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 周恩来在1967》
作者：陈扬勇【完结】
内容简介：
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天下大乱”的一年，是苦撑危局的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也是周恩来总理生涯中最不平静的一年。本书以周恩来在1967年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危机中的应对、苦楚及其心路历程，全方位地展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周恩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党、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不朽贡献，揭示出周恩来这位中华民族优秀儿子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
作者陈扬勇从事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多年，本书是在他参加撰写《周恩来年谱》有关部分的基础上，对“文革”中的周恩来进行了一些思考和研究写成的，读起来文字活泼，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全书以周恩来在1967年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较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的年代里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以及他在维护党的团结大局、稳定军队、苦抓经济、维系外交、保护干部等方方面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也反映了周恩来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与林彪、江青一伙不屈不挠的艰辛斗争，史料翔实，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序
卷一
一、夺权前的较量。阴谋家成了“胜利者”。
二、周恩来据理力争
三、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
四、毛泽东的预言失灵。
卷二
五、一大批老干部怎么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六、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七、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八、毛泽东亮了底：“不能发，因为牵涉到总理。”
卷三
九、狂飙突起
十、农村也“炮打司令部”。
十一、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调子不一样。
十二、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公然指责周恩来。
十三、政治局会议上短兵相接。
十四、周恩来提议召开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
十五、周恩来强调：“大庆不能乱”。
卷四
十六、“总管家”的忧虑与心血
十七、周恩来提出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
十八、周恩来铁腕决策，野战军开到了铁路边。
十九、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
二十、周恩来上书毛泽东
卷五
二十一、江青经常哼哼着一句唱词：“只恨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二十二、中央文革指责军队老帅接见红卫兵“是镇压”
二十三、军委八条，周恩来删去了一条非同小可的内容。
二十四、林彪口授《中央军委命令》
二十五、周恩来指示调三辆警卫车护送徐向前
二十六、江青肯定“文攻武卫”再加“揪军内一小撮”。
卷六
二十七、张春桥向造反派密授机宜
二十八、造反派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
卷七
二十九、周恩来用心良苦，劝陈毅带头作检查。
三十、面对混乱，陈老总“压不住火”。
三十一、陈老总几番遇险，周恩来舍身陪斗。
卷八
三十二、康生企图把贺龙的“问题”在党内公开化
三十三、秋天的希望遥遥无期
三十四、历史并不总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
卷九
三十五、周恩来把一批高级干部转移到秘密地点保护起来
三十六、周恩来把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保护在中南海，造反派跟着就发通缉令。
三十七、彭真挨斗时，周恩来对傅崇碧说。
卷十
三十八、政治局第四号人物陶铸突然被打倒。
三十九、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四十、江青肆无忌惮地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
四十一、毛泽东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四十二、忍字心上一把刀，天若有情天亦老。
卷十一
四十三、混乱之中，毛泽东要到武汉去游水。
四十四、王力在武汉挑起事端
四十五、林彪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四十六、周恩来说：武汉他们有个好处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卷十二
四十七、周恩来本人的外交风采，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另一个国家首脑。
四十八、周恩来一再批评在香港问题上时英国的极左做法
四十九、恼怒的西哈努克亲王要撤退柬埔寨驻华使馆的全部人员
五十、周恩来忍无可忍，声色俱厉：你们又给我捅了个乱子，让我背了黑锅。
五十一、周恩来批评驻刚果（布）使馆
卷十三
五十二、邓颖超支持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造周恩来的“反”
五十三、造反派扬言要砸烂“广交会”。
卷十四
五十四、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
五十五、他至死也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
附录：周恩来1967年大事记
后记
序
陈扬勇同志从事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多年，他运用在参加撰写《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过程中接触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周恩来在一九六七》。这本书是在他参加撰写《周恩来年谱》有关部分的基础上，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进行了一些思考和研究写成的，读起来文字活泼，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全书以周恩来在一九六七年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较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的年代里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以及他在维护党的团结大局、稳定军队、苦抓经济、维系外交、保护干部等方方面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也反映了周恩来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与林彪、江青一伙不屈不挠的艰辛斗争，史料翔实，有些事情是我过去也不十分清楚的。看过书稿后，回想起总理，感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
