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酝酿着对我国发动一个新的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为了迅速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全国抗战局面的早日到来，10月26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四十六人联合发表《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希望“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④12月1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十九名红军将领，又致书蒋介石，要求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免“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⑤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高瞻远瞩，综观全局，科学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正确地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朱德参与了这一英明决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和平基础实现，摆在我党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尽快的促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实现国共合作，联蒋抗日。1937年2月1日，朱德在接见《红色中华》报社记者时重申“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愿自相残杀之内战再延一时一刻。”为了促进共同抗日局面早日的实现，8月9日，朱德作为我党的代表和周思来、叶剑英一起赴南京参加了同国民党的谈判。经过多次的唇枪舌剑，恳切陈辞，终于迫使南京政府于8月22日正式宣布，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委任朱德为总指挥。改编后的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配合作战，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形式。
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全国出现了在优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参加的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实行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尤其是在军事合作方面，国共两个友军形成了“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⑥的关系。
9月上旬，朱德和彭德怀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前线，配合友军抵抗日军进攻。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直属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
为了加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9月22日，朱德和周恩来一起主动到山西代县太和岭口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会见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布防、独立负责发动群众工作及同阎锡山部互相配合作战等问题。这时，日军正以14万人的兵力向太原进攻。为了挽回晋代的危势，阎锡山准备在平型关同日军会战，希望八路军与之配合。朱德和彭德怀即命令林彪：第一一五师立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歼敌一千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也提高了八路军的声威。10月间，日军长驱直入，包围了守卫忻口的卫立煌部队，双方处于对峙状态。为了配合友军作战，朱德立即电令八路军各部从侧背切断日军的交通线。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出兵袭击阳明堡机场，烧毁日机二十四架。这一战役的胜利、既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又解了卫立煌部队之围。对此，卫立煌深表感谢。
3月2日，蒋介石把在山西的第三军、第十七军、第四十七军、第十四军、第九十四师、第十七师、骑四师、第五二九旅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三纵队等部队和八路军（见第一二○师）合组成第二战区东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对于友军，朱德从政治上、军事行动上和生活上都给予真诚的照顾和帮助，以加强相互了解和信赖。朱德指示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领导人：“在使用卫立煌部队时，不要用在过分艰苦和复杂的区域，并且帮助他们侦察和警戒，以免受到敌人的意外袭击。要用一切办法帮助友军进步和解决某些行动中的困难。我军应以虚心诚恳的态度对待友军，切戒骄傲自大。”⑦3月上旬，朱德又指示八路军一二九师领导人：要他们配合曾万钟第三军的两个师，侧击由山西黎城东阳关向长治进攻的日军及其辎重部队，并帮助他们搞好军事、政治、民运等工作，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⑧朱德对友军的真诚态度、照顾和帮助，减少了友军的困难，赢得了友军的信任。3月24至28日，在小东岭东路军总指挥朱德召开的一次东路军将领会议上，第三军军长曾万钟激动地说：“今后我们应竭诚拥护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指挥，给我们每一个命令都应该诚恳的接受和坚决执行。”⑨
