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之后，朱德认为更应加强党的纪律性。在他看来，党成为执政党后，自身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对全国人民的影响更大了。如果有少数党员不执行纪律，有不好的言行，不仅会妨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而且也会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削弱党的战斗力和号召力。所以，在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情况下，朱德认为，“坚持铁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性，在今天就更有特殊重大的意义。”
为此，朱德十分强调纪检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在《加强》中着重指出：“要经常地检查了解：在党的组织中、党员中有没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有无违犯国家法律和法令，有无损害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行为和倾向？”朱德认为，通过经常检查党的纪律执行情况，一方面可以及时处理、抵制党内的违纪现象，维护党的纪律性，另一方面也可起到预防作用，使某些违纪行为难以产生、滋长。做好这一工作，纪检部门“就能起保证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等等都能正确执行，就能成为党委在贯彻政策、执行决议方面的有力助手。”
这里，朱德不仅科学地阐述了纪检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还规定了纪检工作必须为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服务，必须为执行党的决议服务，明确了执政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坚定了纪检工作者胜利地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成为捍卫党的纪律的忠诚战士的信心，对广大党员、群众也是一个极大的教育、鼓舞。
二、分析了党员违纪的种种表现及原因，指出纠正党内违纪行为的正确途径
朱德指出，大多数党员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工作，谦虚谨慎，埋头苦干，执行纪律，清正廉洁，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但是，也还存在着种种违犯党的纪律，损害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他在《加强》中说：“有不少的党员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和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行为。”这些行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强迫命令，滥扣滥罚；②官僚主义；③恃功挟赏，摆老资格；④贪污腐化。朱德严肃指出，这些违犯纪律的行为，“已引起群众对我党不满的情绪，如果不很好地加以克服，将使我党严重地脱离群众。”
要纠正党内违纪行为和腐败现象，首先必须深刻剖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朱德认为，在客观上，一是由于我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容易使我们产生政治麻痹、思想松懈、骄傲自大等等许多坏东西。”在战争年代，我党处于被压迫的、非法的地位。因此，各方面都很谨慎，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正因为如此，党才得以生存下来，并且不断地推进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由非执政地位变成执政地位后，客观上为一部分党员滋长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前进的情绪，创造了条件。二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我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如今是被花花绿绿包围的和平建设的环境。这样，也容易使少数思想不坚定的党员产生贪图享受的思想。
除了客观条件变化之外，朱德还认为，党内产生违纪、腐败的现象，有着深层次的主观上的原因。一是，“由于我们党内的教育、党内的生活、党内的制度，特别是党内纪律的执行等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在党内教育方面，有的地方“不够认真经常”，影响党员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在党内生活方面，有的党组织“不够正常和健全”，缺乏对党员的约束力。在党内制度方面，有些党组织“执行得不够严格”，还没有形成必要的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在执行纪律方面，有的地方“执行得很差”，存在着不少违纪、违法的事件。第二个原因是，少数党员干部“不很好地学习和重视党的指示”。在环境、地位发生变化之后，这些党员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学习。因此，讲政治少了，讲党和人民的利益少了，讲执行党的纪律和政策少了。进而，迷失了政治方向，也丧失了政治鉴别力和敏感性，违法乱纪，成了纪检部门查处的对象。
朱德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指出了纠正违法违纪不良倾向的正确途径。这些途径是：一、进行集中整风；二、加强经常性的纪律检查；三、加强群众监督；四、对违纪问题要及时处理，随时纠正。
对党员的违纪案件，朱德还主张随时总结经验，选择有重大教育意义的事件“在党刊或报纸上公布出来”。这样做具有威慑作用，可以有效地教育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同时，也可教育其他党员和人民群众。如果仅仅在小范围内处理，不在报刊上揭露，有些犯错误的党员“还是满不在乎的，还是不容易改正错误的”。
朱德提出的这些措施和办法，不仅符合党的干部政策，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对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加强党的建设，也是积极有效的。
三、提出了纪检部门的工作要求
党的纪检工作，原则性、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关系到党的存亡和革命事业的兴衰。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建立起一支思想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纪检队伍。为此，朱德在《加强》中对纪检工作者提出了较高的希望与要求。
1.要认识纪检工作的重要性。朱德要求各级纪检部门充分认识纪检工作的重要性，按照中央所规定的任务与职权，制订工作细则，“建立起自己经常的工作”，认真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他说：“既然党和人民要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就不能推诿卸责，否则我们自己也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2.纪检工作者自身要正派公道，严以律己。否则，就理不直气不壮，无法维护党的纪律，也不能让人口服心服。到头来，必然贻误工作，危害党的事业。
3.要分清是非，坚持原则。这样才能按照党的政策来区别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使他们心悦诚服、易于接受；才能坚持党性，体现党的原则，达到纪律检查的真正目的。
