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原文误为贺龙和叶挺率领的二十军。
②周恩来是“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当时他是前敌委员会书记。
③原文误为1924年。
④原文误为5月。
⑤原文误为秋天。
⑥原文误为广州起义失败后。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7、红军的成长
毛泽东的叙述，至此开始越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溶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保持着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却看不清他个人的活动情况。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观察家的客观记载了，而这个观察家所关心的，是作为历史的人类集体命运的转变。
随着他的叙述的将近结束，我越发需要追问他自己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当时他担任什么职务？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他的态度是什么？我的追问，总的说来，使得他在这个叙述的最后一章中有几处提到自己：
“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农民到处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士们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会议(第二次茅坪会议)以后，为了大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说话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买卖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房要远。
“最后两项是林彪①(①林彪后来叛党叛国，于1971年9月13日私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添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至今仍是红军战士的准则，他们经常背诵。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作为它的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拚死斗争；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支持斗争。
“1930年春②(②原文误为1929年初。)，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三军，由黄公略任指挥，陈毅任政委。在同一时期，朱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哗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在国民党指挥员罗炳辉的率领下转到共产党营垒来的，他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了，愿意参加红军。现在他是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军长。从福建的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骨干中又创立了红军第十二军，由伍中豪指挥，谭震林任政委。后来伍中豪作战牺牲，由罗炳辉继任。
“红军第一军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司令员是朱德，我是政委。它由第三军、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军组成。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会，我是前委书记。那时第一军团已经有1万多人，编成10个师。除了这支主力，还有许多地方的独立团、游击队和赤卫队。
“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略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这四个口号可以约略说明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一、敌进我退！
二、敌驻我扰！
三、敌疲我打！
四、敌退我追！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事家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很多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只要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它就不能打胜仗。我们的军队很小，敌人超过我们10倍到20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和游击战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指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远为雄厚和优越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最重要的一条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能够在进攻时集中主力，随后又能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迎击并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奇妙的机动性和神速有力的速决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扩大苏区时，红军一般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进政策，而不是跳跃式的不扎实的推进，不去深入地巩固既得地区。这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是切合实际的，是从多年的集体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评，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手里，把一切游击队合并到红军中。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前进，不要保卫后方；只要耸人听闻地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动和极端的行动。那时候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而且具有足够的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它的游击队的活动而把后方暴露给敌人。
