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出于上述忧虑，在难以阻止造反派要陈毅参加批判会的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亲自连续参加外事口“批陈”会议，以陪斗的方式来保护陈毅，这样既可以随时制止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动，又可确保陈毅不被造反派揪走。有时，如果自己遇事确实脱不开身，他就委派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前去参加，以随时掌握会场情况。
此情此意．真是感天地，泣鬼神。
八月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就召开“批陈”会议进行协商。周恩来坚持“批陈”会议以小会为主，并先在外交部召开小型的批判会，然后再安排开中型、大型的。周恩来还对造反派约法三章：会上不许喊“打倒”的口号，不许挂“打倒”的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时答应了。
周恩来还嘱咐陈毅：在会上只听取批判，不要回答问题，以免矛盾激化，事倍功半。
次日下午一时，根据协商安排，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第一次小型“批陈”会议。
八月的北京，热浪灼人。周恩来顶着正午时刻的炎炎烈日，提前来到外交部小礼堂。
当他来到会场门口时，先入会场的卫士长成元功出来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
周恩来当即止步，质问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昨天已经说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这么干？不把标语撤下，会议不能开。
造反派不愿撤下标语。
周恩来抱臂胸前，脸色严肃地站在裸露在烈日之下的水泥台阶上，脸上淌下的汗水，又顺着胳膊大滴大滴地滚落到水泥台阶上。
僵持了近一个小时后，造反派被迫摘下了标语。周恩来这才步入会场。
造反派并不甘心。八月十一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大型“批陈”会议。
会前，周恩来对造反派重申：不许挂“打倒”、“三反分子”之类的标语，不许有侮辱人格的举动。
会场上，周恩来精心布置。出于七日会议造反派不遵守承诺的教训，为确保安全，周恩来特意调来了几十名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安排他们坐在前两排，防止造反派冲击。
大会开始后，周恩来因为有别的急事要处理，到大会堂另一个厅去了，大会由谢富治主持。周恩来刚离开会场，造反派就违背诺言，兴风作浪。几十幅“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同时从二楼、三楼垂悬而下，“打倒陈毅”的口号声骤然响起。
气氛顿时紧张。坐在前两排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手挽手地站立起来，搭起了一道人墙。一些造反派几次试图冲上台去揪陈毅，都被警卫战士挡回。
有几个造反派趁混乱之中偷偷溜到台上，一把揪住陈毅就想动武，被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及时拉开。
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坐在台下，竟一声不吭。
周恩来闻讯赶来，严厉批评了造反派的行径。为了会议不前功尽弃，周恩来不得不放下手头的事，亲自坐镇，直至会议结束。
会议结束后，为预防造反派在回去的路上耍阴谋揪陈毅，周恩来又与陈毅的座车同行，把陈毅送回到中南海。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外交部小礼堂又召开一次小型的“批陈”会议。周恩来在钓鱼台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脱不开身，委托秘书钱嘉栋参加。
会议开始十几分钟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几百名造反派冲入外交部，要揪走陈毅。
造反派鉴于前几次的“经验”，为防止陈毅坐汽车“溜走”，事先把陈毅的汽车轮胎的气放了个一干二净。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通知傅崇碧增派部队前往外交部保护，同时派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到现场协助。
那时，造反派对中央文革的话惟命是从。周恩来要陈伯达打电话给造反派，制止冲击。陈伯达电话是打了，但态度含糊。
周恩来不得不亲自打电话给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要他负责保护陈毅的安全，并护送陈毅回中南海。
傅崇碧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后，迅速增调了两个连的战士，赶赴现场与造反派对峙、周旋。
紧急之中，成元功和陈毅的秘书、警卫一起，将陈毅转移到一楼的一间盥洗室暂时躲藏起来。
一直到夜幕降临，在警卫部队的掩护下，陈老总从外交部的后门出来，坐上卫戍区准备的汽车安全回到中南海。
次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冲进外交部揪陈毅的造反派，严正批评他们的行为。
此时的造反派还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靠山中央文革在周恩来的运筹下将遭受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不知道煽动他们夺外交部权、揪斗陈毅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即将垮台。他们依然有恃无恐，在“批陈”问题上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无理取闹，并采取车轮战，围攻周恩来。由于长时间得不到休息，周恩来的心脏隐隐作痛，服了两次药仍未缓解。
在场的保健医生将总理的病情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造反派头头，他们竟置之不理，仍在陈毅的问题上一味纠缠。
周恩来悲愤地怒斥造反派：你们这样搞完全是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番战术，已经十八个小时了，我一分钟也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也不能再忍受了！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也忍无可忍，冲造反派头头警告：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们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说罢，搀扶着周恩来离开会场。
这时，丧心病狂的造反派还在周恩来的身后追着嚷嚷，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人民大会堂揪陈毅。
周恩来回过头，怒视着造反派，一字一句地警告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在八、九月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共举行了大大小小八次“批陈”会，陈老总好几次遇险，均在周恩来的精心保护下，化险为夷。
傅崇碧将军回忆起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时说：
