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康边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已为事实所证明。1936年2月，敌军大举进攻天全、芦山地区，红四方面军粮弹缺乏。虽经一星期激战，最终被迫撤出天全、芦山，向康定、炉霍、道孚转移。 这时，中共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他们选择：第一北上陕甘；第二就地发展；第三南下转战。朱、刘、徐等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张国焘南下失败。又听中央传达斯大林同意红军主力靠近苏联，以联合抗日的计划，便顺水推舟，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至此，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告失败。
关于“临时中央”问题，经张国熹与党中央磋商，决定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正式宣布取消他的伪中央。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至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彻底破产。
出任数载 功绩显赫 ——朱德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杰出贡献——桂玉麟
新中国成立不久，根据我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新情况，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并任命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从1949年11月至1955年3月，朱德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为加强党的纪津检查工作，确保中央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党的贯彻执行，为整顿党风，严肃党纪，纠正党内的各种不良现象，塑造党的光辉形象，切实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杰出的贡献，永远值得后人敬颂和缅怀。
一、强调纪检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朱德是我党早期的成员之一，长期在领导岗位工作，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朱德深深体会到坚持党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性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象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①朱德还认为，在夺取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坚持铁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性，更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在他看来，党掌握全国各级政权，取得领导地位，自身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自身的形象，对全国人民影响极大。如果少数党员有不好的言行甚至违法乱纪，必然会损害党的形象，降低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削弱党的战斗力，进而危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巩固与发展。
在实际生活中，朱德认为大多数党员在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克己奉公，努力工作，遵守纪律，作出表率，是有成绩的。可是，也确有不少党员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和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行为。”②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引起了群众对党的不满，也造成党和群众的严重脱离。
一方面由于坚持党的纪律对党的事业、党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党内还有不遵守纪津的行为，还存在着种种违纪现象，因此，朱德十分强调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性。他在1950年5月6日的一次讲话中严肃指出，只有加强党的纪检工作，才能使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得到正确的执行，才能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圆满完成提供保证作用。
为了确保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朱德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为纪检工作的深入进行创造有利条件。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各级党委要更加重视纪律检查工作，并经常检查这一工作开展的情况，对这一工作给予具体的指导与帮助。与此同时，朱德也强调，纪检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的纪检部门，既要发扬主动积极的工作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做好工作，同时又要及时向党委反映情况，提出问题，当好助手，争取党委的重视与支持。
朱德不仅对各级纪检部门提出了必须自觉接受党委领导的要求，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他自己也是这样履行的。他出任中纪委书记期间，经常主动、积极、负责地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情况，反映意见。1950年3月9日，当各级纪委组建不久，朱德写信给党中央主席毛泽东，陈述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提出全党在执行纪律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取得中央对纪检工作的支持与重视。在这封信中，朱德列举的全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有些党员纪律松懈，时有违犯党纪或违法事件发生；有些党组织滥用职权，对党员处分不够慎重；在处分党员时，有的地方随心所欲，不按照党章的要求办事；有的地方对党员违犯党纪国法、不执行党的政策与决议等重大问题注意不够。
同年7月7日，朱德又致函毛泽东，汇报自3月以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情况。他还在函中向中央建议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抓紧对全党执行政策和遵守纪律情况的检查，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
