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作伴，我们走过这5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当了易培基手下的一名国民党官吏。易培基当时是湖南师范的校长，以后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监守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以后又转向了。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那‘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听了我要说的一切之后，没有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
“但是，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形成后来的一个学会①(新民学会。——斯诺注)的核心，这个学会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
“我同住在其他城镇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发起新民学会。学会有70到80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李维汉)，现任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夏曦，现在在第二方面军；何叔衡，原中央苏区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1935)；郭亮，有名的工人运动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肖三)，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原文误为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过中央委员，以后又‘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译者)，一个著名的党的领导人，是在最初的建党协议上签名的6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都在1927年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中被杀害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同新民学会相似的团体组织起来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①。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党的领导人恽代英，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中被杀害。现在负责白军工作的张浩也是社员。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②，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也组织起一些激进的团体，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1913年③进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①1917年10月8日成立。原文提到林彪是“互助社”的社员，其实他并不是。——斯诺注
②在天津的这种团体是“觉悟社”，它在组织激进青年的工作方面是领先的。周恩来是它的创始人之一。创始人中还有邓颖超女士等。——斯诺注
③原文误为1912年。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4、革命的序曲
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所谈的关于他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事实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对毛在保安的大多数同志来说，也是这个情况。后来，当我向其他红色领导人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致勃勃地聆听这些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往往不了解彼此在入党以前的情况，那些日子往往被看做一种黑暗时代，人们的真正的生命只是在入党以后才开始。
在另一个晚上，毛盘膝而坐，背靠在两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接着头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线索继续讲下去。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1/3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1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①(毛泽东的母亲是在1919年10月5日去世的。)，这样我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40多岁了。可是直到1927年，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8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了现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①、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参加‘三K’党(！！！——斯诺)的康白情和现任南京教育部次长的段锡朋。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的一位真挚的朋友。“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5、国民革命时期
毛泽东这时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早在1919年，陈独秀就通过住在北京的俄国人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1920年，第三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到上海来，安排同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建立联系。不久以后，陈独秀在上海召集了一个会议，几乎与此同时一群中国学生在巴黎开会，建议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
如果我们没有忘掉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16岁的青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小了。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而且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以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而自豪的共产党。
另一个晚上，毛泽东继续往下说：
“1921年5月，①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②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③。我们总共是12个人。当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杀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在日本是周佛海。“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20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则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斗争极其频繁。1922年冬天(应是1922年1月。)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翼工人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工人运动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而且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支持了他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当时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了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阻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1922年)7月(原文误为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我回到湖南后，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5月1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空前壮大。
“1923年，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国共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了上海，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第二年(1924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中央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局的委员，国民党执行局的其他委员有汪精卫(以后在南京当行政院长)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性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本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民协会，这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来逮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了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充满了乐观的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担任了《政治周报》的编辑，这是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是汪精卫)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翼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运组织者，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有来自21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后不久，便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伯渠当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组织部长(原文误为工人部长)。
