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是一条不仅能迅速通过而且能安全并愉快地通过的道路被打开了。成百的彝族人参加了“红”汉人的队伍，挺进到大渡河攻打共同的敌人。其中有些彝族人一直走到了西北。刘伯承当着彝族大头人的面喝了一碗滴了刚宰的公鸡的血的酒，那个大头人也喝了，他们按照部落的仪式歃血为盟结成兄弟。红军在誓言中宣称，谁违反了盟约的条款，谁就像那只刚被宰的鸡那样软弱、怯懦。
这样，红军第一军团的一个先遣师在林彪率领下到达了大渡河。在最后一天行军中，他们从彝族地区的森林里(茂密的树叶使南京的飞机驾驶员完全找不到他们的踪迹)走出来，突然来到河边的小镇安顺场，就像他们曾经出其不意地到达皎平渡一样。
先遣队由彝族人带路通过狭窄的山道，悄悄地来到这座小镇，他们从高处俯视河岸，惊喜交加地看到三只渡船中的一只还拴在南岸！这一下他们又一次交了好运。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对岸只有四川省的两个独裁者之一刘文辉将军的一团人。其他四川军队和南京的增援部队，还在慢条斯理地走向大渡河。当时这一团人看来是足够的。要是全部船只都停泊在北岸，只用一个班也就行了。但是那个团的团长是本地人，他很了解红军必须经过的那些地方，也了解他们穿过那些地方来到河岸需要多少时间。他告诉他的士兵说，红军还要过很多天才能到这里呢。他的妻子是安顺场本地的人，他必须过河到南岸去探亲访友，同他们吃吃喝喝。结果红军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这个小镇，俘虏了团长和他的船，夺得了他们到北岸去的通道。
5个连的红军，每连有16个人主动请求乘第一只船过河去把那两只船带回来，同时，红军在南岸的山坡上架起机关枪，组成掩护火力网，集中扫射对岸敌人的暴露阵地。当时是5月。山洪爆发，河流湍急，河面比长江还宽。渡船从上游出发，用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小镇对岸。安顺场的村民在南岸屏气凝神地注视着，怕这些人会被消灭掉！但是别着急。他们看到过河的人几乎就在敌人的枪口下上了岸。接着他们又想这些上岸的人肯定要完蛋了。然而……，红军的机枪不停地吼着。他们看到这一小队人爬上了岸，迅速地隐蔽起来，接着缓慢地攀登一座可以俯瞰敌人阵地的峭壁。在峭壁上他们架起了自己的轻机关枪，向沿河的敌人工事发射出暴雨般的枪弹和手榴弹。
突然，白军停止了射击，从他们的工事里跑出来，退到第二道防线，接着又退到第三道防线。南岸的人大声议论起来，叫好声漂过河面传到已经夺得了渡口的那一小队人耳朵里。这时，第一只船回来了，还拖回另外两只船。第二次渡河，每只船都载80个人。敌人完全逃跑了。当天和第二天、第三天，安顺场的这三只渡船日夜来回运人，直到最后把将近一师人全部运送到了北岸。
但是，河水越流越急，摆渡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天，运一船人过河需要4个小时。按这个速度，把全军人马和给养运过河去，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在运送工作远没有完成以前，他们就会被敌人包围。这时第一军团已经涌进安顺场，后面是侧翼部队、辎重队和后卫部队。蒋介石的飞机已经发现了这个目标，进行猛烈的轰炸。敌军正在从东南方向赶来；其他敌军则从北面进逼。林彪急忙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时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已经到达河岸。他们作出了决定，并立即贯彻执行。在安顺场以北约400里的地方，山峡高峙，两岸狭窄，水流既深且急。那里有一座有名的铁索吊桥，名叫泸定桥。这是西康以东大渡河上最后一个可能渡过的渡口。赤着脚的红军，现在沿着峡谷里一条曲折的小道向这个地点推进，他们有时往上爬几千尺，有时又向下走到涨水的河边，在齐腰的泥浆中跋涉前进。如果他们能夺取泸定桥，全军就能够进入四川中部。如果失败，他们就得从原路折回，经过彝族地区重入云南，向西打到邻近西康的丽江——这样得绕道1000英里，就没有多少人可以指望活下来。
当红军主力部队沿着西岸向北推进的时候，已经在北岸的那个红军师也在向北推进。有时他们之间的峡谷非常狭窄，两路红军可以彼此隔河呼应；但有时他们之间的间隔如此之大，以致他们担心大渡河将会把他们永远分离，于是他们就加快了步伐。夜间，当他们的长龙队形沿着峭壁蜿蜒前进的时候，他们的上万枝火把射出一道道火光，斜映到挡在他们面前的河流的黑暗而又不可捉摸的水面上。白天黑夜，这些先头部队以加倍的速度向前疾进，只停留短短的十来分钟坐下休息和吃饭。那时战士们就倾听疲惫不堪的政治工作人员向他们讲话，反复说明这个行动的重要性，勉励他们每个人要在当前的考验中献出最后一滴血、拿出最后一股劲去争取胜利。这里一丝一毫不容许松懈、疲塌，不容许半心半意。胜利则生，失败必死。
第二天，在右岸的先头部队落后了。四川的军队在路上构筑了阵地，发生了小规模的遭遇战。在西岸的部队更加坚韧不拔地向前推进。不久，对岸出现了新的部队，红军用望远镜看出那是白军增援部队，正在急忙地向泸定桥赶去！两支军队沿着河岸赛跑了整整一天，可是，红军先头部队——红军的精华，逐渐把疲近的敌军士兵甩到后面了，敌军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次数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好像更加精疲力竭，而且他们毕竟不急于去为一座桥送死。
