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一部武装斗争史。旧中国对外无民族独立，对内无民主可言，不搞武装斗争则没有中国人民的出路和地位。因此，朱德同志一生戎马倥偬，为之不懈地奋斗。正如郭沫若同志赞扬的：反封反殖反双霸，赤帜高擎贯始终。
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朱德同志总结了建军和作战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建设的宝贵财富。
朱德同志军事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在斗争中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坚决反对和抵制形形色色离开党的军事路线的分裂活动；在指挥革命战争中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践中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执行者，又是建设者。
１９３５年１月，在我党举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在关键时刻，朱德同志站在毛泽东正确践线一边，竭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严正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遵义会议后，红军继续北上，同年６月到达四川懋功，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朱德同志与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巧妙斗争，经过一年的较量，战胜了张国焘的阴谋，教育和团结了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维护了党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在十年内战期间，朱德同志坚决贯彻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了保卫井冈山和粉碎敌人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他和毛泽东同志共同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决”作战原则。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虽然“左”倾路线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领导，但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仍然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战术原则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斗争中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抗日战争爆发。８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后为十八集团军），朱德同志任总司令。９月他亲自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根据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指挥各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在我占领地独立自主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使我军在华北各省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经过三年艰苦奋战，到１９４０年，我军已在华北地区作战一万余次，歼敌十万余人，争取伪军十万以上反正，我军正规部队由三个师四万多人发展到二十二万人，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最后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５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同志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对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军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建军路线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对人民军队建军和作战原则，诸如建军宗旨、兵役问题、养兵问题、带兵问题、练兵问题、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军队指挥问题、军队装备问题等论述，都是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结合我军实际总结出来的新经验。关于人民战争对政治、经济的依存关系，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是群众战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论述，尤其是关于“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的三条用兵原则等，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非常通俗而又深刻的理解和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朱德同志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１９４７年３月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到晋察冀解放区，亲临华北前线指挥作战，执行中央委托的其它各项工作。在这中间，他亲自指导了著名的清风店歼灭战和解放石家庄的攻坚战。当１９４８年９月战略决战开始后，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一起，居中运筹，协助毛泽东同志擘划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１日，毛泽东、朱德同志发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彻底摧毁了蒋家王朝，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政权，在天安门升起了五星红旗。