“我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同时我在共产党内对农民工作担负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所表示的意见，这个小册子主张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的《中国农民》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要到1927年才达到顶点。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差不多一直工作到1926年3月蒋介石图谋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左右两派和解，国共合作得到重申以后，我于1926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5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③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1924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0月毛泽东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个时候，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战争在1926年秋天开始了。
“我在湖南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一条新的路线。第二年春初我到达武汉时，一个省际的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讨论了我的文章所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分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1927年四五月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党仍然在陈独秀操纵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且开始在上海和南京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奉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更早并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一个恰当的土地纲领。对我要求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甚至没有进行讨论。这是由于当时也在陈独秀操纵之下的中央委员会，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审议。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占有500亩以上土地’的人，才是地主，于是就不再考虑土地问题了。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它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然而，大会以后，全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了，我是负责人。
“到了1927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而国民党则感到明显的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的官员和军官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已经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要我对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
“4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发生了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废除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并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10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这时，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①据查是阴历，阳历应是6月。
②何叔衡，毛泽东的老朋友，和他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1935年被国民党杀害。——斯诺注
③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有：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一共13人。但据董必武、李达的回忆，包惠僧不是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的。
③
原文误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6、苏维埃运动
毛泽东有一次同我谈话的内容是关于1927年春天发生的，引起人们很多争论的那些事件。我觉得在这里是值得一提的。这不是他同我谈的自传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事件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一生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把这次谈话作为他个人的看法在这里提一下，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问毛，在他看来，谁应该对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以及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负最大的责任。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陈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那继续妥协明显地意味着灾难临头的时刻，使党丧失果断的领导和它自己的独立路线。”
第二个对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自己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激进的重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的，可是到了1927年却又竭力反对，而且对自己的摇摆没有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B053#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说。“他愿意竭尽全力讨好资产阶级，甚至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而且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印度人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说，他“能说会道，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毛认为，在客观上，罗易是个蠢才，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则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武装暴动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再也看不清楚事情将怎样发展。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慌和失败。”
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也不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迫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文件，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拿到了一个副本，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当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做法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从而促使它自己的力量崩溃；其后不久它自己也被蒋介石摧毁了。
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并不是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忠告”，而是干脆下命令。显然，中国党甚至无权拒绝这些命令。当然，武汉的惨败成了俄国国内围绕世界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的中心。也就是紧接着这个时期，俄国国内的反对派被粉碎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被批倒，苏联开始认真地“在一个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从这一点出发，苏联取得了世界和平堡垒的地位。
可是毛认为即使当时共产党采取了更为大胆的政策，并且在和国民党分裂以前已经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反革命也不会在1927年被打败。“但苏维埃一开始就可以在南方大事发展，并且获得一个根据地，使那里的苏维埃以后再也不会被消灭掉。……”
毛在他的自述里，现在已经谈到苏维埃的开端。苏维埃是在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于还要赤手空拳地从失败中斗出新的胜利来。他接着说：
“1927年8月1日，贺龙率领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十一军二十四师①同朱德合作，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②，红军的前身就这样组织起来了。一星期以后，即8月7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自从1923年③广州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就是党的中央委员，我积极参加作出这个决定。出席会议的其他十位委员中有蔡和森、彭公达和瞿秋白。党采取了一条新的路线，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因为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实行民主革命的任务了。夺取政权的长期和公开的斗争现在开始了。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苏维埃。第五点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一直到后来它才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
“9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红军的最早的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汉冶萍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支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被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一部分武汉警备部队。第二团由汉冶萍矿工等组成。第三团由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①这支军队经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却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①原文将一团误为三团、二团误为一团、三团误为二团)。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新部队成立以后，我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原武汉警备部队的一个指挥官余洒度，任第一师师长①。(①原文误为第一军军长)余多少是由于部下的压力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叛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现在他在南京为蒋介石工作。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时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这支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罗荣桓，第一军团政委；杨立三，现在是一个军的司令员。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时候，人数总共只有1000左右。