同年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为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请朱德从八路军中派出干部帮助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建立战地工作团。每天下午八路军的干部要教总指挥部国民党军的官兵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抗战歌曲，很快扭转了部分官兵中存在的悲观情绪，振奋了他们抗日的决心与士气。为帮助八路军解决一些弹药和供给的困难，1938年夏，卫立煌还下手令：“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发。”后来还批给十八集团军一百八十二箱牛肉罐头。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致使阎锡山对抗战态度犹豫，动摇不定。同年11月，朱德在返回晋东南前线途中，再次同阎锡山会谈，朱德针对他的思想，讲述了敌后根据地的大好形势，指明依靠蒋介石派兵增授是无望的，投降日军是不得人心的，只有同共产党联合抗日才有出路。朱德向他明确指出：“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打胜仗，日本侵略者是注定要失败的。”(11)为了加强团结，朱德表示愿意帮助阎锡山训练部队，朱德还对阎锡山的部属和各阶层人士广泛进行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他还应邀到国民党晋绥部队举办的军官训练团作了《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的演讲，指出：“争取胜利必须实行全面抗战，进行持久战。”“建立新军必须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自动为抗日而来的先进分子，才能造成真正抗日的武装部队。”(12)同时，朱德从八路军中派出不少干部帮助阎锡山建立山西新军（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三
朱德还利用他早年在西南军界的影响和老关系，对大后方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军队将领做工作，团结他们共同抗日。1937年8月，朱德、周恩来与云南的龙云将军从武汉同机飞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朱德与龙云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先后同学。在南京开会期间，朱德亲自到云南驻南京办事处看望龙云，希望他积极参加抗战，并同他合影留念。1938年8月中旬，朱德从华北前线经西安回延安。在西安停留时，他两次去看望在医院养病的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师李根源，并托池经成都回昆明时给龙云、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捎信。后来，龙云和邓锡侯都积极抗战，而且在西南解放前夕他们都发动起义，走上了光明之路。这与朱德的帮助是不无关系的。
朱德在对友军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始终是坚持原则的。对于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分子和摩擦专家，他必严词驳斥，坚决还击。1938年11月，朱德征对冀南的反摩擦斗争发出指示：“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立场。应避免和鹿钟麟发生武装冲突，如他先向我开枪，则给以有力的打击。”(13)1939年1月，朱德根据鹿钟麟在冀南大肆活动的情况，及时提出采取正当的自卫手段击破鹿的阴谋挑衅。1940年2、3月间，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带领几十个骑兵，到八路军总部寻衅，蛮横无理地要八路军让出河北部分抗日根据地。朱德当场严予驳斥，他们要占领，人民不会同意。他们要地盘，有的是地方。他们把日军占领的广大沦陷区夺回来不就行了么！如果你朱怀冰不明大义，胆敢进攻，我们一定坚决自卫，将你消灭！”(14)可是，朱怀冰不听忠告，勾结鹿钟麟、石友三的部队，向太行山区发动猛烈的进攻，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驻地。朱德针锋相对，以牙还牙，指挥八路军进行反击。经过激战，将石友三部击溃，全歼朱怀冰的两个师、侯如墉的一个旅、张荫桐一个纵队。这一仗不仅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而且巩固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接着，朱德又致电八路军各将领，指出：朱怀冰已被击退，我们已在反摩擦斗争中取得胜利，但仍应团结统一战线的基本对象，避免继续摩擦。同时，要加强友军友党的争取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和一切办法来表示我们愿意团结、痛恨摩擦的诚意。为了尽可能争取国民党政府继续抗战，朱德亲自前往洛阳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朱德坚持原则，同时又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耐心说明利害关系。朱德对八路军将领的这些指示和他的亲身实践，对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者：南昌大学马列部副教授）
注释：
①②《六大以来》（上），第229页，第660页。
③①⑦⑧(11)(12)(13)《朱德年谱》，第130页、第157页、第183-184页，第187页、第l96页，第201页，第201页。
⑤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8--89页。
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8页。
⑨东路军将领会议记录》，载《战术研究资料》。
⑩赵荣声：《访问延安》。
(14)《解放军将领传》第一集，第228页。
江西社会科学 1995年7月
一本探讨毛泽东思想的拓展与胜利的佳作
——读姜忠、杨先农著《朱德与毛泽东思想》——温贤美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履”，“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很正确的，也是高度概括的洁论。应该如何理解和领会这一结论呢？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又是怎样促进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作出了哪些重要贡献？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和阐发的。1993年8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姜忠、杨先农撰写的《朱德与毛泽东思想》是一本探讨朱德与毛泽东思想的拓展的佳作。该书的两位作者，都是多年研究毛泽东思想并富有成果的学者专家。他们在该书中以“朱毛不可分”、“全面战争观”、“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论毛泽东和军事辩证法”、“立党为公，革命到底”、“发展生产是革命的终极目的”六个方面，用17万字的篇幅，对朱德在党内首先同毛泽东合作的历史与战斗情谊，朱德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对毛泽东思想宝库的杰出贡献等重大问题，都作了系统深入的阐发。这些阐发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和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当然他是毛泽东思想杰出的代表），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共卓越的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经验的科学总结。