朱德同志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缔造者之一，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传播者。他多次号召全军指战员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有部队、军事学校、军事训练班，都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作为基本教材，作为教育的灵魂，以便于在思想上加强武装自己、战胜敌人”。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他还为我们军队作了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专题报告，指导我军的每一个干部，都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学习我党建军的丰富经验，使我军尽快走向现代化。
把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斗争策略，作为指导战争的重要政治依据，为实现党的政治目的而去组织指导战争，是朱德同志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
朱德同志于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０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作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一文中明确指出：“我军能够有今日的成绩，是因我们有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领导，我们党是有统一纪律的党，它已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善于在革命的各阶段规定正确的策略路线，而团结广大人民在我们党的周围，它善于在革命的高潮和低潮灵活地实行进攻和防御，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是朱德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深刻体会和高度概括。
朱德同志在党的领导下，能创造性地、灵活地运用党的斗争策略，使我军多次转危为安，不断开创新局面。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朱德、周恩来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开展长征的斗争。当时，我亲历的一件事至今不忘。长征开始前，我奉周恩来同志之命回到瑞金，朱德同志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矛盾，亲笔写信给“南天王”陈济堂派出的代表，派我和潘汉年同志搞统战和谈。达成协议解除封锁，让开大路四十里，使我军开始得以顺利的实施战略转移，为以后突破蒋介石军队的重重包围，成功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抗战初期，为了团结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战和便于我军胜利发展，朱德同志利用担负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双重身份，推动国民党军队的进步，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我党我军极端仇视，不仅悍然颁布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扣发我军粮饷枪弹，不断制造磨擦，发动反共高潮等行为，朱德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１９４０年２、３月间，蒋介石指令第九十七军朱怀兵部等进攻八路军，朱德同志对朱怀兵实行了先礼后兵（即先谈判后反击）的方针。当时朱怀兵蛮横的提出，要我们把河北省让给他。朱德同志干脆地反驳说：第一件，我们的领袖叫毛泽东，不叫陈独秀；第二件，我们有八路军。我们既不是陈独秀，又有八路军，为什么把河北让给你？由于朱怀兵坚持顽固立场，谈了三四天未获结果。朱德同志最后果断地对他们说：那么你们回去准备，我们也准备，打就打。于是，在朱德同志统一指挥下，组织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冀中的部队，于１９４０年３月，一举消灭了朱怀兵等部三个师。当时有的同志提出，要捉他的战区总司令，朱德同志执策界明，大局在胸，明确指示，不能捉，捉了后怎么放？这时朱德同志又遵照党中央关于“有理、有利、有节”反顽斗争的策略，深入虎穴，去洛阳同国民党谈判，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与我暂时维持统一战线的关系，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次斗争中，朱德同志坚决执行了党中央规定的斗争方针及其原则，不仅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而且使山西我军得到更大的发展。
根据中国国情和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决定战略战术，是朱德同志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又一贡献。
