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61人的安排，名单公布是这样的：⑩
一、回国者(分为两部分)
派回国工作者：孙炳文 陈发兰 帅本立 史光庆 萧朴生 熊季光 曹鲁东
由红色救济会送回国者：白立贵 郭成昌
二、留东方大学者：
霍家新 陈声煜 王成荣 田愚甫 金百溶 熊正心 徐寿松 王学步 徐有富 阚尊民 李畅英 向培嘉 彭鸿章 袁彻 贺治华 杨载鲲 潘锡光 雷定琨、林修杰 资道琨 张贵源 刘傅锰
三、学习实际(秘密)工作者：
邱少元 朱德 唐兆尼 武兆镐 房师亮 彭仲英 宋得里 杜基祥 王德林 李为栋 贺学礼 秦治谷 谢陈常、 卢政纲 周唯真 林蔚 魏裔真 颜克玲、丁宝珍 沙居光 王佩璜 欧阳钦 钟汝梅 南炬焜 左纪常 焦海 郑家康 徐增生 奚佐尧 蔡疾呼。
通过上面公布的名单，可以清楚地看出，派回国者有9人，其中除两人因岁数较大外，萧朴生、孙炳文等7人被认为工作能力较强，回国后在工作上“有作用的人”。留东方大学学习为22人，这些人在旅莫支部看来是属于“认识浅和行动未团体化者”。朱德是被安排在第三部分人当中的。这一部分有30人，是被认为经过短时期训练有进步，但在组织工作及秘密工作方面尚有不足者。这些人的任务，是留在苏联一短时期，专门学习军事及秘密工作的方法。而不是有的著述所说的被安排到东方大学，“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
关于朱德参加实际工作训练班的情况，《朱德年谱》一方面说朱德于1925年下半年在东方大学“学习了几个月”，一方面又说朱德进入莫斯科郊外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六七个月”，这显然是有误。朱德等人自9月下旬正式参加实际工作训练班学习，到第二年5月初决定回国，前后只有7个月的时间，这一段时间自然只能是在实际工作训练班中学习，而不可能再去上几个月的东方大学。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⑩ 原苏共中央档案馆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
④ 原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5；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
⑥ 另外五个党小组长是：第一小组长彭鸿章，第二小组长谢陈常，第三小组长林修杰，第四小组长邱少沅，第五小组长卢政纲。
《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总司令的经济观 ——朱德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创见——陈友群
朱德一贯重视经济建设，关心国计民生，关心部队在不妨碍作战、训练的原则下进行经济建设。他除参加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外，在经济建设事业中还提出过许多创造性的意见。经过几十年实践的检验，证明他的见解仍然充满着勃勃生机。
从“南泥湾政策”说起
１９４０年，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但停发第十八集团军的薪饷、弹药和补给，还封锁通商渠道，使陕甘宁边区的土特产品销售不出去，所需的物资购运不进来。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实行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在倡导大生产运动中，朱德及时地提出了著名的“南泥湾政策”。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亲自组织力量贯彻执行。当时南泥湾一片荒凉，野兽出没，人烟罕见。朱德带几个人员翻山越岭，日踏荒川，夜宿破窑，实地勘探研究，于１９４１年３月间正式下令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其后，朱德又多次到南泥湾视察，对指战员讲述“屯田政策”的意义，勉励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经过指战员们的共同努力，终于使南泥湾这块荒芜的土地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成为“陕北的江南”。
“南泥湾政策”的成功，大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指出“‘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这是对朱德的首创精神十分公正的评价。现在，南泥湾精神已经在人民军队中代代相传，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应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
即使在战争年代，只要具备条件，朱德总是主张进行经济建设。早在１９４６年２月延安各界庆祝和平、民主的大会上，他就号召：要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规模建设的环境，以便全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１９４７年１１月，朱德在部署、指导石家庄战役期间，还到冀中深入了解生产建设的情况，对冀中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认为土地改革后一定要大力发展生产建设事业，农业、工业、合作社要发展，交通运输、商业要发展，银行工作要加强。要不失时机地把生产建设搞上去，以支援解放战争，改善人民生活。
十分重要的是，朱德针对当时土改后干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影响，在１９４８年６月致冀中地区负责人孙毅、林铁、李波的信中说：“今年你区生产运动谅有进步，应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才能往上涨。以后一直往上涨，才是兴旺的新中国。”语短情长，这是多么清醒、有远见的主张啊！
