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首先攻克的敌人坚固设防的重要城市。解放石家庄，标志着我军的作战方式即将加大城市攻坚战的比重。“阵地攻坚战”，这是我军在解放战争征途上战术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攻克石家庄，为解放军攻克全国大、中城市创造了范例，获得了打大、中城市的经验，朱总司令是石家庄战役最高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为攻克石家庄，他老人家费尽了心机，我们是永志不忘的。五、深入的、认真的总结
石家庄战役11月12日结束，15日上午，我们得到野战军政治部的通知说：总司令要召开一个座谈会，总结石家庄战役的基本经验。中心是两点：一是阵地攻坚战的体会；二是战场民主练兵的经验。主要参加人员是基层军政干部，时间定于18日。我旅有基层军政干部4人，由旅政治部主任陈靖同志带队去参加会。朱总司令当时对工作抓得多么紧、多么细，又是多么深入啊！”
总司令首先在会上，虚心地倾听了基层干部的意见，充分地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于12月1日才在晋察冀野战军干部会议上做了总结。这个总结，在军事方面着眼点又在于“讲究战术”。说这次战役“做到了勇敢加技术”，这是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认为“炮兵起了很大作用”。总司令也着重从运用炮兵和合同战术方面，总结了经验。他指出：“这次采用了集中几十门炮打一个突破口的办法，学会了使用炮。炮、炸协同，打开突破口；炮、炸、步又协同，突破口打开后，即占领前沿，并巩固了突破口。”我们的总司令，深人战争实际，通过总结研究，又把它上升为理论。反映出了他老人家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当时，朱总司令还写了一首诗：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这首诗是朱总司令对攻打石家庄的总结。攻打石家庄，从始至终是朱总司令亲自调查研究，亲自计划部署、动员，亲自指挥掌握的，又是他亲自总结，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的。由于他重视了战术的研究，使原来打石门两个月的计划，一周实现，他使战士少流了多少鲜血，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少遭多少损失。石家庄的解放，自始至终，凝聚着朱总司令的心血，然而，我们伟大的总司令却把功劳归于“勇士”，归于战士，归于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字里行间，看出了他老人家的心情是多么欢欣鼓舞，认为有了攻坚战术开创了新局面，有了我党英雄的后一代，他放心了！
《话说朱德》
朱总到冀中指导工作 ——孙毅
访谈时间：1984年3月16日。
受访者：孙毅，1931年12月参加宁都暴动，参加红军后，任第五军团十四军四十一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
我最早见到朱总司令，是在1931年12月下旬。当时，我们宁都暴动的队伍开进苏区进行整编。整编前，我在赵博生同志兼任军长的第十四军军部任参谋。赵让我首先带着近三百人的参观团到瑞金参观。我们从福建来到江西瑞金，先到了军委，受到叶剑英总参谋长的欢迎。叶参谋长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并讲了话，给我们这些进人红军行列不久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二天，听说朱老总要来给我们讲话，大家很高兴。早饭后，我把队伍带到住地的祠堂前，我对大家说：“今天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要来讲话，我们要遵守纪律，注意听，能做笔记的做笔记……。”我这么说着，朱德同志已经来了，他说：“我就是朱德。”我一听，赶忙下去请他上台讲话。朱老总讲了点把钟，主要讲了红军与白军的区别；为什么要当红军；为什么要打白军。他说：“红军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白军是代表地主、土豪、资本家的利益，我们当红军就是为了解放广大劳苦大众的。就像《国际歌》里讲得那样，广大穷人要坐天下。”他讲得通俗、易懂，大家很受教育。第三天，我们又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欢迎会上先后讲了话。毛主席讲了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建立红军等几个问题。周副主席讲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第四天，我们参观了红军学校。以后，就转到红三军团彭总那里（驻会昌）参观。这是红军时期的一段。我对朱老总比较熟悉，还是解放战争中在冀中这一段。
1947年初，国民党对陕北发动进攻，毛主席等率党中央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中央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有朱总、彭真、董必武、康生参加的工作委员会，进入冀察晋指导工作。7月，工委召开了土地会议。会后，大约在10月，朱总来到冀中检查、帮助、指导工作。开始先到了冀中区党委所在地——河间县黑马张庄。当时，我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是林铁同志，区党委还有金城、阎子元同志（当时是区党委秘书长）。
朱总到黑马张庄后，曾对我说，这里是当年窦尔敦和黄三泰打仗的地方，后来窦尔敦盗御马，中连环套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后说张学良中了连环套，就是指的这个故事。你查一查。我找来县志一看，果然记载了此事。通过这件事，也说明朱德的历史知识是很丰富的，令人佩服。
