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由于湘南特委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大烧大杀的政策，在群众中引起不满，致使本已取得的胜利又受到很大挫折。加上桂、湘、粤军阀联合7个师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向湘南工农革命军“协剿”。为保存军力，除留下一部分地方武装继续在湘南坚持斗争外，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军共万余人退出湘南，向井冈山转移。
四、“引兵井冈”与毛泽东一起开拓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县砻市会师。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这样描述这次伟大的会师：“土地革命的两大主流汇合了，这次会见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11)在5月4日召开的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上，朱德发表讲话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的起点。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井冈山作根据地，就可以不断地打注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12)毛泽东、朱德等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成功地把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这三者结合起来，确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理论，开拓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t地革命、战略战术等方面总结、摸索了一整套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朱德为此作了重要的贡献。
综上所述，朱德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驱者之一，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他为我党从实践上和理论上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是他及时提出了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农村选择立足点的政治战略转变思想；在赣南三整过程中，是他着手对部队进行了思想、组织整顿，提出了由正规战转向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思想；他领导发动的湘南农民暴动，是一次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工农政权的成功尝试；尔后，他又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一起开拓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从此，中国革命向着一个新的方向，跨出了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今天，我们研究朱德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贡献问题，不仅是为了客观评价他的历史功绩，更重要的是为了学习他的革命坚定性，学习他的革命胆略和气魄，学习他的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精神，并以此激励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作者：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注释：
①⑥⑦⑧⑨见《朱德文集》第393一394页，第125页，第395页。
②(12)《朱德年谱》，第52页，第64页。
③⑩杨至诚：《艰苦转战》，见《南昌起义资料》第375页。
④⑤栗裕：《激流归大海》，见《南昌起义》，第489页、第483页。
(11)艾·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6页
朱德的对外开放思想研究 ——徐晓林
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由于前苏联断绝同我国的经济往来，加之党的指导思想“左”的错误，我国逐渐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文革”十年，大批崇洋媚外和卖国主义，更使我国处于封闭状态，关起大门搞“深挖洞、广积粮”。朱德对这种状况，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有一些好的思想，值得我们回味和珍视。
一、对外开放，合乎时势
对外开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全世界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大趋势。
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的基本观点，朱德学得很认真，体会较深刻，他多次针对党内有人“关起门来搞建设，一切都由自己制造”的错误看法，提出批评。1956年2月5日，他同当时的注苏大使商务参赞李强谈话时指出：“我们不要关起门来用小套套把自己套死。”1957年12月30日他又与叶季壮谈话：“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1958年1月10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要打破以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当实行闭关自守，单纯地追求各个方面都要在一国范围内做到自给自足的错误思想。
朱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开放观，强调指出：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思想，是违反早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规律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得发展。到了1962年，党内有些人闭关自守思想严重，朱德大声疾呼：“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②
闭关自守，就势必陷于落后和挨打的局面，中国即使是一个资源最丰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也不可能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各国之外去发展经济。所以，社会意义的中国对外开放，是社会生产国际化的客观规律，是合乎世界潮流、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二、对外开放，多种形式
