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963年2月10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报告。
(23)1957年2月10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信。
(24)1963年2月19日给邓小平的信。
(25)(26)《朱德年谱》第491、315页。
(27)1959年6月16日和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朱德日记)。
(28)(29)《朱德年谱》第503、508页。
(30)1959年7月29日和陈正人的谈话(朱德日记)。
(31)1954年5月3日在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的讲话。
(32)(33)(34)(35)(36)《朱德年谱》第393、413、508、477、492页。
(37)1962年5月1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38)(39)《朱德年谱》第454、451页。
《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朱德总司令与石家庄解放 ——陈友群
当此庆祝石家庄解放４０周年之际，我想起了朱德总司令对第一个打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１９４７年３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朱德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史委托的工作。朱德更多地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
深入调查 果断决策
中央工委抵达河北省阜平县后，朱德和刘少奇立即听取了晋察冀中央局的工作汇报和军区作战情况的汇报。那时，为了改变战争形势，争取早日转入反攻，朱德前往平山县封城同聂荣臻、肖克、罗瑞卿等军区负责同志会商，决定由聂荣臻分别召集纵队、旅、团级干部会议，总结军区作战的经验教训。他多次出席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会议，并同许多指战员谈话，了解干部情况和部队存在的问题。通过调查了解，针对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在组织上进行调整的意见。首先，恢复野战军，把主力集中起来打歼灭战。决定野战军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他曾对干部们说，晋察冀地方很大，物产丰富，民兵也很多，如果学会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就一定能打胜仗。同时，建立军区后勤部。朱德指出，为了适应正规战的需要，必须建立后勤部，建立统一的补训兵团，并统一军工生产，搞好兵站运输和财政金融等工作。决定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兼后勤部长，军区副政委黄敬兼后勤部政委，统一领导供给、卫生、兵站、运输、交通、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使野战军脱离后方勤务工作，只管训练与打仗两件事。这样，部队就可以轻快有力，灵活使用。经过上述两项重要措施，晋察冀乃至整个华北的战场上，就不断出现新的面貌。
精心部署 具体指导
石家庄是战略要地。要打下这样一个设防坚固的大城市，必须把周围敌人的主力加以歼灭。为此，朱德同军区负责同志商定，发起青沧、保北两个战役，攻克青县、沧县、徐水、故城等地和若干铁路沿线车站，共歼敌约１９０００人。鉴于这两个战役中在打堡垒和攻城的战术都有所提高，朱德于６月底和７月间先后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对较坚固的城堡，如准备得好，时间宽裕，亦可攻破”。并建议晋察冀军区部队７月份进行休整，每个团补足２０００人以上；在一个军区作战时，野战军加上地方军，要出动１０个旅以上的兵力，争取消灭敌人１０个团。还提出，下一战役拟打石家庄。随后，朱德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说到我军将来反攻时，最重要的是炮弹、炸药的补充，晋察冀野战军只要休整、补充好，很有可能打好歼灭敌人１０个团以上的歼灭战；并认为在冀东、冀中消灭蒋、傅主力，比在察、热一带消灭更有利。毛泽东回电说：朱总司令意见很好。
８月中旬，朱德同刘少奇、聂荣臻致电晋察冀野战军：如暂时各方不好打，可多整训１０至１５天，将部队补弃完整，好好训练，待秋高时大举进攻三角地带（指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地带）、三条铁路（指平汉、津浦、北宁三路）或打石家庄。
鉴于大清河北战役中围战过多，只歼灭国民党军第９４军、第１６军各一部共５０００余人，未获大胜。朱德同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他自己拟到晋察冀野战军再整顿一个时期，帮助他们打好一两个胜仗。他随即下去了。
１０月中旬，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清风店战役，全歼敌第三军第七师和第１６军一部共１７０００多人，俘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和第七师师长李用章等人。至此，石家庄地区敌主将被俘，主力被歼，为我攻克石家庄创造了重要条件。
１０月下旬，朱德和刘少奇复电聂荣臻、刘澜涛等，同意乘胜攻打石家庄，认为石家庄无城墙，守军不多，主管官被俘，内部动摇，情况易于了解，有可能打开。并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此事，朱德即拟到野战军司令部具体指导。接着，朱德到军区炮兵旅，接见该旅一团排以上干部时说，要打石家庄了，打下石家庄，可以学会攻坚战，学会打大城市，还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意义都很大。１０月３０日，朱德参加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炮兵、工兵会议。会议讨论如何攻打堡垒，如何进行坑道作业、通过外壕等问题。朱德称赞这次会议民主空气好和求实精神好，勉励炮兵、工兵努力在战争实践中学习。第二天，朱德参加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与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共同拟定了攻打石家庄的战斗部署，决定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稳打稳进。他对干部说：“要把石家庄当做一所难得的学校”，“要从这个学校练出一套能攻善守的本领来。”朱德还着重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号召，并要求指挥员认真发扬军事民主，通过打石家庄学会攻坚战。在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下，还规定民兵不入城和野战军不住城两条纪律。又说，要拿石家庄来证明：我军不但能打下大城市，而且能很好地管理大城市。由此可见，朱德对打下石家庄是信心十足，成竹在胸的。会后，野战军司令部把朱德提出的“勇敢加技术”的号召作为一个口号传达到所有部队，并要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在此之前，朱德曾召集过部分连、排、班干部和战士座谈如何打下石家庄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基层干部和战士的意见。他还找过俘虏兵来了解敌方的情况。
