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是看到这一点。1960年他作出的反应是，首先在军队，然后在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是扭转这种“自然的资本主义倾向”。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爆发时，公社中那些推行损公利已即现在所谓的“刘少奇路线”的干部大都经过了清理和整顿，城市“走资派”与不妥协地要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斗争那时就展开了。
农业经济受文化革命的影响比工业要少一些，由于能干、热情和有服务精神的城市知识青年大量注入农村以消灭城乡差别，农村社会因而得到好处。直到197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才达到二亿四千万公吨，这个数字比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规定的1962年指标还差一千万吨。此外，中国声称有储备粮四千万吨，尽管这个数宁只是大致等于1960年到1970年这10年间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总量。1970年的粮食产量为1950年产量的两倍，或者说这20年间每年增产约5%。1970年的中国粮食产量比1950年增加了一倍，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年增长率约为2%)。
全中国每公顷土地平均只能收获粮食2．4吨，但是每公顷达到8吨或8吨以上的公社很多。浙江和广东两省第一次全省平均每公顷收获达7．5吨，超过了国外报道的“绿包奇迹”的成绩。
中国今天的粮食自给自足，将来的发展会日益着重于生产“供销作物”，以便增加出口，为农村的工业和机械化提供资金。由于现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张医生在前面说过的，“农村有着广阔的前景”。虽然前头有无数的困难，但这种“前景”是很现实的，团为城乡结合，使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里联合起来，使中国全力以赴地为和平的建设事业而工作——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进行——直到2000年。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六、与总理一夕之谈
（二三） 周恩来与敞开的门
在两次长谈中，周恩来总理同我讨论了中国某些对内对外政策和成就，并同意发表几年来对他的最详细的访问录。有一次会见时他提供了有关中国工农业产量的具体数字，这是北京近10年来第一次公开的数字。
我们坐在人民大会堂一间宽敞、安静、拱形圆顶的接待室里。和往常一样，总理和蔼、轻松而机敏。生人很难猜出他已72岁，并担任人民共和国的总理21年。在最近5年中，可以看到他处于起稳定作用的中心，第二次革命即文化革命中把政府团结在一起。
在中国当前扩大国际外交和贸易联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后面，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节奏恢复了，这是在国家摆脱了不协调状态之后比现的。由于这次变革的深刻性和新的国家领导机构的重建还未完成，因此我听到总理说基础经济受到的损失不很大而感到吃惊。“在1967年和1968年，由于工厂出现的一些斗争，交通的中断和工作时间的损大，工业生产是降低了一些。”他坦率地承认说。没有缩小过去的困难，他断言：“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的所得——指领导层的纯洁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损失。”
总理说，尽管1967年和1968年生产下降。但1966年——1970年的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基本上达到了，而且有些指标大大超过了。我问到1970年工业总产值的估计数字。“大约900亿美元。”他问答说，“这个数字只包括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不包括商业和服务业。”
至于农业，总理说，“由于刘少奇的干扰”在50年代后期犯了些错误，另外在1959年—1962年“困难时期”采取调整措施时也犯了一些错误。“现在我们的农业持续发展已经有九年了。”
他继续说：“197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超过两亿四干万吨。”西方经济学家把粮食吨数看作是中国农业情况的指标，直到最近，他们之中许多人还继续认为1957年是最高产粮食年，那年官方公布的产量是一亿八千万吨。此后，1958年的“浮夸”大大歪曲了中国统计数宇的可靠性。从那时起，很少有人敢于作出负责的估计。所以总理宣布的数字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你们现在有了剩余，干嘛中国还要进口小麦呢?”
