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笑了。他端详了一阵后，继续拾级而上，边走边对随行人员说：“这两句话是佛教的思想和语言，但是很富有哲理。本意是劝世人安贫守拙，不求上进，无所作为。其实高与低是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绝对化，要辩证地去看待。比如说，晚上行军，你说在高处好，还是在低处好？如果走在山顶上，人影映着天空，易暴露目标；如果走在山下，就容易遭到敌人的伏击。这样看来，高处不安全，低处也不保险。所以，夜里行军特别是接近敌人时，最好是不高不低，在半山腰里走。”他的几句话，生动形象地讲清了高低的利弊，引来了同行者的阵阵笑声。
他接着说：“讲到‘上来’与‘下去’，我们很自然地想起那句流传久远的俗话‘上山容易下山难’。古人把‘下去还比上来难’写在这里，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所以，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将军下连当兵，书记种试验田等等。目的就是告诫我们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接触实际，了解下情，解决问题。"同行者听到这里，都频频点头，打心眼里钦佩朱委员长的一番语重心长的开导。
登上千佛阁，远望群山连绵不断，黄河滔滔东去；俯视城区十里长街，楼群叠起，工业区铁塔烟囱林立。朱德无限感慨地说：“还是站得高，看得远！王安石不是有一首《登飞来峰》的诗吗？他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话也是很有道理的。站在高处可以统览全局，这就是高处的特点。”
在下山返回的路上，又看到那座牌坊上写的“下去还比上来难”，朱德意味深长地说：“比较起来，向上去，是攀登，总是困难一些；向下去，是后退，总要容易一些。我们应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去攀登世界高峰！”
粗茶淡饭最相宜
百花齐放各争春，金马勇鸡彩色新；
琼楼玉宇翠湖畔，勤扫亭堂迎贵宾。
这首悬挂在昆明翠湖宾馆大厅里的七言绝句，是朱德1957年2月视察昆明时，特地书赠翠湖宾馆的。
云南，是朱德的第二故乡，是他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他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早在1909年，他抱着强兵救国的思想，考人云南陆军讲武堂；1911年，参加了昆明“重九起义”；1916年，在蔡锷的率领下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当他于1957年2月13日回到昆明时，觉得一切都那样亲切。
朱德的生活，一贯十分简朴。他来到昆明后，省委领导考虑到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让宾馆工作人员把伙食搞好一点。但是，朱德对自已的日常生活要求十分严格，再三提出不能超出他的伙食标准，希望把饭菜做得清淡一点。有一天，专为他做了一个“金雀花炒鸡蛋”。一端上来，他特别高兴，问道：“如今，昆明还有没有‘马豆荚’？”
“有，现在就有。”工作人员一听他很喜欢当地的小菜和山野菜，就问：“过去吃过‘苦刺花’吗？”
“吃过，吃过。要放昭通酱炒，非常好吃啊！”
工作人员知道群众常吃的这些山野菜，也是朱德爱吃的，就经常为他做些，他十分满意。
朱德在宾馆住了一段时间，省委在检查接待工作时，发现他每天的伙食费用大大低于规定标准，生怕影响他的健康，就批评了接待人员，吩咐做一些燕窝、银耳和胶质重的食物给老人吃。
一次，接待人员根据省委的意见，做了个“燕窝煮鸽蛋”。一端上桌子，朱德就有些不太高兴，立刻把接待人员叫去，十分委婉地批评说：“你们每天对我照顾得很好，晚饭也很可口，不要再搞这些高贵的东西给我吃了。要看到普通工农群众的生活还很苦。”
工作人员非常不安地解释说：“省委领导怕不能保证您的营养，影响您的身体健康。”
他非常严肃认真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需要那些高级食品。这次燕窝的钱我付。下次再弄来，我可就罢吃了！”
当时，由于省委领导再三强调要保证老人家的营养。过了几天，工作人员又做了一次燕窝，硬着头皮给朱德送去了。这下，他真的生气了，一口也不吃，还让康克清专程去商店调查了燕窝的价格。后来，很严厉地批评了接待人员。
打那以后，工作人员经常给朱德同志做些青蚕豆焖饭、炒香椿、豌豆尖等地方风味的家常便饭，他十分满意。每次都是那句寓意深长的话：“几十年不吃了，别具风味啊！还是粗茶淡饭最相宜！”
共产党不兴送礼
1974年8月的一天。上午刚过，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离开北戴河，缓缓开进秦皇岛市，来到工艺美木厂的院子，停在一排遮荫蔽凉的杨树下。车门打开，工人看到是朱德委员长的夫人康克清，便亲切地呼唤着：“康大姐来了！”
一听说康大姐来了，工厂的领导都出来迎接。这时，只见康大姐从汽车里小心翼翼地搬出一幅贝雕画。大家都愣住了：这不是昨天送给朱委员长的那幅《山峡夜航》吗？怎么又拿回来了？
原来，前一天，88岁高龄的朱德委员长到工艺美术厂视察。他参观了生产车间，仔细询问了生产情况和工人们的生店情况。他再三鼓励大家：“工艺美木是个特殊的行业，生产的不是一般产品，是艺木品，所以更要精益求精。你们要继承灿烂的民间艺木，创造出更多更美的艺木品。你们是从事着变废物为珍宝，化平凡为神奇的特殊生产。”
工人们衷心感谢朱德委员长对他们劳动的赞美与关怀。为了表达心意，便特地挑选了一幅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贝雕画《山峡夜航》，赠送给朱委员长。画中青山对峙，江水涛涛，船灯闪烁，破浪而行。美丽的川江景色栩栩如生。工人们完成这幅画最能恰当表达他们对朱德委员长的深情厚谊，它既反映了朱委员长家乡巴山蜀水的秀丽景色，又象征着老一辈革命家历尽千难万险，乘风破浪，永远向前。他们生怕委员长不收，就没敢惊动他老人家，只向陪同的同志说明了这是工人们的一点心意。然后，就悄悄地放在随行人员的车上带走了。
朱委员长到了北戴河后，知道了这件事。他非常歉意地对康克清说：“还是请你代我再去一趟秦皇岛吧！把工人们的深情厚谊留下，贝雕画退回去，一定要谢谢大家！”
康克清专程到秦皇岛，转达了朱委员长的心意，送还《山峡夜航》贝雕画。工人们热情地围着康大姐，恳切地请求着：“这是我们大家亲手制做的，也算是向委员长作汇报的。请您劝劝委员长收下，作个纪念吧！”
康大姐听了工人们感人的话语后，笑着转达委员长的心意：“大家的心意，他已经收下了，特地让我来谢谢大家。可这幅贝雕绝对不能收。他说这是人民创造的财富，应该拿去换外汇，支援国家建设。共产党历来是不兴送礼的，我看还是尊重他的意见吧！”
最后，贝雕画《山峡夜航》退还给了工艺美木厂。工人们噙着眼泪送康大姐离开了工厂。
朱德一生廉洁奉公，一贯拒收礼品和馈赠。有一年秋天，他去山东视察，正值水果丰收。当地领导知道他喜欢吃美味可口的莱阳梨，就想给他带一些回北京吃，可又怕他不收。后来装了两筐，在火车开动前搬上了车。
开车后，朱德发现了两筐梨，马上把秘书和警卫人员找来，批评说：“我们是共产党，下来是工作的。不能学国民党，到下面去搜刮。今后记住，下来工作，不接受任何礼物。谁收了，就让谁原封送回去，还要受批评和处分。”接着，他又叮咛：“这两筐梨，一个也不能动，到了下一站，就把梨抬下车，派人送回去。”