不久，朱总又转到军区来住。随同朱总来冀中的有黄华、何其芳（秘书）、潘开文（参谋），还有几名警卫员。朱总的代号叫“六一”。当年他61岁。
朱总在军区停留的十多天中，十分注意调查研究。每当我们向他汇报平、津、保的情况时，他分析得很深刻，考虑得很周密，指示得很具体。他生活简朴，从不挑剔饭食。吃地瓜（白薯）时不剥皮。那时天冷了，他仍吃梨，也不剥皮，还风趣地说，这样吃有营养。
这一段时间，朱总循循善诱，对我的教育很大。
朱总一到黑马张庄，就深入下去进行调查，了解这里的阶级状况，政治、经济情况。有一次，他问我，你在这里呆了很久了，对黑马张庄的各方面情况都了解了吗？地主有多少户？富农有多少户？贫农有多少户？我回答说，不清楚。他说，光知道打仗还不够，要对这里的各方面情况了解清楚，才能更好地把工作开展起来。说完，他就让秘书把调查的情况详细地讲给我听。
在黑马张庄住了十多天。朱总到了饶阳。有一次，我请朱总看戏。当演员出场亮相时，他问我，孙毅，你知道这是哪一出戏吗？出场的人是谁？我说，他还没有报名呀！搞不清。他说，这出戏叫《宇宙锋》，第一个出场的人是赵高。接着，他又说，中国的旧戏很多，其中大多是历史戏，通过看戏，可以从中学到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受到启发。还有一次听河北梆子，朱总问我为什么河北梆子的腔调这么高昂？我回答不上来。他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辽、金时河北一带常受外族侵凌，人民压而不服，情绪激昂。河北出了很多英雄，但仅有慷慨悲歌还不够，还要有党性，不能光凭义气。只讲义气，容易走向个人逞英雄，要讲党性，用党性控制个性。
朱总的几次谈话，都是直截了当，推心置腹，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将”了我几军，对我帮助很大，终生难忘。
石家庄打开后不久，朱总要回去了。我和林铁、罗玉川（时任冀中行署主任）商量，给朱总带点细粮（大米、白面）回去。当我们向他打招呼时，他说，光给我一个人，我不要。工委还有刘少奇、董必武等同志，还有在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要送，把这些人也包括在内。后来，罗玉川给每人准备了一份，他才收下。
朱总回西柏坡后，曾给我写过十多封信，每次来信对我们的工作都谈的很具体、周密。可惜“文革”中丢失了六、七封信，现在仅剩下五封信，原件已交给全军党史征委会。
在黑马张庄时，我曾请朱总给冀中党、政、军的同志讲过一次话，与会者四五十人，朱总讲了三个多小时，对冀中的工作有鼓励，也有批评，他很强调干部的团结问题。还强调部队要注意建立家务，并鼓励冀中党政军民努力工作，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讲话中，他还批评了野战军某旅在打扫战场时不遵守纪律，私分胜利品。可惜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在“文革”中烧掉了。
《话说朱德》
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 ——罗玉川
访谈时间：1984年9月15日
受访者：罗玉川，在解放战争期间任冀中行署主任。访问时任林业部副部长。
朱总司令于1947年秋天到冀中作调查，涉及的方面很多，战争、经济、文化、土改他都调查，作了重要指示。开始我们以为朱老总从延安来，是总司令，主要抓军事，没想到他是代表中央工委来全面检查指导工作的，更没有想到他对生产建设了解得那样详细，讲得那样透彻。我们那时对如何加强经济建设，如何发展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想得是不够的。
那时是战争环境，我们由自卫开始转入反攻，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保卫胜利果实，支持解放战争，夺取更大胜利上，这当然是对的。可是，很多干部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一讲支持解放战争往往只是想到送粮、参军、负担各种勤务，很少从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想问题。而谈生产，也往往只重视农业，对工业、手工业、商业、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不够重视。朱老总在冀中对干部讲话，反复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说“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他还强调要爱惜民力，要以发展生产来支持战争。这些思想当时对我们很有启发，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很受教益。在战争年代，在我们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要使干部从单纯注重战争转向重视生产建设，重视全面的经济建设，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朱老总在冀中结合经济调查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是为了适应这个转变，让干部有思想准备，跟上新的形势。
举例说吧。冀中的工业、商业是有相当基础的，高阳的织布业，泊镇的火柴厂，辛集的皮毛业，安国的药材，都很有名气。还有农村里熬硝、熬碱，也比较普遍。而我们有些干部在如何对待工商业资本家的问题上，政策观念很差，用没收的办法把面粉厂、染布厂拿过来，用土改斗地主的办法对付资本家。泊镇火柴厂一个资本家被斗后上吊死了，为这件事朱总严肃地批评了我们，后来毛主席也讲到这件事，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泊镇，影响很不好。
冀中这个地方是大平原，人口多，文化程度比较高，在根据地来讲是个富庶地区，它的地理位置又很重要，面向平、津，是个重要的贸易口子，晋察冀所需要的许多东西，包括军用品、医疗器材都要从这里运进。这里不仅是同敌人进行军事斗争的要地，也是同敌人进行经济斗争的要地。那时干部不大懂得怎样利用作买卖同敌人斗争，也不大懂得怎样发展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朱老总在冀中专门讲到这个问题，还讲了银行的作用。朱老总还具体要求行署要办好运输队，要把道路修好，要发展船运，尽力使解放区的交通联系畅通。
