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根据毛泽东的叙述撰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在《西行漫记》前后几种英文版本里，好些地方文字有出入，显然是斯诺自己后来做了修改。我们一般是采用最早版本的记述，只是个别地方采用后来一些版本的文字。还有个别地方，按我的记忆确实不符合毛泽东谈话原来意思，不能不做必要的订正。斯诺当时是通过我的口译，才了解到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的，如果我作为当时的口译者对斯诺的个别记叙文字做些必要的修订，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毛泽东的原意，那么我想，要是斯诺今天还在，是不会反对的吧！
在这几篇记述中，有些人名、时间、地名不准确。毛泽东当时在没有使用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口述，又经过斯诺用外文记述，发生某些差错是难免的。现在，我们尽可能地做了校正，对于这些校正都一一加注说明。
《长征》这一节，斯诺并不是采取直接引述毛泽东的话的形式，我们现在也就只能照他的形式移译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三篇谈话记录，都是根据斯诺的英文记述译出的，只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有几段话是按照《论持久战》所引用的文字。二者基本内容完全一致，只是文字繁简不同。
斯诺所加的脚注和正文中他所做的说明，其中有些是针对外国读者的需要而为中国读者不需要的，我们这里删去了。本书的脚注，除了注明是斯诺所做的以外，其余是我和共同做整理工作的同志们加上的。
在本书整理过程中，我们努力争取做到事实准确，文字清楚，但是由于我个人见识有限，力不从心；所以在1978年七八月，我们印了几百份征求意见本，分送中央领导、各方面负责同志求教。不久我们便收到了好些同志的回示，特别是邓颖超给予了亲切的鼓励，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军事科学院的同志提供了有关事实的订正意见。有好几位同志帮助我进行了仔细的事实查证、认真的文字校订。在这里，我虔诚地请求广大读者多多指出我们工作中所尚存留的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以便在本书再版时进一步改正。
吴黎平
1979年8月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2、童年时代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张关于他个人的问题表，要求他答复。我为自己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做法感到不安。犹如这篇以及下一篇关于红军长征经过的谈话，是在1936年10月间进行的，毛泽东就此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晚上。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常谈一二个短故事(斯诺后来在写书的时候说他很遗憾没有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因为毛泽东为了指挥战争和领导全国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间工作直到凌晨才休息。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要我去作翻译。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2点来钟。谈话时斯诺做了详细笔记。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并曾到过前方的部队，最后于1936年11月间离开边区。他返回北平后，以毛泽东的谈话为主干，利用采访所得的资料，写成了《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直译是《中国上空的红星》)一书。一个日本移民官应为他的无礼感到不安而又不自觉那样。
关于我提出的涉及不同事项的五六组问题，毛谈了十几个晚上，但几乎没有提到他自己和他在所叙述的一些事件中的作用。
我开始感到：指望他为我提供这些细节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他和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斗、战术、“措施”等等，却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详谈他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因为知道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这些个人琐事。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却使我的报道工作发生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就开始处理我标有“个人历史”这个题目的问题表。当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笑了一笑--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至少他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有几个老婆。不管怎样，他是怀疑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是我争辩说，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比其他资料更为重要。我说：“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流传的关于你的一些谣言。”
我提醒他外间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以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却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又有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则坚持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对人们竟然会把时间花在对他进行种种猜测有点感到意外。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再一次审阅了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提供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使人更容易理解些，而且最后一样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在这以后的好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在密室谈话一样，蜷坐在那个窑洞里的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旁边，蜡烛在我们中间爆着火花，我记笔记直到(目困)得要打盹了。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里，一只鸡的“鸡”字不是说成地道北方话的“ji”，而是变成带浪漫味道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一边说我一边记。我已经说过，这个笔记又被重译成中文并经改正。除了耐心的吴先生所做的必要的文字修改以外，我没有企图对它进行文学加工。下面就是原文。“我1893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的名字是毛顺生，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是文七妹。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15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每年食用共35担--即每人7担左右--有25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7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①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84担谷。
“我10岁时家中有15亩地，一家5口人，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家买了外加的7亩地后，我的祖父去世了，但是又添了一个弟弟。然而我们每年仍然有49担谷的剩余，依靠这剩余我父亲就不断地兴旺起来了。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子的买卖，从而赚了一些钱。他成为‘富’农之后，就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做这个买卖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且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动。我6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并没有开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粮食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较高的价钱。在冬天碾米的时候，他便加雇一个短工在地里劳动。所以这个时候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了。我们家吃得很节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个对学生要求苛刻的人。他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时曾经逃离学校。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什么地方的山谷里。我流浪了三天，最后还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在兜圈子，走了那么久，离我家大概才8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况会有点改善。我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呵。