就是出国访问和接待外宾，国际友人赠送的礼品，朱德一概看作是送给中国人民的，自己只是一个代表。出于礼仪关系，他接收下来也一律交公。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展厅里，就有许多朱德委员长交出的国际友人送的珍贵礼品，件件都是一首诗，一支歌，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解放军报 1996年11月25日
朱德和红军长征胜利 ——吴殿尧
历时两年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以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为胜利标志的。我们纪念６０年前这个震惊世界的历史性胜利的时候，尤其不能忘记朱德总司令。这不仅由于他是长征领导人中走的路最多、经历的磨难最多，更是由于他如毛泽东所称赞的“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坚定地贯彻党的北上方针、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克服了漫漫征途上的一个个危机和艰险，铺平了通向胜利会师的道路。他的伟大功绩，永远铭刻在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丰碑上。
把南下红军引向重新北上的道路
１９３５年９月，由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怀有个人野心，自恃人多枪多，对抗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导致一、四方面军会师３个月后又在草地分离了。这使党和红军面临一次空前严重的危机。这时，同张国焘一起的朱德，处境艰难而危险，但他以其特有的坚定和智慧，挑起了克服这场危机的重担，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首先，朱德决定从维护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不计个人的荣辱安危，跟着南下的部队走。当时，张国焘的追随者曾对朱德叫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明确回答：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朱德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呢？一、四方面军分离后，随党中央北上陕甘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仅有７０００余人，加上陕甘苏区的红军也不到１·５万人，而随张国焘南下的部队仍在８万以上，很显然，这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不能把它丢给张国焘不管。朱德相信，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
朱德同一向专横跋扈的张国焘在一起，难免受到挟制和压迫，但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临大节而不辱”。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张国焘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他在阿坝、卓木碉等地开会，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并逼迫朱德当众表态：“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毫不动摇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朱德还说：“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
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为扩大其声势，还宣布朱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你不能另起炉灶，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我按党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
朱德身陷逆境，但不放弃职责。当时担任四方面军军事负责人的徐向前回忆说：朱德总司令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他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曾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战略性的错误，始终不能在川康边立足。经过几个月苦战，部队由南下时的８万余人锐减到４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张国焘南下方针是错误的。１９３６年２月，在战局日益严重不利的情况下，朱德和徐向前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撤离川西，转移到康定、炉霍一带休整部队，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不得不同意。于是，南下部队又踏上了重新北上的道路。
促成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共同北上
促成红二、六军团（即会师后的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共同北上，是朱德的英明决策，是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关键一步。
１９３６年３月，红二、六军团转战到黔滇边界，准备在那一带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３月２３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红二、六军团：“建议你们在渡河技术有把握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决定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北上。
朱德与张国焘联名致电让红二、六军团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意见是一个，目的却不同。朱德后来同原二方面军的同志回忆此事时说：“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我想二方面军过江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北上就有把握了。”
为了策应和等待红二、六军团的到来，朱德和四方面军指战员在康北高原度过了异常艰苦的４个月。为了节约粮食以备北上，朱德和战士们一起吃野菜；为了准备北上御寒物资，朱德和战士们一起捻毛线、织毛衣；为了搞好民族团结，朱德和战士们一起帮助藏族同胞春耕播种。
５月２０日，陕北党中央来电，对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张国焘接此电报，又迫于红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遂于６月６日宣布取消他的“中央”，成立西北局。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终告破产。
