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多种经济成分，是朱德提倡搞活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1957年7月6日，他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直接了当地说：“人民公社要搞经济核算，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他针对农村搞“穷过渡”的做法，提出既要发展集体经济，也要承认个体经济．同年7月11日，他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谈话，提出把粮食分配到户，农民就会节约粮食，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1962年，他又提出：小生产不能取消，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要解除禁令，“在农村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和副业两不误”。这样，不仅能够直接增加群众的收入，而且搞活了经济，“真正做到靠山吃山养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朱德重视对外开放，提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1956年2月，他出访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向我国驻这些国家的使馆官员说：要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合作，利用其工业潜力来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只有把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利用起来，才能加快我们建设的步伐”。他积极主张扩大外贸，认为“多搞外贸才能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1957年，他对外贸部负责人叶季壮说：要把外贸当作支援国家建设的大事来看，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要买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要对资本主义国家搞贸易。
朱德提出“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依靠群众完成工程”的观点，认为只有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促进经济建设更快发展。1958年4月，他针对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忽视科学技术的偏向，指出：要进行技术革命，只有政治和技术相结合，生产才能更快发展。他多次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中国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科学技术是很重要的，从目前看，农村和工矿企业最大的需要就是革新技术。他还说：“我国的知识分子为数很少，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技术知识和业务知识的知识分子，是国家重要的财富。”“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知识受到践踏，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他很气愤，叮嘱科研部门的负责人要团结知识分子，为国蓄才。
解放以后，尽管朱德在中央未直接分管经济工作，但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加上他对经济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还将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中央和有关部门写出报告、提出建议．可惜的是，在当时那种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下，他的许多见解和建议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还被视为“右倾”。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己经牢固确立，我们回过头来对朱德的经济理论与实践进行总结，司以使它成为进行四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中南工业大学）
朱德的致富思想 ——杨绍安 王安平
建国后，朱德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大量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主张，其中让人民致富的思想，是很有特色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朱德的致富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一
朱德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刻关心着人民的疾苦，大力主张要让人民富裕起来，强调党和国家要把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面。
早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在听取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书记聂荣臻等有关汇报后，朱德就提出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他认为，“农民富裕了，这是支援战争的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是今后经济发展的雄厚的物质基础”。①１９４８年６月，他在给孙毅的信中又强调要敢于让人民致富：“应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生产才能往上涨。”②建国初期，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由此开始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时，朱德明确地阐述了经济建设的立足点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富裕。他指出：“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③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全党加深对让人民致富问题的认识，朱德在许多讲话、谈话中，作了深刻阐述。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期间，他针对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和剥夺农民的做法，曾两次谈到要让农民致富。一次是在中南组的发言中，他说：“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④在与江西省委负责人刘俊秀谈话时，他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⑤１９６２年，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山东组会议的讲话中，他针对“大跃进”使农村生产受到破坏和农民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特别提出，农民吃饭是个大问题，搞得人们吃不饱饭是不行的。随后，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说：“农民今后还是要富的”。