“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已经过去二十余年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周恩来，就是在这场劫难中渡过了他一生中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
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也许已很难想像“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往往有人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周恩来要执行一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甚至认为如果当时周恩来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不起来，等等。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而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研究问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他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权威，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毛泽东对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决不会让步和妥协，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实现它。因此，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好，其他领导人也好，即使觉察出了不妥和错误，在当时情况下也都难以反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是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永远记取。
当然，周恩来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把问题看得那么清楚。尽管他最初对有些做法感到难以理解，但还是抱着良好的愿望，仍以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面，防止产生修正主义。后来事情的发展远远离开了周恩来的原有认识和最初预料。周恩来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也与毛泽东的考虑出现分歧。特别是周恩来没有想到林彪、江青一伙处处利用毛泽东的某些错误，在青年中煽起无政府主义思潮，蓄意把运动推向动乱。他同这一伙更是形成尖锐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怎么办？
一方面，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周恩来必须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以维护党的团结。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是周恩来毕生所恪守的信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去听周恩来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人员作报告。谈到维护党的团结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执行铁的纪律的党，就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了错误的人，我们也还要团结他；即使领导一时有错误，也需要等待，要逐步地使其改变。不能因为领导有错误，而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遭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样就对革命不利了。”这段话，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听过报告多年以后，我才逐步弄懂。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环境下，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要求维护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统一。如果党分裂了，国家分裂了，军队分裂了，后果将更不堪想像。小平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因为当时党还起作用，国家权力还起作用。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诚，竭尽全力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对于我们历尽坎坷却依然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来说，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重要和幸运啊！
另一方面，在力争党不分裂的前提下，周恩来还要适时地、恰当地对毛泽东的某些指示作出有利于党和国家的解释、补充修订，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正确地完善；又要抓住有利时机，提出正确的口号、措施和意见，见缝插针地、千方百计地加以贯彻；同时还要与林彪、江青一伙作各种形式的斗争，以减少动乱给各方面带来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的决策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失误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这就注定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面临的是一场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战斗。从斗争对象看，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群罩着“革命”的光环、盘踞在党内高层、在党内军内握有重权、一时不容易被揭露和识破的野心家、阴谋家。而斗争的环境是，党的主席毛泽东决策的严重失误和林彪、江青一伙处处利用这些失误来搞阴谋。虽然毛泽东所主张的“天下大乱”与林彪、江青一伙的那种乱法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毛泽东时而支持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时而又支持林彪、江青一伙的做法。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如果不审时度势，掌握好火候，掌握好分寸，就有可能触及到毛泽东。可以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环境，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刚直不阿，拍案而起，抨击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往往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帽子，轻则罢官免职、受批挨斗，重则被迫害致死。对于周恩来来说，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如果他拍案而起，其后果不仅仅是他自己被打倒，更为关键的是整个中国政治权力的格局必将发生对党和国家十分不利的大裂变，林彪、江青一伙将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会更加险不可测。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始终把周恩来看作是实现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最大障碍，一直在寻找机会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有些同志说的，周恩来的一进一退，一举一动，不光是他自己的荣辱安危，而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