６月底，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和普玉隆，朱德亲往这两个地方迎接，并分别同两军团的领导人谈话，针对张国焘诋毁中央的舆论，澄清事实真相。他还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把原红九军团编到二方面军中。
７月初，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朱德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这是他精心考虑做出的安排：任弼时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原则性强，随总部行动，可随时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使他摆脱南下以来被张国焘排挤控制的状况，并可从外面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
三大主力会师前夕的一场斗争
１９３６年８月，二、四方面军通过茫茫草地，从川北进入甘南。这时，党中央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令一方面军一部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三个方面军形成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
但就在这时，张国焘又企图把部队引向青海和甘西北，想另创一个局面。朱德为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同张国焘又进行一场严重的斗争。
９月１３日到１７日，党中央毛泽东等天天来电，要四方面军迅速北出至隆静大道，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将被敌截堵隔断，朱德力主按中央要求迅速北上。当时正在岷州三十里铺开西北局会议，会议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他是西北局书记），朱德说：他不干，我干！找来作战参谋，着手制订北上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又同意继续开会。会上，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只好表示“少数服从多数，牺牲个人意见”。
于是，会议通过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
岷州会议后，张国焘先行赶到在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宣传他西渡黄河的主张，并向部队发出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
朱德得知张国焘擅自改变行动部署、变北上为西进的情况，十分忧虑和气愤。他意识到，这是关系到红军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他彻夜未眠，于９月２２日凌晨３时致电张国焘，对突然改变计划“不胜诧异”，“静、会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并提议在漳县再召开西北局会议。
９月２３日，西北局会议再次在漳县召开。一向以平和、宽厚著称的朱德，在这关键时刻，同张国焘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一再阐明：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现在迅速北进，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岷州会议决定是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张国焘即使是书记，也要根据会议决定来工作，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张国焘蛮横狡辩说他是书记兼政委，调动部队他完全负责，又宣传他主张西进。
但是，张国焘的西进企图因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难以实现。在骑虎难下之际，他致电陕北：“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请求中央明令停止”西进。
９月２７日，中央来电指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同日，朱德和张国焘、徐向前联名电告中央：“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静，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
从三大主力会师前夕的这场斗争中，可以看到朱德总司令在关键时刻，为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为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是何等坚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他为红军长征胜利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1日
朱德高呼——要革命的跟我走 ——刘学民
1927年8月1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的历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8月3日，起义军南下，计划在广东实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据地，并再次北伐，以统一中国。不幸，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了。
浩浩荡荡的三万大军，只剩下第9军副军长朱德指挥的由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的第25师和第9军教导团的千把人，加上潮汕突围出来的也不足两千人。
反动派军队从四面八方麋集而来。这支起义军余部随时有被敌人彻底消灭的危险。部队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在疾病和饥饿的折磨下，一些意志薄弱者畏缩动摇了，有的竟悄悄溜走。眼看着这支铁军随时都会垮掉，朱德挺身而出，召开了干部会议，他综合大家的意见，作出“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他说：“我们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到农民运动基础好的地方去，到那里去找个落脚点。这个地方就是三不管的湘粤赣边境。那里山高林密，便于同敌人打游击。”
朱德带着起义军从饶平出发，过了闽粤交界的柏嵩关，进入了福建的和平、永定，然后经武平，翻过武夷山，插入江西。10月下旬，起义军摆脱了尾追的敌军，来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坪。
