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群众经济”。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就认为，解放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仅仅依靠政府有限的财力、物力是难以适应形势需要的，而蕴藏于民间的经济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因此他强调，“发展经济要动员广大群众自己起来干，光靠公家是不成的”，“要使他们有长期打算，好好发展生产，”⑧《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15页。从而有效地推动群众个体、集体等经济成分的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经历长期战争后的中国，国民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经济建设任务更是极其繁重。所以，充分释放民间的潜能，发展群众经济仍然十分必要。一方面，要在一定时期，允许和鼓励民间个体经济的合法经营⑨《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页。“旺季忙、淡季闲”。同时，为了克服个体劳动者“生产分散、资金缺乏、工具又少又落后”，“生产极不正常，⑩《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页。等缺点，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对于国家无力经营的项目，应允许群众开发经营。如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国家不能统得过死，“对于藏量不大的、分散的、国家又无力开采的矿产”，应当允许“地方政府组织手工业、农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多余劳动力和资金来开采”，这样合理地利用分散的矿产资源，“让地方和群众去开采，对国家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354页。
再次，发展经济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相信群众的智慧朱德强调，各行各业都应如此。在手工业方面，他认为："全国手工业者有一千名万人，其中有不少骨干与积极分子，只要向他们讲清怎么办合作社以及合作社的前途等，管理由他们自己来组织就可以了，并不一定要给他们派社主任"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页。 “手工业合作社要依靠群众去办，不要少数人包办”，“下面有许多有本事的人，还没有被发现，只要依靠劳动群众，事情就一定会办好。”③《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页。在农业方面，“一个生产队几十户……怎么搞法由他们自己做主。这么搞，他们就努力，出勤率就高。”④《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390页。地方党政部门不要把大小事务都揽在身上，“要相信农民会种地，你何必管那么宽。”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390页。
实事求是的原则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是朱德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领导经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反对经济生活中的“左”倾冒进错误，主张尊重经济规律。针对1953年开始的手工业社会王义改造中的教条、僵化之风，朱德认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大力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但是，要“正确估计到主客观的情况，反对急躁冒进的情绪”，“要防止盲目地强调集中生产，盲目地将小社并为大社，盲目地要求机械化，以及订立许多繁杂的制度等”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 “不要一开始就要求太高，应该放宽尺度，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与可能以及手工业者的要求，采取不同的形式加以组织，绝不要规定一个死格式到处硬套。”⑦《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又一次平重地泛滥开来。对此，朱德多次通过不同方式表达自己的忧虑和不安⑧《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1页。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应该搞，问题是要稳步地、实事求是地搞好，干了一件事再干一件，不搞盲目的积极性，不能做不到的偏要做，强迫命令、惩办主义，那一套'左'的歪风要痛改。”⑨《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390页。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贯彻农轻重的发展方针时，他强调，“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上头来个大计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⑩《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0～391页。
其次，发展国民经济要从国情出发。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对此，朱德认为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一定离不开基本国情，在着力发展现代化工业的同时，要充分发展中国的特色经济，如手工业生产。他强调，“不要以为全国胜利已经到来，就完全是大工业生产了，手工业就完全垮台了，因此就不去学习发展手工业生产的知识，等待大工业来临。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1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页。手工业生产对于方便群众的生活、增加人民收入和增强国家的出口创汇能力都有重要作用。再如发展山区经济，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山区占国土总面积三分之二的国家，山区自然资源异常丰富。因此要通过改善山区的交通运输等条件，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开发山区，进而利用山区的富源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如果不把山区的富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另外，朱德还立足国情，提出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经济职能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地区差异显著的大国，地方经济部门不能不加区别地概由中央直接管理。例如，就机械工业而言，“中央对地方的机械工业不宜统得太死，不要把稍微像样的机械厂都收归中央管理”，“应给每个省下放个把像样的机械制造厂，……或者把某些中央管理的机械制造厂划出一部分任务交给地方支配，”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页。这样才能解决地方工业发展中的困难。
