野外，熟悉了南昌市的主要街道，察看了南昌市周围的地形、地物及其通道，在行动中利用地形地物很认真，执行命令很坚决。晚上连着进行了几次夜间紧急集合，传口令、识别记号等动作，都能做到迅速、肃静。但当时，大家并不知要举行起义。直到7月31日晚，才突然宣布起义密令，发来普通口令与特别口令，联系信号及识别记号。由于教育团兵力单薄，武器较差，子弹缺乏，分配的战斗任务是：一面监视进贤门方面的情况，一面监视小花园敌军的一个团；这个团由另外的起义的部队负责解决，我们团作预备队。
临近起义时，朱德同志一直忙于和周恩来等同志共商发动起义事宜，有时忙于和开进南昌的贺龙、叶挺等同志接头，有时还要应付滇军中的上层工作。
朱德同志根据前委的决定，在部署好军官教育团的战斗任务后，31日晚上以请客为名，将敌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萧胡子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邀请”到大士院三十二号伪市长李尚庸住宅，饭后就打麻将。朱德同志的警卫员给了敌团长的卫士一些钱，让他到街上买东西去了，又把敌三个团长的枪拿到另外一个地方。晚上九时以后，起义总指挥部送来一份“山河统一”的口令，朱德同志借故退席。接着，埋伏在院外的十多名起义军战士冲进室内，把这三个家伙抓了起来。这一行动，为顺利消灭敌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1日凌晨两点钟，振奋人心的战斗打响了，起义军战士奋勇地向敌人发起进攻。一时间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密布全城，喊杀声响成一片。不久，枪声渐渐稀疏下来，起义军鲜红的旗帜，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迎着东方升起的太阳，高高插在起义军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的屋顶上，市民们放着爆竹，万众欢腾庆祝胜利。这次起义进行得十分顺利，仅四个多钟头就解决了战斗。起义的部队共三万多人，除第二十军的全部和第十一军、第四军的各一部及教育团留队人员全部外，在南昌城还有一部分警士、两个保安队和一个消防队，由于在朱德同志兼任公安局长时受到教育，起义时没有散掉，也未乘机发洋财，保持了完整的建制和良好的秩序，并编入了起义军序列。
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光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起义后，朱德同志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该军共有两千多人，主要由我们教育团组建，还有不少南昌市的瓷器工人和铁路工人参加。我们换上了崭新的枪支，编成了九军指挥部的基本队伍。我们无不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在朱德同志亲自率领下，同友军一道雄赳赳，气昂昂地投入了进军广东的南征。
写于1977年6月，改于 1991年6月
激流归大海 ——粟裕
1978年5月，我有机会重新登上井冈山，回到阔别五十年的革命圣地，重访了当年战斗过的旧址、遗迹。特别是在砻市（今宁冈）的会师桥头，在召开庆祝会师大会的建军广场，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第一次见面的龙江书院，故地情景，勾起我对多少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他们高大的革命形象，在我脑海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永远不能忘怀。从潮汕失败到井冈山会师这段历程中，我是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领导的部队中工作。这两位令人崇敬的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东又遭失败之后，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为保留革命火种，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所开创的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为改造旧式军队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为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率领我们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经过历史的检验，这两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立下的不朽功绩，已经成为矗立在人们心目中的丰碑。
正确的决策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同志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下，胜利地举行了南昌起义。当时我在起义军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警卫队当班长。8月3日起义军开始向广东进军。9月23、24日占领潮州、汕头以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潮州，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
正当后勤人员在潮州城内忙于筹粮、筹款和收集军用物资的时候，大约是9月27、8日，从前方传来了隆隆炮声。我们知道，这是起义军向揭阳、汤坑（今丰顺）地区的敌人发起进攻了。当时广东境内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第八路军。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只要战斗进展顺利，把广东境内的反动部队打垮，就可以重整旗鼓，以广东为基地，组织第二次北伐了。
9月30日早晨，炮声突然由远而近，并且愈响愈激烈。接着，我们的一些零散部队撤下来了。从他们的口中得知，我军进攻敌陈济棠师和薛岳师，起初节节胜利，后在汤坑附近受挫，伤亡很大，部队正在后撤。就在当天的上午，潮州城郊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亲率三个师，正沿着韩江西岸向潮州扑来。我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仅有第二十军第三师的第六团一部分和教导团一个总队，仓卒应战，坚持到黄昏，不得不撤出潮州城。因为事先完全没有估计到要撤退，后勤部门已经筹集到的大批冬衣，物资和几十万元军饷，绝大部分都丢掉了。我们撤出潮州时，得知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已经攻入汕头，到汕头去找革命委员会是不行了。于是我们在后勤部长带领下，找到了几只船，东渡韩江，向饶平（今三饶）前进，打算经饶平去三河坝，同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会合。从潮州到饶平多是山道，我们每人负重七、八十斤，走的非常吃力。途中，又传来一个更加不利的消息：革命委员会撤出汕头西进至乌石一带，与从汤坑转移来的主力部队会合后，被敌人重兵围攻，遭到覆灭性的失败。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我们感到意外地震惊。
当我们到达饶平时，二十五师和教导团已先撤到饶平。原来，他们在三河坝和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在朱德同志的卓越指挥下，仗虽然打得十分艰苦，但打得非常出色，给进攻之敌钱大钧部两个多师以很大杀伤。他们得知汕头方面的消息不好，便主动转移到饶平。这时，师和团的建制还存在，约两千人。加上从潮汕撤下来的零散部队和人员，共有两千五六百人。
当时我们这支队伍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的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这时与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起义军总部已失去联系，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但在此一发千钧之际，他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朱德同志认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现在的情况是，反革命军阀部队已经云集在我们周围，随时都可能向我们扑来，我们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我们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当时条件下，能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就是胜利。于是，朱德同志率领我们在饶平略事整顿后，立刻出发，经平和、永定、象洞向西北转移。一路急行军，排除沿途反动地方武装的堵截，于10月16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
