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心圩整顿的成功之点，就在于朱德用马列主义来分析形势，用共产主义来教育官兵，使大家认清革命前途，坚定革命信心。尽管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在这次整顿中离队了，“一共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⑧但留下来的，都是革命的精华，其中许多人以后成了人民军队著名的高级将领，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说，天心坪整顿是起义军千里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部队踏上了新的征途。
2、大庾整编
大庚整编是在十月底进行的。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了党团组织，二是整编部队。
起义军从信丰到达赣粤边境的大庾时，朱德所预料的有利形势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重新开战，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便利用这个有利时机，领导部队适时地进行了一次整编。⑨
大庾整编，首先整顿了党团组织，加强党的领导。⑩由陈毅主持，整顿了起义军的党、团组织。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少数连队外，一般连队还没有党团员。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那时候他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这支部队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11)此外，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
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对这支不成建制的部队进行了整编，以便于指挥、作战。当时，这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部队，建制早已打乱，原来的军、师、团都成了空架子，已不适应新的情况，于是便把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12)由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即党代表），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以原二十五师为基础编为一个步兵支队。支队下面编为三个步兵大队，将原来教有团、二十军第三师的残部及零散的人员编为一个特务大队。同时，组成了一个机炮大队，装备了两挺重机枪、两挺手提式机枪和一门八二迫击炮；将编余的干部组成了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领导。纵队司令部以在抚州新建的第九军军部为基础建成。(13)
经过整编，部队而貌焕然一新。“虽然大家衣服槛褛，面黄肌瘦，但是人人精神抖擞，个个斗志昂扬。”(14)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形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休。这时，虽然还有七、八百人，只有从饶平出发时的三分之一，但这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是不灭的火种。(15)
大庾整编，主要是解决组织整顿问题。通过整顿党、团组织，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调配党员去担任指导员等一系列措施，使党的组织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从而把起义军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同时，对徒有虚名，不成建制的部队进行了整编，使其成为一支组织精干、指挥灵活的战斗部队。所以，在整编之后，朱德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的队伍经过千锤百炼，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部队。”(16)
3、上堡整训
上堡整训，是起义军于十一月一初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崇义县的上堡后进行的。主要是整顿纪律和实施军事训练。
上堡一带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非常高涨，革命影响较深，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又是一片连锦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起义军从南昌出发后，经过三个月的行军和作战，到了上堡才算站隐脚。便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整训。(17)
在这次整训中，首先是整顿纪律。在这之前，朱德、陈毅一直很重视部队的纪律，并告诫大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18)但是，当时还有许多更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把整顿纪律放在首位。到这时，任务已开始转变，由行军打仗改变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纪律问题就显得突出了。当时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归公，设立没收委员会，专管没收和处理缴获财物，并对部队普遍地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
在上堡整训时，还认真地抓了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19)起义军中的指挥员，多数是原来叶挺独立团的，有不少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打仗都是正规战的那一套。起义军中的战士，有许多参加过北伐战争，打的也是正规战。南昌起义后，也一直打正规战。而现在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变化，城市代装起义失败了，部队转移到了山区，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这就需要学习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上堡整训，只有二十天左右，但为起义军战路战术的转变，即由攻占大城市的武装暴动，向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转变；由正规战逐步向游击战转变，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赣南三整”的意义
“赣南三整”，是南昌起义军在转战途中，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进行的。前后历时将近两个月。时间虽短，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在建军史上，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赣南三整”开始于十月初，“三湾改编”是九月二十九日开始的。这两个重大事件，不仅在时间上很相近，而且在作法上也极相似。