泸定桥是几百年前建筑的，其构造方式同中国西部深水江河上所有其他的桥一样。16条长约百米左右粗铁链横跨河面，两头埋置在两岸石砌的桥头下面用水泥胶接的大石堆里。铁链上捆着厚木板，构成通行的桥面，但在红军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这座桥当然是应该被毁掉的。但是四川人对他们的极少几座桥很有感情；重建不容易，而且又费钱。单说这座泸定桥，据说是由“十八省捐款兴建的”。而且无论如何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地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不容耽误。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以前拿下这座桥。这一次也号召自动报名。红军战士一个个站了出来，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这些报名的人中，挑选了30人。他们把手榴弹和毛瑟枪捆在背上，用两只手交替抓住铁链，摇摇晃晃地向前移动，很快就窜到了奔腾的河流之上。红军的机关枪嗒嗒地向着敌人的工事怒吼，子弹倾泻在桥头堡上。敌人也用机关枪回击，狙击手对着高悬在水面上逐渐向他们逼近的红军战士射击。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但是，其他战士越来越接近桥中心，那些没有被抽掉的桥板多少起到保护这些敢死队员的作用，敌人的大多数子弹从他们身边擦过去，或者打到对岸的悬崖上了。四川人过去也许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他们当兵不是仅仅为了混饭吃，他们是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争取胜利的青年人！这些迷信的四川人在想：他们是人吗？还是疯子或者是神呢？白军士兵本身的士气是否受到了影响？也许他们放枪不是为了打死对方吧？也许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暗中祝愿这些红军达到目的吧？最后，一名红军战士从桥板上爬过去，打开一个手榴弹，十分准确地把它扔到敌人的工事里。白军军官发急了，下令把残存的桥板抽掉，但已经太晚了。更多的红军战士爬到他面前来了。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20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突然，南岸的同志们开始欢呼起来。“红军万岁！革命万岁！30位大渡河英雄万岁！”这时敌人正在乱成一团地仓惶逃跑。突击的战士们全速跑过残存的桥板，穿过烧向他们的火焰，敏捷地跳进敌人的工事，掉转敌人丢弃的机关枪，向岸上的敌人扫射。
这时，更多的红军拥到铁索上来，赶过去救火和更换桥板。没有多久，在安顺场过河的那个红军师也出现了，他们从侧面攻击残存的敌人阵地。白军一会儿就全跑了，也就是说，或者逃跑，或者投降红军；约有100名川军在这里放下武器，转而加入红军。一两个小时以后，整个红军兴高采烈地高歌迈进，跨过了大渡河，进入四川内地。蒋介石的飞机在高空中气愤而又无可奈何地咆哮着，红军则欣喜若狂地大声叫喊，向它们挑战。当共产党部队蜂拥过河时，这些飞机企图轰击铁索桥，但炸弹只不过在河里溅起了许多美丽的水花！
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英雄们，由于突出的英勇而被授予中国红军的最高奖章——红星奖章。后来我在宁夏见到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我对他们年岁之轻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全都在25岁以下。
注：①当地称“倮倮人”。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11、过大草地
红军安然渡过大渡河以后，迅速进入了比较能有行动自由的四川西部，那里碉堡系统还没有建成，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操在红军手中。但是，战斗的困难，没有过去。前面还有2000英里的行军道路，中间分布着7条大山脉。
在大渡河以北，红军爬上了1.6万英尺高的大雪山，从它的空气稀薄的顶峰向西眺望，可以看见一片白雪皑皑的山峰组成的海洋——西康。这时已经是6月了，在低地上天气很暖，可是过大雪山的时候，许多衣服单薄、身体瘦弱的南方人，由于不适应高山气候而死亡。更难的是攀登荒无人烟的炮铜岗，实际上要自己开路才能上山。他们砍下大竹杆，把它们铺在弯弯曲曲、深与腰齐的泥泞地上，修成一条过道。毛泽东告诉我：“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损失了2/3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
他们不断地爬山前进。第二个山脉是邛徕山脉，更多的人和牲口遭到损失。他们跨过了景色绚丽的梦笔山，接着又跨过了打鼓山，这两座山又使他们更多的人丧生。最后，1935年6月13日(原文误为7月20日)，他们进入了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地区，同第四方面军会合了。在这里他们终于停下来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清点了损失，整顿了队伍。
第一、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9个月以前从江西出发时，约有9万武装人员，到这时，集结在锤子镰刀旗帜下的不过4.5万人左右。减员并不都是由于死亡、散失或被俘。红军在湖南、贵州、云南行军途中，作为防御战术的一部分。把少数正规部队的干部留了下来，以便在农民中组织游击队，并在敌人侧翼进行扰乱和牵制活动。红军沿路散发了数以百计的缴获的枪枝，这样从江西一直到四川一路上都出现了新的使南京感到麻烦的地区。那时贺龙仍旧保有湖南西北部的小小的苏区，而且萧克的军队已经到那里同他们会合了。许多新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开始缓慢地向那个地区靠拢。南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没有能把贺龙赶走，他只是在后来接到红军总司令部要他向四川转移的命令之后才被“赶走”的；他克服了许多惊人的障碍——经由西康——才完成这次转移。
江西红军迄此为止的行军，为他们提供很多可供思考的材料。红军赢得了许多新朋友，也结下了许多死仇。他们沿路“没收”地主、官僚、豪绅等富人的财物来解决了自己的给养。对穷人，他们是保护的。财政部长林祖涵告诉我，这次没收是依照苏维埃法律有组织地进行的，而且只有财政部的没收机构才有权分配没收的东西。财政部主管军队的资财，通过无线电收到有关没收情况的报告，并向长征部队的各个单位分配一定数量的给养。这个队伍往往成为长达50英里的长蛇形在山间蜿蜒行进。