１１月上旬，朱德致电聂荣臻、肖克等，内称：
“我到此已看过炮兵，召集炮兵、工兵干部开过会，讨论攻石门技术问题。又召集旅以上干部会议，共同决定了攻石门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请你们注意几件事：
（一）物资必须准备充足，特别是炸药、炮弹。兵工局必须有突击月（１１月、１２月两月）加工制造，开昼夜班，派员去做工人运动，配合前线，并准备攻石门后的大量补充。
（二）人员补充，请派大员率党政人员及医疗队、慰问队等巡视各医院，迅速医好伤兵……
（三）军队干部家属、子弟不能自给者，必须发生活费。（见《朱德选集》第２１２页）
一切部署就绪以后，１１月６日，野战军发起石家庄战役。７日，朱德在冀中军区打电话给在前线指挥的杨得志，询问战役进行情况，指示他按原定计划打下去。还说，告诉大家，后面的同志可是都在望着你们啊！他随时关心着战况。９日，又打电话指示杨得志等：（一）突破内市沟后，一定要猛推、深插、狠打，不让敌人有半分钟喘息；（二）充分做好打巷战的准备；（三）全歼一切敌人，包括还乡团在内。
由于准备充分，部署周密，从６日到１２日，仅仅用了７天，就攻克了第一个敌人设防坚固的大城市石家庄，歼敌２４０００余人。
总结经验 嘉奖推广
攻克石家庄的第二天，朱德给晋察冀军区全体指战员发出了嘉奖电：“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
接着，朱德就认真总结打下石家庄的经验，以期在相同或类似条件下积极推广，攻下更多的敌人设防坚固的大城市。他又到野战军司令部，同他们一起总结经验教训。他先后４次同大家一起座谈研究，自己动手写。１２月１日，他在野战军干部会议上作了《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的重要报告，总结出一套攻坚战的战术。他认为：“这次胜利，缴获很多，但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这是军事上政治上的意义。经济上的意义也是很大的，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发展交通、工业、商业，发展生产，支援战争。”他并且强调指出：阵地攻坚战，这是我国革命征途上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新课题。它意味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跨入一个新阶段。朱德认为：能打下石家庄，一是有充分的准备；二是动员工作做得好；三是讲究战术；四是善于利用俘虏。他要求大家把这些经验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学习和发展。他还指出了某些不足之处，告诫大家不要骄傲，要严格遵守纪律，打更多的胜仗；要一边打仗，一边建设；伟大的事业要在我们手上成功，一定要成功！
赋诗书怀 勖勉后人
攻克石家庄后，朱德总司令回顾和展望整个战局时局，以无限感慨和喜悦的心情，步杜甫《秋兴》韵写下七律《感事》八首，有描述冀中战况的，有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的，有歌颂土地改革后的新农村的，有寄南征、东北诸将的，其中第五首是《攻克石门》，诗曰：
石门封锁太行山，
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
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
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
从兹不虑鬓毛斑。
朱总司令这首诗是在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时刻，在一个６４开大小的笔记本上写下来的，时间是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地点是冀中军区辖属的河间县张家庄。
现在，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根据朱总司令当年手迹，把《攻克石门》诗刻石立碑，以昭后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这座气壮山河的诗碑，定将激发一切前来瞻仰的人们对革命前辈功业的无限敬仰，也将唤起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更高热情，传之千秋万代。
《人民日报》1987年11月5日
朱德天涯寻正道 ——刘学民
编者按：在纪念建军60周年的日子里，人们不会忘记为我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立下卓越功勋的老帅、老将们。为此，我们特开辟《将帅从戎时》专栏，展示老帅、老将们在风华正茂之年投身革命、投身武装斗争、投身人民军队的历史镜头，以此表示对我军老前辈的崇敬和仰慕，同时也使后来者从中得到教育和激励。
朱德同志在回顾自己思想转变的历程时说过：“我也曾经碰壁，也曾经碰破头，也曾经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后来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我终于找到了一条道路，只有这一条唯一的道路，才能使中国走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才能最后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同志们！这条道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本世纪之初的历史风云，去追寻这位老帅当年完成他思想转变的轨迹吧。
1922年秋日，吴淞口。法国邮船“阿尔及利亚”号在“呜呜”的汽笛声中，缓缓驶离港口，开始了漫长的西欧之行，它的航行终点是法国的马赛。朱德和他的挚友孙炳文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大陆，思绪万千……
1922年，是朱德在人生道路上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他为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抛弃高官厚禄，告别家乡，告别亲人，历尽磨难。