虽然中国1970年的粮食进口量已下降到其总生产量的1％还个别，总理还是解释了为什么从国外进口有限数量小麦的必要，进口小麦在中国比大米便宜。中国把价格较廉的小麦供国内消费或储备，为平衡而出口大米到例如古巴和锡兰去换回糖和橡胶，大米也用于对非洲的贸易。中国还需要出口几百万吨大米以援助越南和其他国家。
周总理给出目前的化肥生产数字大约是一千四百万吨，现比日本的产量高出不少。国内农业的需要量是三千万吨到三千五百万吨。这是中国在新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75年所要达到的目标，“一千万吨的化肥可能多少是够用了，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化肥，因为不但粮食作物而且供出口销售的作物也需要肥料。我们的磷酸盐和尿素还不够；我们的化肥厂主要生产硫酸氨。小型化肥厂已起了很大作们。由于建造了这样的小型化肥厂，我们在自给自足的道路上已经大踏步前进。”
总理讲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产棉花、棉沙和棉布最多的国家。1970年，中国生产了85亿米的棉布。
钢产量也受到1967年和1968年革命斗争的影响，他说，在过去的五年中，平均产量在一千万吨到—千八百万吨之间。钢的生产能力现正在扩大和加以现代化，1971年有可能迅速增加的迹象。
石油产量在1970年达到二千万吨以上，按中国的需要来说已自给自足了。许多新的油田已被发现。铁路里程和复线大大增加了。在中国西南地区，一个新的艰巨的铁路系统已经竣工，现在它把越南边界同中亚的新疆连接起来了。
总理指出，1970年的农业产值占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总产值的25％。根据这一比例计算，中国1970年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的总产值约为1，200亿美元。然而，没有任何可靠的指数可用来把中国的“产值”换算成西方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产值”概念略去或缩小了重要的“劳务价值”，如租金、私人所有的农村房屋——现以数百万计的猛增，都是相互帮工盖成的——以及由军队和义务劳动修建起来的大人小小的水利工程。也没有计入遍布全国城乡的防空地道网，它们大部分是用不付报酬的就近的义务劳动队修建的。这整个防空系统要是在别国就需花费几十亿美元。最近，怎样把三干万英亩边际土地的价值计算进国民生产总值呢?这是过去10年间农民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辛勤劳动新开出来的可耕地，而其成本则几乎同农民所消耗的粮食相差无几。
中国的产值数是按价值不变的人民币计算的。1953年以来，它同美元的汇率固定在2．40元合一美元。直至现在，中国没有发生通贷膨胀，国内物价稳走，并且许多商品降了价，低工资的购买力的提高已经超过了工资数额的增加。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总理自豪地指出。没有个人所得税，基本的生活必需用一般都比别的地方便宜，食品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现在品种繁多，数量充足。这是任何到中国的来访者有目共睹的。
考虑到这些无法估量的因素，就可以试探着替中国估计出—个假设的国民生产总值，它应该比一般所设想的还要更接近那些较大的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但不可否认的事实仍然是，在按人口平均收入方面，中国仍属那些较为贫穷的国家之列，虽然采取了大规模的节育措施，其人口快接近8亿之巨了。
谈话转入国内政治问题后，总理议论了一番他认为国外有误解的情况。虽然有一个时期广泛传说，整个共产党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解散了，而事实上只是党员暂时停止活动。总理说，有不到1％的党员被开除出党。在一些领导部门自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1969午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政治局委员，多数换成了文化革命期间涌现出来的新干部。然而据周说，那些未继续当选的人大多数仍是党员，只是已到农村去“锻炼”罢了。
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和国家机关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重建。农民、工人、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各系统的代表大会正准备派出参加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目的是要制定一部新宪法，以确定新的国家性质，将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形式以及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总理说，农村公社连年丰收，工业得到恢复并在新技术方面取得进步，以及政府和党在文化革命期间没有解体和陷入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些都应归功于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忠于毛泽东的教导和领导。这要在新宪法中明确地肯定下来，新宪法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另外还将“公开宣称”，无产阶级的国家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周还说，宪法也将保障人民在文化革命期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创造的新形式：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总理补充说，宪法也要保障罢工的权利。
有一点总理希望人们清楚地予以了解。外国报纸大大误解了军队的作用，说它在支配党和政府。他说，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对那些想要分析党的领导权的人来说，将来会显得更加清楚。
在周总理和其他官员的会见期间，我携妻子在长城南北转了一圈，重踏旧径。也探视新的地方。我们会见了很多人，他们有的在农村公社工作，有的在地方工业中工作(城镇公社和重新办起来的街道工场)，有的在与学校挂勾合作的现代化的大工业企业工作，有的在正搞教学改革和招生办法试验的大学工作。我们参观了现代外科手术同针刺结合起来的医院，那儿正在训练叫做赤脚医生的农村医务人员。我们参观了一个公社，那里搞全家打靶训练，家庭最小成员只有6岁。我们遇见了在稻田里劳动的教师、演员和高级官员，他们都说喜欢这种劳动。我们还观看了电工在22万伏高压线上表演高空带电作业，在一起观看的人中包括中国最大一座钢铁厂的厂长和一个拥有百万人口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我们发现周总理的兴趣在于我们对文化革命的印象，并很想知道有关美国的最新消息。我是第一个回中国来收集材料向西方发表的美国作家，也许这件事本身就使这些谈话具有重要意义。近20年来，美国的武装力量护卫着台湾以及在那里的被打败了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这依然是重新打开被长期封闭的中美人民之间交往通道的主要障碍。