4.要紧紧依靠各级党委，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离开了各级党委的重视与支持，要做好纪检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各级纪检部门必须“注意取得广大群众的帮助”，并且要“依靠党员中的积极分子”，坚定不移地把反对各种违纪现象、腐败行为的斗争进行下去。
5.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纪检工作是一项开创性的、十分艰巨细致的工作，工作中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在查处违纪案件中也会遇上各种阻力。朱德希望纪检干部“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不屈不挠地克服一切困难，努力把工作做好”，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托付的重大使命。
朱德对纪检工作者提出的种种希望与要求，指明了纪检部门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政治水平、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方向，也成了推动他们奋发进取、积极工作的巨大动力。
半个多世纪前朱德的这篇讲话，指导了建国初期全党的纪检工作，对消除当时党内的各种违纪、腐败行为，加强党的建设，确保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今天，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统一部署、领导下，在全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的新形势下，重温这篇历史文献，我们深受教育和启迪，倍感亲切和鼓舞。
《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朱德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贡献 ——廖盖隆
我作为朱德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秘书，是在1955年12月到1961年上半年：开头一段是随朱德出访苏联、东欧、蒙古等七国，随后又为八大发言作准备；1957年7月起的4年我担任他的专职秘书。当时正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因此我想谈谈朱德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贡献。
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错误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为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所指出：在那次探索中，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和错误或比较错误的两种趋向，朱德是站在正确的趋向方面的，他并且在党内出现“左”的错误时，不断地有所抵制。正因为这样，他同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反革命野心家诬蔑为“老右倾”。
那次探索开始时，毛泽东是正确趋向的集中代表。他在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同年9月中共八大制定的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正确路线的基本指导思想。他在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峰。但可惜的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左”的错误思想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发展，逐渐占了上风，压倒了党的指导思想中的正确趋向，使党、国家、人民和毛泽东自己从那时起，在将近20年内遭到了很大的不幸。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决议》在列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之后，指出：“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的多种经营的观点。”
当然，《决议》在这里提到的只是朱德最重要的思想、观点。所以有必要作一些解释和补充。以下我就所见所闻谈六点意见。
一是他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走群众路线，要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他认为，无论是进行民主主义革命还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关键都是要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这个中心思想，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于《朱德选集》中。他在1943年7月发表的《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一文中说：“我们依靠群众。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依靠居民中的群众和军队中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是同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显然地，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必然要失败。”(《朱德选集》第94页)
朱德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同样要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他在中共八大的重要发言，题目就是《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根本的任务是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充分发挥6亿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就要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他认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有利条件是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有6亿多人民；有相对来说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问题是要使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结合起来。这也就是朱德所说的问题是要：一、地尽其利；二、人尽其力；三、货尽其用。我们要从全局的角度出主意，想办法。