通读《朱德与毛泽东思想》一书，感到有以下突出的三个特点：
一、作者在写每个问题时，一般都先揭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该问题的主要论述，然后历史地、系统地阐述朱德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及他是如何身体力行、如何总结经验的。这种历史地叙述、对比，从理论和实际结合上来说明问题的写法，能使读者清楚地认识到朱德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对毛泽东思想宝库所作的具体贡献，从而自然领会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关于游击战争问题，作者指出毛泽东和朱德都很重视总结游击战的经验和理论。但游击战术却是朱德早在滇军时期，带兵在云南蒙自、个旧一带，同受法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匪徒打仗时开始创造的。当时朱德总结为“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护国战争后，朱德任滇军旅长驻防泸州时，又用游击战术清剿土匪，大获成功。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和朱德共同领导红军，用朱德创造的许多游击战术，打败了敌人。抗日战争时期，朱德与毛泽东又一起奠定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把游击战争作为人民战争的重要组织形式。朱德和毛泽东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科学地总结了游击战争的经验，并以战略的高度形成一套完整的游击战争理论，从而对马列主义的军事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较系统地概括和阐述了朱德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指出朱德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不少纠正“左”倾错误的建议，并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而发展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对朱德的研究和宣传，往往局限于他的军事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风范，对他关于生产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许多论述，基本上都未涉及，或者略提一点，也语焉不详，给读者造成一个错觉，似乎朱德是行武出身，专事军旅，只懂军事，不谙其他。此书阐发了朱德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富有远见卓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论述，说明他有独到见解，说明朱德是很有理论造诣的无产阶级军事家、革命家和政治家。
此书用事实揭示了朱德是很早就认识到“大跃进”、“穷过渡”错误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最初怀着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虽也一度说过一些超越实际可能的话，但不久就察觉到有问题，认识到不能忽视客观物质基础，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质的区别，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62年2月，朱德在《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发展生产》的讲话中指出：“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上头来个大计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朱德选集》390-391页）朱德对“大跃进”、“公社化”运动提过很多意见其中有两点他是很强调的：一是无偿调用农民的房屋、家俱等，违反了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的原则；二是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混乱情况，指出要承认农民的私人所有制。庐山会议后期及以后一段时期，他尽管因此而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始终不渝，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如何对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上，毛泽东曾经把马列关于商品经济的论述加以误解和教条化，信守一些传统的教条，经历了“利用论”、“发展论”和"限制论"的曲折发展过程，提出过很多观点，有些见解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有些前后自相矛盾，有些显得偏激甚至错误。由于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蔓延，人们常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加以反对和遏制，严重影响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此书表明朱德坚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很朴素的认准了一个“理”，在现阶段只有通过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兼顾国家、集体、劳动者三者利益，把经济搞活，实现民富国强。为了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朱德很支持搞好农村集市贸易，反对当时禁止开设自由市场的做法。朱德还反对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搞“一大二公”，主张恢复手工业合作社时期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朱德很关心对外贸易问题，他对当时那种以为人口多，闭关自守也可以提高建设速度的社会思潮并不轻易盲从。1959年7月，他说：“有的人以为光凭人多就能把国家建设很快地搞起来，实际上是不行的。”（《朱德年谱》第452页）1961年朱德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一些。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外贸不是搞一年就完了，而是要长期搞下去，这就需要争取一些永久性的阵地。”（同上，第475页）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朱德的预料。他的一些设想尽管在他生前未能实现，但却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全方位对外开放重大决策的思想先导。