总理回顾了中国国际关系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以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和外交关系为特点，自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认中国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有了显著的增进。人民共和国内的人们不是感到意外而是相信，持续的外交突破，包括联合国内对待中国席位的票数变化，将越来越使台湾政权陷于孤立，越来越使美国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感到孤立。总理注意到，现在“反叛”已变得很普遍，已遍及各大洲。即使在西欧，只剩少数几个国家仍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认中国，已结束想在“两个中国”上妥协或搞“一中一台”的幻想。
“如果联合国投票赞成人民共和国取得中国在安理会中的席位，中国会作出什么反应?”周总理回答说：“蒋帮完全被赶出联合国吗?如果是这样，当然、我们将考虑这个问题。联合国的前途是很难预料的。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组织上)将发生变化。另一种可能是遭到国际联盟的同样命运。从第二十五届联大可以看得很清楚，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甚至一些大国，都反对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反对它们更为经常地越过联合国去玩弄强权政治，划分势力范围，甚至争夺公海和空间。”
在世界的这一地区，中国仍然受到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周继续说，在北面和西面，大约有100万陆海空军以及火箭部队；在东面，美国和正在重新武装的日本结成联盟，它们想通过台湾更加深入地渗入东南亚。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上，所以美国对台湾的侵略被认为是中美分歧的关键；中美分歧已导致了印度支那的战争，中国在那里现已张开了保护伞，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联合抗美。总理回忆了1960和1964年他曾向我谈过解决台湾问题和中美建立关系所须具备的条件。他说，这些条件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中国的要求是：第一，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第二，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中美两国仍应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只有中国人民有权解放台湾。美国在那个地区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对此进行谈判。”周总理说。“门是敞开着的，但是这完全要看美国是否打算认真解决台湾问题。”他对美国人民表示了友好的感情。他表示愿意考虑“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中国的朋友”的访华要求。
周恩来接着就一年多来的中苏边界谈判目前的症结所在阐明了中国方面的看法。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曾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即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双方应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一项协议。据周总理说，“有争议地区”就是根据9世纪中俄边界条约双方地图上所画的边界线互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说，这些地区，他们说是属于他们的，而我们说是属于我们的。这种争议只有就临时性措施达成一项协议才能解决，这样就可根据在平等的基础上互谅、互让和协商的原则加以调整。这实在是应该不难解决的。”
实际上，好像俄国人已经简单地拒绝了就从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达成协议，而这一地区两国边界线互相交错，就象两把叉子相互叉在一起那样。
我问总理，60年代初中国曾呼吁召开禁止制造和使用核武器和全部销毁核武器的首脑会议，现在他是否要重申中国的这一呼吁。
“让我先讲清楚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回答说，“首先，我们的核武器还在试验阶段，每次试验都是有限的。而且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我们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核讹诈，制止核战争。所以，每当我们进行一次试验时，我们都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同时又建议，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在一起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达成一个全面和全部销毁核武器的协定，而作为第一步，可以先达成一个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最近，我们在进行一次试验(1970年10月14日)之后，日本社会党表示支持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建议。”
超级大国的“所谓限制核武器”的会谈，他说，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持他们的核垄断罢了。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想”限制”对方，以便保持自己的优势。美国和苏联的确都想“限制”一下维持它们的核垄断所需要的费用，但是尽管他们在进行谈判，这种费用却继续大量增加。至于他们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他说，“我们不是它们的参谋长！”“不要对这类裁军抱任何幻想。二十五年来，它们一直在扩军，从来就没有什么裁军。”
谈到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周总理引用了毛主席的活：“各个国家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他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总理说，毛主席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声明，预见到美国革命的前景。的确，只要你同中国一些负责的领导人进行深入的交谈，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瓦解的种种迹象深为关注。然而，毛主席显然不会期望美国的革命很早就发生。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寻求建立在这种推测之上。中国所要坚持的政策是更加有限制的。它不仅要求美军从亚洲和台湾撤走，而且要求所有外国军队“都从它们占领的地方撤回本国去。这样，各国人民就能享有在不受外来威胁和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利。”