正因为如此，大智大勇的周恩来审时度势，被迫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艰难、更为痛苦的、如鲁迅所说的韧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方式。他义无反顾，忍辱负重，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人民谅解他。毕竟历史为他留出的回旋余地太有限了！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周恩来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这种情况，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还有，在有些人看来，好像周恩来在“文革”中对林彪、江青一伙只是一味地退让和忍耐。其实不然。一旦时机成熟，火候适当，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给作恶者以打击。这样的事在这本书中有不少反映。如果只是一味忍耐退让，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结局，绝不是后来这种样子，只会更糟。
回顾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更使人感到陈云所说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评价是多么公正和深刻。试想，没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作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帮”就有可能篡夺并把持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大批老干部将难有出头之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局面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单就保护和“解放”广大老干部这一问题来说，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便难以估量。至于其他方面，如经济、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项事业的发展能离开周恩来的关怀，没有浸透周恩来的心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种别人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早已过去了，以史为鉴，让我们正确认识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奋斗！
李琦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卷一
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尖锐对立。一名操纵造反派打倒李先念、抢夺财政部大权的副部长被周恩来下令当场逮捕。江青当着周恩来的面公然说：业务权不懂也要夺。周恩来说：我想到这些就心里难过。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毛泽东的预言失灵。
一、夺权前的较量。阴谋家成了“胜利者”。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对周恩来来说，照例又是忙得夜以继日、彻夜难眠的一天。从凌晨三时至六时，周恩来先后找江苏省有关负责人和南京的学生、工人代表谈话，解决南京问题。南京武斗，打得不可开交，铁路断了，市内交通也断了，市内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西花厅，秘书又报：以部队在京院校为主，加上清华大学“井冈山”等二十个单位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明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斗争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又赶紧找有关人员做工作，劝阻揪斗贺龙。
一事未完，又生一事。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为了揪斗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谎报王光美的女儿被汽车撞伤送进了医院，把王光美骗出了中南海，挟持到清华大学批斗。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派秘书孙岳等赶到清华大学要回王光美，并打电话催蒯大富放人。
下午，周恩来为解决南京问题两次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通电话。
晚七时半，周恩来约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几位副总理谈工作。
晚十时，再次接见南京学生、工人代表，解决南京问题。
中途，文教系统的造反派冲中南海，要揪陶铸，周恩来被迫中断谈话，赶往中南海西门劝阻、说服。
之后，又回来继续与南京学生、工人代表谈南京问题，直到第二天凌晨。
这就是周恩来一天的工作状态。还仅仅是根据当时秘书记下的工作台历，不排除还有没能记下的工作。
然而，就是在这一天，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它的稳定与繁荣直接关系到全国的建设。
五、六十年代，在周恩来的倡导下，有过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全国一盘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上海的局势。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还是在红卫兵串连刚刚开始时，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大会上，对即将去上海串连的红卫兵告诫说：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我国的建设，关系到我们的大小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全国建设的许多东西要靠上海供应，上海还有很多的尖端科学实验，生产任务很重。你们去上海串连，不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他们。
但是，江青、张春桥一伙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蓄意要搞垮上海市委。他们派聂元梓到上海活动。聂元梓等人一到上海就公开叫嚣：“上海市委是黑帮”，“打倒上海市委”。