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朱德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不仅就各个经济领域、生产门类、管理体制和发展战略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重要主张，而且早在1963年3月，他就从总体上提出“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上，第506页）的论断。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的局限制，朱德还不可能将他的这个总体论断，加以具体展开论述，但他很早就提出了这个总体论断，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仍不失其开创性的意义。
《朱德与毛泽东思想》一书的作者能把朱德在“左”倾错误严重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上述重要光辉思想概括地介绍给读者，就弥补了过去对朱德宣传之不足，并且益显出朱德之胆识和理论勇气，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使读者能较全面地了解朱德的思想，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贡献。
三、把朱德关于党的建设、党的使命和党员修养等的论述和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立党为公，革命到底的模范行动结合起来阐述，显示出朱德是言行一致的巨人，使读者不仅能认识到朱德在党建学说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贡献，而且能看到他忠于革命，百折不挠，功高不自矜，权大不谋私，严教子女亲友，杜绝腐败行为的光辉榜样，从而自觉地敬仰和学习朱老总伟大的革命到底的精神与共产主义的人格风范。对于今天“反腐倡廉”有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
《朱德与毛泽东思想》一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对有的问题还阐述得不够深透，缺少必要的展开；对朱德正确抵制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思想和言行，基本上未予阐述；书中只谈到朱德在“文革”中仍很关心生产，这是不够的；再者，本书探讨朱德的思想，主要征引的资料是《朱德选集》和《朱德年谱》，仍略嫌不够；书中有的地方（如第一章中的游击战等与后面章节里）的叙述也有点重复之感。当然，金无赤足，丽日有斑，这些不足之处是瑕不掩玉的。《朱德与毛泽东思想》一书是一本很有见地的佳作，它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祝愿在今后再版中更臻完美。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
论朱德战争时期的军事科学预见 ——江泰然
预见就是在事物、问题萌发、产生亦即被发现之前，对其进行细致观察研究所作的一种推测、估计。从哲学角度讲，它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现。科学预见是根据长期的实践所掌握的诸种因果联系，对事物发展的趋势和结局所做的正确断定。以战争而言，军事科学预见必须站在战略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原理，分析战争的现状，着眼于战争的未来。从某种角度上说，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同时也应该是出色的战略家和卓越的指挥家，朱德就是这样一个兼而有之的大军事家。朱德在战争年代的军事科学预见当然很多，限于篇幅，不可一一提及，本文只撷取其中的几则予以论述。
1、在南昌起义前后，预见到今后革命之路是曲折漫长的，并会出现一个“1917年”。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同年6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在“欢送共先生出境”的口号下，也把中国共产党党员驱逐出江西，并宣布停止江西全省的工农运动。下旬，朱德被“礼送出境”，回到党中央所在地武汉。7月15日，汪精卫又公开叛变革命，在这革命形势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当时有人问朱德怎么办？他不加思索地回答：“上山打游击去！”有了这样一种思想准备，朱德在大革命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中才会从容不迫。南昌起义部队的主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朱德为保存有生力量，率领几百人队伍离开了饶平，开始了艰难困苦的千里转战。1927年10月下旬，部队在信丰城西约20多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他拿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蒋冯战争也一定要爆发，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朱德这种从时空上以铁的事实进行对比的精辟分析，使部队很快振作起来，从而为中国革命保留了宝贵火种。这次动员令，不仅仅是对几百官兵的思想启迪，它更是朱德以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对中国国情的洞悉，对革命之路所作的科学预见。朱德这些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话语，精要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折服，感人至深。对此，陈毅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的那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做些发挥工作。
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革命的最终成功，证明了朱德的预见是极其科学的。1927年10月底，蒋桂混战爆发了，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了这场混战，果然顾不上迫击我军，我军得到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壮大与发展都与朱德密不可分。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朱德的卓越才能和军事科学预见，就难以保留南昌起义的火种，而没有南昌起义火种的保留，就不可能有湘南易动，就没有井冈山会师，中国革命的进程则会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2、在红军时期，预见到游击战争及其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和创造铁的红军的必要性。朱德对游击战争不仅熟悉，而且精通。早在1913年至1915年间，朱德率滇军驻守云南蒙自、个旧一带平息匪患时发现并成功地运用了游击战。1926年在莫斯科学习研究，军事教官测验他问他回到中国后如何打仗，他回答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