我在中国访问将近6个月以后的个人印象是，恢复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在对外方面，中国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重建和扩大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中国并不想成为超级核大国，而是要发展可依靠的遏制力量，同时与中小国家合作，寻求结束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的独霸、操纵。但是，依靠自己的力运，中国的奋战从来没有进行得像现在这样好，它准备通过履行它的支持河内和同北越结成联盟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义务，来挫败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和政治企图。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七、同主席共进早餐
（二四） 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
毛泽东强调他不希望进行接见我的谈话，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然而，我后来得到证实，他将不反对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他的某些意见。我们在1970年12月10日谈话，大部分是由唐明照的出生于美国的女儿唐闻生笔记的。(唐先生任纽约《美洲华侨日报》的主编直至1949年，自那以后在中国供职，是对外文化和政治关系方面的一位领导人。)还有一位中国女秘书也在座。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年轻妇女都没有佩带毛像章，而我会见官员却没有看到佩带像章，也仅只有这一次。
会见后我马上进行回忆，把我们这次对话记录下来，也得到了一份唐女士的笔记抄本。
毛主席在北京的住所位于红墙内的旧紫禁城的西南角，离毛主席检阅十月国庆节的游行队伍的天安门没有多远。在这黄色琉璃瓦顶的高墙内，亦曾为旧三朝官员的官邱。今天，政治局委员们就居住和工作在这里，紧靠着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近旁，通过有两个武警守卫着的西门，在空荡荡的林荫道上绕了一个弯，很快就到了一座大小适中的中国式平房面前。
入门处有两个末佩带武器的军人迎上来，他们的服装上没有表示军衔的标识。“他们是将军”，唐闻生低声说，她怎么知道呢?当主席在他的书房门口迎接我时，他们就走开了。我对毛主席等候这一点表示了歉意，没有预先的通知，传唤我时我已入睡了。
那是在清晨。我们共进了早餐，一直谈到下午一点钟光景。他有点轻度感冒，便高声说，不晓得医生干什么，连感冒那样简单的毛病也不能预防，使这么多的时间都损失掉了。我提起莱纳斯·波林医生——主席听说过这个人——他提倡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作为对付感冒的万灵药。我提出给主席送一点来。他说他将试试看。如果有效，我就有了功劳。如果使他中了毒，我也不会受到责备。
毛的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也有少量的外文书。许多书中夹着纸条，作为注释书签之用。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一位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阔的窗户，可以瞥见园中的景色，据说主席在园子里种自己的菜，并搞农作物试验，这可不是“自留地”，是属于国家的，也许他需要产品，因为听说他最近把他维持生活的“工资”减去了20％。
我们讨论了我写的关于我们上次1965年1月谈话的报道。在那篇报道中，我写道，他承认中国确有“个人祟拜”
——而且有其缘由，因为我写了这一点，有些人曾批评过我。
他说，就是写了在中国有“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就不能写呢?它是事实嘛……那些反对我在1967年和1968年重来中国的官员，是属于极左集团的，这些人曾一度夺了外交部的权，但是他们早就被全部清除掉了。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和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他都管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那时说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
当然这个崇拜也搞得过份了，今天，情况就不同了，主席说，要人们去克服三干年的崇拜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所谓“四个伟人”——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传大的舵手”
——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我说；“我常常想，不知那些喊拥护毛的口号最向、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点了点头，他说，这些人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叫我不要相信那一套。
我说：“记得就在你1949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你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来给街道、城市或地方命名，”
他说，是的。他们避免了这些，但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搞那么多的标语、画像和石膏像。红卫兵坚持说，你不搞啊，就是反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他接着说，但是，难道说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每个州长、每个总统和每个内阁成员，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是有人愿意崇拜别人。他问我，你的书和文章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些个人崇拜嘛，这也适用于我。
毛主席对于这种有关神与上帝的现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别人显然考虑过很多。在早先的几次访问中，他曾详细谈过这个问题。他现在76岁，一般来说健康良好，但他再次说到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这是无可避免的，每个人总得去见上帝。
“伏尔泰曾写道，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需要造一个。”我说。“在那个时代，如果他表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就可能掉脑袋。”
毛同意说，许多人掉了脑袋只因说了比这要轻得多的话。
“自那时以来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我说。“但人们在许多事情上已能改变上帝的观点。其中的一件便是节制生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同5年或10年前比起来，有了大变化。”
没有，他说。我(按：指斯诺)是受人欺骗了，农村里的女人仍想要男孩子，头几个是女孩，她还想再生。……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是要时间。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吧?