关于工人运动，朱老总在冀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反对片面的福利观点，反对只顾提高工人工资，忽视发展生产，劳资两利。他尖锐地指出：这是自杀政策，是走错了路。
冀中的自然条件很好，生产门路很多，朱老总对此有浓厚的兴趣。他亲自听取了纺织、火柴、皮毛、药材、火硝、面粉等行业的生产情况的汇报，从生产到销售（包括价格）都提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他还对干部说：“中国的农民同欧洲不一样，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农村经济解体了，农民大批大批地当了工人；而中国农村长期是自给经济，农民不光是种地，还要搞副业，搞手工业，你们不能光懂得种地，还要懂得发展副业、手工业。”这些话，对我印象十分深刻。
朱老总对经济建设的关心是一贯的，他在冀中调查后经常给我们一些指示。到1948年底他快要进北平的时候，还派人通知我们：“告诉林铁、罗玉川，冀中的棉花只种三百万亩不够啊，大城市解放以后，那么多纱厂缺少原料开不了工，工人要失业，穿衣服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要扩大棉田种植面积，增产棉花，支援生产建设。”从这里，我们感到朱老总确实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他同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等一样，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非常宝贵的。
《话说朱德》
终生难忘的会见 ——江渭清
访谈时间：1996年8月19日
受访者：江渭清，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建国后曾任江苏省委书记。离休前为江苏省委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我党、我军的老一辈领导人中，我很敬佩朱德同志。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而且是令人尊崇的长者。他那淳厚朴实的性格，求真、求实的工作作风，在我的脑际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8年，陈毅同志领导的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正在河南濮阳一带进行整训。当时，我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是王必成同志。
这年5月，总司令专程赶到濮阳，代表党中央对部队的整训工作做了重要的指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我记得，他在指示中特别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努力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加强军政纪律的问题。 天来看，这三个问题，仍然对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司令在谈到第一个问题时，他说：要把部队训练成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军队。只有使指战员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才能在作战中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才能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才能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才能加强团结、协同作战。政治觉悟越高，战斗力越强，就越能自觉的为人民利益，不惜流血牺牲，为解放全中国奋斗到底；政治觉悟越高，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团结就越好，加强和巩固各方面的团结，是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保证。
接着，朱总司令强调指出，要努力地、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我军的优势。尽管我军在作战规模、战斗力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武器装备上，仍然与敌人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敌人的武器装备在质量、数量上特别在重武器上仍是超过我军的数倍。因此，在运动中捕抓战机，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野战军指挥员应当注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朱总司令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军政纪律。他强调部队要有严明的纪律，每一个指挥员、战斗员都要自觉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服从命令听指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各个部队在作战中协同配合，取得战斗的胜利。同时，严明的纪律又是和高度的政治觉悟相联系的，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是依靠人民进行的战争。所以，我们说人民军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又回到人民中间，服务于人民，就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在整训过程中，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在后来进行的莱芜战役、济南战役，以及淮海战役中，我们三个纵队作为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遵照朱总司令的指示精神，经过审慎、周密的计划，不打则已，一打必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诸多战役的胜利，是与朱总司令的重要指示分不开的。