一天傍晚，朱德传下命令： “全体军官在河坝子里集合，开会。”
夕阳刚刚隐没在山后，小河缓缓地流淌着。河滩的竹林边上，很快挤满了来自各个部队的军官。坐着的，躺着的，背靠背相互支撑着的，无精打采地议论着：一定有重要事情。
不一会儿，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走来了。朱德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军装，背着一顶斗笠，一双破草鞋用绳子横七竖八地捆在脚上。他脸颊瘦削，胡子老长，双眼却炯炯有神，面容和蔼可亲。他慢慢走到人群中间，环顾一下，招招手，示意大家坐拢一些。人们起身挪动，向他靠拢。在这前途渺茫的严峻时刻，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他，像是企盼着他回答：革命还有无希望？我们的出路在何方？
朱德望着这些同自己一道浴血奋战的同志，悲怆而又激愤地说：“同志们，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革命的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要走下去，我们还是要革命的。”
朱德讲话的声音从低沉而逐渐激越，由激越而亢奋：“同志们，要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想再革命的，可以回家去，绝不勉强。但是，武器必须留下，因为那是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用那企盼的眼神看着大家，期待着每一个战友的回答。
整个河坝子又变成一片寂静，晚风吹动着竹林沙沙作响，河水哗哗流向远方。
起义军的军官们个个低头沉思，在人生旅途的十字路口上，作着最艰难的抉择：是去？是留？
朱德宏亮的声音，又打破了沉静：“我希望大家不要走！我是不走的，陈毅、王尔琢也是不会走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他那慷慨激昂的声调越来越高，在山谷中回荡。朱德接着又启发大家说：“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只要我们认清革命前途，积蓄革命力量，不怕艰苦，不怕挫折，坚持斗争下去，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胜利一定会到来。我劝同志们坚信这一点……”
这时，陈毅首先站出来支持朱德。他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终究是会成功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的英雄，也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的英雄，失败的英雄比胜利的英雄还要难当。我陈毅虽辉没有多大的本事，但愿意竭尽全力辅助朱军长，把我们这支队伍带出绝境，革命到底！”
朱德和陈毅这些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使沉闷了许久的起义军军官立刻活跃起来，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高声发问：“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去打游击嘛！”朱德朝发问的方向看了一眼，斩钉截铁般地回答说，“这一带，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就很有基础。我们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伸展开来。”
“反动派天天在后面追赶，能站住脚吗？”有人又提出疑问。
“他们总有一天会不追的。封建军阀们是协调不起来的。不要多久，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只要大家团结一致，风雨同舟，就会开创新局面，取得新胜利。”
大家望着朱德，看他那样平易近人，有问必答，讲得通俗易懂，句句在理，就不断地向也提出间题：
“有枪，没有子弹怎么办？”
“给养咋解决？人总是要吃饭的！”
“伤病员怎么办？”
朱德仔细听着每个人的提问，耐心地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革命前途。会开了一个多小时。他那精辟的分析，深刻的道理，使人信服，大家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浑身增添了力量。
骤然间，爆发出一个宏亮的声音：“我跟朱军长走！”
接着，又是更多的呼喊：
“跟朱军长走！”
“跟朱军长革命到底！”
喊声在山谷中回荡着。
朱德就是这样在极其危险的境况下，为党和人民保存了这支战斗力量。
有位将军，在三十年后，向朱德问起这一段历史：
“听说，那时您是登高一呼：要革命的银我走！才把这支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朱德非常谦虚地说：
“有那么回事。但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大家风雨同舟，团结奋斗，才战胜千难万险，取得了胜利。”
朱德的人生境界 ——吴相洲
今年：2月1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朱德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缅怀朱德同志光辉的一生，尤使我们感念的是他那高尚的人生境界。他对人民解放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彻底无私的精神，永远是广大党员和干部加强自身修养的榜样。
高尚的精神境界就在于能超越私利，对社会有一种自觉的责任感。朱德精神境界的崇高，首先表现在他对人民解放事业的贵任感。1926年，他给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学员讲话时说：“一个军人要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要有坚强的革命方向，要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光辉事业。”1937年7月14日，朱德为红军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誓词：“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朱德对人民解放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将个人的事业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完全融为一体，使之成为“中国人民奋斗的伟大化身”（中共中央为朱德六十寿辰所赠祝辞，见《人民的光荣》第一卷第7页）。