“中国在这方面走在前面了”，我说。“不过，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在产生一些影响。美国妇女是最先获得选举权的，她们现正在学习如何行使这个权利。”
谈至此，端来的几杯茅台酒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茅台酒是贵州省酿制的一种烈性酒。我们举杯祝酒。使我不好意思的是，主席注意到我忘了向在座的女士们祝酒，怎么会是这样，我还未把妇女看作是平等的。
主席说，要男女平等，现在不可能。但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无需有偏见，这可以相互尊重和平等。他说，他是寄很大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
如果苏联不行(用手指了一下)，那么他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就有两亿多入口。工业生产已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教育普及。他将乐于见到那里出现一个党来领导革命，虽然他并不指望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出现。
他说，同时，外交部打算研究让美国人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像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毛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需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毛将乐于同他晤谈，他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
遗憾的是，我代表不了美国，他说我不是垄断资木家。我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何必那么僵着?蒋介石还没有死。但是台湾关尼克松什么事?这个问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炮制的。
有一点提一下，也许是适宜的——这并非我同毛主席谈话内容的一部分——即是在北京的外国外文官已了解到。某些中间人正在转达华盛顿给中国政府的信。这种联系的用意是向中国领导人说明尼克松先生对亚洲的“新看法”。据说，尼克松坚决要尽快撤出越南，谋求通过谈判由各国共同保证东南亚的独立，决心要通过理清台湾问题来结束中美关系的僵局，使这个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有两位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位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位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莫·顾大·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作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在今年进行的。我从权威方面获悉，尼克松先生最早是向戴高乐将军透露他打算谋求同中国取得真正缓和的。有些人当时曾预料，戴高乐在访问时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主席在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对这位将军表示的敬意，据人们所知，是自从罗斯福逝世以来他对任何一个非共产党政治家的唯一的一次赞扬。
与此同时，其他外交家也在活动。一位已经造访过尼克松总统一次的欧洲某个国家的驻北京使团团长，于去年12月再次前往华盛顿。他绕过国务院直接跑到白宫去商谈，然后于1月回到中国。我在2月间离开北京前不久，曾从另一位绝对可靠的外交人士处获悉，白宫也再次转达一个信息询问，如果总统派一位私人代表来中国首都同中国最高级领导人交谈，他将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大约在同时，一位中国外交官神秘地告诉我说：“尼克松正在从越南脱身”，而他以前对这件事的看法则完全相反。
我必须再次强调，上述背景情况中没有任何一点是毛泽东向我提供的。
当我们谈话时，主席再次向我追述，教中国人民起来革命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由于他们的侵略，他们激起中国人民进行战斗，并帮助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政权地位。
我提出几天前西哈努克亲王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最好的代理人。把柬埔寨炸得越凶，他就越使更多的人变成共产党人。他是他们的最好的军火运输人。”毛同意说，是的，他喜欢那种帮助办法。
我提醒他说，两个月前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游行时，在我同他谈话时他曾告诉我，他“不满意目前的状况”。我请他解释他那番话的意思。
他回答说，文化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毛说，这是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追击炮。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主席不高兴的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虏”——即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解放军的老办法——释放俘虏，发路费回家，这曾使许多敌人兵士感化而志愿参加他们的队伍——常常被忽视了，虐待俘虏现已拖延了党的重建和改造。
毛最后说，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相信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俄国人害怕中国吗?”我问。
有人是这样说，他回答说，但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伸出他的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他伸出大姆指比划)。俄国和美国的原子弹加起来(他把两个大姆指并在一起)有这么大，一个小手指怎么能够对付两个大姆指呢?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俄国人害怕中国吗?”
