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军占领兰田坝后，继续向纳溪城进击，第二梯团的第四支队由后方赶到，第三、第四两支队在纳溪城东棉花坡一带高地阻击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兵力对比悬殊，战事吃紧，蔡锷命第三梯团赶来增援。于是，朱德同志便率领第六支队急行军在２月１８日赶到纳溪前线，连饭都来不及吃便投入了战斗。
由于第五、六两支队投入战斗，使战局稳定下来。２月２５日蔡锷赶到纳溪前线，视察阵地，了解了战况，重新作了部署。调第一梯团的金汉鼎支队由叙府赶到棉花坡增援，撤去董鸿勋第三支队长职务，改由朱德同志担任。朱德同志第六支队长职务由第二梯团参谋长王秉钧担任。２月２８日蔡锷又组织了一次反攻。朱德同志带领两个营参加了这次反攻。正如朱德同志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所说：“第一军人数不过６０００人，与北洋军阀曹锟的十几万‘征滇军’相持于叙府、泸州之间，护国军凭着人民的拥护，巧妙地利用山地战，结果以少胜多，打了许多胜仗。”在这次战斗里，朱德率领的支队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战出了名。曾见他作战的人说，他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就够了，似乎有无穷的精力。他的士兵知道他同大家一样，也是农民，拿他们当人看待，绝不许任何军官打骂他们。士兵热爱他，即使受了伤，也要继续作战。但因敌军占据险要地形，并筑有坚固工事，以逸待劳，而护国军后勤供应不足，补给困难，有被胶着拖垮的危险。到了３月２日叙府方面由于抽调主力到纳溪前线，兵力空虚，被北军攻占，纳溪前线的护国军处于腹背受敌局面，被迫作战略转移，在３月４日退至纳溪县属龙头铺、白节滩一带高地，占据有利地形，诱敌深入。朱德同志率领的第三支队经双合场、渠坝驿撒到上马场固守。
护国军虽然暂时失利，但是由于前一阶段的英勇作战，震动了全国，各地进步势力起来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帝制自为。袁世凯的北洋军由于受到护国军的多次打击，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军心动摇，不敢主动向前进攻。护国军利用有利时机，进行休整，重新部署，准备反攻。
先是右翼方面的护国军在綦江前线反攻得手，敌军被迫从纳溪前线抽调兵力支援。纳溪前线敌军兵力更显得分散单薄。３月１５日蔡锷制定反攻计划，令朱德率所部第三支队在１６日晨开赴白节滩，与第一梯团的金支队、新编义勇军第一张支队，第二廖支队组成右翼部队，准备在１８日迂回纳溪，进击兰田坝方面之敌军。左翼则以何海青支队相机攻击敌之侧背。
反击的战斗在３月１７日打响了，朱德率所部两个营自白节滩出发，经过激烈战斗，当进击女儿井，背猪坳之敌时，发现敌军之主力全在此线，工事又坚，地形困难，运动不易。朱德同志命炮兵向背猪坳之敌猛烈射击，同时，步兵发动猛烈进攻。经过持续一昼夜的激战，朱德同志指挥的第三支队获得反击第一仗的胜利。
在朱德同志率领第三支队奋勇反击取得胜利同时，右翼方面其他支队亦获得重大胜利，打乱了北洋军的阵脚。２０日晚上，顾品珍率领两个支队夜袭成功，追奔逐北，杀死杀伤敌军５００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粮饷。
护国军的反击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袁世凯的精锐部队张敬尧师被打败了，护国军一举占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綦江等县，张敬尧逃回泸州。２２日北洋军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
议和的消息传到北京，震动了全国，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他的军事独裁统治已面临总崩溃。不久，独夫民贼袁世凯于６月６日在全国声讨声中，忿懑死去，护国战争告一段落。曾几何时，又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国家未能统一，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朱德同志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１９２２年他毅然拒绝四川军阀杨森留他担任师长的邀请，远渡重洋，去到马克思故乡——德国寻求真理。在柏林，经周恩来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朱德同志便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人民日报》1995年12月28日
简论建国后朱德发展农业的思想 ——徐黎
新中国建立以后，朱德主要负责全国的军事、党纪和人大二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农业，把发展农业视为己任。在20多年里，他尽量抽出时间深入农村，从漠漠黄沙的新疆到茫茫碧海的山东，从黑龙江畔到五指山下、全国除西藏、宁夏、台湾以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大量从事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许多关于发展我国农业的指示，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不少发展农业的报告。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至今对发展农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朱德关于发展农业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党、全国都要重视农业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诞生，朱德就在11月8日发出：要“发展农、工、交通等事业”（《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6页。以下几引此书，只注明页码）的号召。当时他主管军事工作，国内还有许多军事任务尚没完成，他就如此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并把发展农业放在了经济工作的首位，这充分反映出朱德对发展农业的重视程度和迫切愿望。12月27日他在全国城市供应工作的会议上又强调：“要大力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工作，要扶植合作社的发展”。这里他把扶持合作社的发展作为发展农业的重要任务来认识。后来，他又提出：“农业要充分发展”。并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加速农业的发展”，他把农业提高列国民经济基础的高度来认识。