朱德素有淡泊名利的性格。他参加护国运动时想的是像古代贤士那样，“功成身退”，“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朱德年谱》第33页）后来，他毅然抛弃了滇军旅长的优裕生活走上了艰苦的革命道路。刘伯承对此曾意味深长地说：“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优裕，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之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展，一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困难之前，坦然如坐春风，尤足使人深深感动。”
“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在许许多多的回忆朱德的文章中几乎无不提到他平易近人的特点。从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学生会，到南昌军官教导团，从井冈山到长征路上，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场，直到解放后的工厂农村，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他平易近人的美德。一双草鞋、一条扁担、一条绑带的故事是他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的真实记录。
在我党的领导者当中，朱德是一位著名的虚怀若谷的君子。从井冈山斗争开始，朱德就是和毛泽东并称的革命领袖。但他本人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领袖，而是一直推举毛泽东为领袖。当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他也从不居功。他在1948年5月写的《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中说：“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面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
陈毅曾说：“总司令的度量很大，在我们党内是有名的，在我们军队同志中也是很少能相比拟的。”（《向朱总司令学习》，《人民的光荣》第一卷第43页）的确，朱德胸怀宽广，勇于做自我批评、极力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他不搞宗派，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他说：“我们共产党人胸怀要广阔，气量要宏大，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朱德选集》第284页）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在庐山会议上，他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去整人。特别是长征路上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他忍辱负重，耐心工作，终于保持住红军的团结，共同北上。对此，毛泽东称他“度量大如海”。
由于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人民的解放事业具有坚强的责任感，使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表现出坚定不移的韧性。例如，南昌起义队伍南下失败后，在部队四面受敌，思想混乱的情况下，他毅然进行整顿，终于将革命火种带上了井冈山。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包括同张国焘分裂活动做斗争的艰难时刻，他都表现出少有的坚毅品质。
朱德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苟且。长征中他可以忍受张国焘的恫吓、利诱和不明真相同志的围攻，但在路线上却丝毫不作让步。正是由于朱德这种坚持真理，决不屈服的气节，震慑住了张国焘的野心，使他不敢在分裂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毛泽东称朱德是“临大节而不辱”。朱德同志崇高的精神境界足资我们景仰、学习，永远是我们获得前进动力的源泉。
光明日报 1996年11月24日
度量大如海 意志坚如钢 ——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龚希光 刘学民
今年12月1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朱德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朱德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始终坚如磐石，毫不动摇，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功盖千秋，光彩照人。他高尚的品德、丰富的经验、光辉的思想和著作是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和继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德同志出生在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欺凌的年代，是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艰苦生活的磨炼和劳动人民的家庭教育，形成了他既刚强坚毅又平易宽厚的品格。国家、民族的屈辱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使他养成了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和不断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优秀品质。1909年，他怀着强兵富国的强烈愿望，毅然投笔从戎，步行千里去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不久，朱德在李根源、方声涛、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等一批老同盟会员的影响下秘密参加了同盟会，为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而进行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他积极参加了昆明的“重九起义”，是攻占总督衙门的先锋。他还参加了讨伐北洋军阀的护国战争，并晋升为少将旅长区时，他兵权在握、生活优裕，可以次是功叹名视；但是，这毕竟不是他的理想和追求。他痛心地看到革命的目的并未实现而许多所谓革命党人自己却也变成了新军阀。使他感到十分痛苦的是，自己也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军阀混战的漩涡。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他“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为此，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挣脱各种封建关系的束缚，义无返顾地去寻找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踏上了一条艰险曲折而又光明的道路。