1952年1月26日，朱德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对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提出建议。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朱德在信中建议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纪检工作的领导；建议健全纪检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有效行使纪检职能；建议党的各级纪委和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明确分工，形成合力。
同年6月，由朱德主持，中纪委就全党纪律检查工作形成了一个总结报告。《报告》反映了自1951年底开展“三反”运动（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以来，被揭发出来的有贪污行为的党员和干部的查处情况，陈述了全党在执行纪律、开展纪津检查方面还存在的种种问题。6月22日，朱德将（报告分报送党中央和毛泽东。中央高度重视并赞同中纪委的总结报告，于次日向全党转发。
朱德在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情况、汇报工作的过程中，不仅全面、客观地介绍工作的进展，遇到的困难，以及对令后工作的设想、建议，而且还实事求是地反映工作中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1953年6月4日朱德就改进中央纪检委的工作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即为一例。在此报告中，朱德如实地向中央陈述工作中的各种缺点与间题。其中包括，中纪委对地方各级纪委的业务指导不够，审批案件、处理群众来信有拖延、积压现象，下去检查、指导工作还有待加强，机关内部的工作制度尚不健全。在列举工作中的不足之后，朱德提出了改进意见。朱德勇于正视工作中的问题，并及时地向党中央汇报反映，对各级纪委的教育帮助也是很大的。它进一步坚定了广大纪检工作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自觉接受党委的正确领导，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信心与决心。
二、明确纪检工作的指导思想，强调纪检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
1953年H月11日，朱德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党的纪检工作会议。会上，他作了题为《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朱德在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总任务，是保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彻底实现。他说，“如果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离开了党的这条总路线，就不可避免地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③朱德认为，通过对广大党员经常性的教育，以及通过查处各种违纪违法的案件，“保证总路线的顺利执行，防止并克服一切破坏总路线的行为或倾向”④。这是“纪律检查工作部门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任务”⑤。为此，朱德在另一次讲话中谆谆告诫各级纪检部门，“这一工作做好了，我们就能起保证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等等都能正确执行，就能成为党委在贯彻政策、实行决议方面的有力助手。”⑥
正因为纪检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因而，朱德强调指出，纪检工作必须保护生产，保证国家计划的切实实现。他在11月11日的报告中提到，通过对执行党的纪律的检查以及系统的党纪教育。“保证每个党员和每个党的组织都能实现自己听担负的任务，从而使党的发展生产的政策正确地执行，使国家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顺利地实现。”
朱德关于纪检工作必须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思想，贯穿于他的全部言行，始终为广大纪检工作者指明了方向。
还在1953年初，当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朱德在3月22日的农村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座谈会上就明确强调，农村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农业生产，保证农业生产计划的实现，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地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要通过查处农村中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违纪案件，提高广大农村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反对和防止各种不良行为对党的侵蚀，发挥全体党员、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之后，同年11月在和军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干部座谈时，朱德也着重谈到，发展社会主义就是要努力搞好生产，所以军队要保护生产，军队的纪检工作也要为发展生产服务。这里，朱德又一次强调纪检工作必须服务于生产发展，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三、实行教育与查处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地处理违纪案件
中纪委组建不久，1950 年5月6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并作了《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他在讲话中用很大篇幅阐述党内教育与执行纪律相结合的问题。朱德明确指出，为严肃党纪，纠正党内存在的种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一方面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执行纪律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纪律，对违纪案件进行认真查处，对违纪党员干部进行严肃处理。
在朱德看来，加强党内教育与查处违纪案件，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加强教育可以提高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增强党员的免疫力，保持我党在思想上的纯洁，减少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因此，朱德认为“党内的教育工作是主要的”⑧，各级纪委应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防止只注意查处而忽视对党员的经常性的教育。