今天的对外开放，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就是全面开放。朱德当年没认识到这一步，但他所主张的对外开放的形式是多方面的。
1、对所有国家开放
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开放。朱德已有这种观点的萌芽。1949年4月21日，他出席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学术界至今忽视了朱德讲话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成立后，不仅要同苏联做生意，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这里谈的做生意，当然不仅以是贸易问题、涵义广泛、意思是，新中国要同世界上两大阵营来往，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朱德的这一设想，在1949年10月以后，未能实现，我国不得不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是朱总司令所不愿看到的。不过，他付此并不灰心，1956年4月在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时，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提醒了全党：很据世界形势的发展，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来还是要同我国做生意的，我国对此要有所准备。与西方打交道，向西方开放。朱德的预料应验了，后来，苏联老大哥抛弃了我们，中国司西方国家做生意的事情慢慢多了一些。他对这种慢速度并不满意，1961年3月，在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他指示：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表明了他对此事的重视和关切。
当然，在他有生之年，没看到中国全面开放的局势。现在，我们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对发达国家开放，又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点，以便更好地向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知识和文化，这是明智之举。
2、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已被世人所公认。五六十年代时，朱德每到一地，视察工厂、农村，都十分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他指出，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说明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是勤劳勇敢的。现在有很多方面我们不如人，要赶上发达国家，必须花大气力。世界上有些先进技术，如果中国科技人员能够自己发明创造并加以转化，那当然很好；如果我们暂时不能发明创造的话，就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先买回来，以使我们自己少走弯路。
朱德对引进技术，形象地比喻为，这好比小学生初学写毛笔字一样，要先“描红”，再“临贴”，慢慢地学会了某种字体，烂熟于心，有了很深的功底，然后，再去集各种书家之长，采各家之妙法，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书法”字体。如果我们不先学习别人，不“临贴”，掌握书法基本功，想一步登天，成为著名书法家，那是办不到的。任何一个书法家，都得经过这一阶段，然后方能成为大家。朱德的这一比喻，很贴切，符合技术发展的要求。任何一位科技工作者，在某个领域，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首先必须性会已有的技术，了解全过程，熟悉其性能，“尔后才能改进某项技术，才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成为行家里手
朱德还主张，多请一些外国专家来中国工作，以便直接学到先进的技术和他们的经营管理方法。他还非常重视精密仪器、机器设备、钢材等必需物资的引进，不引进这些东西，我国的经济建设就会有困难。
3、利用外资、侨资
五六十年代，困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金短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也是一个突出困难。如何解决呢？利用外资、侨资是一条重要捷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胆利用外资。我国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一直对此讳莫如深。五十年代，朱德在视察广东时，就如何发展广东经济谈了他与众不同的看法：广东华侨多，他们大都有爱国的思想，应大胆地吸收侨资，组织合股公司，以利于发展广东的工商事业③，广东不宜只抓粮食，应利用得天独厚四季如春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发展多种经营，如：蚕丝、塘鱼、肉类、水果、蔬菜等，一时没有资金，可与华侨合股经营，解决资金不足。这一方面可解决物资供应不足，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还可供应出口，多赚外汇。如果这方面工作做好了，还可以吸引移民，使广东更具有吸引力，反过来，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侨资和外资。
4、利用港澳阵地，开发海南岛
对外开放，需要一些“窗口”。1961年，朱德指出港澳地位重要，我国要充分利用这两个出口阵地。港澳是自由港，在那里各国商品交易频繁，贸易额大；港澳离大陆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通过这两个跳板把中国的商品转口到世界各地去。今天，“窗口”打开后，朱德的梦想也变成了现实。
海南岛的开发，朱德尤为重视，他是第一个视察海南岛的我党高级领导人。海南岛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宝岛，资源充裕，有很多物资可供出口，应把海南岛发展成为矿产资源和热带经济作物出口并内销的基地。海南岛“在水路交通上四通八达，岛上的许多港口既可以成为军港，又可以成为商港，欧洲来船也比较近，尤其是邻近港澳，正可以成为出口的基地”④。
如何开发和利用海南岛这个出口基地？朱德建议，国家立给予支援，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在财力、物力、人力、技术等方面要支持海南岛。在这方面，中央投点资，是值得的另外，如果海南岛增修水库，解决好副食品供应，也可以吸引移民，吸引侨资。朱德还建议，海南岛可以扩大三方面出口物资：一是动员农民、驻浇部队等单位，发展畜牧业，饲养家禽、家畜支援出口。二是解决一些捕鱼船和其它工具，鱼加产量大可增加，从而增加鱼的出口量。三是在莺歌海不需增加很多投资，就可建成机械化的大盐场，增加盐的出口。