7月间，他从四川经上海，风风火火赶到北京，找到孙炳文。久别重逢，彻夜长谈的中心话题是如何找到共产党，怎样到欧洲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当他们通过关系得知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时，立即星夜启程，直奔上海。
在上海，他们首先拜会了刚从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先生虽未见过朱德，但对蔡锷麾下的这位虎将在讨袁之战中的赫赫战功，早有所闻。他先向朱德和孙炳文讲述了陈炯明叛变的经过和沉痛的教训，然后提出要借助滇军讨伐陈炯明，并对朱德寄予莫大希望，建议他立即返回滇军，重振旗鼓，出师讨伐陈炯明，并说先付10万大洋作为军费。朱德却婉言谢绝说：“我们已决定去德国研究共产主义，研究军事学，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结果。”孙中山非常不解地问道：“既然留学，为什么不去美国，偏要去欧洲？”朱德坦率地回答说：“欧洲已经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去研究这个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对我们中国革命会更有好处。”孙中山点头，表示赞许。
不久，朱德和孙炳文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他兴致勃勃地向陈独秀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诚恳地提出入党要求。可万万没有想到，陈独秀表情十分冷漠。陈独秀冷冰冰地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井且随时准备为它献出生命。象你这样的人，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这分明是要把他拒于党的大门之外。
朱德十分痛心，他不明白为什么象他这样的人就没有资格参加共产党，就无权信奉马克思主义，“难道在革命的新秩序中，真的没有，我朱德的立足之地？”朱德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强者。他的生活信念是：认定了的事情就干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和孙炳文商定，按原计划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学习革命的真理。正如他早年在一首言志诗中写的：
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
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阿尔及利亚”号到达法国名城马赛。一上岸，他们当晚就乘火车前往巴黎。
朱德和孙炳文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旅欧勤工俭学的学生，最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只可惜，他刚刚去柏林。朱德兴奋极了，他和孙炳文一道又赶往柏林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位刚从祖国来的同胞。“请告诉我，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周恩来亲切的话语使朱德深受感动。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求索真理的艰难道路……
朱德原是贫苦佃农的儿子，父辈们为了他长大后能“支撑门户”，节衣缩食，东挪西借，让他读了几年书。他曾相信“强身救国”之道，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四川高等体育学堂，回乡担任体育教习，竭力提倡尚武精神，以便增强国人体魄，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然而：遭到当地豪绅的疯狂反对。当他那“读书救国”、“强身救国”的愿望相继破灭后，便愤然辞职，去另辟蹊径。
1909年，他又怀着“从戎救国”的志向，从四川经过千里跋涉，历时70多天，来到云南首府昆明，几经周折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是云南革命力量的一个据点，许多教官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其中不少还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在课内课外，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朱德衷心拥护“驱逐靴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秘密加入同盟会。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昆明“重九起义”，后在讨袁和护国战争中，战功显赫，威震滇川，成为一位爱国名将。
在连年的军阀混战中，他看到的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说：“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一真正的出路。”他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大失所望。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也给在黑暗中苦苦求索的朱德带来了新的希望。他说：“我自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的。”“五四”运动的发生，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更使他振奋起来。在四川南溪，他结识了老同盟会会员、京津同盟会文事部部长兼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孙炳文。他们在一起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一起探索着新的革命之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之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也照亮了朱德的人生道路。朱德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他说：“我已亲身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朱德讲述自己的经历后，恳切而又郑重地向周恩来提出：“我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不管派我做什么都行。”孙炳文也表示了同样的决心。周恩来被朱德的诚挚深深打动，他说：“朱德同志！炳文同志！我愿意作你们的入党介绍人！”1922年11月，朱德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德入党之后，立志“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用他那战斗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1927年，他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以后，他一直是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总司令，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军报 1987年6月11日
