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想到处转转，想去看一个什么楼，后来去看了，看后很高兴，说现在保存得这样好，不简单。
第二天，他一定要到他的小学老师的家里去看看。因为那里有个很高的陡坡，不好走。我说，总司令，别去了吧，路不好走。朱总司令说，不要紧，我小时候走惯了。一定要去。后来他爬上去了。总司令看了以后很高兴，很满意，并说，他的古文就是在这里学的。
第三天他就走了。我和他商量去南充。我先到南充后，发现贺龙、罗瑞卿、李井泉都在那里。我就说总司令也要来，住在哪里好？他们说这里有个小楼，总司令就住那儿吧！下午总司令经西充到了南充。当晚朱总还参加了舞会。他又讲了发展手工业和多种经营问题。
在南充住了几天后就到了成都。到成都后，他到处转，看了杜甫草堂，看了花卉。朱总司令很喜欢兰草，对兰草很有研究，哪里有兰草，就到那里挖。他不一定都带回北京，有时送人。他对川戏不太喜欢。
他问我会不会打“撮牌？”①撮牌是当地流行的一种比扑克牌长而窄的纸牌。我说不会。他说，你每天晚上能来打一次“撮牌”就好了。他打扑克也可以，但不大喜欢，打“撮牌”很认真。
总司令对老朋友很喜欢接触，他给我讲过几次，要请老朋友吃饭。我说你只要把名单列出来，我一定给你找到，但我不作陪，因为我在场他说话不方便。总司令喜欢讲交情，讲小时候的朋友，只要没干过坏事就行。
他参观时，很喜欢看手工业，凡是好的他都去看。看了后总说好。
大跃进时主要问题是浮夸，就是说假话。说一亩地能产多少万斤粮，几十万斤红薯……，因此总司令总说，你们要搞好生产，生产计划不要太大了，产量指标不要太高了。
总司令有一套兰草方面的书，不是一本，是好多本，现在不知哪里去了。如能找到摆在博物馆就很好。
《话说朱德》
朱总来重庆 ——任白戈
访谈时间：1984年10月25日。
受访者：任白戈，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离休前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解放后，朱总司令几次来重庆，我都陪他。具体哪一次谈了些什么，我可能记不那么准确。但总的印象，特别是主要的事情，还是清楚的。
有一次他来重庆，我陪他去佛图关。佛图关就在现在的鹅岭公园上面那个地方。佛图关有座旱桥，是一险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过去四川的军队从陆路打重庆，必须首先征服佛图关。总司令在参观的过程中，强调这个关口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说它过去是兵家必争之地，但今天变了。参观过程中，总司令没有讲他自己过去在四川打仗时的经历。
重庆是民主党派的发祥地。解放后，重庆市的统战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总司令来重庆后，询问了对起义军人、教授、知识分子的待遇怎样，情况如何。他非常关心统战对象，对熊克武、但懋辛等也很关心，强调一定要把统战工作做好。要好好团结帮助这些人，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我说：当时，刘伯承同志①刘伯承建国初期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很能团结他们，重庆一、二流的统战人物都比较靠近我们，如夏宗绪安排为民革主委，还安排了一位民主人士当副市长。总司令听了很高兴。他还提醒说，人们往往容易疏忽这些问题，因此，要注意抓好这项工作。
总司令不忘过去的老朋友，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他有一次来重庆时，特地去北碚拜访一位老相识（这人在图书馆当职员）。总司令去时也不通知当地采取什么保卫措施，径直去找到这位老人，同他谈往事，谈家常，问近况。当时，这位老先生已有60岁左右了，他对总司令的到来感到出乎意料，很受感动。总司令还了解了这位旧友对今天各方面的情况的看法。这位老先生表示对新社会很满意。总司令对此也很高兴。总司令谦恭下士，确很感人。
大跃进中，我们思想上“左”，认为大跃进还不错，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不过，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浮夸、弄虚作假现象，浪费大，废钢也算数，比如重钢就有此现象。大跃进后，总司令来重庆，我向他谈了有浮夸现象。他专门到重钢去看，了解情况。那时，重钢已有改进。总司令看后，没有批评他们，但勉励他们要重视质量。他还对我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这是一个新问题，我们难免犯错误，下面的同志就更难免犯错误了。不要去责怪下面，要善于引导。这一点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记忆很深。
三年自然灾害时，生活很困难，总司令强调，要领导群众把生产搞好，努力克服困难，改善人民的生活。说现在光靠中央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困难虽多，大家努力，会逐步好起来的。果然到1962年就好起来了。