“1929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第一军团在挺进到可以攻打南昌很近的时候，突然急转向西，向长沙进击。在这次进军中，第一军团同彭德怀的部队汇合了。彭曾一度占领长沙，但是为了避免被强大得多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在1929年4月被迫撤离井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他的部队大大地增加了。1930年4月，彭在瑞金同朱德和红军主力重新会合，接着召开了会议，决定彭的第三军团在湘赣边界活动，朱德和我则向福建进军。1930年8月①(①原文误为6月。)，第三军团和第一军团再次会师，并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合并为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我任政委。在这样一个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
“大致在这个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湖南农民对我的名字很熟悉，因为国民党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家在湘潭的田地①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②，以及我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他人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望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当时种我家的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被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①毛在大革命中将收得的地租用于湖南农民运动。——斯诺注；②指堂妹毛泽建。)
“但是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了。国民党派来大批援军，城内有重兵防守；9月间，新的部队又纷纷开进湖南来攻打红军。在围城期间，只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消灭了敌军的两个旅。但是，它未能占领长沙城，几星期以后就撤到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避免了李立三所要求的很可能会成为灾难的对武汉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并在新的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已攻占的地区。为完成这一任务，攻打长沙没有必要，而且还包含了冒险的成分。如果把第一次占领长沙作为一种暂时行动，而不企图守住它并在那里建立国家政权，也许还能产生有益的结果，因为这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引起非常巨大的反应。但是在后方苏维埃尚未巩固的时候企图把长沙当作根据地，却是战略和策略上的错误。”
我要暂时打断一下毛的叙述：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他常来往于上海和汉口——共产党在那里设有“地下”总部，直到1931年以后才把中央委员会转到苏区。从1929到1930年①(①原文误为1931年。)，他支配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被解除政治局的职务，并被派到莫斯科去“学习”。李立三和陈独秀一样，对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大城市采取有力的进攻策略。他要在农村搞“恐怖”，打掉地主豪绅的气焰；要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要举行暴动和罢工，使敌人在自己的后方陷于瘫痪。毛接着谈下去：“李立三既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地估计了全国政局中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正在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当时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正在进行的旷日持久和损耗很大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维埃，所以这不是搞这种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个估计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在湖南发生的事件，红军的撤回江西，特别是攻克吉安以后，部队中的‘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而李本人在被证明是犯了错误以后，很快就在党内丧失了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部队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第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第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去。