朱德同志曾说：我军的革命性质，决定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求有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种战略战术之特点就是：在敌人势力大于革命势力的时候，采取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革命势力日益发展，革命军队日益强大的时候，逐渐转变到正规战术。这是战争史上巨大的发展和创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正是沿着这条战线前进的。
１９３０年７、８月间，在立三“左”倾路线干扰下，红军准备第二次攻打长沙。这时，正在红三军团的朱德同志带领我们已经抵达距长沙三十华里的大托铺。在侦察中，了解到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军进攻长沙，命其参谋长何应钦亲自指使敌人向红军两侧运动，妄图包围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朱德同志果断下达了停止前进的命令，立即将红军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联合起来，集中优势兵力，在敌人必经之路上的猴子石一带布了个大口袋。朱德同志在亲笔命令中写道：敌有奇袭，我布奇谋。鼓励部队奋勇歼敌。果不出所料，在设伏地域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歼灭了敌人之部分兵力。随后，朱德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回师进击江西吉安，接连奏捷，完全打乱了将介石围剿红军的部署。由于红军连战告捷，革命势力空前壮大，国民党反动派一片惊恐。于是，蒋介石调集了七个师共计十万余人，采用“并进长追”、“分进合击”的战法，大举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红军。根据来犯敌情和我军实际情况，朱德同志运用毛泽东战术原则，采取放开两手，诱敌深入，聚歼敌人于根据地内的作战方针，下达了“诱敌深入赤区，待其疲惫消灭之”的作战命令，指挥红军主力向南逐步实行“求心退却”，将敌引至龙冈。经过激战，全歼了国民党张辉瓒部，活捉了敌总指挥张辉瓒。随后，朱德同志又挥师追击向东韶逃跑的谭道源师，消灭其一半。其他许克祥的二十四师、毛炳文的第八师、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等部，闻风而逃。这一仗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２７日至１９３１年１月１日，只用五天时间，就打了两个歼灭性的突击战，一举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
１９３９年４月，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向冀东南进攻。朱德同志根据敌我情况，适时判定了对付敌人合围的战术：内外合击，断敌交通；小股抗退，分支袭扰；集中兵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其实隐蔽；利害交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到外翼。由于灵活地运用这些战术，我军神出鬼没，打得十分主动，取得了保卫冀东南的重大胜利。１９４０年朱德同志在延安高级军事将领会议上报告《目前华北抗战形势》时，对华北抗战的战略战术作了系统的总结。他说：一、我们的战略是，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基本的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二、我们的战役指导是游击战与运动战适当的配合，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自卫军、游击队配合基本军作战。基干军被“分进合击”时，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分遣作战，为了避免合击，适时转入外翼，才于必要时采用，一有机会，马上就要集中打敌人。三、我们战术上的指导是，严密侦察、警戒、伪装、防空、防毒，进行空室清野，破坏道路。在这一切与深入的民运工作的帮助下，我们实行袭击与反袭击，包围与反包围。急袭、奇袭以及吸敌打援，制敌交通之死命的工作。
解放战争中，朱德同志曾多次教育部队说，我们是靠歼灭战起家的。要善于诱敌深入，主要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部，其它敌人则用小部队和游击队箝制起来；集中优势兵力打破一路，再打一路，各个击破。这些光辉的作战指导原则，使我军接连打胜仗。在战斗中，朱德同志还十分注意研究新战法，总结新经验，发展军事科学。１９４７年１１月，我军准备发起石家庄战役。当时，石家庄是敌人着重设防的城市，我军还缺乏攻取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的经验。敌人狂妄叫嚣“工事十分坚固，炮兵不能摧毁，可保无虞。”这时，年愈六旬的朱德同志亲临晋察冀野战部队召开战前干部会议，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制定作战计划，研究攻城部署。在朱德同志亲自指导下，我军一举攻克石家庄，歼灭守敌蒋军第三军所属的三十二师全部，河北省保安第九、十两团及石门市、河北省第十一专署所辖十六个县的地方武装，共约二万余人，创造了我军成功攻取大城市的先例。战役结束后，朱德同志接见英雄代表，召开各种座谈会，收集材料总结经验。在朱德同志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突出地总结了发扬军事民主的经验。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很快向全军发出指示说：朱总司令提出了重要问题。
朱德同志从不居功自恃，他把一切成就都归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他说：“这些原则是人民战争的新战法，毛泽东思想的新兵法。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军事著作，就是这种新军事学的代表作品”。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朱德同志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日