“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又由于第一师遭受了一些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就明确地指责我。我被撤销政治局和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在井冈山还是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部队补充了新兵，这个师的人员又充实了，我成了师长。
“从1927年冬天到1928年秋天，第一师守住了井冈山的根据地。1927年11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县成立，选出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它的主席是谭震林。在这个苏区以及后来的苏区，我们在缓慢然而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推行了一种民主的纲领和稳妥的政策。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第一师前敌委员会拒绝采用这种政策，所以被头脑发热的人污蔑为‘改良主义者’。我因为没有实行更加‘激进的’政策，遭到他们的猛烈攻击。
“1927年冬天，以前在井冈山附近当地方武装首领的王佐和袁文才参加了红军。这使红军的实力增加到将近三团人。王、袁都被任命为团长，我是师长。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革命，准备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928年4月④，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汇合了。我们一同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县的苏区，逐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工农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大的地区扩展。这个战略同党组织的建议相反，它幻想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不得不同两种倾向作斗争：第一种是要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认为是冒险主义；第二种是要向南撤退到广东境内，这我们认为是‘退却逃跑主义’。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一进程。当时我们的政策主张：自由买卖(同白区)，优待被俘敌军，以及总的说是温和的民主改革。
“1928年5月⑤，在井冈山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的代表。在苏区的党员中，对于上述各点仍然有一些意见分歧。在这次会议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充分地发表出来。少数人认为在上述政策的基础上我们的前途将大受限制，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个政策抱有信心，因此当宣告苏维埃运动将获得胜利的决议案提交表决时，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但是，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批准这个运动。直到1928年冬天，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才得到了批准。
“六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重行建立了党的一致。
“六大的决议总结了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并且作出赞成重视土地运动的结论。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1927年冬天，湖北西部和东部发生了起义，为建立新苏区打下了基础。在西面的贺龙和在东面的徐海东，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农军队。徐海东活动的地区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后来徐向前张国焘等人都到那里去了。1927年冬天，方志敏和邵式平在邻近福建的江西东北部边境，也开展了一个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坚强的苏维埃根据地。南昌起义失败后⑥，彭湃率领一部分忠诚的部队到海陆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由于它执行了盲动主义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毁了。它的一部分军队在古大存指挥下离开那个地区，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核心。
“1928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在闽西，张鼎丞、邓子恢和后来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
“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第一师打败了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的企图。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那种机动部队说来，井冈山是一个非常好的根据地。它有很多的天然屏障，种的庄稼足够供养一支小小的军队。它方圆有500里，纵横约80里。井冈山在当地又称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废的山)，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大、小、上、下、中井，山上的五个村子就是以这五口井命名的。
“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创建了著名的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1928年冬天，何键的部队发生暴动和哗变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军长是彭德怀。除了彭以外，还有邓萍(长征中在贵州遵义牺牲)、黄公略(1931年在江西牺牲)和滕代远等人也都在第五军。
“来了那么多军队，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全靠吃南瓜过活，战士们喊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因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冲破了白军的封锁，让彭德怀留守井冈山；1929年1月，我们在这个壁垒森严的山上的第一次驻扎结束了。
“第四军这时开始了打通赣南的战斗，而且很快就取得顺利的进展。我们在东固建立了苏维埃，和当地的红军部队会合。我们接着就分兵挺进永定、上杭和龙岩，在这几县都成立了苏维埃。红军来到以前就存在于这些地区的战斗的群众运动，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并使我们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非常迅速地巩固苏维埃政权。通过群众性的分田地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红军的影响扩大到其他好几个县，但是共产党人到后来才在那里完全掌权。
“红军的条件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开始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表现于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松懈等等。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认真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以及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的残余，有的指挥员虐待或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歧视或者偏爱。
“1929年12月在闽西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大会讨论了改进的办法，消除了很多错误认识，通过了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军中建立高水平的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在这以前，上面所说那些倾向是十分严重的，而且被党内和部队领导内的一个托洛茨基派别用来削弱运动的力量。于是开展了猛烈的斗争来批判他们，有些人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和军队的指挥职务。部队指挥员刘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们发现他们企图在对敌作战时用使红军陷入困境的办法来消灭红军。
“几次作战失败后，他们的计划暴露得相当明显。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的纲领和我们所提出的一切主张。经验已经表明他们的错误，他们被撤去领导职务，福建会议以后，他们的影响就被消除了。
“这次会议为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第二年我们就取得了一些光辉的胜利。几乎整个赣南都落到红军手里。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1930年2月7日，在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今后的纲领。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详细地讨论了土地政策问题，由那些反对重行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所谓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打败了。会议决定实行土地的重行分配，加速建立苏维埃，在这以前，红军只组织了地方的和区的苏维埃，这次会议决定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
“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而国民党则感到明显的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的官员和军官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已经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要我对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4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发生了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废除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并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10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这时，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