再次，用辩证统一的观点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和问题。例如，关于分配与发展的关系。朱德针对建国前后在公营企业出现的只注意提高工人工资、不注意公共积累的现象，多次强调，党和政府应该尽一切可能为职工谋福利，必须保证工人阶级的最低生活水平，但是，必须以不损害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为前提，“工人阶级生活之改善只有在发展生产中才有可能。”而目前的许多国营企业相当困难，“是在国家津贴的条件下，勉强维持生产。许多企业因为生产成本过高，根本不可能与外货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最低生活是要保证的，但是，除了保证工人的最低生活、说服教育工人艰苦斗争渡过难关以外，如何能提高待遇、增加工资呢？”③《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5～266页。如果不注意发展生产，增加公共积累，而“斤斤于改善工人生活，那是自杀的政策”④《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5～266页。。
另外，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理性认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面对着长期封建、半封建统治造成的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局面，朱德客观理性地认识到，在一定时期内，适当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的必然要求。早在建国前夕的1949年7月，他就指出：”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存在和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当前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之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不仅应该把国营经济看做是自己的财富，也应该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看做是自己所领导的国家的社会财富。”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3页。尽管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及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私有制，但是随后发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功听带来的惨痛教训，使朱德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社会还远远没有到了消灭私有制的时侯。结合批判农村大兴公共食堂的歪风，他指出：“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让农民在家吃饭，“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他强调，“要总结历史经验，做好工作，不能割断历史，不然要吃亏的。”⑦《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390页。
经济效益的原则
注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也是朱德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并且体现于他对社会经济各领域发展的基本看法上。
在国有工业方面，他指出，“我们所有的公营企业都应当实行发展壮大的方针，做买卖要赚钱，工业要扩大”，“现有公营工厂，只要不赔钱的就要开下去。”⑧《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15页。关于交通运输业，他强调要组织剩余劳动力把道路修好，“如果把道路修得很好走，每人每天可省出很多时间用来生产，可以增加很多产品，汽车也可以省很多汽油。”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而在山区的运输中，他要求要尽量避免单向运输的浪费现象，并批评“康藏公路上的回头车，常常是空的，不懂得带一点回头货”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2页。。在商业方面，他重视经济效益，避免亏损现象，他说：“公营商店应该发展壮大，应该赚钱。商店的资金要越积累越多。”③《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在金融业方面，他同样突出“效益”二字，主张“凡是能开展银行业务，能够赚钱的地方，就可以设立机构。”④《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在发展山区经济方面，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他特别强调发展加工工业：“许多东西拿到城里去加工，运费就贵得多，如果就地加工，那就便宜得多了”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1页。。
可见，注重经济效益是朱德在领导经济工作过程中一贯的思想。而关于如何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他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主张：
首先，要充分调动各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是提高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的主观前提。他提出：“国家应该采取尽量鼓励发展生产的政策，充分动员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的积极性，动员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积极性以及合作社社员家庭的积极性”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页。为此，一方面要通过党组织、工会对群众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以提高他们的“自觉劳动热忱”⑦《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提高生产。另一方面，要不断努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让他们占有必要的生活资料；要保证群众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不能安居乐业，如何增加生产？……只要大家有了饭吃，而且逐步得到改善，怨气也就消了，”⑧《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390页。生产积极性也就容易调动起来。