与此同时，朱德又强调指出，对违纪案件也一定要认真查处。他在1951年5月19日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到，除经常进行纪律教育外，今后对那些明知故犯、阳奉阴违、假公济私、挟嫌报复、贪污失职以及对党隐瞒欺骗的党员，必须给予纪律处分。性质严重者，还必须开除出党。朱德认为，这样才能保持我党在组织上的纯洁。同时，通过对违纪案件的严肃查处，也可达到教育广大党员，提高他们自觉执行党的纪律的思想觉悟的作用。因而，朱德称之为是对党员最有效、最实际的教育。
对党员违纪问题的处理，朱德要求“即时处理，即时纠正”⑨。这样，一方面可以随时总结经验，对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也是一个教育。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犯错误的党员“积重难返”，犯的错误越来越大，“最后把政治生命也葬送了”⑩。因而，“即时处理”的方法，对犯错误的党员也是一种挽救、帮助，有利于“治病救人”，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
党员违犯纪律，朱德认为不管是谁，都应受到必要的处理。他在1951年4月24日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到，任何一个党员如果违犯了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违犯了国家的法律、法令及政策，损害了革命事业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党的组织就必须及时地予以过问。对于党的高级干部，朱德更是主张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使各级领导能带头讲政治，带头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带头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与行为，率领广大党员、群众胜利建设社会主义。
处理党员的违纪案件，朱德主张应选择“有重大教育意义的事件”(11)，在党刊或报纸上予以公布。这对违纪党员来说，具有威慑作用。否则，朱德认为错误的党员还会满不在乎，不利于他们改正错误。
在处理党内违纪案件时，朱德认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方针，防止偏离党的原则。
朱德指出，对违法乱纪的党员，不能迁就，不能讲情面，不能怜悯、姑息，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应该严肃、认真地查处，藉以教育本人，教育别人。同时，对犯错误的党员，凡能挽救、教育者，要热情帮助，关心他们的政治生命，使他们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对他们的处理，也要使他们易于接受，心悦诚服，而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粗枝大叶、滥用职权、马虎从事，从而防止简单、粗暴、不够慎重的倾向。
对犯错误的党员的处理，朱德还认为，既要有根据，也要分清是非，区分是哪一类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作为纪检部门，朱德一直认为，“要从政治上着眼，多注意政策性、原则性的问题。”(12)也就是说，要在党员中经常检查了解，有没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有没有违犯国家的法律和法令，有没有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行为和倾向。这样。才能形成全党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确保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蓬勃活力。
四、重视纪检部门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纪检部门的素质
纪检部门担负着维护党的纪律，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繁重任务。为胜利担当这一重任，朱德极其重视纪检部门的自身建设，经常强调提高纪检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在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曾明确提到，“只要我们谦虚谨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联系群众、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坚定地同一切困难作斗争，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正确地执行自己的任务。”(13)
首先，朱德强调纪检部门要加强政抬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和政策水平，始终把握好政治方向，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感性。还在各级纪委刚刚组建时，朱德就提醒大家，作为一名纪检干部，自己要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要在各方面作出表率。他说，“自己要正派，要奉公守法，以身作则，使自己成为鉴守纪律、服从组织、团结群众的模范。”(14)否则，别人就不大信服，自己的工作也无法开展。1953年2月朱德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第二次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又一次强调指出，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人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同年11月28日，朱德在出席第二次全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提到，各级纪检工作部门要努力学习，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学习各项政策法令，学习革命理论，有效地开展纪检工作。
同时，朱德要求纪检部门开展业务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办案水平。纪检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还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加上党的纪检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干部也缺少经验。因此，朱德一直认为，要使纪检干部适应工作的需要，必须加强业务学习，不断熟悉业务、钻研业务、以便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能出色地做好工作。