“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后开始的。毛泽东同志在三湾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进行改编，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这次改编中，前委采取了两项重大革命措施：一是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斑设党小组，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在部队中突出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接着，建立了士兵委员会。(20)
“赣南三整”，整顿了思想；整顿了党团组织，建立党支部，并派党员担任指导员；整顿了纪律，规定了缴获归公；整编了部队，还进行了整训，对部队实施了必要的军事训练，以适应战略战术转变之需要。与 “三湾改编”所不同的，还没有明确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和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就说明，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虽然是在两个不同的地区，领导着两支革命部队，但他们在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相近的，因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也必然是相似的。这正是“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为什么非常相似的正确答案，也是两者在建军史上为什么占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
2、在“赣南三整”中，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这是朱德同志的独创。南昌起义军经过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之后，根据千里转战的经验和形势任务的要求，进行必要的训练，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实现战略战术的转变，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正象朱德所说：“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21)
“赣南三整”中，无论思想教育、组织整顿，还是军事训练，都紧紧围绕着革命任务这一总目标。他们把整顿看成是完成革命任务的必不可少的手段，通过整顿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从而，在两个月后，才能再举义旗，发动湘南暴动，创造出另一个崭新的局面。如果没有“赣南三整”，很难设想会有湘南暴动，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井冈山的两军胜利会师。
3、“赣南三整”还为我们整党、整军积累了最早的经验。“赣南三整”的作法是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把“赣南三整”的经验，只局限在当时当地，认为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起了作用。的确，“赣南三整”在起义军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起到了团结同志，巩固部队的作用。但它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必须看到“赣南三整”不仅对人民军队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为我们以后的整党、整军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一支部队经过激战，尤其是失利之后，必须经过整顿，以利再战。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符合辩证法的，是被历史所证实的真理。
从继承与发展的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我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整党、整军，无不和“赣南三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所不同的只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丁新的发展。所以，“赣南三整”同“三湾改编”一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上，都是光辉灿烂的一页。
注释：
①②④⑩(12)(17)(19)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
③赵镕：《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⑤(18)杨至诚：《艰苦转战》。
⑥⑨(11)(15)粟裕：《激流归大海》。
①朱德：《同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谈话》。
⑧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13)(14)(16)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
(2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
(21)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江西社会科学 1986年1月
朱德同志和国际友人在一起 ——高梁
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开辟革命事业，在战事频繁、戎马倥偬之中，一面指挥对敌斗争，一面重视结交国际朋友，争取他们和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了解和支持。抗战期间，朱德同志有许多这样的感人事迹。
国际友谊的楷模
朱德同志对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关心以及两人的革命友情，是国际友谊的光辉楷模。１９３７年１月，史沫特莱冲破重重阻难，从西安来到延安，朱德同志接待了她，还安排她到战火弥漫的华北五台山去观察和采访。经过一年，史沫特莱不仅对抗战形势和政策有了较深的认识，而且对朱德同志更加敬佩和信任。她写了不少报道，热情介绍八路军抗战的情况，并决心写一本以朱德同志生平为主题的书《伟大的道路》。
１９４０年９月，史沫特莱患病，经香港返回美国，继续写书。出于谦逊和对国际友人的关怀，朱德同志去信劝她不要再写此书，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但是她坚持写下去。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时，她给朱德同志来信，热情地表示“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１９５０年５月６日，史沫特莱病逝在伦敦。她在遗嘱中要求把她的遗骨埋在中国，葬礼上奏她生前爱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她的遗物交朱德同志处理。朱德同志非常悲痛，将她的骨灰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亲笔为她的墓碑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理解、信任和友谊
抗战开始不久，美国为了了解八路军的抗战情况，于１９３７年８月派海军陆战队军官伊万斯·卡尔逊来到五台山。朱德同志接见了他，并安排他到战地观察。