一座丰碑 ——读《朱德年谱》——启光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年谱》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读到的第一部记述领袖生乎的年谱，因而特别令人高兴。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一生对中国革命所作的卓越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在全世界也享有盛誉。编写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年谱，记述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反映他崇高的品德和优良的思想作风，既是推动当前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教育和培养革命后代的需要。可以预见，《朱德年谱》的出版，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必将产生良好的政治影响和社会效果。
编写年谱，特别是编写领袖人物的年谱，到底应该怎么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没有一定的规章可循的。但是，作为领袖人物的年谱，它应该是在确凿的事实基础上，忠实地记述朱德所走过的独特的生活道路，清楚地描绘出他在各个历史时期思想发展的脉络；准确地匀画出朱德伟大的形象；并阐述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使读者能从年谱中清晰地看到他的亲切身影，触到他的思想脉搏。所有这些方面，我认为《朱德年谱》都是达到了的。应该肯定，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朱德年谱》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用大量翔实的材料（其中有许多是过去未曾公开发表过的珍贵材料），准确地记述了朱德同志在各个革命历史阶段的伟大功勋和贡献，既有突出的个人形象，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朱德同志从1886年12月1日诞生到1976年7月6日逝世，生命的旅程长达90年。在这90年间，朱德同志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他既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后一个阶段，他作为党、国家、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很多活动都是和整个党、国家、军队的活动交融在一起的。时间的跨度这么长，经历的事情那么多，作为《朱德年谱》（它有别于编写党史、军史、战争史），哪些该写？哪些不写？就是一个非常费斟酌的问题。然而《朱德年谱》对这个问题解决得相当好。首先，它从突出刻画朱德形象的需要出发，大量地选用了与朱德有直接关系、并具有很强说服力的材料，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充分反映朱德的历史足迹和卓越贡献，同时也展现朱德同志在各种艰难复杂斗争中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貌。年谱既记述了朱德同志的许多讲话、指示和电文，又记述了他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作战行动；既能够体察到他在作战指挥、政治生活中的真知灼见，又能够看到他在日常生活中的逸趣雅兴（如赋诗、种花等）。因此，在年谱中，朱德同志的形象始终是突出的、性格化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其次，为了清楚地表达朱德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历史依据，年谱也适量地选用了一些与朱德并无直接关系、但却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材料，使读者能够清楚地理解到朱德同志为什么在这一时期要强调这一问题，而在另一时期又强调另一问题。主线清晰，背景点到，红花绿叶，相映成趣。要做到这一切，当然并非易事。编写者们需要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需要去访问很多知情者，还要对广泛收集来的材料，进行整理、核实、鉴别、研究、提炼、简削、撰写等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据了解，这部年谱曾历时六年，七易其稿，才搞成现在的样子。可以想见，编写者们为编出一部高质量的年谱，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
《朱德年谱》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眉目清晰，文字简洁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年谱是具有资料性的书。而资料性的书往往只注重内容的全面、准确，而在文字表述上则常常显得呆板、生硬，甚至枯燥。《朱德年谱》虽然也具有资料性，也力求达到内容的完整性和材料的丰富性、精确性，但读起来却并不感到枯燥。无论是专门搞研究工作的同志，抑或是一般读者，都可以自然流畅地读下去，就象走在曲折而平坦的林间小路上一样。这本年谱基本上是按编年体例编写的。这样编写的好处是使读者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晰地看到朱德的每一步硕大的脚印；但有时又改用记事本末的体例，这是为了使读者对朱德的某一项重大活动有一个集中完整的印象。这两种方法的灵活运用，都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使朱德的形象更突出，更鲜明，也使读者感到更亲切，更有真实感。再比如，朱德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加外事活动是很多的。如果把他迎送外宾、出席宴会、陪同参观等等都写上去，势必给人以琐碎臃肿之感。为使这本年谱编得更简洁精炼，编写者们大刀阔斧地删去了一般礼仪性的活动，只保留一些十分重要的材料。这既显示了朱德同志在外事活动中的重大贡献，又不使一般性材料淹没了朱德同志的思想光华。根据刻画人物形象的需要，该繁就繁，该简就简，有时用浓墨重彩，有时只轻描淡写。实践证明，这种灵活的编写方法，有效地突出了朱德的形象，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总之，无论是为了研究党史、军史，还是为了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朱德年谱》都是值得一读的。
