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立刻意识到主席在批评他，因为他在中南组会议上曾说：食堂“全垮了也未必是坏事”。
8月1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常委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彭真、贺龙、彭德怀等人。这次会议继续对彭德怀进行了批评，气氛相当紧张。会上，朱德首先发言。他在批评彭德怀时，态度温和，只就信的内容而谈，没有“击中要害”，结果话没讲完，毛泽东抬起腿，用手指划着鞋面说：“隔靴搔痒，未抓到痒处。”毛泽东话音刚落，林彪便抢着发言。林彪虽然上山较晚，但政治性十分敏感的他却非常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他的话可谓击中要害，林彪说：“他（指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庐山会议结束，林彪取代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长。
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彭黄（克诚）”的“反党罪行”。会上，朱德也被视为右倾被迫作了检讨。
在批判朱德时，林彪显得尤其积极。在9月11日的全体会议上，当着上千名与会者的面，林彪在主席台上指着朱德说：“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你很不老实，有野心，总想当领袖”
林彪的无耻诬蔑攻击，使在座的将领们深感震惊，都替这位忠厚的老帅气愤不已。面对林彪的攻击和诬蔑，朱德心里很平静，他没有发怒，反而笑着对林彪说：“那就请你批评好了。”
林彪本以为朱德一定会大怒，没想到会对他说出这样一句话，竟一时语塞。
后来，朱德对康克清谈到他当时的想法，他说：“说我连一天总司令也没有当过，这没关系，这对别人一点损害也没有，只是否定了我自己。”
如此胸襟，除了朱德恐怕再无第二人。
十年内乱，朱德屡遭攻击，党和人民树起来的红司令竟然被林彪一伙诬为“黑司令”毛泽东说：“你是红司令啊！”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一篇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12月，朱德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参加上海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会上，李作鹏、昊法宪抓住罗瑞卿不赞成林彪的所谓“顶峰论”而对罗进行批判。
会上，朱德作了发言，他表示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提法。他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的，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此次会议，林彪没有参加，但他知道了朱德的讲话，并以此做为对朱总司令进行政治攻击的重要口实。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朱德在小组会上发了言，其中心思想是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朱德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完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书，非读不可，准备在一二年的时间读完，接下来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说到这里，朱德的话突然被林彪打断，林彪说，在1965年12月中央在上海的紧急会议上，朱德就不同意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提法，并以此攻击朱德有野心，说朱德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善于投机的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
面对国内的混乱局面，朱德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他不断呼吁，不要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一打成反革命就没有路可走了。他还呼吁，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
朱德忧国忧民的大声疾呼，非但未引起重视，反而被林彪、江青一伙视为眼中钉，1967年1月中旬，朱德被造反派进行了批判，住处也被包围了，大字报贴到了家里，一些造反派还公开喊出“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口号。
“中央文革”的造反行径，遭到老帅们的坚决抵制和批评，但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对此朱德坚决站在老帅一边，同“中央文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7年10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有人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对此，朱德正气凛然，他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怎么处理，主席有一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朱德责问他们，“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主席了？”
朱德的话未完，便遭到林彪集团成员的围攻，黄永胜诬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想当领袖”云云，而吴法宪不但攻击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还阴阳怪气地问朱德：“你在井冈山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黑司令，不是红司令。”谢富治在小组会上别有用心地说：“朱德同志从上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
更有甚者，1968年12月，谢富治等不择手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中国共产党（马列）案”。诬陷朱德、叶剑英、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几十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马列）。朱德是伪中央书记，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
面对这些无耻的诬陷，朱德说：“由他们造谣吧！毛主席、恩来最了解我，只要他们在，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是的，从井冈山会师起，朱毛之间便密不可分，没有谁比他们之间更可信赖了。早在1967年1月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毛主席就说：“朱德还是要保”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参加了中央军委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一见朱德便动情地招呼：“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这是对朱德最大的肯定。
朱德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 ——许先春