虽然在上海陈独秀拒绝了他的入党要求，但他并未失望，仍然下定决心远涉重洋，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故乡去寻求革命真理。终于，1922年11月，在德国经周恩来、张申府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后来，他回忆说：“我当时真是高兴极了，从此抛弃了旧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新生。”他立下宏愿：“终生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这是他人生旅途中一次最大的转折，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朱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武装斗争有正确认识并具有丰富军事知识的少数党员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从不重视武装斗争，到不但重视而且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转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为南昌起义作了重要准备并参与领导了起义。起义军南下失利后，他又挺身而出，率领起义军余部，历尽千难万险，转战在湘粤赣边境。当时环境十分险恶，不但大批敌军进行围追堵截，内部也是军心涣散，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加之供应断绝，自动离队的干部、战上越来越多。在这种危在旦夕，非常困难的清况下，朱德同志那种对马克密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执著追求的坚强毅力充分表现出来了。他坚定地表示，不管形势多么严峻，困难多么严重，也决不放弃武装斗争，即使只留下十支、八支枪，也仍要坚持革命。他对部阶进行了思想上、组织上、纪津上的整顿和改编，加强了党的基层工作；同时，又须导这支只习质于打正规战的部队向游击战争方同转变，并开始学习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不但保住了这支部队的“铁军”荣誉保住了南昌起义的火种，而且高举红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相南起义，在起义中初步形成了工农革命军、地方农军和农民赤卫队三位一体的人民军队体制最后，他率领万余工农革命军与农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胜利会师，组成了中国第一支主力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造了中央根据地。从此，朱毛成了红军的旗帜，成了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
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朱德同志旗帜鲜明，慷慨陈词，严肃地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坚决支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随后，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在党和红军处境非常困难的清况下，张国焘公开违抗中央决定，率部南下，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张国焘以总政委及实力强大的红四方面军负责人的身份独揽了左路军党、政、军一切大权，在左路军的朱德处境十分困难。他以共产党人对革命坚定不移的信念，沉着而又灵活地与张国焘进行斗争。他严正表示：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拥护的，我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并对张国焘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同时，他注意团结和教育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最后，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为此，毛泽东同志赞誉他是“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是对朱德同志思想品德最深刻的概括和最崇高的评价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壮怀激烈，心潮澎湃，奋笔题写誓词：“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胃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他亲率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领导华北军民粉碎了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5月，朱德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返回延安，再次与毛泽东同志一起指挥全国各条战线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同志对于运用马克密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特别是革命战争问题的思考渐趋成熟，他早年苦苦求索的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也更加清晰。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著作，尤其是军事著作最多，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同志再次亲临华北前线。他高瞻远瞩，在人民军队将从游击战、运动战向正规战的战略转移时，研究解决了攻坚战及歼灭敌军大兵团两大战术难题以及保障后勤供应等问题。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后，他又同毛泽东同志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全国解放后，朱德同志年事已高。但是，他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并未终止，继续顽强地探素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主张“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为此，他每年都要抽出好几个月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进行视察和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一贯反对经济建设中的浮夸风和急躁清绪，教育干部：“要有实干精神，要鼓励；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讲"。他强调："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他要求根据中国的国清进行建设，不能什么都搬外国的。他提出的许多大胆而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意见，不乏勇于变革、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有的不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他作为人民军队历史上唯一的总司令，对国防现代化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指导和具体的组织工作，直到晚年，88岁高龄时还出海视察海军舰艇部队。