五种经济形式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党中央就考虑取得全国政权后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一、国家经济，这是领导成份；二、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村经济；三、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与中等私人资本经济。这些，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的国民经济。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１９４８年８月，朱德撰写了《我对于解放区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的意见》，对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指导方针表示赞同，并提出补充意见。他认为有五种经济形式：一、国营经济。这是主要的领导成份，也是国家掌握的最主要的经济命脉。一切银行、铁道、矿山、大森林……等等，都应由国家来直接经营。没收来的“四大家族”的财产也应由国家经营。二、公营经济。这是由各机关、学校、团体所经营，是国家经济的补助部分，补助国家经济的不足，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进行，在总计划内配合国营生产。三、合作经济。应以发展生产、运输、信用为主，而不应只限于消费。由政府组织群众来办，并加以扶持，但不是包办。四、公私合营。这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与私人合营，一种是公营事业与私人合营，都是集股公司性质。五、私人经济。这应受到国家的保护，给以一定的发展。
“应尽量减少军费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资金来加强经济建设”
早在１９４８年１月，朱德在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上就指出：军事工业要帮助民用工业的发展。那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有限的重要设备和主要的技术人才都集中于军事工业上。全国解放以后，为了迅速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需要，军事工业仍集中了许多重要设备和技术人才。朱德认为，这是国家一笔很重要的财富，绝不能闲置和浪费。
１９５２年秋，朱德以一个月的时间，对东北三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军工生产作了认真的考察。他在视察军工厂时，赞扬职工们勤奋生产的精神，号召他们在生产上保证质量，优产优质；并强调指出，军工生产必须同民用生产结合，努力为民用生产多作贡献。
１９５６年８月，朱德撰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其中，论述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应尽量减少军费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资金来加强经济建设。只有这样，国防建设的速度才能真正加快，才能够生产更多的最新式的武器装备来充实国防力量。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适应的。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应该互相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在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迅速转到为战争服务。”１９５７年３月，朱德又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内称：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厂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要转还是早转好。在以后多次同有关领导同志谈话和外出视察中，朱德又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
“国家的财政体制光搞统一不行”
建国以后，朱德花了不少精力关注和研究经济体制的财政问题。他指导身边工作人员学习有关经济建设的各种理论，特别注重学习带有实践意义的理论。１９５０年春夏间，他和两个秘书一起学习讨论财政问题时曾说：看来，国家的财政体制光搞集中统一不行；国家这样大，很难统，搞不好就统死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建立四级财政，中央、省（市）、县、乡四级应有财权，这样各项事业才能搞活；全国２０００多个县，多少万个乡，统得死死的，很难办事，要使国家兴旺发达就不容易了。
１９５６年８月，朱德曾向中央提出：“要合理地建立起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制度。今后中央把事业下放时，应该同时把计划和财务也随着放下去。”
１９５７年４月，朱德视察了中南、西南、西北十多个省市后，向中央写报告提出改革体制和建立四级财政的建议。他说：“我所经过的地方，从湖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到陕西，省市负责同志对现行体制都有些意见，一致认为中央条条对地方的干预过死过多，地方上无权无钱办事……省市对专县也同样干预得过多过死……大家都迫切地希望很快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我以为财政、计划、工业、贸易等方面的权力都应该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机动之权。……可以预料，财权下放以后，地方上就有胆量来办更多的事，从而就有可能使工农业和各项生产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而随着生产事业的发展，中央通过税收等各项办法所能够拿到的钱将会是更多，而不是更少。……财权不仅要下放到省市，而且还应考虑下放到县，逐步把三级财政（中央、省市和县）建立起来，将来再视条件逐步下放到乡，以建立四级财政。”
由于种种原因，体制改革和四级财政的建立，推迟了若干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逐步推行了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１９８４年，国务院提出要建立乡级财政。实践证明了朱德上述创见的正确性。