当时重庆的清洁卫生、蔬菜供应和军工企业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这三件事是做得比较好的，中央领导同志来重庆开过现场会。总司令对这些进行了勉励，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他还特别勉励了军工企业，强调要把军工企业搞好，必须重视质量，谈到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当时重庆的军工企业面临着生产吃不饱的局面，总司令强调军工企业要利用自己技术和设备的优势，生产民用产品，为人民生活服务。总司令如此关心军工企业，给我的印象很深，此后我下基层多是去军工企业，因为军工企业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弄不好是要杀头的。
总司令给我的印象是简朴，随和，平易近人。跟他在一起感到很随便，我们对他是“敬而不畏”。他来重庆要吃什么，看什么，我根本不用多管。总司令很随便，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在人群中，不认识他的人还看不出他是一位领袖人物，因为他根本没有一点架子。总司令来重庆时，我们组织了晚会，大家都找他跳舞，他应接不暇，但他对同志们都很热情，坐下来休息时，就问大家工作、生活怎样，很关心大家。大家都很高兴，都非常愿意接近他。
我曾为总司令故居纪念馆写了幅对联：
总司令统率全军，解放全中国，功垂千代；
委员长运筹新政，建设新社会，泽被兆民。
《话说朱德》
朱德两次视察海南 ——肖焕辉 赵光炬 吴俊
访谈时间：1985年7月1日、19日、27日。
受访者：肖焕辉，原海南区党委第三书记，1985年任省顾委副主任。赵光炬，原海南党委书记，1985年任省政协主席。吴俊民，原海南琼海县委书记。
一、肖焕辉：朱老总指导我们发展经济
我今年78岁了。朱总司令1957年和1963年两次到海南，我是当地人，陪同他参观视察，同他坐在一个车上，一路听他讲意见。现就回忆起的情况谈一谈。
朱总对海南岛的武装斗争，问起很多，认为当时同中央隔绝，困难不少，能坚持下来很不简单。我回答说：一靠依靠群众；二靠正确政策。海南几百万人，只要有正确的政策，扩大一二万武装是不成问题的。海南的武装部队得以扩大，是靠主席和您的榜样搞起来的。我们认为完全可以坚持武装斗争。朱总司令当时说：你们坚持是对的。海南有平原，有大山，有广大群众支持，政策搞对了，就能坚持下来。你们坚持下来确实不简单。过五指山时，朱总司令写下了一首诗，是鼓励我们坚持武装斗争的。这首诗后来在《朱德诗选》上发表了。
我陪朱总司令参观了兴隆等农场，他看了橡胶林和割胶，看了油棕、咖啡、可可、胡椒、剑麻等热带作物很高兴。他说：海南有三百多万人口，有平原，粮食可不成问题；要利用有利的经济条件，多多发展经济作物。朱总对油棕很感兴趣，认为应大力发展油棕，解决食油问题。后来周总理来海南时，也认为发展油棕生产可解决城市食油问题。我们就决定大量发展油棕。朱总还喝了我们种的咖啡，他喝咖啡不放糖。
朱总认为海南岛条件很有利，可以多发展一些农场，把越南来的难民（当时越南同美国打仗）和东南亚来的难民通通收容起来，组织他们参加热带作物生产，这样既可安置他们，也对发展我们的生产有利。
朱总认为海南要大力发展木材生产。海南无煤，做饭烧水都得砍伐木材，一年要烧多少柴火，光砍不造不好，砍了一定要种树。以后我们在乏林区大量造林种树。朱总对植树造林是提得很早的。
朱总不只强调粮食生产（那时执行“以粮为纲”），要我们发展多种经济作物，这点给我印象很深。1957年开始搞粮食高产，朱总是不赞成的。他提出发展多种经济的主张，现在证明是很对的。
朱总到了榆林、三亚港，直到“天涯海角”。朱总认为这两个海港都应浚疏好，成为深水港。这一带海水很干净，风景很优美，很有发展前途。朱总兴致很高地在沙滩上拾了贝壳。
朱总在海南时接见了部队干部，同他们一起照了相；还坐了海军的舰只，鼓励了部队。
朱总很关心海南的少数民族同胞。他当时强调几点：一是要提高少数民族兄弟的文化，普及小学，办中学；二是对少数民族兄弟实行照顾政策，使他们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三是要逐步把他们的落后习惯改造过来。他认为最重要是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还认为，国营农场应帮助少数民族干部发展经济，把他们带动起来。赵光炬同志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现仍在海南岛，你到海南岛时可向他了解一些情况。
尖峰岭兰花品种很多，朱总爱兰，挖了两担。他自己坐在小凳上挑选。挑选后，一部分送给广州的“兰圃”，一部分带回北京。
朱总认为，海南的东西很多，的确是一个宝岛。
以上是坐在车上一起谈的。回到区党委后，还座谈了一次，我年纪大了，有些事情记不清楚了。
朱总到海南时同我们照的相片，北京革命博物馆都收集走了。
二、赵光炬：朱总司令要我们兴修水利