为了如实地把中国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卡尔逊一度辞去军职，回美国专门从事写作有关中国的书。他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八路军，并且热情地称赞朱德同志“有罗伯特·李的和蔼，格兰特的坚韧和林肯的谦虚”（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司令。在他的努力下，于１９４４年８月派出以包瑞德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是其中的成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热情欢迎并接见他们，朱德同志多次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抗战情况。包瑞德在同美国记者谈到他同朱德将军会见的情况时称赞，他所见到的朱德将军，同一张口就向美国索要飞机、坦克的国民党将军们多么截然不同，朱德将军始终强调的是依靠人民的力量。
史迪威将军主张支持八路军抗战，反对国民党政府积蓄兵力策划反共。他因同蒋介石发生严重分歧，终于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被美国政府调动回国。行前，他特意把他的夹克衫托人带给在延安的朱德同志，表示他的敬仰。当美国政府一年多以后派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并明显地采取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时，史迪威含怒地写道：“马歇尔将军也创造不出奇迹。我是多么渴望扔掉我的铁锨，到那边去，扛起一支步枪，与朱德站在一起。”
同外国记者交朋友
１９４４年６月，由二十一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朱德同志接见了全体记者，还接受了美国记者的专访，并亲自关心安排他们到部队和生产单位深入采访。记者们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回重庆后写了不少文章和著作。这此书拨开了国民党政府多年散布的层层迷雾，让大后方和全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真相，看到了出现在东方的胜利曙光。
这几位记者对朱德同志的印象极深，备加赞赏。艾泼斯坦当时报道了同朱德同志的会见，这篇登载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说：“他的表现是非常淳朴而理解人。他使许多人想起林肯的主要特征。从他的外表，一点也看不出他是身经世界上最勇敢、最残酷的多次战役的英勇司令员和战略家。相反，他象是每个人的慈父，在辛苦工作的一天之后，轻松地带着安静的微笑和智慧，来同大家谈论起他从经验中熟知的一切事情……”冈·斯坦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书中写道：“人民和部队都深悉和爱戴他那聪慧而深布皱纹的农民的面孔，因为他那不可抗拒的温暖和欢欣的笑容，使得每个人感到轻松愉快。他从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战士发展成为人民的领袖和战略家。”
自己家里的一员
当白求恩大夫在河北县不幸逝世时，朱德同志正在晋东南指挥战斗。他非常悲痛，于战事依然紧张期间，在司令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号召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１９３９年底，当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巴苏大夫来到晋东南时，朱德同志热情地会见他们。后来，又派一个团护送他们从晋东南经冀中，到晋察冀根据地开展医疗工作。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三十二岁的柯棣华大夫因积劳成疾而病逝。朱德同志在延安参加了柯棣华大夫的追悼会，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悼念文章。他亲笔为柯棣华的陵墓题词，派人从延安送到晋察冀，题词写着：“生长在恒河之滨，斗争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此外，他还写信给柯棣华的中国妻子郭庆兰同志表示慰问，把自己亲手纺的毛线捎给郭庆兰，请她给她的婴儿印华打成毛衣穿。随后，又把她们母子二人接到了延安。
凡是对中国革命事业有过帮助的外国女人，朱德同志都不忘怀。
抗战初期，周恩来同志在武汉结识了美国的鲁茨主教一家。鲁茨的小女儿当时不到二十岁，会弹一手好钢琴。她曾把她在武汉演出所得的收入，带到晋东南交给朱德同志，表示她对八路军的支援。１９７２年，中美人民经过长期隔绝后重新开始交往，鲁茨女士被邀来华访问。当她同她的丈夫在北京为他们在华创作的歌典举行演奏会时，八十六岁高龄的朱德同志，同康克清、邓颖超同志一起，冒着初冬的寒风前去欣赏，并且亲切会见了鲁茨夫妇。朱德同志请他们坐在他的身旁，握住他们的手，心中充满无比的愉快和温暖。这是一次亲如家人的会见，也是朱德同志逝世前同外国友人最后的一次会见。
朱德同志关心外国朋友的事例很多，他对外国友人诚恳相待，平易近人，亲切相处，充满对朋友的温暖和责任感。他们之间的友谊内耀着鲜明的国际主义光彩。
（注）罗伯特·李和格兰特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和北方的著名将领，林肯是当时的总统。
《人民日报》1986年11月30日
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呕心沥血 ——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李洪才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的执政党，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时，如何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防止因革命胜利而产生骄傲自满情绪，抵制和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对党的健康肌体的侵蚀，率领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党在新时期的各项任务，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此，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发布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局时决定朱德同志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朱德同志从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时起，到一九五五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改成中央监察委员会时止，在近六年的时间里，他不顾年事巳高，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增强党的战斗力，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倾注了全部心血。