二是他主张要长期注意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手工业，反对轻易地把手工业合作社变为国营工业，反对轻易地取消我们特有的出产土特产品的手工业。1956年，我国的各种手工业劳动者共有2000万人，这是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他认为，在流通领域也是同样，不要只有国营商业，没有合作商业和个体商业。可惜，朱德的这些重要意见没有被重视，而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更采取了相反的政策，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要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私有制绝种，甚至企图急于向所谓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乃至向共产主义过渡。只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朱德的这些意见，才得到重视和实行。
三是他主张发展山区经济，发展农业的多种经营。他认为，山区建设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山区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二，在人口、耕地和粮食产量方面，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但山区的丰富资源远未开发出来，人民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地位。他在1957年11月的讲话中提出：“山区的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这实际上就是说，山区的经济应该从自然经济变为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样，山区和全国才能互相交流。为了和全国互相交流，山区就不能仅限于发展农、林、牧业和土特产，还要发展采矿和各种加工业，特别是要发展交通运输业。
与此密切相联的是，朱德提出要发展农业的多种经营。而且农业的多种经营不能以发展大农业的农、林、牧、副、渔为限，还要发展工(业)、交(通)、建筑、运输、服务业。这就是说，中国要走农村城市化的道路。我们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正是这样做的。我国的面貌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四是他在“大跃进”的狂热中，挺身而出反潮流，要求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这件事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1959年6月16日，他同董必武一起去东北视察，在听了吉林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后，他尖锐地明确地提出：“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吃点蔬菜和番薯。……办食堂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的东西出口，换回更多的钢铁和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里。”接着，朱德和董必武一起，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指出农村办食堂已经造成了严重浪费和困难，难以为继，主张解散农村食堂，而且应当要求党团员带头退出食堂。那次我和朱德的另一位秘书未随朱德去东北，当我们看到这封电报后，都非常吃惊和紧张，并且不以为然。因为农村人民公社办食堂和吃饭不要钱都是毛泽东提倡和竭力推行的，而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也是马列主义书本上写了的。所以我当时认为要求解散农村食堂，这无疑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当朱德回到北京后，我向他提出了这个意见。没有料到朱德却严肃地指出了我的错误。他说，你注意学习马列主义是好的，马列书本上的道理也不错，但家务劳动社会化，要在生产力大大提高，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以后，并且办食堂要以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充足，农村人口居住又集中为条件。现在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农民的家底很薄，经过一段时间“放开肚皮吃饭”以后，大部分食堂的存粮都吃空了。他说，你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看问题不从实际出发。他还严肃地说，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发现了工作中的问题，有了意见就向中央提出，这是他应尽的责任。因此，从那时以后，直到同年7月庐山会议，他继续坚持讲述他的必须解散农村食堂的观点。7月9日，他对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谈话时说：“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7月13日，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大组会发言中说：“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以节省一些。”
对朱德的这些意见，当时坚持和维护“左”的错误的那些同志是不会同意的。加上朱德说彭德怀已经对错误作了检讨，全党就可以更好地团结了。因此，他在庐山会议的大组会上就遭到了政治“围攻”。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也委婉地批评了朱德，说是：“在食堂问题上，我和朱总司令有一些不同意见。”直到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得到毛泽东同意后批准了解散农村食堂，才证明了朱德的反潮流精神是正确的。
五是他主张要利用个体私有经济的积极性，来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这个极其宝贵的意见也是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提出来的，这年7月11日，他在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谈话时说：“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指1958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里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存了私有制，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存一点私有制，保存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一些东西供应市场。你不这样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朱德的这个思想观点，是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可以说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让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五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平等竞争，以便加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精神是相符合的。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只有这样做，才能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六是他主张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国有事业和集体事业的方针，是毛泽东在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时提出的。1957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又提出勤俭持家的号召，作为勤俭建国方针的补充。但是可惜，他在“大跃进”中主张办农村食堂、吃大锅饭、实行吃饭不要钱，结果实际上抵消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刮起了“共产风”，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朱德却是始终坚持提倡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的。