红旗 1987年4月
朱德在南昌起义前后作出的贡献 ——刘学民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一震惊中外的革命壮举，早已载入史册。朱德同志是南昌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这是大们都知道的。但他在南昌起义前后做了哪些工作，有过哪些重大贡献，多少年来却鲜为人知。今天，在纪念朱德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将朱德同志在这一时期的伟大功绩较详尽地介绍给大家，以寄托对朱德同志的深切怀念。起义前夕秘密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投靠国民政府不久的四川军阀杨森开始公开反共，朱德便秘密离开驻万县的杨森部队，来到武汉领受党交给的新任务。中央军委派他去江西做滇军的工作。当时，在江西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省长的朱培德、第三军军长王均、第九军军长金汉鼎，都是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朱德一到南昌，充分借助他在滇军中的声望和同僚旧谊，利用朱培德急于扩充部队、需要大量军事骨干的机会，在南昌办起了军官教育团，名义上叫“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隶属于第三军；实际上是受中共中央军委、江西省委领导，为我党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朱德为团长，魏瑾均为党代表，刘介眉为副团长，陈奇涵为参谋长，并秘密担任党支部书记，通过电台用密码与中央军委保持联系。军官教育团全团三个营，共一千多人。第一营和第二营共七百多人，学员大部分是滇军的排级军官，多数是行伍出身的工农子弟。他们当兵多年，转战数省，流落在外，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大都倾向革命。其中还有一些人是共产党员。第三营约四百多人，大部分是倾向革命的青年学生。在军官教育团里，除进行军事训练外，还加强了政治教育，朱德先后邀请曾天宇、邵式平、方志敏等来讲授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等；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快结业时，每个连队都有十多个党员，有的连队多达三分之一。他还派学员到万安、泰和、萍乡、九江等地，支持工农运动。当年在南昌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亲切地把教育团称为：“我们的大本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粉碎江西的反共高潮中，军官教育团是中流砥柱。正如郭沫若所说：“这次江西能够免受蒋介石的屠戮，江西能够成为革命的势力范围，玉阶（朱德）所领导的教育团，是有不小功劳的。” 为南昌起义提供准确的情报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朱德秘密由武汉返回南昌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南昌的敌情，准备起义。他把敌人的兵力、指挥官的特点和部队的布防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并绘制了一幅详细的敌兵力部署图。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一到南昌，朱德就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情况，并把南昌市街道图和自己绘制的敌兵力分布图铺在桌上。周恩来同志看后，很满意。他称赞说：“你的心、血没有白费，你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据说，起义时，贺龙指挥二十军攻打驻藩台衙门的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时，就是按照朱德画的图打的，很快就把五路军总指挥部门前的两个碉堡拿下来了。
朱德利用他的特殊身分和社会关系，巧妙地掩护了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同志的活动。周恩来到南昌后，就住在花园角二号朱德家里。他租了位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把它作为我党中央一些人员落脚的大本营。他还组织发动南昌市的工农群众，热烈欢迎贺龙、叶挺的部队进入南昌市，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
起义前夕，朱德领受特殊使命，巧使“调虎离山”计，设宴拖住了敌人的两个团长和一个团副，敌人的两个主力团失去了指挥，使起义能够顺利进行。
南下途中，为革命打头阵
南昌起义后，八月二日，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后因军长未到职，他又升任为第九军军长。八月三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发，朱德被委任为先遣司令，率领第九军教导团为起义军南下开路，一路上进行革命宣传，为部队筹办粮草，安排宿营。
八月二十六日，朱德率领九军教导团为前卫，同国民党新编二十师王文翰部激战于瑞金北面重镇壬田。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沉着指挥，巧妙周旋，把敌人拖住，等贺龙率二十军赶到后，迅速将敌人击溃，一鼓作气，乘势拿下瑞金。
八月二十七日，起义军进入瑞金后，从缴获的文件中，得知钱大钧部纠集了十个团的兵力，企图阻止起义军南下。前委决定集中全力歼灭钱大钧部。然后再折转瑞金，取道长汀、上杭，由水路南下广东潮汕。以叶挺指挥的十一军为右纵队，向会昌西北之山头阵地进攻；以朱德指挥的二十军第三师和二十军教导团为左纵队，向会昌东北高地之敌进攻。八月三十日发起总攻后，朱德亲临前线指挥，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二十五师由瑞金出发后，由于走错了路，没有按时赶到，所以，右纵队十一军未向敌发起攻击。这样，敌人就把兵力集中到了朱德攻击的方向上，战斗打得非常残酷，我方伤亡很重。六团团长看到师军需主任蒋作舟英勇牺牲，师参谋长袁仲贤、教导团团长侯镜如、六团一营营长陈赓等先后负重伤，就要求转移。朱德非常坚定地说：“现在只能进，不能退！要坚决顶住。顶住了，把敌人吸引过来，十一军那边打起来就好办了。”在他的指挥下，起义军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钳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右纵队主力的进攻。经过一场激战，钱大钧部全线崩溃。