对此，上海有关领导给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给上海市委打电话，明确表示：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全体大会上公开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上海有的人问我，是不是我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这话我确实讲过。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黑帮、不革命的。不要滥用“黑帮”这个名字，否则，容易误伤，容易扩大。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敌我矛盾。
九月十五日，周恩来当着江青的面再次表明了他对上海市委的看法。
这天，周恩来与江青一起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
有代表提问：总理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上海市委以你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
周恩来回答说：我是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坐在一旁的江青不吭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以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头头召集会议，策划“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并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九日，“工总司”成立，并宣称：“我们要夺权！”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和周恩来一再强调的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决定对“工总司”持“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
“工总司”以此为借口，次日凌晨煽动、裹胁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冲进上海火车站，强占列车。这列火车开出后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王洪文等人率众闹事，卧轨拦车，致使沪宁铁路中断三十一个多小时。
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要中央文革小组(系“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简称——编者注。下同)组长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张春桥竟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
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同意了张春桥的处理。
张春桥的这种处理，不仅完全把上海市委置于群众的对立面，而且，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烧进了工矿企业，与周恩来一再强调的中央精神截然相反。
张春桥这样做的目的是首先要搞乱上海，然后妄加罪名，彻底搞垮上海市委，夺取上海的党政大权。
然而，一个安亭事件还远远没有达到张春桥一伙搞乱上海的目的。因此，张春桥又亲自策划、制造了上海的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康平路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上海市的老工人、党团员、劳动生产模范为基础组成的，拥护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强烈不满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一万余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点要求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拥有几十万人的“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在此之前，曹荻秋迫于压力，不得不撤销了“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承诺。
张春桥得到“赤卫队”到康平路的消息后，诡计爬上心头。他连夜打电话给他老婆和王洪文，捏造“赤卫队”要抄张春桥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莫须有罪名，由王洪文调来十几万造反队员于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对康平路的“赤卫队”发起冲击。制造了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
关于这次武斗的情况，“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有这样的记载：
“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派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医院治疗。”
十二月三十一日，“工总司”发布特急令，要所属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的负责人统统抓起来，把各工厂企业的“赤卫队”的负责人也抓起来。
康平路事件后，上海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赤卫队”是一个有数十万工人的群众组织，其中不乏一些生产劳动模范和大量的老工人。他们不能忍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纷纷离开工作岗位，进京上访。上海铁路局调度所八十多人中就有七十几个人是“赤卫队”员。这样就造成生产无人指挥、铁路交通中断的混乱局面。据统计，从三十日凌晨到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中，上海站停开客车二十六列，五千多旅客滞留上海，五千多乘客被阻于途中；停开货车三十八列，有二十二列货车不能进入上海站而阻于途中，货物积压数万吨。
面对上海这种混乱的局势，周恩来积极采取措施，尽力把局面稳定下来。
一九六七年的第一天凌晨，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
电话几经周折，追到了上海北站的铁路公安局内，找到了正在那里处理问题的陈丕显。
“丕显同志吗？你好吗？”周恩来日夜找群众组织谈话，声音有点沙哑。
“总理，我还好。你还好吗？”陈丕显一下子就听出了周恩来熟悉的声音，显得有点激动。
“我还好，就是睡觉太少了。丕显同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我早就说过了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
“总理，我现在已在铁路局，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陈丕显深受鼓舞。
陈丕显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稳定上海局势。
然而，此时的周恩来万万没想到，一伙阴谋家在上海策划更大的动作。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摆着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架子回到上海，找徐景贤和“工总司”的几个造反派头头谈话，策划夺权。