“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
朱德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倾注过许多心血。全国解放后，朱德先后找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叶季壮、林海云等谈话，交换意见。他主张：在加强领导的前提下，放开手脚大进大出，以出带进，以进养出；以扩大出口换取的外汇向工业先进国家引进科学技术、产品和原材料。他对叶季壮说：“要把外贸当作支援国家建设的大事来看。“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应当克服。”
朱德关照有关部门，除大力搞好传统产品如丝、茶、菜、果、杂、手工艺品等的生产、收购、包装、运输以外，还应大力发展淡水和浅海的水产养殖事业，扩大水产品出口；要开辟新的出口途径，改出口原料为出口新产品，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在参观上海出口商品陈列馆时，朱德对上海市的负责人说：搞商品出口要有些专家才行，要懂业务，政治思想要强，还要懂世界经济。朱德曾于１９５８年５月致函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张“在外贸工作方面应该改进外汇分成办法和改进外贸体制”。
５０年代，朱德多次到广东视察。他看到广东具有毗邻港澳、华侨多的有利条件，对华南分局书记陶铸说：广东应大力发展外贸工作，向港澳出口更多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逐步占领港澳市场；鉴于华侨和港澳同胞爱国心强，可大胆组织合股公司，吸收侨资、外资创办急需的、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只是单打一地搞粮食生产，农村就根本富裕不起来
朱德从我国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劳动人口众多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不能只是单打一地搞粮食生产，“必须向多种经营发展”；如果只搞粮食，农村就根本富裕不起来。
１９５４年，朱德视察广东时对陶铸说：广东得天独厚，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应当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甘蔗、鱼虾、养蜂、菜果、茶叶、蚕丝、药材等项生产，还可在海南、湛江一带发展橡胶、咖啡、可可、剑麻、油棕等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作了《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指出：“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方面，我国具有世界上少有的优良的地理条件，可以种植各种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作物，出产各种有用的土产、特产，如丝、茶、药材、水果等等。”又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国众多的劳动力半劳动力去开发我国丰富的资源，……积极地发展生产，以便逐步地做到‘地尽其利’、‘人尽其力’和‘货尽其用’。这应当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方针。”此外，朱德还提倡大力发展山区经济，在山区更应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发展，不但在农、林、牧、副等各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推广到水产、煤炭等方面。朱德同志这一有深远影响的创见，得到完满的实现，并将继续发展。
朱德曾两赴海南视察，先后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开发海南岛的建议
朱德一向主张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有利条件，发展优势，带动内地。１９５６年４月，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张：“沿海工业作‘母鸡’，造船、渔业、盐业等非在沿海发展不可。”但是发展沿海工业涉及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问题。５０年代，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一定要用武力解放台湾。朱德当时认为：蒋介石本身是没有力量反攻大陆的；美国虽然要千方百计地保住台湾这块前哨基地，但经过抗美援朝的较量，美国鉴于全世界力量的对比（包括和平力量）不利于自己，他是不敢轻易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应当看到，是否准确判断蒋介石能否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打起来，这对于沿海工业的利用和发展，对于是否大搞三线建设，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布局，都必然产生重大影响。
１９５６年朱德访问了苏、波、捷、东德、匈、罗、蒙等七国回到北京以后，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国际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这看法是切合实际的。我们能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我认为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生产结合起来，……武器生产要同和平生产结合起来，特别注意发展战时和平时都需要的精密器械和仪表工业。”又说：“现在世界正处在工业技术革命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同年８月，朱德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十点补充意见，其中第二点意见是：“在国际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我国沿海工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上述的估计和主张，朱德认为应当很好地开发海南岛。他曾于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３年两次赴海南岛视察，历时近一个月。他先后向中央和毛泽东等提出了开发海南岛的建议，内容主要有：（－）海南岛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物资都便于出口，极有发展价值和发展前途；（二）海南岛在农业经济方面实行多种经营，尤其以优先发展热带作物为主要方针，不宜过多地搞粮食作物；（三）发展水路交通，修建军港商港，把海南岛建设成为对外贸易基地和旅游胜地；（四）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在财力、物力、人力和技术上支援海南岛的开发。