朱德元帅与格丁根 ——江建国 孙奎贞
距古老美丽的文化名城格丁根市中心不远，有一条幽静的普朗克街。十二月一日中午，这里忽然热闹起来。街口一座老式住宅门前，迎来许多稀客。原来，这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元帅曾居住过的地方。十二月一日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格丁根市政府特意选这个日子，在他旧居正面墙上镶嵌了一块纪念牌。满头银发的格丁根市市长亲自登上梯子，为纪念牌揭幕。洁白晶莹的大理石上，用德文镌刻着：“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一九二三——一九二四”。
普朗克街三号是一幢红色的砖石结构建筑，两层之上有一间阁楼。房子已有八九十年的历史，属于德国建筑史上“创造时代”的样式，较现代住宅高大一些。进得楼内，顺着木质楼梯拾级而上，二楼左侧的两间便是朱德同志的旧居。墙上糊着花壁纸，地板是宽木条拼铺的。房子正准备修缮，室内器物已搬空，推开阳台门，初冬时节清冷的空气扑面而来，使人感到格外清爽，阳台下面是葱绿的草坪。站在这里，人们仿佛重新看到青年朱德同志的音容笑貌。
在安放纪念牌仪式前夕，记者专程赴格丁根，拜访了市档案馆馆长海尔加—马丽亚·屈恩女博士，并到汉堡郊区的一所养老院看望了当时朱德同志房东的女儿、现已九十三岁高龄的克莱姆太太。档案馆馆长屈恩博士告诉记者：“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格丁根人广泛流传周恩来曾到过格丁根。我们认真研究了历史档案，经过多方查证后，证实曾在格丁根求学的是朱德而不是周恩来。”
她接着拿出当年朱德同志在警察局申报户口的登记表和在大学注册的登记表复印件。记者一眼就认出，户口登记表左下方的二寸照片正是我们所熟悉的青年朱德。他身着西装，系着领带，神态专注，若有所思，浓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登记表右侧的“迁入迁出日期”栏内，记录着朱德同志先后住过的两个地方，一九二三年五月四日他初到格丁根，住在维恩德路八十八号，约五个月后迁到普朗克街三号，在这里住了一年两个月零二十天。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迁出格丁根。在“最近原居留地”一栏内，写着“柏林，维尔莫斯多夫”，这说明朱德同志是从柏林来到格丁根的。在大学注册表上，朱德同志注明父亲的职业是教师，学科是“社会科学”。据屈恩夫人介绍，这份登记表的字迹是朱德同志的手迹。
屈恩夫人说，据多方了解，朱德来格丁根主要是同这里的中国留学生联络，是来搞政治活动的。跟他同来的还有他原先部下的军官和学生。二十年代格丁根的外国留学生中百分之二十是中国人。当时他们成立了“格丁根中国学生会”，向德国人民介绍中国情况，为争取德国人民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同情，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格丁根市警察局的档案曾记载他们向警方申请批准在街头散发传单的事情。市档案馆还保存着这份传单，题目叫《中国发生了什么事？》说着，屈恩夫人拿出一张朱德同志同这些中国留学生合影的照片。这张照片的三十五个人中，朱德同志坐在前排右起第四个位置上。可以想见，他是留学生拥戴的人物。
朱德同志房东的女儿克莱姆太太，尽管已是九十三岁高龄，记忆仍然清晰。她说，她父亲当时在德国外交界任职，一九零二年在格丁根买下普朗克街三号这幢房子。朱德住进来时，她已出嫁，但每逢节假日，她便同丈夫携儿带女回娘家作客，老人记忆中的朱德待人友善，谦虚，“很有魅力”。朱德曾同她的丈夫讨论过军事战略问题，也向她讲述过中国社会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她从报纸上得知，她父亲这位房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她由衷的高兴。她很珍爱这段往事，保存着所有有关剪报。
在格丁根市，记者欣喜地看到，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中德人民的友谊正代代相传。格丁根大学的汉学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通晓中文的青年汉学家。在格丁根，中德人民的友谊已经由六十年前的涓涓小溪汇成一条滔滔大河了。（本报波恩十二月二日电）
《人民日报》1986年12月4日
高山景行 风范长存 ——回忆朱德同志对四川经济建设的关怀
杨超
今年是朱德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回忆朱德同志对四川经济建设的关怀，以寄托对朱德同志的深深怀念。
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是１９３７年冬，在延安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大会上，朱德同志参加了批判大会。我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对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浴血奋战、赫赫有名的红军统帅，久已怀着十分仰慕的心情。初次见到朱德同志，他那魁伟的身材、坚毅的神情和炯炯的目光都使我肃然起敬。朱德同志集革命家风度和革命军人风度于一身，使人感受到一种经历几十年艰苦卓绝斗争磨练形成的钢铁一般的意志。我们知道，正是朱德同志以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博大的胸怀和成熟的斗争策略，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粉碎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路线。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路线，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的胜利会师。毛泽东同志赞扬他：意志坚如铁，度量大如海。