然而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从而保持了他统率下的部队的团结及其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但是，刘铁超领导下的第二十军却公开叛变，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政治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被称为‘富田事件’。富田位于当时苏区的心脏吉安的附近，这个事件震动一时，肯定有许多人以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但是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第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其他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并被清除。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压了下去，从而使苏维埃运动以后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时南京已被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所震惊并在1930年年底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总数超过10万的敌军在鲁涤平的总指挥下，分兵五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可以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4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战术，迎击并战胜了第一次‘围剿’，取得巨大的胜利。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去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对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取得主动地位，使我们能够在一个短时间里包围他们，从而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到了1931年1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打败了。我认为如果红军没有在‘围剿’开始前不久创造的三个条件，就不可能取得这次胜利：第一、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在集中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线；第三、党战胜了红军内和苏区内的AB团(刘铁超等)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
“仅仅经过4个月的休整，南京就以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他的兵力超过20万，分七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地区很小，资源有限，装备奇缺，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面都大大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各路敌军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打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紧接着我们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七路敌军，依次击败他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灭。在15天内，红军打了5个仗①(①原文误为在14天内打了6个仗。)，走了8天路，结果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和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六路被打败或退却以后，没有认真打一仗就撤退了。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自统率30万军队，企图‘最后扑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和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迅速地‘扫荡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80里，深入苏区的腹地。这为红军提供了最有利的作战条件，很快就证明蒋介石的战术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当时只有3万人，依靠一系列巧妙的机动行动，在5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9月间，蒋介石就不得不承认第三次‘围剿’已失败，10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①召开，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我担任主席。朱德当选为红军总司令。在12月，发生了宁都暴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有1万多人起义②，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和赵博生率领的。赵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团的司令员——第五军团就是由宁都暴动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①原文误为1931年12月11日。②原文误为第二十八路军，2万多人。)