一九五○年五月，朱德同志召开了中央系绕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讲话，对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意义作了深刻地论述。他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的历史，二十八年来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在党内坚持铁的纪律是十分必要的。”并说：“如果党内没有纪津，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象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他还从党的地位发生变化方面强调加强党的纪律性的重要意义。他说，由于我们党巳经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因此党在非党群众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同时党和党外人士合作的范围一天天广泛起来，合作的事务一天天增多起来。正因为这样，所以党的一言一行，对全国人民的影响就很大。如果一部分即使是很少数的党员有不好的言行，那就会破坏党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因此，坚持铁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性，在今天就更有特殊宜大的意义。”
朱德同志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要坚决反对在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和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等错误思想和行为。
朱德同志十分强调，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他针对那些里身于党的纪律之外的共产党员说，有些人认为党的纪律只是给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更有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法律也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自己可以不遵守。这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和行为，“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耻辱。”要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就要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尊重和爱护政府，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令。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
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朱德同志就提出了反对某些党员干部的特殊化问题。当时这个问题虽然还不很突出，但已经引起朱德同志的重视。他在一次谈话时说：“我们要多做工作，少要报酬，要以身作则。不能特殊化，要处处为六亿人民着想。我们的子弟也不能特殊化，一特殊化就可能变得比官僚资本家的子弟还要坏。”
朱德同志还分析了在党内产生这些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原因。他认为在客观上，一方面是由于革命的胜利，容易使一些革命意志不够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政治麻痹、思想松懈、骄傲自大等坏东西；另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和习惯的影响。在主观上是因为党内的教育、党内的生活、党内的制度，特别是党内的纪律执行等，还存在着许多缺点。
为了克服党内这些错误思想和行为，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要自上而下逐级地、经常地抓紧党的纪律调查工作，并同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群众监督相结合。要加强对共产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并辅以纪律。对那些党曾告诫在先而仍违反党的政策和纪律，以及已经违反了党的政策和纪律，但仍拒不改正的共产党员，必须给予应有的纪律处分。但要防止“惩办主义”，要以教育为主，执行纪律为辅。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朱德同志主持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重要报告。报告中除阐明了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意义外，还提出了四项基本任务。
第一，保护生产，保证国家计划的切实执行。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中心内容是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朱德同志指出，这时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发展生产的政策，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切实执行。
第二，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腐蚀，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他说，由于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在同资产阶级又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环境中，所以，“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腐蚀，将是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通过典型案件的处理，严肃地、慎重地、有力地展开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侵蚀的斗争。”
第三，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朱德同志深知，几十年来，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党离开了人民群众就不能存在，革命也就不能胜利。他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关心群众的利益，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坚决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坚决反对违法乱纪的行为，进一步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要随时了解、检查和纠正党员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使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密切联系群众。
第四，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朱德同志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要保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只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克服党内的无政府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他提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经常了解、检查党的各级组织和听有党员干部，有无违反党章、党纪和分散主义的问题，如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应立即纠正，坚决克服。同时他还强调，在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朱德同志是建国后第一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奠定了基础。他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仍有现实意义。