每次在外交部开批斗陈毅的会，总理都亲自布置。他对我说，你要搞一辆车放在外交部后门那个地方，万一冲，挡不住，你就把陈老总放到车上拉走，拉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都可以。我们组织了七八个人，身体好的，健壮的，有力量会拳术的，保护陈老总。有一次，陈老总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周总理指示我们：一定要保证好陈老总的安全。陈老总对我们开玩笑说：呵，总理把我交给你们了。去北京饭店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到了饭店，我们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我们便把陈毅的汽车停在正门，没等招待会结束，就把车子开走了，那伙人被引到车子开去的方向。招待会结束后，我们用另外准备的车，从另外的门，把陈毅同志接回中南海。陈老总笑着说：谢谢你们了。这时，总理又查问此事，得知陈老总已安全返回，才放了心。由于总理坚持斗争，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揪斗陈毅同志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日，周恩来陪毛泽东接见南京、沈阳军区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代表。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打倒陈毅是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还有外语学校的“六·一六”。
周恩来插话说：“六·一六”也是要打倒我的。
毛泽东笑着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卷八
用情同手足来形容周恩来与贺龙的关系一点也没有形容的成分。然而，这样一位自己竭尽全力想保护的战友加兄弟被活活地迫害致死，周恩来内心的情感痛苦谁人知晓。
三十二、康生企图把贺龙的“问题”在党内公开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凌晨，一辆轿车悄然驶出中南海西北门。
轿车在市区兜了几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万寿路新六所，在周恩来为贺龙元帅夫妇安排的临时住处前停了下来。
这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行动。
新六所贺龙的住处已被造反派发现，贺龙的安全难以保证，周恩来决定在西花厅前厅腾出一块地方，把贺龙夫妇接到西花厅来住。白天目标太大，只能凌晨夜深人静时行动。
用生死与共、情同手足来概括周恩来与贺龙之间的个人关系，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成分。从八一南昌起义的血与火中铸成的情谊，到建国后工作和生活中的密切来往，周恩来与贺龙的个人私交非同一般。建国后，周恩来常常到贺龙家去走动，并常在一起聚餐休闲。这对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是很特殊的。据贺龙的夫人薛明说：每次总理来，贺总一听见他的汽车响，就一边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边呼呼地穿过长长的走廊去迎接恩来同志。只要是我在家，贺龙就大声喊：“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总理是喜欢喝茶的，家里有几种茶叶，我总是倒两杯，放在总理面前，让他尝一尝，哪杯好喝。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战友，周恩来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周恩来内心的痛苦谁人又知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康生等人就把黑手伸向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
贺龙的存在，对林彪来说是一块沉重的心病。
一是贺龙知道林彪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底细，包括林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不满和反对，以及对蒋介石的讨好，林彪害怕贺龙会随时揭他的老底。
二是贺龙的能力和魄力。建国后贺龙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成绩斐然，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林彪担心毛泽东会不断委以贺龙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爆发，林彪欲借机除掉贺龙而后快。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找去谈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劈头就定调：“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
林彪还“提醒”吴法宪：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吴法宪对林彪的谈话心领神会，马上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空军内部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与此同时，林彪又打电话给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同吴法宪一样，李作鹏按照林彪的授意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
叶群还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负责人写信诬陷贺龙，其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的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后来，又有人传得更没谱，说贺龙要用小手枪“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暗杀毛主席”。
康生、江青等人也从背后向贺龙捅了“一刀”，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二月兵变”事件。
事情的本原是这样的。
一九六六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商借房子。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追求“惊心动魄”，贴出了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
这时，正值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为呼应林彪，抓住这张本来是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个善于经营诬陷勾当的造谣专家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于是，在林彪一伙的唆使下，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贺龙，街上出现了“打倒贺龙”的标语，贺龙被造反派纠缠得有家难回。
对贺龙，周恩来是最了解不过了，也深知林彪极力要打击、排除贺龙的原因。因此，周恩来对贺龙的保护更加细心、周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家体委造反派批斗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周恩来去“陪斗”（实际上是以陪斗的形式保护），贺龙也去了。