起义军到了三河坝，前委决定分兵，周恩来、叶挺、刘伯承等率二十军和十一军二十四师去攻潮汕；朱德率九军教导团和二十五师驻守三河坝一带，监视梅县方面的敌人，以保证主力顺利攻占潮汕。三河坝位于大埔的南部，中心点汇城，是梅江、韩江和汀江的汇合处，通称三河坝。十一月一日至三日，朱德指挥起义军打退了钱大钧部的三次强渡与偷渡。大量杀伤了敌人。
重整旗鼓，再展宏图
朱德率二十五师从三河坝撤出后，行至饶平时，遇到了主力在潮汕失败后退出的一些零星部队，得知主力部队失利已去陆海丰。当时在饶平约二千余人。由于几次战斗失利，士气低落，处境极其险恶。就在这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朱德挺身而出，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了干部会议。他说：“我们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也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们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种子保存下来。我完全有信心把大家带出敌人的包围圈，找一块落脚地。过去我们一心想出海，今后我们就一心去上山，上山打游击。积蓄力量，再举义旗”。会上经过热烈讨论，他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陈毅当即站出来表示拥护，他说：“为了保住南昌起义的火种，为了保住‘铁军’的荣誉，我愿竭尽全力助朱德同志一臂之力。”
茂芝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也是起义军南下潮汕失利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朱德把一支孤立无援的部队，带出了绝境，踏上了新途。
在千里转战途中的朱德、陈毅领导起义军进行了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和上堡整训。这就是在建军史上可与“三湾改编”齐名的“赣南三整”，朱德在三整中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和军事训练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我们整党整军创造了最早的经验。
天心坪整顿中，朱德在军人大会上讲话。他说：“大家都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是会有‘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朱德的讲话令人信服，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增强了胜利信心。经过整顿，尽管有一些不坚定的人离队了，但留下来的都是革命的精华，他们愿意跟随朱德革命到底。
大庾整编先由陈毅主持，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并把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以加强党的基层工作，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与此同时，把不成建制的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经整编，部队面貌焕然一新，虽然大家衣服槛楼，面黄肌瘦，但人人精神抖擞。这时，剩下的只有七八百人，但这七八百人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革命火种。
上堡整训，主要是整顿了纪律和实施了军事训练。地处湘赣边境的崇义县上堡，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非常高涨，群众基础好，又是个山高林密的山区乡便于部队隐蔽活动。起义军经过三个月的千里转战，到了上堡才算站住脚跟。朱德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了整训。朱德告诫大家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明确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必须全部归公，部队设立了没收委员会，专管没收和处理缴获财物。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军训，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天天上。上堡整训二十天，时间虽不长，但意义深远，不仅提高了军事技术，而且还从那时起实现了战略转变，即由攻占大城市的武装暴动，转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由正规战逐步转向游击战。“赣南三整”为建军创造了丰富经验。
起义军经过“赣南三整”，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稳定了军心，提高了士气，但是整个部队仍面临着严重困难，特别是给养无法解决。已近隆冬，大家仍穿着南昌起义时的单衣；弹药越来越少，也得不到补充；没有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非战斗减员逐日增加。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巳成为巩固部队，保存革命力量的重要问题。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人送信到上堡，表示愿意联合反蒋。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范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后，就同我党建立了统战关系，周恩来曾派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王懋庭（王德三），在范部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在长汀曾收到范石生的来信，说他准备在广东接应起义军。南下途中，周恩来还特地给朱德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