朱德这些卓有远见的主张，终于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１９８３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开始迈出开发宝岛的步伐。现在，海南已经正式建省，大力放宽政策，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各项事业正在向前发展。朱德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飞到海南并最早倡议开发海南的。人们看到，实现他的这一遗愿，已出现了良好的开端。
“农村办公共食堂，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
“大跃进”时期，农村出现了大办公共食堂的做法。要不要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是当时争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并常常被当作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来看，不同意的，轻则被扣上“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的帽子，重则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这一错误，朱德发现得比较早，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１９５９年２月，他同广东江门地委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农村办公共食堂，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同年５月，朱德在同李富春的谈话中指出：“在发展农业问题上，要承认个体经济，否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农村现在有个口号叫‘吃饭不要钱’，我看行不通。”６月２０日，朱德同董必武、林枫联名致中共中央反映视察辽宁情况的信中说：“……关于农村办公共食堂的问题，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让群众在家里做饭好处甚多，最主要的是群众生活由群众自己掌握。因此，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在家中自己吃饭。”７月２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６日，朱德在中南组会上发言说：“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食堂即使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９日，同陶铸谈话时指出：“去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公社化，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现在要搞回来，首先把家庭恢复起来，让社员自己搞点副业生产。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同湖南、河南、甘肃、新疆等省区负责人交谈时，都阐述了这些观点。
很可惜，朱德的上述正确意见，不但没有得到采纳，反而被指责为“右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没有放弃原则。１９６２年２月，他在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山东组全体会上，作了《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发言，指出：“‘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又指出：“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这些从深刻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宝贵意见，永远值得我们记取。
综上所述，朱德的许多创见，是从不断完善的实践中产生，经得起长时期实践的检验，是一种实践型的理论。
朱德能够在经济建设中提出许多科学的预见，是同他勇于并善于探索客观规律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的。有人说，朱德不是理论家。这可能对朱德缺乏了解。是的，他不像有些人那样，引经据典（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引经据典），写出大块文章，说得“头头是道”，但做起来就变了样，甚至出大乱子。他历来认真研读马列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的客观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探索、认识客观规律，认真地按客观规律办事。朱德的许多创见，是从不断完善的实践中产生，经得起长时期实践的检验，是一种实践型的理论。一位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说过，在经济工作方面，“他总是要把家务搞好，把党当成家一样理好，是党的好当家人”。