贺龙的性格也刚烈。为了使贺龙免遭造反派的纠缠，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血压高，我看你还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贺龙从周恩来的话中猜想出自己处境的不妙，但还是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是不会怕群众的，我还是想工作。”
周恩来忧虑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还是去休息一段时间，保重身体第一。”鉴于贺龙的家已不安全，周恩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把贺龙和薛明安排在军队控制下的钓鱼台住下。
但刚住了一个晚上，周恩来又想到江青、康生也都住在钓鱼台。如果让他们知道贺龙住在钓鱼台，造反派就会接踵而来，哪还有贺龙的安宁！
周恩来赶紧又把贺龙夫妇转移到了新六所。
不料，造反派探到了消息，很快跟踪到了新六所，闹着要揪斗贺龙。与此同时，造反派还占据了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在那儿闹腾。
贺龙气愤不过，打算回家去把事情向群众讲清楚，群众应当是了解自己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下午四时三十分，贺龙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讲了造反派进驻他家的情况，说：“我要回去一趟，我不怕。难道群众还不了解我贺龙吗？我也了解群众。”
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我们的元帅仍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却不相信阴谋家可以一手遮天。
然而，事情远不止贺龙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历史并不是每一步都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的。周恩来对整个局势的严峻性看得更清楚些。他担心贺龙去跟造反派正面接触，矛盾可能会更加激化，弄得不好，还有被造反派揪走的危险。
就在前两天，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和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组成了“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在七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得知后，及时劝阻了这次大会。
“你不要回去，我来顶着。”说着，周恩来转身拿起电话打到了贺龙的家里：“我是周恩来，你们那里谁负责，要他接电话。”
造反派头头赶紧过来接过了话筒。
“你们到贺龙同志家里去，呆在那里，太不像样子嘛！你们要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天晚上，我在大会堂见你们！”
在贺龙家闹腾的造反派立马撤走了。晚上十一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中的六个代表。
轿车悄然从新六所开出，照样又在市区兜了几个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中南海西北门，停在了周恩来的住处西花厅前。
警卫人员打开车门，车上走下来的是贺龙和薛明。
劫后余生的薛明后来回忆说：
总理对贺总的安全放心不下，一月十一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总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总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
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安心住着吧。”
有一次，总理坐着坐着，就说：“我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便告诉服务员，把饭给总理端过来。总理的饭也很简单，两个菜。总理边吃边说：“我实在没时间。”接着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又问贺总：“你看过报纸了吧？"
贺总说：“看过了。”
“那我们两人一块再听听。”
我说：“我念得慢啊。”
总理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
总理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吃饭。我边读着，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有清静的时候啊！
就在周恩来把贺龙安排在西花厅住下的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徐向前、陈伯达、叶剑英等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江青、王力、关锋等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贺龙没能参加会议。
会上，康生提出贺龙的问题，企图把贺龙的所谓“问题”在党内公开化。
周恩来立即当着林彪、江青等人的面，特意强调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拜访，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的，不在集体会上讨论，也不公开点名。”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看了林彪交来的吴法宪等人诬陷贺龙的信后，没放在心上，曾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贺龙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街上关于他的大字报已经很多了。”康生还不甘心。
“昨天我们的红卫兵小将就去捉他这个人嘛！”江青也在旁边呼应。
周恩来严肃地说：“群众点贺龙的名，我们不负责。我们政治局的同志，我们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场合点他的名。主席说了嘛，政治局不公开点名，当然也不让红卫兵揪了。”
康生、江青脸红耳热。主持会议的林彪脸色也很难看。
周恩来不管，有毛泽东的指示在手就好办。
三十三、秋天的希望遥遥无期
“一月夺权”的风暴，穿过中南海高厚的围墙，也在里面肆虐着。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挑唆下，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也闹起了两派。许多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负责同志受到了冲击。
中南海外头的造反派连续好几次对中南海的几个出入口发起冲击，要揪斗在里头的中央负责人和被周恩来保护在里头的国务院各部的部长。
往往是周恩来到西门来劝阻群众不要冲击，那边江青等人却跑到北门去给造反派煽风点火。八日凌晨，几百名农林口的造反派翻墙冲进了中南海。
对于贺龙来说，中南海西花厅也非安全之处了。
当然，贺龙住在西花厅，是瞒不过林彪和江青的。长期这样住着，且不说林彪、江青因此攻击周恩来，对周恩来长远的斗争策略也不利。因为这就等于表明周恩来是公开和林彪、江青一伙唱对台戏。
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
