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同志首先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来找陈毅同志，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同志也和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 陈毅同志更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陈毅同志的这一席话，不仅痛斥了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行为，而且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
1927年10月下旬，在信丰城西约二十多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同志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同志来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并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接着，朱德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讲话，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大家心坎里郁结着的问题。 朱德同志拿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
他还卓有预见地指出：“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陈毅同志对之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
陈毅同志也恳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我们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但是，就在大多数同志对革命的信心加强起来的时候，动摇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只是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的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四十四年后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在叛逃中自我爆炸。陈毅同志回顾过去历史时指出：“南昌暴动，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根本是个逃跑分子。”可是，林彪死党及“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竟然百般美化林彪，大搞伪造党史和军史的阴谋活动，说什么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把保存下来的部队带上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会师的。这简直是对历史的无耻歪曲和篡改。
铁的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的革命英雄，不是别人，乃是百折不挠、大义凛然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乃是那些对革命坚定不移、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战士。
大庾整编
1927年10月底，我们的队伍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庾地区。正如朱德同志所预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这时候，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同志便利用这个间隙，领导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和整编。
总的来说，我们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是一支革命的武装。但是，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那些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风。在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是薄弱的。在组织上，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虽然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但兵痞、流氓也占定的数量，在未经改造之前，他们常常成为害群之马。在思想作风上，军阀主义习气像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从饶平到大庾约一个月的进军中，环境异常恶劣，上述这些不良因素给部队带来了更大的损害，如果不坚决加以改造和整顿，这支队伍不但不能继续执行革命任务，战胜凶恶的敌人，甚至部队本身能否存在下去也成了问题。 这次整顿和整编部队，实际上是从信丰整顿纪律开始的。本来，在向西转移的一路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就时有发生，大多数同志对此现象十分气愤和不满。但是由于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放过问，以致这些违犯政策、纪律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和处理。当部队进入信丰城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更严重地暴露出来了。这座县城里，有商店、酒楼、当铺和钱庄。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坏家伙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
面对部队的这种严重情况，陈毅同志当机立断，要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并叫传令兵传达发生敌情和转移出发的命令，带起队伍一口气跑出信丰县城约二十多里，走到一个山坳里的平地上才停止下来。就是在这里，举行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丰全体军人大会。在大会上，陈毅同志宣布了革命纪律，斥责了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严重损害军誉的三个最坏的家伙，当场宣布执行严肃的革命纪律，大长了革命的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这是陈毅同志第一次和全体同志见面，大家都被他这种果敢机智的领导所震动，为有这样的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同志来协助朱德同志领导部队，从内心里感到喜悦。