有时有大量的“剩余”物资，多得红军都携带不了，这些东西就分配给当地的穷人。红军在云南曾经从有钱的批发商那里没收了成千只火腿，农民从周围好几里路的地方前来领一份不要钱的火腿——这是火腿业历史上一件新鲜的事情。他们还用同样办法分配了成吨成吨的食盐。在贵州，地主和官僚的很多养鸭场被没收，红军天天吃鸭子，吃得他们“简直见到鸭子就腻了”。红军从江西出发时从自己的银行里带来了南京的钞票、银元和金、银条，路过穷苦的地区时，他们就用这钱购买所需要的东西。红军所到之处，地契烧毁了，捐税取消了，贫苦农民武装起来了。
红军人员告诉我，除了在四川西部的经历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的名声早在他们来到以前就传开了，常常有被压迫的农民派人来请求红军绕道去“解放”他们的地区。他们对红军的政治纲领当然并没有多少认识；他们只知道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这就够了。毛泽东笑着告诉我，有这么一个代表团跑来欢迎“苏维埃先生”！但是，这些庄稼人并不比福建军阀卢兴邦更无知，卢兴邦有一次在他的统治地区到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拿苏维埃，不论死活”。卢宣布说，这个家伙到处为非作歹，必须处决。
在毛儿盖，从南方来到的红军休息了三个星期，在此期间，革命军事委员会、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人员，讨论了今后的计划。
这里可以追述一下，早在1933年春就在四川建立了根据地的红军第四方面军，最初是在鄂豫皖苏区创建起来的。它是在徐向前和张国焘这两个老共产党员的领导下从河南行军到四川的，下文还要提到他们。卓越的成就——和悲剧性的过火行为，标志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征战；整个四川北部曾经一度为他们所统治。
当他们在懋功同从南方来的共产党人会合的时候，徐向前的军队约有5万人。所以，1935年7月，集中在四川西部的红军联合兵力将近有10万人。
在这里，这两支军队又分手了，一部分从南方来到的部队继续北上，其余的则和第四方面军一起留在四川。对于走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张国焘等主张留在四川，打算在长江以南重振共产党的势力。毛泽东、朱德和政治局大多数人决心继续前往西北。这个犹豫不决的时期，由于两个因素而结束。第一个因素是蒋介石军队包围运动的迅速完成，他们从东面和北面进入四川，在两部分红军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第二个因素是四川的一条湍急的河流迅速上涨，这条河当时分割着两支军队，突然间它变得无法渡过了。此外还有党内斗争的其他因素掺杂其间，这里不去讨论了。
8月间，从江西来的红军主力，以第一军团为先遣部队，继续向北推进，朱德和刘伯承则留在张国焘那一路部队里。第四方面军在这里和西康又停留了一年之后，同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会合，然后才开始了挺进甘肃的大行军。
1935年8月率领红军队伍向川西北边境的大草地前进的，是林彪、彭德怀、左权、陈赓、周恩来和毛泽东等指挥员以及江西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官员和大多数党中央委员。他们在开始进行这最后阶段的长征时，约有3万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最危险和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旅程，因为他们所选择的路线要通过藏族人部落和游牧的藏族人所居住的荒凉地区，四川藏族人是川康一带的一个好战的部族。红军经过藏民的地区时，第一次遇见了联合起来对他们采取敌视态度的居民，他们在这一段路程中受到的苦难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他们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他们有枪，可是对手是看不见的。当他们进入茂密的森林和越过十几条大河的源头的时候，这些部族人民就从红军行军路线的附近撤走，把自己房子里的东西搬空，带走一切吃的，把牲口和家禽赶到高地上去，整个地区简直不见人烟。
然而，在道路两旁几百公尺外，就很不安全。很多红军战士冒险出去弄一只羊来吃，就再也回不来了。山民埋伏在密林里狙击行进中的“入侵者”。他们爬到山上，等红军纵队通过既深又窄、有时只容一两个人牵手通过的岩石隘口的时候，就把大石头滚下来砸红军和他们的牲口。在这里，既没有解释“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的机会，也没有建立友好联盟的机会。藏民的女酋长，对于什么样的汉人都怀有不可调和的传统仇恨，认不清“红”和“白”的差别。她威胁说，谁要是帮助那些过路的人，就要把他活活烹死。
红军不用缴获的办法就无法得到食物，为了几头牛就不得不打仗。毛泽东告诉我，那时他们有一个说法：“买一只羊，要一条命。”他们从藏民的地里收割青稞和甜菜、萝卜之类的蔬菜。据毛泽东说，这种萝卜很大，一个“够15个人吃”。他们就是依靠这样贫乏的给养走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红军只有俘虏了部族居民，才能找到在这地区带路的向导。但是，他们同这些向导交了朋友，其中很多人走出了民族地区以后继续跟着红军长征。有些人现在成了陕西党校的学员了，他们将来可能回到家乡去向人民说明“红”汉人和“白”汉人的区别。
在草地里走了十来天，还看不见人烟。在这个沼泽地里几乎一直不停地下雨。只有沿着给红军带路的当地山区居民才认识的错综复杂的狭窄小道走，才能穿过草地的中部。在这里红军又损失了不少人和牲口。很多人掉进这个神秘莫测的湿草之海里，一下子就陷下沼泽深处而没顶了，旁边的同志们救都没法救。这里没有柴火；他们不得不吃生青稞粒和生野菜。这里甚至没有遮荫的树木，而轻装的红军又没有带帐篷。一到晚上，大家就挤在捆起来的草丛下过夜，这起不了什么遮雨的作用。但是，红军还是胜利地经受住了这种种考验——至少要比那些追赶他们的白军强得多。这些白军迷了路，等到撤回去时只有很小一部分未受损失。