[摘要]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朱德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三大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他提出调整“死制度”、建立“活制度”的一系列构想：主张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工业管理体制上，主张将部分工业的管理权下放，在放权的同时还要让利；在商业管理体制上，主张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市场。反思“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形式，提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思想：为个体经济正名，认为“不承认个体经济不行”，“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明确提出了“保留私有制”、“对公有制是个补充”的重要思想。反思违背价值规律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主张实行经济核算：社会主义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搞平均主义；要实行经济核算，按价值规律办事。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很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在所有制结构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在分配方式上，忽视价值规律，平均主义严重。这些弊端严重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之一的朱德，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三大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1反思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模式，提出调整“死制度”、建立“活制度”的一系列构想
朱德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不是停留在感性直观上，而是从“制度”层面上加以认识，这就找准了问题的突破口。1953年11月，朱德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在财政统一上所发生的统多了、统死了的错误，相当地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权的积极性，……这是不利于发展生产的。”①1954年12月，朱德又说：“现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不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②他甚至明确地指出：“现在的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③1957年5月，朱德针对外贸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如果能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务包给地方，允许他们根据出口需要，直接向邻省组织某些货源，就会便于更好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这是一个有关体制问题，我认为在研究体制问题时，应该加以注意。”④这表明，朱德已把经济高度集中的管理现象从感性认识上升到“制度”层面，理性地认识到这是“体制问题”，要调整“死制度”、建立“活制度”。他提出了如下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
1．1主张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朱德对高度集中的苏联经济管理模式的弊端认识得比较早。早在1952年，朱德就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写信给毛泽东并转中财委，提出了自己的5条意见。朱德在表示自己赞同向苏联学习、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苏联模式”一味强调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不同意见。他说：“关于财政统筹统支问题，统倒好，包不了，而且也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⑤。可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之初，朱德就已认识到计划经济所固有的弊端。这充分表明了朱德的远见卓识。
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是经济管理中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经济管理的宏观政策，进而影响着微观经济运行的一系列决策。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展开，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朱德一再强调要改变从“苏联模式”中继承过来的那种中央过份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主张中央要适当放权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多次提出要贯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财政分级管理的方针，并提出了建立四级财政体制的设想。他说：“要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⑥他还指出：工业一定要下放，否则，地方上什么都找中央不得了。只有下放，中央才不致当“怨户”。地方财政一定要划分出来，否则，地方上年年当“长工”，积极性起不来。放下去造不了反⑦。
1．2在工业管理体制上，主张将部分工业的管理权下放，在放权的同时还要让利。按照苏联模式的做法，所有工业的管理权都集中到中央，地方无权过问，这严重阻碍了地方的生产积极性。那么，能不能把一部分工业企业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呢？1956年5月，朱德在视察了山西省的工业生产后，指出：“今后中央有关部门最好把一些小煤矿及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小矿和小型炼炉让给地方去搞。”⑧他认为，放权的同时还要让利，“地方工业利润间题，请中央考虑能规定一定的比例给地方，在中央全盘计划下，经中央批准，把利润主要用在发展地方工业上，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⑨1956年6月，朱德在视察了辽宁省工业生产情况后指出：“我认为国营工商企业中，中央各部和地方实行双重领导最为合理。”⑩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主导，不可能完全脱离国家的管理。应该说，国营企业实行“双重领导”的设想，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它对于我们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宏观调控”，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1.3在商业管理体制上，主张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市场。由于我国照搬斯大林的苏联模式，也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曾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此，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往往把商品生产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与社会主义制度绝然对立起来，对商品生产讳莫如深。朱德根据自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提出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他指出“要注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11)，并认为这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很重要”。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朱德的这些思想，表明他试图纠正那种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左”的错误观念。