游击战争在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与游击战争的创立者--朱德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不无关系。在天心圩对部队进行整顿时，朱德就明确地指出：过去的那种搞法不行，我们从现在起要“伸伸展展”来搞一下。朱德这里所阐述的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打游击战而不打正规战（条件成熟时才能打）。随着朱毛红军和中央发命叹据地的扩大，红军二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朱德在战争实践中，除了积累“撒开两手，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击”的战争经验，除了总结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外，还对红军应该建成什么样的队伍做出了系统的阐述（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即是科学预见）。1931年7月，朱德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上发表了《怎样创造铁的红石》，文章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所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创造铁的红军。他认为铁的红军的创造必须具备六个基本条件即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加强政治训练、提高军事技术、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此文总结了1929年古田会议以来建军的新经验，在强调红军政治建设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把军事技术的提高作为建军的基本条件之一，丰富发展了古田会议精神。我党正是依据这六个条件来加强军队建设的，我军正是按照这六个条件建设成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并在人民革命战争中一往无前、无坚不摧，赢得人民和一切进步人士的衷心爱戴。朱德的设想对人民军队的成长、发展壮大有着重大的作用。
3、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加上1936年双十二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进入到联蒋抗日的新的历史阶段，并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1937年4月12日，在延安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朱德发表讲话：抗日战争必将是长期的，战线必将是很宽的。并希望全国青年紧密地团结起来，勇敢地奔赴抗日战场。同年7月26日，朱德在《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上发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文章分析了日本经济上、军事上的各种弱点，指出日本并不可怕，恐日病是严重的错误，让步、妥协与退让是亡国灭种的自杀政策，只能在抗战中找出路，求生存。在这篇文章中，朱德又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就需要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全力以赴，动员民众，武装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争取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8月4日，朱德与周恩来、叶剑英一起飞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和主持的国防会议，在会议上发言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并强调抗战开始以后，应当根绝各种和平妥协言行，坚持持久抗战。会前，还同周恩来等致电洛甫，（张闻天）、毛泽东，指出红军要独立自主地担负一方面的作战任务，以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长。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并迅速占领东北热河等地引起国人展惊之时，朱德系统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观点，并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反映了我党高级领导人对抗日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朱德同志的观卢，为我党一代政治家、军事家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彭德怀进一步对这场战争的多层面认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是毛泽东个人独创性发展的成果。可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与毛泽东一样，对抗日战争性质的认识、对抗日战争的指挥，表现了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4、预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1945年8月23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在会上发言说：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
1945年8月27日，即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杨家岭向中央机关干部作报告。次日，毛泽东等离开延安飞赴重庆，朱德在送走他们的当天下午，又向干部作形势报告：这次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安全回来的可能性大。谈判会有结果，但不会那么顺利。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朱德认为，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我军取得了东北，就可以使东北、华北联为一片，避免受到蒋介石的夹击。东北大有文章可做，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即使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为开展东北的工作，我们要派5万军队、万把干部去，将来还要派更多的人去。到东北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去争取3千万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有很大的希望把东北变为民主的东北。