要做好纪检工作，朱德还认为必须健全机构，加强管理，完善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朱德出任中纪委书记后，注意选调党性强、政策水平高、作风正派、有一定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党员千部到纪委工作。与此同时，他也多次强调要健全地方上的各级纪委，充实力量，加强管理，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
朱德还认为、纪检部门必须加强和其他部门的配合，密切和组织部门的联系。1951年4月24日，朱德在全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为加强党的纪律性而斗争》的报告。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朱德专门论述了纪检部门应与党的组织部门加强联系，以便及时了解情况，制止或预防各种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和倾向的发生。1953年10月27日，朱德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还形象地把纪检工作和组织工作比喻为密不可分的两只手，一只手是纪检工作，一只手是组织工作。朱德生动地淡到，只有当这两项工作分工合作。协同作战，才能象一个人那样充分发挥两只手的作用，使人的机能和谐、协调。
从1919年冬到1956年春朱德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由于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各级纪委对各种违犯党纪的不良现象进行了坚决斗争，同时也由于朱德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党的优良作风得到了继承、发扬，广大党员自觉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纪律、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朱德为整顿党风、严肃党纪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永远值得后人颂扬，也将留芳百世。
今天，回顾朱德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重温他在半个世纪前对纪检工作确定的指导思想，提出的工作原则与要求，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进一步坚定我们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加强党的建设，端正党的作风。消除各种腐败现象的决心，而且还为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做好党的纪检工作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历史的借鉴。
（作者单位：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①②⑥⑧⑨⑩(11)(12)(14)引自《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朱德选集》第280页、281页、289页、289页、289页、289页、290页、290 页、290 页）
③④⑤⑦(13)引自《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朱德选集》第323页、314页、314页、315页、319页）
朱德在大决战的日子里 ——姜铁军
解放战争进入１９４８年秋天，已是第三个年头。为把中国革命战争推向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正在导演着一部最威武雄壮、最有声有色的活剧。在这部活剧中，朱德总司令的深谋远虑、雄才大略和军事指挥艺术，得到了充分体现，对战略决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九月会议共议戎机
１９４８年９月８日至１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从延安撤出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抗日战争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主题报告。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５００万，歼敌正规军５００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朱德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表示同意争取在五年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并强调说：一年来我们的部队大有进步，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不能满足于现状。要经常整训，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站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够连续作战。
的确不错。经过前两年作战，我军迫使蒋介石一再改变战略，先是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继而是全面防御，现在又采取重点防御战略。企图依托有１０万人以上守备并有坚固工事的大城市，待解放军攻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再以若干个有１０多万人的精锐兵团多路驰援，以击破解放军于坚城之下。因此，能否一次攻克敌１０万人以上守备的大城市，能否一次歼灭敌１０万人以上的增援兵团，便成为摆在人民解放军面前很难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严峻课题。
作为总司令，朱德深知，这两个课题不解决，这两个关闯不过，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要闯关，就要在实践中取得经验。早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初，朱德就以军事家的敏锐洞察力，开始关注并着力解决攻坚战这一新的重要课题。
悉心研究攻坚课题
朱德说：“２０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为突破这道难关，朱德倾注了大量心血。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在朱德的亲自指导下，晋察冀野战军攻克石家庄，开创了我军“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战后，朱德用很大精力总结石家庄攻坚战经验，对攻坚战术作了科学的总结，形成了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对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术。１１月１８日朱德在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强调说：“必须极大地注意学习阵地攻击战术，这是我军建军以来经过三次革命战争的新课题，它意味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跨入一个新阶段。打下石家庄，只是上了第一课，而更大的课题、更艰苦的实践还在后面。”
接着，朱德又把目光投向了晋南军事重镇临汾。