朱德之所以始终不渝地坚持要让人民致富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第一，只有人民富裕了，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一方面，“要使群众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才能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下来，并得到发挥”。⑥另一方面，我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却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只有在人民富裕的基础上，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朱德指出：“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那能建设社会主义？”⑦第二，只有人民富裕了，集体经济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在我国，集体经济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同国营经济一样，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集体经济的巩固与发展，对于我们建成社会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朱德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认识和主张致富的。他指出，人民不富裕，“个人没有住的、没有吃的、没有了家庭，集体经济如何巩固和发展？因为生产没有劲了。反之，家庭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集体经济才会巩固和发展”。⑧第三，只有人民富裕了，才能搞活国民经济。如果人民不富裕，老是处在贫困之中，国民经济是不可能活起来的。朱德在讲到农业时强调，“只有农民富裕了，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活跃起来”。⑨第四，只有人民富裕了，手里有了钱，才能办更多的公益事业，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分忧。朱德指出，人民富了，除了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状况外，还可以“举办教育、医疗和文化娱乐事业，以提高人民的文化和健康水平，国家也可以大大地节省投资”。[10]
我们从以上可以看出，让人民致富是朱德的一贯思想。朱德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到党和国家面前，体现了朱德探索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远见卓识。
二
朱德的致富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主要观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人人富，共同富裕”。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保证全体人民的政治权利，使全体人民在经济上、物质文化生活上逐步提高，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朱德以此为出发点，认为绝不能在人民内部造成新的贫富分化，人为地制造不平等，而必须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真心实意地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他在主张致富的同时，又特别阐明了这种致富不是某些人或某些地区的富裕，而是“人人富，共同富裕”。他指出，在我国，我们所主张的致富，“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11]
（二）通过劳动者的艰苦奋斗、发展生产致富。这是朱德致富思想的基础和前提。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决定了人民的富裕和生活的改善不可能由国家包下来；我国社会和政权的性质，还决定了人民的富裕要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致富的道路上，不能采取投机取巧甚至违法经营等方式，而只能在国家帮助下，通过劳动者自身的努力与奋斗，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从而达到富裕。朱德在主张引导人民致富时，明确提出并始终坚持了这一观点。
早在１９４７年底，朱德就提出在农村农闲时间，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德考虑建国后我们将面临着严重困难，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才能克服困难，改善人民生活。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生产发展了，人民的财富增加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随之提高”。[12]
党的八大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讨论了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作出了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等重要决策。朱德在大会发言中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指出，“国家应当采取尽量鼓励发展生产的政策”，[13]并且要求人们要靠勤劳和节俭创立家业。八大后，朱德认真贯彻大会路线，积极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在我国，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会不断增加，但我们的经济状况和物质条件还非常有限，致使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朱德强调，只有通过发展生产来解决这一矛盾，除此别无它途。他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展生产”。[14]认为只要生产发展了，产品丰富了，这一矛盾也就好解决了。朱德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又说，我们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先要把生产搞上去，才能谈改善生活”。[15]
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我们轻率发动的“大跃进”，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导致了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经过艰巨的调整，到１９６２年，国民经济开始有了明显好转。朱德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继续强调要放手发展生产。他在谈到农村的情况时说，我们只要放手组织生产，发展农村的各种土特产品和农副产品的生产，并收购起来卖给国家，生产队增加了收入，就能使农民富裕起来。因此，他要求各地干部必须注意年年增加生产，年年改善人民生活。这些主张都是对八大路线的坚持与深化。
有些国家在如何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上处理得不好，不仅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还引起了政治上的不稳定。朱德深刻地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阐述了社会主义必须依靠搞好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他指出：“有些国家靠借钱来改善人民生活，这靠不住。如果不靠搞好建设来改善人民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16]
在这里，朱德把社会主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三者联系在一起来考虑致富问题，具有更深层的意义。
（三）农民富了，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实现了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转变，使个体劳动者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从此在我国消灭了剥削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推行致富，会不会重新出现阶级分化，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出现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分化现象？这是许多人不明确且抱有疑虑的问题。朱德的回答是明确的。他指出：“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并且深刻地分析了其原因，一是“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里，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17]