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朱德已开始了探索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这在当时一些人极力强化计划经济体制的形势下，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1962年8月，朱德指出：“自由市场是农民的需要，开放自由市场利多弊少。既然开放，就必然有两个市场，两种价格。”(12)同年9月，朱德看《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草案）》后，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指出：“应该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促进生产和流通。改变过去那种不统则乱、一统就死的状况。”(13)朱德对经济管理如何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深入思考，以及他提出的“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的思想，是很有创见的。
2反思“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形式、提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思想
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朱德对所有制形式一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盲目追求所有制性质上的“大”和“公”。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德就提出了私人资本主义是国家的社会财富的思想。他在《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在发展公营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扶持私人工业的发展”。(14)在1948年华北工商业会议上，朱德提出要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他说：“我们是不怕私人资本的发展，相反的，我们是怕这些工商业家不发展。他们不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也会发展的更慢，并且使我们国家的税收也会减少，人民也就会多受苦。如果发展得快，那我们的国家生产事业可以很快地兴旺起来。”(15)朱德在此不仅鼓励发展私有企业，而且还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私有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生产、人民生活联系起来考察，认为私有企业的发展关系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与速度。1949年8月，朱德更加明确地指出：“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轨道内存在和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当前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应该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看做是自己所领导的国家的社会财富。”(16)在我党即将由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转变的关键时刻，朱德对所有制形式所作的这些思考，为我党制定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实践中，朱德的经济思想进一步成熟。尤其是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朱德总结了实践中的教训，在所有制问题上作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思考：
2．1为个体经济正名，认为“不承认个体经济不行”，“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朱德自始至终都主张实行“两条腿走路”(17)的方针，认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都要承认，不承认个体经济不行”(18)。朱德对个体经济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个体经营者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只要他们不从事违法经营，他们的个体生产是允许的。”(19)他还进一步指出：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20)社会主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党内有不少人从苏联模式出发，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因而出现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倾向，个体经济一直处于受打击压制的地位。在这么一种状况下，朱德敢于为个体经济正名，认为个体经济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显示了他追求真理的理论勇气和无所畏惧的求实精神。
长期以来，人们思想上有一种顾虑，怕个体经济发展多了，会影响到公有制的性质。针对这种思想状况，朱德说：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10年、20年不变。有人怕衣民富了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里，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21)这就从理论上分析了个体所有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论证了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前提下，个体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影响到公有制的主导地位，而且还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经济逐步发展的历程，以及我党对个体经济的科学认识和制定的正确方针政策，从理论上、实践上证明了朱德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2．2明确提出了“保留私有制”“对公有制是个补充”的重要思想。个体经济的存在是客观的，那么，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不敢正视这一实际情况、不敢承认它的合理性呢？原因就在于，我们还没有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解释，没有从理性层面上把握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朱德认为在我国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应该允许保留一定数量的个体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充分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形象地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22)“保留私有制”“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一精辟的概括和论断，表明朱德的所有制思想又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朱德的这种思想，是他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在总结实践的沉痛教训中才得出来的科学认识。正如他所言：“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存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们就不生产。……这是个极大的教训。”(23)
3反思违背价值规律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主张实行经济核算
朱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贯主张在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他多次强调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他是我们党内50年代就主张实行按劳分配，也是党内最早觉察到平均主义危害的领导人之一。