三、对外贸易，大进大出
在对外开放思想中，朱德谈得最多的也是对外贸易问题。
1、从国际主义高度来认识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与别的国家或地区做做买卖而已，它实质上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政治与外交地位问题。朱德在1957年底召开的全国外贸局长会议上，阐述了他的观点：对外贸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搞社会主八经济建设，就需要进口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钢材，以及一些其它必需物资，没有这些东西，国家建设就有困难；对外贸易工作，是体现新中国维护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环节之一；维护世界和平，是个很重大的任务，发展贸易可以促成持久和平的实现；如果持久和平实现了，我们的对外贸易也一定能更快地发展。1959年7月9日，他又与陶铸谈话，强调指出：“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朱德批评了1958年刮浮夸风，对其损失了不少出口物资，深感痛惜！六十年代初，他还极力关注我国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要求与西方扩大往来，以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
2、大进大出的原则
朱德的对外贸易思想中，最有胆略的一页是：“争取多出口，多进口，逐步做到大进大出。”⑤中国大地物博，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农副产品占有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甚至有时处于一种停滞态势：面对这种状况，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必须大进大出，以增强国力。
朱德还主张搞一些加工型外贸企业，即从外国进口一些原料或半成品，经过精心加工制作成精品，再行出口。他在1957年2月8日与罗范群等谈到：从外国进口一些亚麻和棉纱，我们通过精细制作后再卖到外国，从中能赚些工天钱，对我们也有好处。朱德在详细调查上海工贸后，1961年1月30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认为上海是一个老工业基地，生产门类齐全，物质基础比较好，还有较强的技术力量，但是，上海的生产优势没发挥出来，单靠国内供应给它的原料，它吃不饱，一批技工人员和设备得不到利用，应该从外国多进口一些原料，让它们吃饱。这样做，有很多好处，发挥了老工业基地作用，解决一部分人就业，增加外汇，培养一批经贸人才。
“以出带进”的思想，就是以出口带动进口，出口换取外汇后，再买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急需紧缺物品。我国钢材品种不多，不少日用品钢材都要进口，这给经济建设造成一定困难，不得不依靠进口来维持生产，如果出口少了，外汇少了，就买不回一些急需钢材。另外，要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还要靠引进技术。朱德认为，国外已有的生产技术专利，我们都应该想办法买回来，没有必要，走在别人后面，又进行无谓的重复性科学研究。
对外贸易中，出口为最主要，多出口，多创汇出口是基础。是保证。要保证多出口，首先必须搞好充足的出口货源。五六十年代，朱德到各地视察工作时，对组织出口货源倾注了心血。中国传统出口产品：生丝、茶叶、桐油、猪鬃等，散布民间，有的地方交通不畅，运不出来。他非常重视这些物资的收集工作，指出应允许私人贩运、贸易货栈、肩挑背扛。把山区的货物运出穷山沟，对农民有益处，可以振兴山区的自身经济；对国家有好处，可以为国家出口储备货源。朱德还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在山区建立对外贸易基地。因为山区有许多农副产品，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建立了基地，更好地为出口创汇，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累资金。
仅仅有了出口货源还不行、更重要的是，使我国出门商品能为外国消费考听欢迎和喜好
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商品质量就至关教要了。如果出口产品把握好质量，经过有关部门的质量检查，严格把关，合格的才能准其出口，这样才能打开国外市场，并且能站稳脚跟⑥。
3、改革外贸体制
针对五十年代的外贸体制的弊端，朱德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中央过分集中，管得过多，管得过死，导致外贸系统吃大锅饭，朱德认为，不能这样，要使地方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⑦。要下放一些管理职权，可以把一部分出口任务包给地方，让下面去经营，并改进外汇分成办法，让一部分利润给基层，充分发挥地方经营出口的积极性。1953年6月15日，他与外贸部长叶季壮谈：要给地方一定的机动性，鼓励地方多生产、多出口，比如，广东的外贸就应搞得更好，能出口的东西很多，除水果外，还有茶、丝、油等土特产都可以出口，还有不少副食品，也应尽量多出口。广东有好的地利条件，与港澳关系密切，要发挥这一长处。广东在改革开放后，才实现了朱总的愿望，外贸进出口总额，位居全国第一，超过上海。
内贸外贸搞成一套。1958年4月23日，朱德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外贸体制方面，条条集中的权力过多，希望能在中央的统一计划、统一出口价格的领导下，理顺管理权限，内贸外贸搞成一套，不要内外贸分离，多一层买卖关系，还要做到统一核算手续。为了减少“条条”的各种层次经营管理环节，应该允许出口货源的一些基层单位同外贸出口系统直接挂钩，直接联系，把生产和出口统一起来，就可使出口有稳定的货源，物资充足，出口就会有保障。
外贸部应设立一个专门研究对外贸易的机构，相当于今天的研究所（室）或智囊团。1963年2月7日朱德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认为研究机构应负责对国际贸易问题和国外市场情况，进行系统的分析，详尽的调查研究，广泛搜集经济和技术情报，使对外出口和国内生产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朱德从战略和长远上来对待外贸工作，这是先见之明。
搞好外贸工作，还要培养一批外贸专家。1958年4月12日，朱德在参观上海出口商品东列馆时强调，搞商品出口要有些专家才行、要着任务，政治思想上要强，还要懂世界经济，没有一大批专门人才，外贸工作就搞不好。
四、对外开放，自力更生
对外开放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两者关系至关重要，只有真正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搞对外开放。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栽了跟头的。