二是“阶级的分化是由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决定的，不是由勤劳不勤劳决定的”。[18]
据此，朱德明确指出，农民富裕了，“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19]
上述观点，构成了朱德致富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们在理论上是很有新意的。
三
为了鼓励生产，切实把人民引上富裕的道路，朱德还从政策和体制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实际措施。
第一，调整商品价格，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朱德主张要调整各类产品的价格，制定正常的比例关系，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收入。他提出，我们“要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20]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要适当提高手工业产品的销售价格，强调应该允许生产单位“在维持成本，稍有利润的原则下，适当提高售价”，“这样做，对于发展手工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满足群众需要，都是有好处的”。[21]
他要求有关部门在制定价格政策时，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实行等价交换，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国家应采取有赚有赔、不赚不赔和以赚补赔的扶持方针。这样，建立起新的价格体系以保护生产者的积极性，增加收益，让人们尽快富起来。
第二，适当保留私有制，形成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朱德认为，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都还不高，不可能采取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形式。他主张在全民所有制领导下，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适当保留私有制，建立国家、集体和个体三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允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同时存在”。[22]
并且具体阐述了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领域适当保留私有制的必要性。
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结合起来，形成新的所有制结构，“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23]
它使劳动者在搞好集体经济的同时，发挥个体的优势，拓宽致富门路，加快致富步伐。
第三，开放自由市场，促进交流。朱德认为，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人民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所以，做生意不能单靠国家做，应该让集体做，也应该让私人做，这样才能促进交流，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可是，自５０年代后期起，我们在较长时期内，取消了自由市场，把计划作为调节经济的唯一手段。朱德对此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强调自由市场是人民所需要的，是我国经济的发展现实状况所需要的。因而，极力主张要发展城乡自由市场，开展集市贸易。他指出，我们“应该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促进生产和流通”。[24]
当然，朱德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发展自由市场，容易出现某些消极因素，但强调只要我们把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是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的。
在我国，开放和发展城乡自由市场，开展集市贸易，利多弊少，其最大的利就是促进了流通，搞活了经济。正如朱德所指出：“集市贸易很好，不要怕，有买有卖经济就活了”。[25]
人民的富裕必然伴随着经济的搞活而逐步实现。
第四，建立激励机制，切实贯彻按劳分配。朱德积极主张理顺分配机制，建立科学的分配制度，使人们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增加自身的收入，逐步走向富裕。朱德从总体上明确提出了要反对平均主义，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强调必须“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在手工业方面“实行计件工资”，在农业方面实行各种形式的包工包产责任制。这些措施在各个生产领域都是可行的。
第五，灵活经营，促进生产发展。朱德认为，应该采取各种经营方式，把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促进生产发展，使人民尽快致富。以此为出发点，他主张要打破中央管得过多、过死的体制和单一的经营模式，并对各生产领域的经营方式作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带指导性的意见。此外，朱德还主张通过调整税收政策，使劳动者有利可图。他提出，我们要“改变税制，应采取免税、减税或由收购方面纳税的办法，以鼓励群众多生产”。[26]
比如凡是在山坡上种桑的，五年内免税；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几年内也不征税。
以上就是朱德关于如何使人民致富的主要措施，其实质在于通过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把人民引上富裕之路，它反映了朱德对我国国情的深刻认识。
纵观朱德的致富思想，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以下两点：一是开拓性与新颖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上述致富理论观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能不说是朱德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成为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初的重大成果。二是新时期邓小平的致富思想与朱德的致富观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一定的角度讲，朱德的致富观为邓小平新时期致富思想的形成，作了先行的探索与理论上的准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邓小平的致富思想更深刻地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我国国情的认识。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
注 释：
①②③④⑥⑨[10][14][15][16][20][21][26]《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上接第５４页）３０６、３１５、３６４、４５２、４０８、４９１、３８２、４０８、４４１、４０９、４９５、４１５、４１１～４１２页。
⑤⑦[11][17][19][22][24]《朱德传》，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９２、７１３、７１２、６９０～６９１、６９２、６６９、７１１页。
⑧[18][25]《党史通讯》１９８４年第４期，第６、６、８页。
[12][13][23]《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６６、３４０、３７２页。
《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
朱老总论俭与奢 ——冯政琪 王广祥
