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决策者，对这个问题考虑得最深、最细，也提得最早。1937年8月1日，他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关于红军作战，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8月4日，又致电周恩来、朱德等人，表示红军作战，要“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8月10日，毛泽东致彭雪枫的电报更说明他当时顾虑的是什么。他要彭雪枫在与各方接洽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到洛川会议时，毛泽东就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9月12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具体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的内涵：“(1)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2)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3)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4)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可见，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是为了防止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防止国民党当局借口统一指挥让八路军进行阵地战、正规战、集中打仗、打硬仗，并不阻止八路军在有利的条件下打运动战。相反，打一些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有利于壮大红军声威，扩大政治影响，有利于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和组织群众游击队。毛泽东同张闻天曾在8月5日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人指出：“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里提到了“游击运动战”和“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显然并无反对运动战的意思。
朱德指出：“抗战不是专靠某一种战术就可以取得胜利，而应随时随地，依人员、武器、政治、经济、交通条件，来决定适当的战术，辩证地活用它、切忌机械的了解，以为某一种战术最有利，某一种战术应完全放弃。”这就是说，在总的战略方针下，各种战术形式都可以采用，问题是要看条件。
毛泽东在八路军初上前线时，是比较强调游击战的，但是，毛泽东也不反对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10月25日，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⑤1938年6月15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等人，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则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可见，和朱德的看法一样，只要条件有利，毛泽东也是主张争取部分运动战的。
总之，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并不排斥运动战；打不打运动战，要看条件是否有利。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彭德怀等人最了解战场的具体情况，最有能力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正确判断。1938年3月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指出：“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事实证明，朱、彭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初期下决心打的部分运动战，判断都是正确的。
第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作为战略指导方针，并不排斥运动战。
游击战与运动战这两种作战形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是速决的进攻作战，不过规模大小不同。后者一般由正规军执行，作战规模较大，有时还伴随着阻援所需的运动防御或阵地防御等作战形式；前者则规模较小，常由小部队、游击队或民兵执行，作战更为灵活和分散。在抗日战争中，在有正规军的情况下，要较多地消灭敌人，要创造和保卫根据地，就不能不打运动战。抗战初期，八路军在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根据不同情况，完全允许交替使用游击战与运动战这两种作战形式。朱德指出：“打游击战需要运动战配合，打运动战也需要游击战掩护。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它们间隔开来。”⑥
洛川会议上，在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的同时，不少人谈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问题。例如，彭德怀说：“游击战与运动战是红军密切分不开的”；刘伯承说：“我们的游击与运动要配合”，等等。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很明显，他提出的是个战略概念，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也就是运动战，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对此，在会上并无不同意见。1938年7月16日，毛泽东对留守兵团各首长的演讲中说：“在全国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在华北的八路军及其他正规军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他指出：“有人说游击战无大名声，如台儿庄那样的有名，要知道打得好也有平型关那样的仗。”这说明毛泽东是把运动战包括在游击战争这个战略概念中的，并以平型关这一较大规模的山地伏击战(运动战)作为战例。
朱德在华北前线作为党的最高战略指挥员，是怎样认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的呢？