他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发言《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中说：“我们正处在创立社会主义家务的时期，我们要怎样才能把我们的家务创立起来呢？要靠勤劳，还要靠节俭。勤俭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固有的美德。‘克勤克俭，成家立业’的格言，现在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时刻牢记和贯彻执行的原则。”
1957年12月朱德为了阐述党中央的勤俭持家的号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勤俭持家》一文，文章在结语中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还要作长期的艰苦努力。但是只要我们6亿人民和1亿多家庭都觉悟和团结起来，勤俭建国、勤俭持家，那么，我们建设和生活中的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目前仍然比较落后和比较贫穷的中国，一定会变为先进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国。”
朱德一贯坚持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精神，也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这个精神已经载入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作了完整表述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之中，它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综上所述，朱德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愧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伟大先驱。他的上述光辉的思想、观点，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当然，朱德和其他老革命家也受到历史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任务，这个任务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完成的。
《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试论朱德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贡献 ——胡松
众所周知，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是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并取得了胜利。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错误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但传统说法是，毛虽然人不在，但其思想在。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笔者认为：一个如此大的战役，仅仅是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影响，而没有朱德、周恩来等英明的指挥员，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以及战时的机动果断措施，要想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朱德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是从１９３２年６月开始的。这次“围剿”首先以围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为重点，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则先采取钳制性攻击。
同年７月，蒋介石集结了８１个师共６３万兵力，发动了对鄂豫皖和湘鄂西的重点进攻。９月，在强敌围攻下，红三军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向湘鄂川黔转移。１０月，红四方面军也由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接着，蒋介石调集５０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围剿”，使中央苏区面临敌军合力围攻的严重局面。
可是，在这一时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者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等。于是在反“围剿”的军事方针问题上，在前线负责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与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等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就是：按照临时中央的“左”的军事方针行事，还是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机动的方针。
为了讨论和确定第四次反“围剿”所应采取的军事方针，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上旬，在宁都举行了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会议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左”的军事方针，开展了所谓“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议以所谓“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为理由，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事隔多年后，朱德还经常谈起宁都会议这件往事。他曾多次说过：“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注:大中华国民编：《章宗祥》，《五四爱国运动》（下），第４０９～４１０页。】
１０月１２日，中央军委发出通令，调毛泽东回政府主持工作，致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这样，身任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之职的朱德便与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最高领导人。
二、创造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又一经验：敌进我进，主动出击，先发制人