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等同志研究后，认为同范石生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有利于隐蔽目标，积蓄力量，待机发展。朱德向全体党员讲明了同范石生合作的目的和意义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在原建制不变、保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前提下同范石生合作。朱德亲赴汝城同范石生的代表四十七师师长曾日唯谈判，提出了三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照我们的决定办，不得进行干涉。”最后达成协议：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二，起义军改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后任为十六军总参议），兼一四○团团长；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立即发放弹药、被装。
由于朱范统一战线的建立，朱德采取了这一“大胆策略”，不仅将起义军隐蔽在敌人腹地，待机行动，而且还赢得了时间，又得到了一个休整的机会。特别是部队开到广东韶关的犁铺头后，环境稳定，组织整顿已经就绪，在休整中，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新的技术和战术教育，使部队增强了体质，提高了战斗力，为在湘南重振旗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二八年初，蒋介石发觉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立即下密令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范石生不忘旧谊，秘密通知朱德率邹离开。他们根据北江特委的指示，原准备去海陆丰，到仁化后发现方鼎英的部队正开往南雄，如果继续前进，有被方鼎英部消灭的危险。朱德当机立断，折转北上，在乐昌县杨家寨，朱德、王尔琢和龚楚、胡少海、杨子达开会，决定立即进入湘南。在宜章县的蟒山洞，他们周密地制定了“智取宜章”的计划，点燃了湘南起义的烈火。
暸望 1986年
试论朱德领导的”赣南三整” ——刘学民
“赣南三整”，是指朱德同志在江西南部山区，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行的三次整顿：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①南昌起义军的“赣南三整”，和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一样，在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对人民军队的创立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人民军队的巩固与发展产生过更为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赣南三整”的经过和意义作一概略论述，以求教于研究军史、党史的同志们和革命前辈。
“赣南三整”的经过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在潮汕失利后，一部分主力去了海陆丰，剩下的另一部分主力就是朱德率领的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这支部队经过三河坝的三昼夜激战，为了保存实力，于十月三日撤出战斗，在饶平地区又汇集了潮汕失利后退出的一部分部队，“共约两千余人”。②由于几次战斗失利，所以这时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在这个非常时刻，朱德挺身而出，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在饶平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了革命形势和起义军的去向问题。他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决定到敌人力量薄弱、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粤赣边界地区去找“落脚点”，去打游击。③
在向赣南进军途中，朱德为了巩固这支部队，保存革命火种，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初至十一月下旬，先后进行了三次整顿。
1、天心圩整顿
天心圩整顿，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进行的。这次整顿，主要是通过思想效育，稳定部队情绪，鼓舞革命斗志，坚定胜利信心。
朱德同志在谈到当时为什么要进行整顿时，曾说：“转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这时部队更涣散了，由三部分集拢在一起，有周士第的一部分，有潮汕撤出的一部分和我原来指挥的一部分，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还有继续要求走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在天心坪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④
在天心坪的军人大会上，朱德有一次非常激动人心的讲话，陈毅、粟裕、杨至诚、赵镕有过大同小异的回忆。当时，朱德非常严肃地指出：“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⑤
朱德的这次动员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情辟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问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使同志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增强了胜利的信心。陈毅同志对之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在三十年后，当政治学院的负责同志问到这次整顿时，朱德非常谦虚地说：“有这样一回事。但你们不要把它当作我一个人的功劳，应当把它看作是集体的智慧，看作是党的领导。那时我所讲的，也并不是我个人独创的见解，而是革命的经验。在当时情况下，需要用马列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意志。部队要巩固，就要经常在部队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党的组织，那时党员比较多，把党的组织加以整顿后，又发展了一些党员，依靠他们去巩固部队。”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