1957年，他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提高对发展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加强领导，加强各部门对农业的支援，要批评在发展农业问题上的保守思想。并要求做到领导不要落后于群众，各级干部要到农业第一线去，为发展农业作出贡献。后来，他还指示：商业部“应该积极扶植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不要怕背包袱"；银行“应该下乡"，民政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遵照宪法的规定，加强各级政权建设工作，……加强乡政权建设的关键，主要在于把政权建设和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结合起来，和发展农副业生产结合起来。"要求各省、地、县、区、乡的党组织：第一，“必须学会在不同地区，不同问题上贯彻自愿王利原则；在不同季节、不同作业上加强生产的经营和管理。"第二，制定农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的制定应该是由下而上，不要过多地干涉下面的计划。第三，不要硬性推广农业生产经验，要搞示范。第四，要具体，不要空洞；要实际，不要浮夸。
他后来又明确提醒全党：发展农业，“粮食生产一定要过关。否则，哪个国家也养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第460页）这振聋发馈的指示虽然是30多年前提出来的。但至今仍值得全党重视，它告诫了我们任何时候必须狠抓农业、狠抓粮食生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二、及时制定、调整农业政策
朱德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全党全国都要重视，要制定出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政策，不断训整一些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鼓励、支持农业的发展。
1957年，他在视寨广西后向中央提出：一些地区发展农副产品存在着收购价格低，税目繁多等极不合理的现象，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他建议中央在“税收方面应作适当减免，使农民有利可图，同时对收购价格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有赚有赔，不赚不赔和以赚补赔的扶持方针。”（第410页）同时，为了鼓励、刺激农业生产，他又提出，必须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他说：丝、茶，要适当提高收购价格；商业部门收购农副产品时，要切实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反对压价收购；要调整某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过分悬殊的购销差价和地区间的差价。这样，东西就会多起来。
他积极鼓励农民开荒。提出可以规定几年征税的建议。并致函中央：“在山坡上种桑的，五年内免税。”（第384页）
他还要求中央要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间利益关系，这样“既能保证国家掌握必要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又能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保证集体经济在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的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第524页）朱德的这一主张被中央接受，收到了一定效果。
1958年，全国先后成立了人民公社，出现了生产资料归公，取钻了自留地，甚至不允许在家开伙，办起了公共食堂等不切中国实际的错误作法，不但严重地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水平，还削弱了集体经济。朱德在各地视察中发现，农民生活困难，人心机不稳定。都反对取消自留地，不愿在公共食堂吃饭，有的人把食堂的饭拿回家重煮一次等情况。根据这些情况，他大胆地提出：“在农村里，粮食要分到各家各尸，愿意在农村公共食堂里吃饭的，就入食堂，不愿的，就在家吃，不要强迫命令。”（第449页）他并且鼓励农民建立家务，修房子，搞家具，并指出：这样人心就稳定下来了。家庭巩固了，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更好地向前进。”（同上）在当时全国一片“一大二公”的口号声中，他却鼓励发展“私有经济”，表现出一个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惊人勇气！