朱总司令1957年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时，正值阴历正月，看见群众烧山。总司令说，不要乱烧山，要护林防火，把林木保护好，自治区要封山育林。当时自治州州长黄国兴同志不大同意，说烧山是民族习惯，不能不烧，说如不烧山，草就不能更新，牛就没有草吃。但烧草往往蔓延到烧山。朱总司令说，刀耕火种是落后的耕作方法，烧山势必破坏森林资源，要改变这种落后方法，要兴修水利，改种水稻，封山育林，这样才能保护山林，而且减少水土流失。当时正是合作化高潮，朱总对合作化未讲什么意见。他强调了兴修水利。现在，自治州8个县已有70万亩旱田改成了水田，其余旱田种甘蔗、花生、香蕉、椰子、槟榔等。当年提倡“以粮为纲”，光种粮，朱总却提倡因地制宜，主张多种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并叫我们发展手工业（如搞藤制品），发展少数民族工业。
三、吴俊民：朱总支持我们种胡椒
朱总1957、 1963年两次到海南，都路过琼海县视察。1957年那次是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我向朱总汇报了琼海县的概况，当时是把我从医院接出来向他谈的，一直谈到晚上9点多钟。当时搞高级社，反牛鬼蛇神，反右派，是斗争高潮。那时琼海县的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搞得还比较好，朱总听了汇报后是表示满意的。1963年那次，住在县委招待所，当时是由海南军区的副政委陈青山同志陪同来的。我向他汇报工作时，谈到生产和人民生活已基本恢复过来，肝炎等病也停止了。谈后，朱总叫我们全家同他合影留念。
我两次接待朱总，给我很深的印象是：生活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朱总当时问我：琼海除种植香蕉外，还可发展什么经济作物？我回答说：琼海历史上种菠萝、椰子，1954年后，胡椒也在琼海发展起来了。提起胡椒，有个发展过程。当时孟力大队有个姓郑（名字忘记了）的老华侨，种了4棵胡椒。老百姓不认得胡椒，把它当作绿肥砍了两棵。我向老华侨求教，他说是用从印尼带回来的种子种的，也可剪枝繁殖。我就请他繁殖，说定了一年繁殖一百多棵。当时是同区党委书记杨泽红同志一起去的。我们商定，把这个老华侨的生活全部包下来，每月发给生活费40元，由他专门繁殖胡椒，还给他购置了营养钵等物品。到1957年，全县已发展胡椒3千多。这年反牛鬼蛇神，把这个老华侨斗死了。以后，我们又找了另一个华侨管理胡椒。我向朱总汇报了上述情况，他很重视，叫我要抓紧发展胡椒生产，说这是大有可为的事，大力发展。以后兴隆华侨农场的胡椒，也是从琼海要去胡椒苗子发展起来的。1963年朱总视察过后，我们按照他的意见，扩大了胡椒种植规模，要每个生产队种3至5亩胡椒，当时种胡椒每户可分到二、三百元，而劳力每工只值几分钱，最高到二、三毛钱。这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也得到改善。朱总的意见，对我们发展胡椒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话说朱德》
我陪朱委员长视察海南 ——陈青山
访问时间：1985年7月31日
受访者：陈青山，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副政委。
朱总司令1963年那次到海南，是我和肖焕辉二人陪同他的。东路、中路、西路都走了。我记得突出的是：到处关心群众生活情况，不断询问生产情况。走东路经文昌时，吃过中饭，我请他休息一下，至少闭眼歇一歇，但朱总不休息，要我们谈情况。车行过处，沿途看到很多油棕。他问引种油棕的效益如何。我说，我们不懂行，技术未过关，引起的大都是人家淘汰的品种。他说，这很可惜，这样就是很大的浪费了。他叫我们带他去看种橡胶的情况。车过嘉积市（琼海县城），他叫停车。我请他到县委休息一下，但他不休息，叫下车。一下车，他就转入集市中去看了，我只好跟着。他逐一问价格，菜多少钱一斤？鱼、肉多少钱一斤？原来他是就地调查研究。他向群众打听，我在旁为他翻译。快离开集市的时候，他被群众认出来了，都说：“朱总司令来啦！”围上好些人。我有点着急，请他快走出集市。他说：“不要紧，别这么紧张嘛。”后来慢慢走出集市，上车继续前行。海南很穷，嘉积是当时比较富的地方了，朱总看了很高兴。这次给我的印象很深，朱总很关心群众生活。他又问我：“老陈，你知不知道长三个叶子的树（按指咖啡树）？”他看到掉在地上的橡子，说橡子可以打油。这都说明他知道的很多。
第二天到兴隆华侨农场。农场的同志请朱总喝咖啡。他不放糖。我说，不放糖苦，不好喝。他说：“你不懂，不放糖才好喝。”他很欣赏兴隆的咖啡。兴隆农场当时并不大，个把小时就可以看完了，但朱总看得很仔细，很认真，整整看了一上午。接着要看职工宿舍。他看到职工宿舍很不好，居住条件很差，还有“三代同堂”的。他就此提出了批评。他对兴隆的生产搞得不错比较满意，但对职工生活条件就作了批评，可见他是很实际的。
到榆林，住在军队的大院内。去了鹿回头。很关心历史文物。他问我苏东坡在榆林时住在哪里，要看苏东坡住过的地方。这可把我问住了。我说不知道。他要到落笔洞，我也不知落笔洞在何处，一下把我难住了。到了天涯海角，朱总很欣赏，在那里慢慢地散步，在海滩拣了贝壳。朱总在榆林住的时候，主要是休息。从榆林回海口走中路，住在通什。朱总到105团去看望干部战士，了解部队生活情况。在那里，偶然看到几盆兰花。询问之下，知道是战士们在山上挖来栽种的。朱总对此很感兴趣，便带了几个人上山挖兰花，他自己也挖。在尖锋岭等处一共挖了一百多蔸兰花，带回海口，他亲自动手挑选。他把一部分留在海口；一部分带广州送给兰圃；一部分带回北京。