毛泽东从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三次“围剿”战争经验中，为红军制定了一个基本作战方针：“诱敌深入”。要求红军后发制人，即当敌人大举进攻之时，红军应采取内线作战的原则，先进行积极的防御准备，尔后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再转入反攻。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都证明“诱敌深入”是红军以弱胜强、以寡击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然而，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对苏区采取的是分两个阶段进攻，实施各个击破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能采取攻势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能打乱敌人的部署，为彻底打破敌人的“围剿”创造有利条件。
１９３２年７月１日，红三军团与粤军李振球、叶肇两个师在南康、大余间的池江附近作战，击溃敌四个团。７月８日至１０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在南雄、乌径之间的水口圩，与粤军第三、四、五师展开激战，击溃粤军十个团。经过池江、水口战役，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１９３２年８月，中央红军又北上发动了乐安、宜黄战役，共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俘虏五千余人，缴获枪支四千余件。在此期间，红十二军乘胜进驻南丰县城，闽西独立第七师攻克宁化县城。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中旬，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这样国民党当局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为此，朱德、周恩来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部署尚未完成之机，予敌以迎头痛击。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３年１月间，红军先后发动的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及金溪、游湾战役，扩展了苏区，争取了群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北、赣东北苏区的联系，完成了红军的北进，为在北面彻底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就说明，在反“围剿”的战争中，既可以用防御的形式，也可以用适当的进攻的形式，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把握具体的条件和时机，审时度势，因情制变。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朱德、周恩来能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灵活机动地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避免机械性。
三、毅然作出从南丰撤围的决策，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金溪、浒湾战役后，红一方面军以备战姿态集结于金溪、浒湾、黄狮一带。当时，正值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瑞金。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直接干预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关于不等敌人大举进攻布置完成，就集中一切力量，首先粉碎抚河敌人全部，然后各个击破增援敌人的指示，决定将闽浙赣苏区的第十军、闽西苏区的第十二军、赣南苏区的第二十一军归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还累电红一方面军总部，促令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攻占敌人重点驻防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和夺取中心城市抚州、南昌，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为此，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４日，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命令中央红军攻占南城、南丰城。
在此期间，蒋介石于１月２９日亲自到南昌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正式任命陈诚为赣粤闽边区“进剿军”中路总指挥，统率１２个师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和一个预备师队，仍然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建宁、黎川、泰宁新苏区包围和截击。以赵观涛为队长的第三纵队即东路纵队，率五、六、九、七十九师四个师，由金溪出黎川攻我正面，企图切断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以吴奇伟为队长的第二纵队居中，率十、十四、九十师三个师，准备从南城、南丰侧击我建、黎、泰新苏区；以罗卓英为队长的第一纵队即西路纵队，率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意图出击广昌、宁都，堵住中央红军的归路和袭击苏区后方。三个纵队从不同的方向，同时长驱直入，压向中央苏区北大门，摆开合围中央红军的架势。
对此，朱德、周恩来根据各方面情报和敌军动态，准确地判断出上述诸路敌军行动意图。对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攻占南丰的指令，他们曾多次陈述了不同意见，明确提出了红军应在抚河以东地域，于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主张。但是，由于中央局认为在敌人“据点而守”的情况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坚持要求红军强攻南丰。而当时红军在抚河以东，一时确也难于求得有利战机。于是就在敌人杀气腾腾而来的严重情况下，朱德、周恩来表示同意执行中央局的指令，并作了机动灵活的部署：一方面准备强袭南丰；一方面准备在强袭不成时打敌增援部队。
２月１２日黄昏后，我主力红军由黎川进攻南丰。当时，南丰城是蒋介石视为从赣东进攻中央苏区的基地，驻有国民党军三十七军第八师的五个团，兵力２万余人，主力红军与敌激战一夜，虽然攻下南丰城外的一些据点，歼灭敌军将近一营，但红军损失却超过三百，第三师师长彭鳌及两个团长不幸阵亡。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周恩来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毅然采取退却步骤，即实行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继续佯攻南丰，将主力部队从南丰撤围，而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部队，“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任务是箝制敌之第三纵队，并迷惑其第二纵队，仍将敌向康都方向吸引，我主力则向广昌、洛口西进”【注:《五四爱国运动》（上）第４５２～４５３页。】。敌人误认为我主力东移黎川，其原定战略仍不变，增援南丰的主力第一纵队两个师（五十二、五十九师），仍从乐安分别经宜黄南部的太平圩、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和东坑岭、霍源向南丰挺进。两师中间相隔一座摩罗嶂大山，不易联络。为此，朱德、周恩来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在敌人必经的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打一个伏击战。