同日，上海《文汇报》夺权。
次日，上海《解放日报》夺权。
张春桥一月五日在“工总司”造反派头头会议上鼓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打倒。”
一月六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导演下，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揪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还把全市几百名干部揪到会场陪斗。
大会发出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说：“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第二号通令》说：“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说：“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一月六日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继建立了“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派联络站”，全面夺取了上海市党政财文的领导权。
在对待上海市委和处理上海局势的态度上，周恩来与张春桥一伙是截然相反的。然而，在这次较量中，张春桥一伙成了“胜利者”。
一月八日，人民大会堂一百一十八室。毛泽东在此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肯定了上海的夺权活动。
散会后，周恩来步履沉重地走出一百一十八室。他在思考着新的对策。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召集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
同日，《红旗》杂志发表王力、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同日转载。文章提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文章还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文章说的“夺权”包括夺党权、政权、财权、文权。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号召全国全面夺权。
此后，全国范围的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席卷而来。
二、周恩来据理力争
对于这场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周恩来本来是不赞同的。这从前面他在对待上海问题上同张春桥一伙的分歧与较量就可以看出。
无奈，毛泽东支持夺权。
对于这场夺权运动，周恩来也是缺乏思想准备的。《红旗》杂志号召全国夺权的评论员文章事先也没给周恩来阅看。周恩来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多次说过：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搞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恐怕也要算是周恩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然而，既然夺权运动已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而且汹涌而来，挡是挡不住的，也不可能挡住。
周恩来说：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因此，周恩来挺身而出，迎接这股汹涌而来的浪潮，并设法驾驭它。
周恩来很清楚：毛泽东支持夺权并不是像中央文革一伙所要求的那样。但中央文革一伙又利用毛泽东支持夺权来实现他们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夺取党和国家更多领导权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表示支持夺权，但同时又强调：夺权，只是夺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权、党委领导权不能夺。而且明确规定了有些部门不能夺权。
而中央文革一伙则主张全面夺权，夺一切领导权。
对待在夺权中的“当权派”，周恩来认为要一分为二的分析，而且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不能一概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以打倒。即使有些干部有“错误”，要打倒一下，也应当是“烧而不焦”。
中央文革一伙却希望把老干部打倒得越多越好，而且要“烧而焦”，要置于死地。
这就是在夺权狂潮中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伙所持态度的本质区别，也是斗争的焦点。
还在夺权狂潮初始，周恩来在毛泽东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我是支持左派夺权的，但夺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各部的夺权不要搞得青黄不接，工作不能停顿。
周恩来这是从维系国计民生的工作角度对夺权提出了某些限制。
毛泽东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还说，对当权派，对领导干部要有分析。绝大多数是犯个别性、一般性的错误。犯严重错误要撤职查办的极少。即使是要撤职查办的，也要让他们工作，不要让只睡觉、扫大街。这样左派队伍才能扩大，工作才能搞得好。这并不妨碍他们抓大事，抓革命。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对待干部不能只用一种办法，要有五种办法。一是全部改组，二是监督留用，三是停职留用，四是撤职留用，五是撤职查办。第五种要极少。
之后，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同意夺权不能影响工作的意思，提出：对中央各部可以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
毛泽东也同意了。
因此，在与各群众组织代表的日夜谈话中，周恩来反复向他们阐明这些思想。
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石油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的代表时说：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为好。
周恩来不赞成夺生产业务的领导权，固然是怕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但也包含了他保护干部的良苦用意。因为生产业务权不能夺，就意味着一大批干部还必须在领导岗位上。
因此，周恩来特意对在场的康世恩等人说：生产还是你们管。生产任务出了问题，我还是找你们。
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与江青等参加“左派”学生、机关干部“文化大革命”形势座谈会。
周恩来说：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领导权，还是监督为好。
然而，江青却当着周恩来的面公然说：业务权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
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二机部造反派代表和该部的副部长。他对副部长们说：夺部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对生产、财政只能行使监督权。你们要好好工作，不能松懈。
