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去年(1935年)8月以来，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一直在呼吁全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团结起来。他们热切希望结束内战。这一点不实现，抗日运动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第三，即使在国民党内部，现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鉴于民族的危急存亡，准备实行联合。
以上这些就是当前中国形势的主要特点。由于有这些特点，我们必须重新仔细地考虑能够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具体方案。事实上，这种方案已经在我们最近和国民党的谈判中提出来了。我们所坚持的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抵抗外国侵略者，二、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三、加速发展国民经济。 这样一个纲领符合当前人民的意愿，并将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苏维埃政府赞成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理由也即在此。
我们将支持成立一个有国会的代议制政府，一个抗日救亡的政府——一个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力量的政府。如果这样一个共和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的地区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采取同样的措施以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
问：这是不是说，这样一个政府的法律在苏区也同样有效？
答：是的。
问：这是不是说，苏区的现行法律，特别是有关土地问题的法律，将被废除？
答：如果同南京政府建立了统一战线，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当然，我们知道日本与中国的亲日派会强烈地反对这个纲领。这个纲领的原则是和他们的利益直接冲突的。但是中国人民将会欢迎这个纲领，我们相信他们将进行斗争以促其实现。每一个有良心的人一定会看到，如果不这样做(即，如果不建立统一战线，内战继续下去。——斯诺)，就要被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人民就要灭亡。
我们知道，一部分国民党人已在反对进一步向日本人屈服。正如在我们自己的工人和农民中一样，在广大人民中，在各阶层中，在军人、科学家、学生、商人、警察和自由职业者中，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抗日爱国团体，我们衷心希望同这些团体携手合作。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组成一个联合的力量去压倒亲日派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帮助恢复并再次实现孙中山在大革命时代实行的基本原则，即：一、联合苏联与一切平等待我的国家；二、联合中国共产党；三、保护中国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能帮助实现孙中山的遗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如果这样的运动在国民党中发展起来，我们准备同它合作，给予支持，并同它组成一条反帝统一战线，就像1925年——1927年存在过的统一战线那样。我们深信这是救国的唯一途径。如果这样的纲领实现了，我们是不必惧怕日本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无法打败真正团结、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不过，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打算组成它自己的反共战线。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实际上是一条灭亡中国的战线。我们要建立一条民族解放战线，它的成功将意味着抗日斗争的胜利，这个胜利，归根到底，也就是世界和平的胜利。因为只有获得这样的胜利，中国人民才能和世界上所有的自由人民并肩前进。
问：你所说的“代议制”政府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例如，在选举权方面，你将坚持什么样的最低条件呢？
答：选举权应该是普遍的，不受财产、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和性别的限制。
问：如果南京接受这样的纲领，红军将同意改变它的名称，并服从南京的上级命令吗？
答：我们承认(在早先一次访问中已提到过)，在一场抵抗日本的战争中，全国军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但是我们也认为军事委员会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应该强调指出：这一点只有在成立抗日民族解放战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有些国民党分子也在谈什么“统一”，但是却不支持民族解放和反帝运动。实际上很清楚，没有真正的反帝斗争就没有国家的统一。
至于红军换不换名称，要视重新联合的情况而定。
问：这一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承认，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完成阶级革命？
答：在现阶段，必须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这是共产党目前的而且也是历来一贯的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B119#强调抗日民族斗争并不是什么新的论点。同时，正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我们相信，只有同时实现被压迫农民的解放和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抗日运动才能有效地开展。