朱德能够在经济建设中提出许多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创见，又是同他的丰富的知识和实际经验分不开的。他以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作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高瞻远瞩，豁达大度，统观全局，用战略眼光深入分析重大问题。如５０年代，他凭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判断蒋介石不可能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他认为打大仗不是闹着玩的，同小孩打架不同，它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会出现许多迹象。因此，他极力主张充分发展沿海工业，及早开发海南岛，军用生产同民用生产结合，放开手脚搞活对外贸易工作，大胆组织合股公司，等等，都是科学的预见和创见。
朱德能够在经济建设中提出许多创见，还因为他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他出身佃农家庭，从小劳动，备尝艰辛，酸甜苦辣，风霜雨雪，他都一一体验过并牢记不忘。身居高位以后，他仍然没忘记人民的疾苦，他每年都花几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人民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人民的欢乐才是他的欢乐。他的许多创见，是发源于人民，为人民设想的。朱德一生功高不自居，德高不自显，位高不特殊的史实，也充分地证明了他是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始终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他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历史将公正地评价朱德同志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提出许多创见的历史价值。
《中共党史研究》1994第5期
从讲武堂学员到红军总司令的朱德 ——李慧
提要：朱德总司令的革命生涯，始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这座被视为革命熔炉的学校里，他学到了扎实的军事知识。他一生的经历都与讲武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即从讲武堂的一般学员成长为爱国名将，最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成为红军的总司令。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伟大的人民领袖之一。
朱德总司令的革命生涯，是从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的。他一生的经历都与讲武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讲武堂是造就他和不少军事伟人的革命熔炉，在民主革命时期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是云南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追求光明习武救国
1909年11月，朱德怀着习武救国的宏大志向，几经周析考人云南陆军讲武堂就读，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毕业离校。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清政府为培养军事人才而创建的。既培养新军现职军官，又为新军补充下级军官，以加强武装力量，防止英、法帝国主义势力从云南入侵中原；并镇压人民的反清革命斗争，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政府未曾想到，就是这所军事学堂的师生成为云南反清力量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最后埋葬清王朝的掘墓人。
1909年8月15日，讲武堂正式开学上课，李根源任监督（相当于教务长），不久继任总办（校长）。
李根源是一位有作为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云南腾冲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作风严谨，具有改革开拓的精神，能吸收日本士官学校的力、学经验，着手改革讲武堂的教育体制。教官大多数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或是同盟会会员，或是受到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志士，他们都愿为复兴中华、创立民国而奋斗。
课程设置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种，以军事学科为主，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学生分为甲、乙、丙三个班。朱德被录取在丙班步兵科学习，他为能实现习武救国的夙愿而深感欣慰。他按照“坚忍刻苦”的校训要求自己，虽然学堂管理异常严格，每日上课六小时，夏天无暑假，平时不能随便外出，只有星期天能休息，但对这个佃农的儿子的朱德来说，并不感到苦。朱德曾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述道：“我应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有被困难吓倒”。①这时的朱德由于找到自己的归宿，内心充满喜悦。在延安与威尔斯谈到被录取到讲武堂后的心情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在当时是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招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②他自信找到了一条可以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把学习和训练看作是实现救国目标的必要条件，以饱满的热情、刻苦的精神，专心致志地学习。