朱德不仅对干部包括即将去东北工作的干部做报告时分析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多次在中央会议上全面阐述东北的重要性，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辽宁省沈阳市卫戍司令员曾克林关于东北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讨论东北的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把原来准备南下的10万部队转而挺进东北。朱德在会上发言说：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组织40万至60万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对抗。9月17日，他又同刘少奇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力争东北、控制热河、察哈尔。除派部队去东北外，必须立即调集10万到15万部队到冀东、热河一带。江南新四军主力须转移到江北，调到冀东或到山东，由山东调出部队去冀东、热河。后在9月19日和9月26日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仍强调争取东北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战略家，朱德是非常有远见的，他是最早提出进兵东北及其具体措施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之一。他与刘少奇一样，对我党进兵东北的战略部署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的发展和东北根据地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完全证明了朱德的预见是十分科学的。
5、预见战略决战的时机、地点及其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同蒋介石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问题已经提到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作为党中央书记、军委副主席和全军总司令的朱德，更是在考虑战略大决战诸种问题。
1948年的东北战场上，关于如何解决长春曾经是中央军委慎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6月3日，在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对长春攻坚战尚无把握的关节上，朱德致电中央军委，条分缕析地指出长春可能攻下的条件多，提出了9条具体建议。打长春一种办法是强攻，一种办法是长围，究竟采取何种办法要根据我军的实力而定。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请对朱总司令所提意见中下列各项给以回答。”后经反复磋商，至7月22日，始决定围困长春，以主力南下。朱德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提出的关于长春攻坚战的方案，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长春的最后解决、辽沈战役的胜利证明了朱德的科学预见。
在是否渡江南下、何时何地与国民党大军进行战略决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朱德能洞悉战局的瞬息万变，高瞻远瞩，早已胸有成竹。1947年11月13日，在听取华东军区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的汇报时说：”我们迟早要过长江，过江是战略性行动。局势是定了的，这一个多月来更明朗了。”那时他的胸中就酝酿着人民解放军过江的部署问题。同时考虑着战略反攻问题。他认为，山东虽然打了些大仗，但还不算决战，亦即决战须在1948年8月以后进行。这个预言式的科学结论完全符合实际。他还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在中原同敌人进行决战应把握时机，不宜过早。而在中原地区决战取胜后，则可以使北平、天津孤立，南京、上海、武汉处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下。今后10个月，我们有希望解决傅作义部。拔掉济南、太原诸点，集中兵力向蒋管区挺进。1948年9月13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预言：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1948年8月8日至11月26日，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精辟地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的局势，对于我军大规模的战略行动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48年12月的全军后勤会议上，朱德提出了一年之内就会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美国不会出兵也不敢出兵，并预见1949年春天我军休整一下即横渡长江，1948年8月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争进程和各个重大战役的具体进展，充分印证了朱德的预言是科学的。
朱德从投身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积累了40余年的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从与周恩来、贺龙领导南昌起义、与陈毅领导湘南暴动、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多次粉碎敌人的“会剿”和“围剿”，与刘伯承一起同张国煮的分裂主义作斗争、与彭德怀率领游击健儿英勇抗击日伪，到同毛泽东联袂指挥解放战争时期的各个战役，为我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可以说，我军的创建、历次重大战略行动、政策的制定和军事的筹划几乎全有他的参与、组织和领导。他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最大的优点也是最突出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唯上唯书、富有创新精神。他之所以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关头对军事问题作出合乎实际的科学预见，是因为他有了在德国和苏联留学学习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军事学的掌握，是因为他有了对古代战争经验和外国战争精华的继承吸收；同时，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军队的领导人，也是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战争状况的透辟了解使然。
（作者单位江西上饶师范专科学校）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1994年4月
关于朱德去苏联学习的背景资料 ——杨奎松