光明日报 1986年11月30日
民族的骄傲 人民的光荣 ——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徐向前
１２月１日，是朱德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我国各族人民，深切怀念这位德高望重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国务活动家，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党和国家、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立下丰功伟绩的一生。
从青年时代起，朱德同志就怀着从戎救国的志向，考入云南讲武堂，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开始了革命军事生涯。继后历任滇军的排、连、营、团、旅长，参加过辛亥革命昆明起义，讨袁护国之役和护法战争，战功显赫，威震川滇，成为爱国名将。“五四”运动前后，朱德同志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异常失望，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为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毅然弃官出走，在柏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民族和人民的彻底解放，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朱德同志的名字与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
朱德同志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又高擎革命红旗，率部发动湘南起义，与毛泽东同志会师湘赣边，共同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他是我们的红军总司令、八路军部司令、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一起，领导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驱逐日寇，还我中华；消灭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推翻蒋家王朝，缔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时期，朱德同志作为党和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军队的建设发展，为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为粉碎林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为维护我国的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百年来，革命巨浪一个接着一个，中国大地天翻地覆。朱德同志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历史阶段，始终坚贞不渝，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大浪淘沙卷万里，潮头难留几许人！他就是这“几许人”中的一个。在茫茫雾海中，朱德同志不仅具有透视航向的超凡目光，而且具有破浪前进的巨大勇气。因此，他不象那些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今天是时代的骄子，明天便成为历史的渣滓。他的一生，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锐意革旧立新，始终勇往直前。这正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重要特色和最光辉之点所在。
自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暴动发生，我军进入初创时期起，朱德同志的名字，遐迩皆闻，举世所瞩。１９３５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北，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心里由衷地敬佩和高兴。此后的岁月里，一直在他领导下战斗和工作，更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回首往事，一幕幕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促膝谈心，剪烛话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朱德同志既是全党全军爱戴的军事统帅，又是我和许多同志的良师益友。他的伟大革命思想和实践，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朱德同志是大山的儿子，具有山岩般的坚强、刚毅性格，热爱人民，憎恨敌人，胜不骄，败不馁，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
他出生在四川仪陇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那是个险峰交错的山区，县城就坐落在高山顶上。１９３４年秋，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向外线进攻，解放仪陇县城，我跟部队到过那里。朱德同志的少年时代，是在仪陇度过的。穷困的家境，坎坷的生活，山区劳动人民勤劳、朴实、勇敢、顽强的品质，培养了他渴求光明、奋发图强、刚毅果敢、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和革命理想、革命事业结合起来，就放射出夺目光采，成为他蹈险履难、革命到底的动力。
青年时代的朱德同志，曾在一无盘缠，二无同伴的情况下，只身徒步数千里，费时两个多月，从四川去昆明报考。其顽强意志，感人至深。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潮汕一带被敌击败后，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屹立于危难之间，勇挑重担，力挽狂澜，与陈毅同志率领一支仅剩七百余人的孤军，英勇苦斗，转战千里，保存了革命力量，传播了革命火种。其大智大勇，实属难得。长征途中，他年已半百，但仍象年轻人一样，生龙活虎，爬雪山，过草地，吃糌粑、青稞、野菜、树皮、草根，行军战斗之余，还和指战员一起打篮球，浑身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和钢铁般的力量。翻越大雪山党岭时，我们为保证他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里，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林彪、“四人帮”时期，他无法扭转局势，积愤在胸，特地书写“革命到底”四个大字，自励励人。他未能活到“四人帮”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那天， 但坚信那天必会到来，胜利一定属于人民。