“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1932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面，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棠，而在对着蒋介石的战线上，红军猛攻乐安、黎川、建宁和泰宁。它还攻打了赣州，但没有占领。从1932年10月起，直到长征开始，我把自己的时间几乎都用在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上，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别的同志。
“1933年2月①，南京开始向中央苏区第四次，而且对它来说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歼灭了敌人两个师，俘虏了两名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在乐安和宜黄之间东陂、黄陂地方②打的这一仗中，红军一举就俘虏了1.3万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歼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个战役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当时蒋介石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生的工作’，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就解除了陈诚的高级指挥职务。(①原文误为4月。②原文系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汇。)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100万人，并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主义。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机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战术。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善于打阵地战。“由于犯了这些错误和蒋在‘围剿’中采用的新战略和战术，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的压倒优势，到了1934年，红军就不得不竭力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随着日本的入侵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4月①(①原文误为2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维埃中国的封锁包围，这一宣战自然没法生效。接着，苏维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下列基础上同任何白军合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第五次‘围剿’于1933年10月开始。1934年1月，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革命的成就。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会选出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就是现在的这批人员。不久以后，我们就准备长征了。长征开始于1934年10月，刚好在蒋介石发动他的最后一次‘围剿’一年以后，这是几乎不断地作战和斗争的一年，双方的损失都很大。
“到了1935年1月，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四个月，部队几乎不断地在行军，并且进行了最剧烈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军队的堵截，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并在中国的大西北扩大了现在这个根据地。
“红军的胜利行军，以及它的胜利到达甘陕并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骨干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和必然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8、长征①第五次“围剿”
在这里，我甚至不能概括一下中国南方苏维埃的引人入胜然而迄今只有片断记载的6年历史——这是注定要成为长征史诗的序曲的一个时期。毛泽东曾经简短地谈过苏维埃的有机发展和红军的诞生。他谈过共产党人怎样从几百名衣衫褴褛、受饥挨饿然而年轻有为的革命者中建立起一支几万人的工农军队，到了1930年，他们已经成为那么重要的夺取政权的力量，以致于南京不得不对他们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最初的一次“围剿”和随后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都失败了。在这几次战役中，红军每次都消灭了国民党许多个旅和整师整师的军队，补充了自己的武器弹药，吸收了新战士，扩大了自己的领土。
同时，在红色非正规军的攻不破的战线这一边，人们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在南方苏维埃的整个历史中，竟然没有一个“外面的”外国观察家进入过这个红色区域——除了苏联以外的世界上唯一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这实在是我们时代令人惊奇的事实之一。因此，外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南方苏区的一切情况，都是第二手材料。但是有一些要点现在已经可以从友敌双方的报道中得到证实。这些要点清楚地表明红军受到拥护的基础。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捐税减轻了。集体事业大规模地建立起来，到1933年，单单在江西就有了上千个苏维埃合作社。失业、鸦片、娼妓、奴役儿童和强迫婚姻都被消灭了，不打仗的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的生活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在巩固的苏区里，群众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洛克菲勒支持和晏阳初主办的化了许多钱的定县群众教育实验在内。在共产党的模范县兴国，将近80%的人口都识字了。