朱德同志不仅告诫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自己始终如一地保持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凡是同他有过接触、了解他的人，没有不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的。厨师邓林回忆：“一般人认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老总、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勉强称得上是中层干部的水平。平时，如果饭菜剩了，朱老总不让倒掉，下一顿还要接着吃。有时来了客人，就嘱咐我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从不铺张。”朱老总经常对邓林说：“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水平之上。”
读《朱德传》里讲述的朱德同志勤俭节约的生活故事，深深地为朱老总以身作则、清廉自律的作风所折服，对朱德同志处处厉行节约、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和高尚风范而肃然起敬。掩卷长思，朱德同志的教诲仍然在耳：“人们都是‘从俭人奢易，由奢人俭难’，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但进城当官以后就变了，不俭朴了，这样不行。”他还告诫我们要锻炼，要能吃苦、养成朴素、节约的好习惯。尤其是共产党人，更应养成勤劳俭朴的好作风。
然而，少数党员干部恰恰相反。他们不想奋斗而图享受，有的搞攀比、讲阔气，花钱大手脚；有的吃请请吃，挥霍浪费公款。俗话说：无欲则刚。奢侈铺张，是人们的不良欲望使然。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诲，我们要时刻铭记在心，要时刻想着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不用职权为个人谋利益，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廉正直、勤劳俭朴的传统作风。朱老总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地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有一次去山东视察，止逢水果收获季节。地方上的干部送来两筐莱阳梨，悄悄抬到他坐的火车上。火车开动后，两筐梨被朱德发现了，他立即把随行人员找来，严肃地说：“我们下来是工作的，怎么能随便收下面的礼呢？请原封退回去。”接着，他又吩咐：“这两筐梨一个都不能动，到下一站火车停住，就把梨抬下车，派人送回去。”工作人员只好照他的意见办。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告诫全党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坚决反对奢侈腐败、挥霍浪费。这对于发扬我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意义重大。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以朱德同志为楷模，生活上俭而不奢，集中精力把工作干得更好。
朱德练兵思想初探 ——朱艾华
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我党、我军、我国的卓越领导人。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练兵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形成与发展于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但对现时期练兵打仗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认真学习与研究朱德的练兵思想，对于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五句话”的总要求，强固全军坚定正确的练兵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弘扬我军优良的练兵传统，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练兵先练心
1943年10月16日，朱德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千部会议上指出：“我们讲练兵必光练心，是要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要他们了解自己属于什么阶级，怎样受压迫，怎样受剥削，为了解除自己所受的压迫剥削。要怎样团结起来，怎样练好本领。’他认为，战士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们的心从此就完全为革命了，就一心一意地学习技术。一心一地团结自己，打击敌人。他说：“练兵必先从政治着手，练心就是做政治工作，启发战上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从不觉悟到觉悟。’他强调：“连长不仅要练战士的军事技术，而且要练军心。做好政治工作。这个工作政治指导员当然要负责，农民也要负责。1945年4月25日，他在吃的“七大军事报告中告诫全党全军：“练兵首先是练智力。政治觉悟不高，不懂得为什么打仗，就没有积极性，兵也就练不好。没有政治觉悟的勇敢，只是血气之勇，有了政治觉悟的自觉的勇敢，乃是大勇。为了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知识，又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作为雄础。他特别强调，必须使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首先完全信仰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在政治上有了坚定的信念，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在精神上建立了铁的红军的基础。练兵万能避免盲目性、强迫性，增强自觉性、自动性。
二、练兵必要垂范
怎样练兵呢？朱德说，练兵没有别的巧妙，首先是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别的事情也要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练兵更要这样。”他认为，任何一个练兵的动作都要靠干部骨干的以身作则。他说：“我们当连长排长的大部分是党员他们的政治热忱可以影响士兵的政治热忱，他们的阶级觉悟可以影响那些不觉悟的人。有觉悟的要革命的这些干部，可以表现出许多美德。如大公无私，互相帮助，谦虚等等。他们就可以去影响别人相反如果你政治上不觉悟，自私自利、甚至还做了坏事，那就糟了，那也会影响下而的人跟着你学。所以，好的表现可以影响下面的人学好，坏的表现也可以影响下面的人学坏。参加革命的人，有工人、农民，但也有二流子。有些人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革命而来的。要把他们变过来，靠什么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我们用自己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的实际表现去影响他们。”“要在日常生活中、闲谈中在一起走路、吃饭的时候，用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去影响他们。这样的影响有时比正式上课还要好。“我们练兵带兵在各方面都要以身作则。要战士们打枪打得好，自己首先就要打好，要战士们投弹投得远，自己也要懂得投弹的要领，一般动作自己都要带头去做。”“首先自己要把动作班好，做出模范动作，下面的同志就会模仿你。你做什么样子，他就学什么样子。”他认为，这是第一个练兵的好方法。
三、练兵必讲民主
练兵必讲民主是我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军事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朱德指出：“军事民主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应该发扬光大’“军事民主是实现领导的重要方法。王确运用军事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可以搞好官共关系、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促进团结；可以发挥群众高度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可以克服各种困难，提高战斗力。”1949年4月11日，他在北平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所作的报告中说：“现在各部队在练兵中，在战前、战后遍地开展‘诸葛亮会’、‘想办法会’、‘评伤亡会’、‘评技术会’特别是实行新式整军（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军运动主要内容是：全军指战员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进行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教育，发扬“三大民主”，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以来，广泛地开展了‘查整’、‘诉苦’、评比等群众性的活动，使得全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现在，官兵关系比以前好，指挥员认为兵好带了，战士认为干部作风比以前好了，同时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也大大地改善了。”