他的一生，经历了数不尽的苦难、风暴、曲折、艰险，也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和荣誉。他不因挫折而灰心，不因胜利而骄傲，总是那样沉着、从容、坚定不移、举重若轻，领导我们闯过一道道难关，夺取一个个胜利，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他的坚毅性格和伟大形象，常使我想起毛主席的词句：“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我们的朱德同志，就是一座这样的革命大山。
朱德同志汪洋大度，宽厚过人，光明磊落，堪称团结的楷模。
他搞五湖四海，历来不搞“圈圈”和“摊摊”；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一贯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凡是和他相处过的同志，无不为其“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的博大襟怀所折服。
历史上，我们的党和军队因为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又因小农经济和封建势力的影响，山头主义倾向是存在过的。特别是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大搞宗派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党和红军的团结，造成了严重危害。朱德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等数支武装力量，拢成团结战斗的集体，花费了大量心血。同时，对教条宗派主义者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和“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潭、谢唯俊、古柏同志）等大批领导骨干，也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斗争。红一、四方面军首次会合后，由于张国焘怀有野心，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甚至公开伸手要权；教条主义者又用“左”的眼光看待红四方面军，指手画脚，横加指责，致使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受到不应有的损害。朱德同志从一致对敌的大局出发，做各方面的工作，努力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在芦花，他和我交谈时，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两军的团结最珍贵，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论平时或正式会议上，他都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表里如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朱德同志异常痛心，一面坚持对张国焘的说理斗争，一面耐心做团结干部的工作。“天下红军是一家”这句话，就是那时说的，在四方面军中广为流传，影响甚大。有次，张国焘要他给党中央发电报，取消那边的中央，朱德同志说：“那个要不得的，你这个中央是非法的。”如果没有他的中流砥柱作用，要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第二次北上，真不知艰难多少倍！
朱德同志公道正派，不信邪。对三个方面军的干部，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对老干部和新干部，无亲无疏，一视同仁，为全党全军共同称道。记得抗战开始前后，因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株连红四方面军不少同志，弄得大家灰溜溜的。不久，张国焘叛变投敌，这些同志的日子更不好过。朱德同志力主公道，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张国焘严格区分，视为党的宝贵财产，充分信任，大胆使用，温暖如春，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在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和日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战初期，一大批知识青年涌进革命队伍，朱德同志对他们备加关心爱护，经常勉励他们与工农干部搞好团结，相互学习，以便在革命战火中迅速成长。事实证明，他不是一个山头的“总司令”，而是全军的总司令，因而赢得广大指战员的衷心拥戴。
在党内斗争中，朱德同志实事求是，严己宽人，既坚持原则，又爱护同志。他对“左”的党内斗争方式异常反感，开展批评从不说过头话，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人心服口服。他善于团结不同意见或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对反对过自己的人不咎既往，坦然相处。他没有一个私敌，不做一件挟私报复的事，真正达到了无私忘我的境界。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同志因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疾苦，对“大跃进”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以大局为重，泰然处之，宁肯忍受委屈而决不怨天尤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肆意篡改历史，对朱德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上，朱德同志受到无理的批判。他蔑视这群历史小丑，坚信人民必将战胜他们，忍辱负重，为党为民操劳，尽力支撑祖国的社会主义大厦。他的宽广胸襟和高风亮节，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朱德同志大半生魂系疆场，纵横驰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军事统帅的超人胆略和卓越才能。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军队和人民打了二十二年的仗，为马列主义军事学说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二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两大贡献，都凝聚着朱德同志的智慧、经验和心血。
在人民军队的建设上，他十分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求我军必须坚持古田会议的建军方向、原则，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成为党和人民的奋斗工具。他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名著中，系统总结了井冈山以来的建军经验，深刻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原则，以及养兵、带兵、练兵、用兵、军事指挥、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军事装备、主力军与后备军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对我军的建设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社会主义时期，他居安而思危，对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加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极为关注，多次到部队视察，观看演习，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在人民战争中，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制定了敌强我弱、敌优我劣条件下的整套战略战术原则，领导我军实行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转变。反“围剿”中，长征途中，抗日烽火中，解放战争中，他参加组织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光辉奇迹。