解放以后，朱老总对四川的经济建设十分关心。几次来川视察工作。从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３年之间，他老人家不顾七十多岁高龄，多次来四川省调查研究，往返奔波、风尘仆仆，从一个县到又一个县，从一个厂矿到又一个厂矿，深入到生产现场，亲切地与工人、农民交谈，细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汇报，掌握第一手材料。朱老总就当时经济建设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给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写了大量的报告和函件。比如，１９６１年４月份，朱德同志来川调查我省贸易及轻工业生产情况达一月之久。他回京后致函毛泽东同志，认为“手工业在１９５８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了，存在不少问题；必须打破县与县、社与社之间的经济封锁，加强物资交流；国家规定‘不许长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有很大作用”。１９６３年３月份，他再度来四川，分别在成都、重庆、泸州、隆昌县、永川县等三市五县调查近一月，并做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指示。比如，他说：“粮油指标不要定得太高，高了容易落空。粮食每年增长一般是百分之四五左右，而不是百分之十几。”“搞生产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因地制宜，山区不宜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应当十分注意发展经济作物，发展集体副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特别是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如竹、木、藤、棕丝、茶、桐油、山货、药材等，应大力恢复和发展。”这些指示不仅对当时“左”的错误倾向是一种尖锐的批评，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朱德同志对四川省经济建设的关怀给我教育最深的首先是他对黄金生产的指导。朱德同志历来重视黄金生产，认为在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一方面要加速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资金缺乏又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加紧黄金勘察和生产。搞建设需要外汇，而黄金是硬外汇，要抓好黄金的生产。他曾指出积极安排黄金生产，是扩大积累扩大进口的一个简捷便宜的办法。记得１９５７年２、３月间，朱德同志到四川视察工作。他在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８日写的《外出视察的报告》一文中，特别提到“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矿产资源的问题”。文中直接指出：又如会理一带（西昌以南），原是产金子的地方，据说解放前，群众每年要挖二万两金子进贡给当地土司。现在这一带经过民主改革，不再需要向土司进贡金子了，但是金子也就不挖了。如果仍然让群众挖，并加强组织领导，每年挖上几十万两金子，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朱老总那时当面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抓好四川黄金的生产。１９７７年６月，王震同志到四川，在听取四川省国防工办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还特别提到朱总对黄金生产的关心和重视。王震同志说：“朱总司令在世时问我，你怎么不到四川发动搞金子，我们四川金子多，人多，可以多搞点。”
今天，四川省黄金生产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六五”期间，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调动了地方和群众采矿的积极性。同时，加强了黄金勘探专业队伍的建设，“六五”期间全省黄金产量比“五五”期间增长一点二三倍。与此同时，地质储量增加七倍。这里无不凝聚着朱德同志的心血。
建国后，我们曾一度存在着忽视手工业生产的倾向，在原料、价格等方面限制过死，致使许多手工艺“人绝艺亡”，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朱德同志早在１９５３年就指出“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着其他工业不可替代的“自己的许多特点”。并且批评了一部分同志“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的错误观点。１９５７年朱德同志来四川工作时，视察了不少小手工业工厂。他强调指出，“办好手工业是很有前途的。”１９６２年，朱德同志视察四川、云南后又提到对手工业产品价格限制过死的问题，认为“应该允许他们在维持成本，稍有利润的原则下，适当提高售价”。可见，朱德同志对手工业生产的重视是始终一贯的。
朱德同志对于工作从不满足于面上的了解，听取一般的汇报，停留在泛泛的一般性的号召上。而总是深入到基层进行一个点、一个点地调查，亲自解剖麻雀，１９６０年３月，朱总在听取四川省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汇报手工业生产情况后，马上提出要选点调查。他先到灌县实地调查，然后又坚持到下面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石羊场调查。石羊场距灌县县城几十里，生产和经营农具、五金、缝纫、修配等行业，一直很兴旺。由于在“大跃进”中被合并到一个大厂中，改变了核算制度和分配方式，大锅饭取代了原来计件工资按劳取酬的办法，结果使生产很快就垮了下来。１９６３年在一次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朱德同志指出：“不少手工业勉强统起来，转为国营工厂，不利于国计民生，还是让他分散经营好”。这些意见都是在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朱德同志对四川省的工艺美术品生产也给予了巨大的关怀。