问：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愿意放弃，或者无限期地推迟执行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重新分给贫穷、无地的农民的政策？
答：这也要取决于抗日运动的发展。不过，我们深信，如果不减轻农民的负担，抗日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土地革命，正如你知道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并不反对目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这一原则是符合国内一切民主人士的要求的，我们衷心支持它。
问：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统一战线，是不是实际上意味着立即向日本宣战？
答：是的。很可能是今天宣布联合，明天就会爆发战争。
在我和各方面的苏维埃的官员交谈中，他们向我保证，苏维埃政府可能同意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称。在红军的旗帜上，它的名称已由“工农红军”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红军”。在非正式的“红—白”谈判中已提出，苏维埃地区可能改称为“试验区”或“特别行政区”。总的看来，共产党人似愿在名称方面作这样的修改以利于达成协议，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共产党和红军的独立作用。共产党显然不会坚持参加建议成立的“民主共和国”的内阁。他们准备遵守它的纪律。对举行普选这一点也许不会坚持。他们的中心要求将是保证公民自由权，保证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释放政治犯。毛泽东也向我保证，共产党将同意不组织违反民族救亡统一战线原则的群众运动，不“推动”阶级斗争。——斯诺
北平，1936年11月5日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14、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
1936年7月初，我到了中国西北部的中华苏维埃地区，研究共产党及其有多年历史的红军所建立的政权。当时的苏区包括陕北地区的大部分，西安—兰州公路以北、黄河以东的甘肃部分，以及长城以南、黄河以东的宁夏部分。今天红色区域的范围，大致如此。
我在陕甘宁同共产党相处了近4个月，我还在前线同红军生活了一个月。在陕北的保安——当时苏维埃的“临时首都”——我会见了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并同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谈了很多晚上。下面这篇谈话是我们一系列谈话(其中有些已经发表了)中的一部分。谈话先是全部用英文写出，之后在毛的要求下重新译成中文，再经他审阅通过。因此，它应该不会有多大错误的。
我问：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什么？
毛泽东答：在讨论政策问题时，我必须请你经常记住，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日本军阀想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奴隶。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斗争——这些主要任务是我们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不能忘掉的。
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
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我们期望于外国的是什么呢？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问：苏维埃政府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
答：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一般说来，我们看到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其次是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和较小的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至于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自然是我们的好朋友。
因此，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
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中，凡是愿意参加这个共同战线的，都将作为友好国家受到我们的欢迎，不管它在促使这条共同战线成为反对侵略者的有效武器方面能做出多大贡献。
只有当南京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同人民革命联合起来组织民主的国防政府时，只有到那时，这种援助才能对中华民族真正有益。援助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1)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和飞机；或(2)在抗战实际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如果美国和英国能够提供这样的援助，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
问：苏维埃政府是否承认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如果承认，是哪些条约？