现在红军已到达甘肃边境。前面仍然有好多战斗等待着他们，其中任何一次战斗的失利都可能意味着决定性的失败。更多的南京军队和东北军、回族马家军集结于甘肃南部来堵截红军，但红军设法冲破了所有这些阻碍，并且在作战过程中从回族马家骑兵手里俘获了好几百匹马——有的人原来蛮有信心地预言这些骑兵会把红军一举消灭的。脚走痛了，人疲倦了，达到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但红军最后终于进入了就在长城下面的陕北。1935年10月20日，红军从江西出发一年以后，第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和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会合了，那后两个军(原文误为那三个军。——斯诺注)在1933年就已经在陕西建立了一个不大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这时候红军留存下来的不到2万人，但他们可以安顿下来去领会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了。
关于长征的统计摘要(载于《长征记录》——斯诺注)，给人印象很深刻。它表明，在路上几乎平均每天有一次小战斗，总共有15个整天从事于大规模的战斗。在路上的368天中，235天用于白天行军，18天用于夜间行军。在停留的100天中——其中有很多天打了小仗——有56天是在四川西北部渡过的，在其余长达5000英里的路程中只休息了44天，即平均每走140英里才停留一次。平均每天的行程是71里，即将近24英里。一支大军带了辎重，以这样的平均速度通过世界上一些最艰险的地区，真是非凡的速度啊。
根据左权司令员提供给我的材料，红军总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是终年积雪的，渡过了24条河流。他们经过11个省份(注：原文误为12个省。)，占领过62个城镇。除了击败、避开或用谋略制胜南京政府派去攻打他们的各种部队以外，他们还打破了10省军阀军队的包围。他们进入并成功地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而且深入到多少年来汉人军队没有到过的地区。不管人们对红军和红军在政治上所代表的事业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是大有争论余地的)，谁都不可能否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在亚洲，只有蒙古族人超过他们。而近300年来，则除了斯文·海丁(SvenHedin)在他所著的《帝王之城·热河》(Jehol，CityofEmperors)一书中描述的“土尔扈特部的迁徙”(Flight
of He Torgut)外，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徙。与红军长征相比，汉尼拔(Hannibal)越过阿尔卑斯山简直是假日旅行而已。一个更有趣的对比是拿破仑从莫斯科败退，当时他的大军被完全击溃和陷于混乱。
毫无疑问，红军长征西北是一种战略退却，不能把它看成是溃败，因为共产党最后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核心没有遭到损失，士气和政治意志显然和以前一样坚强。共产党人自己宣称并且显然相信，他们是在挺进到抗日前线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它有助于他们把一种有可能变成败坏士气的退却转变为斗志昂扬的胜利进军。历史随后表明，他们强调的无疑是长征的第二个基本理由挺进到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去——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将对中国、日本和苏俄的当前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巧妙的宣传，应被看成是一项卓越的政治战略。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次英勇的长征的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大规模转移是历史上最大的武装宣传旅行。红军经过的省份，人口在2亿以上。他们在大小战斗的间隙，在每一个攻克的城镇里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向富人多“征税”，解放了很多奴隶(其中有的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大地主和税吏)的财产，并把他们的东西分给穷人。千百万农民看到了红军并且听到了红军的讲话，他们再也不怕红军了。共产党说明了他们土地革命的目的和抗日政策。他们武装了成千的农民，并且留下一些干部来训练红色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从此使南京的军队忙个不停。在这个漫长的可歌可泣的进军中，成千的人掉了队，可是另外却还有成千的人——农民、工人、学徒、奴隶、国民党军队的逃兵以及一切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参加了红军，补充了红军的队伍。
有一天会有人把这次惊心动魄的远征写成完整的史诗。现在我必须继续把我的故事讲下去，因为我们已经讲到共产党人在西北的会合了。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6000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12、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保安，1936年7月16日1936年7月初，我进入陕北苏区，希望能访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且亲眼见识一下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所建立的政权。红色区域目前已拥有陕西省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西—兰公路以北甘肃省的事实上全部地区，包括富饶的黄河河谷，以及长城以南黄河以东宁夏省的大部分地区。