其次，要动员人民群众加强学习，不断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一方面，要不断学习新技术，提高生产水平。早在1947年，朱德就提出要把解放区的工厂工人动员和组织起来，“学习技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⑨《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15页。1948年，在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他强调，“妇女干部要学习生产知识、学习农业、工业的生产技术，”⑩《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页。还要学习发展手工业生产的知识，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针对建国前后不少公营企业“管不好”、“不会管”的问题，他强调“经营要改善”，并呼吁工人阶级在企业中要“学习经营，学习管理，提高政治，提高文化”(1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3页。。
再次，党和政府要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决策与领导，依法有序地保障经济工作顺利运转。党的正确领导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根本保证，所以朱德指出：“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无论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和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工作，都应该在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进行”(12)《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7页。而党对经济工作的富有效率的领导，一方面取决于宏观经济决策的科学性，例如，关于兵工生产如何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朱德认为，为避免党在和平时期军工企业开工不足，人员、设备严重闲置、浪费的现象，中央党政有关部门应“从速共同研究一个合理而又可行的万案”，“要想办法做到能够把二机部所属各厂的设备充分利用起来。”(13)《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3页。另一方面，党的经济领导工作的成效，也与经济法规是否健全、是否依法管理经济直接相关。因此，朱德十分重视经济工作中的法制建设，他说：“要把合作社办好、还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建立好领导机构，订立章程、条例，照章办事，‘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14)《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页。对于经济生产中的“粗制滥造、偷工减料”等不法现象，要“依法制裁”(15)《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页。。
应该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朱德经济思想显现出时代的局限性，但是，蕴含于其中的上述基本精神则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市公用局党校、安徽铜城中学）
天津党史 2000年1月
朱德五六十年代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可贵探索 ——徐黎
朱德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而且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杰出的领导人。本文仅就他五六十年代对新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作一概述和分析，以纪念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贡献。
财政：主张建立四级管理体制
建国初期，我国的财政实行的是由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的确立有效地保障了中央政府对全国财政的管理，特别是对恢复全国经济、支持抗美援朝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财权集中在中央，地方各级政府想办一些事，就没有财力，同时，也影响了地方政府税收征收和办工厂等的积极性。朱德对财政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对财政体制的改革意见早在１９５２年７月他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中就提出过。他说：“关于地方财政，不要统得过死，否则会限制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①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他在全国第二次民政会议上又说：“最近一个时期，在财政统一上所发生的统多了、统死了的错误，相当地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权的积极性，因为想办事没有钱，这是不利于发展生产的。”②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他又一次强调要改变财政由中央集中统一收支的管理方法，“要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③１９５６年８月，朱德在《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一文中也指出：“要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起码也应该先把中央和省（市）这两级划分清楚。至于省（市）以下的那两级，可由省（市）量力而行，能划分下去的就划下去，不能划下去的就由省（市）暂时包起来。”④