答：日本人事实上已在破坏这些条约。他们通过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在华北走私，以及各种非法活动，正在逐步破坏这些条约。尤其在东北，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丧失其条约地位。正常的商务和外贸正在被日本破坏。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想同中国保持和平的通商关系，就必须制止日本，因为它们目前尚保有的贸易权利主要是受到了日本的威胁。
别国政府可能要问：“你们对于我们同以前的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明确的。什么更为迫切？是修改条约，还是民族救亡？显然，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抗日，因此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将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个任务上。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假如苏维埃政府打败日本，收复中国失去的省份，重新建立中国的主权，到那时它对类如治外法权这样的问题将采取什么态度？”
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到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中国人民政府而苏维埃是其一部分的话，我们将力主根据这些国家战时的表现来制订政策。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积极协助过日本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例如，已同“满洲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德国，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国家。
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4亿5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
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但是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和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
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我们共产党人不赞成任何可能使中国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的步骤。
问：你们的政府是否承认外国在中国的财产权，也就是说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如不全部承认，那末哪些类别的外国投资将得到承认，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够在中国经营？
答：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
问：关于(甲)外国政治权利和(乙)外国投资，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同国民党的政策有什么基本不同？
答：国民党将其外债主要用于进行军阀内战或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它的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问：苏维埃对外国传教士的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将承认他们的财产权？他们是否将继续享有传教、教书、拥有土地、办学校和其他事业的权利？
答：是的。但这不包括日本传教士。
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答：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正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
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答：我们对英国人民的态度同对美国人民的态度差不多。英国人民中也有类似“中国人民之友”的社团。我们尊敬并欢迎这种真正同情中国人民的英国朋友。
十分清楚，英国政治家中有一派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英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实际上使得日本占领中国领土成为可能，即使它在事实上没有鼓励日本这样做。英国政府似乎要采取新的策略，但看来它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在世界的这一部分贯彻它的信念。英国如继续动摇并像过去那样采取观望政策，如继续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将对英国毫无好处。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已经一清二楚。对英国来说，它不是一张友善的面孔，而是破坏的形象。
问：很多人认为中国如果苏维埃化，苏维埃中国将受到苏联的支配，其内外政策将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
答：大家都知道，法西斯宣传中包含的真实性是如此之微小，肉眼几乎无法看到。当墨索里尼要征服阿比西尼亚时，他宣称他在解放非洲的奴隶。当希特勒在欧洲发动侵略时，他对德国人民说光荣胜于面包，对欧洲人民则说他是一个和平爱好者。日本军阀在吞并东北时也说，他们是在解放中国人民。
现在，如你所说，法西斯分子正在叫嚣“莫斯科控制中国”。如果这一切都属实，那末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H.G.Wells)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
不管法西斯宣传多么愚蠢，少数人还是受了骗。因此有必要指出其根本的虚假性。由于中国现在谋求同苏联订立一个条约，法西斯分子就断言俄国企图“收买”中国。如果这样，那法国早已是莫斯科的一块殖民地了——欧洲其他几个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国家也都如此了。