根据目前已见的有关朱德的传记资料，人们几乎无法了解朱德早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情况。史沫特莱根据朱德回忆撰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他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朱德年谱》中，关于朱德去苏联学习的问题也只有寥寥几句话。笔者偶然在原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查到了一些有关朱德从德国前往苏联学习的资料，现简单介绍如下，希望能够对读者了解朱德早年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有所帮助。
朱德为什么去苏联？
早在1924年秋天前朱德就提出了去苏联学习的愿望，但由于朱德当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德国支部的执行委员，并负责组织工作，一时没有可能得到中共留德组(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为中共留法德组，旋又改为中共旅欧支部)的批准，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学习。朱德之所以突然被批准去苏联，严格地说，并不是他的学习要求得到批准，而他个人的去留也并非因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委员会批准”。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促成了他的苏联之行。
其一，自国共合作以来，中共中央经常感到国内干部力量的严重不足，因此曾多次要求中共旅莫支部和旅欧支部选送在国外学习的党团员回国工作。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时期，此时中共中央更加意识到人才之缺乏，因而接连致信共产国际和中共旅莫支部，要求立即从西欧派遣50人，并将在莫斯科的所有没有问题的党团员，全部派回国来。旅莫支部担任训练组织工作的袁庆云曾这样说明当时的情况：“在上海事变发生以来，中央命令由西欧派遣五十人及莫斯科全部开拔回国工作，我们接到此命令便把不成问题同志六十人派遣回国，其余有正式工作或有病者尚留此间。”①当时关于旅欧支部的人员调动，旅莫支部也专门发出信函并提出应该派遣回国的50人名单，要求旅欧支部迅速落实。旅欧支部接到旅莫支部的来信之后，立即于6月间召开会议，决定派60人回国。②显然，朱德之所以能够去苏联，并不是旅欧支部同意他去苏联学习。
其二，朱德之所以能够去苏联，又纯粹是由于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第一，根据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萧朴生的介绍，可以清楚地了解，朱德的名字最初并不在旅莫支部提出的回国人员名单上，而且因旅莫支部的来信未说明这是中央的命令，加上“当时旅欧团体实在不满意旅莫支部”，旅莫支部提出的名单中又有许多是已经退党退团的，甚至搞错了名字的，以致使旅欧支部发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旅欧支部没有接受旅莫支部的名单，而是根据自己的了解决定了派遣回国的人员名单，这其中就有朱德。萧朴生明确说：“朱(德)、贺(治华)之决定，是由旅欧(支部)决定的③。第二，朱德之所以会被选中回国，自然不是因为当时的工作不再重要了，而是因为朱德在6月18日德国共产党人发起的声援中国上海“五卅”运动的集会上被捕，两天后虽被释放，却被吊销了护照，难以再在德国继续工作。因此在6月下旬旅欧支部第一次具体讨论欧洲回国人员人选时，上了旅欧支部第一批回国人员的名单。④
朱德怎样留在了苏联？
既然朱德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从欧洲转道苏联回国工作的第一批旅欧支部的成员，那么为什么在到达莫斯科之后又留在苏联学习了呢？说起来这也是一种巧合。
第一批旅欧党团员于7月到达莫斯科后，即在旅莫支部的安排下休整、参观，等待第二批留俄回国人员的到来，准备一同回国。但不料“随西欧同志来到，中央命令其余留俄不忙回国”，⑤结果待8月上旬和8月中旬后两批旅欧回国人员到达莫斯科后，这批人员究竟如何安排一时竟成了问题。
还在8月上旬，当第二批旅欧回国人员到达莫斯科之后，留欧回国人员已经在旅莫支部的参预下，组织了党和团两个执行委员会对归国人员进行管理。旅莫支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刘伯坚、武胡景和穆清等参加执委工作，朱德被选为执行委员，同时兼任党的六个小组中的第六小组组长。⑥
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从德国来到莫斯科，旅莫支部决定对其开展宣传影响工作。朱德因在德国与邓演达曾有过工作关系，也接受了这方面的任务。从档案记载看，旅莫支部的这一工作安排是这样的：“(刘)伯坚与他谈唯物史观，朱德谈旅莫团体精神及来莫后感想，(武)胡景与他谈阶级斗争，家辰解释俄国现状，穆清、(周)唯真、林蔚亦乘机宣传并给他一份上海事变提纲”。⑦
当然，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朱德等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工作，是“武装训练”。实际上，这就是旅莫支部提议，并得到苏联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留苏学生的暑期野营活动。这种带有军事训练性质的暑期野营活动，是苏联学生，包括中国留苏学生暑期的一种固定的安排。但对于朱德等人来说，这种短时间的训练，则具有更特别的意义，因为旅莫支部安排的这一训练，在相当程度上还带有对这些回国人员进行各方面能力考察的内容。⑧
8月中旬，萧朴生带第三批人员到达莫斯科。此时到达莫斯科的计划回国的旅欧党团员，连同萧朴生已经达到61人。考虑到多数人一时不必急于回国，并且许多人还需进一步进行有关的学习与训练，因此，鉴于暑期即将结束，旅莫支部正式向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开设一个一年期的学习班，并由军事学校教员开办一个实际工作短训班，以便培训从西欧来莫的这批人员。
同时，考虑到这三批来莫人员，各方面情况相差较大，有些岁数较大，有相当一些不大识字，也有一些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因此，旅莫支部对这61个人根据个人情况作了安排，有的回国，有的去东方大学，有的则进行短期的实际工作的培训。朱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旅莫支部决定留在苏联学习的。
朱德是在东方大学学习吗？
关于朱德等人的去留问题，是在1925年9月4日旅莫支部的党部会议上正式决定的。这次会议的议事日程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会上袁庆云代表旅莫支部解释了对于欧洲回国同志下一步去留问题的安排和考虑。他说：对于西欧来的同志，旅莫支部经过与共产国际协商，决定采取三种办法，“1、送一批人回国，有作用的人或年龄较大者；2、留一批人往东大，认识浅和行动未团体化者；3、留一批人学一短时期者，这些同志在俄经过短时期的训练有进步，但有两种缺点：一组织能力欠缺，二不知道作秘密工作。留短时期的同志可派到工会或其他组织学习，在短时期可以学习军事操及秘密工作。”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