这些成就至少现在已被大量客观的证据所证实。但是关于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方面，虽有许多文献资料可证，讨论它们时仍不免引起争论，而这不是本书的范围所及。假如共产党能保持和巩固南方的根据地，他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在这里我们会陷入纯粹的预言，我们所下的结论自然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对南方苏区的任何推测现已成为学究式的行为。因为在1933年10月，南京发动了第五次，也就是它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以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退却。当时几乎人人都以为这是事情的终结，是红军的丧礼进行曲。他们这种看法是如何的大错特错，差不多要两年以后才显示出来，一个历史上罕见的、非同寻常的卷土重来，随着事态的发展达到了高潮——蒋介石自己的生命竟然会落入共产党人手中，而蒋却一度曾经真的相信他自己吹的牛皮，以为他已经“消灭共产主义之威胁”。
在反共战争进入第7年之前，消灭共产党的尝试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成就。共产党人当时在江西的很大一部分以及福建、湖南的广大区域享有实际的行政控制权。此外还有一些同江西不直接毗连的其他苏区，它们位于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川、陕西等省。
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动员了90万左右的兵力来攻打红军，其中大概有40万人——约360个团，积极参加了江西福建地区的作战以及针对鄂豫皖红军的作战。但江西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在江西，正规红军能够动员18万人的总兵力，包括所有的后备师，此外，大概还有20万游击队和赤卫队；但是他们总共只能集合起不到10万枝枪，他们没有重炮，而手榴弹、炮弹和其他弹药的供应又非常有限，都是瑞金的红军兵工厂制造的。
蒋采用了一种新的战略，来充分发挥他的最大长处——优越的资源、技术装备，从外界得到源源不绝的供应的便利(而红军却没有通向外界的渠道)，机械化战争，以及一支由将近400架可飞行的作战飞机组成的现代空军。红军曾经缴获几架蒋机，他们也有三四名飞行员，但是他们没有汽油、炸弹和机械师。这一次蒋不再侵入红色区域并试图用优势兵力进行猛攻的办法来占领苏区，这种办法在过去已被证明是招致灾难的了。他现在用他的大部分军队来包围“赤匪”，并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这样做的代价是很大的。蒋介石建筑了几百公里军用公路和数以千计的小碉堡，这些碉堡可以用机关枪火力或炮火连接起来。他的以夺为攻的战略战术，有助于削弱红军在运动战中的优势，并且突出了红军人数少和资源缺乏的不利条件。实际上蒋在他著名的第五次“围剿”中在苏区周围建起一道长城并逐渐把它往里推。它的最终目标是要像一把钳子那样包围和粉碎红军。
蒋狡猾地避免把大量的军队暴露在他的公路网和碉堡网以外。他们只是在重炮、装甲车、坦克和飞机的严密掩护下才向前推进，而且很少前进到距离碉堡线几百公尺以外的地方，这种碉堡线贯穿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诸省。红军失去了诱攻、伏击或者在广阔的战场上出奇制胜的机会，不得不采取新的战术。他们开始主要地依靠阵地战——这个决定的错误及其原因，将在下面提到。
据说第五次“围剿”主要是由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策划的，特别是德国陆军的冯·福肯豪森将军，当时他是蒋介石的首席顾问。这种新的战术是彻底的，但也是非常缓慢和费钱的。作战持续了好几个月，南京仍未能给予它的敌人的主#B079#力以决定性的打击。但是封锁却对红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食盐的完全缺乏。这个小小的红色根据地，逐渐无力击退对它施加的军事的和经济的联合压力了。红军在这次战役中为了保持长达一年的抵抗，必需对农民实行相当重的征收。同时应该记得，大多数红军战士是得到了公民权的农民和由于新获得的土地而感到自豪的土地所有人。单单为了土地，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就会战斗到底的。江西人民懂得国民党的回来，也就意味着地主的回来。
南京以为它消灭红军的努力已经接近成功了；敌人已经成为笼中之鸟，无法逃脱。估计有数以万计的农民死于每天的空中轰炸和机枪扫射，或者死于国民党在它重行占领的地区里所进行的“清洗”。据周恩来说，红军本身在这次围攻期间就死伤了6万多人，老百姓的生命牺牲也非常惨重。有些地区居民绝迹，这有时是由于强迫集体迁移，有时是由于更加简便的集体屠杀。据国民党报纸估计，在收复江西苏区的过程中，100来万人民被杀死或饿死。
尽管这样，第五次“围剿”并非决定性的。它没有达到消灭红军有生力量的目的。红军在瑞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撤退，把红军主力转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去。这个要延续整整一年的伟大的远征，计划得十分完备有效。这些计划或许显示了共产党人在他们发动攻势期间没有表现出来的某种军事天才。因为指挥一支胜利前进的军队是一回事，而再在现已出名的通往西北的长征中将会遇到的那种不利条件下胜利完成撤退的计划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红军撤出江西，显然是那样地迅速秘密，以至于直到估计约有9万人的红军主力已经行军好几天之后，敌人的总部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红军是在江西南部进行集结的，把大部分正规部队从北线撤走，用游击队替换他们。这些行动总是在夜间进行。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
一连三个晚上，红军分两路向西和向南挺进；第四天晚上，完全出人意料地在进军途中几乎同时攻打湖南和广东的碉堡防线，猛烈袭击并占领了这两条防线，使惊慌失措的敌人溃逃。他们片刻不停地向前挺进，直到他们占领了南线的一连串封锁碉堡和防御工事群；这样他们就打通了南下和西进的道路，他们的先头部队就沿着这些道路开始了惊人的征程。