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进入全面的经济建设时期。朱老总尽管年事已高，仍然对经济建设十分关心。他曾多次来到江苏省，我作为江苏省委的负责人，多次陪同他视察工作，听到他的指示和建议，深受启发。
朱老总很重视江苏省的水利建设。从地理位置上看，江苏省地处各省河流的下游，因此，在兴修水利上必须考虑到既能抗旱又能排涝，还要排、灌分开，各行其道。特别是在苏北地区，解决排灌问题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关键问题。朱老总听取汇报之后，指示我们要大力发展水利，以自流灌溉、提水灌溉、喷灌并举三管齐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水源问题。据此，我们在苏北地区盐城至南通一段，每年冬闲投入大量劳动力，兴建和疏浚了五条河（南北向二条，东西向三条），同时采用三级提水的方法，把长江水源引入扬州、淮阴、徐州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南水北调的设想，使扬、徐、淮、盐地区的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我们在水利建设中坚持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的大型的方针，发展各种水利设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的水利建设也引起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重视。当时，毛主席得知我们进行水利建设的情况后，还要安徽、湖北的负责同志来江苏参观学习。
朱老总在江苏视察时，尤为关注出口贸易工作。他对江苏出产的纺织品（包括丝、麻、毛、棉纺）、薄荷油、香料、禽蛋、手工艺品等很感兴趣。他认为，出口贸易的大门是关不住的，应当大力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多创外汇，支援国家建设。他建议我们在建造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时，不要盲目追求大而全，可以根据出口商品的生产特点，多搞一些小厂，这样变化灵活，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当我们谈到外贸体制存在一些问题，束缚了出口贸易发展的问题时，朱德同志十分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并且详细询问了许多与之有关的问题。时隔二十多年，我看到当年朱老总视察江苏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针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向中央建议：江苏省发展出口贸易的潜力很大，物产丰富，运输便利。因此，发展出口贸易，应多下放外贸管理职权，内销、外贸一体化，并且统一核算手续。拜读之后，深有感触，朱老总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朱老总在视察中还特别告诫我们，发展工农业生产，要注意积累资金，不要吃光、分光，要多投入，扩大再生产。同时，他还对江苏省的工业、农业、纺织业生产，以及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建议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推动了我们的工作。今天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怀念不已。
更使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朱老总的交谈。“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作为江苏省“最大的走资派”，同时遭到难以避免的厄运，被关押、批斗。1967年2月，在周总理的具体安排下，我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当时和我一起住进京西宾馆的还有湖北的张体学、浙江的江华和广西的韦国清。我到北京后，听到朱老总也受到批判、攻击，很为他老人家担心，便拨了个电话给他。接电话的是康大姐，我提出想去探望朱老总，她很快答复欢迎我去做客。
之后，我来到朱老总的家中，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和安全情况。说心里话，在当时那种处境下，听到他老人家的一番问候，我不禁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他的手，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今天请你来，我们随便谈谈心。”朱老总微笑着说。我更加感动。
落座后，我把自己心中的疑惑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我问朱老总：“你对‘文化大革命’同情不同情？”
朱老总回答：“这个我不好说。”
接下来我向朱老总叙述了江苏省“文革”运动的情况后，又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