1959年7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大声疾呼：“只有承认生活资抖归个人所有，多劳多得，农民才能有生产积极性。”后来，他又上书中央，反映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了中夹的同意和采纳。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便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信中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反副业。以后他又多次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将了解的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为中央制定、调整农业政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五十年代后期，党中央制定的“农、轻、重”方针，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很好执行，常常颠倒了关系，往往注重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实际上成了“重、轻、农”的关系。朱德对此在196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重视农业，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坚持“农、轻、重”的关系。1961年国家重新调整了次序，1月，他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说：“今年我们是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这很好。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再来发展重工业，这是正确的方向。”（第471页）
朱德在负责全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中，也很重视农村纪检工作。他在1955年3月18日中央召开的农村党的纪检工作座谈会上，对于那些损害农民利益，影响农业生产的错误行为十分痛恨，毫不客气地批评道：“现在农村里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和贪污腐化的现象相当普遍。”并提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克服。”为了彻底解决好这个影响农业发展的大问题，他提出了两项措施：第一，要注意从积极方面做工作，加强教育，以减少违法乱纪现象的产生；第二，如果是为了谋取私利而犯错误的，要严办。
他还明确提出农村纪检工作的任务是：保护农业生产，保证农业增产计划的实现，保证农业的社会王义改造胜利完成。1962年，他虽然已离开纪检工作岗位，主持全国人大的工作，但他仍然关注农村纪检工作，当他听到有的农村干部贪污浪费时，气愤地提出：“要惩办几个以教育厂大农村干部。”（第499页）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了朱德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岗位，都是十分关注我国农业的发展的，他要求全党全国都来从各个方面给予农业大力的支持，以使我国农业能有一个迅速的、持续的发展。
三、因地制宜发展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
朱德出生在农民家庭，也当过农民，加之他对农业的重视与调查研究，因此对发展农业很有发言权，他每到一地视察，都提出不能单打一的只种粮食，而要尽可能地根据本地的条件和优势，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生产，尽可能种植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支持根食的生产和对农业的资金投入。1956年，他在《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一文中说：“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子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1958年2月，他还致函毛泽东把副业、经济作物的生产作为重要项目，列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之中。
他还根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不同地理条件。提出了要发展适宜于本地种植的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他建议，在广东应多发展养蚕事业；在有湖泊、河流和海边的省、市，要多发展渔业生产；在内蒙古牧业哭大大发展，可以有计划地办些农、牲场；在黑龙江、吉林，可以搞副业、林业；在广西，要发展制糖业适纸业用的甘蔗；在海南，应大力发展畜收业，国营胶园也应特别注意搞多种经营；在云南，适宜发展咖啡、紫胶、木棉、剑麻等经济作物，在江苏、浙江，茶、桑几乎家家可以种，还可多种果树；在青海，要利用荒山植树造林，特别要多种果树和桑树；在新疆，可以大量开荒，可以种棉花、油料作物、养蚕、养鱼；在北京郊区，则要养鱼，发展奶牛、养兔、养峰等；在四川及他的家乡仪陇县，可以发展蚕桑、油桐、白蜡，还可以种果树，搞黄连、松香、中药、茶叶等；……
更可责的是，朱德根据江、浙、沪、皖等省市自然条件好，农副业产品十分丰富，交通运输便利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应该把它们发展成为以根食为主的综合性的经济区域”（第432页）。他还依据中国面积大，各地雨量不等，气温有差异，人口多、劳力多等情况和特点，提出要生产多种多气的东西，并“进行综合经营”（第497页）。在当时，他能有如此的战略眼光，的确难能可贵。