临汾是晋南敌军最后一个据点，因状似卧牛，内高外低，易守难攻，故有“卧牛城”之称。守军虽然只有２·５万人，但装备精良，城防坚固，阎锡山吹嘘临汾城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率部从１９４８年３月７日发起临汾攻坚战。由于担任攻城的部队是新组建的，装备较差，又缺少攻坚经验，故经月余作战，屡攻不下。朱德认为，为了夺取内线敌占城市，需要培养、锻炼出专门的攻坚部队，而培养攻坚兵团又是争取战争胜利、解放全中国的重要一环。因此坚决支持攻打临汾，并给予具体指导。
４月１２日，朱德与刘少奇联名致电徐向前，提出：攻打临汾可采用攻打石家庄的经验，首先是“炮炸协同，击开突破口”，即以大量重迫击炮、榴弹炮和野炮，集中打一点，并利用挖好的坑道，用１０００公斤到５０００公斤黄色炸药进行爆破，必能炸开突破口。大量炸药爆炸后，敌守兵在十数分钟内，均聋哑不能行动。趁此时以步兵冲进，再以大量手榴弹及少量炸药，就可占稳突破口，再向两面发展。请充分准备炸药５万到１０万斤，炮弹须有５万到１０万发。
５月１１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赴濮阳对华东野战军进行慰问并指导工作。在劳累的征途中，他仍然心挂着晋南战场。当他了解到，有些领导干部想“暂放弃临汾，回师东向，集中力量保卫石家庄”时，立刻于当晚写信给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我很顾虑你们怕伤亡，又打不开，不如不打。这样决心，那就前功尽弃，敌人守城更有信心，我们攻坚的信心又会失掉，部队也学不会攻坚”，“如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
他又说：赴濮阳途中，在元氏县车站休息时，观看了地方部队用炸药炸开该县城墙的遗迹，了解使用炸药炸开缺口的办法，即用棺材装２５００斤炸药炸一个缺口，几个缺口同时爆炸，威力很大，请你们再参考攻元氏战例，鼓励攻临汾战士，以大力支持他们，一定能打下。
战事正如朱德所料，华北军区部队经过７２天的战斗，终于在５月１７日攻克临汾。后来，指挥这次战役的徐向前回忆说：“朱总司令的果决、信任和支持，给我们很大鼓舞。部队顽强战斗，终于攻克这座堡垒城市，锻炼成为攻坚的铁拳头。”
５月１４日，朱德在濮阳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学会攻坚战、阵地战”。他说：去年７月以来，山东、晋察冀、山西、陕北等地，拔掉了敌人大大小小许多据点，今后内线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把“钉子”继续拔光。当有人问：“长春、沈阳何时可下？”朱德回答：“今年有希望……东北解放军有家务，１０多个纵队，有大炮、坦克，飞机也可以撒撒传单。接济快，有铁路运输。队伍较坚强，能攻坚。”
在朱德的高度重视和具体指导下，在朱德总结的一系列攻坚战术的启发下，人民解放军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已经“学会了攻坚战术”，“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以攻克石家庄为起点，相继攻克了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兖州等城市，为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积累了宝贵经验。在率领全军突破攻坚战这一关上，朱德功勋卓著。
辅佐统帅决胜千里
战略决战期间，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书记组成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在西柏坡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他们日日商讨分析战局，夜夜开会确定方策，统筹全局，提挈全军，把气势恢弘、波澜壮阔的战略决战一环紧扣一环、一步紧接一步地推向最后胜利。
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最高统帅。朱德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制定战略决战的所有重大决策。可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在战略决战中所表现出的炉火纯青的军事指挥艺术，融进了朱德的丰富智慧。
在参与统帅部决策的同时，朱德还经常到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听取汇报，分析形势，评论战局，发表意见。
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３日，在战略决战即将开始之际，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就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战略决战的地点、时机、条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战争第三年的后１０个月中，“军事上我们有希望解决傅作义部，拔掉济南、太原诸点，集中兵力向蒋管区挺进”；“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军队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是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
９月１６日至２４日，华东野战军采取“攻济打援”部署，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一举攻克有１０余万重兵守备和坚固设防的济南城，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与此同时，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东北野战军主力长驱南下，连克绥中、兴城、义县，截断北宁线，威逼锦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１０月１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首先对东北和济南战场形势进行了总结。他说：过去我们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不利。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朱德认为，“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１０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接着，他分析了今后战局发展趋势：“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部”，“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但我们还是一定能够解决他”；“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邱清泉、黄伯韬、李弥三个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兵团。”他指出，“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场。”在中原地区决战，“我之有利条件为：第一，群众是我们的；第二，我们的力量比较大；第三，我们的运输线较前顺利；第四，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大量的弹药”。