解放战争期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是攻打临汾的困难时刻，部队新，敌人又硬，城坚难摧，屡攻未下，我军伤亡和消耗颇大。要不要继续打下去？能不能啃下来？前方的意见不够统一。正在石家庄的朱德同志得悉后，认为培养攻坚兵团是争取战略反攻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环。要知难而进，拿下临汾，锻炼部队，为全军提供攻坚大城市的经验。他在写给前方领导同志的信里说：临汾在敌人无增援的情况下，一定能打开。“如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他的果决、信任和支持，给我们很大鼓舞。部队顽强战斗，终于攻克这座堡垒城市，锻炼成为攻坚的铁拳头。
朱德同志为革命战争而诞生，是擘画军事、驾驭战争的伟大能手。他自幼即喜好武事，爱读兵书；长年的战争岁月里，经常手不释卷，熟读古今中外兵法，创造性地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尤其是对于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更注意悉心钻研，因而具有深厚的军事理论修养。他的军事著作，是我们党的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同志从基层军事单位干起，梯次成长，足智多谋，身经百战，又具有极为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这两个方面结合了一身，才使他能娴熟掌握“战争的游泳术”，统帅军队，驾驭战局，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朱德同志寓伟大于平凡，党性很强，严于律己，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几十年如一日。
建党初期，朱德同志经过许多曲折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极其珍重党员的光荣称号，从入党那天起，就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和党规党法要求自己。认真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服从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模范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同一切危害革命利益的倾向作斗争。弥留之际，对子女遗言：“要做无产阶级！”并把自己的积蓄作为党费上交。表现了他对党的无限深情。
朱德同志终生不忘广大劳动人民，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阶级本色，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深深为他那平凡、朴素的“庄稼人”风度所感动。行军路上，他经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和女同志骑，自己跟着队伍行进，帮战士背枪、背行李、挑担子。有些同志不知他是总司令，称他“老伙伕”、“老头”、“同志哥”，他都亲切应答，乐呵呵的，瞬间就和大家打成一片。过草地时，为了寻找能吃的野菜，他亲自找藏胞调查，并率先带人去挖，尝过后才让部队吃。部队宿营时，他不爱住深宅大院，喜欢住普通民房，常常不顾疲劳，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和群众交朋友，进行社会调查。他是了解战士、了解人民的，所以讲话生动实际，能把深奥的理论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到群众心坎上，为群众迅速接受和掌握。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朱德同志铭刻在心，勤劳节俭，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他经常列举历代成败兴亡的史例，教育大家。在战场上和打土豪中，强调一切缴获要归公，不准私自打埋伏，发洋财。谁若违犯，不论职务高低，都要坚决追查，严肃处理。在延安，他是大生产运动的带头人。除了组织部队开荒生产，还有块“自留地”。起早贪黑，拾粪浇水，辛勤管理，种出的西红柿个头特大，我们都吃过，一时传为美谈。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在朱德和许多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延安军民的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不仅克服了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而且形成我军参加生产的优良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
建国后，朱德同志一尘不染，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朴素作风，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他认为，有些年青人只追求个人享受，不愿为人民利益艰苦奋斗，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他说：“希望我们青年一代，坚决克服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并以模范的实际行动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对于一些尚未成年的少年儿童，也应该加强勤俭教育，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生活比较富裕的少年儿童，这方面的教育更为迫切需要。”他的教诲，对我们现在和今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革命后代，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朱德同志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永远属于人民。他为人民而斗争，人民为他而骄傲。１９４６年毛主席为朱德同志题词，用“人民的光荣”评价他，赞誉他，充分表达了党和人民的心愿。
今天，正确阐明朱德同志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学习他的优秀品质、革命胆略、卓越才能和优良作风；继承他的未竟事业，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这就是我们对朱德同志的最好纪念。
《人民日报》1986年11月30日
赤帜高擎贯始终 ——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何长工
翻开中国革命斗争史，朱德同志的名字和他的光辉业绩便跃然纸上。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作为井冈山时期就追随朱德同志的一个老兵，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在军事领域中的不朽业绩，用以纪念我们敬爱的朱德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