周恩来又告诫造反派代表，说：对领导干部不能揪来揪去。
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全国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有些单位不能采取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
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代表。周恩来重申：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领导干部都排斥，要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畅通。
有代表提出：要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印章和牌子。
周恩来火了，批评说：你们怎么对印这么关心？你们以为有印我就能批准你们吗？你们夺了牌子有什么用？牌子可以当柴烧。你们怎么把夺权看得这么简单呢？要抓政治嘛。夺权是件严肃的事情。你们可能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径不一致，你们不能要求一切都一致。你们给我贴大字报没有关系，我不会计较这一点。
外贸学院的一名学生提出《前进报》(注：当时的红卫兵小报)出报没有纸张，要求进口一点纸。
周恩来说：我不同意，自力更生嘛！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点东西、一百元钱都没批过。
周恩来还告诫说：不能自由捉人。不打招呼，随便把那些部长揪走，这不是我们提倡的办法。现在抓人成风，游街，好像这样就能把革命搞成功了。
商业部的一名代表说：部长们现在都靠边站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能都让他们靠边站嘛！
一同学说：政治上靠边站。
周恩来说：政治上也要给他们改造的机会嘛！政治上也得让他们学习嘛。我问你们，我把一切的文件交给你去搞，你行吗？我讲过多次：你们只是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拿过来，不能抓业务权。叶季壮的问题，你们说他是和黑帮有关系，我现在还没有发现。
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要有最高领导，总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嘛！
周恩来还批评造反派把部长们揪来揪去，说：余秋里进行了六次检讨，心脏病发了，至今还没恢复，你们总要有一点阶级感情嘛！余秋里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庆油田建设他有功；这两年计划，他把三线建设抓出来了，这些成绩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们需要他，党中央需要他。这不是为余秋里辩护，他是经过长期的考验，是从“红小鬼”上来的，他身上的伤疤就是证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种人。我说过，余秋里是部长级里的标兵。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要保。
一个造反派代表从下面递上一张条子问周恩来：中央保余秋里，还能不能夺权？
周恩来说：这是两回事。哪一个机关都不会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现在是连锁反应。不能把所有当权派都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你们想一想，如果全国的党政领导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讲不过去嘛！
三、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
自一月中旬至二月底，周恩来几乎每天都在和群众组织谈夺权问题。尽管周恩来一再强调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不能夺生产业务权，不能夺党委的领导权，不能把所有领导干部都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但是，有些单位的造反派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当时，财政部的一名副部长和造反派搞在一起，要夺财政部大权，要解散财政部党组。
二月十七日凌晨二时，国务院新礼堂，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也到场。
在这次被接见的代表名单中，本来没有那位与造反派一起夺财政部大权的×××副部长和×××副司长。但是，这两个人却混水摸鱼，和造反派一起混入了接见会场。
周恩来叫联络员和先念同志的秘书要他们两个退出会场。
这两个人拒绝离开会场。一些造反派还起哄，围攻联络员和李先念副总理的秘书，并声称：如果要×××、×××离开会场，他们就全体退席。
一向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实在忍无可忍。他声色俱厉地说：今天，我请财贸各部造反派代表来谈话，没有请各部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参加会议。我严守这次规定。因此，×××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你不能代表造反派。×××，出去！我奉主席之命来开这个会，你不执行最高指示吗？
群众高喊：×××出去！
但这两个人置若罔闻，像没听见一样。
周恩来离开座位，来到这两个人面前，愤怒的目光直逼那位副部长：×××，我再次命令你，马上退出会场。
×××低着头，不敢正视周恩来。
周恩来大声说：解放军同志，把他逮捕起来！
在场的警卫战士当场把这位副部长逮捕了。少数原来跟着起哄的造反派被这种气势镇住了。
周恩来回到座位。说：×××他是来夺取无产阶级财政大权的，受蒙蔽的同志要觉悟过来。我二月七日就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我叫先念同志去传达的。但×××竟说，总理的指示我怀疑，按实际情况财政部夺权应该夺，夺得对，为什么不能夺？我一个总理代表中央作出的决定，他作为副部长竟这样对抗，拒不执行，这样做行吗？我忍耐了很久。我们信任先念同志，才把财政大权交给先念，让他兼财政部长。而×××却玩弄手法，欺骗党中央，欺骗国务院，欺骗群众，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宣布先念、吴波(按：吴波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如何如何，夺财政部的财政大权。财政部的夺权中央没有批准，不能承认！
接下来，周恩来与造反派的谈话突出地强调了三点：
第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的业务大权不能夺。
周恩来批评财政部的造反派：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你们却信任他(指那位副部长)，认为他能够帮你们夺权！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政权的，你们夺财政大权就是夺党中央、毛主席的权。你们这样下去，就要走上斜路了。我再次宣布：中央的党权、政权、军权都是大权，政权里有财政权等，这些权不能夺。对中央各部门，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掌管的，中央的大权怎么能夺呢？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难道夺权能夺到中央？中央各部的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都不能算数，我们要一个一个地审查。
第二，夺权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各部取消党组的要恢复，党组还要行使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