此外，陕南、甘南、山西省西北角、绥远省(旧省名，1954年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南部长城一带以及兰州以西的青海省都有红军游击队的小部队活动。
目前的苏区是红军迄今占领过的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土地。在红军的历史上，各路军队的高级指挥员第一次都集结在一个统一的地区里——朱德、彭德怀、肖克、罗炳辉、张国焘、徐向前、徐海东、贺龙、林彪、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全都集中在西北。
我在红色中国呆了4个月。在这期间，我奔波于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主要道路上，又到前线与红军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在临时首都保安，我访问了苏区大部分领导干部。我对中国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军指挥官毛泽东的访问总是在夜间进行的，我们之间的谈话往往延续到深夜一两点钟。毛泽东睡得很晚，而且往往在后半夜从事他的最繁重的工作——这个习惯也许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做新闻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谈话非常长，范围也非常广，无法在这里全文发表。但是下面摘选出来的问答似乎对当前局势具有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懂一点英语，这是他在长沙师范学校(他是该校的毕业生)时学的，但是进行这些谈话时一个名叫吴黎平的留学生为我们当翻译，他是保安的一个年轻的苏维埃干部。我的访问记先是全部用英语写出，然后重新译成中文并由毛泽东校正，他以对细节的准确性要求很严而著称(这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下一篇《论统一战线》，最初斯诺是用“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的总题目一起发表的。在这总题目下，斯诺写了如上的一段说明。
我问：如果日本被打败，并被赶出中国，你是否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大体上在中国得到了解决？
毛泽东答：是的。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那样行动，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这将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已经动员起来，并已取得了独立。因此，帝国主义的主要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问：中国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许多呼吁和宣言，主张建立一个由各党各派和各方面的军队等等组成的统一战线，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誓死斗争，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它是否相信中国目前能单独打败日本——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外国支援的条件下打败日本？
答：让我先提醒你，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国家；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但是，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有了同外国的联盟才能开始抗日。
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在1927年以来反革命发动的长期内战中，中国人民早已对这股力量有了很多认识，并且找到了一个依靠共产党来领导它斗争的好办法。中国人民大众在其长期的政治经验中，已经掌握了反对敌人的非常有效的武器。
今天，特别是从1931年9月18日以来卖国贼的欺骗宣传已经破产了，已经没有什么人会上他们的当了。人民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是谁代表他们的真正利益。连某些国民党员都已经参加、或是打算参加抗日运动了。
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我们深信他们会把他们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投到抗日的战场上去的，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对付侵略者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因为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它的盟国。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1万万至2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而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问：如果发生中日战争，你认为日本会发生革命吗？