全体军人大会之后，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部队的建设，我们便到大庾地区驻下来，对部队继续进行比较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同志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像我所在的这个排，因为前身是二十四师的教导队，是由“马日事变”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部是党、团员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记得当时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与此同时，整个部队也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共组成七个步兵连。我被分配到五连任指导员，连长是耿凯同志（他是朱德同志领导的教导团的学生，后来牺牲了）。另外还有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总共九个连，合组成一个团。这支队伍虽小，目标却是很大的。各地国民党反动势力，都知道我们是南昌起义剩下来的贺、叶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我们走到那里，就有地主民团给国民党通风报信。为了缩小目标，便于荫蔽，我们便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同志，对外化名王楷（因朱德同志的号叫玉阶而化此名），指导员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
自饶平出发以来，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一直很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常常到基层军官和士兵中去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现在整顿了党的组织，重新整编了部队，他们就能够依靠和发挥组织的作用，更好地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潮汕失败，我们算是打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一路来部队情绪低沉。经过这一段的工作，部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同时，转战赣南山区时走散和离队的人员，因为到处遭到反革命势力的追捕，有些人又陆续返回部队，这一事实，也从反面教育了大家。反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队伍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次大庾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我军的完全改造，是上井冈山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现的。
这时候还处于建军初期，我们党还缺乏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革命军队的经验。而建设这种军队的一整套方针路线，是毛泽东同志从实践上和理论上给我们全面、系统、正确解决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在领导起义部队西进的战斗历程中，为我军的建设贡献了宝贵的经验，他们都不愧为我军杰出的创始者之一。
上山打游击
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这支部队随即开始了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11月上旬，我们离开大庚县境，来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这里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高涨，革命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又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这时军阀混战方酣，湘、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到这场战争里去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的武装，控制了这个山区。同时整顿了原来的关卡，收了点税，解决部队的给养。部队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讲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多，革命一定胜利等革命道理。在此以前，我们这支部队只知道打仗，现在也搞群众工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在崇义地区活动时间不长，大约二十天左右，意义是重大的。我们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
12上旬，我们转移到仁化，和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在这里，得知了我党要举行广州起义的消息，同时接到党中央来信，指示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部队于12月15日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于是，我们兼程南下，但刚赶到韶关城郊，就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了。
这时韶关市内的气氛十分紧张，店铺、银行、钱庄纷纷关门。韶关商团有七、八百条枪，如临大敌，阻止我们进城。我们就开到韶关城外西南郊的西河坝，打算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可是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甫也不让我们住，“哇哩哇啦”对着我们吵。我们不懂外国话，无法和这个神甫说道理。正在争执不下时，陈毅同志走过来，亲自和神甫谈了一阵，这个神甫才算老实了。这时我们才知道陈毅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算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然而，他却能够与我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大家就更加信服和敬佩陈毅同志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无比仇恨。我们在西河坝时，每天队伍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和呼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广州起义的失败，也更加促进了我们到农村中去开展革命斗争。在西河坝驻得不久，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就率领我们转移到韶关西北六十里左右的犁铺头。这是一个农村集镇，来到这一带，就更便于开展工作了。我们白天休养生息，保存力量，训练部队；晚上仍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这时，部队还收容了一些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跑到这一带来的同志。我们的队伍开始有些扩大，思想情绪和阶级觉悟也不断提高。
对于这一段斗争实践，朱德同志十分重视。他曾经追忆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他又说：“那时候党中央的政策不想打游击，而是想搞城市起义。”“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南昌起义，开辟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纪元，但是当时还缺乏实践经验，还没有认识到必须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朱德、陈毅同志正是在起义失败之后西进的战斗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我们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这一时期，我们所以能够在长途转战之后，取得暂时比较稳定的环境，休整部队和开展农村群众工作，这是和朱德、陈毅同志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矛盾，正确地运用革命策略分不开的。当时驻在我们部队附近的，是滇军范石生的十六军。范石生同朱德同志在云南讲武堂是同班同学，他与蒋系、桂系军阀都有矛盾，尤其是受到蒋系军阀的排挤。朱德、陈毅同志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尽管在全国范围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但在当前的具体情况下，仍有可能同范石生实行短暂的“合作”。于是，由朱德同志利用老关系，在范石生接受了我们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动，要走随时就走”等原则条件下，同他达成了协议。我们改番号为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朱德同志（仍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我们从范石生那里取得了一批现洋和军用物资，补充 队，解决了当时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的困难。