为了丰富知识，迅速增长才干，他常常在熄灯号吹过之后还挑灯夜读。训练中勇敢坚毅，刻苦好学，所作的每个动作都准确、敏捷，如过天桥、跳木马、翻铁杠等。受到师生好评。操练中，有时教官指定他指挥队伍、喊口令，这更为突出，他声音宏亮，动作干净利落。凡有外国人来参观讲武堂时，总办李根源就指令朱德和朱培德出来指挥。他俩人称“模范二朱”③。他后来在延安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干过”。④经过努力，各科学习成绩优异，术科尤为出众。
朱德除了学好军事专业知识之外，还十分关注国家的前途。他进校不久，就感受到浓厚的反清气氛。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他自觉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纲领，主张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1909年冬天，朱德自愿秘密地加入了同盟会。并在其组织与领导下，阅读了很多进步书刊，如《云南杂志》、《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此外，还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的书；意大利、日本有关改革政治的书刊。书刊里的进步内容，开阔了朱德的眼界。为追求光明前途，他立下救国救民大志，约集了同班的杨如轩、曾钦仲、杨池生、宋永康、唐淮源等，结拜为兄弟，组织成立“五华社”⑤。其宗旨是富国强兵，拯救中华。他与朝夕相处的老师们也结下了情谊，特别是跟李根源、李鸿祥、罗佩金等老师感情甚深。这些老师言传身教，教学中结合国情、省情对学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倡“军人武德”，发扬民族气节等，还组织学员参加滇越铁路通车典礼，疾书作文观感；步行至黑龙潭扫祭薛尔重墓，引导学员认识掌握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等等。朱德与李根源、李鸿祥的友情持续了半个世纪，被视之为尊师楷模，令人崇敬。特别是对李根源主持讲武堂工作的领导艺术，给予高度评价。1941年10月，在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周年时，朱德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出：“满清政府对于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忍的。对于学校的维护，起了很大的作用，凭着他的革命热忱与灵活的手腕，任劳任怨的精神，这个革命的熔炉才得以保存下来”。朱德1962年来到昆明，当知道讲武堂的遗址受损，当年的建筑被拆了一部分时，严肃地说：“讲武堂还有点用处嘛！还要留点嘛！”⑥如今讲武堂的主楼已保留下来，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场所。
朱德在讲武堂这个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成为品学兼优的合格学员。1910年7月，因急待补充新军军官，学校决定从丙班生中挑选一百名组成特别班。勤学发奋，善于思考，成绩优秀的朱德择优被选入。1911年8月，特别班学员提前毕业，朱德结束了讲武堂的学习生活，开始他人生的伟大历程。
辛亥革命先锋护国战争名将
朱德由特别班毕业后，被分配到蔡锷领导的新军37协（相当旅）74标第二营左队当排长。时值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前夜，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清政府危机四伏，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载沣等人仍然奉行慈禧“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的遗训，在外交和财政方面，继续出卖国家主权。1911年5月，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激起人民愤概。当时，湖广铁路沿线人民纷纷起来反抗，特别是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尤为突出，曾发生流血事件。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发展成为反清的武装斗争。此举对云南影响颇大，随后云南爆发了重九起义。
朱德刚到第二营上任，就接到同盟的命令，要他设法在步兵标开展宣传工作。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发动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云南革命党人，加快了以讲武堂为核心的起义准备工作。讲武堂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到新军19镇各单位任职，他们与士兵相结合，同士兵中的哥老会兄弟交朋友。朱德平时非常关心爱护这些贫苦的士兵，经常给不识字的士兵写家信，在军事上对他们循循善诱，提出“官兵一致，废除打骂、体罚士兵的制度”⑦，得到士兵们的拥护。为了完成好同盟会交给他发动好起义士兵的工作任务，“朱德在步兵标参加了哥老会”⑧。因此，朱德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和士兵中的袍哥们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起义的意义，并通过他们层层发动士兵。卫队营的发动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
起义时机日益成熟，大家共推蔡锷为起义曾、指挥，李根源、罗佩金参与领导。蔡锷是总督李经义介绍来的新军旅长，他不是同盟会会员，但他对革命深表同情，且是一个超群的军事家。据朱德回忆：“蔡锷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⑨同盟会利用蔡锷的支持和掩护，积极同新军输送革命骨干，把营长以上的绝大多数主要军官逐渐换成革命党人，控制军队的主要领导权。蔡锷受到敬重，朱德称他为“智星”。
10月30日（旧历九月初九）昆明重九起义爆发。当天晚上，朱德被蔡锷指定为74标二营临时连长，率部参加攻打总督衙门。事前做好了卫队工作，有内线引路，很快攻下总督衙门，活捉总督李经义，辛亥起义一举成功。朱德在起义中才华初露，成为一位先锋战士。11月1日，成立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从而结束清政府在云南二百多年的专制统治。在1961年，朱德撰写《辛亥革命回忆》一文追忆这次云南起义及他的经历。此外，有诗两首写道：