事实上，法西斯分子的这个“逻辑”表明了他们自己要建立世界帝国的欲望——就像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行动，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行动等等。他们不能设想两国人民之间除了一个要吞掉另一个之外还有任何其他接触的基础。希特勒在欧洲某些部分的行动，日本在东亚的行动，意大利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行动——其中的每一个行动，可以说都不仅是法西斯控制的威胁而且是确确实实的“法西斯控制”。但在这些地区和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没有看到“莫斯科控制”的任何迹象。
可是，历史的发展毕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将能够把俄国人民当作真正的兄弟来欢迎，正如他们能把其他国家的自由人民当作同自己真正平等的人来欢迎一样。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
日本人现在叫嚷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共产党。但全体中国人民，除极少数卖国贼之外，都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中国人民看来，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抗日，意味着民族解放斗争，那末大多数中国人民就不怕这样的共产主义，只有在汉奸卖国贼的恶梦里才存在所谓的“赤色威胁”。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
假如你认为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民是个“威胁”，你就去找一位日本将领，问问他的意见。他将告诉你，共产主义在中国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自由和民族主权，这正是他所以要求同南京缔结条约来反对它的原因。但是，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这个，中国人民所要的就正是这个。中国人民不怕这样的运动，因为这恰恰是他们所要求的。他们将高呼：“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万岁！一个自由、团结、自主和完整的中国万岁！”
斯大林在同一个美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革命不能输出。”同样正确的是，革命也不能输入。中国人民为了生存，自然要采用反对日本的最好办法。
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或在苏联的宪法中，我们找不出苏联统治苏维埃中国的任何规定。这样的事在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中当然也从未讨论过。但是，我们不用到远处去找，就在我们的邻国法西斯日本，就能看到对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十分具体的计划。
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可以知道，苏联以完全平等和真诚的态度帮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我们知道，它不企图从任何其他国家取得一寸领土或一个人。
问：“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张同外国组成一个反帝、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是否可能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样的联盟？
答：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中国若与苏联缔结条约，那必然是因为法西斯日本既是中国也是苏联的敌人。“共同保卫和平”是现有法苏条约的根本基础。它也可以成为类似的太平洋各国抗日条约的基础。
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完全殖民地化，还是抵抗侵略者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影响漠然置之。
但是，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
必须作出抉择。中国人民自己将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将同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迈进，而不要走帝国主义血腥历史铺设的黑暗小道。
因而，在这个基础上，你听到我们苏维埃中国的人民在高呼：“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我们相信这种联合实际上可以实现，因为我们找不到正当的理由认为它不符合太平洋地区一切真诚要求和平和互相友好的文明人类的心愿。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七、在斯诺最后的日子里
1972年，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病重期间，中国政府从在阿尔及利亚援助的中国医疗队选派了一支医疗小组奔赴日内瓦，到斯诺先生寓所为他治病，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一）
那是一段铭心刻骨的记忆。
1971年3月，斯诺先生偕夫人从中国旅行归去，回到了瑞士的故园。就在他们继那部震惊世界的名著《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正着手准备另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历程的《漫长的革命》的时候，癌魔悄悄地向斯诺袭来，而且来势凶猛。
斯诺住进了洛桑医院。经过4个多小时的胰腺癌探查手术，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广泛地转移到腹腔、肝脏，肝功能衰竭，恶液质严重，治疗相当困难。当手术车把斯诺推回病房时，只见他眼窝深陷，目光迟钝、脸色渗白，嘴角颤抖，痛苦地低吟着。