我说：“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现在是专抓革命，不搞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朱老总要我向主席反映江苏的情况。我说去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就向主席提到这个问题。
接着，朱老总严肃地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是造反派要这样搞，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
他又说：“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够忍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扰，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
他老人家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启发了我。我想，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而他却十分坦然。对有些问题他是有看法的，但他的原则性很强。使我不禁肃然起敬。
谈话后，已近午时，朱老总留我吃饭。这时，我不免担心地问：“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会不会牵连到您？”
“你这样老的同志，我是了解的，吃顿饭就会受牵连吗？”他开心地笑着说。
我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可还是犹豫不决。康大姐在一旁说：“老总啊，你决定吧。”
朱老总斩钉截铁地说：“没关系，他是主席、总理用专机接来的，怕什么？”
我听了他老人家的话，心里踏实了许多，也很感激他对我的关心。
这件事虽然过去近三十年，然而，朱老总当年对我的勉励和关心，却始终在我的记忆中难以泯灭。如今，我已至耄耊之年，每当想起朱老总的话，周身热血沸腾，希冀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多为人民做一点事情，也算是报答朱老总对我的期望吧。
《话说朱德》
朱德与军事工业生产 ——刘鼎
访谈时间：1981年3月23日。
受访者：刘鼎，早年留学德国，1936年时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及华北兵工部副部长。建国后曾任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及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并曾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及劳誉理事长。
我早年在四川家乡读书时，对朱德同志的显赫战绩已有耳闻，他是我心目中敬佩的英雄。我与他相识是1924年在德国格廷根留学时，他和孙炳文同志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以后，我们在苏联共同学习过军事。从抗日战争起，我在朱德、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从事军事工业生产，因而对朱德同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40年4月，我从抗日军政大学调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担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有幸在朱总和彭总的领导下工作。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使得我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出现了十分困难的局面。为此，朱德同志曾多次找我交谈有关军工生产的问题。在谈话中，他特别强调了军工生产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还鼓励我要克服困难，依靠群众的智慧，多造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援前方将士。在朱德同志等总部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没有钢铁，就用铁路道轨，没有炸药，就从敌占区套购硝酸。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太行山根据地的军工队伍在困难的环境中发展壮大，建立起一支包括技术人员、机械工人，以及铁匠、锡匠、石匠等三千多人的军工队伍，生产出大量的步枪、迫击炮、炮弹、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支援了前方部队、民兵的抗日作战。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挑起内战。我奉中央军委的指示，原准备带一部分人赴东北建立军工生产基地。因情况发生变化，我们撤离张家口，转人晋察冀根据地。1947年春，朱德同志来到西柏坡。一天，他派人通知我去商量军工生产问题。这时，我已调到晋察冀军区，担任兵工部副部长，部长是姚依林同志，我负责改制炮弹技术的工作。当我来到朱德同志的住处时，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自然要说的话很多。在谈话中，他对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在谈到军工生产的问题时，他充满信心地对我说：“我们就要开始战略大反攻，前线需要炮兵，需要炮弹，兵工生产要抓紧，多生产一些炮弹。”同时，他鼓励我说：“你是我军专制炮弹的老兵工，要用最大的努力为前方多提供炮弹，越多越好。”从朱德同志的言谈话语中，我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我当即向朱德同志表示，根据以往在晋冀鲁豫时的实践经验，我们已经具备了大量生产炮弹的能力，并且有能力研制出更安全、更有威力的炮弹。同时，我也请求朱德同志帮助我们解决制造炮弹所必需的火硝和化肥。他对我的要求表示完全支持。