105团的一个营，原是琼崖纵队的底子。他问我，为什么长期坚持斗争的琼崖纵队只剩下一个营，连一个团也没留下。我当时不好详细回答。朱总知道“琼纵”能打仗，但有些人不了解，不重视，把“琼纵”看成只是游击队、散兵游勇，一次次整编，便从10个团缩编成6个团，以后又缩编为1个团，最后就只剩下1个营了。朱总认为琼崖纵队坚持斗争23年红旗不倒，现在只剩下一个营，很可惜。他对部队作了鼓励。
回到海口，稍事休息后，又向西路出发。在儋县看了那大农场，看了苏东坡庙（在长坡镇）。当时苏东坡庙很破旧，朱总看了以后，引起地方上的注意，修整了一下。苏东坡在那里教过书。儋县文化比较发达，那里的人能讲好几种方言，这可能同苏东坡在那里教过书有关。长坡镇一带的人，至今讲“苏东坡话”（按指四川话，苏东坡是四川眉山人），这很不简单。当然，东路文昌县的文化也是比较高的。朱总到那里，主要是看最老的橡胶园，这说明他是要对新老橡胶园作比较。一路上，朱总同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苏东坡的掌故。给我的印象是：朱总知识渊博，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家。
在同朱总的接触中，感到朱总很平易近人，毫无架子；很关心群众生活，到处搞调查研究；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严，不让我们为他搞大鱼大肉，也不要住太好的地方。
《话说朱德》
朱总司令视察广东的情况 ——关相生
访谈时间：1985年8月1日
受访者：关相生，50年代任陶铸的秘书，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
我是陕西人，同杨虎城的家乡蒲城是邻县。红军在我们家乡附近活动过，撒下了革命种子。我读小学时的老师，多数是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常常给我们讲共产党，讲朱毛红军。起先我以为朱毛是一个人，以后才知道是两个人。西安事变后，老师发动我们学生拥护张学良、杨虎城。1938年我到延安后，听到朱总司令作报告，很高兴。还到王家坪，看过朱总同战士们打篮球。过去听老师讲长征故事，知道朱总司令很了不起，想象他一定是很威武很严肃的。真正见到他，听他讲话，原来是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同朱总直接见面，还是来广东以后的事。朱总讲话不多，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很有分量的话。
从1954年起，朱总司令几乎每年冬天都来广东。我直接接触较少。
第一次来，他见到陶铸同志时，问陶铸：“你看我能不能活到建成社会主义？我要同蒋介石比赛，看谁活得长久。”陶铸说：“能，能”。朱总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另一次给我印象深的是，1958年搞大跃进，朱总到各地视察后说：（农村）“公共食堂不能办。还是要提倡勤俭持家。吃饭不要钱，会把社会主义搞垮的。”1959年初，春节前，他到中山县，县里正开大会反瞒产。他回来后说：“不行，不能这样做（指反瞒产）。”
朱总对进出口贸易很关心。他多次去兰圃看兰花。第一次是我陪去的。他看了很满意。第二年来，他又去看，看后说，一年来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不要小看兰花，兰花也很重要，可以组织出口，要广泛种植兰花，多赚外汇。”第三次去兰圃是1962年，他看到兰圃有进步，很高兴。
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我也去参加了。会议期间，接到电话说，朱总要来看望南方十几个省的代表。朱总来了。同我们座谈了一个多小时，重点是谈南方各省要重视种植兰花。他说，这既可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又可组织出口，赚取外汇，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朱总对兰花很有研究，讲得很透。会后我们还研究了怎样贯彻。我当时作了记录，可惜“文革”中被烧掉了。
我记得，陶铸曾把朱总来广东视察时对广东各方面工作谈的意见整理印发，给干部学习；还根据朱总的意见办了个华侨投资公司。朱总曾在军区礼堂对省委负责同志集体讲过话，可惜记录都在“文革”中被烧掉了。朱总到广东各处看后有感而发，写了一些诗，诗的手稿由陶铸同志收藏，“文革”中也不知去向了。
1954或55年，朱总从湖南来广东，省委派我去接。记得那时雪下得很大，压垮了电线杆，火车不能通行，等了两天才通车，朱总就约人到车上谈话。
《话说朱德》
对发展福建经济的关心 ——梁灵光
访谈时间：1985年7月30日
受访者：梁灵光，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受访时任广东省省长。离休前任广东首委顾问委员会主任