1928年1月初，蒋介石发觉我们这支起义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指令方鼎英率部从湖南来粤北，拟以四个团驻韶关，另以四个团留驻犁铺头以北之乐昌，对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并要范石生解除我们的武装，逮捕朱德同志。范石生立即秘密地通知了朱德同志。对于出现这种形势，我们本来是有所准备的。在朱德、陈毅同志的率领下，部队立即连夜出发，从乐昌以南十几里的一个地方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去创造农村革命的更大局面。
湘南起义
自从潮汕失败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起义军经过近四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方面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忠实工具，完全转化为民主革命的凶恶敌人，从而不能不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革命途径。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终于决心丢掉国民革命的旗子，继毛泽东同志之后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1928年1月20日左右，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我们向湘南宜章县境开进，随即在那里正式打出了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湘南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蒋介石“四·-二”叛变革命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湘南。但是，湘南的党和人民顽强机智地坚持了秘密斗争。当1927年冬爆发军阀混战时，他们趁机恢复了各地党和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赤卫队。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传来，给湘南的党和人民以极大的鼓舞，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
在犁铺头时，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即已着手选择政治、地形、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以发动和推进农村革命。在部队进入宜章县境，与湘南特委、宜章县委取得联系后，他们对湖南的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决定在湘南举行暴动，并在湘南特委的协助下，拟定了首先巧取宜章县城的行动计划。
1928年1月22日中午，正是农历年关的前一天，我们这支部队打着国民党军队的旗号，利用胡少海的名义，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顺利地开进了宜章县城，并立即控制了全城。
原来胡少海同志出身于宜章城里一个有权势的大地主家庭，本人是个知识分子，对现状不满，背叛了地主家庭，参加了革命，但未暴露身份。我军一进城，人们便纷纷议论说，这支部队是本城大豪绅的儿子胡少海率领的，胡少海在国民党第十六军里当上团长了。我们进驻县城的当晚，国民党宜章县政府的官员和地主豪绅大摆筵席，欢迎我军军官。筵席开始不久，我出席宴会的同志，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将伪县府官员、豪绅等抓了起来，并宣布：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宜章解放了。与此同时，县衙门内外的反动团队，也被我军解除了武装。接着，我们又砸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了地主豪绅的粮仓和库房，向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分发粮食、财物。在全城军民一片欢腾声中，伪县政府门前的国民党青天自日旗被扯下来了，标志着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我们部队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全体指战员纷纷撕掉了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个人的脖子上系上了红带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同时，参加起义的一部分农民组建了宜章农军。 宜章年关章动的胜利，震撼了湘南和粤北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忙派许克祥带五个团的人马，由广东韶关直奔宜章而来，妄图扑灭宜章暴动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
提起许克祥这个在“马日事变”中双手沾满湖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恨，义愤填膺。现在他又来了，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面临着优势的敌军，用什么样的战法来打它呢？朱德、陈毅同志根据南昌起义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为不能摆开阵势打硬仗，要打游击战、运动战。于是，朱德、陈毅同志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宜章农军，决然撤出宜章县城，荫蔽集结在宜章城西南的黄沙堡、笆篱堡、圣公坛一带山里。许克祥部即占领宜章并追出城来，妄图消灭我们。隔了一天，我军在转移途中，于岩泉、栗源一带与许克祥的先头部队遭遇。我们在农军的配合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对运动中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当时我们部队虽仍不足千人，却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精华，战斗力是很强的。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乱了，歼灭其一部，余敌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许克祥的司令部所在地砰石镇。这时敌已成惊弓之鸟，争相逃命，我军很快便将敌人的五个团全部打垮。许克祥连摆在桌子上的饭菜都未来得及吃，就扔掉轿子，丢掉皮大衣，带少数马弁逃脱了狗命。砰石镇到处是敌军丢弃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这次战斗，我们缴到了一门山炮，许多迫击炮、大批的步枪、机关枪，二百多担子弹。打垮许克祥之后，我们又重新占领了宜章县城。这是潮汕失败之后我军改变作战方法，首次获得重大成功，并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例。