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以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
贺龙几次起来想申辩，没有插话的空隙。
周恩来对贺龙说：你不要说什么了。主席不是说过要保你吗？我也要保你。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贺龙从周恩来的谈话中觉察到了形势的险恶。但他也知道周恩来的处境也非常困难。想到周恩来能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悉心关照他，贺龙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里的事我顶着。一会儿由杨德中同志送你们，夜间再走。
一月二十日凌晨，杨德中护送贺龙夫妇到了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里有中央警卫团的一部分部队守卫。
贺龙离开西花厅后，林彪、江青一伙到处打探贺龙的去向，并唆使造反派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周恩来都严词回绝。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嘱咐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周恩来的这句话的“中央”，实际上是指毛泽东。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还是明确的，要保。只要毛泽东明确保贺龙，不管林彪、江青一伙怎样步步进逼，周恩来就有余地可以斡旋。
薛明回忆说：
刚到象鼻子沟时，杨德中不断代表总理去看望我们。他每次来，贺总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杨每次都转达总理的问候，总理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总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他还说，总理估计你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过一段会习惯的。你若有事，找总理。自此，贺总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四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李富春、康生一起接见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代表。谈话间，有学生问及诬陷贺龙的“二月兵变”问题，周恩来当着康生的面，严肃地说：据我知道，没有这回事。“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的命令嘛！
一旁的康生低着头，一声不吭。
地处山区的象鼻子沟冬天来得特别早。虽然还是金秋十月，但早晚却有点寒意了。
国庆节过后，贺龙发高烧，吃饭总吐。周恩来得知后，提出送三○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一伙的反对。
傅崇碧将军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象鼻子沟是八三四一部队管。贺龙去那里以后烧到三十九度了，钓鱼台开办公会议，总理叫我讲，我不能不讲。开会时，我说：总理讲了，贺龙烧到三十九度了，年龄大了，不赶快送三○一医院治疗有危险。康生、江青他们当时说，贺龙是个军阀，是个坏人，没有资格住三○一医院。“文革”这些家伙讲开了，总理没吭气。从钓鱼台回来后，总理对我说：你想个办法吧，把贺龙接出来治疗一下。北京医院造反了，（解放军）总医院造反了，三○一医院造反了。我说，我们那个医院（二六七医院）没有造反。总理说，好，你要想办法弄到那里去。我亲自去，把医院里的院长、政委、医生、护士长找来开了个会，他们属卫戍区管。我说，你们要绝对保密，不准透露消息，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是问。就下了这么几道命令，生活要搞好，要药我会想办法。在医院周围，我们暗地里派了许多便衣警卫。穿军衣不行，军衣目标太大了。把贺龙交给我们接进去了以后，要药啊，有些药没有。总理让他的保健大夫卞志强找药，找来后交给我，我送到医院去。贺龙十多天病就好了。好了以后，我报告总理说已经好了，是不是还休息一下。总理说，算了，久了以后怕暴露了，那个地方暴露怕出危险，就交给杨德中他们，把他送回象鼻子沟。那里外围都是部队。
贺龙回到象鼻子沟后，为防止贺龙因晚上气温低而受凉感冒，杨德中带着周恩来的问候还去看望了贺龙一次，周恩来嘱咐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点烧暖气。
贺龙夫妇对周恩来如此细致周到的关怀十分感激，说：听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像见到了总理一样。
三十四、历史并不总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
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
周恩来曾对贺龙说，秋天我去接你。这是基于寄希望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缓解。当时，中央曾有这样的考虑：二三月间见眉目，四五月间见分晓。
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候并没有因为秋凉而缓解，相反，继续向“左”的方向滑去。在林彪、叶群、江青、康生等人的串谋下，贺龙又被诬陷为“叛变投敌”，列为专案审查对象，九月十三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康生、叶群等人把持了贺龙专案组。从医院回到象鼻子沟后不久，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魔掌，与周恩来的联系也断了，原来负责贺龙医疗的医生也失踪了，换上了他们授意的医生。失去保护的贺龙元帅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贺龙元帅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绞尽脑汁，保护遭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干部，保下来了大多数，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周恩来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有些干部努力保了，还是没能保下来。其中包括像与周恩来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贺龙元帅。
对于贺龙的死，周恩来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悲哀。他极力想保住情同手足的战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保住。这样一位与自己从南昌起义的战火中走过来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迫害致死，周恩来的表面平静如水，内心却汹涌如海，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周恩来为什么没能保住贺龙？是周恩来明哲保身吗？不能这么说。笔者以为，对贺龙，周恩来从党和国家的大局着想，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这一点，要深入到当时的具体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才能看得清楚，不能从一般的社会人际关系去揣摩。