朱德认为发展农业应实事求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所属的县、区、乡都要从实际出发，从本地的自然条件出发，“适宜于长什么，就种什么”，就发展什么，“不要强求一律”（461页）。可以毫无夸张地说，朱德简直称得上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业专家，地地道道的农业经济理论家！
四、认真抓好水利建设
建国前，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旧中国农业破坏严重，水利设施无人修复，而且反动军队常以水代兵，利用水利设施来作为军事防御工事或进攻武器，故而河防工程、蓄水工程、引水工程、防洪设施破坏殆尽。加之1949年全国水旱灾情严重，仅华北、华东、华中、东北、西北几个地区的受灾耕地面积就达1亿多亩，粮食大量减产。
就在建国后第二个月，朱德在解放区水利工作会议上就号召：“兴修水利”、“防早防决”、“开发水利，发展农、工、交通等事业”。（《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l983年版，第272页），同时，他还提出要能防洪排水与开渠灌溉，这些水利工程争取次年春耕前完成，以便春耕；要试办个别大的永久性的水利工程；要整理运河、渠道、港湾，以便利航运与农田灌溉。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充分利用水力水利消灭水患，省灭饥荒，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繁荣起来。
朱德提出：要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理条件，修筑一些小型水利工程，和：“多搞些山塘蓄水”，充分“利用高处的水，一路灌溉下来。”在视察各地中他提出：在广西，应多修小水库，少修大水库；在四川等省，应以“水”字当头；对于丘陵地区，层层梯田多，必须解决提水灌溉，多建设电灌和机灌工程，在新疆，山上的水，地下的水都要利用起来，要想法予储水；在山区，应在上游多修一些中、小型水库，在沿江河岸大量发展机电提灌；……这样，多修水利工程，“山地可以变梯田，发展灌溉，又可以梯级发电，投资少、收益大。”（第527页）
他还指示要保护好已修的水利设施，不可随便损坏。其最好的办法是：要在山上种植灌木林，搞好水土保持以利蓄水。
他还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大力解决水利工程需要的资金，他提出：主要靠地方投资，但农业部要给予帮助。1957年，他还上书中央把发展水利工程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在朱德等的关心和推动下，党中央认真抓了水利建设事业，全国兴起了一场大修水利工程的“人民战争”。30多年过去了，当年不少水利工程至今仍然发挥着灌溉农田、养殖鱼类，便利宜水运、发电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五、把农业引向现代化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和奋斗目标。但是，如何去实现呢？采用什么方法，从哪里起步呢？朱德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见，要求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首先抓好农业机械的生产和推广，同时大力发展农村手工业、小型工业，积极发展农副产品的加工和贸易，加强农业科学研究、推广农业科学技术。这样，农业就能持续、快速发展，就会实现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逐步用机械取代体力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建国后，经过几年的努力，恢复了农业生产，实现了农业合作化。随着全国农业高级合作社的建立，土地集中了，人多、劳力强，资金相对雄厚，一些荒地也需大面积开垦，农业机械化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1958年，朱德在广西召开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号召全国农业战线在今后要“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第424页）。并特别提出，要考虑把各种农业机器，特别是中、小型农业机器直接卖给全作社。
后来，他每到外地视察都去参观当地的农机所、农机厂。1950年5月他致函党中央和毛泽东：“必须把改革农具作为农业生产的中心工作抓起来。”（第431页）9月，在视察新疆的过程中，又致函中央和毛泽东说，新疆土地多、人口少，“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一个紧迫的问题。”（第437页），以催促中央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他针对许多地方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牲畜死亡不少，农具损失颇多的状况，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现在要把农村集镇的铁匠、石匠等手工业者迅速组织起来”去维修农具，生产农具，以帮助尽快恢复生产。