朱德把抗日游击战争视作执行持久战与群众战的战争形式。早在1937年4月，朱德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就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6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的农民运动首先要从抗日的需要去发动，也要在农民中去组织游击队，使游击队有广泛的农民群众基础”。6月9日，在白区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游击战是抗战的一个力量。”8月11日，朱德在南京军事当局召开的谈话会上说：“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1938年7月，他在《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一文中批评了有些同志“不愿战略上的持久，而要求战略上的速决，甚至因此忽视游击战争的重要性，或根本否认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地位”。当然，他认为“要求解决战争任务，单单依靠游击战争是不成的，而主要依靠于运动战”。“但决不能因此而动摇持久战的理论和忽视游击战在一定阶段与某种任务上的重要意义”。⑦可见，朱德认为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争”但单靠游击战并不能打败敌人。为了较大量地歼灭敌人之有生力量，以争取战争过程之缩短，游击战争理应包括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朱德指出：“我们一年来的战争，是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互相转易与互相并用，这是根据八路军所负担的战略任务及其活动范围的宽度，并依当时实际情况而决定的。然而，游击战是占着主要地位的，但在有利时机之下，并未放松运动战的争取，求得在运动中比较大量的歼灭敌人，起着转变战役形势的决定作用。如去年9月25日的平型关之战，11月2日的广阳之战(正太路以南)，今年3月至4月初晋西北粉碎后宫师团黑田旅团进攻之战，4月4日至14日，我晋东南部队粉碎敌人九路围攻之战等，都是运动战的典型。”⑧1940年在纪念抗战三周年时，他又谈到运动战和游击战问题，指出：“在每次战役中，我们实行了自卫队、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配合作战，使这三种武装力量都能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发动和组织了最广泛的游击战争，疲惫和迷惑敌人，造成正规军最后消灭敌人的机会，最后粉碎敌人的围攻。我们在正规军中，曾适时地调剂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份量；我们在游击队中，又曾融合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连贯性，这就不断地帮助了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同时又不断地壮大了正规军。”⑨这些论述对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而且完全符合当时华北抗战的实际情况。
第三，后来有人把“运动游击战”与王明所犯的右倾错误联系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事实的。
抗战开始后，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虽然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但是对前方军事将领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与运动游击战更是没有什么关系。军分会的训令是王明回来前就已发表的。
王明回来后，在1937年12月及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要表现是不要领导权，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的身上。这两次会议在党史上分别被称为十二月会议和三月会议。彭德怀参加了十二月会议，并回来作了传达，这是正常的。要说影响，顶多使有些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模糊观念(六中全会时已加以纠正)，而与运动游击战并无关系。任弼时参加三月会议时，已离开八路军总部，他不同意王明的主张，并且会后即去了莫斯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他没有追随王明那一套主张；相反，维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既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
把运动游击战与王明挂钩的直接“证据”是他在三月会议上提出了“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主张。但王明这里讲的是就全国而言，并不是单指八路军。这个主张并不错，也不是他的意见，恰恰是毛泽东已经提出来的意见。三月会议前，1938年1月13日，毛泽东在《时局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就较具体地阐述了“运动战为主，游击阵地战为辅”的战略思想，最后说：“为什么游击战为辅呢？因为游击战不能最后解决敌人。所以，现在要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2月在《与合众社记者谈战略战术问题》中又指出：“根据过去七个月作战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结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其他二者为辅。”⑩可见，把王明在三月会议上关于全国作战战略方针的提法说成是错误的并与运动游击战问题联系起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总之，关于运动游击战的问题，虽然有时人们也觉得批评得有点过分，然而由于诸多历史的、复杂的原因，始终未能彻底澄清。现在离这个问题的发生已快60年了，应该来一个了断，使后人对华北抗战初期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光辉业绩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使朱德等领导人的光辉形象不受损害。
注释：
① 朱德：《华北抗战战略战术的变迁》。
② 《巍巍太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33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解放日报》1941年7月1日。
④ 《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新华日报》1938年2月9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378-379页。
⑥ 《朱德选集》第62-63页。
⑦⑧⑩ 《解放》第43、44、32期。
⑨ 《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新中华报》1940年7月5日。
《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朱德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吴殿尧
中国红军历时两年、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是以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静宁的大会师为胜利标志的。60年后的今天，在纪念这个历史性胜利的时候，不能不记起朱德总司令。由于他正确地贯彻党的北上方针、坚定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终于克服了漫漫征途上的危机和艰险，铺平了通向胜利会师的道路。