“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帐。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帐。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这个上了年纪的人继续‘积聚财富’，在这个小村子里被认为是发了大财。他自己不再买进土地，但却典进了很多别人的田地。他的资产增加到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13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我越来越恨他，我们建立了一条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他。同时，这大概对我也有好处，它使我在工作上非常勤快，记帐也仔细了，免得被他找到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上过两年学，认识的字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却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学者’。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毛在他的解说里幽默地使用这些政治名词，一边追述这些事情，一边大笑。——斯诺注)。
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曾因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信神。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怀疑神、佛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感到忧虑，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是我父亲不表示意见；后来，有一天，他出门去收一些款子，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突然遇见人，立刻逃跑了。然而对此更加感到惊异的却是我父亲。事后他对自己这个奇迹般的脱险思考得很多。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明。从此，他对佛教比较尊重了，间或也烧些香。然而，当我变得越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他只是在自己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祷告一番。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我跑到一个失业的学法律的人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又跟一位老先生读了更多的经史之类的书，而且还读了许多当代的文章和几本新书。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发生的一个大暴动的情况。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在这以后，抚台衙门一个姓庄的特派大员骑了马出来，告诉人们说政府将采取步骤帮助他们。姓庄的这个许愿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帝不喜欢他，并且谴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这里说的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的具体情节和事实有些出入。饥民群众攻打巡抚衙门时，胡南巡抚岑春为群众的势力吓倒把巡抚的职务交给了湖南布政使庄赓良。
“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庄在未上台时表示同情群众，所以曾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他在当上了代理巡抚后立即反过脸来，严厉地镇压群众。群众风潮继续发展，清朝政府下令把岑、庄二人都撤职，另调官员担任湖南巡抚。
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韶山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裕的农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量粮食到城里去。其中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没收了。他怒不可遏。我并不同情他，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
“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对我有影响的事，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过激派’教师。说他‘过激’，是因为他反对佛教，而且要消除鬼神。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校。他是一个被人广泛议论的人物。我钦佩他，并且赞成他的意见。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县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里去当学徒。起先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于是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到那里去上学。这个学校设在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告诉我有关这个新式学校的情况和‘新法教育’带来的变化。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的‘新学’却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相当‘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校去注了册。我说我是湘乡人，因为我以为这所学校是专门为湘乡人办的。后来我发现这所学校对谁都开放，就改用我的湘潭真籍贯了。我缴付1400铜板，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最后，我父亲也同意我进这个学校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道，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达50里之远。那时我16岁。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人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孩子们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极少农民供得起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们不穿长袍，只有教师才穿，而洋服则只有‘洋鬼子’才穿。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我被人讨厌，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你是否原籍湘乡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从湘乡哪一乡来的也很重要。湘乡有上、中、下三里，上下两里人纯粹由于地域观念而斗争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成为乡绅阶级的一分子，并且在1925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讨厌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情况。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是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迷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画图。
“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这首诗歌所描绘的显然是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和俄日战争结束以后日本的春节和全国欢腾的情景。——斯诺注)里感觉到一点她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
“这就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一切了。
“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注：①这里毛泽东说他父亲成份是富农，韶山的同志说解放后他们对毛泽东家的成份定为中农。我想这两种说法没有矛盾。问题是时间相隔四五十年，毛泽东家庭的经济情况变了。按毛泽东对斯诺所谈情况，他的父亲，可以说是富农成份，我清楚记得他说的是“富农”，我译为“Rich Peasant”。谈了之后，斯诺照此写成文字，黄华译成中文给毛泽东审查时，他也未改动。韶山的同志把毛泽东家里的成份定为中农，当然是根据临解放时的情况。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3、长沙岁月
毛泽东接着说：
“我开始渴望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不少学校，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它是一个繁华的地方！当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入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老师介绍我到那里去，老师同意了，于是我就步行到长沙去，当时心情非常激动，一半是担心自己遭到拒绝不能入学；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真能成为这所了不起的学校的一名学生。使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治事态正在急剧变化，我在那里仅仅呆了半年。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川汉铁路的修建引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人民对立宪的要求日益广泛起来。面对这种形势，皇帝仅仅下诏设立一个谘政院。在我的学校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他们用反对留辫子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反清情绪。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掉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别的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没有守约。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够改变人的观点！