答：日本人民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问：你认为苏俄与外蒙会卷入这场战争并支援中国吗？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这样？
答：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一旦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开始抗战，并且愿意与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建立友好同盟，我们相信，苏联将会站在与我们握手的国家的前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作为世界一部分的苏联和英美一样，是无法继续保持中立的。
问：中国的迫切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收复所有的失地呢，还是仅仅把日本从华北与长城以外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
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从内蒙赶出去，帮助内蒙建立自治。当我们光复中国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对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的援助。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在实际行动中，共产党政府和红军怎么能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抗日呢？就是说，在一场对外战争中，必须将所有的中国军队置于统一的指挥之下。如果红军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中享有代表权，红军同意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吗？
答：是的。只要这样一个委员会是真正抗日的，我们的政府将衷心服从它的决定。
问：红军是否同意除非得到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同意或命令，不把它的部队开进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也不调动它的部队指向这些地区？
答：是的。我们当然不会把我们的军队开进抗日军队占领的任何地区去——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也没有这样做过。红军是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来利用任何战争局势的。
问：作为这种合作的报答，共产党会提出什么要求呢？
答：共产党会坚持要求对日本的侵略展开决定性的、最后的抗战。此外，它还会要求实施我们在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国防政府的呼吁中所提出的主张。(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最近向国民党发出的几个宣言中论述了这些主张。——斯诺)
问：为了进行抗日战争，红军需要多大的基地，需要外界的多少支援？
答：不论基地大小，红军都能进行战争。但是，基地越大，它能动员的抗日力量自然也就越强大。如果我们有三四#B112#个省，我们就能把一支比南京的全部兵力还要大，还更有效率的抗日队伍投入到战争中去。至于外援，我们非常需要，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即使没有任何外援，我们也能对付得很好。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进行了10年的革命斗争了。
问：怎样才能最好地武装、组织和训练人民，使他们参加到这样一场战争中来呢？
答：人民必须享有组织与武装自己的权利。在北平、上海和其他地方，尽管有严厉的镇压，学生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并使自己在政治上有了准备。但学生与革命的抗日群众仍然没有自由，不能得到动员、训练和武装。如果情况与此相反，人民群众能享有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自由，那么他们的力量将能成百倍地增长，国家的真正力量将显示出来。
红军通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赢得了自由，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B113#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保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将是：“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军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13、论统一战线
保安，1936年9月23日
问：能否请你解释一下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它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改变。
答：有三个主要因素使我们决定最近的宣言中所公布的政策。(这个宣言8月25日在保安发表，通知了国民党。——斯诺)
首先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它日益加剧，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除了共产党以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