宜章起义取得胜利之后，立即着手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这是我们这支起义部队转入农村斗争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一月底，宜章县召开了隆重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县工农兵政府。各区、乡的工农兵政权也相继成立。这时宜章农军已经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由胡少海同志（后来在闽西牺牲）任师长。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已先后成立。初期的红色政权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也在这里提出来了。虽然由于时间所限，还没有来得及制订和公布土地法，正式开展土地革命，但在党和各级工农兵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打土豪的斗争，群众起来烧毁田契，有的地方自发地分了土地。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我们一个班出去，就带回一长列新战士。宜章县的革命进入了高潮。宜章起义的胜利，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砰石战斗的胜利，轰动了整个湘南。在农历年关以后，湘南其他各县的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武装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为了支援各地的起义，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北上，先向郴州前进。在黄泥坳地方与敌何键的嫡系周南（师长）的两个营遭遇，我们现它打垮了，占领了郴州城。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时我们只要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地方党和农民武装的支援配合下，就可以解放一个县城。不到半个月，先后解放了永兴、耒阳、资兴等县城，建立了工农兵政府，成立了赤卫队、自卫军和革命群众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第四师和几个独立团。在上述五县斗争胜利的影响下，起义的烈火，又迅速在桂阳、安仁、常宁、桂东、汝城、衡阳等县的大部地区，以及茶陵、攸县、酃县、临武、嘉禾等县的部分地区燃烧起来。
朱德、陈毅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湘南起义，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的光辉典范之一。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正确地引导湘南广大农民群众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辟了大好的革命新局面。
井冈山会师
就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艰苦转战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举行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经过著名的文家市会合、三湾改编和古城会议，于1927年10月27日到达茨坪，把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底，当我们到达信丰时，地方党组织赣南特委派人来接头，就第一次说到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陈毅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陈毅同志曾读过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他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领袖，久已景仰。这时我们正处于孤军转战、极端艰难的境遇，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的消息，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11月间，我们在崇义、上犹地区时，为了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情形，朱德、陈毅同志便派毛泽意同志到井冈山去进行联系。不久从毛泽东同志那里来了一个营，由张子清、伍中豪同志率领，是上井冈山途中在大汾遭敌袭击而转移到这里的。起初据地方党组织报告，上犹县的鹅形地区有一支革命武装在那里活动，陈毅同志立即换便衣亲自前去和他们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知道了一些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登上井冈山之前的具体情况。那时候，兄弟部队之间很讲阶级友爱，我们从范石生那里搞到的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不仅补充了张子清、伍中豪同志带领的这个营，还有一部分由这个营携带返回井冈山。1928年 2月初，我们打郴州时，毛泽东同志又派一个特务连到郴州与我们取得了联系。
1928年2月间，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领导湘南起义创造的一片大好形势，遭到党内“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严重损害。当时，“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和湖南省委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主张，即为了不让军阀队伍沿湘粤大道停下脚来占领湘南，要求把湘粤大道两侧各十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掉。湖南省委专门派人到部队来传达这个错误主张，并要求坚决执行。“左”倾路线的烧杀政策，虽然受到一定的抵制而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贯彻，但已经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引起群众的不满，甚至激起人民的反抗，使我们的斗争受到很大挫折。同时，由于湘粤大道是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我们占据湘南，控制这条大道，对各派军阀威胁很大。3月间，粤、桂、湘军阀混战刚刚结束，他们之间取得了暂时的妥协，便立刻勾结起来，以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我们进行“协剿”。朱德、陈毅同志为了保存军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果断地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4月上旬，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耒阳撤至安仁；陈毅同志率领湘南农军，由郴州撤向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正在这时，毛泽东同志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分路赶来，迎接并掩护湘南部队转移，在汝城、酃县城郊打击了追击之敌，掩护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湘南部队顺利地到达砻市。毛泽东同志率领的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也胜利地回到了砻市。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1928年4月下旬，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我们这支队伍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开辟的光芒万丈的井冈山道路，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光辉道路。