一、把南下部队引向重新北上的道路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师时，两大主力部队合起来兵力超过10万，如果能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合力北上，将十分有利于红军完成战略转移、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但是，由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会师后他代替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怀有个人野心，自恃人多枪多，对抗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导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三个月后又在草地分离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给党和革命队伍带来一次空前严重的危机。这时，率红军总部同张国焘在一起行动的朱德，身陷逆境，但他以其特有的坚定和智慧，挑起了克服这场危机的历史重担。他把高度的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的斗争可以概括为四个特点：
第一、不离开队伍。
红一、四方面军分离后，朱德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脱离张国焘单独北上，或率留在四方面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人马寻机转而北上；二是跟着南下的部队走。两种选择比较起来，虽然第一种选择有一定风险，但可以回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队伍里，很快完成长征；而第二种选择，不仅要经历更多的艰难困苦，而且难免受到张国焘的挟制甚至迫害。朱德经过考虑，毅然选择了后者，为什么呢？一、四方面军分离后，随党中央北上陕甘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仅有7000余人，加上陕甘苏区的红军也不到1.5万人，而随张国焘南下的部队仍在8万以上，显然，这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是党在领导鄂豫皖根据地、陕川根据地的斗争中艰苦创建起来的，不能把它丢给张国焘不管。而且朱德相信，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一旦广大指战员通过实践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就会拥护北上抗日的方针。不离开南下队伍，是朱德最终能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前提。
第二、不背离原则。
朱德同一向专横跋扈的张国焘一起行动，处境是十分艰难危险的。但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坚持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临大节而不辱”。
红一方面军主力于9月10凌晨随党中央先行北上后，张国焘企图迫使他们背离中央，于12日致电红一、红三军领导人，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望速归来”，①朱德断然拒绝签署这份电报，张国焘只好以个人名义发出。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张国焘立刻制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为此，他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没有答应。他又在阿坝、卓木碉等地开会，在会上攻击中央率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是“逃跑主义”，并逼迫朱德当众表态：“反对北上，拥护南下”，“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朱德面对围攻，不为所动，坚定地表示：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朱德还说：“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他还以事实驳斥张国焘等污蔑毛泽东的流言蜚语。朱德还陈言大义：“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敌当前，要讲团结。“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②
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树起反党旗帜，宣布另立“临时中央”。还宣布朱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不能另起炉灶”，“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③
第三、不激化矛盾。
朱德对张国焘的斗争，既讲原则，又讲策略，既讲斗争，又讲团结，而且是立足于团结，把问题作为红军内部的矛盾来解决，防止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的，从而导致革命队伍的破裂。为此，朱德忍辱负重，“胸怀大如海”，不计较张国焘及其追随者对他的刁难、攻击、谩骂和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同时，做好那些反对张国焘的同志的工作，要他们耐心等待，顾全大局，不激化矛盾。
当时，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原一方面军部队中有人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耐心地对他们讲：我们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他特别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有可能遭到打击迫害的负责干部：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对被张国焘抓住把柄、加以打击迫害的干部，朱德则竭力给以保护，使他们免遭不测。
不激化矛盾，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就给张国焘“留下转圜余地”，赢得了一步一步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时间；就避免了革命队伍的最后破裂，使红军最终走向团结统一。
第四、不放弃职责。
对这一点，当时红四方面军军事负责人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他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曾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终至不能在川康边立足。经过几个月苦战，部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朱德开始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主动。
1936年2月初，南下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在战局日益严重不利的情况下，朱德和徐向前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主动撤离川西地区，转移到康定、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这时，接林育英、张闻天从陕北来电，就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成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也不得不同意。于是，南下部队又踏上了重新北上的道路。朱德对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