１９５７年４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视察鄂、桂、粤、滇、川、陕的情况。在“关于体制问题”部分中，他对我国实行的财政、计划、工业、贸易等方面都统一于中央集中的高度集权体制提出要改革。他写道：“关于体制问题，中央虽已作了‘今年试办，明年实行’的原则上的决定，但大多数省市觉得中央去年发下去的方案仍然不能很好地解决地方上的困难问题，主要是财政上仍有许多限制。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我以为财政、计划、工业、贸易等方面的权力都应该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机动之权。如国营企业利润和外汇的超额完成部分，地方有提成的权利；商业不必一条鞭鞭到底，省市专县都有办商业的一定权力；地方财政超额完成或节余部分，地方有动用或提成的权利等。目前能够下放的就应该下放，不必等待；不便于下放的也应该实行双重领导，以便于地方同中央能够协同一致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⑤对于财政体制问题，朱德在报告中写道：“体制问题的中心问题是财政问题，应下定决心把财权下放，不要害怕放下去以后拿不上钱来。放下去的初期，一定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可能出现一些困难情况，但同样可以预料，财权下放以后，地方上就有胆量来办更多的事，从而就有可能使工农业和各项生产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而随着生产事业的发展，中央通过税收等各项办法所能拿到的钱将会是更多而不是更少。财政如果不下放，中央可能永远靠打算盘来过紧日子，下放以后，可能会逐渐宽裕起来，而且随着某些事业（如文教卫生等）的同时下放，中央的财政负担也可以减轻一些。”他还指出：“财权不仅要下放到省市，而且还应当考虑下放到县，逐步把三级财政（中央、省市和县）建立起来，将来再视条件逐步下放到乡，以建立四级财政。”⑥从上可以看出：朱德对建国初期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不但提出了批评，而且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步骤。他同时也是中共党内较早对其弊端提出改革的领导人。
工业：主张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新中国诞生后，由于没有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因此，只有学习、模仿苏联的做法。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强调中央集权，把财力、物力都集中在中央，来解决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所急需的资金，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什么都集中在中央，因此，过多、过死地限制了地方、企业积极性的发挥。
朱德对这一问题认识得较早。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他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不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⑦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七年的经验。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利益。”⑧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是对朱德探索这一问题的肯定和支持。不久朱德又深入实际调查，他针对工业的管理体制，主张部分工业管理权应下放给地方。１９５６年５月，他视察山西的工业生产后，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今后中央有关部门最好把一些小煤矿及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小矿和小型炼铁炉让给地方去搞。地方工业利润问题，请中央考虑能规定一定的比例给地方，在中央全盘计划下，把利润主要用在发展地方工业上，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⑨６月，他到辽宁省视察工业生产情况，回京后他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上边统得太死”，“我认为国营工商企业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实行双重领导最合理。”８月，他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这一问题作了许多重要发挥，再一次强调了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的重要性。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中共中央提出的要解决好中央高度集权制问题，虽然已传达下去，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朱德看到中央对地方仍然统得过死，管得过紧，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于中央。他在１９５７年１月对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工业一定要下放，否则，地方上什么都找中央不得了。只有下放，中央才不致当“怨户”。地方财政一定要划分出来，否则，地方上年年当“长工”，积极性起不来。放下去造不了反。４月，他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地的工业表明，中央对地方的机械工业统得过死，把稍微像样的机械厂都收归中央管理，搞得这几个省没有一个像样的机械制造厂，机械工业不能满足地方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需要，有的地方有时甚至必要的机械修理都发生困难；在矿产资源利用方面，这几个省都是比较丰富的，有金、银、铜、铁、锡和其他稀有金属，问题是国家对这些资源统得太死，地方和群众都没有活动的余地。
对于地方没有像样的机械工业和矿产开采权问题，应该怎样处理呢？朱德提出：对于藏量大、宜于利用现代化设备进行开采的矿山和特种稀有金属等，由国家统一计划开采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但是对于藏量不大的、分散的、国家又无力开采的矿产资源，我认为应当允许地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采，但必须保证国家矿山资源不被破坏和浪费。
朱德在强调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建议中，特别强调要改变什么事、什么权都集中在中央的高度集权的工业管理体制，要在工业管理上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地方和企业。以上也可看出，朱德较早地发现了我国５０年代工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统得过死”、“高度集权”而制约地方和企业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弊端，也提出了一些“下放权力”、发挥地方和企业活力的措施和办法。
商业：主张放开集体、私营商业