朱德的上述思想和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六十年代我国农业机械有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国营农牧场的机械化装备很快，有力地帮助了土地的耕作，种子的撒播，粮食的收割及加工，为提高劳动效益，增加产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必须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中小工业，为农业发展积军大量的资金。对此，朱德早在担任解放军总司令的1950年7月就提出：“各级党和人民政府要积极提倡办好消费、供销、手工业生产这三种合作社，要好好培养它，使它发展起来。”（第347页）可以说他是我国最早号召发展、扶植农村手工业的中央领导人。后来，他在谈到发展山区经济时又指出：山区要“不限于农、林、牧和土特产，而且还包括采矿业和小型工业，特别是加工业发展前途很大。如酿酒、榨油、碾米、磨粉、制药材以及可以就地取材的工业，乃至化学纤维工业等。”（《朱德选集》第351页）他并且要求国家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和扶持：商业部，要积机扶持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不要怕背包袱，因为农村手工业就地取材，不会亏本的；银行，应该下乡。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他要求中央把发展农村手工业纳入国家计划，指出：“凡是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所需要而又有发展前途的手工业，都应该很好地加以组织领导，并逐步纳入国家计划。”（393页）1958年，他又强调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工业，提出要充分利用“农业社的力量、来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工业。”（第426页）在建厂规模上，“要以中、小型为主”，并且要在原料产地散设厂，就地加工。”（第426页）
这些在农村积极创办就地取材，就地加工的中、小型手工业合作社和工业企业的思想，后来很快在全国农村逐步发展起来，它是我国后来兴起的乡镇企业的雏形，为农业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也培养出一批离土不离乡的工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他在世期间，农村中、小工业发展的速度、规模始终不尽人意。
在强调发展手工业、中小工业的同时，朱德也根强调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农产品的出口贸易。1953年，我国农业刚刚恢复，他就不失时机地根据粮、棉、油等农产品增多的情花及时对外贸部副部长李强说：“要注意通过合作把群众纽织起来，生产外销需要的东西及土特产品。……除水果以外，茶、丝、油、土特产都可以出口。副食品也不少，应尽量多出口一些。”（第369页）他指出，因为用来出口的“林、放和土特产品等物资，它们的价值比粮食价值要高得多”（第525页）。他特别指示：广东土地肥沃，水网交错，河塘甚多，在大力发展蚕丝、塘鱼、肉类、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时，要发挥与港澳近、关系很密切的优势，及时出口，以换回外汇。
他还要求外贸部“要给地方一定的机动性，鼓励他们多生产、多出口。（第369页）1956年，他访问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归来与外贸部长李强说：“要适当增加生铁、有色金属、水果、罐头、茶、丝等产品的出口，以换取外汇”（第399页）。他还要求外贸部：要组织出口……要到全国养猪比较多的地方去开公司，不要在北京开；丝、茶要适当提高收购价格。为了更好地促进农副产品的出口，他又致函中央和毛泽东：要解决山及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过低、交通运输不便，税收项目繁多等实际问题。
同时，他也很强调要加强农副产品的国内贸易。1962年，国内农副产品生产限制过死，在流通领域，农村由供销社独家买卖，集市贸易基本处于关闭状态，因此商业萧条，人民生活极不方便。他及时写信给李先念副总理，要求“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便促进生产和流通”（第497页）。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办法：第一，打破地区间经济封锁；第二，利用多种渠道促进农副产品流通，允许长途贩运：第三，发展集市贸易；第四，在发展贸易中发展运输率业。
在朱德的积极呼吁和促进下，我国的农副产品贸易业，在五十年后有了较快的发展，赚回了大量外汇，去引进国外先进技木和必要的生产资料，从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在朱德看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早在他负责军事工作的1952年7月，就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如何发展农业的意见：“农业发展，除兴修水利”，还要搞“改良技术、选种、除虫”（第363页）等。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指出：“农村中和工矿企业中最大的需要就是革新技术。”（第431页）1960年在视察广州时，他要求当地农场：“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要搞综合利用。”（第458页）
实践证明：朱德关于把农业引向现代化的思路和楷施是十分正确的，是符合农业发展规律的。它指明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
毛泽东思想研究 1995年2月
朱德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初探 ——徐晓林
朱德是一位伟大的抗日游击战的战术家，本文拟对朱德抗日游击战术思想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全面性