回到驻地，我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按照我所设计的图纸制造出新弹尾，经过炮兵多次试用、论证，证明这种炮弹性能可靠安全，爆炸力也很强。此后不久，我们在进行炮弹定型试验射击时，朱德同志来到靶场，他拿起炮弹，向在场的同志询问炮弹的射程、爆炸力和准确性能。当他看到试射的各种科目准确无误时，十分高兴，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正适合战争的需要。要尽快投人大量生产，准备打大仗。”嗣后，他命令军区把收存的迫击炮全部启封使用。同时命令炮兵加紧训练，把炮兵的建制尽快恢复起来。
随着我军作战规模的逐渐扩大，军工生产的任务也就愈加紧迫、愈加重要。我记得，在石家庄战役前，朱德同志曾致信姚依林、刘再生和我，指出：晋察冀的兵工厂两三月来整顿得大有进步，军区兵工厂统一指挥领导后，更加有利于大发展。我要求你们以确实可靠为准，任务能做到支援全国性的反攻部队所用的炮弹。特别是山、野炮弹、炸药、弹药为重要。其次是迫击炮八二、五○、六○的为适用，其他是机枪弹，以上这些任务你们是否有可能做到？并要争取时间尽先完成，又要能适用，取得各战地的赞美，那时自然不愁款项无着。朱德同志在信中还要求我们尽快提出1948年军工生产的详细计划，并要求今后每月直接向他汇报一次生产情况。
1947年11月上旬进行的石家庄战役，仅用了7天时间，就全歼守敌二万余人，开创了我军攻克大城市的范例。在这次攻坚战中，我军使用了大量的炮弹和炸药。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炮兵和工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以后进行的邯郸、临汾等战役中，我军也采用了石家庄战役的经验，取得了同样令人满意的效果。
石家庄战役之后，为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前线，朱德同志在日理万机、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曾多次找我们研究军工生产的问题。他指示我们把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军工部合并为华北军工部，并且专门召集会议，研究如何发挥正太路一线工矿的生产能力，扩大军工生产的规模。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精神，我和姚依林同志商定，扩大阳泉炼铁厂的生产能力，使之达到日产三十吨的水平（原日产二十吨）。同时成立硝磺局，专门生产炮弹所需的炸药。回顾朱德同志在解放战争开始前后就有预见性地亲自抓军工生产，使我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提高军工生产的能力，为在解放战争中转入战略反攻准备了极其重要的物质条件，这不能不说是朱德同志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又一功勋。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朱德同志分管军工生产。我们进入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傅作义部的军械所。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精神迅速地把它改造成一座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兵工厂。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们集中全国各地的兵工力量，制造了大量的火炮和炮弹。朱德同志曾针对当时生产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告诫我们要特别注意产品的质量，避免生产废品，我们还要把钱用于建设新的兵工厂。
1951年6月，受党中央委派，以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国军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与苏方商谈援助我国军事工业建设等问题。在谈判期间，朱德同志曾亲自指示我们处理谈判中的棘手问题，使谈判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此后，在全国各地相继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新式兵工厂，使我国走上了军事工业现代化的新台阶。
追忆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和成就，其中无不包含着朱德同志的关怀和支持，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话说朱德》
朱老总与四川的经济建设 ——杨超
访谈时间：1996年7月12日
受访者：杨超，60年代任中共四川省委付书记。