3．1社会主义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搞平均主义。从1949年到1956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在取得胜利的同时，一些人也滋生了一种思想倾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搞平均主义。针对这种倾向，朱德清醒地指出：“在由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后，由于我们宣传不够，不少人往往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现在既然进入社会主义了，一切困难都可以靠国家和集体来解决。他们说：‘生产听锣响，吃饭找社长。’这种想法是错误的。”(24)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是什么‘吃大锅饭，”。(25)
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后，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村村大办食堂、处处吃大锅饭的局面，家畜果树锅碗瓢盆等一应俱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统归公，“共产风”到处盛行。无论这些平均主义的做法是出于多么良好的主观愿望，但它在客观上却构成了对按劳分配原则的强烈冲击，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朱德对此深感忧虑。
朱德清醒地认识到“吃大锅饭”这种违背价值规律的平均主义在实践中的危害。1959年，他多次说：“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26)“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27)1961年5月，朱德在调查时，了解到陕西群众说吃大锅饭有五不好，干部反映有十一“砸”，河南农民认为有三大缺点，并且要求粮食分到户，让社员回家做饭吃(28)。他将这些情况都直言不讳地告诉了毛泽东。
一向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朱德在庐山会议上坦诚直言，主张“解散”人民公社。他说：“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29)“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地富，一县一县的富。”(30)
在经过长期的思索基础上，1962年，朱德明确提出：平均分配制度，再过20年也搞不起来。还是要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31)这番话不是“乌托邦”式的预言，而是极其深刻的科学论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国经济理论界就勇敢地冲破“禁区”，对按劳分配原则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东北之行时就多次提出了要实行按劳分配的思想。历史已经证明：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就已经冲破了平均主义的樊篱。历史正在并且必将证明：不要说20年，就是200年，平均主义也搞不起来。我们党的富民政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早已将平均主义这种与市场经济法则相违背的观念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3．2要实行经济核算，按价值规律办事。朱德明确提出要实行经济核算的思想，他说：“我们的经济管理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不论是国家对国家，还是国家对人民或人民对国家都应如此。”(32)应该说，在当时那种大刮“共产风”的形势下，朱德提出实行经济核算的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朱德还提出要按价值规律办事。1962年，朱德针对商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致函李先念，指出：应该按照价值规律，使价格走向合理化(33)。1963年10月，朱德就我国燃料工业生产亏损问题致函周恩来、邓小平，指出：在发展生产中，怎样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34)他还根据价值规律的原则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煤炭工业应当有合理的价格政策，手工业也要“实行等价交换”，等等。
朱德说过：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5)他还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36)朱德对脱胎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的反思，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宝贵思想遗产，今天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①朱德在全国第二次民政会议土的讲话，1953年11月5日。
②③⑤⑩(20)(30)(35)《朱德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第662、662、658、662、690、692、714页。
④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的视察东北的报告，1957年5月9日。
⑦朱德同薄一波谈话记录，1957年1月5日。
⑧⑨朱德视察山西省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1956年5月29日。
(11)朱德和吴芝圃谈话记录，1958年12月17日。
(12)朱德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1962年8月20日。
(13)(33)朱德给李先念的信，1962年9月6日。
(14)(16)(19)(22)(23)(24)(25)(26)(27)(28)《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215、263、365、372、372、369、370、371、372、374一374页。
(15)朱德在华北工商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8年5月21日。
(17)(31)(34)《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86年12月第1版，第481、487、 514页。
(18)《朱德和他的事业》，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99页。
(21)朱德同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59年6月16日。
(29)《庐山会议简报》第3号，1959年7月6日。
(32)朱德同周小舟谈话记录，1959年7月11日。
(36)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2月30日。
试论朱德的经济理论与实践 ——曾长秋
朱德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总司令，他戎马生涯数十载，运筹帷握，战功卓著，在军事上多有建树。除此之外，他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也十分丰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发掘。本文拟对此略加探讨。
一、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倡导者
民主革命时期，朱德虽以主要精力从事军事指挥，但对经济工作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对队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很多具体指导，推动了大生产运动。
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当时延安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而一些人想上战场，不安心经济工作，没有认识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为此，他写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一文。指出：战争必须经经济作基础，“没有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就不能坚持敌后抗战”。他总结华北根据要的经验，提出四条措施供各地参考：一是调动农民、千工业者、小商小贩等小生产者的积极性，提倡发展农村副业、畜牧业与家庭手工业，以增加生产量；二是发展合作事业，实行低息借款、减租减息，提高群众对生产的热忱；三是对内实行贸易自由，流通物资，对外实行贸易统制，提倡使用土货，扶植民族经济；四是组织机关、部队进行生产运动和节约运动。这些措施曾在华北一些根据地实施过，对陕甘宁边区有借鉴意义。