朱总司令1961年2月那次到福建视察，省委指定我向朱总汇报工作。我向他汇报了福建的工业生产情况和发展经济的设想。朱总听得很认真，听后谈了一些意见。我现在记得的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要重视对外贸易工作，发展对外贸易，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产品的数量，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打入国际市场，这样就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外汇，加强经济建设；二是除了发展工业外，强调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发展工艺品，这样既可增加就业机会，同时也可组织出口，赚取外汇。当时福建面对金门、马祖，被强调为地处国防前线，资金摊不到，项目排不上，发展工业有困难，成了沿海各省中经济最落后的省份。朱总根据当时情况，强调多发展工艺产品。现在看，朱总的这些意见都是很对的。
当时在福建同朱总有直接接触的有叶飞、刘培善同志。接待过朱总的还有：原省委候补书记郭良同志，现在上海；林修德同志，后来到了中侨办；王禹同志，原省委秘书长，现在福州。
《话说朱德》
我知道的朱老总（一） ——康克清
访谈时间：1983年7月29日。
受访者：康克清，朱德夫人，长征时是红军总部直属队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为八路军直属政治处主任，访问时为全国妇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二队的学员讲党史。第二队是以四方面军军高级军事干部为主编成的队，朱总专门向这个队讲了党史课。他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情况，结合学员们的思想，讲了党的历史，以启发学员们的觉悟。不知当时的讲课提纲和纪录能否找到。当时参加这个队学习的还有张震等同志，必要时请访问他们。
（二）长征中同朱总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手段很恶劣，组织人员公开斗争总司令。暗中还怀有杀机。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样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到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他反复说明：北上我是举过手的，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不能同意南下，不能再举手，我不能反对毛泽东同志。我只能服从一个党中央。无论他们斗得怎么凶，朱总始终坚持原则，不让步。那时有人说，你想北上那你就走吧。朱总说：我不能走，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我是党派来的。你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当时我要求派我去找党中央。朱老总说不能去，因为一离开部队，就很可能被杀害。
那时，张国焘实行愚民政策，歧视和迫害知识分子（其实张国焘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那时我们还是能插上一支钢笔的），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带上一个眼镜，那就更糟。有一次，朱总对我说：廖承志无论如何不能被杀害，他将来能起大作用，要想办法救他出来。我问朱总起什么作用？他说：搞统一战线。他的作用别人是代替不了的。他叫我想办法了解廖承志的情况。我和老总都没有同他见过面，不认得他，只知道他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于是我就想方设法寻找他，打听他的下落。那时我在总部工作，廖不同我们一起。我故意在行军中掉队，越掉越远。这事被张国焘的保卫局的人发现了，就追问我为何掉队，说给你配了一头牲口，你为何掉队，是否别有用心？我回答，走得累了，就是掉队。到阿坝，他们就传讯我，就在保卫局的驻地喇嘛庙二楼。坐着，也没有人找我谈话。远远地看到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走来走去，我以为就是廖承志，后来才知他是罗世文。一个多小时后，就叫我回去了。后来，在炉霍道孚，张琴秋组织文艺活动，当时有李伯钊、廖承志、朱光等。这以后，我就认识了廖承志。每次开大会，廖承志和朱光同志都是记录。廖承志多才多艺，他还会画画，张国焘需要这样的人，所以不能不用他。后来廖承志终于被保护下来了。那时老总已看到廖承志的作用。
（三）朱总善于团结人，爱护人。50年代李伯钊同志被错整，她向朱总诉说自己的苦恼。朱总安慰她：“好人说不坏，坏人说不好”。伯钊同志听了这句话，很觉安慰。现在还常提起这件事。“文革”中，我被戴上“走资派”帽子。我对老总说：我也成了“走资派”。那时老总是“黑司令”，我是“走资派”。他坦然地说：“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他又说，“不要紧，定‘走资派’越多，越不是‘走资派’。形势总不会这样下去的”。我听了他的话，心里也得到安慰。朱总的话不多，但是一针见血，说到问题的实质。当时还听说要把我们赶出中南海。我问他，他说：有可能的。后来果然把我们赶到广东从化。