朱德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不仅表现在他艰苦地探索人民解放之路并卓越地加以实践，也表现在他能把共产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胸襟宽广，气量宏大，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他功勋卓著，却认为自己。“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从不居功。他身居高位，却始终把自己看成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真诚平等地待人。他手握重权，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从不谋私。他有一子一女，儿子是工人，女儿是教师，生前对他们要求甚严，从未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社会关系对他们作过任何特殊照顾。解放初期，他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为了在共产党执政后保持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他苦口婆心地教育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防止骄傲自满，防止贪污腐化。他说：“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他的言传身教，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党的领导干部，使他们自觉地继承和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为实现新的革命目标继续奋斗。
十年内乱中，朱德同志身处逆境，遭到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诬陷和迫害。他把自己的荣辱置之度外，最关心的却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坚信人民军队是好的，人民是好的，干部大多数也是好的，最后一定能弄清是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会胜利，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为了表达这种心绪，1975年3月6日，89岁高龄的朱德同志奋笔书写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用以激励自己和教育后人。
朱德同志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决不是偶然的，除了他具有高尚的品德、杰出的才能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找们纪念和面怀朱德同志，就应该学习和继承他那神“意志坚如钢”的革命坚定性。我们正面对着世界范围各种思潮的冲击，迎接着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挑战。特别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严重曲折，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将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更要学习朱德同志对光明与真理的执著追求精神；学习朱德同志不畏强暴，不畏艰险的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学习朱德同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终生奋斗，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坚定不移地把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求是 1996年23期
一篇值得重温的历史文献 ——再读朱德《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桂玉麟
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德高望重的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年5月6日朱德所作的《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以下简称《加强》，见《朱德选集》第279-291页)，阐述了纪检工作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党员违纪的种种表现及其产生原因，指出了纠正党内违纪行为的正确途径，提出了纪检部门的工作原则，成为全党有效开展纪检工作的一篇指导性文件，至今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阐述了纪检工作的重大意义
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组建之初，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同时，党内有些人对纪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在共产党执政后加强纪律性还缺乏紧迫感，因而对纪检工作重视、支持不够。
针对上述情况，朱德在1950年5月6日的中直纪检委员联席会议上特别阐述了纪检工作的重大意义，强调党必须严格执行纪律，始终保持全党的统一与集中。他明确指出，“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像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朱德在《加强》一文中引用革命导师列宁、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充分说明自党创建以来“在党内坚持铁的纪律是十分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