朱德针对“左”的片面性，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1963年12月9日，他与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薛暮桥谈到：自力更生是党的传统，但这并不是说样样东西都要我们自己制造，与其他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行贸易，更有利于自力更生。不能一味强调自力更生，从而忽视利用外国的技术、智力等。早在建国初期，在新中国铁路建设问题上，朱德就阐述，铁路和其它经济建设，主要靠我们自己，不是靠外援，但不是不要外援，只是不要单纯依赖外援。朱德反复告诫全党，要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两者是一致的。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足点、基本点，对外开放也是重要的、是一定要坚持的，要辩证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搞片面性。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对闭关自守，所以，朱德在谈到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时，着重氛放在开放这一面，抨击那种“天朝上国”的万能惯性，批评“万事不求人”的小生产保守思想。
由上观之，朱德的对外开放思想与邓小平同志的开放观，在内容和范围上有别，不是一个模样的。现在的对外开放，是全方面、多层次、多形式、多途径的，尤其是有了机制的根本性革命。但是，朱德的探索为后人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是宝贵的，折射出时代精华的理性之光。
（作者，华中理工大学政法系副教授）
注释：
①《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第44页。
②《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99页。
③黄华、陈友群：《学习朱德从实际出发的革命精神》，载（朱德研究），南充师院学报出版，1987年。
④李洪才：（朱德谈开发海南岛），《暸望》1984年第26期。
⑤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讲话
⑥1956年2月5日，朱德与李强谈话
⑦1957年4月3日，朱德与薄波谈话
《朱德人生画卷》前言 ——李传华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每当我们读着朱德这些豪迈诗句，他那响亮的名字，他那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的经历，他那威武、刚毅、正直、谦逊的形象，便立刻浮现在我们眼前。在朱德诞辰１１０周年来临之际，我们从他的光辉一生中采撷出一幅幅多彩的历史画面，编成这本《朱德人生画卷》奉献给广大读者，也以此寄托我们对这位世纪伟人的崇敬和怀念。
朱德，作为一位跨越两个世纪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自己７０年奋斗不息的伟大实践，在中国的现代历史和党史、军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青年时代就怀着从戎救国的志向，开始了革命军旅生涯。但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局面，使他空怀爱国之志而无报国之门。十月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为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他毅然从旧营垒中冲出，服膺马克思主义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彻底的民主主义追求、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谐、完满地集于一身。他作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和不朽的业绩。
朱德，人如其名，他的身上生动具体地体现着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一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对国家和民族有大功而从不言功。他受到不应有的委屈时也襟怀坦荡，泰然处之。他善待同志，关心部属，相见以诚，使人如沐春风。在党内斗争中，他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从不冤枉好人；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又立场坚定，是非分明。长征路上，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就表现了他“临大节而不辱”的崇高风范，恰如毛泽东后来称道他的：“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实在难能可贵。
朱德，作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威望源于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源于他时刻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一贯作风。他叱咤风云，指挥着千军万马，让敌人闻风丧胆；在自己队伍里，他又朴素得像一个田舍翁、老班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和战士一样穿粗布军衣，吃糙米野菜，住草棚窑洞。对战争的艰险，他从容镇定；对生活的困苦，他甘之如饴。他身处总司令的高位，却始终有着普通一兵的情怀。进城之后，他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物质条件丰厚多了，但他的生活依然俭朴如故，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这时虽已高龄，但仍不停息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时时处处把群众的冷暖和痛痒挂在心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朱老总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的光辉典范。
这本《朱德人生画卷》，共收入文章６８篇。每篇文章所写的史事不同、角度不同、感受不同，但都各自展示了朱德伟大人生的一个侧面，都是构成他的人生画卷的一幅画面。尽管对于一位历史伟人来说，这些记述可能都不够系统、深刻，有的或许还显得零散和粗疏，但综观全书，作者们所作的努力，可望把有心的读者带进一个认识朱德、研究朱德、学习朱德的园地。如果这本书对于读者能起一点启迪和激励的作用，那就是本书作者、编者企盼得到的最好回报。
《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朱德与人民军队的初创 ——江英