同年，他在队甘宁边区进行调查，于10月13日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文章分析了发展边区经济的困难和有利条件，并指出发展边区经济的具体途径：一是开展农村生产运动，广开副业门路：二是组织生产和供销合作社，目的是“发展生产，促进交流”原则是“多做少赚，多中取利，人人有份，公私各半”；三是培养技术干部，欢迎各种专门人才到边区工作；四是提高边区工人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从中选拔干部；五是做好统一经济的工作，制定生产发展规划，分配各机关、部队执行。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采纳他的意见，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和《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
12月25日，朱德在《团结》第2卷第1期上发表《完成边区1941年度财政经济计划》一文，阐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他指出“在1941年最紧要的事，也就是解决吃饭、穿衣、日用品和军需的事。这些事不办好，抗日战争就难于支持，抗战的胜利就没有保障。”他号召边区军民加紧生产，力争在一年内“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从半自给到完全的自足自给”，以达到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目的。
当时，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供需矛盾非书突出。为了减轻边区人民的沉重负担，朱德从河防前线调第359旅到南泥湾垦荒屯田。正如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所说“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多次去南泥湾作调查，向指战员讲军垦的意义，并帮助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在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虽然日理万机，仍挤时间参加劳动，不仅学会了纺毛线，还亲自开荒种菜。他种的菜品种多，产量高，引来不少的人参观，或索取种子，或讨教经验，起到了示范作用。
对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他热情地推广介绍。1942年10月19日，他发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赞扬第359旅“开工厂、办衣场，直接参加生产，有没有成绩呢”成绩相当大！”边区各部队之所以要发扬南泥湾精神，足因为“现在这种环境逼得我们做屯田运动的工作，并且己经发生了效果，我们还要做下去”，直至达到完全自给。由于边区军民艰苦创业，逐步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朱德立即电告在华北前线的彭德坏：队甘宁边区的财政l司题已不需外援解决，并签发了改善八路军指战员生活的命令，规定自1943年l月1日起，每人每天增发食油2钱，每月增发津贴0.5元，每年发毛巾2条。他还致电邓小平，说陕甘宁边区己建立了自足基础，今后在经济上不需要晋冀鲁豫边区的帮助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根木性转变，为迎接抗日大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当然，其中有朱德的一份功劳。
对取得大生产运动成功的经验，1943年7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为纪念抗战六周年撰写的《我们有办法坚持胜利》一文，认为有五条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依靠自力更生。他指出：“我们索来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辅之以争取外援。我们虽然得不到武器、弹药、器材、医药、被服和饷项的接济，虽然得不到外界的物质援助，但我们依赖军民一心，自己动手。我们发动生产运动，各地方政府设法帮助人民，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使“大家努力生产，以求达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目的”。
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设计师
中国是个有悠久手工业生产历史的国家，工艺精湛，传统产品丰富，至解放初期，约有1000万个体手工业劳动者，每年生产总值100多亿元。朱德对发展手工业有过许多重要指示，薄一波说过：找们发展手工业的那一套做法，大多是遵照朱老总的指示去办的。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朱德对陕甘宁和华北各根据地的手工业生产作过多次训查。1947年11月，他在与冀中各经济部门负责人谈话时，在指出战争与建设的关系，认为“战争是暂时的，生产足水久的，经济建设是基础”的，同时，他认为发展手工业、交通运输业要走群众路线，各类作坊、运输队都应采取合作社分红制，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手工业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有一些经济部门只重视重工业，轻视手工业。1950年6月，朱德阅读了中共华东局发出的关于浙江省萧山县发生破坏手工业生产事件的通报后，立即代中央起草了对手工业政策的指示。此后，他一直关心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系统召开的重要会议也大多亲自参加，并对许多问题有明确的指示，认为发展手工业的方向足集体化和机械化，集体化是前提条件，机诫化是根本出路。1953年2月17日，他致函毛泽东，要求在不转移重工业基础建设投资方向的条件下，把组织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列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之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步进行。同时，也批驳了个别人不顾国情，过早将手工业转为国营企业的建议。
同年12月4日，他在全国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发表了《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讲话，指出：“在我国工业建设初期，轻工业还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他提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大力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什么，因为“我国的手工业者在生产上生活上仍有很多困难，原因就是，他们生产分散，资金缺乏，工具又少又落后；他们的生产极不正常，旺季忙，淡季闲；他们在原料与成品的买卖上，又受到商人的中间剥削。因此必须领导他们组织成为合作社，集体购买原料、推销成品，防止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剥削，使他们的生产走向正常，更好地为农业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因此，朱德在会上强调：“个体手工业经济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改造为集休所有制。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改造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帮助他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组织形式。”怎样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主要是由他们自集股金，自各工具，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工合作，按劳分配。党和政府应给以积极的指导，在必要和可能时，政府可给以贷款与帮助。”当然，办社不可一哄而起，一蹴而就，“开始组织的时候，一般地应该由低到高级，由简单的生产小组逐渐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条件具各时，也可以一开始就组织生产合作社。但要防止盲目地强调集中生产，盲目地将小社并为大社，盲目地要求机械化，以及制定许多繁杂的制度，以免影响合作社的发展。”