１０月１４日至１５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３１个小时激战，攻克北宁线上的战略枢纽锦州，取得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捷报传到西柏坡，人民解放军的领袖们异常兴奋。第二天，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指出：“打下锦州，我们更好地取得了攻坚战及攻取大城市的经验。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部。”“在淮海战场，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它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今后要注意攻坚战术。人员补充问题是我们继续取胜的重要条件。另外要收集物质资材，加紧军工生产，准备决战。
１１月２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接着，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中原大地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胜利发展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又联合发起平津战役。１１月２６日，当战略决战已全面展开的时候，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兴奋地指出：“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２０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他说：在徐州地区，黄伯韬兵团被歼后，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并寻机歼灭由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在华北方面，“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务只有这么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也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最后他强调：“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迅速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
至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战略决战宣告结束，人民解放军在历时１４２天的作战中，共歼国民党军１５２万人，使蒋介石赖以支撑内战的精锐主力基本归于消灭。战略决战的空前胜利，提前并超额完成了九月会议上确定的军事计划，从军事上说，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基本上被打倒了。
１９４８年，朱德总司令已届６２岁高龄，他宵衣旰食，席不暇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指挥了震撼世界的三大战役，为战略决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业绩，他的英名，将连同三大战役这一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辉煌的篇章永垂史册。
（本文选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朱德人生画卷》）
朱德与成仿吾的夕阳情 ——吴少京
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０日上午，室外艳阳高悬，鸟雀啁啾。朱德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进办公室，看到桌上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本成仿吾校译的新版《共产党宣言》大字送审本。他放下手边的其它工作，认真仔细地读了起来，并不时做着眉批。他用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了７０年的深刻经历，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更用他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伟大胜利融合在一起的身心，再一次地读着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１９２３年５月，远涉重洋去寻找革命真理的朱德在德国首次读到《共产党宣言》。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革命原理和精神成为他坚信不移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沧海桑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屹立在东方，朱德本人也从一个旧式军人转变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５３年以后，当他再一次捧读《共产党宣言》，读到那些熟悉的段落、语句和指导他奋斗了一生的科学真理时，仍是那么专注、认真，就像５３年以前初次读到它时一样。
翌日中午小憩以后，朱德告诉秘书：“你准备一下，我要马上去看望成仿吾同志。”秘书听后感到为难，朱老总九十高龄，身体又不好，他能经受得住访友的劳累吗？于是立即挂电话给成仿吾。成仿吾得知这一消息，在电话中声音激动地嘱咐道：“请转告老总，让他不要来，我马上去看望他。”但朱德仍然坚持要亲自登门拜访。朱德的外孙刘健对秘书说：“姥爷与成仿吾有着几十年的深厚友谊，看来拦是拦不住了，我们准备一下，一起陪着他老人家去吧！”那时，受到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才四个月，毛泽东主席也处在重病之中，“四人帮”及其爪牙横行霸道。朱德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使他更加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宣传了。
时近三时，车子开到成仿吾居住的楼旁，笔者有幸看到了这样一幕场景：朱德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刚刚跨出车门，成仿吾便迎上前去紧紧握着朱德的手，许久没有松开，然后挽着朱德的胳膊一同缓缓地朝屋内走去。２０年后，当成仿吾的夫人张林回忆起这一往事时，仍然激动得老泪纵横：“仿吾到车边去迎接朱老总，口中不住地说，老总，你好呀！然后，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往里走。我看着一位８０岁的老人搀扶着一位９０岁的老人，两位历经风雨和坎坷的革命老人互相搀扶着，想着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艰难奋斗的一生，真不容易啊！”
成仿吾是我国卓有成就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曾几度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