自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都竭尽全力积极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同时总结了其他各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开辟了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对于探索这条必由之路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夏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壮的建筑--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及陈毅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接着，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选出了四军军委，毛泽东同志任军委书记。5月初，又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军党代表，陈毅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王尔琢同志任军参谋长。记得在如今称为建军广场的那个场地上举行的庆祝会师大会，真是盛况空前。人们用大量的禾桶排列成方形，上面铺起门板、木板，作为大会的讲坛和舞台，演出了许多在当时算是精彩的节目。部队和民众挤满广场，大家的革命情绪达到了一个高潮。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时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当年率领我们艰苦转战，立下丰功伟绩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已经相继离开了我们；从潮汕失败以后跟随朱德、陈毅同志一路转战同上井冈山的许多老战友，也都先后牺牲和去世了。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曾经费尽心机对这段历史肆意歪曲、篡改和捏造，甚至对朱德、陈毅同志进行无耻的诬陷。这就使我在无比愤慨的同时，深沉地感到，有责任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记述朱德、陈毅同志这一段历史功绩。陈毅同志生前说过：“伪造历史就是犯罪。”只有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反映出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妄图阻挡革命历史潮流的林彪、“四人帮”一小撮丑类，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一生为人民立下不朽功绩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将永远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1978年12月
伟大的会师 ——何长工
一
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湘赣边界伟大的秋收起义，以后又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道路。井冈山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程，引起了无数革命者的向往。
毛泽东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周恩来以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上山不久，就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我10月5日自井冈山出发，10日到达长沙。到长沙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作了报告。当时，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于12月中旬辗转到了广州，准备由那儿经粤北返回井冈山。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敌人被革命的声势吓坏了，马上调江西、湖南的队伍向广东集中，进行镇压。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也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十天后，方搭上火车，夜间来到了韶关。
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下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完澡，结了帐，看看钟，已经是下半夜一点了，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
犁铺头在韶关和乐昌之间，离韶关四十多里。我穿着西装、黄呢子大衣、黄皮靴，装得像个小康之家的子弟，手里挟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盘问与检查，安全到达了犁铺头。
朱德同志部队的哨兵，把我转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见我的是一个两肩披着长发、一脸大胡子的年青人。他带我进到里边屋里，我一眼就看到了蔡协民同志，由不得大喊一声，扑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蔡协民同志也吃了一惊，嚷道：老何，你怎么来了？原来我们在湘西洞庭湖一起作过秘密和公开工作，处得很熟。经他介绍，我才知道那位年青人就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王尔琢同志。我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简直像马克思。蔡协民同志说：王尔琢同志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
大家正谈得热闹，从里间屋走出一个人来，精神饱满，和蔼的笑容，全身严整的军人打扮。蔡协民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轻声而谦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同时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陈毅同志。
我把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直到我这次由广州脱险，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报告了。朱德同志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胞弟）到井冈山去联系了。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问井冈山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谈话中，不断有人来找他，一会儿是县委书记，一会儿是赤卫队长，人们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看样子将要有什么大的行动。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朱德同志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抱歉地笑笑，后来就叫陈毅同志招呼我休息。
第二天，朱德同志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和一些盘费，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