（四）“文革”中，造反派批斗我，要我承认是“走资派”，还要我交待朱总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我回答我不是“走资派”，我和朱总都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说，朱总同毛主席一起战斗了几十年。“文革”时期，在江西南昌纪念馆展出一幅井冈山会师的油画，画的是毛主席同林彪会师。我说：那个人（指林彪）是谁啊？跟林彪走的人瞪着我，我还是说，那个人是谁？造反派斗争我时，也要我说井冈山会师是毛主席和林彪会师。我说：“这不是事实，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带领湘南起义后的部队上井冈山的。”“文革”中，还有人造谣说，成立了个什么党，在什么地方开过会，朱老总当了主席，还有其他负责人的名单。老总看了这个传单，笑了。我问他为什么笑，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
（五）林彪第一号手令，即所谓战备手令下达后，朱总不相信是什么备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
（六）朱总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他带部队一辈子，对此十分谨慎。他常说，部队是拿枪杆子的，可不能出乱子。他自己组织纪律性很强，并经常教育部属一定要服从党的领导。
（七）朱总历来是顾全大局的，无论遇到什么委屈，他都泰然自若，不自己懊恼。自上井冈山以来，在党的领导层中，他从来不轻易评论人，有话总在桌面上讲。
《话说朱德》
我知道的朱老总（二） ——康克清
访谈时间：1985年7月17日。
受访者：康克清，朱德夫人。离休前曾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5年12月，朱总参加上海会议回来后，说话比较少。吃饭时，我发现他常常停住筷子，沉思、摇头。当时，我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看他这个样子，我也担心，就问他：“老总啊，身体不舒服吗？”他摇头不说。饭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就不要多问了。”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我听了觉得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后来中央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通知下发后，我才知道朱总当时忧心忡忡的原因。但是，朱总始终没有同我谈过罗瑞卿同志的事情，他的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
朱总这个人很直，只要是党讲的，主席讲的，他坚决去做。但是，要做不通，他也会讲的，一次讲不通，就两次、三次地去讲自己的看法。有时在主席那里讲不通，就到总理，陈云同志那里去讲。总是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出来才行。
“文革”中，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审问我，要我交待所谓“朱德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我说：“我敢保证朱德没有反对毛主席。”他们问起办公共食堂的事。我说：“他讲的都是实话，公共食堂把粮食都吃空了，还能存在下去吗？”那是“大跃进”时期的事情，有一次我随朱总到东北去看了一个农村公共食堂。朱总问一个大队干部，食堂办得怎么样？村干部说，食堂把粮食都吃空了。朱总说：“当时办食堂是你们带头的吗？”他答是。朱总又说：“那你现在能把大家带回去吗？”意思是说，不要办食堂了。到“文革”时，这件事也成了“朱德反对毛主席的罪证”，真是笑话。
“文革”前，有人造谣说我和陈琮英、何莲芝、罗屏反对毛主席。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不相信有这个事。”朱总开会回来问我经常和什么人来往，我说同陈琮英等同志谈谈家常话，一是我们之间感情很深，在战争年代的困难环境里，共患难。二是在一起聊聊天，对我精神上也是一种安慰。结果，“文革”中就有人借题发挥，贴出“康克清反对毛主席”的大字报。中南海造反团还打电话给我，“勒令”我写检查。我说，没有这种事，即使有，也不能给你们写，应该给中央写，共产党员要有组织纪律性嘛！
1966年12月，中南海造反团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了我们家里，墙上、地下，到处都是。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造反派围在楼前，高呼着“打倒”“炮轰”的口号，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总还在玉泉山。我看他们这样闹，我也一边喊口号，一边说：“不好的人当然要轰出中南海。”他们一直闹得很晚才散去。