同盟领袖是中山，推翻清室争民权。
起义武昌全国应，废除帝制几千年。
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
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夕庆开场。⑩
在这期间，朱德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再受帝国主义欺海，并有廉洁的政府，使其逐渐走向富裕。
同月中旬，为援助四川人民抵抗端方的军队，云南军政府组织援川军。这时朱德仍当排长。随援川军第一梯团从昆明出发。在行军途中，严令部队执行蔡锷颁发的五条训令：“守纪律、爱百姓、戒贪幸、勤操演、敦友爱。”(11)12月，援川取得胜利，占领四川省叙府、自流井（今自贡市）。朱德作战有功，亦任连长，授上尉军街1912年4月完成援川任务返滇。5月，云南军政府在昆明巫家坝召开庆祝援川胜利大会蔡祥在大会上，“赞扬朱德在云南辛亥革命和援川战斗中指挥有方，战功卓著。授予朱德‘光复’、‘援川’勋章各一枚，并晋升为少校营长。”(12)
云南重九起义后，讲武堂曾一度停办，次年秋天恢复。朱德由于军事理论基础扎实,作战中表现突出，被调任讲武学校（原讲武堂），担任生徒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负贵管理学生和教射击教范、步兵操典以及野外演习等学科、术科课程。他教学认真，接近学生，受到学生戴。
1913年夏天调回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步兵第二团一营任营长，朱德所在的师赴演南，沿滇越铁路全线及边境布防。朱德的营镇守蒙自、建水、个旧一带。那里酷热多雨，环境艰苦，斗争复杂。相毗邻的是法属越南，须时刻提防法帝国主义的侵袭及其豢养的土匪骚扰，并经常到深山密林中搜追土匪，困难甚多，为适应环境，他创造了机动、灵活的多种作战方法，即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打击土匪，并多次取得战斗的胜利。从此，匪患 减少，人民安居乐业。这就是朱德最早的游击战术，即在特殊的地方，用特殊的方法，进行特殊的战斗。他运用讲武堂的军事理论，通过辛亥革命和援川实战中总结出来的新战术、这是军事教材中找不到的。由于边关战斗的频繁，实践的磨练，使朱德迅速提高了指挥能力。1915年晋升副团长。
从1915年至1916年，袁世凯称帝复辟的倒行逆施，受到国人反对，全国掀起护国讨袁战争。云南1915年12月25日，蔡得、唐继尧、李烈钧等，首举护国义旗通电反袁，宜布云南独立，成立云南都督府，唐继尧为都督，并组织护国讨意军，下辖三个梯团。朱德异常兴奋，深感这是救国之良策，积极投身这一斗争中。他被任命为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负贵组训新兵，准备出征讨袁。1916年初，所部改编为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朱德任第六支队（相当于团）支队长(13)。率部参加四川的沪州、纳溪之战，特别是在坚守以棉花坡为中心的纳溪战役中，不顾个人安危，有勇有谋，团结广大官兵，常常以少胜多战胜敌人，夺取了棉花坡的制高点，使战局转危为安。从此，朱德名震全国，敌人闻风丧胆；6月朱德支队又奉命夺取敌军据点沪州。时袁世凯已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护国战争胜利结束。朱德因屡建战功，晋升为旅长，成为护国战争的名将。1946年11月，吴玉章在《庆祝人民军队的创造者朱德总司令玉阶同志六十大寿》的祝辞中赞道；“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沪州兰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馄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意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14)
护国战争，再次显示讲武堂师生是中坚力量。在担任军团（队）以上军官中，“老同盟会员（含中华革命党员）和国民党员占85％；营以上军官中，讲武堂师生占86％”(15)。朱德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步其后尘，继续独裁卖国，破坏孙中山先生制订的《临时约法》，1917年8月，掀起护法战争。朱德被委任为靖国军第二军十三旅旅长，奉命驻守四川沪州。他一如既往，忠心报效国家，他敬仰孙中山，认为经过护法战争，可以结束军阀混战局面，打倒段祺瑞统治。结果，却事与愿违，唐继尧等人的野心发作，排斥孙中山，搞垮护法军政府，结果护法战争失败。
远涉重洋寻真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朱德精神振奋，决心到上海去寻找共产党，并转到德国去寻求马克思主义，重新考虑中国问题，继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他沉痛地总结自己的历程，说：“推翻满清，赶走皇帝，又冒出了窃国大盗袁世凯。袁贼打倒后，国内军阀混战，人民永远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悲惨生活。我坚信马克思主义，我要到他的故乡去寻找革命真理。”(16)这时的朱德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高官厚禄，但他把这一切视如粪土，全都抛弃。1922年，唐继尧已变为军阀，昆明又处于战乱之中。朱德痛心疾首，3月愤然离昆，几经艰辛到达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组织，但陈独秀不接见他。他即赴德国考察，开始了戎马生涯的伟大转变。
1922年10月到达德国首都柏林，获悉中共旅欧支部负资人是周恩来。他登门拜访，恳切陈述自己的身世和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坚决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从这位不凡的来客身上看到了他自辛亥革命以来立下的功绩，抛弃荣华富贵来追求革命真理的精神，十分敬佩，也很激动，立即表示愿意做朱德的人党介绍人。