我们向西北转移的行动，很快被敌人发觉了。他们立即派钱大钧部的一个师，紧紧尾追，10月17日追至武平城，逼着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朱德同志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进攻，随后命令我们这个排占领武平城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队转移。敌人进入武平城后，追出西门，遭到我们的阻击，又退回城里去了。我们排在完成掩护任务后，立即紧跟大队行进。由武平城向西北走十多华里，进到石径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岩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是在南昌起义开始发动的时候。8月1日晨二时前后，我所在的警卫队，奉总指挥部的命令，去策应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四起义6我们跑步进入阵地后，按照上级部署向营地上空打了一排枪，短时间的沉寂后，很快听到教育团营地吹起了欢迎号声，接着，看到一队武装士兵，护送着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威武、蓄着胡须、年约四十岁左右的军官走了出来。人们说，这就是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朱德同志。他态度和蔼，满面笑容，频频向我们招着手快步走过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石径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就在掩护大队撤出武平战斗时，我第一次负了伤。一颗子弹从我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了下来，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自。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卜壳枪，丢下我走了（这个排长后来自行离队了）。当我稍稍能动弹时，身边已空无一人。只觉得浑身无力，爬不起来。我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队伍的信念，奋力站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晃，又跌倒了。只好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这时，有几个同志沿着山边走过来，帮助我爬出水田，替我包扎好伤口，又搀着我走了一段路，终于赶上了部队。当我看到朱德同志在石径岭战斗中的英雄形象时，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战胜伤痛的力量。
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下，经过武平和石径岭战斗，我们疾速进入赣南山区，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
真正的英雄
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乌云笼罩着天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势力无比猖獗。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我们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境内，赣南山区，边打边走。我们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定南、龙南、全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愈来愈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我们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我们造成威胁和损耗。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我们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此时已是10月天气，山区的气温低，寒冷、饥饿纠缠着我们，痢疾、疟疾一类流行病折磨着我们。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程究竟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我们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走向何处？这些问题，急切地摆在每个起义战士面前。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又重返革命部队，继续为革命工作。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在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在这难以想象的艰难时刻，我们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真是像青松那样挺拔，像高山那样耸立，他们坚决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当然，有些同志也可能走上井冈山，但作为一支部队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
我们的朱德军长，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总是满怀信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大敌当前，处境险恶，他却神态镇静，无所畏惧，始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尽力教育部队和掌握部队。他经常在基层军官和士兵中，一路行军，一路给大家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程，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和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在旧军队里，官兵上下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但我们看到身为军长的朱德同志，却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动着大家，对稳定军心起了极大的作用。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而且简直看成是我们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
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后来我们知道，南昌起义时陈毅同志正在武汉，是武汉军政分校党的负责人。8月2日他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急赴南昌。但当他克服沿途阻扰到达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撤走了。陈毅同志又不顾一切艰险，日夜兼程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正在进军中的起义部队。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亲自分配他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七十三团去当指导员，并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同志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后来陈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曾说：“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8月半赶上起义部队，10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又来吹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庾（今大余），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点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陈毅同志首先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来找陈毅同志，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同志也和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 陈毅同志更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陈毅同志的这一席话，不仅痛斥了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行为，而且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