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７日，江西南昌花园角２号朱德的寓所，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客人。他就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周恩来与朱德相见后，一起研究了敌情，商讨了发动起义的有关问题。这一天，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当晚，周恩来回住朱德寓所。
朱德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是滇军中的著名将领。１９２２年赴德国留学。同年，由周恩来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５年转赴苏联学习军事。１９２６年夏回国，被派往四川，争取川军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年底，与杨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军事委员会，领导四川泸州、顺庆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由自己掌握军队的一次较早的尝试。１９２７年初，朱德遵照党的指示到达江西南昌，创办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养革命军事骨干。同时，还兼任了南昌市公安局长，为发展和保护革命力量做了大量工作。
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成立后，立即进行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７月２８日，周恩来住进朱德联系好的系马桩附近的江西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此后，那里就成为前委驻地，对外代号：“炮兵营”。前委排除张国焘的干扰，于７月３１日上午确定，起义于８月１日凌晨４时举行。
７月３１日晚，在南昌大士院３２号，灯火辉煌，“竹战”正酣，一群军官在麻将桌上杀得难解难分。起义前夕，朱德正在完成前委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这天，朱德在做好军官教育团起义部署以后，利用他的威望和社会关系，把敌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萧曰文和两名副团长请到一家豪华饭店———嘉宾楼大摆宴席。朱德“请客”麻痹了敌军，拖住了敌军几个团级指挥官，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和指挥。这天晚上，滇军一个副营长投敌告密，情况万分危急。前委决定，起义提前两个小时举行。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北伐军２万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经过几小时的战斗，全歼南昌市内和近郊敌军。起义胜利后，前敌委员会对起义部队进行了初步的整编。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改编后的部队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名义，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第十一军和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军长未到职）。第九军的基本部队，由原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南昌市公安局、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郊区农军组成。起义成功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朱德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根据中共中央原已确定的方针，起义部队分批撤离南昌，南下广东。８月３日，朱德率领第九军教育团作为先头部队首先出发。出发前，朱德派人送信给驻防抚州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兼赣东警备司令杨如轩，希望他拉起队伍参加革命。杨如轩接信后未作答复，但他慑于革命声威，为了保全实力，同时考虑到与朱德多年同窗和袍泽的关系，便把部队撤到城外，悄悄地给起义军让出一条南下的通路。南昌起义部队顺利占领抚州，尔后，又经过宜黄、广昌继续前进，直指瑞金、会昌。
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钱大钧部两个师又两个团共９０００人，已从赣州调往瑞金、会昌一带，其中一部已到达距瑞金３０里的壬田市，准备阻击起义军。桂军黄绍部１０个团也从赣州兼程赶来。起义军指挥部决定将第二十军第三师拨归执行先遣任务的朱德指挥，以迎击敌人。
８月２５日，第三师一个前卫营，在壬田市同敌钱大钧部两个团接火。起义军官兵奋勇冲击，与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滚滚硝烟和激烈的枪炮声中，朱德亲自到火线，一边指挥，一边使用两支马枪，轮换着向敌军射击。这次战斗，共击溃敌军两个团，消灭了一部分敌人。
起义军占领瑞金后，得悉来自广东的敌右、中两路军准备在会昌集中优势兵力，占据有利地形，堵截起义军南下。前委决定趁两路敌军尚未靠拢之际，将敌各个击破，首先歼灭会昌敌军钱大钧部，扫除南下障碍。
８月３０日，起义军向钱大钧部发动总攻击。叶挺指挥第十一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担任主攻，绕道敌后，从会昌西北面进攻；朱德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和第六团担任助攻，向会昌东北面攻击；贺龙率第二十军主力为总预备队。
朱德指挥部队与敌军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血战。起义军全线出击，敌军望风逃窜，当日，起义军占领会昌。这次战役，起义军以少胜多，大量毙伤敌军，俘敌官兵９００余人，缴获各种枪１０００余支，这是南进途中的一个大胜仗。
会昌战役以后，起义军又集中到瑞金。根据形势变化，起义军领导机关决定，抛弃国民党的旗号，打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的旗号，增补朱德等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分子为革命委员会委员。
９月上旬，起义部队到达福建汀州。在这里，起义军作出了三河坝分兵的决策，即起义军进入广东之后，在大埔县三河坝留一部分兵力监视梅县之敌，以主力取潮汕，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１９日，起义军到达三河坝地区。按照长汀会议决定，朱德率后卫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留守三河坝，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向潮州、汕头进军。
１０月初，南昌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与优势敌军作战中失利。