２月２６日，敌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分左右两路向黄陂推进。黄陂地区，山峦叠嶂，林木茂密，有一条三十多里长的狭谷，是从宜黄、乐安到宁都的必经之路。为了集中主力，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将红军分成左右两个纵队预先埋伏在黄陂一带的大山中，并下达战斗命令：拟于２７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源岭、神岗（即今乐安谷冈——作者注）、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
２７日拂晓，天下着毛毛细雨，朱总司令踏着泥泞亲临左路纵队指挥。约９点多钟，敌进入我伏击圈。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站在山上的松林里，举着望眼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谷底。待敌五十二师的全部人马进入我伏击圈后，朱总司令放下望远镜，和周总政委互相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下达出击的命令。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将敌拦腰切成数段，分割包围。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激战，敌五十二师被我全部消灭。
就在我红一军团于黄陂狭谷痛歼敌五十二师的同时，敌五十九师还在耀武扬威地向霍源疾进。以红五军团为主的右翼队，按照朱总司令“注意隐蔽、严密监视”的命令，待五十九师的全部人马都已进入山谷后，红军猛虎般地冲下山来，一下子把敌人分割成前后两段，分割包围起来。不仅围歼了敌五十九师四个团，而且生俘其师长陈时骥。
此期间，改“强袭”为“佯攻”，由“撤围”到“待机”，最后“伏击”、“围歼”了乐安来敌，取得了我红军“空前光荣伟大的胜利”【注: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５１页。】。朱德在实践中，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把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部署是违背苏区“中央局命令原旨”的，但却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重要一着。
四、充分利用山区和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的先例
红军在取得黄陂大捷后，朱德估计敌人不会甘心失败，还要伺机反扑。遂决定用一部分兵力和敌人保持接触，引诱敌人南进；主力红军陆续撤离战场，转移到宁都北部根据地东韶、小布、洛口等地休整。
形势发展也不出朱德所料，１９３３年３月上旬，为了挽回败局，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敌中路“进剿军”总指挥陈诚重新调整了部署：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迭作中间突破的战略。罗卓英仍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九师三个师为后纵队。吴奇伟仍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十四、九十师三个师为前纵队。前后两纵队重迭，集中重兵实行中间突破，由黄陂向东陂以南进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朱德、周恩来抓住敌“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注: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文史资料选集》，第６１辑，第５１页。】的弱点，命令“红十一军到广昌附近，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红一方面军主力则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注:周予同：《过去的五四》，引自北大“五四”十四周年纪念特刊：《论五四》。】。３月２１日，敌前纵队第十、十四、九十师进到广昌县甘竹，后纵队第十一、九师进到宜黄县草台冈、东陂地区，与前纵队相距一百里。当地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敌军前后两纵队难以相互策应，这就为我军在运动中分段伏击歼敌再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战机。红军一、三、五各军团主力，在独立师、团等地方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分头从左路、中路和右路，集中兵力向占据草台冈及其附近各险要高峰之敌十一师，采取“迅雷手段”，出其不意地突然发起猛烈进攻，红军战士“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注:朱德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发言，１９５９年８月。】。激战一日，歼敌十一师大部和九师小部，从而取得了东陂战役亦即草台冈战役的胜利。
黄陂和东陂两战役的胜利，是朱德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在坚持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正确原则下，和周恩来密切合作，共同创造的大兵团伏击战的先例。连续两次大兵团伏击敌人的成功，使国民党军队遭到空前未有的惨败，给了蒋介石、陈诚之辈以相当沉重的打击，创造了红军在根据地边沿地区进行大兵团伏击战的重要经验。
纵观朱德领导与指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全过程，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朱德对于毛泽东所总结出来的对敌作战方针和原则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因而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作战方针和原则。但是，他在运用中，又有自己的特点，集中到一点，是一个“活”字，也就是他自己说的“随机应变、变化无穷”，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灵活用兵。总之，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朱德“龙韬虎略尽革新”军事生涯的光辉一章。
（本文作者 南昌大学马列部副教授）
《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 ——龚希光
1937年9月，朱德亲率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迅速打开局面，站稳了脚跟，普遍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到1940年5月朱德奉召回延安时，华北各地已建立了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边、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10余处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展了游击战争，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也从刚到山西时的3.2万人发展到22万人的正规部队(还不包括各地方的游击队)，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巨大的威望。