打倒贺龙，主要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基于各自的目的而极力所为的。在当时，林彪是“副统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江青扛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旗也权倾一时。从组织原则上讲，周恩来是要服从林彪命令的，不好同林彪进行公开的对抗。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他开始是保贺龙的，但后来完全“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宣布对贺龙不保了。
在林彪、江青一伙要极力整倒贺龙、毛泽东又偏听了他们的诬陷的情况下，不论周恩来作出何种选择，采取何种态度，他对贺龙的保护都力不从心而难以为继。就说是当时周恩来拍案而起，极力反对林彪、江青一伙对贺龙的诬陷，也不可能保住贺龙。因为以林彪、江青一伙当时的权势，加上毛泽东的偏听，周恩来的拍案而起根本无力改变和挽救贺龙的悲惨命运，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上，眼看着自己的亲人正往深渊中坠落而无能为力一样。
在失去了与周恩来的联系之后，贺龙曾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不得已啊！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而且，周恩来拍案而起非但不能保住贺龙，还有可能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从而给一直想排除周恩来的林彪、江青一伙乘隙而入，打倒周恩来。这样，对个人来说，自己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哪怕是被打倒落得贺龙的悲惨结局，周恩来都可以坦然以对，但是，从党和国家的利害考虑，周恩来手中掌握的、能够在许多方面争得毛泽东的支持来制约林彪、江青一伙的为所欲为的合法权力，将落到林彪、江青一伙手中，他们就可以更加肆虐，党和国家就要遭受更大的损失。有可能就像尼克松在其《领袖们》所说的那样，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毕竟周恩来不是一般的领导干部，他所处的地位，他的一进一退，都与党和国家的安危有着举足轻重的关联。
从对党和国家的利害权衡，当时的历史环境留给周恩来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泪看亲朋成冤魂，忍辱负重待转机。含悲忍痛，继续斗争，在斗争中等待历史的转机。对周恩来来说，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唯一的明智选择。
对贺龙之死的悲愤之情，一直回荡在周恩来的心间。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等待周恩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周恩来立即想到的就是贺龙的死。十月份，周恩来就派人四处寻找贺龙的家属。
据薛明回忆说：一九七一年十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注：当时薛明被看押在贵州空军某干校）。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的。为寻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总理派他们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下来了。
一九七三年二月底，毛泽东在与张春桥谈话时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要给贺龙平反。他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贺龙的彻底平反仍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即使在毛泽东明确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的情况下，贺龙的彻底平反的步履也还这样艰难迟缓，由此可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九七四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通知虽然给贺龙平反了，但还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的等不实之词。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贺龙逝世六周年之际，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在滚滚泪水中，发出了憋压在心中六年之久的悲怆：“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天若有情天亦老。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在贺龙的遗像前，周恩来深深地一连鞠了七个躬。然后，严肃地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然而，就是这次中共中央批准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还被江青诬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妄图再次制造冤案。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通过有关部门作了大量的调查，于一九八○年对贺龙同志的死因作了结案报告，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至此，贺龙元帅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
之所以还要对贺龙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作一简要叙述，目的是说明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横行的十年浩劫中，斗争是多么的艰难和复杂，绝不是周恩来拍案而起几句话就能解决那样的简单。试想一下，在林彪集团彻底覆灭、拥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几次明确表示了要给贺龙平反的要求后，贺龙冤案的平反还这样一波三折，那么，在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肆虐横行、毛泽东又偏听了他们的一面之词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拍案而起为贺龙鸣冤叫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还是那句话，历史并不总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的。
卷九
周恩来秘密转移一批干部，江青等人拍桌子追问。毛泽东说：总理做得好。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造反派的通缉令发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火了：这还了得，这等于是通缉我了！中南海还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彭真挨斗时，周恩来指示找一架直升飞机停在体育场外面。