建国头几年，我国不但在工业建设上照搬苏联模式，而且在国内贸易中也照搬苏联模式。朱德对在商业体制上存在的严重超越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而采取“统管”的状况，主张要放活一些，要让合作社和个人自己去办，国家不要在这些方面管得过细。１９５５年１月，他在视察广州时说：“像蔬菜、水果这类东西，要放开，让合作社去办，可以养活很多人。”又说：“经济是国家的命脉，要流通。经济流通了，国家才能发展。”⑩１９５６年５月，他对建工部副部长宋裕和等人说：“有些小商品生产还是让给合作社去搞比较好，不能收为地方国营。”他还指出了合作社的集体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他说：“并不是什么都交给公家搞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社搞的集体经济不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吗？”“否则，一方面国家要吃亏；另一方面对群众也不方便。”[11]从而纠正了部分人认为合作社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错误认识。
８月，他又指出，将集体经济“收归国有”，其弊端是给国家增加负担，而且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他说：“如果全归国家所有，一方面商业业务复杂，涉及面很广，上至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国营商业很不容易领导起来；另一方面在工资、福利、修建等问题，也存在着很大困难……国家很难全部背起来；再一方面，是失去了群众的监督与关心，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12]朱德在５０年代中期就对我国在商业体制上存在的弊端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并提出其改革方法是“放开”。这不但说明了朱德对我国国内贸易十分关心，也说明了他对我国经济流通有独到见解，对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对于如何搞活国营商业问题，朱德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１９６２年９月６日，他在看了《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草案）》后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信，提出了在商业体制上应想办法改变不统则乱，一统就死的状况。他说：应该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促生产和流通。改变过去那种“不统则乱，一统就死”的状况。下旬，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以纠正前几年在商业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重新规定了商业的性质等，还提出了今后我国商业发展的方案，从而肯定了朱德的建议。
外贸：主张宏观统一、微观搞活
建国以后，我国的外贸体制是按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其特点是：国家垄断外贸，强调中央集权，由国营外贸公司独家统一经营，基本上采用计划管理和行政干预的方式。这套体制在建立外贸之初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外贸的发展，特别是外贸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后，这种体制就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就越来越不适应外贸的进一步发展了。
对此，朱德在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后，向外贸部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要进行外贸体制的改革，以鼓励多生产、多出口。１９５３年６月，他对外贸部部长叶季壮说：要给地方一定的机动性，鼓励他们多生产，多出口。１９５７年４月３日，他对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国家可以同地方订合同，规定出口物资的数量、质量。国家专业公司一般地不设在县级以下。中央不能集中得过多、过死，要使地方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这样就能够办很多事。”[13]４月１８日，他视察了广东、广西、云南、四川、陕西等省后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要减少经营管理环节，允许产地基层单位直接同外贸系统挂钩……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行商走贩收购山区物资；恢复过去的山货行栈和重点建立加工整理部门。”[14]１９５８年４月，他在视察了浙江、上海、江苏等省市后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明确提出要改革外贸体制。他在信中写道：“外贸体制方面，条条集中的权力过多，希望能在中央的统一计划、统一出口价格的领导下，多下放一些管理职权，内贸外贸搞成一套，不要多一层买卖关系，并且统一核算手续。”５月，他又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外贸工作方面应该改进外汇分成办法和改进贸易体制。”[15]１９６２年１月，他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山东组又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外贸工作中的集中与分散，宏观与微观，生产与外贸等关系。使我国的外贸体制在集中和自由、分散和统一中找到最佳结合点和结合方法，以便发挥宏观与微观之长而克服两者之短，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推动外贸事业的发展。可以看出，朱德对外贸体制改革提出的建议的思路是：要坚持集中和统一的原则，在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对外的三统一原则的前提下，性减少管理机构、下放管理权力，以发挥地方政府、地方外贸部门和商业部门以及外贸企业的积极，对内鼓励竞争择优，对外形成统一集团，以形成宏观上统一、微观上搞活的新的外贸体制。
实践证明，朱德提出的改革外贸体制的建议等思想，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切实可行的。在朱德的关心下，在全国外贸部门的积极努力下，我国的外贸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较快的发展。朱德提出的宏观统一、微观搞活的体制，至今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仍具有指导意义。
企业：走托拉斯生产经营之路
朱德不仅十分重视工业、财政、内外贸易体制问题，并对其提出改革建议，而且，也对企业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过初步探索，提出用建立托拉斯经济组织的方法，来解决用行政管理工业企业产生的弊端。