1967年1月，朱总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以后每天都要去看大字报。有的人利用一些生活琐事，借题发挥，说“朱德反对毛主席”。例如，有人批他种兰草是“资产阶级情趣”，是“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在庭园中种果树、种菜的指示。”朱总看到这个内容，就说：“种兰草有这个事。”他认为种兰草一可以美化环境，二可以调剂老人的业余生活，三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如果朱总能够活到今天，看到人们为了美化环境，栽草种花，一定会感到欣慰。朱总对大字报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他说，大字报的内容是我的就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就是谁的。
1967年初，妇联的两派都在斗我。朱总曾对我说：“你不要怕，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的。”于是，我每天乘电车到妇联去上班。总司令的话是对的，群众真正了解你了，就不会天天斗你了。
尽管当时形势很乱，朱总每周都要出去两三次，到工厂、农村去看看。看看工人、农民还生产不生产，看看水稻插上没有，看看果树被毁了没有，他最担心生产受到破坏。后来，有人造谣说朱总是所谓“‘中共（马列）书记’，到处活动”。他对此觉得可笑，说：“我外出活动，只是为了关心生产，看到庄稼，看到群众，我心里就会得到一种安慰。”
朱总受到批判后，很多活动受到限制，就连亲属来看他，也不准进，让他到西门警卫室去会面，他们就是这样对待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一号通令”下达时，朱总接到疏散到广东的通知，他问总理：“康克清是否可以和我一起去？”总理回答说：“可以”。朱总告诉我时，我说我还不知道呀。当时，任何事情都要通过军代表。我只好去找军代表，他们说不知道这件事，我让他们给总理打电话，总理办公室答复说可以一起走。这样，我才随同朱总于二十日乘飞机飞往广东。直到1970年7月才回到北京。
1975年1月的一天，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就把开会的内容和朱总讲了，我说：“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听了我的话，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县一级大多数是好的，群众还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的。这样看来，广大群众还是好的。”这些话，我在主席逝世后几天去看叶帅时对他讲过。那是1976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叶帅，他把我带进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将声音放得很大。他问我：“朱老总逝世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就把上述朱总对形势的分析那段话说给了他。他听后说：“唉，朱老总还有这样的分析。”从叶帅家出来，我又到聂帅家，和聂帅谈了一会儿，叶帅又来了，我知道他们有事要谈，就告别离开了。
朱总对军队的感情是很深的。50年代，他经常去看部队的军工厂，并提出应平战结合。他服从中央的决定，不再担任总司令了。后来，林彪诬蔑他“一天总司令也没有当过”。朱总曾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我当没当过总司令，他（指林彪）最清楚。”到了“文革”，他看到有些地方的军队也参加了武斗，很痛心。他说：“多少年来，我从未看到人民军队用枪、炮打老百姓，飞机可以随便调用，用这种狂轰滥炸的方式解决矛盾，怎么行呢？手里有枪、炮是不能轻举妄动的。”
“九大”时，朱总得了气管炎，喘得很厉害。会上，许多人围攻他，逼他作检查。他开会回来，也不说话，只是问我：“你认识吴法宪吗？”我摇头。又问我认识邱会作吗？我又摇头。他有些着急，说：“你怎么不认识呢！”我说：“本来就不认识吗？”他又问我认识不认识李作鹏，我说：“他不是当过你的警卫员吗？”接着，我问朱总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他摇着头说：“‘左’得不可收拾哟。”
现在挂在我房里的那幅“革命到底”的条幅，是朱总逝世以后，他的侄孙女婿为我复制的。
《话说朱德》
我知道的朱老总（三） ——康克清
访谈时间：1988年7月2日。
受访者：康克清，朱德夫人，当时任红军妇女团副指导员。长征时任红军总部直属个人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为八路军直属政治处主任，访问时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全国正协副主席。