二、促成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共同北上
光是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还不会有后来的三大主力会师。促成红二、六军团(即会师后的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共同北上，是实现三大主力会师的关键。这一步棋，应该说是朱德的匠心杰作，功不可没。
由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长征开始前，已与党中央“久失联络”。1935年9月底，南下途中的红军总部因为掌握电报密码，接获了红二、六军团争取和中央联系的电报，建立了与红二、六军团的通讯联系，此后经常互通情报。朱德作为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对红二、六军团的命运极为关心，常对他们的军事行动给以必要的指导。这些电报，多是与张国焘联署发出。
红二、六军团突破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后，经过四个多月艰苦转战，于1936年3月进到黔滇边界的亦资孔山区，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3月23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红二、六军团：“建议你们在渡河技术有把握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④30日又电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我们当尽力策应”，“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⑤
这里应说明，朱德虽与张国焘联名让红二、六军团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但两人的目的却不一样。朱德在建国后同原二方面军同志谈起此事说：“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但他又“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⑥
红二、六军团接到红军总部的电报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决定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北上。这时，红四方面军已越过大雪山，转移到康北地区。“原来不准备在这一带立脚，只想筹足必要的粮物，即刻北上”。得知红二、六军团决定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提议，四方面军暂在现地休整补充，接应二、六军团北上，大家都同意。”⑦
但是，就在朱德为红二、六军团决定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师感到欣慰之际，4月1日，接到林育英从陕北发来这样一封电报，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这个电报使四方面军一些指挥员迷惑不解，不知该怎么办。徐向前回忆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⑧由此可见，朱德的决策对三大主力会师起了多么关键的作用。
为了策应和等待红二、六军团的到来，朱德和四方面军在康北高原度过了异常艰苦的四个月。一方面派出一部南下雅江、理塘迎接二、六军团，一方面进行再次北上各方面的准备。因此，朱德和战士们一起找野菜充饥，节约粮食；和战士们一起捻毛线，织毛衣，准备御寒棉衣。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气度，循循善诱的谈话，赢得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和爱戴。
5月20日，陕北党中央来电，对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⑨。张国焘接此电报，又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遂于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中央”，成立西北局。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宣告破产。
6月底，红二、六军团分别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和普玉隆，朱德亲往这两个地方迎接，并分别同二、六军团的领导人谈话，针对张国焘散布的低毁中央的言论，澄清事实真相。朱德还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把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编到二、六军团一起行动。对此，朱德回忆说：“后来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张国焘)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⑩
会师后，红二、六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合编成第二方面军。在甘孜庆祝会师的大会上，朱德对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11)。
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北进发。根据朱德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这是朱德精心考虑做出的安排：任弼时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原则性强，随总部行动，可随时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南下以来被张国焘控制的状况，从外面对张起制约作用。
朱德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三大主力会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说：“在不幸中的大幸，是我们留在西康，却把二方面军接上来了”(12)。
三、三大主力会师前夕的一场斗争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通过茫茫草地从川北进入甘南，势若雷霆，在一个月内先后攻克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和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礼县等县的广大地区。党中央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令一方面军一部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三个方面军形成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