走群众路线，能者为师，能人执教。是朱德练兵的一贯思想。1947年9月7日，朱德在“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一文中指出：“军事教育要走群众路线。找们实行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办法，使指战员军事技术大大提高了过去有些人天天向军委要人，要求派教官。我们就是一个也不派，要他们在自已的队伍中找，谁擅长什么，就请他教什么。我们队伍中有的是能人，他们认真一找，结果什么能手都有如优秀的炮手、机枪手等等。会什么就让他教什么，这就是军事教育中的群众路线。”他要求战术运用也要走群众路线。他说：“每一个战役结束后，从组织一个班的战术检讨作战的优缺点，一直到全部队都来检讨战术，这就能大大地提高部队的战术水平。”“要真正地爱护战士，干部就要把战术学得更好，这才算是群众路线”。
四、练兵必看对象
练兵不看对象就是无的放矢、“对牛弹琴”。对不同的练兵对象，要采取切合实际的练兵方法。否则，就达不到练兵的目的和效果。朱德说：“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有害于事。比如说，我们的部队目前需要教些什么，怎样教法，什么人教等l司题，都需要根据部队的真实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不然情况不真，方法不对，教育仍然是没有办法搞好的。’“我们的部队既非新兵，也非‘千部兵团’。因此，一方面对他们不能实施训练新兵的一套，只能是进行补习教育，即根据情况，缺什么就教什么，需要具体地教，不是一般地教；另一方面补习教育的内容，也不是一般的战术原则或大的东西，而应着重一些基本的东西。”“应改变过去重训不重练的倾向。“通过现有技术的训练，“务使每个战士在现有条件下，既能在部队中集团作战，又能在分散时各自为战。”“今天我们也决不幻想新技术装备会凭空而来。因此，部队的技术教育，固然也不妨教育部队特别是干部的一般新技术的简单知识，但主要的还是要把现有的技术练好。”“切不可潦草从事，求数量而不重质量。”切不可好高鹜远，要从木都队的实际出发，有计划地实施练兵。
五、练兵必练技术
朱德早在1931年就指出：“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不仅在战争中特别加强了技术的作用，使用技术的知识训练也复杂了，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变更了战术的原则。……在技术方面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以便我们从敌人中闷得到新式武器时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同时，他还认为，有了技术就可以壮胆，就可以更加勇敢。只要能够把勇敢和技术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使最落后最胆小的人也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就达到了我们练兵的目的。1950年3月10日，他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别的都好，就是技术不好，那也不能完成任务。……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为敌人所打败。因此，所有的人员都应当学会技术。政治工作人员也要懂得技术，因为你要人家掌握技术，你自己首先要懂得技术。”因为技术与战术，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战术是对技术的运用。1951年10月26日，他在装甲兵干部集训会议上强调“要建设好装甲兵这一新的兵种，技术具有决定作用。政治工作要保证技术的提高。军事任务要靠技术来完成。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把技术搞好。”“今后的战争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发挥坦克兵的作用。……如果技术不好。坦克就开不出去，炮就打不准，坏了也修理不好。所以，每个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都要学会技术，不会的一定要学会。上面不会的要下面会是不行的；只有一级能教一级，干部才称职。今后战场上不能有不会打仗的人都要会使用武器，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人员都要这样。
朱德还认为，技术有各种各样，包括练智力、练体力、练技术等方面。我们要一门一门的练，助学多练、苦练、反复练，就可以成功。他要求各种技术都要练好，这样才能立
于不败之地。他说：“过去我们军队中，有不尊重体力与技术的倾向，似乎以为军队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够了。这是很错误的。……我们有了政治觉悟，再加上体力好，技术好，就可以打更大的胜仗，更少伤亡。“我们还要提高战术，注重实战总结，注重野外演习。……去掌握一切我们所必须掌握的新军事技术。”使全军通过“加强教育，提高战斗力，训练自己成为国家民族的劲旅，成为党无战不胜无坚不摧的铁军，”变成现代化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骨干。
六、练兵必须正规
朱德历来主张实施集中统一、严格正规的练兵。旱在30年代初，他就讲过红军“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为了在1952年实行统一的全国陆军训练计划，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于1951年9月召开了各兵种司令员、参谋长及各军区参谋长、军训处长集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说：“我们所以要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所进行的战争，从各方一面来说，都和过去不同了。如果不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将来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能达到真正的现代化。”“为了能掌握技术和学会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就必须有正规、统一的训练计划。”现在“有安定的训练环境，就要善于利用这个时间和环境，来达到把我军训练成为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目的。”他要求必须做到两点，一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认为“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就不能指挥好打仗。所以每个首长一定要学会抓训练。干部要能教战士，各级干部要逐级负责教下级，如师长教团长，团长教营长等。”“平时以训练为主要任务。”现代化、正规化训练，是全军的政治任务，也是中心工作。其它工作要围绕这项工作来做，“这个中心抓由叮，就会带动整个工作。他强调，首长要加强领导，军训部门要直接主持。二是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要作保证。因为完成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任务，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他明确规定：“训练计划上规定训练用的物资、弹药，在批准的预算内，应保证供应；”“会议要减少开会不要占用上课、上操的时间。“他还要求正规军事学校，“应有正规的统一的计划和制度，有完善的设备，较长的学习时间（速成训练在外），学员人学、升级、毕业都要考试，特别是要举行严格的毕业考试。科目要完备而有系统，使毕业学员有适应工作需要的全而知识技能。
朱德的练兵思想是马列主义军事训练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特别是我军在战争年代、和平与发展时期的军事训练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散见于是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德选集》之中。本文归纳的六个方而，力求反映朱德同志练兵思想的本来含义。其观点是笔者提取，理沦根据都是朱德同志的原著原文原话。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