“在这个剪辫子的插曲上，我和一个法政学堂里的朋友发生了争论，我们各自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用经书来为他自己的论点找根据，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留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起义发生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治局面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里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会上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以对清廷的强烈谴责来表示对演讲人的拥护，并且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话。当那个鼓吹革命的演说家——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向激动的学生演说时，会场里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到汉口去，我们从同班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我就到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一个朋友那里去借雨鞋。我被驻军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已经显得非常活跃。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正在涌上街头。
“起义军正沿着粤汉路逼近市区，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打了一场大仗。同时，城里也发生暴动，各个城门都被工人攻占了。我穿过其中的一个城门，又回到城里。然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直到看见‘汉旗’在衙门上升起。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汉’字。我回到我的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
“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哥老会的两个著名成员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前省谘议局的房子里，议长原是谭延，后来他被免职，省谘议局本身被撤销。在革命党人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份请示召开国会的请愿书的副本。原件是由徐特立用血书写的，他现在是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当时他切断指尖，以表示至诚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呼吁召开国会，予断指以送(赴京省代表)。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点革命的愿望。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没有过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尸陈街头了。原来谭延组织了一次叛乱来反对他们，谭是湖南地主和军阀们的代表人物。
“这时，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军队。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有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革命的成功尽力。当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斗争的时期。
“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但是，这比我现在在红军里的收入要多。在这7元之中，我每月花2元在伙食上。我还得买水。士兵必须到城外去挑水，但我是一个学生，不屑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买。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平庸的人，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劝两个学生参加了军队，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友谊。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我可以通过为他们写信或做其他这类事来帮助他们。
“革命仍未定局。清廷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有关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人们都说再次爆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反对清廷和袁世凯，组织了几支军队，湖南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湖南人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当时许多学校正在开办起来，它们利用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它说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1元钱报名费。
“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很多美愿，答应在3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担保3年期满学生可以立即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对我赞扬这个学校，一直到最后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我向他们描绘了我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我向法政学堂交了1元报名费，等候父母的回信。
“命运又进行了一次干扰，这次是通过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1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果真被录取了并且在那里注了册。可是与此同时，我还继续阅读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它是政府主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员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1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
“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以外，几乎一无所知。另一个障碍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我的下一个求学经历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1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生更是难以计数。那里的一位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我的文学爱好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皇帝的谕旨和御批。
“大致就在这个时候，长沙的一个政府军火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我们学生却感到非常有趣。成吨的枪弹炮弹不断爆炸，火药燃烧成一片烈焰。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过了一个月左右，谭延@被袁世凯赶走，那时袁已控制了民国的政治机器。汤芗铭接替了谭延@，并开始为袁筹备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我入学6个月就退学了，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我当时住在湘乡会馆里。很多士兵也住在那里，他们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乡人。既没有工作，又没有什么钱。在会馆里，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爆发成为武斗。士兵们袭击学生，并且企图杀死他们。我躲到厕所里去，一直耽到战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拒绝供给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读到它的好处时很感兴趣：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我的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意图写信告诉家里，取得了他们的同意。我替这两个朋友写了作文，也给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顶替朋友作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看作是事关友谊而已。
“我在师范学校当了5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我最讨厌的是静物写生这门必修课，认为它是极端无聊的。我总是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一个半圆，来表现‘半壁见海日’的画意(“半壁见海日”是李白的一首名诗中的一句。——斯诺注)。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个40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课程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把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了。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辞。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100分。
“一位姓唐的老师常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看，我兴致勃勃地阅读这些报纸。从这些报纸里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着两名中国学生旅游全国的故事，他们到达了西康(旧省名。包括现在的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解放后于1955年撤销该省。)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