除了红军的主力部队，还有成千的红色农民参加这次行军——老的和少的，男人、妇女、儿童，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红军的兵工厂被拆除，所有的工厂也被卸走，机器装在骡背和驴背上——凡是能够搬动和有价值的东西，都随着这支奇特的队伍前进。随着行军越来越远，他们不得不抛弃许多这样的负担。红军人员现在会告诉你说，有成千成万的步枪和机关枪，很多机器、弹药，甚至于白银，被埋藏在他们从南方出来后所走过的漫长道路上。他们说，现在被成千上万的敌人警备部队所包围的红色农民，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东西挖出来并且重新建立他们的苏维埃。
他们只是在等待信号，而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很可能就是那样的信号。红军主力撤出江西之后，又过了好几个星期，南京的军队才占领了主要的红色城镇。成千的农民赤卫队和游击队员，在少数正规部队成员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一直奋战到底。很多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来准备牺牲自己的，共产党人现在用各种方式纪念他们的英雄品质。红军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但是，他们的正规部队只有6000名身体健康的人，另有2万名伤员在农民中隐蔽下来。其中有成千人被捕并被杀害。他们所进行的后卫战，使得红军主力在国民党能够调动足够的军队在行军道上包围和消灭他们以前，就已经走得很远了。甚至到1937年，江西、福建和贵州有一些地区还在红军所留下的这些部队手中，而且直到最近，政府还宣布要在福建进行又一次反共战役来“最后扫荡”他们。
①这篇基本上是根据毛泽东的叙述，但可以看出有若干地方斯诺采用了别人提供的一些具体资料。有些评论性的话是斯诺自己的话。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9、长征:一个国家的迁移
红军胜利地突破了第一道碉堡防线之后，就开始了它的划时代的、历时一年的、向西和向北方向的征程，这是一次绚丽多彩和富于故事性的远征，在这里我只能最简单地概述一下。共产党人现在正在编写一部集体记述长征的书，由几十位参加过长征的人供稿，已经写成了30多万字，然而仍未完成。冒险，探索，发现，人类的勇敢和怯懦，狂欢和胜利，苦难、牺牲和忠诚——像火焰一样贯穿这一切的是成千上万的青年的持久不衰的热情、不灭的希望和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这些青年人不承认人或自然、上帝或死亡会给他们带来失败。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东西都包含在一部当代无与伦比的长征历史中。
红军自己通常称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点到远在西北的陕西的旅程终点，加上途中的许多迂回曲折和进退，许多长征战士毫无疑问是走了2.5万里或更多路程的。第一军团所制的分段行军记录①表明，长征路线共长18088里或6000英里——约为美洲宽度的两倍——这个数字可信为主力部队最低限度的行程。同时必须记得，整个旅程是靠两条腿走过来的，要经过一些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小道，其中大多数都没法让车辆通过，还要越过亚洲一些最高的山脉和最大的河流。这自始至终是一场漫长的战斗。
中国南方的苏区有四道主要的防御工事包围着它，这些工事由一串串混凝土构筑的机枪阵地和碉堡掩护着，红军必须打破这些防线，才能进到西面没有被封锁的地区。设在江西的第一道防线于1934年10月21日被击破；设在湖南的第二道防线是在11月3日占领的；一个星期以后，位于湖南的第三道防线，经过血战以后也落入红军手中。11月29日，广西和湖南的军队放弃了第四道也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于是红军向北转入湖南，开始沿着一条直线向四川推进，打算到那里的苏区去同徐向前领导下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在上述期间，打了9次大仗。南京及各省的军阀陈济棠、何键、白崇禧一共调集了110个团的兵力去堵截他们。在经过江西、广东、广西和湖南的行军中，红军蒙受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他们到达贵州边境的时候，人数减少了1/3左右。这首先是因为大批辎重妨碍了行动，单是从事辎重运输的就有5000人之多。先头部队受到严重的拖累，这在许多情况下，使敌人有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来堵截红军。其次是因为从江西出发后红军保持着一条毫不偏离地向西北方向行进的路线，这使南京能够预料到红军的大多数行动。这些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促使红军在贵州采取新的战术。他们不再作箭头式的推进，而开始采取一系列分散敌人注意力的行动，使得南京的飞机越来越难以侦察出红军主力部队每天行军的目的地。两个纵队，有时多达四个纵队，在中央纵队的侧翼作一连串迷惑敌人的行动；先头部队也展开了一种钳形的阵势。只保留最少和最轻的必要装备，人数大大减少了的辎重队——他们是每天空袭的目标——这时通常都在夜间行军了。蒋介石预期红军会试图渡过长江进入四川，于是从湖北、安徽和江西抽调了数以万计的军队，急急忙忙地把它们向西运送，想(从北面)来切断红军的进路。所有的渡口都用重兵把守，一切渡船都被拖到长江北岸去，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锁起来；大片地区的粮食被搜括一空。成千上万的南京军队源源开进贵州，增援军阀王家烈的抽鸦片的地方部队，这支军队最后几乎被红军打得土崩瓦解。还有一些军队被派到云南边境，在那里设置障碍。因此红军在贵州遇上了由几十万军队组成的“接待委员会”，一路上处处受到堵截。这使红军有必要在川、黔、滇②进行两次大规模的回旋行军和一次环绕贵州省会的大迂回。在川、黔、滇③的运动占去了红军4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摧毁了敌人5个师，攻占了贵州省军阀王家烈的司令部，占了他在遵义的洋式宫殿，补充了约2万兵员，到过该省大部分城镇，到处召开群众大会，并在青年中培养共产党干部。这时他们的损失是比较小的，但是他们仍然面临着如何渡过长江的问题。蒋介石通过迅速地把军队集中在川黔边境上，已经巧妙地堵住了直通长江的近路。此时他把消灭红军的主要希望寄托在阻止红军在任何地点渡江，指望把红军逼到边远的西南地区或者西藏的荒野里去。