新中国建立以后，朱老总对四川的经济建设十分关心。几次来川视察工作。从1957年至1963年之间，他老人家不顾七十多岁高龄，多次来四川省调查研究，往返奔波、风尘仆仆，从一个县到又一个县，从一个厂矿到又一个厂矿，深入到生产现场，亲切地与工人、农民交谈，细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汇报，掌握第一手材料。朱老总就当时经济建设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大量的报告和函件。比如，1961年4月份，朱老总来调查我省贸易及轻工业生产情况达一月之久。他回北京后致函毛主席，认为“手工业在1958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了，存在不少问题；必须打破县与县、社与社之间的经济封锁，加强物资交流；国家规定‘不许长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有很大作用”。1963年3月份，他再度来四川，分别在成都、重庆、泸州、隆昌县、永川县等三市五县调查近一月，并做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指示。比如，他说：“粮油指标不要定得太高，高了容易落空。粮食每年增长一般是百分之四五左右，而不是百分之十几。”“搞生产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因地制宜，山区不宜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应当十分注意发展经济作物，发展集体副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特别是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如竹、木、藤、棕丝、茶、桐油、山货、药材等，应大力恢复和发展。”这些指示不仅对当时“左”的错误倾向是一种尖锐的批评，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就是在今天我们搞经济建设也仍然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朱老总对四川省经济建设的关怀给我教育最深的首先是他对黄金生产的指导。朱老总历来重视黄金生产，认为在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一方面要加速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资金缺乏又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加紧黄金勘察和生产。搞建设需要外汇，而黄金是硬外汇，要抓好黄金的生产。他曾指出积极安排黄金生产，是扩大积累扩大进口的一个简捷便宜的办法。记得1957年2、 3月间，朱老总到四川视察工作。他在视察后写的《外出视察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矿产资源的问题”。报告中直接指出：又如会理一带（西昌以南），原是产金子的地方，据说解放前，群众每年要挖二万两金子进贡给当地土司。现在这一带经过民主改革，不再需要向土司进贡金子了，但是金子也就不挖了。如果仍然让群众挖，并加强组织领导，每年挖上几十万两金子，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朱老总那时当面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抓好四川黄金的生产。1977年6月，王震到四川，在听取四川省国防工办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还特别提到朱总对黄金生产的关心和重视。王震说：“朱总司令在世时问我，你怎么不到四川发动搞金子，我们四川金子多，人多，可以多搞点。”
今天，四川省黄金生产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调动了地方和群众的采矿积极性，同时，加强了黄金勘探专业队伍的建设。十年来，全省黄金产量增加近四倍，与此同时，探明的地质储量也有大幅度的增长。这里无不凝聚着朱老总的心血。
建国后，我们曾一度存在着忽视手工业生产的倾向，在原料、价格等方面限制过死，致使许多民间手工艺“人绝艺亡”，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朱老总早在1953年就指出“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着其他工业不可替代的“自己的许多特点”。并且批评了一部分同志“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的错误观点。1957年，朱老总来四川时，视察了不少小手工业工厂。他强调指出，“办好手工业是很有前途的。”1962年，朱老总视察四川、云南后又提到对手工业产品价格限制过死的问题，认为“应该允许他们在维持成本，稍有利润的原则下，适当提高售价”。可见，朱老总对手工业生产的重视是始终一贯的。
朱老总对于工作从不满足于面上的了解，听取一般的汇报，停留在泛泛的一般性的号召上。而总是深入到基层进行一个点、一个点地调查，亲自解剖麻雀。1960年3月，朱总在听取四川省有关部门领导汇报手工业生产情况后，马上提出要选点调查。他先到灌县实地调查，然后又坚持到下面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石羊场调查。石羊场距灌县县城几十里，生产和经营农具、五金、缝纫、修配等行业，一直很兴旺。由于在“大跃进”中被合并到一个大厂中，改变了核算制度和分配方式，大锅饭取代了原来计件工资按劳取酬的办法，结果使生产很快就垮了下来。1963年，在一次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朱老总指出：“不少手工业勉强统起来，转为国营工厂，不利于国计民生，还是让他分散经营好”。这些意见都是在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朱老总对四川省的工艺美术品生产也给予了巨大的关怀。他曾指示说，手工业、手工艺品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搞了，我们要发展这个优势。1963年春，我曾陪同朱老总到宜宾地区视察工作，地委的同志把当地艺人制作的笔筒雕刻、竹编屏风等给他看时，他老人家高兴地称赞屏风编得好，制作精致，鼓励地委的同志一定要抓好工艺美术品的生产。1965年10月1日，四川省工艺美术品展览在北京市团城开幕。展厅附设出售点，出售陶瓷、竹编、漆器、夹江国画纸、藤椅、剪纸、儿童玩具等，品种规格较多，首都群众竞相参观购买，颇得当时一些四川籍中央负责同志的鼓励。在展览开幕前几天的预展过程中，朱德同志亲临视察展出情况。