三十五、周恩来把一批高级干部转移到秘密地点保护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都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和造反派的冲击。
一些造反派为炫耀自己的“能干”，甚至把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揪到北京，游街示众。
周恩来曾派自己的联络员转告造反派头头，制止这种乱揪乱斗的行为。
毛泽东对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做法也有不满。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周恩来参加陪见。
谈到眼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两天之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击老干部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吗？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毛泽东这么一说，周恩来心中有底了。他根据毛泽东要保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等人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受冲击的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并把他们接至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先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几位副总理写出报告，然后由他把报告送给毛泽东批准。真可谓用心良苦。
二月初，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先后两次写报告给周恩来，提出把一些省市委的负责人接到北京。
总理：
我们建议把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调到北京来，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另方面也可使他们身体得到休息。
震林、陈毅
总理：
建议把下列同志调来北京，如张平化、张体学、韦国清、霍士廉、陈玉显、刘子厚。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一方面使之休息一下。
陈毅、震林、先念、富春
二月八日，周恩来将这两份报告转送毛泽东批准，并附信建议：对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均拟先接来北京养病。
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这样，在周恩来和造反派的直接交涉下，受冲击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陆续被接至北京养病。名为养病，实为保护。
二月九日晚上，周恩来通过军委一号台要通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电话。
“得志同志，你还好吗？谭启龙同志现在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中，谭启龙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红卫兵要求参加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谭启龙上北京。红卫兵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一）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二）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三）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恩来明确答复：（一）十万人大会不能开；（二）游行不能搞；（三）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在周恩来、陶铸、谭震林等的直接干预下，公开批斗谭启龙的大会被取消了。谭启龙回到山东后，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又被造反派关押起来了。
“总理，谭启龙同志前两天刚从青岛被押回到济南，听说现在被关在山东医学院。”杨得志回答说。
“好。得志同志，请你立即派人把谭启龙同志从造反派手中接出来，并由军队护送到机场。毛主席指示，让谭启龙到北京来休息一段时间。明天早上七点，中央派飞机到机场接谭启龙同志来北京。”
“总理，你放心，我一定找到谭启龙同志。”
晚上十点，杨得志司令员派出的人直接把车开到了谭启龙被关押的地方——山东医学院教学楼。
开始，造反派拒不交人。军区来的人斩钉截铁地说：“中央有紧急指示，要谭政委马上去北京。”谭启龙那时还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谭启龙被接上汽车，来到军区五所，换了一部车后，未作停留，直奔机场。
谭启龙心里有点纳闷，不知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但从那些人对他的态度上看，又不像是造反派。
到机场后，负责护送的军人才告诉谭启龙：“谭政委，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司令，指示把你从造反派手里接出来，负责护送到机场。明天早上七点派飞机来接你。”
次日一早，北京派来的飞机准时降落在济南机场。谭启龙到北京后，被安排住进了由军队控制的京西宾馆。
对此，谭启龙曾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从受冲击，被打倒，到重新工作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周总理曾三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我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同志对我采取保护性措施。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及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无法无天的运动冲击下我能否生存下来，能否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难预料的。
就在谭启龙被接到北京的当天，浙江省军区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总理值班室，说造反派将于十二日在省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参加的批斗江华的大会，省军区是否参加，如何表态？
江华当时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病在上海住院治疗。一九六六年底被造反派从上海揪回杭州，关押起来。他担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妻子吴仲廉也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来京的造反派时，严厉批评了造反派揪斗、关押江华的行为，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他是少数民族，我们要团结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再三说过，对江华要保。