自１９３７年７月至１９４０年５月，朱德一面指挥八路军作战，一面公开发表了几十万字的关于抗日游击战的论著。最著名的专论有：１９３８年１月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抗日游击战的１６条战术；１９３８年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八路军的战略战术》；１９３８年抗日救亡出版社出版的《抗日的游击战术》；１９３８年《文献》合订本卷（四）转载朱德同年在《新华日报》上的论文《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１９３８年８月顽强出版社出版的《游击战争》；１９３８年１１月解放出版社出版的《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在这些论著中论述了抗日游击战的一系列战术问题。
１、关于抗日游击队组建问题。
要建立抗日根据地，首先得有游击队，没有游击队的组织，则一切等于空谈。朱德指出，游击队的建立，可由六种方法组成。第一，由政府或军队派遣一部分军队作为基干，在敌人后方或战区、或接近战区之我军后方组织游击队。第二，由政府或军队派出干部，改编民团、警察等武装成为抗日游击队。第三，由政府或军队或抗日群众团体，经过训练派出干部，在敌人后方或战区或我军后方，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第四，由政府或军队派遣干部，在敌人后方收集散兵，成立抗日游击队。第五，在被占领的区域由当地民众自动起来组织抗日游击队。第六，由绿林、红枪会等旧式武装组织改编而成的抗日游击队。除以上六种外，还可用其他方式建立抗日游击武装。
关于游击队的发展，朱德指出应先设游击小组，它是游击队的细胞形态，不论在平地或山川，在乡村或城市，有武器或没有武器，都是可以组织的。游击小组慢慢发展，人数多了，武器多了，可以适当地成立游击支队，其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千人、万人也可以。
游击队的干部决定抗日游击队的前程，所以选择干部是游击队发展与壮大的关键。朱德规定了选择抗日游击干部的六个条件。第一，完全撇除引用私人的观念；第二，不完全用军事观点来决定干部；第三，对抗日救国的事业抱无限忠心的人；第四，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人；第五，应有独立与坚持的工作精神；第六，政治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朱德还强调党对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强调党员在游击队中的核心作用。
２、关于抗日游击战的十种具体战术。
第一，袭击战术。这主要是对敌人的静止部队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其特点是，敌静我动，以动制静，速战速决，以奇制胜；敌人不打我去打，敌打我不打。抗日游击队唯一的进攻战术就是袭击。
第二，伏击战术。这是对正在行动之敌施行的袭击法。事先将部队隐蔽地埋伏在敌人必须经过的道路，突然发起攻击，迅速歼敌于运动之中。其特点是，敌动我静，秘密隐蔽，歼敌于措手不及。伏击战就性质而言，属于遭遇战，有预期的、不预期的两种。预期的采用埋伏的形式，不预期的采用急袭的形式。
第三，防御战术。此战术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在非抗日根据地区的防御战术，要求游击队员做到：严密配置侦探警戒，避免不适当的宿营地，建立防御工事并预先准备，如何应付遭受敌人的突袭；另一种是保护抗日根据地的防御战术，这要采用运动防御，尽量利用地形阻止和迟滞敌人前进，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民众积极参加战斗。敌人进入游击队活动区后，游击队员又钻进敌人后方重创敌人的后勤补给。
第四，麻雀战术。是在敌人行军纵列的四周，以小群分散的游击武装，隐蔽地不断向敌人袭扰。它具有人数少，短小精悍，忽聚忽散，灵活巧妙，秘密突然的特点。麻雀战可人自为战，村自为战。这种战术能迟滞敌人的行军，专打敌人的长官，威胁敌人的军心，挫折敌人的战斗力，扰乱敌人的行军纵列，有非常重大的效果。
第五，追击战术。分为两种，一种是追击被游击队击溃之敌。当敌被击溃后，应立即跟踪追击，乘其陷于困难境地加紧连续冲锋，期于在最短距离内以火力大量歼灭敌人，但追击不应太远，免遭敌人增援反攻。另一种是追击被正规军击溃之敌人，这种敌人大部士气沮丧，无战斗意志，一般可取胜。
第六，退却战术。抗日游击队的每一次战斗之后，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需要迅速撤退的。退却对于游击队来说并非耻辱，它的本质决定了这种战术，其目的在于争取主动，打击敌人，并不需要死守一地，等候敌人打击。
第七，破坏战术。这一战术应与广大民众的清野空舍的工作同时进行，互相配合。破坏的种类很多，往往以交通为要。在交通线上，游击队破坏铁路、炸毁桥梁、阻塞隘路。在交通线附近，运走粮食，牵走牲口，男女老少一齐避开，这样才能使敌人后方接济困难。破坏战术的几个原则是：破坏交通线，以不妨碍正规军作战为原则；熟悉敌情形，来去迅速，隐遁无踪；划分掩护队和作业队；破坏的时间、时机和地点要选准；附近群众要进行解释；要有掌握爆破和各种技术人才的执行和指导者，不能盲目蛮干。
第八，围困战术。从四面包围敌人固守的据点，切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断绝所有物资来源，陷敌子弹尽粮绝的困境，再结合游击队员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此法通常与火攻术、掏心术、夜袭术、卡脖术等战法配合进行。它的主要目标是分散、孤立、打击敌人，最后，迫使敌人撤出据点，或游击队与正规八路军一举掏掉敌人的心脏。
第九、第十为地道战和地雷战。这两种战术已为人们熟知，故笔者不再详为介绍。
二、科学性
朱德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游击战术理论。
１、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抗日游击战术。