当时，他老人家已近八十高龄，仍步履矫健，四个展厅逐一仔细参观，达三个小时，毫无倦色，兴致很高，详细地询问生产情况，职工的生活情况等。展品中有一种扇子，名叫贡扇，是由粗细近乎于头发的竹丝编的，利用竹子正反两面不同光泽度编出仕女、山水、花卉等图案，扇子显得精美、高雅，使人爱不释手。此扇是由自贡老艺人龚玉璋创造制作出的。朱老总参观到贡扇时，马上关切地询问：“龚玉璋还在不在，老人身体情况怎么样啊？”朱老总对一个普通的民间老艺人这种深切的关怀使在场同志深受感动。展品中还有两个银制大盘，直径约一米，分别雕有毛泽东同志诗意画“风景这边独好”与“江山如此多娇”。还有一个大型木雕，把红军长征途中情景刻划得维妙维肖，十分感人，我当时给起名叫“万水千山”。朱老总看了后称赞说，四川省工艺美术品把古老的民族艺术与现代题材结合起来，既继承了传统又有创新。朱总还高度评价展品富于日用性，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雅俗共赏，物美价廉。荥经县生产的沙锅，煮饭味道醇美，价格仅几角钱，朱老总当场就坚持按照零售价格买了一个。他还为展览会题词：“亦工亦农，发挥特长，面向群众，扩大出口”。朱老总的重要指示成为四川省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方针，一直鼓舞着四川省手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群众。据1985年统计，四川省二轻系统手工业总产值达四十五亿三千万元，出口交货值达一亿二千八百二十九万元，其中工艺美术品出口交货值达六百七十七万元。
朱老总爱兰已是众所周知的，据说就是在战争年代的戎马倥偬间也要遣兴培植欣赏兰花。解放后，朱老总来川，总是要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中抽出时间到杜甫草堂、文殊院、人民公园等处参观兰花。在他的住处阳台和花架上摆满了兰花，朱老总清早起来看，午觉起来要看，晚上还要看，对兰花是达到了酷爱的程度。他不仅爱兰，而且精研《兰谱》，说起兰花，如数家珍。
1963年春天，朱老总来四川，我曾陪同他到青城山去采集过野生兰花。他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兴致勃勃地一直攀登到“天然图画”（青城山上一景）上面，在远离石阶的一处山坡上终于发现了野生兔耳兰。当时，朱老总和康克清大姐都非常高兴，对兰花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颜师古赋兰有：“惟奇卉之灵德，禀国香于自然。洒佳言而擅美，拟贞操以称贤。”我想，与其说朱老总爱兰，不如说他更看重兰花具有质朴、高洁的品格。说到兰花，我总是很自然地联想到朱总的高贵品德。朱德与人民之间的鱼水深情和谦虚的高贵品德至今为他的家乡人民怀念和传诵。1960年初春，朱老总回家乡仪陇县马鞍场，在走进一座房舍里时，微笑着对随行人员说：“这房子还是老样子，记得我小时候读书或赶场，总是把斗笠放在这儿，给他家添了许多麻烦。”当房子的主人，一位银发苍苍的老太太认出面前站的就是朱德时，一面激动地喊着：“啊！朱司令！”一面就忙不迭要下拜行礼。朱老总赶忙扶住她，亲切地说：“我是朱德”。朱老总还一再嘱咐仪陇县领导同志说：“你们要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而且还特别关心和询问妇女与孩子的营养和卫生条件。朱老总这种热爱人民、与人民的鱼水深情确实感人至深。
朱老总父母的故居仪陇县柏林嘴，1957年因接待前来参观的外宾，曾用三间空房陈列了一些朱德的照片和使用过的实物，并在外面修了一个小亭。朱老总1960年回乡参观时看到这些情况，对县委书记说：“不要办我的展览。如果社员也不愿搬进这些房子住，那就把这个地方办成一所学校，好不好？现在就改。”以后朱老总到了南充和成都，都重申了这个意见。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老人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仪陇县出席会议的同志时，又一次特别问到柏林嘴的陈列室是否改成了学校。今天，在朱德故乡的纪念馆内外，已栽植了三百棵楠木，并且培植了九百余盆兰花，有十几个品种，前往瞻仰的群众可以看到那一盆盆秀丽、典雅的兰花，闻到那清芬袭人的花香，更加引起人们对朱德高贵品德的思念和向往。
《话说朱德》
朱总回故乡 ——廖志高
访谈时间：1985年2月1日上午。
受访者：廖志高，当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离休前曾任中组部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61年3月总司令回四川①解放后朱德先后六次去四川视察，只有这一次回到家乡仪陇县去过。，这一次由我陪同。经过南充到仪陇。在路上作了一首诗，只记得诗中有一句最后三个字是“一片黄”还是“一片金”，因为，这时正是四川油菜籽开花的时候，满地一片黄。其余几句记不清了。
朱总到地方后，我们认为他年老了，不要向他汇报很多事情，只向他汇报了概况。
朱总经常讲，一定要发展手工业，要发展多种经营。这样才能富裕起来。
到了仪陇县城，朱总一定要到他过去读书的中学②应是金城小学（原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不是中学。看一看。我们也未让校方布置什么，看看就是了。学校写了一条“欢迎我们的领袖朱总司令”的标语。朱总老了，柱着棍，他也没有注意这条标语。这事我们事先也未对总司令讲。本来用这样的标语也是可以的。领袖可以是几个人嘛！但朱总的秘书主动同我们商量，说这样写不太好。我觉得已经这么写了，不好当总司令的面再去纠正。朱总的秘书说没有关系，总司令不会计较这些的。我就去对朱总说：总司令，标语这样写不大好，只有毛主席是领袖。总司令说：“不要这样写，去了好，我没有看到。”我说这件事的意思是说，总司令到了晚年还很谦虚。对这件事他也没批评我们，去掉后给大家解释一下，就完了。后来到了他家乡，那时，他的家已经不像样子，不好住了。所以就在马鞍中学打扫了一间房子，安排他住下。总司令问：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不把我带到家里去？我说：这里干净一些。后来就在这里住下了。共住了两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