朱德长期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临，“1922年11月，朱德由旅欧支部负资人张申府、周思来介绍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7)。他终于由一个爱国名将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从此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他在这条道路上起步时，已经36岁。朱德尔后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伟大领袖之一，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正是他的伟大。刘伯承在朱德六十大寿时，曾以《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为题，赞颂朱德道：“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优裕，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之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屐，义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困难之前，坦然如坐春风，尤足使人深深感动。”(18)这是对朱德的高度评价和对他革命经历的客观总结。
朱德入党时就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且是我党最早对武装斗争有正确认识的杰出人物之一。1925年，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向党要求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然再学习军事。还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19)当时国共合作，陈独秀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自己不要军队，认为掌握军队就成了军阀。朱德认为这种做法是很蠢的，“军队是革命的主力”(20)；离开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朱德在莫斯科的一个短期的军事训练班学习，任队长，学习期六七个月。他注意研究苏联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当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战时，他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队伍上山。”(21)这是他在滇南镇守边关与土匪作战时的流动游击战术的总结。从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游击战法。
红军的总司令
朱德1926年5月回国，再次见到时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两人的会面颇具有戏剧性，陈独秀没有想到坐在自己对面的竟是四年前被他拒绝入党的朱德。据朱德的一次回忆，陈独秀当时依据北伐的形势，派他到杨森部作统战工作。朱德乐意接受。他与杨森曾在护国军中共事，素有交谊。圆满地完成任务后，即转到南昌市工作，被朱培德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为我党掌握了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成为南昌起义主力之一。朱德在这次起义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三十年后，朱德在纪念这一光辉节日时，曾写诗抒怀：
南昌起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
革命大旗握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
南昌起义因缺乏经验而失败，朱德率部整顿后，几经坎坷，于1928年4月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组成中国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开辟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光辉道路。
朱德在完成由城市转到农村的战略转变的同时，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即采用游击战术消灭敌人。他熟悉这一战术，并集累丰富经验，打起仗来，真好比如鱼得水，在井冈山与敌斗争中，取得多次胜利。总结为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这是朱德多年特殊作战经验的精辟总结。
经过一年作战，由于中央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1929年6月又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指出努力克服“左”、右倾错误，克服党内涣散现象，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所以到1930年3月，全国党员人数发展到十万，红军已有十三个军，六万余人(22)。为加强军事上的统一指挥，4月，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并转红三、红四、红五军总前委指示信，指出：“除红三、红四、红五军已成立总前委外，还必须有一个军事集中的指导机关，即总指挥部。要立即成立三个军的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8月28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正式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23)从此，朱德即是我军的最高统帅之一，从红军到八路军、解放军，他都是我党我军和人民最敬爱的总司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肖克同志回忆朱德不但具有政治远见和战略天才，而且是一个善于指挥每一个战斗的战术家。南昌起义失败后继续战斗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只要朱军长在，就感到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