６０年代初，我国工业企业的管理体制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按行政区划划分经济区域，使同一行业的企业分别隶属于中央或地方各级不同部门领导。由于分头管理、分散经营，重复建设现象十分严重。其中绝大部分工厂规模小、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经济效益十分差。但在地方保护主义下，这些落后的企业不但没有关、停、并、转，反而继续生产、经营。这些工厂的存在一方面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影响原材料对国家重点企业的供应，另一方面造成大量的低劣产品的积压。这些行为严重地冲击了国家计划内的任务，打乱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由于企业隶属关系不同，相互间缺乏合理的分工与协作，从而建立起许多“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工厂，不少设备和技术力量分散使用，各不配套，生产能力都得不到充分发挥，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
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５日至７日，朱德在视察石景山钢铁公司时，明确指示：“你们可以考虑搞托拉斯”，“包括铁厂、钢厂、化肥厂、矿山等等”，都进行“联合经营”。[16]朱德提出的用建立托拉斯来组织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指示，并不是即兴而发或对中共中央、刘少奇提出改革用行政办法管理工业的指示的表态，而是他长期关心我国工业经济建设、企业发展的继续。１９１８年４月，列宁首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先河，提出俄国在经济建设中可以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托拉斯组织形式来组建、经营俄国的工业。朱德２０年代初留学苏联，学习过列宁的这一理论。因而，当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前，他在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就提出在解放区，要在企业中组建托拉斯的指示。他说：“将来冀中区还要设一个大的托拉斯，……我们非设不可。”其原因是：“因为社会上需要它。”[17]当刘少奇、朱德提出要用托拉斯经济组织形式来解决按行政管理企业的办法后，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１月，听取关于工业交通会议及试办托拉斯等情况汇报时说：“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方法，不好，要改。”[18]这实际上是同意、肯定了朱德建立托拉斯的想法。从１９６４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国在工业、交通、卷烟等行业建起１０个托拉斯。如中国烟草工业总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中国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等。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后，组建托拉斯的试点工作才被迫中断。当时，我国组建的托拉斯是全民所有的、全国统一计划下的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国家直接同托拉斯发生计划管理、资金调拨、上缴税利等关系。托拉斯按本行业的特点，根据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实行统一管理，这就克服了企业经营分散、各自为政的现象；便于统一调度，加速物资周转，节约了流通费用；统一合理安排人、财、物，提高了经济效益；精减了机构，减少了管理层次等，从而克服了单纯用行政手段管理企业而产生的弊端。
综上所述，朱德在五六十年代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探索，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对当时体制的调整有一定积极作用，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全面、深入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作者：四川《毛泽东思想研究》编辑部副编审）
注释：
①[11][13][15][16]《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６３，４０３，４１５，４３１，５１７页。
②③④⑦⑨⑩[12]《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６１～６６２，６６２，６６３，６６２，６６２，６６２～６６３，６６３页。
⑤⑥《文献和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７期，第６页。
⑧《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２９页。
[14][17]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５１，２１７页。
[18]《党的文献》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第２１页。
《党的文献》2000第1期
大度自然是英雄 ——朱德元帅的度量——项东民 安熠辉
朱德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功勋卓著，高山景仰，其博大、质朴、崇高、豪迈的伟大人格，为世人所钦佩。特别是其汪洋大度，宽厚过人的度量，更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陈毅元帅曾有诗赞日：“温温不作惊人语，大度自然是英雄。”
在朱德元帅一生中，曾遭受过排挤、打击、误解，其中林彪对他的几次攻击，更是反衬出两人截然不同的品质、境界。
毛泽东、朱德产生了分歧，林彪推波助澜，写信指责朱德“吹牛皮”，“拉拢部下”。37年之后，林彪一伙篡改历史：朱毛会师成了毛林会师。
1928年4月，林彪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实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朱毛会师。之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当时的林彪担任营长。
在此之前，林彪从1926年7月黄埔军校毕业参战至井冈山会师尚不到两年时间，起初在叶挺独立团担任见习排长、连长，之后在朱德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南昌起义。可以说，无论从资历还是职务，林彪都无法和朱德相提并论。朱德对这位连长也不是非常熟悉。然而，性格内向、孤僻的林彪却总爱挑朱德的“毛病”，平时便常散布一些流言蜚语，将朱德的平易近人指责为“拉拢部下”。
1929年，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由于军队成份复杂，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内部曾发生了一场有关建军原则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和朱德产生了一些分歧。朱德一方意见认为：“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甚至认为前委是“书记专政”，主张成立军委；而毛泽东一方的意见是：军队指挥需要集中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更有利于作战，设军委实际是“分权主义”。