他曾指示说，手工业、手工艺品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搞了，我们要开展这个优势。１９６３年春，我曾陪同朱德同志到宜宾地区视察工作，地委的同志把当地艺人制作的笔筒雕刻、竹编屏风等给他看时，他老人家高兴地称赞屏风编得好，制作精致，鼓励地委的同志一定要抓好工艺美术品的生产。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四川省工艺美术品展览在北京市团城开幕。展厅附设出售点，出售陶瓷、竹编、漆器、夹江国画纸、藤椅、剪纸、儿童玩具等，品种规格较多，首都群众竞相参观购买，颇得当时一些四川籍中央负责同志的鼓励。在展览开幕前几天的预展过程中，朱德同志亲临视察展出情况。当时，他老人家已近八十高龄，仍步履矫健，四个展厅逐一仔细参观，达三个小时，毫无倦色，兴致很高，详细地询问生产情况，职工的生活情况等。展品中有一种扇子，名叫贡扇，是由粗细近乎于头发的竹丝编的，利用竹子正反两面不同光泽度编出仕女、山水、花卉等图案，扇子显得精美、高雅，使人爱不释手。此扇是由自贡老艺人龚玉璋创造制作出的。朱德同志参观到贡扇时，马上关切地询问：“龚玉璋还在不在，老人身体情况怎么样啊？”朱德同志对一个普通的民间老艺人这种深切的关怀使在场同志深受感动。展品中还有两个银式大盘，直径约一米，分别雕有毛泽东同志诗意画“风景这边独好”与“江山如此多娇”。还有一个大型木雕，把红军长征途中情景刻划得维妙维肖，十分感人，我当时给起名叫“万水千山”。朱德同志看了后称赞说，四川省工艺美术品把古老的民族艺术与现代题材结合起来，既继承了传统又有创新。朱总还高度评价展品富于日用性，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雅俗共赏，物美价廉。荥经县生产的沙锅，煮饭味道醇美，价格仅几角钱，朱德同志当场就坚持按照零售价格买了一个。他还当场为展览会题词：“亦工亦农，发挥特长，面向群众，扩大出口”。朱德同志的重要指示成为四川省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方针，一直鼓舞着四川省手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群众。据１９８５年统计，四川省二轻系统手工业总产值达四十五亿三千万元，出口交货值达一亿二千八百二十九万元，其中工艺美术品出口交货值达六百七十七万元。
朱德同志爱兰已是众所周知的，据说就是在战争年代的戎马倥偬间也要遣兴培植欣赏兰花。解放后，朱德同志来川，总是要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中抽出时间到杜甫草堂、文殊院、人民公园等处参观兰花。在他的住处阳台和花架上摆满了兰花，朱德同志清早起来看，午觉起来要看，晚上还要看，对兰花是达到了酷爱的程度。他不仅爱兰，而且精研《兰谱》，说起兰花，如数家珍。
１９６３年春天，朱德同志来川，我曾陪同他到青城山去采集过野生兰花。朱德同志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兴致勃勃地一直攀登到“天然图画”（青城山上一景）上面，在远离石阶的一处山坡上终于发现了野生兔耳兰。当时，朱德同志和康克清大姐都非常高兴，对兰花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颜师古赋兰有：“惟奇卉之灵德，禀国香于自然。洒佳言而擅美，拟贞操以称贤。”我想，与其说朱德同志爱兰，不如说他更看重兰花具有质朴、高洁的品格。说到兰花，我总是很自然地联想到朱总的高贵品德。朱德同志与人民之间的鱼水深情和谦虚的高贵品德至今为他的家乡人民怀念和传诵。１９６０年初春，朱德同志回家乡仪陇县马鞍场，在走进一座房舍里时，微笑着对随行人员说：“这房子还是老样子，记得我小时候读书或赶场，总是把斗笠放在这儿，给他家添了许多麻烦。”当房子的主人，一位银发苍苍的老太太认出面前站的就是朱德同志时，一面激动地喊着：啊！朱司令！”一面就忙不迭要下拜行礼。朱德同志赶忙扶住她，亲切地说：“我是朱德。”朱德同志还一再嘱咐仪陇县领导同志说：“你们要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而且还特别关心和询问妇女与孩子的营养和卫生条件。朱德同志这种热爱人民、与人民的鱼水深情确实感人至深。
朱德同志父母的故居仪陇县柏林嘴，１９５７年因接待前来参观的外宾，曾用三间空房陈列了一些朱德同志的照片和使用过的实物，并在外面修了一个小亭。朱德同志１９６０年回乡参观时看到这些情况，对县委书记说：“不要办我的展览。如果社员也不愿搬进这些房子住，那就把这个地方办成一所学校，好不好？现在就改。”以后朱德同志到了南充和成都，都重申了这个意见。１９６２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老人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仪陇县出席会议的同志时，又一次特别问到柏林嘴的陈列室是否改成了学校。
１９８５年春，我去仪陇县了解仪陇县经济发展情况，也为今年朱德同志一百周年诞辰纪念做些准备工作。朱总纪念馆园林处已栽植了三百棵楠木，并且培植了九百余盆兰花，有十几个品种，前往瞻仰的群众可以看到那一盆盆秀丽、典雅的兰花，闻到那清芬袭人的花香，更加引起人们对朱德同志高贵品德的思念和向往。
《人民日报》1986年12月4日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 ——纪念朱德诞辰一百周年——张迁遗
朱德是我军主要创始人之一。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他始终和毛泽东在一起，创建人民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指挥人民战争，使我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使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他在参加并领导我国革命的武装斗争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朱德将其科学地归纳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钱略战术”三个部分，对其每个部分，都有卓越的建树。这里，我着重阐述他对“人民的战略战术”的丰富和发展。