抗战初期，八路军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执行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事实已为党中央肯定。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却对华北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重的批评意见，主要是说运动战打得多了，认为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布的训令中的“运动游击战”的提法，违背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如1983年《党史通讯》第3期上发表的严冰的文章《1982年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上)》中就提出：“10月8日《军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即训令)这个文件，对于抗战形势的分析和我军以‘运动游击战’为作战方针的提法，确是有原则性错误的。”这种意见一直延续到今。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们认为，从整体看，华北军分会的训令并无问题。引起批评意见的主要是第六部分的一段话：“我们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以高度的积极动作争取新的胜利，以影响友军在战术上及对群众关系上的改进，巩固我军的威望，提高我们的领导作用。这里必须反对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其中“运动游击战”、“民族失败主义”和“宿命论”三个提法，尤其是“运动游击战”，受到的批评最多，而批评的“靶子”常常是彭德怀。其实，10月8日军分会训令发布时，彭德怀不在总部，当时他正同周恩来在石家庄、保定等地做统战工作。笔者认为，对“运动游击战”的批评是不应该的。
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到底有什么问题呢？10月17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说：“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至于有什么错误，并没有具体说。后来有人就认为错在“运动游击战”的提法上。事实并非如此。1937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他说：“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与太原军分会(即华北军分会)精神不相冲突。但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这里，毛泽东明确肯定华北军分会指示与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不相冲突”，而错误在于：第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第二，事先未报告中央。关于第二点批评意见，笔者以为当指当时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代表等各系统的负责干部在太原对有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军分会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好的。至于第一点批评意见，说中央是失败主义，也是有所指的。朱瑞和杨尚昆于1945年3月12日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曾讲到这个问题。当时在太原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对于要不要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仗，发生了争论。华北局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另一些领导人则在军分会训令中批评这是宿命论，主张八路军还是要在保卫太原中配合友军作战。可见，中央并没有认为华北军分会训令的错误是“运动游击战”问题。
事实上，在整风以前，朱德和其他八路军领导人写文章、作报告、发指示，甚至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始终在使用“运动游击战”及“游击运动战”的提法和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的主张。仅以1938年为例，4月10日，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朱德、彭德怀电示东路军将领“采取灵活的运动的游击战术”；4月23日，通报反九路围攻情况时，又提到“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9月7日，朱德在向延安干部作报告时，讲到山西、河北作战“都是运动战与游击战”①；9月14日，朱德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三期战争中友军也学会了打运动战与游击战”；10月25日，朱德在六中全会上作报告时说：“在华北支持，使全国相信，主要靠群众支持，到处打游击战、运动战。”任弼时在1月13日《新华日报》上发表《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主张“发挥我军历史上养成的特长——机动、果敢、迅速、秘密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刘伯承在抗战一周年时作的战术报告中指出：“一二九师自1937年10月1日入山西抗战，就接受和实行了军分会和八路军总部给予的运动游击战的指示，由开始一般初步的实行转移到游击战的实行，再转到运动战及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配合的实行，以致取得了许多胜利。”②可见，当时并未认为打运动战和“运动游击战”的提法是个问题。
运动游击战的提法成为问题是在延安整风时期，特别是在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当时，彭德怀、朱德、任弼时等不得不对此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讲党史、军史时人们习惯地把争取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与游击战对立起来，并与军分会训令相联系。认为强调争取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就是主张以运动战为主，就是否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就是违反洛川会议精神。
要正确评价运动游击战问题，笔者认为应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只有4.2万人(包括留守兵团)，且装备很差，弱军对强敌，只能采取游击战争。朱德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战略战术，这种革命的战略战术之特点就是：在敌人显然强大于革命势力的时候，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革命势力日益发展，革命军队日益强大的时候，逐渐转到正规的战略战术。”③这个问题在克服了建军初期“左”倾盲动主义后，在中共中央内部认识是一致的。但在具体作战中，怎样使八路军不被削弱以致被消灭，反而能打败强敌，壮大自己，发挥独特的战略作用和扩大政治影响？当时面临的局面是，我们不但要对付强大的日本侵略军，还要防备国民党军事当局假日军之手趁机来打击和削弱我们。正像朱德在洛川会议上说的那样：“要谨防扒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