朱德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抗日游击战术问题，使其具有科学的哲理性。他极力反对那种睁着眼睛不顾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而固守一些教科书上的游击战术来指挥每一场战斗。朱德告诫广大抗日游击队指战员：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大都没有精良的武器，人数也少，物质补充也不会充足，训练也不一定有素。但是，面对的现实是，一定要战胜武装齐备、训练有素、数量众多、经济来源也充足的敌人。这对抗日游击队有诸多不利。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这些表象上，要变这些被动为主动，用变化的观点看待每一场具体战斗。一支抗日游击队应怎样打仗呢？简单地说，就是要最热心地、积极地行动，争取主动地位，集中自己的全力，用一切方法向日寇进攻【注:参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８页。】。
朱德认为，要使每一个抗日游击队员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光荣任务和职责，他不是一个雇佣的士兵，而是一个自觉的抗日民族自卫战士。由于有了这种自觉性、主观能动性，才能产生战斗中的积极性。凭着这种积极性，才能克服困难，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也能积极活动【注:参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９页。】。
朱德精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队的主动性的含义及作用。他指出，主动性的意义，无非是无论敌人有多少，依据当时的敌我位置、数量、质量、武器及时间等条件，抗日游击队要不断地扰惑、破坏、疲劳和消灭敌人，使敌人不愿和游击队作战，而又不得不和游击队作战。抗日游击队大都在敌人后方，有时被敌人正式围攻，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员要改变受围攻的被动地位，敌人要与我交锋，我偏偏不和他作战，避开敌之锐气，使敌疲于奔命。他总结抗日游击队的经验说，要随时随地依人员、武器、交通等多种条件，灵活主动地运用战术，辩证地活用战术【注:《八路军半年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２月９日。】。
抗日游击队为什么一定要积极而又主动地打击日寇呢？朱德指出，因为游击队多种条件下处于劣势，积极主动正可以补救自己的弱点，且可寻求敌人的弱点。如果不积极地采取进攻动作，争取主动的地位，游击队最容易气馁。但是，抗日游击队也不能拼命蛮干，冒险打硬仗。因为这样的战术，缺乏积极主动的条件，也是不顾战场的具体环境的蛮干。在处于敌人逼迫时，无条件地乱打一阵，反而是帮助敌人消灭自己，这不是灵活的战术。正因为如此，朱德说：“游击战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运用它是需要技巧和艺术的”【注:《人民的光荣》（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８１页。】。
２、用调查和定量分析法来指导抗日游击战术。
朱德抗日游击战术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产生的结果，不是靠他冥思苦想定出来的框框条条。他对当时的中国和日本，还包括其他一些主要国家，都作了一番研究，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访问各种代表人物，认真观察各处的地形地貌，了解人文风物，思虑着游击战术在本地如何发挥效能。朱德是在全面地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周密的分析与综合，才正确地认识了抗日游击战术。
３０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患有恐日病的人坚持说中国不能与日寇作战，要继续妥协退让下去。七七事变后，有人还在宣扬日军不可战胜。为此，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朱德在《解放》杂志第１卷第１２期上发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从日本的对外贸易、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财政收入、军费开支、军队兵员状况等多方面，列举了大量数据，说明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只要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国人民的。
１９３８年，中国已失去东北、华北大部，以及江、浙、皖等富庶地区。朱德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地位及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用以说明要发展和扩大抗日游击战争，用游击战术痛打日寇，不但不能让日寇有抢占这些资源的机会，并且还应更进一步彻底破坏敌占区域我们所没有破坏或者未及破坏的资财，使其完全不能使用。
朱德的这些定量分析，是符合当时客观情况的。
三、实用性
抗战初期，朱德率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打得日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华北敌后根据地的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德的抗日游击战术，不是那种深奥难懂的学问，而是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广大指战员容易掌握并灵活地运用。如抗日游击队要灵活地运用袭击战术，以求歼敌，首先一个问题是要熟悉敌情，因此侦察工作就显得最为重要。如何进行侦察工作？朱德讲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侦察人员。要派沉着、勇敢、灵敏的游击队员，前去侦察敌人位置配备，地形道路等状况，尽量搜集一切有利于自己行动之情报。侦察人员不仅使用自己的队员，还要广泛地取得当地的老百姓的帮助。