我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主要手段，是进行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年代里，朱德一直是我军的总司令，和毛泽东共同指挥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族战争及若干个战役战斗，从卓绝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丰富的军事理论。
（一）提出了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对游击战，朱德早已有了经验。经过十年代使用以少胜众的战法，廿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学习时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和“必要时拖队伍上山”（《朱德选集》第126页），到南昌起义后指挥部队在粤北打小仗，逐步形成了游击战的思想。1928年4月，朱德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后，经过多次反对敌人一省的“进剿”和两省的“会剿”的实践，更增加了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条件。从1928年5日开始，朴素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便在红四军中产生出来。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是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实践的产物，也是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总结的成果。
“十六字诀”，是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游击战争的正确原则，是我军战略战术体系的可靠基础，是积极防御战略的雏型。它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作战指导上最重大的问题，在我军军事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抗日战争中，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他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持久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指挥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取得很大的胜利，并从实践中总结了许多经验，写成《抗敌的游击战术》、《八路军抗战一周年》、《论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华北抗战的总结》等理论著作，运用、充实和发展了“十六字诀”。这些著作阐述的游击战原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集中反映这样几个主导思想：
--抗日游击战争是“大众战及民兵战”，“它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朱德选集》第31页）；
--游击战争同样“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依此“来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同上，第39，第54页）；
--游击战的要诀是：熟虑断行，主动机动；不打硬仗，不攻坚锐；胜不骄惰，败不馁颓；稳扎稳打；绕圈子，打敌人；化整为零，化零为整；
--游击战的法则，大体分为袭击、埋伏、扰乱三种，游击队唯一的进攻战法就是袭击（《抗敌的游击战术》，1938年3月）；
--游击队的活动方针：①破坏敌人后方交通和仓库，袭击飞机场；②暴露敌人的企图；③震恐敌人的军心；④破坏敌人政权，恢复自己的政权；分散敌人兵力；⑥破坏敌人的经济、给养；⑦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根据这些思想、原则，朱德在著作中对游击队的组织、编制、政治工作，对游击战的各种打法，作了详尽的论述和规定，使游击战法具体化了，游击战理论系统化了。
（二）和毛泽东一起提出“诱敌深入”的原则。对付强敌的围攻，我国古代就有“退避三舍”、“孙膑减灶”的成功战例。“十六字诀”表述为“敌进我退”。1930年2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在江西吉水水南战斗中，采用“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方针，歼敌一个旅大部、将游击战指导原则发展为游击性运动战指导原则。以后在敌人十万大军“围剿”面前，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根据当面情况和古今中外以弱胜强的经验，特别是几年来运用“十六字诀”的经验，于1930年11月1日，在给部队的命令中提出“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简称 “诱敌深入”）的作战原则。实行“诱敌深入”，就是在强敌进攻面前，我军先后退，放弃一些地方，引诱敌人进至预定地区，使敌人不利，自己有利，然后举行反攻，集中兵力，歼敌一路或一部，粉碎敌人的“围剿”。实践证明，这是弱军战胜强军的一种有效战略。
根据这一指导原则，朱德先与毛泽东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歼敌七万多人；后与周恩来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歼敌三个师。经过这几次反“围剿”，朱德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朱德选集》第9页）进攻时 “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同上，第15页）。这就是避实就虚、歼灭战、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和原则。这些，在反“围剿”和以后的作战中都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三）创造了大规模阵地进攻战的先例。