他打电报给他的各级司令官们和各省军阀们说：“党国命运系于围歼赤党于长江以南”。1935年5月初，红军突然掉头往南，进入云南，这是中国同缅甸和印度支那接壤的地方。红军经过4天速度惊人的行军，出现在离省会昆明不到30里的地方，军阀龙云慌忙把所有能调动的军队集结起来进行防卫。这时候，蒋的增援部队尾随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耽在昆明的蒋介石本人和宋美龄却慌慌张张地从滇越铁路逃跑了。一大队南京的轰炸机天天在红军头上下蛋，但红军仍不断前进。可是不久，惊慌消失了。人们发现红军挺进昆明只是一种少数部队所进行的佯攻。红军主力正在向西推进，显然是打算在龙街渡渡江——这里是长江上游很少几个通航点之一。在高山纵横的云南境内，长江流经巨大的峡谷，水深流急，有些地方两边悬崖夹峙，长达一英里以上，峻峭的岩壁几乎垂直地矗立在两岸。那很少数的几个渡口，早已被政府军队全部占领。蒋介石这时很得意。他下令把所有的船只拖到长江北岸去烧掉。接着，他调动他自己的和龙云的军队，对红军展开包抄行动，指望在这条历史上有名的波涛汹涌的江边，一下子把红军永远消灭掉。
红军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似的，继续分三路朝着龙街渡飞速西进。那里的船只都早已被烧毁，南京的飞机驾驶员报告说，红军一支先头部队已经在开始搭竹桥。蒋变得更加放心了；因为搭桥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但是，有一天晚上，一个营的红军突然不声不响地倒转了它的方向。在一次神速的急行军中，他们一昼夜走了85英里，傍晚来到了皎平渡——附近唯一可能过江的另一个渡口。这一营红军穿着缴获的南京军服，在黄昏时候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就进入这个地方，并且悄悄地解除了守军的武装。船只已经被撤到北岸，可是没有被毁掉。(国民党军可能是这样想的，为什么要糟蹋船只呢？红军还在好几百里以外，而且根本没有向着这里来呀！)可是怎样才能把一条船搞到南岸来呢？天黑以后，红军带着村长来到河边，要他向对岸的卫兵喊话，说来了一些政府军队，需要一只船。对岸没有起疑就把一只船放了过来。一小队这种“南京”士兵挤进船里，很快就登上北岸——终于到了四川了。他们很镇静地走进哨所，发现守军正在安闲无事地打麻将，他们的枪支安然地靠墙放着。当红军命令他们举起双手并缴了他们的武器的时候，他们只是瞪着眼睛，张口发愣。过了很久，他们还明白不过来，为什么成了他们以为还远在至少三天路程以外的“赤匪”的俘虏。
同时，红军主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回旋行军，到了第二天中午，先头部队到达这个渡口。现在，渡河是一件简单的事了。6只大船川流不息地忙了9天。整个红军没有损失一人就进入了四川。运送工作一完成，红军就立即把船只毁掉，然后躺下睡觉。两天以后，蒋军到达河边时，红军的后卫部队乐呵呵地从北岸招呼他们过河，说游泳可舒服呢。蒋介石军队不得不绕道200多英里到最近的一个渡口去，这样红军就把他们甩在后面了。蒋介石大动肝火，飞到四川，在那里集结了新的军队，来阻拦前进的红军队伍，指望能在另一条处于战略地位的河流——大渡河边把他们截住。
注：
①《长征记录》，1936年8月第一军团制于预旺堡。——斯诺
②③原文均系贵州省，不准确。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10、长征:大渡河上的英雄
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的最关键的事件。如果红军在那里失败了，它就很可能被消灭。这种命运，在历史上早有先例。在遥远的大渡河两岸，“三国”时代的英雄们和后来的许多武士遭到了失败；19世纪时，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支叛军——翼王石达开统率的10万大军，就在这些峡谷里被有名的曾国藩指挥的清朝军队包围和全歼。蒋介石现在打电报给他在四川的同盟者军阀刘湘和刘文辉以及指挥政府追击部队的他自己的将领们，勉励他们重演太平天国时候的历史。他满以为，红军在这里将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毁灭。
但是红军也知道石达开的故事，知道石达开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致命的延误时机。翼王石达开到达大渡河岸以后，曾经停留了三天来庆祝他的儿子——一位王子的诞生。这几天的休息使他的敌人有机会集中兵力对付他，在他后面快速行军，切断了他的退路。等到翼王发觉自己的错误，已经太晚了。他试图冲破敌人的包围，但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
红军决心不重犯他的错误。他们迅速地从金沙江北上，深入四川，不久就进入好战的土著部落的地区——四川彝族①居住的地区。这些强悍的彝族人从来没有被居住在他们周围的汉人所征服和同化过，他们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占据着四川境内这个山多林密的马蹄形的地区，它的边界西挨西康，东靠长江，往南形成一个大弓形。蒋介石有信心地指望红军会在这里长期耽搁并受到削弱，使他得以在大渡河北岸集中兵力。彝族人过去一向仇恨汉人，汉人军队进入他们的境内，很少有不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不被消灭的。
但是，红军却有办法。他们已经安全地通过了贵州、云南的土著居民苗族人和瑶族人的部落地区，并且赢得了他们的友谊，甚至还从这些部落中吸收了一些兵员。这时，他们先派出使者先去和彝族人谈判。他们在行军途中攻占了邻近的彝族居住地区的几个城镇，在那里发现一些被汉人地方军阀当作人质而拘禁起来的彝族头人。红军释放了他们，把他们送回去，这些人自然是称赞红军的。在红军先遣部队里有指挥员刘伯承，他曾经在四川军阀的军队里当过军官。刘了解部落人民的情况，了解他们的内部争执和不满。他特别了解他们对汉人的仇恨，而且会说一点彝族话。他接受了同彝族人商谈缔结友好联盟的使命。进入了他们的地区，同他们的头人会谈。他说，彝族人反对军阀刘湘、刘文辉和国民党，红军也反对他们。彝族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红军的政策是赞成中国一切少数民族实行自治。彝族人仇恨汉人，因为他们受到汉人压迫；但是汉人人有“白”的和“红”的之分，一贯屠杀和压迫彝族的是“白”汉人。难道“红”汉人和彝族人民不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白”汉人吗？彝族人听得很有兴趣。他们机灵地要求红军为他们提供武器和弹药，以保卫他们的独立并帮助“红”汉人打“白”汉人。使他们惊讶的是，这两样红军居然都给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