听说他们是有点怕，他回答说。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就害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俄国人感到不安。但如果中国人钻进防空洞，他们怎么能够打别人呢?
至于意识形态问题，是谁打第一炮的呢?俄国人叫中国人教条主义，后来中国人叫俄国人修正主义。中国发表了俄国人的批评文章，但是俄国人不敢发表中国的批评文章。他们后头派了一些古巴人，随后又派了罗马尼亚人求中国人停止公开论战。毛说不行，要争论—万年，如果必要的话。后头柯西金本人来了，他们会谈后，毛对他说，他将减少一千年，但不能再减了。
他说，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句话，大家都会听。他们不信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尽管中俄意识形态的分歧现在是不可调和的——正如它们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相互反对的政策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它们最终还是可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
再次提到美国时，毛主席说，中国要学美国的发展办法，把责任和财富分到五十个州去。中央政府不要包办。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什么事都交给他办是不行的(他把两手一摊)。
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我说他这个人不复杂，真是简单不过了。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
通过这次和其他几次非正式的交谈，使我相信，在今后的中美会谈中，毛主席一定会坚持指导着中国的对外政策，它对意识形态和世界的看法以及它的地区政策的那些基本原则的。另一方面，我也相信，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中国将谋求与欢迎他充分参与世界事务的一切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中一切友好人民进行合作。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八、尼克松要去紫禁城
（二五） 实力地位
关于尼克松总统为什么要谋求和接受去北京访问的邀请，已经有了许多解答和推测，但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反应呢?北京难道忘了，尼龙松早期靠政治迫害起家，而且是踩在把中国出卖给俄国的“国务院姑息分子”背上爬上参议员和副总统地位的?毛泽东刚刚平安地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内部清洗，眼看美国在越南的冒险搞得一团糟，深信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已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之时，他为什么要接受一枝姗姗来迟的橄榄枝呢?如果尼克松不是为了吃鱼翅才去中国的，那么他的东道主会端出什么别的菜来呢?他们期望得到的回报能是什么呢?
关于尼克松的问题，在我前面的报道中，已由毛主席给我们作了部分解答。他告诉我，应当欢迎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来，同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必须跟他解决。按照在他的辩证思想模式中，毛常常说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坏人能够变成好人——通过经验和正确的教导。他对我说，是的，比起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来，他喜欢像尼克松这样的人，因为那些人说的是一回事，当权以后做的又是另一回事。
尼克松可能有欺骗性，他继续说．但比起其他一些人来也许要稍微少一些。尼克松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是的，尼克松坐上一架飞机就可能来嘛。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如果他愿意来，主席愿意和他谈。事情好办，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尼克松当作旅行家也行，当作总统来说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相信他不会跟尼克松吵架，但是，他当然要批评尼克松。主人们也要作自我批评，谈他们自已的错误、缺点——比如，他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
自1965年1月以来，发生了什么情况改变了毛的想法呢?那时我曾问主席，是否有什么信息可以由我转达给约翰逊总统．他的回答是“无需”，就再未说什么了。即使这样，毛那时候说，越南冲突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会议来结束战争，并保证印度支那的独立。这个信息传到了国务院，由于约翰逊轰炸北越，几乎立即把这种“抉择”排除了。
在1965年的那次会见中，毛说得十分明白，他预料美国人在畏途难通、知道他们无法用军事暴力把他们的政治意志强加于革命的越南之前，是不会罢手的。
中国人相信，是越南给美国的教训，而不是更换了总统，使得毛在1970年提到尼克松时调子会有所改变，“经验”使尼克松变得比较“好”了。其他的重大变化也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一个受北京单方面支持、联合河内(越共)、柬埔寨和老挝的抵抗力量的同盟的形成，中国自己内部也起了变化，这变化包括核导弹和运载工具的稳步发展。