由于敌强我弱，我军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主要进行运动进攻战，基本上不进行阵地进攻战。但在1947年下半年转入战略进攻以后，需要夺取敌人的城市，阵地进攻战的地位明显提高。为此，毛泽东提出：“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士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1129页）当时我军虽有一些夺取小城市的经验，但缺乏夺取大中城市的经验。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作为党中央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晋察冀解放区，组织和指挥了石家庄攻城战役。石家庄是华北敌人战略要地，兵力为两万四千多人，工事坚固。为了攻克这座城市，朱德深入部队，召开各种座谈会，和干部战士共同研究打法，提出“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朱德选集》第212页）在朱德指挥下，晋察冀军区野战军仅用七天时间，就攻克了这座有近三十万人的城市，全歼守敌。
攻克石家庄，意义很大：一、使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为该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创造了有利条件；二、动摇了敌人防守大城市的信心，使我军增强了攻下大城市的信心；三、取得了攻城的经验。战后，朱德又将攻城经验整理成材料，发给全军，对全军的阵地进攻战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朱德强调指出：“二十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但近半年来学习的结果，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了，攻克石家庄是第一个试验成功的，然后陆续攻克了洛阳、潍县、开封、兖州等城市。”（《朱德选集》第240-241页）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司令员、石家庄战役现场指挥杨得志同志也说：“石家庄战役，还使我军获得了较完整的攻坚战斗经验”（《毛主席指挥我们打胜仗》、《历史研究》1 9 78年第2期）石家庄战役成为我军由大规模运动战到大规模阵地战的转折点，是和朱德的组织指挥分不开的。
（四）提出了战略决战的思热。解放战争经过第二年度的战略进攻之后，我军总兵力已达敌人总兵力的四分之三，经过新式整军运动，部队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解放区面积已达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为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我军后方更加巩固。而国民党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和人口，但政治上、经济上已陷入严重危机，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军事上，被迫将“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固守重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这一切表明，我军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和时机均巳成熟。
党中央和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这样的战争形势，1948年2月指示东北野战军“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57-458页）9月初批准打济南；9月上旬对东北野战军强调：“（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毛泽东选集》·第1231页）这实际上就是战略决战的开始。
为此，朱德于1948年8月至11月，在解放军总部战况汇报会上，明确地提出战略决战的思想。他首先指出：“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接着，他规定了各个战场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方针，指出：“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华东野战军有十七个纵队，中原野战军有六个纵队，“这些就是我们同敌人进行决战的物质基础”；“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傅作义的力量虽比我华北军区部队力量大，“但我们还是一定能够解决他。”“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
毛泽东思想研究 1986年4月
我给朱总当秘书 ——黄华
访谈时间：1984年4月4日。
受访者：黄华，1936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翻译1941年—1944年任朱德的秘书，建国后曾任外交部欧洲司司令长及驻加纳、埃及、加拿大等国的大使。1976年11月任外交部部长。离休前曾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我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是在一方面军与二、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当时斯诺访问了毛主席，毛主席同他作了长篇谈话。斯诺又要求上前线，毛主席就派我陪他去，一是给他当翻译，二是给前方部队宣传白区的学生运动。那时一方面军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正在西安兰州公路北边开进。我们先到彭老总三军团那儿，再到十五军团徐海东那儿，然后回到一军团。一路上斯诺把主席同他的长篇谈话陆续写成英文，由我翻译后不断派通讯员送保安请毛主席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