在合作社办起来以后，他十分关注共生产发展。1954年12月，他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总社（筹）副主任邓洁谈话，希望手工业发挥行业优势，因为中国的工艺美术品有自己的特长，不仅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喜欢，能够换取许多外汇，还能培养新工人，应该大力发展。他还希望各地手工业合作社能利用当地原料或大工厂的废料，变为有用的产品。
对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他提出边总结边调整。1957年12月16日，他在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说：“为了办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必须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原则，还必须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协调国家、集体和社员三方面的关系，正确处理国营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之间、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之间的矛盾。”1959年7月23日，他在庐山会议上发言，谈到“关于手工业问题，去年很多合作社升级变为国营，一升级就不计盈亏了，什么都要国家包下来，这怎么行？看来，集体所有制的自负盈亏是个好东西”。他认为，要把社办好，集体体制不能变，经营管理是关键。他对手工业的发展寄予了厚望：“己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近2000万手工业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很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还有许多传统的手工业，是要水远保存和继续发展的”。
三、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逐渐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号召全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对待”，“今后一切要有正规建设的观念”，“各种人将要转到建设上来”，“政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1950年9月25日，他在全国工农兵英模代表会上发表《英雄模范的光荣任务》的讲话，就提出：“我们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把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建设成具有高度生产能力的工业化的国家。”此后又多次指出：“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为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处逆境，仍为发展生产大声疾呼，要求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他说：“现在群众己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参加中央会议，便经常去工厂、农村视察。他说，我外出活动只是为了关心生产，看到树木在长、庄稼在长，我心里就会感觉到一种安慰。在他病重住院期间，还焦急地对那些前来看望的老干部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着眼于发展生产力而不是过急地变革生产关系，是朱德经济思想的显著特点。正如他在参观全国绸缎品种和花色展览会时指出的那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他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1956年9月17日，他在中共八大上作了 《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指出：“在充分地发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充分地利用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积极地发展生产以便逐步地做到地尽其力、人尽其才、货尽其用，这应当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的方针。”同时还指出：“克勤克俭、成家立业的格言，现在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必须时刻牢记和贯彻执行的原则。”
朱德始终认为，发展生产力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片面求快，违反经济规律。1955年6月，他视察内蒙古，对自治区和包头市的负责人说：“你们想把国家工业化快些搞上去，心是好的，但不能犯贪大求洋的毛病。我们不能什么都搬外国的，我们的国家很穷，仅有一点钱主要用在生产上，不能分散财力。在建设中，能省的就省，尽量就地取材，包头旧城要尽量利用，不能丢掉旧的建新的。包头钢铁厂是你们这里建设的主体，其他建设是为了辅助它，而不是让它去迁就城市建设。我们要从现有的水平出发，稳步前进，脑子太热，跑得太快，结果事与愿违。”
“大跃进”年代，朱德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他告诫大家：“现在的建设速度己经不慢了，若希望速度过快，反而脱离实际，不能更快地达到目的。”他要求工业部门订计划时应根据各方面的实际可能作具体计算，能搞多少就搞多少，对资源、设各、技术力量等件件要有着落。在“大跃进”己经形成高潮后，还多次指出：指望很快进入共产主义是不现实的：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损失。在总结“人跃进”的教训时，1962年2月3111，他特地写了《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一文，指出：“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伤了群众”，对所造成的遗留问题，应合理、妥善地解决。
在产业结构上，朱德提倡因地制宜。1960年4月2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很不相同，农作物的品种又相当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张求一律。即使足在“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大气候下，他仍坚持“合理利用土地，种什么最有利就种什么”，“山区不适宜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钢铁工业宁肯少建设一点，也要给轻工业一些投资”。他还向中央提出许多建议，如：设立农业银行，增加农业投入；建立乡级则政，农村实行包产包工责任制：工厂实行少长负责制，扩大基层自主权：将一机部、二机部和电机工业部合并，军工企业生产部分民用产品；合并森林工业部和林业部并规定清明节为全民植树日等。他在与薄一波说话时指出：建设大工厂要考虑工人和家属一起住，不然会增加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还可以在工厂附近办农场，一来可以解决副食品供应问题，二来可以发挥工人家属的力量。这些建议都很实际，也切实可行。
朱德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曾提出“要把经济搞活”，认为统得过死，“会限制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他主张“把工业、商业和财政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是非常必要的”。“要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面可以审核下面的计划，但不要过分干涉下面的计划”。他认为搞活经济必须从流通抓起，“有买有卖，经济就活了”。他向商业部门提出了“搞活市场，促进流通”的要求，“改变不统则乱，一统就死的状况”。他曾两次向中央建议：取消对长途贩运的限制，允许私商存在：对农村集市贸易也不应禁止，“群众需要的东西反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