6月8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尚未解决的分歧。会议召开3小时前，林彪派人飞马送给毛泽东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另外，林彪的信里还用了“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语言，矛头直指朱德。
会前，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面对林彪这封带有恶毒攻击性质的信，朱德神色十分坦然。会上，林彪又站起来发言，说他的信是专门为军委问题而写的，然后对着朱德横加指责，说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企图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羁绊”。
朱德心怀坦荡，问心无愧，对林彪的诬蔑不屑一驳，只是对一些可能引起“误解”的问题，作了必要的解释。他说：“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是‘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又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官兵混在一起，这不是拉拢下层，搞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下面情况。”
林彪的恶毒攻击和朱德的宽怀大度形成鲜明对比，引起大家对林彪的反感。1929年6月，红四军在陈毅主持下召开“七大”，陈毅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林彪，说林彪写这样内容的信“是不对的”，警告他“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批评信内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量。这是错误的。”
如果说，当时年仅22岁的林彪写信并无险恶动机，纯粹由于幼稚冲动而为，那么37年之后的所谓“毛泽东、林彪会师”则不能让人原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重权在握的林彪肆意篡改历史，把众所周知的朱毛会师，说成是他和毛泽东会师，朱德的扁担也成了“林彪的扁担”。
1970年，萧华在拜访朱德时，愤愤地谈起林彪这一恶劣行径。朱德摘下老花镜，淡淡地说：“在井冈山的时候，他林彪才是一个营长哟，怎么能说井冈山是他林彪和毛主席会师呢！历史就是历史，他们胡闹是不行的。”
“九一三”事件后，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问朱总司令：“小时候我们对《朱德的扁担》记得清清楚楚，怎么后来忽然跑出个林彪来？他们那么胡说，你怎么不吭气呢？”朱德意味深长地说：“哎，叫我说什么呢？历史就是历史，是非自有公论，这些事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不是也知道嘛，我还讲他干什么？我只能维护党的团结。”
朱德的一篇《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却引来林彪所谓“违背政治原则”的攻击，朱德一笑置之，雷英夫惊叹：“您的'海量'确实世间少有。”
1943年8月18日，朱德的一篇重要文章《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在《解放日报》军事副刊上登载。文章是由叶剑英的军事秘书兼军事副刊编辑雷英夫起草，朱总司令审阅、定稿的。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主张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军事教育，要从实际出发，注意掌握良好的技术。文章中说：“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掌握技术，把旺盛的士气同掌握技术结合起来，那么我们的士气必会更加高涨，作战能力和信心必然会更加提高，给敌人的杀伤必然会更大，自己的损失则更小。”
文章观点正确，符合实际情况，本无可非议，但没想到会引起林彪的注意。1943年底，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林彪说：“《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这篇文章是单纯军事观点，违背我军政治原则。”
林彪的话，锋芒所指不言而喻，而他所谈到的单纯军事观点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多次批评过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
会后，林彪将雷英夫叫到八路军总部，对着雷英夫拍着报纸训斥：“刚才我在会上已经批评了这是单纯军事观点，是缺乏政治原则考虑的。”林彪声音不高不低，却异常严厉，他表面上在批评帮朱老总起草文章的雷英夫，实际上矛头直指朱德。
雷英夫被训出一身冷汗，他没想到一篇文章会闹出这么大个问题，感到十分害怕。从八路军总部出来，雷英夫直奔朱德和叶剑英办公地点，汇报了林彪的训斥。他为朱德遭受攻击而倍感内疚，不停地向两位首长作自我批评。
没想到朱德听完后，坦然一笑，告诉雷英夫：不要害怕，在我们党内军内，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没有关系，真理是驳不倒的，谁手里有真理，历史自有公论，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其实，朱德对什么是单纯军事观点是最清楚不过的。雷英夫起草的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则错误。
朱德的一番话，使雷英夫一颗悬着的心落到肚里，如释重负。他对朱德如此宽阔的胸襟由衷赞叹：“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赞扬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您的‘海量’确实世间少有。”
朱德虽然胸怀开阔，待人大度，但并不放弃原则上的斗争。1945年4月，朱德在中共“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严肃指出：“过去我们军队中，有不尊重体力和技术的倾向，似乎以为军队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够了，这是错误的。”“我们有了政治觉悟再加上体力好，技术好，就可以打更大的仗，更少伤亡。”这些话对林彪的无理攻击是一个有力的答辩。
庐山会议后的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着朱德的鼻子说：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你很不老实，有野心，总想当领袖……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其中在谈到食堂问题时，毛泽东提到了朱德。他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有人对食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