当斯诺夫人疲于奔波，为孩子的父亲寻求良医妙方不得而濒临绝望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使他们全家惊喜万分。信中附有毛主席和邓颖超的嘱笔问候，诚挚地希望斯诺来北京治疗。这封凝聚着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情深意厚的信对躺在病床上的斯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他决心要以顽强的毅力恢复“最低限度活动能力”，完成那构思已久的《漫长的革命》。
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及夫人王静又一次来到斯诺家中探望，并把中国政府的决定告诉了斯诺夫人：毛主席、周总理派出的医疗小组已登上飞往瑞土的飞机；北京已在天坛医院准备了一套房间，接待斯诺一家4口——斯诺及夫人、儿子克里斯多弗及女儿西安；还租好了法国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专设一张病床直飞中国。
然而，66岁的斯诺先生手术后非常虚弱，已经无法支持近20小时的高空飞行。马海德博土立即向国内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只好改变初衷，决定就近从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医疗队抽派一支医疗小组赶赴日内瓦，协同马海德博士率领的北京医疗小组到斯诺寓所为他治病。
1972年1月22日。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内，林中大使在召开紧急会议，他神情严肃地对匆匆赶来的4名医疗队员说：“我们接到国内紧急命令，决定派你们4人立即赶赴日内瓦，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斯诺先生治病，尽一切可能减少他的痛苦，延长生命。每两天把情况向国内汇报一次。”
一向沉静、稳重、临床经验丰富的张锦坤被委任负责带队。他接受任务后，心中一怔，似有千斤重担落在肩上。队员们都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国际任务，他们不仅要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而且还肩负着传播友谊的光荣使命。
张锦坤带领的医疗小组的另3名成员，在24小时中迅速作好了各种准备工作。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输血、输液装置，各种必需药品、器材和抢救设备，并根据斯诺先生的血型，准备了大冰筒的鲜血，登上了当日抵日内瓦的飞机。
(二)
1972年1月24日，对斯诺一家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3辆黑色轿车慢慢地驶过车道，停在日内瓦蒙莱湖畔的一幢别墅旁。马海德博士首先从车上跳下来，快步走进屋，斯诺夫人迎上前，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毛主席、周总理派我们来了！”马海德博士急切地说。这时，斯诺夫人激动的泪珠又—次滚满两腮：是啊！毛主席、周总理，派马海德和医疗队来了……
接着进来的是北京外科医生黄国俊和护士李仲萍，后面是从阿尔及利亚赶来的医疗小组的同志们。
被誉为“胃肠道的坚强卫士”的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专家张锦坤，神情严肃、专注，颇有学者风度；
武汉医学院附属二院麻醉师丁素琴，年届“而立”，看上去却精神焕发，像个女大学生；
武汉市儿童医院护士长卜秀莲，温柔、秀丽，是照顾重病号有经验的护士；
北京中医研究针炙医师张贻弓，一位典型的既通中医又懂西医的东方女医生。
斯诺夫人热泪盈眶，激动地同她们一一握手。突然，门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闯入眼帘：那是秀气的徐尔维——一年前斯诺夫妇在中国旅行时的向导、翻译，大使及夫人王静，司机李培根和赵英家。
医疗队的到来，使斯诺先生非常兴奋。他咬着牙硬撑着从床上坐起来，热情地欢迎这些远道而来的白衣天使。当陈大使告诉他“中国政府，毛主席、周总理派医生护士来探望您”时，他笑起来了，并风趣地说：“谢谢，你们来得真快。现在陆军、海军都备齐了，只剩空军了！”(意思是说他马上就能坐飞机去北京了。)
中国医疗小组的同志们向斯诺一家作了短暂的问候，就下楼商量治疗方案，开始了抢救斯诺先生的紧张战斗。
(三)
当天晚上，马海德对斯诺夫人说：“我们原准备在北京把一所医院改成您的家；现在我们要把你们的家改成—所医院。”
于是，斯诺夫妇卧室里的一张大床，被一张医疗床替换了，房间布置得安静、雅致。窗台上摆着斯诺最喜欢的“圣诞节一品红”。窗外，是一直延伸到湖边的田野．冬日的太阳从果树丛间透过来，驱散了降阵寒意。底楼是书房，这里除了沙发和坐椅外，几乎全被书占领。墙上挂着1936年斯诺在陕北为毛主席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和1970年访华时斯诺夫妇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很快，这间小书房变成了小药房。书架给腾了出来。放置各式各样的药罐、药瓶、药水和药片，标签上汉字夹杂着拉丁字母。这间小书房还成了医疗小组开会，讨论病历，交接班的医疗护理办公室和会议室。
医疗小组6个同志分成两组，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在马海德博士的指挥下，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只有一个愿望：把中国人民对这位美国朋友的浓厚感情全部倾注于对他的精心治疗和悉心护埋中。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只要能减轻他的痛若，延长他的生命，他们都要竭尽全力去克服。
每天清晨、傍晚，医疗小组举行例行的交班讨论会。有时，他们也邀请斯诺夫人和孩子们参加，以便斯诺家人能清楚地知道斯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讨论时，大家不分医护，不分专业，激烈而认真。
为了让斯诺夫人和孩子有更多的时间与斯诺呆在一起，除开治疗和护理外，医生、护士都在屋外观察。张锦坤医生的英文很好，用词精确，每遇到他值班的时候，斯诺夫人总叫他进到里屋，坐在斯诺先生旁边，中国京剧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高兴时，斯诺先生还“炮制”几句俏皮的中国话。