这时，部队还有２０００余人。在潮州东北的饶平，他们与从潮汕撤退的起义军官兵相遇。这时，才知道主力已经失败了。“没有泪，只有血！”在饶平县茂之乡的全德学校，朱德召集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王尔琢、周邦采等开会决定，积极跟上级党取得联系，向闽赣边界撤退，继续坚持斗争。
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南昌起义军第二十五师、第三师等部部分官兵，在朱德等率领下，离开广东，踏上了千里转战的征途。
１０月中旬，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至闽西武平地区，随后向武平以西山区转移。当到达闽赣边界的石径岭附近隘口时，又被地方反动民团所阻。朱德亲率突击小分队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攻占隘口，部队终于进入赣南山区。
１０月下旬，部队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这时，全军仅剩１５００多人，长短枪１０００支，机枪２挺，军心不稳，士气低落。在部队濒于溃散的危急关头，朱德召集了排以上军官大会。他严肃而坚定地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说，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到了１９１７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也会有一个１９１７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他还说，今后的斗争方式是打游击。封建军阀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我们就可以发展了。第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也表示坚决与部队一起奋斗到底。“天心圩整顿”，是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部队士气开始高涨。
１０月底，起义军余部到达大庾地区。这时，果然如朱德在天心圩所预料的那样，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自己打起来了。敌军暂时不追了，起义军站住了脚。这时，部队总共不过八九百人，比饶平会师时少了一半还多。在朱德领导下，进行了“大庾整顿”。首先，整顿党、团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建立了党支部，一批党员被分派担任基层领导职务。同时，进行了部队整编。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任司令（化名王楷），陈毅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下分三个支队，支队下分大队、中队和班。经过整编，部队进一步巩固。
１１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开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县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在这里进行了“上堡整训”。在纪律方面，规定部队筹款和缴获归公；在军政训练方面，进行游击战术训练，提高官兵政治思想觉悟。朱德提出了实行新战术，即打游击战的问题。上堡整训中，他强调用游击战术训练部队，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进攻中避实击虚，避免拼消耗；熟练使用手中武器，以提高命中率等等。这标志着部队逐步由实行正规战向实行游击战转变。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部队还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原来只知道打仗的部队开始搞群众工作了，这是南昌起义部队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最初实践。
１２月１１日，广州起义爆发。朱德立即率部兼程南下，直奔广东，策应起义。走到曲江，得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于是收容了起义失散人员，在韶关的犁步头驻扎下来。这时，朱德又领导部队进行了全面整训。朱德常对官兵们说，“我们闹革命，要有革命的意志，也要有革命的本领。”在他的主持下，起义军办起了教导队。教学训练中，从战术到技术，从操场到野外，朱德都亲自讲解，亲自示范，对官兵战术水平和军事技能的提高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朱德部队以国民党第十六军的名义作掩护活动了一个多月。这时，国民党当局发觉，朱德部第一四○团原来就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于是急电范石生，令他立即解除朱德部队的武装，并逮捕朱德。范石生接到命令后，密告朱德迅速离开。朱德、陈毅率领部队紧急行动，砍倒电线杆，割断电线，又派人袭击了敌军在汝城的弹药库，缴获十多担子弹，然后向仁化前进。后发现敌军，又转向湘南宜章地区进发。
１９２８年１月，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到达湖南南部，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了著名的湘南起义。１月２１日，朱德部队一枪未放，智取宜章。部队打出了镰刀斧头的红色军旗，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朱德宣布：“我们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帮助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支持大家组织起来闹革命，彻底打倒反动派，实行耕者有其田。”２月初，建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
毛泽东于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１日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率起义军余部转向井冈山，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到１９２８年初，建成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十分关心南昌起义部队。上山不久，毛泽东就派何长工下山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取得联系。朱德在听到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后，也派毛泽覃前往联络。朱德部队发动湘南起义的时候，毛泽东派一个特务连来到郴州，再次与朱德部队建立了联系。