第二，侦察敌情。要查明敌人的部队数量有多少，武器配备多少，处于何方，动作的敏捷性能，战斗力的强弱，警戒的程度，岗哨换班的程序，长官的各方面能力，附近有无其他敌军，兵力多少，可能增援的有多少，是步兵、骑兵，抑或是机械化的部队，距离的远近，电报、电话的联络，最低限度的增援时间，增援的方向，行军道路状况等。如果游击队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还可以从敌人方面得到宝贵的情报。
第三，侦察地形。要弄清从游击队所在地到敌驻地的道路有几条是大路，几条是小路，那条路最近，道路隐蔽程度及运动条件如何，沿途有无隐蔽的地方，有利的地形地物，尤其是接近敌人处，有无掩护体，有无进攻的地形和地物，敌我进出道路的选定。
第四，政治侦察。调查日寇在占领地焚烧惨杀和奸淫掳掠的状况，民众的仇视日寇情绪；日本士兵生活情绪，疲劳状况，政治情绪，官兵与当地中国居民之间的关系，部队的特征；日寇宣抚班的活动情绪如何，有无汉奸伪组织，他们是如何向老百姓进行欺骗宣传的。
第五，乔装打扮。抗日游击队要认真地做群众工作，使当地群众抗日情绪高涨。之后，在最可靠的群众掩护之下扮作当地老百姓，和他们混杂在一起，为日本兵干各式各样的活计。打入日寇的据点内部后，详细侦得敌人活动规律，再瞅准时机，来一个里应外合，这是侦察的一着妙棋。
第六，侦察中的通信联络。游击队员没有现代通信工具，在此情况下，应尽量利用一切工具，一切方法进行联络。收集情报后，应当派出最敏捷的游击队员传递，必要时可同时派出数人，各走不同的路径，这样，即使有人遗失情报或遭意外，别人的情报可保障确实能送到，不会误事。信号和约定记号也特别重要，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合适的联络信号。
朱德指出，侦察工作做得好，袭击战术就有了准确的信息，有成功的基础。
关于抗日游击战的其他战术，朱德讲得也很详细、具体，笔者不再一一例举了。
朱德提出的一整套抗日游击战术，与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观相辅相成，使中国人民军队的抗日游击战略战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朱德有较长时间直接在前线指挥八路军抗战，八路军人数发展到４０多万，开辟了六千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其功绩是卓著的。
（作者单位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政治系）
《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
试论朱德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 ——胡松
一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①的统一战线口号，号召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联合抗日。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区，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红军愿意与一切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这个宣言把统战对象从劳动群众扩展到一切抗日军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党这个号召得到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1933年5月，有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和方振武等人同我党合作，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进行作战。同年11月，又有国民党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陈铭枢和蒋光鼐与国民党中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同红军达成抗日作战协定共同抗日等等，都反应出这一宣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作为党和红军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朱德，积极参与了这段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34年7月15日，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上年一月宣言精神，表示工农红军“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②并提出了五项抗日主张。同年9月，朱德在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派遣人员取得联系后，致函陈济棠，请他派代表到瑞金共同协商抗日反蒋的作战计划。同年10月5日，朱德派潘汉年、何长工作为红军代表去寻部（现名寻乌）同陈济棠代表谈判。双方达成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等五项协议。③
1935年是我党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我党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是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同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出席了这两次重要会议，他和毛泽东等一起，为这两个会议的成功，为实现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制定，贡献了自己非凡的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