9月初，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调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返，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公路静(宁)会(宁)定(西)段，隔断红军会合的通路。据此情况，朱德和张国焘，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诸同志并告徐向前，提出“一、四方面军乘胡敌现在西兰公路上运动之时，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13)的作战建议。毛泽东等回电说：“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行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到隆定大道，并准备作战。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指马鸿逮部)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14)随后一连四天，毛泽东等天天来电，通报敌情，要四方面军迅速北出至隆静大道，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将被截堵隔断，“机不可失，千祈留意。”(15)
军机急迫，中央不断来电，张国焘却按兵不动。他畏敌如虎，看到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将以四方面军为主同胡宗南敌作战，就改变主意，要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朱德力主按中央要求迅速北上，不断找张国焘、陈昌浩商量，陈昌浩先被说服，他们又一起做张国焘的工作，天天争论到深夜。当时正在岷州三十里铺开西北局会议，会开到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他是西北局书记)，躲到氓江对岸的红军供给部去。朱德说：他不干，我干!立刻找来作战参谋，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又同意继续开会。会上，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则表示“少数服从多数，牺牲个人意见”。于是，会议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16)9月18日晚，朱德和张国焘、陈昌浩联名向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这一作战计划，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同时，也将这一作战计划报告中央。
岷州会议一开完，张国焘就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先行北上，赶往在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9月20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告以“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迅速取得会合在静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等情。(17)中央接电后，在21日回电说：“四方面军北上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18)朱德在22日回电说：“合组军委集中指挥，我甚同意。张、陈两同志现去前方，征求意见后再复。”(19)
张国焘到前敌指挥部后，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宣传他西渡黄河的主张，还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20)他不顾岷州会议的决定，又提出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作立足点的方案，并断然向部队发出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他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出密电：“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21)企图切断朱德同党中央及各方面的联系。
朱德得知张国焘擅自改变行动部署、变北上为西进的情况，十分忧虑和气愤。他意识到，这是关系到红军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他彻夜未眠，在9月22日凌晨3时致电张国焘等，说：“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并提议在漳县再召开西北局会议，“续商大计”(22)。同时，朱德不顾张国焘不准对外发报的禁令，致电党中央和在陇南的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告以：“(甲)西北局会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乙)现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23)朱德又发电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西北局成员马上赶往漳县开会。天一亮，朱德就飞马疾奔漳县。
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再次在漳县召开。一向以平和、宽容著称的朱德，在这关键的时刻，同张国焘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一再阐明：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现在迅速北进，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可能会合为什么不会合？”岷州会议决定是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张国焘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这是关系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张国焘蛮横狡辩地说他是书记兼政委，调动部队他完全负责，又宣传他主张西进，是因为此时黄河容易渡，可避免同胡敌在西兰大道上决战，并且将来也可以达到会合的目的，等等。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朱德严正表示他坚持岷州会议原案，“要强使我赞同是不可能的。”(24)要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任，并向中央报告。
但是，张国焘的西进企图因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难以实现，西进的先头部队又返回洮州。张国焘骑虎难下，致电中央，表示：“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西进(25)。9月27日，中央来电指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置，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又电嘱：“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26)同日，朱德和张国焘、徐向前联名电告中央：“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静，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约六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27)
从三大主力会师前夕的这场斗争中，可以看到朱德在关键时刻，为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是何等坚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他为红军长征胜利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注释：