１９２８年３月中旬，毛泽东应湖南特委的要求，率领两团部队下山，支援湘南暴动。随后，接应和掩护朱德部向井冈山转移。４月２５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的宁冈砻市。２８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回到砻市。毛泽东与朱德在龙江书院见面了！从此，毛泽东、朱德两个光辉的名字连在一起，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５月４日，在龙江河畔的草坪上，召开了两军会师庆祝大会。会上毛泽东、朱德等分别讲话。朱德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起点。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两支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我们一定要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
会上宣布：全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全军兵力１万人，共２０００支枪。１９２８年６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红军第四军。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朱德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它将与日月同辉，彪炳千秋，永远为世人所敬仰
《人民日报》1997年8月1日
朱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于俊道
1935年9月12日，红军长征途中，作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从四川阿坝县和若尔盖县等地南下，于10月5日在松岗卓木哪（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另立“临时中央”，自任“主席”，公共分裂党和红军。随左路军进行长征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等，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道，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
当时，在10月5日的分裂会上，张国焘强逼朱德、刘伯承站出来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说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转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59页）刘伯承则呼吁党和红军要团结一致，不要分裂，共同打击敌人。对此；张国焘耿耿于怀，不久，就免去了刘伯承参谋长的职务。
红四方面军的南下，与蒋介石的“剿匪”大军正好迎面相撞。蒋介石令川军集中力量对付红军……红四方面军的战局没有打开，敌军又从南面压过来。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红四方面军只得放弃原定计划，由进攻转入防御。11月下旬，部队撤出百丈地带，转移到九顶山、天品山、王家口、莲花山一带。红四方面军遭到敌军方面的重兵压迫、保垒封锁。这时，南下或者东出都已经没有可能了。党中央早就提出的“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的预料，不幸变成了事实。
正当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处境困难的时候，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并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张浩（林育英）从共产国际回到陕北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党中央决定以他有利身份，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又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确立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党中央便先后将张浩回国的消息和直罗镇战役胜利与瓦窑堡决议内容向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作了通报。
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北上的胜利与张国焘坚持要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达陕北”的谬论，不攻自破。红四方面军不少指战员私下纷纷议论：“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故此，部队要求北上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
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是人所共知的。朱德等同志坚决反对伪中央的态度，对张国焘起到了有力的制约作用，使张国焘不敢轻举妄动。与此同时，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自始至终都十分注意方式方法，总是以理服人，一方面讲斗争，一方面讲团结，耐心地规劝张国焘，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说“你的这个‘中央’不是中央”。张国焘也十分清楚，不管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没有朱德的支持是成不了气候的。也正是由于朱德看透了张国焘作贼心虚的心理，所以自始至终都在想办法开导他，制约他，警告他。这样，张国焘因此也不得不有所顾虑，特别是张浩致电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并高度评价了红一方面军的英勇善战，无疑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由此，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开始转变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其他同志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要他先取消他那个所谓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再慢慢解决。于是，有同志建议“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隶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意见，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以为比较可行，估计张国焘也能够接受。经与党中央协商，意见达成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