第二次打长沙的事我不知道。当时我们三个女同志留在陂头，有贺子珍、曾碧漪和我。只知道队伍往南昌方向走，这是中央下达的指示，谁也不能反对。后转去打长沙，我们不知道是何原因，现在依我看，当时对敌人估计不足。感到打南昌打不开，就配合彭德怀同志二打长沙。长沙也没打开，撤下来后打开了吉安。朱老总事后未谈过为何要打长沙。只是在发牢骚时讲过不该打。当时湖南省委派人到朱老总那里去的，朱老总历来对党派来的代表是服从的。
关于朱德同志与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分歧我不清楚。李德到中央苏区来对外是秘密的，在内部是公开的。专门为他修建了一所独立的住房，住地与中央、军委形成一个三角地带。具体什么任务我不清楚。周恩来同志与他接触较多，这事伍修权同志较清楚，他是翻译。朱老总对上面来的人是尊重的，对党的代表多是服从。有不同意见也只是摇摇头。周恩来当时是负责军事的，他找李德比较多，斗争也主要是他。朱老总不多讲话，满意或不满意都不讲。当时我在基层当指导员，这些事情朱老总都不讲什么。关于朱德同志的高贵品德请其他同志讲较合适。先老总克己无私，愿牺牲自己利益照顾全体利益和全党利益。长征路上，朱老总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我是走在队伍的最后。在卓木碉朱老总生过几天病，发了几天烧，很快就好了。
1935年8月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过草地，朱老总率红军总部跟随左路军行动。从阿坝进人草地，部队准备过噶曲河，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无法渡过，要率部队退出草地南下。朱老总亲自到河边探试河水深浅，看能否过得去，他说能过得去。不同意张国焘的借口。这件事潘开文知道，当时他还不是参谋，是总司令的卫士长。在阿坝南下以后朱老总与刘伯承同志同住一屋。
朱总司令与史沫特莱的关系怎样，当时我在抗大学习，有些事情不太清楚。我曾问过一句：“你经常去史沫特莱处干什么？”朱老总说是去学习德文。史沫特莱是个好人，不是内奸。当时有人说她是内奸，强迫她离开八路军。我们得执行中央的命令。
关于朱老总与卫立煌的关系。我是随一二九师去前方的。到达五台八路军总部时平型关战役已经打过了。总部迁到洪洞后，我与朱老总不住一村，他随总部在马牧村，我住高功村，相距二、三里路。朱老总说卫立煌这人可靠。表面看，朱老总与卫立煌的关系不同一般，无话不谈。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朱老总回延安路过卫立煌处，卫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直至用到不能使用了，还专门交待要留下保存好。
1938年春，八路军总部从洪洞向太行山移动时，在安泽的古县与日军遭遇了，当时朱总司令身边只有约两个连兵力，都是通讯兵或警卫、伙夫、挑夫等老兵。直接指挥与日军作战的是刘鹏。具体情况记不清了。日军九路围攻时，八路军总部转移，渡过一条大河——漳河，当时刘伯承也在总部，与朱老总在一起，他对当时的情况概括说前有漳河，后有追兵。
1940年回延安以后，领导人之间没有明确分工，生产自给是朱总自己揽过来干的。开始的时候人们只知道在艰苦的环境中，你如果没有裤子穿，我若有两条，那就脱下一条给你穿。朱老总看到这种情况，整天找供给部长、军需部长反复研究怎样养活这么多部队。敌工委员会的工作朱老总也抓，对外称“反战同盟”。前些日子我去日本访问，当时“反战同盟”的一些朋友还认得我。朱老总当时的想法是：他出面多做些事，可以让别人节省点精力，多做点别的事情。
延安整风时，关于整风的情况，朱老总从来不对我讲。当时，很重视在路线斗争中靠在哪一边。有人开玩笑，让我问问朱总是靠哪一边的，我真的问了，他说：我是始终靠着党的。
朱老总与毛主席的关系一直很好，对毛主席很尊重。有时意见不一致，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过后就过去了。有时开会开得很晚，常常开到天亮，往往毛泽东、周恩来是非常有劲，一直说个不停，其他人都是听着。朱老总到时就要睡觉，后来大家对他要求到十二点就可回去。
许多事情总是大家一起做的，集体创作。讨论时有争论，但最后一致了。要分哪个对、哪个不对，谁早提出，谁晚提出，很难。
《话说朱德》
朱德早期诗词及其思想历程——庹平
本期《党的文献》发表的朱德诗词12首，是从作者1906年至1926年期间创作的40余篇早期诗词作品中筛选出来的，绝大部分没有正式公开发表过。认真研读这些诗词，颇感其是研究朱德早年思想历程的珍贵史料。本文仅就朱德早期诗词及其思想历程作一初步探讨。
一、朱德1906、1909年的诗词反映他在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前就忧国忧民，并立下投笔从戎以求拯救国家的宏伟志愿
朱德1906年和1909年分别作了《顺庆府中学堂留别》和《赠诸友》两首诗。追溯这一时期朱德的思想轨迹，就能进一步理解这两首诗反映朱德在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前就忧国忧民，并立下投笔从戎以求拯救国家的宏伟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