① 1935年9月11日张国焘致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电。
②③⑦⑧ 20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59、475、482、483、497页。
④⑤ 1936年3月23日、30日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
⑥⑩ 1960年11月9日《朱德委员长谈二方面军渡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纪要》。
⑨ 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致朱德、张国焘等电。
(11)谭常维：《甘孜会师》，刊载于《星火燎原》(3)第330页。
(12)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13)1936年9月13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诸同志并告徐向前电。
(14)1936年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电。
(15)1936年9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电。
(16)1936年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徐向前电。
(17)1936年9月20日朱德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
(18)1936年9月21日林育英、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等电。
(19)1936年9月22日朱德致育英、洛甫、恩来、博古、稼祥、泽东电。
(21)1936年9月21日张国焘致子昆、潘同、广化电。
(22)1936年9月22日3时朱德等致张国焘、徐向前、周纯全电。
(23)1936年9月22日朱德致育英、闻天、泽东、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电。
(24)1936年9月23日朱德在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25)1936年9月26日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致英、洛、泽、恩、博、稼、贺、任、关、刘电。
(26)1936年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电。
(27)1936年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致英、洛、泽、恩、博、稼并贺、任、刘电。
《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朱德在攀枝花彝寨 ——杨松柏
1922年，军阀混战，战乱不断。在避难途中，朱德曾在金沙江畔乌拉彝家山寨（今攀枝花市仁和区务本乡境内）留宿10多日，受到乌拉山寨彝族人民的热情款待与真诚帮助，成为后世佳话。
1922年初，孙中山先生命令云南滇军出征讨伐北洋军阀。就在这时，早有独霸云南野心的云南都督唐继尧，乘省城昆明兵力空虚之机，武装进驻，争夺军权。后来，滇军出征北伐失利，总司令顾品珍在小河口战败后自杀。唐继尧带人抄了朱德的家。同时，四处通令重金悬赏追杀朱德等人。
在危难之中，于1922年3月10日，朱德等与200多将士及20多匹军马，离开昆明，准备沿金沙江的川滇商路，经川边进人四川，再由四川赶到上海，而后去广州与孙中山先生会合。
朱德等人枪渡过金沙江后，在位于今仁和区境内的大水井、棉花地、乌拉大火山等地留宿了十几天。
朱德等人过江后，当晚在大水井伍祥贞家食宿，受到热情招待。第2天早饭过后，整装起程，伍祥贞安排其弟亲自给朱德等人带路，送往棉花地向盐边县方向赶路。当时在乌拉一带打富济贫的民团首领雷云飞闻讯后，即派人马将朱德等人接到乌拉大火山自己家中。
朱德等人在乌拉彝家山寨雷云飞家中住了10天，与雷云飞交为好友。雷天飞对朱德十分敬佩，诚心邀请朱德等人留在乌拉山寨，共创江山。朱德则坦诚地告诉雷云飞，他要在北上与孙中山先生会合后，出国留学，寻求救国的革命道路，对留在山寨之事表示歉意。雷云飞叫夫人想办法为朱德一行每人赶做一套便服，好让他们扮作商人，便于避开追兵，顺利北上。临走时，朱德为了感谢雷云飞夫妇的热情款待及真心相助，又取下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支自动手枪，挑选了一匹极好的军马，一并赠与雷云飞。雷云飞也亲自在山寨中挑选了一匹山地骑马回赠朱德，给朱德他们准备了一些盘缠，雷云飞亲自把朱德等人送出山寨，又派一支得力的卫队护送他们至四川会理边界。
朱德等人在雷云飞的鼎力相助下，走出乌拉彝寨，途经会理、德昌、西昌、大小相岭、越西、雅安、成都，回到南溪县，于1922年6月下旬安全到达上海。朱德于当年秋天转赴德国留学。
光明时报 1995年4月23日
朱德同志在护国战争中 ——李希泌
护国战争（原称云南起义，又称护国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辛亥革命的延伸，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为了维护共和制度、反对袁世凯帝制而自发发动的一次正义战争。
朱德同志在云南参加重九武装起义后，一直在滇军工作。云南反袁起义前，朱德同志任滇军第十团团长，驻军蒙自。起义号角一吹响，他立即率队伍来到昆明，被编入护国军第一军，任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待命出发入川。
朱德同志在这次战争中虽然不是主将，但他披坚执锐，斩将搴旗，始终站在最前线，他先后率领的第六、第三支队在护国战争最关键的一仗——泸纳战役中，担负了重要战斗任务。敌军一看到头戴红边帽，高擎绣有“朱”字军旗的护国军，就望风披靡，他为纳溪战役的胜利，为推翻袁世凯的复辟称帝，立下了卓著的功勋。这正如吴玉章同志在１９４６年朱德同志６０寿辰的祝辞中所指出的：“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泸州兰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
今年是护国战争８０周年，明年将是朱德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谨撰此文，以资纪念。
民初，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妄图帝制自为，当共和国危难之际，唐继尧、蔡锷等于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在云南宣布起义，树起了反袁护国的旗帜，组成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当时，护国军编为三个军；第一军出四川，为护国军的主力，担任主攻任务，总司令为蔡锷；第二军出广西，转战湘、粤，牵制袁军入川，总司令为李烈钧；第三军留守云南，总司令由唐继尧兼任。第一军分兵三路北出四川。左翼刘云峰率第一梯团于１９１６年１月２１日进占叙府；右翼戴戡取道遵义，北出松坎，向綦江前进；中路由赵又新的第二梯团和顾品珍的第三梯团组成，归蔡锷亲自统率，是第一军的主力，目标直取泸州。此路由第二梯团董鸿勋所率的第三支队为先锋，朱德同志所率的第六支队殿后作预备队。当护国军由昆明出发时，绅商各界和青年学生两千余人集中在状元楼热烈欢送。许多女学生还送毛巾给出征官兵。在行军途中，群众纷纷向部队送茶水。群众的热烈支持，给部队很大鼓舞，士气高昂。
中路董鸿勋支队于３月５日会同在纳溪起义的川军进攻泸州。与袁世凯的北洋军战于泸州东岸的兰田坝。北军战败，渡江而逃。董鸿勋乘胜渡江追击，迂回泸州之背，眼看快要攻下泸州，突然得到情报，敌军偷渡过江，兰田坝川军守将陈礼门战败自戕，兰田坝、月亮岩等阵地全部丢失，董支队腹背受敌，只好由原路渡江，向双合场方向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