二
1928年1月上旬，我回到井冈山。不久，就听到朱德同志发动了湘南暴动的消息。湘南暴动仅仅一个月左右时间，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就建立和壮大了地方武装，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湘粤两省敌人，立即出动"会剿"。湘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衡阳，粤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曲江，沿粤汉线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逼暴动总指挥部所在地郴州。江西的敌人也出动了，牵制我们井冈山工农红军的行动。由于湘南是湘粤两省的要道，是敌人必争之地，也因湘南特委在政策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部分地脱离了群众，因而失败了。
3月上旬，接到湘南特委的指示，委任毛泽东同志为师长，并命令他将部队向湘南行动，支援湘南暴动。部队立刻在酃县的中村水口集结，毛泽东同志在宣布担任师长职务后，对大家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具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参谋长，大家当师长，不愁打不好仗。以后就兵分两路：毛泽东同志带着第三十一团作为左翼，楔入桂东、汝城之间；命令我们第三十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
第三十二团是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约一千人，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打过几次小胜仗，但还没有远出作过战。大家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后，情绪很高。开到资兴附近时，碰到一支队伍，拿的都是土枪、梭镖，约有一营左右。一问，才知道是朱德同志部下的第七师，都是资兴、永兴、耒阳一带的起义农民，师长叫邓允庭。我们会合后，开了个干部会，研究了敌情：湘敌何键的队伍，在衡阳集结未动，可能因为湘东我军活动频繁，不敢轻易南下。我们便决定继续南进，将北犯的粤军，阻挡在九峰山脉，不使他们逼近郴州，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以掩护朱德同志的起义军总指挥部撤退。会上又决定第七师归我们统一指挥。
我们连夜经旧县，渡滁水，在滁口碰上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滁口离郴州不过一百多里。敌人也刚到滁口，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事，就被我们围住了。那时井冈山的部队，虽然一式灰军装，还算整齐，但手中的枪却都不大好，尤其是没有重武器；七师的同志连军装也没有。敌人大概有点瞧不起我们，打得很顽强，一边打一边很快地修起工事来。我们奋力攻打了两天两夜，敌人终于软下来了。当我们发动总攻击时，敌人哗地垮下来，立刻向南撤逃。我们跟踪追击，向南直追到文明司的地方，突然，正面出现了敌人的主力，朝我们压过来，我们只好立刻撤退。
摆脱了范石生部队的追击以后，我们就退到资兴。这时，探听到何键的部队也已经出动，直迫郴州。便写了一封信，插上鸡毛，交由党的交通组织连夜快马传送到郴州，报告建议朱德同志迅速撤出，免遭南北夹击。我们北撤时，不意在资兴附近却突然碰到陈毅同志，他带着一部分暴动的农军和一些地方党的机关，由郴州退到这儿来。我们急忙问他：朱德同志呢？陈毅同志说：他和总指挥部还在郴州，不久可能带着主力部队，向东北撤到安仁、茶陵一带去。我们计算了一下日期：陈毅同志从那撤出时，正是打滁口的时候。
这时，我们和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联系上，只知道他在汝城以西的马桥一带打游击。我们把队伍布置在资兴城郊，准备堵击追来的敌人，然后和陈毅同志及湘南特委书记杨载福等同志，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谁知，一开会，杨载福及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就提出要到衡阳去。杨载福说：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地区。席克思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机关躲上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陈毅同志苦口婆心劝说他们：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挑着油印机，这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陆续送你们走。当时，我对于他们这种固执的态度也很生气，但警惕到不能用军队干部的身份来压服他们，便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我们可以请示一下毛泽东同志再作决定。
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个提议，下午，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带着特委机关出发了。陈毅同志和我一同送了他们一程，一路上继续劝说他们留下，可是他们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
后来听说，他们果然在安仁、耒阳边界上，统统给敌人抓住，惨遭杀害了！一个党和团的特委机关损失了，这是在游击战争初期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我们回到彭公庙，就接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我们立即撤回井冈山，他带部队在后面掩护，并正由汝城向酃县撤退。
三
当我们快接近酃县的沔渡时，便衣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已经到了沔渡了！大家一听说，都高兴得加快脚步，飞速赶去。进街后，果然看见一些军人在来往，他们有的穿军衣，大部分都穿的便衣，颜色有黑的有灰的，帽子也不一致，但一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神气得很。
我随着陈毅同志、邓允庭同志，以及几个县委书记，一齐来到朱德同志的屋里。他穿着一身不大整洁的灰军装，绑腿却还是打得那么结实，脸色比在犁铺头的时候黑得多了。他笑呵呵地和我们-一握手。我们问他：这次没有受损失吧？他说：很好，没有受损失。就是忙得没有理发，胡子长得很盛了。家务还是很大的，缴了武器，队伍也扩大了，干部也充实了。我说：我们拚命向南打，想不到你撤得这么利索。朱德同志笑眯眯地说，你们的行动，直接掩护了我们的撤退。接着他又问：毛泽东同志在那里？我报告说：他担任后卫，大约还得三四天才到。
第七师归队了，陈毅同志也留在朱德同志身边。4月24日，我们第三十二团回到砻市，将队伍布置在东边，向江西警戒，然后将宁冈附近的后方机关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为欢迎兄弟部队筹备房子和给养。
回到砻市两天，朱德和陈毅同志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分住在砻市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4月28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第三十一团回来了；朱德同志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1928年4月 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野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我们跟在毛泽东同志的身后，注视着他那高大稳健的身影。大家心潮澎湃。是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竖起了第一面鲜艳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