马海德博士是总指挥，就住在斯诺家，其他队员住在大使馆。所以，他每天总是最后一个上床，最早一个起床。无论什么时候，斯诺想要聊天、翻身、起床，他总像事先知晓似的，适时出现在斯诺身旁。晚上，子夜已过，马海德规劝满脸倦容的斯诺夫人上床休息，而自己却毫无倦意地守护着。翌日清晨，斯诺夫人一觉醒来，首先展现在眼前的是博士伺候斯诺吃早饭的情景。
斯诺夫人感到这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医生、护士、翻译、司机都像兄弟姐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心心相连，家和医院融为一体，斯诺先生既是病人，也是亲人，医疗小组不仅千方百计为他解除身体上的痛苦，还给他带来精神的慰藉、生活的温馨。
(四)
病魔的摧残，使斯诺的身体日渐虚弱，中国医疗小组把加强营养支撑疗法作为减轻斯诺的痛苦、增强抵抗力的重要手段。他们为斯诺制订了科学的营养补充方案。除了营养药物润剂外，还编配了合适的食谱。
一天，轮到张锦坤医生值班做饭，斯诺夫人特别感兴趣，说要学手艺。张医生自知烹调技术不高，但想到中国莱举世闻名，虽不能与国内名厨相比，但总可以在她面前露一手。饭菜做成后，他要夫人品尝，夫人称赞不绝：“Very
Nice，VeryNice！”(“太好了！太好了！”)实际上赞赏的不仅是张大夫的“手艺”，更多的是张大夫那颗美好的心灵。
厨房就是大家聚会、聊天的场所，西安和克里斯多弗也喜欢到这里来凑热闹。有一次他们边做饭边争论。妹妹西安说：“我的名字好，听说中国有个地方叫西安，爸爸是从那里去延安的。”哥哥克里斯多弗说：“那么，我就叫延安吧！我为什么不能叫延安呢?”子承父志，斯诺早巳在他们纯洁的心灵中播撒了同中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种子。这美好的情谊像宇宙中的日月星辰，永远闪耀着令人向往的光辉；这美好的情谊像延安的宝塔山，永远蕴绕着支援中国革命的异国友人的深情。
经过中国医疗小组一个星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斯诺先生病情有了明显转机。他能下床行走了，有时还下楼到客厅坐着谈几个小时，接待—些重要的采访客人。一天，他拉着马海德的手问：“你对我有什么计划?我能过多久恢复工作?”马海德知道他想起来写那本关于中国革命的书，便安慰他说；“随着春天的到来，你的体力就会恢复。到时候你就可以继续你的《漫长的革命》的写作。”他紧紧握住马老的手，两眼闪烁着兴奋相喜悦的光芒。
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来说，胰腺癌带来的痛苦是最厉害的。无论吃什么止痛药，都难以缓解，但斯诺很坚强，极少呻吟。
夜深了，张锦坤仍在灯下低着头，查阅医学分类词典，寻找欧洲买个到的中国药的成分在欧洲的名称；寻找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止痛药物和方法。
为了把斯诺的病情随时报告给国内，陈志方大使和夫人王静，几乎每天都驱车在伯尔尼至日内瓦的高速公路上奔波，了解斯诺的病情，给斯诺捎新鲜饺子、脆皮春卷和麻辣子鸡等可口美味的食品。有时，他们和医务人员一道，彻夜不眠地守护，眼睛熬得通红。
病是无情的，尽管中国医疗小组采取一切措施竭力抢救，但仍不能抵挡住凶狠的病魔对斯诺的侵蚀。正当斯诺处于半昏迷状态时，我国获联合国大使黄华代表党和政府，专程前来探望他。张锦坤医生给他用了药，他又清醒过来。当黄华握住他的手，用流利的英语向他问好时，斯诺先生认山了黄华，见到久别的老朋友格外高兴——30年前，毛主席和这个美国人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通宵谈话时，黄华曾但任翻译。斯诺想坐起来，黄华连忙把他正在拾起的头扶回枕头上。虽然，他们都意识到这将是最后一次长谈，但谈得仍是那么轻松，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傍晚，黄华又同斯诺夫人及孩子们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向克里斯多弗和西安谈到中国人民感谢他的父亲对促进全世界了解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谈到中国人民对他的父亲正直人格的尊祟，并转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亲切的问候。
斯诺的病情不断恶化：肝昏迷合并消化道出血。
1972年2月4日晚8点，医疗小组的同志交接完了班，但是全体医生、护士都没有离开。斯诺夫人预感到情况不妙，心神不安地站在床边；两个孩子却沉默不语。医生继续给斯诺用升压药和强心药，想尽一切办法全力抡救。
但是，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了。
1972午2月15日凌晨2点16分，斯诺庄严、平静地与世长辞了。在场的所有人悲痛欲绝。
医疗小组的同志们两眼泪涔涔地为斯诺刮了脸、洗了澡、整了容，给他穿上黑色高领毛衣和一条褐色长裤，外面套了一件淡蓝色晚礼服。床上重新换上了淡绿色印花床单和白色枕头。他们还将别墅里所有的鲜花都摘下来，放在斯诺先生的周围。斯诺安详地躺在花丛中，恬静、坚毅。
满面泪水的斯诺夫人缓缓地走过来，拥抱和亲吻医疗小组的每一个人。她说：“用金钱是买不到医生的眼泪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了我们。你们发扬祟高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延续了他的生命，使他赢得了时间，减轻了他的疼痛，让他庄重离去。这就是台迹。”她深情地说：“过去我们经历过许多事情，却是一件件从记忆的银幕上闪现过去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你们在这里的一切言行，深深地映在我人生的荧光屏上，相信我们的子女会从你们忘我的工作中受到教益，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他们的力量。请你们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中国的一片虔心将水远铭刻在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史册上。”
中国医疗小组为斯诺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1973年10月19日，金秋送爽。遵照斯诺先生的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这个他曾教育过青生的地方。
周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