中国人认为，从理论上说，尼克松面前摆着多种抉择，并且他确实在一个时期曾利用它们作为战术上的威胁——如在柬埔寨和老挝，但是终点已经迫近。一旦决定从越南撤出，显然美国同中国达成一项谅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总统不仅要保卫他的后背地区不致遭受中国支持下的北越攻势的可能破坏，而且也须对付撤军在国内和全世界的政治反响。
这就是1970年从天安门所看到的总的形势。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也仍在继续进行。(好事也可能引出坏事。)
1969年夏，尼克松政府公开主张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关系，这年下半年，它停止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而中国人注意到了。美国还建议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和地点重开华沙会谈。1970年1月，在华沙举行了中美预备性会谈。这个会谈在美国入侵柬埔寨后立即停止了。但尼克松在向前走，实行分阶段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并解除两国间旅行的禁令。早在这年春天，一个总统属下的委员会鼓吹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应归大陆中国，并且第一次正式称大陆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的领导人仍持怀疑——特别疑心莫斯科和华盛顿相勾结，干出卖勾当。
到1970年秋末，好几起紧急的和附有可靠文件证明的探询转到了中国，表明总统希望知道他本人或他的代表去北京是否会受到接待。对这种探询的间接答复，还包含在11月周恩来对我的谈活中，当时他说，只有当美国人对谈判表示“认真”的愿望时，中美会谈才能开始。据了解，所谓“认真”首先意指抱着现实态度制定一个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案。如毛和周所认为的，这是解决所有其他亚洲问题的关键。充分的保证显然是来到了。1970年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周恩来领我和我的妻子站到毛上席的身边，并照了相．没有任何美国人曾受到过这样的重视。明眼人看出，一些新鲜的事正在发生。接着来了个乒乓球上的姿态。毛主席在12月间同我谈过，在乒年球上作出姿态以后，我就能够报道他将欢迎尼克松先生或他的私人代表来北京了。一种新局面已经在望了。
我登在《生活》杂志上那篇关于我同主席谈话的报道，已译成汉文，并在中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中广泛传闻，因此，他们对北京和华盛顿的联合公报当然不会感到惊讶了。虽然中国的报纸可能只登了几行文字，但整个问题毫无疑问在一直到公社的各级组织中进行了慎重的讨论。只有一种事可能使中国人惊讶：基辛格先生竟然能成功地保守他的访华秘密。中国的领导人根据第二次大战期间同美国外交官打交道的经验，早就不相信美国人能够守密。
当然，中国人不但非常了解尼克松的计划的国际影响，而且也非常清楚它在美国国内将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他现在和将来的政治生涯带来的好处。谈论尼克松可能访华时，主席随便地提到，总统选举在1972年举行、是不是？因此，他又说，尼克松可能先派一个使者来，而他自己在1972年年初以前不大可能会到北京来。
到1970年，中国已经经历了大清洗的严峻考验，国内建设已丧失了很多时间，为结束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许多篱笆必须修补或新建。内部的紧张时期大体上过去了。现在，如果有收复台湾的机会——毛统一全国的最后目标——并使中国作为平等的一员，它的大国地位、成就和潜力都受到重视，那为什么不瞄准这样的机会呢?毛的思想或教条中，从未号召过进行一场反美战争或进行一场征服外国的战争，毛的思想体系也从来不信原子弹，制造原子弹和用于反击的地下发射井，负担的确是很重的，而且很可能会愈来愈重；中国不止一次呼吁完全销毁核武器。
中美和解之所以引起中国的重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改善它对付俄国的战略地位。如果美国离开了亚洲大陆，美苏勾结的危险消失了，北京在联合国的席位得以恢复，其机动力量显然会增强。
当时，基辛格先生是否知道，中国是从具有实力的地位而不是软弱的地位来准备会谈的?中国领导人尊重基辛格，他们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和通过基辛格的著作了解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夜晚，我和一位老朋友谈到基辛格，他也是周总理在政治上的亲密同志，他对将同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展开舌战的前景坦率地表示高兴，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辛格?”他说，“可是个懂得两个世界的语言的人——他自己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他是我们所见过的像他那种地位的第一个美国人。同他应该可能谈得拢。”
周和基辛格会晤时所要讨论的眼前问题，以及总统来访时会谈的议程，都非常具体，对双方来说都不可能是什么太新的问题。在中国人看来，要解决的问题将包括下面三项对尼克松来说是转折点的决定：(1)恢复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把台湾还归于大陆统治；(2)美国完全撤出越南，安排召开一个保证印度支那独立的国际会议，并安排由河内和西贡商定一项解决办法，据此美国炮制的政权将至少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可以保存其某些外形；(3)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必须把一些可以进行谈判的初稿带回给尼克松，以使他能够接受周总理的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