朱德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杰出贡献 ——万建强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革命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逐步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的政治战略转变和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开辟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朱德是先驱者之一，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独到的建树，作了了杰出的贡献。
一、“南昌起义”失利后，及时提出了在农村选择立足点的政治战略转变思想
由国革命道路问题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这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以前，一直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企图通过中心城市的总暴动，达到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的。南昌起义同样是以南下夺取大城市广州，尔后再举行北伐为目标的。因此，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结果主力在广东的汤坑、潮汕地区遭到了惨痛失败。朱德认为：“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①失败后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严峻地摆在朱德面前。他毅然率领起义失败后的余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寻找革命道路的千里转战。当时，这支部队与上级完全失去了联系，处境艰险，军心不稳。1927年10月7日，朱德在饶平茂芝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并保存这支部队，“把这支部队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沿闽粤赣边界隐蔽前进，找个立足点。”②这一决定是朱德从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进行反思的结果。部队行进闽赣边交界的福建武平后，迅速进入江西的赣南山区。10月下旬，部队抵达远县天心圩时，朱德在全体军人大会上明确提出：“这一带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③随后，朱德、陈毅率部来到湘粤赣交界的崇义县西南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朱德在追忆这一段斗争历史时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搞起义，这个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④“上山有出路”的结论，是朱德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个可贵的探索，表现了这位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卓越才能和战略眼光以及勇于探索的勇气。
二、“赣南三整”，提出了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由正规战转向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思想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必须要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并要解决军事战略转变问题。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其基础是旧军队，党对军队的领导非常薄弱，军队的成分非常复杂，军阀主义习气相当严重。怎样改造这支部队呢？朱德从政治思想教育入手。部队到达安远县天心圩时，针对部队思想混乱，一些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的情况，朱德、陈毅对部队进行了第一次整顿。他给部队讲形势，谈前途，增强部队继续革命的信心。他对官兵说：“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又拿俄国革命走过的曲折道路来教育大家：“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在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⑤经过这次整顿，使面临瓦解的队伍，又重新振作起来，质量也明显提高了。
1927年10月底，部队到达大庾（余），朱德在对部队进行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决定从组织上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了徒有其名的军、师建制的空架子，把部队编为一个纵队，下设三个支队。鉴于部队基层没有党的组织，党员人数少，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的状况“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⑥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加强党的基层工作。后来朱德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大庾整编的这些组织措施，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开始。
同年11月上旬，部队转移到农民运动高涨过的崇义县上堡地区。朱德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对部队进行军事整训。首先，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接着，上军事训练课，每隔一两天上次大课，小课则天天讲。讲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变只有正规战的旧观念，实行向游击战转变。不尽快实现这个军事战略的转变，就难以生存和发展。朱德亲自给部队讲课：“当时提出了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⑦在给部队上军事训练课的同时，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从而使部队很快适应了军事战略的转变，改变了过去的一些旧制度、旧观念。朱德回忆说：“我们由福建退到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 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⑧经过近20天的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⑨
我们从部队改造的角度来看，“赣南三整”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军事战略转变角度来看，“赣南三整”为开展农村游击战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三、“湘南暴动”进行了解放农民，建立工农政权的尝试
“赣南三整”后，朱德、陈毅于1928年1月率部来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湘南地区。在取得中共湘南特委的支持和配合下，首先智取了宜章县城，继而发动了著名的湘南五县的“年关暴动”。朱德将所率领的部队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公开打出了以武装暴动成立革命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
在湘南暴动过程中，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等5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其他县有的建守了区乡一级的苏维埃政府：1928年3月中旬，在永兴举行了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农民起来开展打土豪、分田分地的斗争。湘南暴动唤起了百万拥护革命的农民群众，开创了武装割据的大好局面。湘南地区又先后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四师、第七师和两个独立团。“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根据地。”⑩湘南暴动是军队与农民运动结合，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