１９２９年初，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时期，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积聚革命力量，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再次到来，蔡和森从莫斯科给在柏林的成仿吾写信，让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译文脱稿后几番辗转，委托一位将去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带给蔡和森。但当这位德共党员到达莫斯科时，蔡和森已经离苏回国，不久就壮烈牺牲了。这部珍贵的译稿，用成仿吾自己的话说，也“随之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１９３８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仿吾和徐冰在延安拾到了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为了革命的需要 ，为了完成蔡和森的遗托，他和徐冰商量决定，将这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以最好的质量和最快的速度译成中文。
在当年的８月，译稿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第四集交付延安解放社出版发行。大约在１９３９年秋天，成仿吾在前方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延安版，发现有人根据俄文作了大量的修改，他很不满意，但是已经无法补救了。
“文化大革命”中，成仿吾受到冲击，被停止了正常的工作，但他一贯“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迎必正人”。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拳拳赤子之心。他看到建国以后编译出版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都是从俄文版转译为中文的，其中不乏不够准确，甚至谬误之处，更令他心中不安的是，中文版中的某些观点和史实偏离了作者的原文原义。于是，他立志在有生之年，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几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由德文直接译成中文。为此，他专门上书毛泽东主席，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志向。毛泽东在成仿吾的信上批示：请在中央党校或社会科学院给成仿吾同志安排一个位置，专门从事马恩著作的校译工作。
１９７４年，中央党校成立了“成仿吾小组”，以此作为成仿吾的工作班子。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教授李逵六担任组长。他们着手翻译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
从拉开翻译工作序幕到印制出《共产党宣言》大字送审本，历时整整两年。出乎成仿吾意料之外的是，送审本报送朱德仅仅三天，这位年高九秩的革命家就坐在了《共产党宣言》译者的对面促膝而谈。
朱德欣慰地对成仿吾说：“你们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我昨天一口气看完了，很好懂，主要问题都抓住了。看完后，不用讨论就明白了。阶级斗争问题、民族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都讲了，讲得很清楚。”
朱德询问成仿吾：“你们这个班子有多少人？花了多长时间？”成仿吾一一作答。
朱德嘱咐成仿吾：“还应该多培养几个接班人。马克思主义弄通了，很重要。”
朱德鼓励成仿吾：“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要有好译本。你们的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你这个工作是根本工作。现在有些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对世界都有影响，有世界意义。我要把你这里当个点，时常来。”
朱德关照成仿吾：“你要很好地保重。党内像你这样的老同志不多了。”
最后，朱德告诉成仿吾：“中央对我管得很严。我的身体还好，现在一天吃三两粮食，吃多了不消化。游泳要坚持，不要停下来。我现在还常用游泳圈在水里泡一泡。”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朱德起身告辞。两位老人又互相搀扶着走到汽车旁。望着渐渐远去的汽车，成仿吾深情地对夫人说：“他还是那么谦逊，还是那么真诚！”
４５天之后，朱德逝世，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中。成仿吾闻知噩耗，泪水涟涟，久坐不语。突然，他叫服务员：“拿黑纱来！”他颤巍巍地把黑纱套在左臂上，站起身来，对夫人和儿女们激动地说：“你们知道吗？如果没有朱老总，就没有井冈山会师。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朱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内部的失败情绪，有顷刻瓦解之势。在危难关头，朱老总登高一呼：‘谁愿意革命就跟我走！’”成仿吾边说边学着想象中朱德的姿态，左手叉腰，右手用力一挥。在成仿吾生命历程的最后八年中，他曾无数次在夫人和儿女们面前演示这个动作，喊出这句话。这一做一喊成为成仿吾悼念朱德的特有方式。
谨以此文献给朱德诞辰１１０周年、成仿吾诞辰１００周年。
《人民日报》1996年12月2日
朱德视察纪事 ——刘学民
开国大典的礼炮响过之后，朱德总司令的注意力就从硝烟迷漫的战场逐渐转向了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他在新生的共和国里，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走遍了除西藏、宁夏、台湾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市。他每次出行，都是轻车简从，没有前呼后拥的迎送，也没有接风洗尘的宴请。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写了许多调查报告，为中央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那勤政廉洁的作风传为佳话，留传至今。
站得高，看得远
1958年7月初，高原古城兰州，风和日丽，清爽宜人。朱德乘坐的飞机抵达兰州上空，缓缓下降时，他透过舷窗看到的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拔地而起，非常兴奋地说：“在兰州才能看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气派和速度！”
他不顾旅途的疲劳，当大下午，就登上兰州的五泉山，鸟瞰市容。五泉山，因有五股清凉甘醇的泉水而得名。山上的崇庆寺建于明代，古朴而雄伟。从山脚到山腰，随着山势的迂回曲折，散落着许多名胜古迹，现已辟为五泉山公园，供人游览。
朱德同随行人员在嘛尼院小憩之后，便拾级而上，直向千佛阁攀登。半路上一座牌坊横在山道上，正面横书7个大字：“高处何如低处好”。
朱德反复看了几遍后，若有所思地说：“这7个字是意味深长啊！”陪同的一位同志说：“后面还有7个字呢！”
朱德同随行人员穿过牌坊，回头看到上面也端端正正地横书着7个大字：“下去还比上来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